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督教仇恨进化论？

进化论是研究人类更好地生存的科学；
为什么基督教仇恨进化论？
中世纪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特权利益；
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严惩科学"；

进化论并不仅仅适用于生物的物种，而是适用于生物的一切，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个器官的每一个机能，都有其千百万年来适应环境的进化痕迹。这种进化规律与宇宙演变所共同遵循的"熵恒增加－能量守恒定律"一起，让古老的圣经中所有关于人类和宇宙起源的章节，变成了三岁小童都看得出是胡扯的鬼话，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会统治世俗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进化论是一种"善学"，假如我们将"善"定为有利于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的话。进化论遭到拜上帝教（常常自称为基督教）的仇恨，更大程度上应从政治利益上去考虑。基督教至少在中世纪以前，社会性质与斯大林式的政党非常相似。上帝创造了人，上帝也将毁灭全人类，世界末日终将来临，只有信主的基督徒才能得救，其他所有人都要下地狱！

基督教将自已对世界末日的恐惧，转变为对人类生存以恶魔式的诅咒，却是拜上帝教教（旧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理念！正是依靠着这种信仰的解读的垄断，基督教会树立了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和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控制。这种控制漫延到每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和国家，每一个人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农奴，都要向教会捐献收入的十分一，这就是教会拯救灵魂的明码实价！

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造人的谎言，（上帝是否创造了生物则非有实证定论），宇宙论推翻了地球中心论，现代医学的突破推翻了神医耶稣式的传统医学对教会权威的肯定；于是达尔文就成了拜上帝教眼中的撒旦，火刑柱上绑上了修道士布鲁诺，号称新教之一的加尔文签署了对塞尔维持的死刑，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胡斯神父被罗马教廷化骨扬灰！仅仅因为这些人都触犯了中世纪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特权利益！

基督教会亲手代替上帝，让所有动摇了或涉嫌动摇，甚至仅仅是可能动摇基督教会财产特权和十一税特权的人，统统下地狱！无非是"公共管理学最基本的假设的体现：任何公共组织的本质，都是自利的！"，无论基督教会号称多么无私，显而易见的是，其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是极端的自私，并且是极端的残无人道！原因无非是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严惩科学"！

文艺复兴推翻了基督教会的社会特权，人权普世价值观的确立，也令今天思想解放的人类，既不用担心在生物学和宇宙认识上的进步，就被因为动摇了基督教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而被送上火刑架；更不会出于报复的目的，把那些借攻击进化论传教的信仰分子也送上火刑架，让他们为他们的教友犯下的罪孽赎罪！

尽管进化论的现存的生物和已经发掘的实物化石证据琳琅满目，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已经完全不存在任何可以怀疑的空间，而只有尚待探讨的环节。但是"不相信进化论"，仍在不失为一种信仰自由，宣扬进化论不人道，除了让现代公众怀疑这些人理智的健全，倒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这些人错误地使用用波普尔式的证伪"论证进化论不科学"则充其量是一种虔诚的文字游戏。

离开了实证的波普尔证伪法则，本身就是伪科学，却常被滥用为"科学的真理标准"！"信仰创造论"的拜上帝教教徒，援引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科学标准"，要求进化论预测生物的未来以证明进化论是科学，――>波普尔先生却早先行断言：能够预测未来的都是伪科学！妙吧？其实就是信仰分了早已断言进化论不科学后，再自我选择"理由"罢了。顺便提一提，哲学家波普尔先生也是一位基督徒！

市场经济富者越富马太效应是不可能成立的

帕累托积的真实含义；民主社会的“快乐”的真实含义；
只有等级社会的特权才能“把自已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富人钱越多，钱的边际效益越低；
专制社会的富人用钱买权；民主社会的富人用钱买慈善；
为什么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可以自动消除贫富差距？

 

交换创造价值，就是所谓帕累托积的真实的社会含义——>社会合作的效益指标。茅于轼先生反复用“快乐”来介绍“帕累托积”，实际上是不得要领，茅老自已并没有真正理解帕累托积的社会含义，并没有理解所谓个人快乐，其实就是“个体对自有利益的价值评估”，所谓帕累托积，就是“交换创造价值”，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水平就是社会交换的水平，也即彼此合作的水平。

因为帕累托积之中的所谓“快乐”是个人对自已利益的评估，所谓“自已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自然是不成立的。在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中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特权才能做到“自已的快乐不恰当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侵犯了别人的人权利益！那些别人快乐他就痛苦的神经病，在中国这种道德社会里，常常称之为“仇富的美德”，——>因为别人的私有财产超过他自已，他就很痛苦！看见别人快乐，他就很痛苦！

