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阿巴蒂亚森的数字化道德

英迪拉甘地的社会主义也让自已的数字骗了；
监狱参股的英迪拉甘地和印度人民党之间的印式民主；
给数字欺骗的阿马蒂亚.森的数学化道德；
阿马蒂亚.森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哈耶克信徒的印度政治背景；

让自已制造的的数字骗了的，不但在公有制下的毛主席，还有其实挺开放时代里挺开明的袁世凯，还有印度的英迪拉甘地。英迪拉在1971年强行推行社会主义建设，将国大党内和议会中各反对党的200多名议员等首领，统统开除党内外职务，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同时颁布紧急状态法，新闻检查加禁止罢工、禁止游行示威……，除了没有古拉格群岛没用上，斯大林主义的招也没剩下几样没用上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是，在初次运用时，由于还有前一代市场信号未完全失效，社会主义生产的有效性比较高，数字产值上的成长也会比较优秀。1977年的英迪拉.甘地，踌躇满志解散了议会提前大选，把关了几年的反对派领导放出来"参选"，打算让这些离开监狱一个多月的反对派们过过场，用反对派的惨败证明印度还是民主国家。其时英迪拉自命政绩出众，介时只要人民支持，反对派再窝火也没辄。

大选前新闻管制下，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度的言论自由有多大，值得将印度称为民主国家者考究）一遍声的歌功颂德，让英迪拉感到用胜券在握。英迪拉真的没有想到，她会败选的！败选的原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数字没有让大多数人得到好处。以纳拉扬等人为首的，给关了几年的反对派尽管只有个把月活动筋骨，但在民众眼中却成了活甘地。活甘地们脱离国大党组建了后来的人民党。

其实人民党的纳拉扬也不是什么好鸟，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英迪拉要搞社会主义，纳拉扬名义上就改行自由主义，抬杠！等到纳拉扬德塞上台，英迪拉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是萧规曹随，建设社会主义。英甘地执政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执政就把英甘地抓起来。结果英迪拉又成了活甘地。但纳拉扬的人民党倒是向蒋介石学习，总算放松了言论自由，结果挨了美式数字的臭扁，1980年英甘地重新上台。

不但印度的政客给数字骗了，连印度的的经济政策导师阿马蒂亚.森，也是这样。这位崇拜斯密主义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由和发展的关系"时，也是将这些水分各异的数据当实证，得出"美国黑人的生存处境比中国的穷人差""朝鲜人的医疗保障比印度要好""俄罗斯改革后人均寿命比斯大林时代要短"……，东方帝国的人等，就算不了解美国，都知道自已的高指数是啥玩意。

阿马蒂亚.森不是自已做假，也只不过是向凯恩斯主义学习，滥用些并不擅长的数学充高明，原数据的采证就不太慎重！阿马蒂亚森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有统计资料但没有太多的数学；1999年的《自由与发展》就开始采用了不少东方数据，以证明美国还有瑕疵；2003年的《理性与自由》就完全成了一部莫名其妙摆弄集合论的数理哲学，用于证明称为自由的道德高尚的好处。

茅于轼老人是阿马蒂亚.森的粉丝，估计读过这几本书；不但采纳了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而且还有样学样写了几本数理哲学专著。但是估计茅老没有注意阿马蒂亚.森这几本书的立场的变化，《贫困与饥荒》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强调民主很重要，但是强大的政府作为更重要；而后面两本书却是大转弯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茅老可能没读过哈耶克，也没有注意几本书的时间，更没有注意其间印度政治的变化。

1980年是英迪拉的印度社会主义再创新高潮，阿马蒂亚为印度当期政策辩护，又要证明印度的民主的优越性；1980－1999年之间，印度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见的称为"滞胀"的所有问题，同时苏联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预言玩完了；拉吉夫.甘地、拉奥和瓦杰帕伊先后开始自由化改革。作为印度最权威的政策辩护大师，森只好180度大转弯。但是这个转弯太剧烈了，只好先是数字，然后是数学，蒙混过关。

股市不担有市场外的义务，不必“向弱者倾斜”

