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能自治的不审批，凡是能后理的不监控，是真正的改革

长假以前薄主教正式到秦城大酒店CheckIn，笔者有如释重负之感。如果象此前重庆透出来的和谐消息计，薄主教软着陆，将王英雄和主教夫人的罪表面上切割开来，国教党不但等于承认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撒谎，就算在国内也充其量只是为乌有之乡的毛左们死而不僵，额外提供了一点政策打气的鼓励。薄主教犯的罪太昭然若揭，与其徒劳的掩盖曾经发生的事，不如尽罪于薄一人，对国教党的利益还好点。

不以路线斗争"分歧"的对薄立案，中央的政策是明智的，否则就算薄倒了，他也成了一个悲情的英雄。薄本人对于针对其"贪腐"的围攻是预有预备的。薄主教放任其家属呼家臣作为非公务人员敛财，自已"两袖清风"专心奢侈，真的按贪污罪名未必没家奴替他顶罪。

天朝改革常常不三不四的特权部门跑马圈地，迟早得出事。薄如果不死，三几年就可以重新变成英雄；薄如果死了，到时更象死了的卡扎菲似的成为更好用的偶象。中央以其反法制（不仅仅是反法治），反人类的众所周知的罪行，将薄办成北奸肉 ，就可以避免了路线斗争味道，也可以避开了薄"反贪污"的反侦查布署。死刑是不必的，与薄案密切相关的文人和积极的幕僚，赔着一起终生入住秦城酒店即可。

三年前李庄案时，笔者的堂兄弟曾经感叹：中国若有一百个薄熙来，那里还会有那么多社会问题！笔者当场正色曰：薄这个人死有余辜！在薄以下至少有一千个人，都应该枪毙！明粉袁黑现象预兆的文革复辟，让笔者预感极为不安。薄这么快就恶贯满盈，让人喜出望外。

相对于薄的严重罪行，也相对于薄对于无辜者的心狠手辣，（传说若不假，薄甚至要对某航班的空难负责），这样处理已经是非常厚道了。监禁薄及其积极的党徒，不为报复，而是要用实际行动告诫乌有之乡这类贼心不死的文革余孽，就算出于某些政治理由，暂时不宜完全公开文革档案，但如果想为文革翻案，文革余孽可能要负出最先的，也将是最惨重的代价！而不仅仅是谴责重庆模式侵犯公民的人权。

首先把毛左文革复辟的歪风煞住！止住萧墙之祸！针对废除毛左特权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改革就可以提上桌面。另一个好消息，就是两个新凡是，凡是能自治的不审批，凡是能后理的不监控；如果真能付之实行，是真正的改革，比所谓选举普选三权分立之类，要重要得多！改革肯定不容易，与此同时已经听到了如国资委之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宣传。目前当然是听其言，观其行。

数学是现实逻辑的发展，而不是取代

从达尔文进化论开始理解数学滥用和科学实验；
数学滥用把"相关性可能"偷换成"相关性证据"；
"相关性可能"必须经过"科学实验"的证实；
除"管理学"以外社会领域不存在科学实验证实相关性可能；

从达尔文进化论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是在分类基础上的先验演绎，而不是依赖于某些化石的细节。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就是生物学）当然需要细节事实的基础，但是细节是分类的，也是按类别分等级的。由此归纳出来的高级的共同特性，就构成了对低级细节的过滤性，直到例外被归入新的类别（例外也是一种从属性类别）。有例外的细节，修正就是了，不存在细节否定先验的可能性。

举例说马和白痴是两个不同的类别，马的属性对于"白色的马"是先验的；不存在反过来的"白马非马"；更不存在"白痴白马都是马"。人类是生物，社会是人类共同生活（合作，竞争）的组合；人类社会的规律必定是生物世界规律的细化，因此不存在人类社会的现象否定生物社会，充其量是马恩毛希特勒之类，归类为人类社会的子集"邪恶类"（先甭管归类本身正确与否）。

新的物种是未知的，取决于实物的发现；物种间潜在的合作关系也是未知的，取决于物证的发现。物种之间（意味着是在分门别类的前提下）的联系，可以通过彼此性质行为的统计和归纳，发掘它们的相关性，揭示潜在的合作（相互）关系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相互关系存在的证据，——>这是社会类"科学"通过滥用数学，偷换概念的最核心环节。

数学只是依赖于代数通配符构筑的严密的逻辑。通配符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的某种对象（代数因之而得到准确的汉译），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基础。在通配符反应实体对象的基础上，通配符间的对象关系用数学逻辑更严密地表达，这是数学与社会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演绎逻辑学的区别之处；共同点就是逻辑学是共同的基础。数学是现实逻辑的发展，而不是取代。数学相关性需要现实证据的证实，而不是取代。