认为私有财产意义上的富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必然为富不仁”，只不过是仇富者的一种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以为“钱（广义就是财产）”对于富人的价值，如同其对于穷人的价值，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个人的钱”到了一定程度上，就会变成边际的价值，更多的钱只有数字游戏上的意义；这时，富人寻求的就是不再是钱能够换来的东西，比方说响应寻租，用钱购买特权，常称为官商勾结。

因此富人本身就算有心为恶，除非是在一个等级社会（大政府）里，具有寻租的空间，否则钱到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而美式民主（一地一票——>地区社区内一人一票）的公权授权，又与钱是无关的；用钱作宣传有更大的效果边际，受制于个人主义“对自已负责”，（如同无论多少钱投入宣传，没有几个人被忽悠自尽的），所以钱的边际效应，就是花钱的效果变差了。

简单说，就是穷人精打细算要达到的消费目的，富人则由于“钱的边际效果下降”，而大大降低了钱的消费效果。举例子说，穷人养一条狗只不过是边角喂料，富小姐接一只狗要两千万……，当富人完成同样的消费效果时（富人自我评估），对富人财富的消耗远远超过穷人，同时为穷人的收入制造了更多，也是更高效的就业机会。最后，慈善也成为重要的消费模式，——因此在公有制鼓吹慈善，是抢劫的信号。

这就是市场经济可以消除贫富差距的内部过程。所以富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可以归结为两种，（包括慈善在内），其一是储蓄备穷，这点和穷人别无二致；其延伸就是回避风险，比如说中国没有民主改革，富人的钱就不停转移到民主社会里去，（不管钱是从那里来的）；其二是买权，将天然要贬值的资产换成不会贬值的特权。购买特权而不得，转而购买服务业的劳务，就构成了服务业成长的经济基础！

所以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即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就是将社会的特权完全禁止，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公权规模是小政府，完全没有寻租空间，——>民主社会并非当官的特高尚所以没有腐败，实在是没有寻租空间，想腐败其得益还比不上正经当官的工资！这样的社会当然当官的廉洁得多了！把花钱买特权官商勾结的路堵死了，富人的钱不是存起来，就只能是在市场经济中自然贬值，或在交流中“均富”了。

富人如果把财产存起来（退出流通），无论自以为那些财产多么值钱，如果不是变成“等待升值的古董”，就是在流通中被边缘化。在现代货币政策中，屯积货币（如中国屯积美元），将导致央行自然增发货币平衡流通需求，如果存成国债一类（象中国买美国国债）又导致利率下跌，因此屯积财产难逃米塞斯原理。（货币主义其实是不必要的，别述）。所以市场经济造成“富者越富”，是不可能成立的。

公有制社会就是封建等级制社会

由米塞斯原理可逻辑论证交易成本定理；
科斯定理的滥用和张五常的错误；
科斯教授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糊涂虫；
科斯主张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新制度学派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追求中世纪的奴隶社会；

米塞斯原理是（进化论――>人权完整性即人权普世价值观――>交换创造价值）逻辑流程的必然结论，其逻辑基础同时也在逻辑上证明了科斯定理。对于科斯的门徒张五常之辈而言，科斯定理是一个不能证明的断言，（科斯自已也没有证明这个定理，威廉姆斯仅仅是总结出这一定理），因此张五常会说出"中国低人权（奴役中国人）降低交易成本"的鬼话。

科斯定理成立的前提，是人权的议价权不可侵犯，市场才能达成科斯定理的优化；否则低人权本身，就构成了科斯定理的"市场阻尼"。科斯定理在张五常之流的"新制度学派"（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学派）里变成了公有制"最优化"的"经济学定理"（权威性断言），关键在于偷换了"最优化optimized"的概念。换言之，"最优化"的标准没有定义，最优化的利益个体有转移。

如果将"最优化"定为"领导同志最满意"，那么显然张五常对科斯（高斯）的政策解释是正确的，"低人权让中国劳动者低工资，可以减低（出口导向）的成本，让国企领导和美国私有消费者都最满意"，――>让中国人民做奴隶，除了中国人民自已，估计全世界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会不满意的。这就是张五常教给中国"经济学家"的新一派"经济学"。

但如果将"最优化"定义为个体主义体验的帕累托积，（也就是常说的为人民服和，让国民最满意），那么答案就完全相反了，低人权意味着叛国、卖国、国民公敌！美国通辑张五常尚可称涉嫌犯罪；中华通辑张五常，让张大师到他百般赞赏的朝鲜金国里去避难，绝对符合张五常对"经济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如果科斯跑到朝鲜看看社会主义饿死小百姓的效率，不知会不会赞叹"死人交易成本"真低！　