股市不担有股市以外的社会义务；
股市不必向"农民/贫民倾斜"，不负"减小贫富差距"的责任；
股民是股市中的最弱小群体，股民体现着实体经济中弱小的个体经济；
股市是利益博弈的场所，就会特权寻租百妖孽生；

将股市真正市场化，视作中国民主进程的活沙盘，就要排除不在股市博弈利益群体中的一切人士和借口。民主是产权利益博弈平衡的民主，不存在脱离利益的真理，因此不在股市中投资的人，无论是那种专家，可以说"股市不如赌市"，但不可以说任何投资者的自主投资是"不理性"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了对方人权自治的合理性。只要是用自已管理的财产自愿入市就是理性的；批评者就是缺德的。

股市是市场实体经济的运作沙盘，要排除不相干的义务。农民/贫民如果不是投资者，就不是股市中的一员，不存在"向弱者倾斜""向股民加税扶助农民"的理由。这一条已经与"是否应该向弱者倾斜"的命题无关了，（哲学家们很喜欢在这些命题上纠缠道德细节，而忽略了本来的议题）。其意义相当于实体经济中，"不能让某一部分人，承担向弱者倾斜的责任"，无论是责任于独裁者还是富人，都不行。

所以如果"向弱者倾斜"是对的，那么股市中的最弱者就是股民自已，但"利益向股民倾斜"，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忽悠，就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所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监管，最后都是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原因就在于股市是用来融资的，不是用于"向股民倾斜"办慈善的。上市公司即使是国际板，也是为了融资的（即使不是为了圈钱），不是为了分红的。实体经济差，就分不了红，天经地义。

将股市看作是商业化市场经济的沙盘缩影，就符合现实了。股民可以用少到几百元的钱开始投资，这是实体经济中不存在的。炒股有风险，但实体经济的风险更大。买铺做生意的，如果减去铺面升值的钱，不妨看看是赚的还是亏的？如果是贷款买铺的，碰上商业铺面价格下跌或者银根紧缩，看看你投资铺面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租铺的包括铺租在内，连同自已的人工，有多大比例是赚钱的？

谩骂股市投机的人，笔者相信都是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接触过现实民营经济的艰苦经营的。开铺是最小的个体投资了，但连同营业许可证在内，没有十万八万另加一年的工作投入（折价四万元吧）开不了；1-3年结算盈亏试试看？显然无论是风险还是门槛，股市都提供了一个广阔得多的投资者群体，相对于沙盘性质地把几千万希望体验市场经济的个体户，进入了股市。却被政策"均贫富"向SB倾斜了。

而股市中同样有着最庞大的国有巨无霸集团，和缺了圈钱就活不了的国企巨人，当然也有官路铁关系畅通的民营贵族。当股市变成唐僧肉的时侯，也反应着公有制等级社会中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先进代表们，急于向市场经济中寻租的猴急，他们也会以市场参与人的身份，在自已垄断的媒体圈中，攻击股民私有资本家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垄断着政策和价格，将股民的财产用市场的名义往自已的口袋里抢！

股市既然是一个利益博弈，就少不了现实社会中"择木而栖"的利益投机，象一些人也买国企大盘股，不是看好而仅仅是博弈，不幸套牢了，还长期套牢了，除了当股神扮半仙，他们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既然是利益的博弈，当然就有利益的忽悠。五毛股神很可能只不过是义工。因为他们看来公有制未必不好，市场经济他们未必能赢，如果能够从另些股民手中忽悠来几个子儿，比什么主义都实在。

股市中五毛股神卖拐的炒股神技，与现实中的宋鸿兵之流的《货币战争》，或者朗咸平之类的革命哲学，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跟这些人讲制度公平是白搭，他们会反问："骂管理层有用吗？批评政府有用吗？弱者不用倾斜吗？自私难道是好吗？如果你不能够改变制度，就适应制度，为什么不听我的忽悠呢？……"，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只要民主进程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这种人就总会有的。