在进化论表现为生物学时，当统计表明两种物种之间可能的生存关系时，象狼与羊之间与环境条件相关，有一个最优化的比例关系（经济学称之为均衡），可以做实验证实此关系。无论动物保护者怎么样代狼与羊争鸣，（动物保护者一般对人类权益无动于衷），不存在"狼思故狼在""羊思故羊在"的狼羊自我的表达，也就不存在"狼权/羊权不可侵犯"私权意义，对狼与羊的实验证实相关性是可行的。

但是对进化论表现为古生物学，或者社会进化论表现为历史学时，除了上帝本人，既不可以绝对真实地复原历史中存在过的相互关系和事件，也不可能让死人活转过来做实验，尽管死人也同样不存在"死人思，故死人在"的利益表述。因此历史之中，无论是生物史还是人类史，除了由进化论高层次规律先验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可以绝对真实的细节和相互关系。历史展示的永远都是可能性的概率大小。

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如果不是拥有把老百姓当成小白鼠做人科动物实验的神圣君权，并且以君权统治的利益为实验衡量的标准；尽管老百姓群体是现实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我思，故我在"，对社会群体之中由数学滥用派的计划经济专家提出来的所谓"均衡模型"（即相关性可能），永远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得到验证，就算搞什么"QE3"之类的所谓实验，也因为无法核对国民个体利益而不会有结果。

自然哲学（数理）的祖师说出了"我思，故我在"，正是说明现实经济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体心证，而不是他人摆弄的数学，才是每个人命运的上帝。对于自已的判断，数学根据不一定是必要的，每个人避开刀子劈来以前，肯定不会先判断会把自已砍几刀才死；而自已的数学，对于他人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数学仅仅在"自已产权利益"的复杂投资管理上，才存在科学验证的个体意义。这就是管理学。

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不是数学，仍然是逻辑演绎

"经院哲学 vs 自然哲学"与"社会科学 vs 自然科学"的鸿沟；
自然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威廉奥卡姆，培根，笛卡儿，波普尔的承传；
达尔文分门别类的生物科学和实体逻辑；
"经院哲学 vs 自然哲学"的要害都是偷换概念；

从经院哲学的逻辑演绎和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以后就被作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界，貌似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区别为现代所有知识分子都会有所感受：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典型如经济学和历史学，无法用数学表述；缺乏数学自然科学的精确要求无法满足。中世纪欧洲的"启蒙"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被东方帝国原封不动地奉为21世纪的权威，——>谁说孔儒社会守旧不化呢？

用叶子的研究说明两者的区别。经院哲学会从"叶子都是有脉络的"的特征（抽象），引申出"有脉络的都是叶子"，再由辩证法，说不定就会得到"人也有脉络（骨胳），所以人是特殊的叶子，所以人应该象叶子那样安于现状，直到自然凋零"的逻辑结论。说老实话，咱天朝的中医瑰宝，就是这样辩证出来的。按培根的归纳法，就会收集尽可能多的叶子，统计其特征，然后归纳出"叶子有脉络"的结论。

筁卡儿的自然哲学把数学统计引进了归纳法，用数学表述其关联性，就会出现"叶子重量与脉络长度的关联性"，或划出平面曲线的某个点，此点为竹叶（轻而脉络长），末端是榕树叶……，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些计划经济学家，就会选择性采纳演绎法"人也有脉络，也是特殊的叶子"，再把叶子经验统计上的关联，延伸为"人是不用吃东西的，是叶子关联曲线上最均衡的优化"。

波普尔的哲学并没有解决两者的方法论错误，而是说"无论你是用那一派得到的结论，别人都可以说你是错的"——>此观点没错！问题是站在世袭政府或者君主的立场，就会变成"任何老百姓的观点，政府都可以说你是错的"。但如果不能确立"个体的私有权力和利益不可侵犯"，波普尔的哲学给辩证成君权神授一点都不困难。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分歧。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亚里士多德为经院哲学提供的演绎逻辑，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经院哲学的辩证法老是偷换概念，把性质不同的事物给辩证成"白马非马"就是"白痴也是马"。如果预先作为有根有据的分门别类，演绎逻辑对于大部分学科来说，已经足够了；数学虽然能够提高更高的统计范围和更高的精确度，必须在正确的分门别类下的逻辑关联的约束下才有意义。数学只是一种更严密的逻辑，而已。