曾经声称"社会主义必定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张五常，竟然沦落为最赤裸裸的毛左！谁想到？用"科斯"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是科斯自已所不能理解的，又有谁能想到？科斯实际上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诺贝尔得主。科斯是第一个具体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学者，威廉姆斯是第一个总结出"交易成本原理（科斯定理）"的经济学家，而张五常则是最滥用科斯定理的政治学者。

米塞斯原理"资本的本质是自然损耗的，而不是自然增益的"，实际上否定了科斯对"企业化管理市场交易降低市场成本"的设想。因为企业化管理只不过是把市场交换变成了自产自销的内部计价资本，而（任何意义上的）资本都是自然损耗的，在企业上就表现为管理成本的上升。科斯"企业化管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设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义词。科斯其实是一个糊涂虫！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显得是一个糊涂虫，但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表述，接近于笔者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定的观点，区别在于，科斯似将"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生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对于法律权"利"初始界定（大概指产权）的标准含糊其辞，所以科斯先生（RH.Coase）实际上是一位有精彩言论而无任何实质观点的大作家；而科斯本人根本没有作任何澄清！一门缺乏实证标准的哲学！

在契约经济学上的造诣，科斯还比不上RA.Posner，即使如此，国内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更别说张五常了），对波斯的推崇也不是他主张"法治降低交易成本"，而是他的"企业化管理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笔者对于科斯是否糊涂虫的真相是不感兴趣的，就象对马克思是不是一个王八蛋的真相一点不感兴趣。科斯是一个糊涂虫和利用科斯的那些人（象张五常）是精明鬼，两者的效果完全等效。
由米塞斯原理再联系到国际歌的本意，经济学实际上对人类的智慧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的共产主义，"夺回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自以为公平的"公有制社会"，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脱胎的封建等级制类种姓社会！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最发达

米塞斯资本原理；资本的本质是自然损耗的，而不是自然增益的
什么是亏损？亏损是个体自我体验的价值损失；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资本"才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论就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最发达；
奴役之路：强行转嫁资本的自然损耗

米塞斯有一句话笔者称之为米塞斯资本原理：资本的本质是自然损耗的，而不是自然增益的。"资本自然增益"是马克思等错误假设，导致马克思整套理论都是错的！如果资本是自然增益的，则必然需要把资本处于公共掌握之中，否则就会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反之，如果资本的性质是天生损耗的，就要市场经济，让资本产权所有人"逐利"，在避免贬值中优胜劣汰，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将资本的属性误认为是"自然增益"，从而也就将享有财产性收入，贬称为食利者；并且否定了人权本身的资本属性，将出售劳动力称为"被剥削"，也就有了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但马克思所有逻辑结论都是错误的，仅仅因为资本的性质的天生损耗的。实际上人权作为最基本的资本，人权的"食利"（即劳动收入）能力，本质上也是天生损耗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停地"充电"！（教育）

米塞斯原理是著作中指出马克思错误时使用的一句断言，而没有对此断言的成立加以论证；实际上是人权经济学中，人权完整性即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必然逻辑结果。只需要将人权完整性（即议价权）计入资本范筹即可，（资本＝（人权资本＋产权资本）），产权资本即马克思理论中所定义的（货币资本＋非货币资本）。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的荒唐结论就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最发达的经济模式。

产权价值如果不是自用而退出市场流通（象自种自食），则必须在交换之中经对方的议价权的确认，（对方对自已交换物价值的自主估计），才能在市场上体现其交换价值。在此要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资本是用于生产目的的社会物质的总和"，仅仅是大意上正确，还需要更严格的框定，首先它缺乏了"生产"必要的劳动力要素，其次它没有指出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的。

所以马克思"资本定义"是不完全的，本身是不能完成生产的。而必须将资本的一部分（成本）购入相应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产出；并且产品必须在市场上完成交换，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实现成本的回笼，才能完成一次再生产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自用的话，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所谓"再生产"，取决于自我满足的程度，而且这样的物质水平（包括抗风险能力）是极低的，即，原始社会！

因此在资本必定是在交换的意义上，"损益"才有可估量的意义。据此可以得出相应的逻辑结论：当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即劳动者的产权和私有产权议价权不可侵犯时，产权卖主的自我估价，与潜在买主对其的价值估价之间，必然有一个自我体验的差损。自我体验实际上就是个体意义上对使用价值的最终评估，即"对于我有什么用"，"我"的利益在那里,etc，诸如此类的评估。