工会活动集中在夕阳行业,“向弱者倾斜”将导致社会停滞

英国技术工人构成新的中产阶级，组织出真正的工会；
英美工会罢工，效果取决于技术工人的参与；
工会活动集中在夕阳行业；"向弱者倾斜"将导致社会停滞；
夕阳产业的资本家，会支持工会活动，谋求建立行业垄断特权；

19世纪上叶托利党掌政的英国，可以视为私有制革命已经深入，工业革命即将开始前的传统道德经济学的强烈反应期。象谷物法、海洋法等古老法令，被强化地执行。各种妖魔化新生的产业资本家的舆论文学，也象天朝今天仿佛连空气也被资本家毒害一样，让英国人神经错乱。《谷物法》只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土地利益集团非常明确的一部法令而已。这些市场管控措施，扭曲了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

为了避免工人的高薪（由于谷物法令生活指数上升，工人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增加了失业）的负担，而大量引进新技术设备，的确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展。这是英国在表面上比美国"更先进"的原因。美国则是由于180年以前的劳动力一直偏于缺乏，而带动了新技术的发展。但相应地，就在英国产业界，构成了以技术工人为代表的新的中产阶级。他们与老板的关系，接近于分成合作，而不是雇佣。

这些中产阶级是与新技术绑定在一起的，类似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技术人员。从出身来看他们中很多，未成年时就是那些所谓被老板剥削的童工；因为更多教育的缘故，而更能掌握新的技术。从身份上看，他们也是工人也"接受老板的剥削"，但是从可替代性来看，就远远低于低技术含量的农民工。因此这些新技术工人就成了与老板很强的议价群体，并组织起自已的工会。这是英国最早的真正的工会。

失业和下层工人也组织一些工会，（可以包括宪章运动），但是由于人员流动性大，而且可替代性大，费用支出也大。因此下层工人的工会，不但很难长期生存，而且组织的罢工，几乎没有成功过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工会运动的经验就是，有技术工人参与的罢工，很容易成功；没有技术工人参与的罢工，很难成功。而技术工人与资方的距离，远远小于与工人的距离，实际上可视为管理层的一部分。

英美工会运动的规律，已经开始提示了一个被基督教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忽视的现实，那就是工会运动（工团主义），总是落后的，总是为了保持落后的夕阳产业的。总是因为在夕阳产业中落后，导致行业收缩而处境恶化时，（总是大量的）（技术工人＋下层工人）才会构成统一的罢工群体。而罢工就总是令行业处境雪上加霜。如果不是带来政治"向弱者倾斜"成了烂国企，就是自已迅速从竞争市场上消失。

只有处境恶劣的行业的工会罢工，才是顽强的，也才能得到社会对弱者的同情。而象NBA大阔老们的罢工，就极少得到同情。事实上，将工会绝对正义化，破坏了劳资博弈的平衡，只会损害了全行业的竞争力。现实闹工潮的也主要是如国企要下岗这类夕阳行业，而极少听到IT程序员总工会罢工（笔者没有听说过）之类的事。但是一旦社会顺从了这种同情，新的"谷物法"也就建立起来了。社会因而停滞。

宪章远动攻击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产业厂主，有着基督教的中世纪道德经济学传统的道德优越感；甚至得到了部分厂主的认同，——>千万别误会，这些厂主之认同多掏点钱做善事，是因为他们与宪章运动的诉求，"新的行业特许权（charter）建立新的垄断，避免厂主之间的恶性竞争"，利益上是有共通点的。归根到底，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在于建立行政垄断的分割的封建世袭的行会体系。

19世纪初的经济环境，对于小厂主的生存，也是沉重的负担。如果能得到特许垄断的charter，确实不是一件坏事。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罗伯特.欧文。欧文被视作"社会主义之父"，也被宪章运动作为"不反资本家，只反坏的资本家"而树立的好心肠资本家的典型。日后这样的资本家，还会层出不穷，著名如享利福利领导的的汽车厂工运，恩格斯的纺织厂，以及日本株式会社的终身雇佣模式，近来的巴菲特的五毛税呼吁。