达尔文进化论由此产生。动植物标本和化石按某种特征（逻辑演绎）分门别类后（抽象）统计共性与例外，归纳出"界，门，纲，目，科，属，种，亚种"等；由不同的种属之间归纳的逻辑关系（实体经济学的"合作，竞争"），从而展现出生物学世界的细节。化石与现存生物之间的逻辑关联展示了"物种起源"。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法也及时地，把进化论偷换成了"发展论，达尔文主义"。

现代主流经济学是错误运用了培根和笛卡尔"自然科学数学定义的方法论"的典型。因为培根和笛卡尔的数学派只是强调数学作为严密逻辑的作用，而不是象今天的主流经济学那样，将五花八门的所谓数学"均衡"当成新一代辩证法，专门用来偷换概念！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不是数学，仍然是逻辑演绎，它的源泉奥卡姆法则的本身，就是逻辑演绎的结论："上帝喜欢简单，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

经院哲学的要害是偷换概念，模糊了显而易见的分门别类；自然哲学滥用数学时，要害恰恰就是偷换了分门别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限定在天体运行的数学表述上的，这就是分门别类，如果用到人类社会，会是什么结果？当分门别类界定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论，成为融合两者的方法论时，就是软件语言中的"实体逻辑"。这是表述生物学/进化论而产生的逻辑工具。

孔儒学说本质上就是道德神学

滥用数学谓之科学的起源和历史贡献；
托马斯.阿奎那发现亚里士多德后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的逻辑，演绎，偷换概念；矫枉过正的"数学滥用"；
奥卡姆法则，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我思故我在"；

看对了房价"上涨"就能赚钱吗？看对了指数"涨跌"就能赚钱吗？有可能一直看对在干预操纵下的"价格"吗？实际上是就是"滥用数学"是否可以创造效益的问题，或者说"计划经济"是否有可能具备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源自中世纪启蒙时代的世界观的误区，在现代社会非常广泛深远的错误，包括了苏联的发改委，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者，下至股神和炒楼的财神。

错误可以上溯到启蒙时代的培根和笛卡儿，这两位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奠基人。当时他们两位在哲学上论战的对手，是经由经托马斯.阿奎那的注解，刚刚重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和辩证法，重新应用于基督教神学的经院哲学家。今天常常把希腊的视为欧洲文明的先驱，其实希腊文化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从欧洲失传，欧洲人是在10世纪以后，重新从阿拉伯文的译文中，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等人。

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比古老的基督教神学家，仅仅据圣经宣扬道德的骂街，无疑是很大的进步。所谓的演绎逻辑，就是根据某一确定的前提，按既定的规则，推断出（此前提下，不容否定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基本逻辑。问题就在于哲学里还有叫"偷换概念"这玩意，特别是万能的辩证法，可以把任何前提和任何规则，偷换成别的东西，结论自然就不再是不可质疑。

托马斯.阿奎那为标准的，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神学作重新的过滤和整理的学派，后来被称为"经院哲学"。相对于道德神学来说（孔儒学说本质上就是道德神学），哲学是一种进步，后来就被培根发展为独立于神学的"自然理性"，笛卡儿为代表剥离出自然哲学，牛顿等剥离出自然科学。相对于科学，哲学连同自然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自然理性）本身，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经院哲学提出质疑的，最为革命性的还不是培根和笛卡儿，而是中国知识界一般不太熟悉的，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奥卡姆神父，他的剃刀法则就是针对经院哲学中反反复复引进的重复的、多余的、胡扯的、偷换的概念。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逻辑前提与关系）"一挥出去，在中世纪的认识水平上，除了"我思故我在"以后，整个宇宙都已经没多少东西剩下来喽。

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儿的数学观念，既是对经院哲学方法论的革命，也是对奥卡姆剃刀法则砍掉胡扯后的重要补充。培根的错误是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法，培根的贡献则是为了否定逻辑，总结出了"经验归纳法"。该法则一直盛行到现代社会，才在哲学上据说被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纠正。不过到上世纪，波普尔在哲学上是否纠正了培根的错误，已经不重要了；波普尔本身也不见得正确。

筁卡儿对培根的补充，则是在数学集合上，让培根的归纳法可以建筑在统计学的基础上。笛卡儿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认为任何不能从数学上加以描述的，都不是客观的，也就不是科学的。这种（数学＋归纳）的方式，构成了现在方舟子等人介绍的科学三要素之中的"测量性"。如此实体要素，按奥卡姆剃刀法则挥出去，经院哲学自然是只字不存。问题在于，笛卡尔本人怎么用数学表述呢？