自我体验的差损表现在货币计量上，就是"亏损"。比方说炒股的亏损，认为挨套没亏也是自我体验，所以炒股盈亏肯定是风险收益自负的。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流动性原理的另一种表述。米塞斯原理简单地说（资本＝（人权资本＋产权资本））公式中，人权资本不受侵犯，则产权（在他方的估值）中就要被牺牲。所以在人权社会里（即民本社会，民主社会），资本是自然损耗，除非通过等级制度，剥夺人权的议价权，从而将资本的损耗转嫁到人权上。

"将资本的损耗转嫁到人权上"，如（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必须保持低人权优势），正是米塞斯原理的现实证明。米塞斯原理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奴役和奴隶制产生的经济学上的根源：强行转嫁资本的自然损耗！！结果就导致了人权消费能力的自然损耗，先是内需，然后是人本身成了多余的，最后就是大规模的死亡和社会的凋零。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普世价值的死敌

宗教哲学派斗的背后总是社群利益的无私的争斗；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行为如出一辙；
在理性主义的层面上，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价；
基督教神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基础都是辩证法；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不符合实证科学标准，都是唯心主义；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死敌！

 

人性本私必有其“私有独享的利益”(私有制)！因此有人的地方必然有差别。从哲学教义的区别上识别马恩毛历史中的种种派别，神经错乱的程度与“分析”基督教古老神学中的微妙差距类似。而如果在“杜林论”“托洛茨基派”“小刘观点”等等背后的利益体入手，就会更清楚地发现一个不缺信仰的社会，在走向专制和灭亡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自已的社会成员，最终自取灭亡！

毛主席的政治基础，显然是传统孔儒中国自庚子灭亡后的“国家主义复兴运动”，即所谓的五四国家主义爱国运动，经孙蒋及毛而最后形成的历史逻辑和相应的国家主义社群，其意识形态代表就是左联的鲁迅和1976年左联四人组。1976年三位左联写手和一位前演员女旗手被请入秦城酒店免费长住，刚好凑成一副麻将档。难道这四个是伏地魔懂摄魂法？其他人都是被他们四个忽悠的吗？

毛主义的深厚历史基础绝不只是这四位左联的写手，也不仅仅是毛式国家主义的科尔涅尼乌斯卫队，这一组织既深植于五四以来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群体之中，同样深植于两千年孔儒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这可能就是当年不能通过侏连“拨乱反正”的原因，也是今天不得不面对乌有毛乡这类文字困扰的原因。可以说，只要大国霸权主义的传统文化还叫座，毛主席就永远活在义和团的心中。

实体历史学通过追踪“主义＝哲学信仰＝宗教”，“抛开真理看社会”，清楚地看到了在统一思想的社会过程中，基督教的神学斗争与马恩毛哲学的阶级斗争的共同之处，和走向中世纪式政教合一的领袖政治的共同历史流程。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如果将“上帝”提取出来，在理性主义信仰的层次上，两种信仰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流程简直如出一辙。

基督教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两种信仰的共同连结点就是辩证法。基督教神学是用辩证法论证“真理符合上帝的意思”，而马克思则用辩证法断言“辩证法就是真理”。因此在理性主义的层面上，（注意这个前提），基督教的上帝只不过是强调辩证法结论的一种宣传手段，类似于马恩毛用“斯大林，毛主席”作为宣传辩证法结论的号召一样。

因此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层面上，都是“辩证法哲学信仰”中的一种。事实上理性主义的“无私信仰”，是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基督教的所有传统无私美德，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和极力宣扬的，而仅仅剔除了“上帝”，将马克思断言的“社会发展论，阶级斗争”代替了神本身而已。两种信仰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哲学辩证法，都是缺乏实证支持的唯心主义，都是理性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会联合攻击“个人主义的美式民主”，联合攻击“科学进化论”，索尔仁尼琴在攻击了“不信神的马克思主义”后，同样谩骂美国的自由主义，憧憬于传统中世纪社会制度的沙皇帝国，丝毫不足为奇。缺乏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的解放，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是同一片土地的同一种文化里结出的同一类“信仰”！一丘之貉！！

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争论是否存在上帝这一个（与人类经济政治生活无关）的细节上可以狗咬狗而互相仇恨时，也必须看到，这两种宗教一旦处于理性主义的信仰模式下，在排斥个人信仰、否定私有制、“统一思想”的血腥残酷、控制社会的手段、道德治国的主张……，等等方方面面，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社会的死敌！

开明专制不可能长期稳定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行为模式
专制信仰环境中，“领袖政治”是更稳定的进步；
“民主政治优于专制”必须在私有制背景中才成立；
“开明专制”是不可能长期实现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分支；

 

伊斯兰教由一位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裁断教义的“真理标准”，利益的分歧只能通过拥立不同的哈里发实现，而出现了绿派白派逊尼派什叶派这些宗派。伊斯兰教用一位宗教领袖裁断是非，可能是汲取了Zoroaster教的经验教训。尽管我们对于Zoroaster教还缺乏更详细的了解，但看上去有基督教的一些争端特点：宗教会议，最高祭师团，异端和宗教战争。

