警惕传媒的"道德问责"；
传统文人的良心生意经，"严厉地批评，有偿被招安"；
西方"监督公务员道德"的假象；
私有化的前提是废黜不必要的公务员岗位；
道德批评是卫道公有制最有效的手段；
"胡乱批评政府的批评"的几篇时事评论，是针对媒体记者们的热文现象；也适合我国公众的起哄习惯。诚然，今天的媒体包括网站等，仍然处于严密的思想监管下，但也必须承认，除了少数命题作文以外，大多数媒记的发表，都是个性观点化的。对这些热文的审批，也是审批其意识形态是否对抗政府，而不是审批其是否作为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的利益在那里"。
并不仅仅是中国现代社会，而是整个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或者是几十万年的公有制历史的特点；任何出于道德意识形态的"批评"（其实是对抗），都会遭到越来越严厉的弹压；而几乎所有自有利益的诉求，都会得到某种容忍。这样就构成了古来文人的一种"批评政府"的生意经，"严厉地批评，妥协地被招安"。昨天是民粹斗士，今天转眼成了温驯的政治五毛，每天有多少实例，不妨留心观察。
从事批评与招安专业的传媒人等，是走了他所在专业的最利自身利益的路子，外人无可指责；但如果被这种现象迷惑，甚至跟随鼓吹"道德对抗政府"（美其名监督），就大错特错了。恰成对照的是，如果是从公众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每个人的某种利益，必定从属于某种社群，即利益集团），则"我（们）的利益在那里"，是根本不必在道德上上纲上线的，更不必对而抗之。
所以任何道德"监控"政府的所谓批评，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令人警惕的。因为任何道德指责，无论是指责公务员，还是指责平民，指责政府，指责资本家，甚至指责罪犯，都是强化了中央集权的传统公有制社会，而不是对民主政体的呼吁。并不是民主社会没有道德，而是民主社会没有"责备他人"的道德。道德只能用于自律，只要你是追求民主的，就请永远记住这一点！
用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是公民的公仆；站在老板看一盘生意的角度去理解"如何批评政府"，可以更便于理解，当中国公众批评一件涉及政府的是非时，（可能对，也可能错），常常搞混了几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命题。首先是该公务员的role（公务职务）是否有必要？设置是否合理？能否废黜？（实现减税）；然后才是该公务员是否称职？至于这位公务员是道德形貌是否可人，根本无关紧要。
道德监控公务员的一言一行，似乎是"向西方学习"。但是西方可以随便炒了公务员，可以随便废黜该公务员的职务，而没有那么多的无私圣经唠唠叨叨，中国达到这个水平了吗？实际上西方所谓对公务员的道德要求，是在政府职位设置已经相当稳定（至少几十年实践经验以上），该公务员的工作能力一般不需太怀疑，作为"疑过从有"炒公务员鱿鱼的舆论探讨出现的，这个社会条件，中国仍不具备。
所以中国道德监控公务员的所谓舆论民意，实际上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意味着无论该职位（以及更高级的职能部门）是否设置合理，是否因为设置不合理才导致涉及政府的相关是非，（涉衣到行政立法议案的民意讨论），是否应该废黜等等，都禁止讨论；充其量是这位公务员不称职；而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位公务员的道德形貌不够，才"坏了事"。那就换一个更道德性感的上台，一直换到贤官为止？
道德监控公务员一言一行，与道德要求明君降世，是同样的国民劣根性。一个"小天下"（部门主管领域）出了问题，不是体制上要反思，而是因为有人腐败了（所谓人性本恶），是因为有人不够道德？再也没有比之更美妙的卫道理由了。传媒有传媒寻求被招安的利益，传媒不能代表国民的利益；但传媒在民粹环境中可以僭占国民的"民意"，对有关是非道德问罪之。公众对此是需要对此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