笛卡尔先生找不到"数学表述才是实体 vs 阿拉是什么数学"逻辑冲突的完美答案，不知是深思熟虑还是灵机一动，笛卡儿给全世界留下了最有名的语录："我思，故我在！"，虽然笛卡尔自已不能用数学表述，但是笛卡儿自已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从个体价值观的角度，笛卡儿实际上已经推翻了自已的"数学才是实体"的论点，提出了"个体是实证（价值判断）的原子单位"概念。

土地私有化中的误区

土地私有化中的长子继承权误区；
中国"房地产业"基于长子继承权；
房地产业奉行长子继承权的逻辑结果；

现代社会中长子继承权仍被广泛混同于私有产权，封建社会则是"私人持有的"主要的产权形式。中国古代的盐税和经办盐税的盐商的地区专卖权，就是长子继承权，只有国家可以授予，也只有国家可以反悔。今天的古代清官文学，常常用"盐商让官贪腐"，实际上是因为盐税作为一种依赖于长子继承权的恶税，本身是极不合理的。今天类似盐商的还有土地房产的开发商，他们持有的无一不是长子继承权。

乌有之乡的毛教徒对土地私有化的妖魔化，他们声称"一旦土地私有化，就需要追索当前土改被剥夺的土地的地主，把现在的土地还给当时的地主"，——>这是把土地的私有产权，偷换成了长子继承权。土地的私有化是把土地产权作为私权交给个人，目前主要是交给耕种的农民本身！而长子继承权是追索当年持有权，这样才会有"追索解放前的土地产权"交给旧地主的故事。
就算过去的土地是按长子继承权划定的，长子继承权的合法性是由政府授予的。民国授予的长子继承权在毛国是无效的，何来毛国的继承者需要按民国的长子继承权追索的道理？但是话说回来，在清楚了土地私有产权和长子继承权的意义后，很多读者恐怕马上就发现，今天市场上流通的"开发商许可证""商品房产权证"，实际上就是长子继承权而不是私有产权，国土局是土地长子继承权的划定机构。

用天朝抄袭自香港的房地产，以及房地产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就可以看到长子继承权对社会经济的危害了。由于长子继承权依靠国家威权，因此首先是为了强化长子继承权的权威，而把农民自留地的产权贬为"小产权"，而强化了国家从土地房产交易中征收附加税的特权（也是长子继承权）。所谓小产权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实际含义是"政府可以随意打击"，司法上则是把小产权按长子继承权判罚。

换言之，私下授受买了小产权的业主，原卖主可以按小产权证明无偿地追还物业产权。而且由于中国农民的自留地并没有真正的产权，一般是归属于集体的土地上的佃租农，而集体本身又是国有土地上的佃租法团。那就意味着就算原农民业主守信，农民的集体主子，以及集体主子的国家领导，都可以随时剥夺小产权房的买主的有效持有。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权的处理方式。

以长子继承权"监管市场"的房地产业，就出现了于封建时代的盐税一样的情形，一边是资源紧缺的汪洋海水，商人却不可越雷池半步；另一面盐价是米价的百倍之高！房地产业一方面是价格总是永远休止的上涨，——>实际上是对国王威权的信仰，只要国王威权出现动摇，房价就会崩塌；但既然"对中国帝政信心"，似乎房价自然永远上涨；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土地闲置，荒废，大量的空置房……！

房地产业制造"资源紧缺"的哲学借口，当然比盐税更为现代化，什么美帝国主义要饿死中国人，什么没有耕地红线中国人就饿死自已，……，只要党和国家还能够，还愿意通过房地产的隐性税收，无限制地掠夺国民，借口相信是无穷尽的。长子继承业构筑的天朝（包括香港）房地产业，同样展示了即使是单一产业的长子继承权，是如何损害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构筑了对不良政权的政治支持。

依靠国家驱动的房地产业的繁荣，成本由信贷转移到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上；大得不能倒的国有金融垄断体系，又在国家垄断在几乎吸尽整个社会的剩余资金的同时，还通过凯恩斯主义透支本币，对商业社会收取无穷尽的金融补贴的隐性税。无论是地租的上升还是货币通货膨胀，都令到其他产业因为经营成本提高而大量终止营业。房地产特殊利益集团却能够用GDP作证，声称房地产"拉动了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公有制特权抑制下萧条，直到崩溃

封建社会为什么要保持长子继承权的完整性"稳定"？
为什么长子继承权会导致商品资源紧缺的同时，大量积压？
长子继承权等同于无限制的隐性税收；
经济在长子继承权抑制下萧条，直到崩溃；