Zoroaster和基督教，两者的母体波斯萨珊和拜占庭，都是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专制帝国，则是另一个共同之处。如果再联系现代斯大林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那么古老的共产主义宗教如玛兹达，（近似的Zoroaster），基督教和马恩毛主义信仰之间，相同之处就不是一点点了。如果从这几种信仰都是“无私”的军事化组织依赖的哲学信仰去理解，可以认为这几种宗教的社会行为模式是完全一样的。

越是了解基督教在拜占庭初期的历史，越是发现与马恩毛文革的相似之处，再了解伊斯兰用“宗教领袖”替代了zoroaster的宗教会议，则不会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在拜占庭中后期的中世纪，会完全放弃早期如zoroaster般的“党内民主”，而转由拜占庭皇帝（后来是教皇）统一裁决真理标准，不会奇怪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发展成领袖政治，而进入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社会模式，如朝鲜或毛帝国。

基督教教会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严格的党内民主性质。主教拥有司法辖免权，只能在宗教会议中（相当于党代表大会）由同为主教的大会或陪审团裁定是非，裁定的标准又是根据对圣经的不同解义，胜负取决于暴民政治和党政军政治的干涉力量。对比四至六世纪的宗教动荡和zoroaster教的内斗，则不要轻易说“专制不如民主”，事实上哈里发或教皇的中世纪专制，相对于早期“党内民主”是很大的进步。

因此民主和专制那个好，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就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背景下。私有制必然发展成为民主制度。人权私有制（人权不可侵犯）经国民主权原理，必定最终构成美式民主；父权私有制则以家族利益为核心，发展成罗马式的民主；城邦私有制（城邦利益私有，城邦内共产）则构成希腊阿开亚同盟式的民主。

相反，在公有制的无私信仰下，则专制就是社会的“进步”，如果社会的稳定意味着社会的一种利益方式的话。“稳定压倒一切”而寻求开明专制，在公有制的无私道德文化背景下是合适的，但本身是不稳定的。因为开明本身释放了私有制的人性本能，而必然令社会越来越动荡。要么完全转向私有制社会，否定共产主义信条，排斥任何信仰；要么转向宗教领袖“统一思想”，别无第三条路可走。

有些人被辩证法毒害，会说“完全公有是不对的，完全私有是不对的”。在排除了国民主权原理谐逐级授权构成的公共合法性程序后，（即排斥民主制度），这些辩证中庸卫道士，无法确切地回答一个问题：公有和私有的标准是什么？界限是什么？因此如果不是回避了关键性问题而不得不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就是仍然要确定一个天无二日的“确定公有和私有”的标准，而回到民主或是专制的选择上。

无论是在信仰方式还是在社会组织上，将基督教视为“前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基督教反思过程中的一个变体。基督教神学知识分子，在文艺复兴的科学的冲击下，不得不剔除了无法验证的“上帝”，保留了基督教的一切糟粕，而剔除了文艺复兴为基督教社会带来的一切反思，剔除一切“危害政教合一传统社会”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私有制因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政府为什么不是英雄？

没有一颗自由的心，思想将永远被禁锢
人性本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条件；
为什么中国人"开会"永远没有结果？拜占庭呢？

有读者问，笔者对现实和历史的观点，是"看什么书得到的"，在"天网控制下怎么样才能看到那些书？"，这个问题笔者已经用上千篇博文反复说明了，其中的历史部分就是大历史观的方法论。笔者不厌其烦地再说一句，如果您不具备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去看书，你会发现出了中国的"控制"，在西方仍然是天网，一大把的"马恩毛左"学者一点不比大陆少。

笔者看到的资料也就是所有人看到的资料；笔者能够买到的英文原著也是所有人可以从Amazon买到的。但是笔者就是能够从不同著作的字里行间，按笔者早已公开并解释了几十万字的方法论，看出每天笔录的世界史实体分析，那么又有谁可供抄袭呢？赠这些读者一句话：如果您没有一颗自由的心，您的思想永远是被禁锢的！ 否则某一个权威的上帝，是你唯一可以追求的"真理"。