公有制社会必须依赖于长子继承权的权力世袭化，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社会除非主动改革为私有制的民主社会，否则公有制的政治基础只能来自于长子继承权。尽管公有制依赖于长子继承权的经济效益虽然很低下，但是如果不愿意实现私有制，总比资源完全荒废了要好。因此无论是从公有制统治基础的维稳，还是从确保公有制不变色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通过长子继承权的封建化都是公有制的必然结局。

明白了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基础只能通过长子继承权，从而实现（摧残经济 vs 政治基础）的交换的前因后果，就可以理解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的政治经济意义，为什么是"产业完整性特许权Charter"。长子继承权的顾名思义，仅仅因为此一对国王政治负责的"责任人"的默认选拨原则。产业完整性的目的是为了国王既不可能衡量所有资源优化，随意变动就要负出政治基础动摇的风险。

纵使一些贵族封建产权已经陷入破产，只要责任人仍向国王履行法定责任，（一般为保住贵族名位），国王就不得不维持此长子继承权的合法性，何况国王既不见得有精力理睬（仍然履行贵族义务）的贵族内部管理事务，更不愿意无端接下濒临破产的大包袱，不如对贵族施虐于治下民众听之任之，宁愿在民众造反时再把这个贵族拧出来平息民愤。保持政治基础的稳定，是维持长子继承权完整性的最大动因。

今天以私权论之，看似合理实则荒唐"不法赃物私相授受"必须追索给原主，所指的其实是长子继承权。私权是可以自由交换的，也意味着后来者无义务也无法鉴定任何产权的原始出处，其手续是否合法；因此如果出现产权纠纷，只能以当前有效持有为原则。既不能以当前持有者视之为抢劫犯；也不能由公共权力无视当前有效持有，而判决理论上的失主；只能对于失主的司法民事诉讼中作有限度的补偿。

但是长子继承权是有国家认定的，本身就是法律的一部分，除非被君主本人所更改。因此长子继承权内的产权权益可以租赁，买卖是无效的。无论买卖多少次，只要以责任家族内的有效继承人提出诉讼，司法意义上就必须按长子继承权的本来出处，把该产业判归其继承人，而无论当前有效持有者以何方式、代价持有。这样将导致大量社会产权因为"（长子继承权）产权不清"而无法流通地沉淀。

长子继承权实际上就是"产权的国家认证"，国家因此拥有了对产权交易作无限附加税的特权。此特权同样是长子继承权，并让行权单位富可敌国，如天朝的"国土局"。按威廉姆斯解读的科斯定理，长子继承权对经济的作用就是增加了可以无限大的，肯定是无法忽略的交易成本，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令大量资源因为无法有效利用而被废弃。简化的解读，就是过高的税负，让经济萧条的其中一种过程。

长子继承权造成资源大量沉淀，按张五常反复教授的房价经济学来说，就是"资源过多"，但这是在忽略也是混淆了"长子继承权 vs 私有产权"的前提下作出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些资源不需要，而是因为长子继承权导致资源大量沉淀，而令有效供给变得紧张所故，这种紧张又是因为政府乐于从｜"国家对产权的认证"中收取可观的附加税之故。长子继承权的价格高昂，因此就变成了隐性税收。

长子继承权造成有效供给减少而导致价格的高昂，同时资源大量沉淀而让"供求经济学"失效，——>有"看得见的手"从中捣鬼，世界上没有不失效的经济学！如果某类商品的长子继承权有大税可收，国家权力一般还会垄断起来，导致价格高昂的同时，也为国家带来了无限的，不受监督的税收的绝对权力！至于找几个张五常之类的文人，帮忙五毛些"资源稀缺"的屁话，对党国来说绝对不成问题。

中国社会权力广泛世袭化：改革前是长子继承权，改革后也是长子继承权

公有制社会依赖于长子继承权的世袭化；
公有制的天朝的权力的广泛世袭化；
红二代不正当的"红江山的长子继承权"观念；

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能克服公有制社会的成本缺陷，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能让公有制体制具备经济合理性，技术进步可以让资本主义社会的平民生活得更美好，但作用到传统的公有制社会，所谓"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只能让不太好的传统文化社会，转变为非常坏的人间地狱！如果信仰公有制的人科动物们的出发点，本来还算是好的话，冷酷的科学规律！就让这些信仰分子的幻灭！更显悲剧性！

排除了技术进步与公有制合理性的逻辑关联，那么公有制社会必须通过长子继承权才具备政治基础，就成了客观定律。这种现象既广泛见于中世纪形成之初，最终成就了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盛世，也广泛见诸于东方帝国所有历史时期的领导阶级和基层干部之中。陈云所称"我们的孩子更可靠"算得上红二代世袭权利的声明，毛左声称他们的主席指定的毛家血统接班人，可以说是世袭君权的潜意识。

重庆复辟文革的薄二代，以及支持薄主教阴谋集团的红二代们明目张胆复辟文革地狱，很难从国家利益去解释，甚至无法从党的利益上得到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红二代中的极端集团，的的确确把红朝天下看作是他们革命家前辈留给他们世袭的红江山！他们丧心病狂把中华民族推入地狱的道德优越感，就是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长子继承权！薄阴谋事件中，最可痛惜的是前任刘主席的上将儿子！

如果革命真的是为了民族利益，那么就算文革以前是无知，文革以后痛定思痛，也应该明白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断不至于复辟文革；就算出于让县自命本志令，一时的确不宜照本全抄表面的民主，或者发现法式民主会确实会动乱，私有制改革宁慢勿乱，一步步从基层自治建设做起，无论激进的民粹分子如何谩骂政府专制，至少在笔者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从保住红二代的长子继承权呢？

极端的红二代们搞阴谋已经众所周知，复辟文革未必是真心实意，但是担心革命世袭血统的长子继承权，会给改革革掉了，但心红贵族也只能当上唯利是图的小平民，不能世袭"为人民服务"，才会处心积虑祸起萧墙。对于这些薄主教这种花天酒地，极尽淫奢的红二代，却能"两袖清风"，临幸名伶小三有富可敌国的家奴买单，家人代为敛败自已却似不沾半点铜腥。有这等能耐，还需要私有财产？

东方帝国的长子继承权，并不仅限于红二代红三代的革命世袭，同样体现在狗腿子跟班的诸等家奴的世袭。国企事业单位的不是已经人满为患，不是已经父母离退子女顶替？不是下岗了仍然具备"党召唤俺入国企享福利，马上回来"的革命觉悟？当体制外民众遭受着一半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的痛苦时，这些不能优先回国企，也能让子女代替自已就业的国企特权工人，据说很让毛教一些领导们感动着呢！

国企是党国政治基础的长子继承权，国企特权工人连就业也是世袭的，农村的基层干部就不是世袭吗？不妨作一统计，全国乡镇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地方不是爷死父替，你死子替，如有乡镇选举的竞争者，打断你的狗腿让你回家休息，宁愿世袭领导即位给加倍赔你汤药？还会安排受害者的子女混个好差事，却把所谓村镇选举的黑暗，归罪于黑社会？有谁对乡镇世袭莫名惊诧的，那是刚从火星回来的。

东方帝国大小官僚到国企小厮都世袭起来，也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特色。如果归罪于东方文化的愚昧无知，那是对公有制帝国的政治基础的唯一途径就是长子继承权的客观规律的不了解。改革前是长子继承权，改革后也是长子继承权。只不过改革前是国弱民穷，改革后民众富了，相对统治也弱化了，与此同时长子继承权给贵族带来的财富也多了，贫富差距因此拉大了，贼喊捉贼搞文革的毛左棍也来了！而已！

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成为冷血坐视亿万民众的枉死的伟大领袖

现代技术不能改变长子继承权（摧残经济 vs 政治基础）的交换规律；
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成为冷血坐视亿万民众的枉死的伟大领袖；
现代技术强化了君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强化了人间地狱；
现代技术"增加"君主权威，也强化了后进社会的后发劣势

默认权益归于"公"的公有制国家，通过长子继承权的创设和（不可破产的）维护，建立忠诚于君主权力的，贵族先进阶级为先进性核心，爱国牛二踊跃争取加入的统治基础，而把君主权力政治效益巩固的成本，几十倍地转移到平民百姓的头上，却总是声称这些"君主/贵族/牛二"是向这些在其统治者死难的平民百姓之所谓"向弱者倾斜"！本来就是几千年以来的任何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的常规伎俩。

现代通讯、组织、技术和发展，并没有改变此游戏规则，仅仅是加剧了公有制传统君主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落差，也为殖民主义帝国把国内矛盾（国内君权成本）转移到更落后的传统公有制社会的身上，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和诱人的利益。联合国建立以来的，沿用中世纪领土长子继承权的"主权完整不可侵犯"和东方帝国的原子弹，在促进了后时国家普遍动乱的同时，仅仅是延缓了此进程。