自由的心就是"人性本私"的心，人性有私就可以以利益为依据，采用易位思维，设身处地去理解其时其物的其人其事。所以存了任何理由的无私念头，（意识形态分子喜欢称之为"有信仰"），心就盲了！就不能再理解他人的七情六欲了，也就只剩下道德挞伐彼此的攻讦。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开会是永远开不出结果的，一定要等到某一位英雄级的领导一言九鼎了，同意的不同意的才会闭嘴，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任何讨论都必须有其"真理核证的依据"，如果不是从实体社会学的"个体利益"出发，就只能在圣经神本之间你我哲学地泡香茶。别说中国文人，拜占庭人在灭顶之灾面前，重大会议开来开去，死到临头还得不出共识；那么在事不关已的时侯，中国吃公粮的大家伙儿党组织生活，定期集中在一起浪费点时间，算个什么鸟事？

所以中国文人大体上是不明白民主的，象卢麒元先生曾经说"民主也是君主制，总要有人拿主意"，说明此君不是存心恶意，他是真的不懂，他根本不懂政治和经济学！而是精通了马恩毛的政治经济学，外加资治通鉴24史作配料。民主是"个体有私"的制度，没有私有利益的"民主讨论"，永远是公款消费泡香茶，直到永远！所以在无私信仰（也就是公有制追求）之中，民主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人治社会中，君主政治效率要高得多，英雄主义是不可缺少的，道德治国是根本大计。事实上在无私的人治文化中，将"舆论监督"当成了对政府执政求全责备，本质上只不过是质问"政府为什么不是英雄"，"政府为什么不是上帝"，"政府难道不是万能的吗？"的，在否定了政府只不过是给全民打工的"利益集团"，也就将奴役的枷锁套到自已的头上。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跑来质问"黑爵的历史依据是什么"，无非是争论"黑爵成为权威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但是黑爵不是权威，仅仅是I DO think so！并且公开WHY I do think so的所有根据。如果读者感到笔者言之成理，那么笔者就是这种观点的权威。这就是笔者不模仿一些"传统历史学者"大量引据其他著作的原因。但在有空时会评论一下笔者主要阅读的作者，其实笔者已经评论了很多了。

拜占庭史的直接资料很少，大部分拜占庭史的著作都是英语著，如James.H-Johnston等。但是实体历史学并不完全依靠直接的历史记载，从一个确切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复原出来的历史信息，比传统历史观要多得多。因此实体经济学可以从周边历史关系和断点记录中重现一个历史的进程。当笔者用这一方法论大体重现了最缺乏资料的埃及历史进程后，对于重现拜占庭历史就显得驾轻就熟了。

计划生育 相当于中国连续打了30年大战

外患深重是老大帝国的体检证明；
瘟疫和饥荒能重创一个社会，必定是因为有制度上的硬伤；
瘟疫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是有利的；
为什么大饥荒和大瘟疫后人口会有良性的增长？
计划生育相当于一场严重的战争损失；
大饥荒和计划生育都是马克思主义错误前提的自然逻辑结果；

 

当灾难严重损害社会的同时掩盖了制度上的缺陷时，而灾难又总是有利于“灾难管理总管”终生世袭地续位时，（看看朝鲜金家继位的理由），就成为一道正反馈的剪刀差，结果不是全民族自杀式的死绝，就是以崩溃的方式各自求生——>强大帝国因而瓦解，如果不是说乱世不可避免的话！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灾难主要表现为瘟疫和蛮族入侵的战争。

蛮族入侵的原因不再重复，蛮族入侵如果不是自已遭了难，就是目标帝国如拜占庭太虚弱，世界强国实际上都是食腐动物，看到老病帝国就想啃一口。所谓外患深重，在实体历史学看来，其实就是这个帝国自已制度落后，老病缠身的体检证明。拜占庭地区分布太广，不容易编大饥荒的故事，就编了许多大瘟疫，道听途说的都能作为证明，更何况瘟疫确实是出现过的，也死了许多人。编起来就更活灵活现的。

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是传染病学的一个内容，不必哲学而论之。任何瘟疫都不能感染所有的潜在宿主，任何感染都不能杀死所有宿主。明白生物进化实际上是不同种群的生物之间寻求共生关系，所谓瘟疫实际上就是这种“商谈进化共生协议的交易成本”。如果一种瘟疫能够重创一个社会，一定是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弱点同时在起作用，如印第安人的惨重损失。

进化论是什么？无非是生命演化的规律；瘟疫也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人类社会与生存环境不协调的产物。寄生虫类传染病尽管作用方式与病毒－细菌类有所区别，但生物间的作用模式是大同小异。被感染后痊愈的宿主，一般情况下就与病毒和平共处了，所以瘟疫和饥荒一样，杀死的同时人群中的老弱病残。从人类社会的生存角度上看，瘟疫其实是有益的，——>当然对于死亡的个体就不是这般感受了。