由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通讯、组织、技术和发展，被作为"洋为君主用"的强大因素，大大强化了传统君主国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如果说路易十四的专制帝国，实际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无地方省份奈何，那么无论是朝鲜、毛帝国，还是苏联、希特勒帝国，都可以控制到每个国民的衣食住行一言一谈，甚至连人家夫妻的私事儿国家也要插上一腿"计划生育"，连夫妻床第！国家也要"管理"。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要推翻波旁王朝，但另一个目的同样被毫不遮掩地宣扬，那就是法国各地的不唯巴黎党中央马首是众的"地方主义"。辛亥革命孙国父所为也正在于此。法国国王不能（不敢）暴力搞定"地方主义"，是雅各宾派等革命分子推翻法王政权的理由之一。可能正是这一政治原因，才会与巴黎流氓无产者对富庶的阿拉贡农民的仇恨一拍即合，最终导致对旺代农民和吉伦特派的大屠杀！

不要说朝鲜这样的弹丸小国，不要说今天信息技术的普及；就算在电话电报年代统治下的苏东帝国和毛帝国，对社会的控制程度已非当年所谓专制的路易十四的法国可比拟。西方一些学者低估了戈尔巴乔夫在苏东事变中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所做的，的确是在大堤崩溃前打开了泄水闸门；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有斯大林，毛主席，薄主教或金正日的冷血，本可坐视亿万民众的死亡！自已统治的地位峗然不动！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通讯、组织、技术和发展，的确大大强化了独裁者坐视亿万民众无辜死亡的冷血本钱，但却没有改变长子继承权导致综合国力急剧衰退的先验规律，在强化了独裁者冷血的本钱的同时，也强化了被统治的贱民死亡的悲剧；——>这些独裁者和他们的信徒，包括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更包括东方帝国的毛教徒，却声称他们"反对丛林法则，反对弱肉强食，向弱者倾斜"！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通讯、组织、技术和发展不能改变长子继承权对社会经济的残害，关键之处仍然是缺乏私有产权的自治，社会经济就无法准确核算成本，也就无法完成资源的优化。统治控制的彻底性，只不过是令对成本控制的无能和资源优化的盲目，贯彻到最基层而已！——>对于公有制帝国来说，所谓的腐败，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民众利益来说，本是保留社会生存元气的好事！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通讯、组织、技术和发展，非但不能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哲学所预期的那样，因为所谓生产力的进步而增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竞争力；——>真正增强的仅仅是君主专制的统治力，在自已的祖国制造同胞大规模死亡的能力！与此同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特别是自持能力的极大衰落，反映在这些新款式的中央集权帝国，几乎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假如没有列强实力的对比，中华大帝国改朝换代不是不可能

长子继承权摧残经济，换取君权统治基础；
君主权力的政治基础必须通过长子继承权确立；
君权国家摧残综合国力，必定孱弱；国进民退的本质；
君权国家国际竞争中"改革"与"君权维稳"的两难处境；

长子继承权在经济生活中的本质，是国家（君主）代替市场经济中私权唯利是图驱使的资源优化和成本管理，由国家调配不同的长子继承权之间的资源优化，创设新的长子继承权适应新的资源，取消破产的长子继承权……。换言之就是中央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如秦晖的新名词"命令经济"。为了避免过分富裕的长子继承权（如中石油）拉大了贫富差距，就需要有"二次分配"，"反垄断""监管"之类。

西方左派理论（包括大部分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有"有得见的手"的理论，都是基于长子继承权的同时，也创设/加强着新的长子继承权。当他们声称"市场失灵"的时侯，既忽视了同期市场中大量长子继承权的残存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也卑鄙地掩盖了自古以来就是长子继承权摧残经济生活的公有制。正是这样一种哲学摧残现实的颠倒黑白，构筑了全世界向中世纪倒退的通往奴役之路。

"看得见的手"，由君主调配社会资源，能够比市场经济更有效地优化配置？如此强盗逻辑如果有一丝半点的正确性，中华大帝国早就已经统一全世界。米塞斯指出的计划经济的价格计算是"看得见的手"的要害，但不是本文重点。但是如果长子继承权没有相应的合理性，也就不会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更不会称霸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构筑着现代世界重新通往奴役之路。

长子继承权在摧残经济的同时，也为君主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是（摧残经济 vs 政治基础）的交换，而不论此政治基础，是否强大得足以支撑君主本身的专制政权。君主既然是君主，其政治基础就必定只能通过长子继承权确立，否则社会就变成共和国，君主权威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此种交换不但显见于中世纪的君主国，也显见于天朝帝国的事实："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何需多言？

站在君权角色的角度，只要还想保留君权的专制，无论此专制的目的是为了对外抗战夺回钓鱼岛，或者是对内镇压不听话的愚民克伦威尔之类，牺牲部分社会经济利益（别人的）强化君权的政治基础（自已的），君权会认为是合算的。反之站在社会民众的利益立场，长子继承权的产出，只是相当于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的几十分之一，当然是不合算的。是否合算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利益角色的立场。