当瘟疫过后，人口就会由于“改善了年龄结构”而得到人口恢复。这与饥荒对人口的影响模式一模一样。毛主席就是因为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医疗技术和抗生素，所以在饿死几千万到一亿人后，可以“又生出几亿人”。所以瘟疫或者说灾荒，就象一个人生病一样，如果能够杀死一个人，一定是其体质脆弱而有“适症性”的原因。当一个病人康复后，一般情况下都能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上。

所以瘟疫对于拜占庭的打击就特别重是说不过去的，瘟疫在减小少量青壮年时，也减少了更大量的老弱儿童（的费用），对于经济的打击并不如想象中的大。雅典在瘟疫中死了三分一的人，仍然保持了战斗力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瘟疫流行期间，由于政府财税不能减少而导致经济崩溃，那是制度上的造成的社会脆弱的问题，而不是瘟疫本身的杀伤力。换言之连瘟疫后都康复不了的社会，一定有制度内伤。

战争极不同，战争中杀死的是青壮年，效果就如同中国的计划生育。由此可见，中国末来经济前景将会很灰暗，可以参考一二次大战后死了大量青年男性的（25%）的法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相当于已经连续打了30年一次大战，（还在继续！），不分男女杀死了50%以上的年轻人和总计80%以上的青壮年（没出生就杀死了）！除了非洲的艾滋病灾难，没有那种灾难可与之相比！

除非计划经济是终极真理，绝对不可怀疑的标准答案，否则计划生育毫无疑问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中最惨烈的错误，对中国社会的恶性影响甚至超过了毛灾！这一在邓的领导下对毛的错误的延续，笔者真不知如何评价了！一些官方学者还在说什么“人口红利”，”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如果不是专家也可以胡说八道的话，这些官方专家都应该判以叛国罪、反人类罪！死有余辜！

从道德意义或者从宗教故事上去看瘟疫，战争，饥荒这些社会形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永远得不出结果的。用哲学人道主义之类去看计划生育和毛主义，更是争不出结果。如果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不用争也有结果：生育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所以只能从社会学看“分歧”。显而易见毛灾大难或者计划生育的愚蠢，都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创造价值”的原始错误的自然逻辑结果。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

拜占庭帝国是“灾难深重”的基督教帝国
灾难是一个框，错误往里装；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
“灾难深重”是极权帝国的代名词

专政本身就是“自然灾难”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权威大部分都是拜上帝教信徒，（笔者所阅读的著作基本上是），他们的方法论同样是与马恩毛如出一辙的发展论和自证循环。举例说，他们认为彰明拜占庭经济发达的理由，是拜占庭能够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就一定经济发达”，——>如是是这种逻辑，则蒙古的经济是最发达的，朝鲜的经济也是最发达的，——>完全没有考虑国民经济承受战争的后果。
同样，他们有时会认为人口增加了，就是经济发展了，（未尝没有道理）。但如果将此绝对化，则毛左特喜欢，因为毛主席饿死几千万人后，中国又多了几个亿；而且印度和中国还有东南亚，一定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了。类似的还有“税负沉重就是经济发达”，经济盲的信仰式的断言，——>sorry!　拜上帝教不缺信仰嘛！所以如果毛左能够从西方找到毛主席的fans是一点不奇怪的。

这些基督教历史学家同样持马恩毛那种“中央集权就是强大”，“对外扩张就是和平崛起”的政治观，显然，这种观念正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模式，之所有有现实政治效益的原因之一。这样拜上帝教笔下的拜占庭帝国发展史，也象马恩毛的社会主义一样，象明朝一样，永远是形势一遍大好，前进啊前进啊，忽然土崩瓦解就灭亡了！

为了解释形势一遍大好总是帝国猝死的尴尬事实，拜上帝教也象马恩毛一样，怪罪天灾人祸灾难深重。不知是不是信了上帝的人上帝特不喜欢他们，天灾人祸总是不砸别人，专落到这些形势一遍大好的伟大帝国的头上，蛮族不打别人，专打这些形势一遍大好的强国，好象他们的姑娘特别吃香似的。灾难也不找别人麻烦，专找形势一片大好的麻烦。

灾难是一个框，啥失败都可以往里装，啥错误都可以往里装。所以有了灾难，对于伟大领袖来说，等于以往错误一笔勾销，从头开始；自然，当全国人民纷纷饿死的时侯，毛主席还是有法国大餐可吃。尽管说大谎会死点脑细胞，老天爷耶上帝会诅咒毛主席的红烧肉，但毛主席显然安然渡过了危机，还可以把剩下的麻烦推到小刘身上打包处理了。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没灾难也要制造出三年中国特色的大灾难，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居安思危”。所以拜占庭历史也是象毛史一样，三年困难时期满天飞的。注意一下历史和现实中如朝鲜的规律，那就是民主的社会总是风和日丽，而专政社会就算有着令人羡慕的自然条件（象柬埔寨吧），也是多灾多难灾难深重的。（怪吧？）

“灾难深重”实际上就是专志社会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本身既削弱一个社会对抗灾难的能力，甚至专政本身就是“自然灾难”。而灾难本身却有利于世袭权力的延系，此间关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更妙的地方就在于，任何灾难只要责任一推到某种北奸肉身上，就成了保驾的王牌。所以专制统治者喜欢有灾难，没有灾难吹灾难，小灾难吹成大灾难。

“本来形势大好，都是灾难惹的祸”，That is it!　所以基督教文化、马恩毛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灾难”要素中异曲同工。如果能够理解“国家（集权）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宗教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关联了。如果再联系一下袁黑明粉的“明朝光辉史”，更可以发现东西方的信仰分子（中央集权社会论者），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攀上不同的上帝，援用的是同一种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分支 基督教是原始斯大林政党

基督教历史观与马恩毛如出一辙；
基督教与马恩毛有如孪生兄弟；
马恩毛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分支；
基督教和马恩毛在失望之中会互相转换；
基督教派实际就是最早的马恩毛式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斗争；

对西方拜占庭历史学者的著作的阅读，发现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出于基督教学者，为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翻案的目的而著作。这些基督教学者为中世纪欧洲和拜占庭涂脂抹粉的热情，绝不亚于毛主义者为文革翻案的热情冲动。因此必须按个人主义的方式去理解它，换言之，要理解这些基督教学者著作背后的作者自已的（信仰）利益，而避免受其有宗教倾向性的评论的影响。

阅读与基督教密切相关的拜占庭历史资料，发现是基督教历史学家的历史方法论，基本上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伪证循环一模一样，越是接触这些西方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学者，越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偷换了基督教上帝为"马列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宗教迷信的信仰，毛主义只不过是进一步偷换了其中"马列"为毛氏而已。

所以当一些拜上帝教称自已是马恩毛的"死敌"，但首先要明白这些人是无神论的死敌，实际上也是科学世界观的死敌。拜上帝教（或称迷信程度的基督教）与马恩主义实际上是如同侵宋的金朝兀术和粘罕是死敌，但绝不等于说其中任何一位是宋朝的盟友；虎与狼是死敌，但绝不意味着其中一种是羊的朋友，强盗之间的内讧，并不见得就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逻辑很复杂吗？

拜上帝教如索尔仁尼琴，所有谩骂无神论的题材，几乎完全来自于马恩毛的"社会实践"，却主要用到侵犯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信仰自由上，成了"不信上帝就是反人类"之类的大帽子。而马恩毛所谓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优越性，西方腐朽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拜上帝教的愚昧，却也用于主要在西方已经取得成功的人权普世价值观，反而将基督教沙文主义（拜上帝教）视为"西方左派"。

拜上帝教和马恩毛主义，在鼓吹"信仰缺失"和"无私道德"上，具有完全一致的伦理节欲立场，在社会制度上同样主张政教合一的极权政治。在社会上两者都主张严密的等级教（党）组织生活，进一步了解拜占庭为代表的基督教历史，更是与马恩毛掌握政权后的政治斗争、内耗（宗教宗派斗争）甚至文革式的武斗（宗教战争），反反复复的理论创新（不同的新理论派系），宗教会议……，如出一辙！

拜上帝教和马恩毛主义是如此相象，几乎就是孪生兄弟！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基督教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恩毛式政党，基督教"宗派分歧"即所谓异端，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马恩政党式的斗争，或者是党内的路线派别的斗争。一些马恩毛左曾可笑地质疑："你们要讲美式民主，难道要让中国出现明朝式的党争吗？"，――>好象文革明朝是美式民主似的！好象美国专搞路线武斗似的！

无怪乎对上帝怀疑的拜上帝教信徒，会轻易地成为马恩毛主义者，而将仇视的眼光投向西方文艺复兴后出现的"没落的个人主义"；而对马恩毛反省的人，也会投入基督教迷信的怀抱，成为拜上帝教信徒，自以为是"为民主而奋斗"。拜上帝教中的典型就是那位索尔仁尼琴，口口声声反斯大林，要恢复的却是沙俄帝国。

索等拜上帝教的理想的是罗马的元首政治（如普京），这才是索尔仁尼琴能够理解的政治。所以索等谩骂是美国"自由主义"；而中国的拜上帝教信徒，要恢复的也是"信上帝"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那一套与毛主氏如出一辙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信仰，一个天下"，理由仅仅是孙蒋两人传说中是基督徒。由此点点滴滴可见拜上帝教的奋斗目标，与毛权世袭的马恩毛左，其实是一路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