站在社会国民利益的角度，长子继承权为国家服务（毛帝的哲学将其辩证为"为人民服务"）的收入（无论贡献给谁），弃其量只是其损害的社会利益产出的几十分之一（不是产品数量的几十分之一），通过摧残经济换取君权政治基础的（经济——>政治）交换的效率显然是极低的。但偏偏这样一种低效的交换，又是君主国建立统治基础的唯一途径！相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君主国的孱弱就可想而知！

废弃长子继承权可以大大促进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但是君主统治基础就将被削弱；反之强化长子继承权，就将导致国民经济的萧条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下降。现代社会固然有"逢危机向左转"的传统，但是大清和天朝也表现出古老君主国"维新"的特点，危机四伏之际却自以为盛世，忙不迭"牺牲经济利益，强化政治基础"，把市场经济转变为长子继承权强化执政基础。现代俗语称之为"国进民退"。

这样一种两难的困境，既是中国战国时期各国被迫象商鞅变法那样"废公田，开阡陌"搞变法的原因，也是近代国际社会的君主国，不得不纷纷变法维新的原因，当然也是毛帝国不得不改革开放的原因，也就是传统文化极大发达的清帝国，因为实力短缺在国际摩擦中吃尽苦头，自称被侵略的原因！假如没有列强实力的对比，中华大帝国改朝换代不是不可能，但孔儒帝国继续维持几千年，估计没什么问题。

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是符合传统宗教信仰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的证据；
马克思主义颠倒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社会进化规律；
长子继承权是公有制社会的制度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公有制视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鲜事物"，把私有制视为"自古以来的传统"狙击之，自称为"进步"。一些基督教信徒为了美化自已的宗教，把公有制局限于布尔什维克毛主义，顺从了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把中世纪欧洲视为私有制，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偷换了长子继承权与私有产权的，往政治上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流合污，帮助了马克思主义瞒天过海，此乃西方左派的主流。

以万能的哲学（辩证法）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确可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真正的公有制，而把以往所有社会实践，都视为（因为没有奉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天堂）——>说真的，不单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宗教在传教时，都是这么弄的；包括基督教自已！基督教在传教时不也是以同样的辩证法，声称自已理论的那套天堂信仰才是真实的，其他社会和教派都是伪信仰吗？

如果以客观事实为标准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除了在后进社会闹革命夺政权时，还能象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那样，派上点用场，在和平建设之中，不要说实现什么"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死亡的需要除外）"，也不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消费产品，就连农业社会本应具备的最起码的丰衣足食，也没有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实践中得以实现。

除万能的哲学理论外，也不考虑米塞斯早就在（资源有效利用所必须的）价格计算中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现实实践的根据，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具备任何可行性。它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的哲学，能够把自已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成"真正的公有制"的同时，与基督教等传统文化的公有制习俗相吻合！成为一套勾起了中古卫道者新的希望的古老信仰！

如果按照"默认权益不归属于个体，即归属于某种公共的权力）"作为公有制标准的话，将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帝国王朝直到原始部落，毫无疑问地确定任何缺乏"天赋人权（私权，财产权）"作为实在法的社会，都是公有制社会。包括"普天之下everything莫非皇帝的"的中华帝国，包括君权神授的，包括任何没有非私有制，非联邦制的任何国家。

但是从制度实现的角度出发，尽管"普天之下"皆归于某一权力代表，——>甭管那叫哈里发（上帝的人间代表），君主（上帝的仆人），先进党（正义的化身），……统称此权力代表为君权！君权不可能亲自去耕种霸占为已有的土地，也不可能亲自操作绝大部分营生管理，尽管君权控制了普天之下的资源。君权要成为一项可以运作的制度，就必须把资源分配给相应的人，这样就产生了长子继承权。

公有制的含义并不是君权占着所有的资产不拉屎。只要君权在自已亲自管理操劳的范围以外，就只能通过长子继承权的方式，分配给相应的贵族阶层代为打理，通过责任服务向君主负责。现代信息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大了管理的范围，而没有打破这一规则。这样也造成了君权型专制在一些小型的集体仍有竞争力，但是在大型综合性群体，就会导致低效的官僚主义。

假如君主指望使用（默认权益归属）私权代替长子继承权，意味着公有制体制本身不复存在，俗称"公信力丧失"。反之在君主直接管理的阈值以外不愿采用长子继承权，将意味着既不能拥有坚定的支持者阶层（贵族），管理能力以外的资源也将荒废，两者结合将导致公有制君权权威的丧失，不是导致公有制的终结，就是此君主王朝的终结。因此长子继承权是大型公有制群体的唯一可行的稳定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