“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政治利益和逻辑后果

无产者"忠于领袖"和私有制"威胁皇帝"的错觉；
公有制帝国"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错误逻辑和后果；
无产者"认皇帝"的本质是造反颠覆，直到"选出最能镇压的皇帝"；
私有制自治社团是皇权社会的稳定剂，是皇权崩溃时的救生圈；

城乡无产者"倾向于亲皇""严责于民而宽免于君"，给专制的王权以错误，以为保持国民的贫穷，尽可能扩大无产者的比例，将生产和生存资料控制在手中，（在农村就是农奴制）；就自以为可以得到了最大的政治支持。同时私有制的自治团体总是越来越富裕，并最终构成王权专制的强大对手，在某个临界点后，必定能战王权而胜之，又令专制王权倾向于削弱工商业自治团体，防民之富甚于防川！

这两种错觉，令到拜占庭，西班牙，法国，明朝和毛朝这几个专制王朝，都采用了大同小异的政策。通过庞大的政府，尽可能压榨民财，（法国名言：税收就是拨最多的毛，让鹅不叫）（言论不自由，鹅一定不叫！），令贫民尽可能多的情况下，也排挤民营工商业的成长。在毛朝，就是出了名的"斩资本主义的尾巴"！毛派比日本鬼子的抄掠中华小农，还要凶狠得多！！

实际上城乡无产者"亲皇"，并不是真的忠于某一个皇帝，而是倾向于立足于（君权神授＝向弱者倾斜）的君主专制体制，而要求君主大公无私地（即所谓天下为公）庇护天下贫民尽开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当然是不可能真正被真人大帝所满足。客观经济规律也注定了，免费的午餐如果不是画饼充饥，就是有始无终。其结果，如果不是贫民造反换一个"更理想"的皇帝，就是（欺骗＋镇压）的毛主专政。

毛左还"忠于"毛主席，也是因为毛主席已经成了毛神庙里的木乃伊！长期的历史封锁，那二十年的悲惨岁月细节渐渐模糊，特权横行的毛朝成了人人幸福的天堂，毛也被抽象化成一个正义的符号。毛左们忠于是这样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忠于活着的毛主席，更不是忠于那一段悲惨的历史。有些家伙说，张宏娘娘是"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真是滑天下大稽了！当朝早就不是毛主席了，张氏保那个皇？

既然城乡无产者"倾向于亲皇""严责于民而宽免于君（主体）"，实际上是忠于专制体制，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皇帝；城乡毛产者幻想的好皇帝已是想象力丰富超出现实可能；同时公有制的低效率，又注定了当皇帝的无论多么好心，都必定养不起这亿万人民群众。现实的冲突下让这亿万贫民计划生育，算是大慈大悲；欺骗这些人"形势一片大好"，宰了还算聪明的几只猴子，毛主席们也只是无可奈何。

既然城乡无产者忠于的只是君主专制的政体，那么换这个皇帝，或者换某个皇族，也算是改善生活的尝试。这样，当毛主席们拿老百姓当试验品时，无产者其实也是拿皇帝九族做试验，一个不成，杀了灭簇再换下一个。因此所谓保皇派，其实就是造反派，反之亦然。改朝换代意味着要将前一代皇族作为旧社会，尽可能斩尽杀绝！如此反复，直到"暴力选出"最能镇压造反派的那个皇帝，就是"宏才大略"。

相反平民工商业者，尽管表面上"No votes No tax"，实际上关心的是自已的财产，是嫌皇帝收税贪得无厌，而不是跟皇帝争权夺利，更不需要皇帝向自已倾斜。只要皇帝守守与民约法的规矩，这些有私小民就成了皇权最大的保证。既可以保证弱小的皇族在与贵族集团的博弈中，不算稳操胜券，至少也是安然无恙。也可以保证皇帝在城乡无产者的造反精神中，有一批信诚守约的同盟者。

历史和现实中的吊诡就在于，有私自治社区为代表的平民工商业者，其萌芽到成长，固然需要国王权威的庇护，以免于贵族党内民主的侵凌，也免于流氓无产者的均贫富，（此两者威胁经常同时出现）；但成长后的自治私有社区，也是国王君主地位和王室财产的保护者。此两者之间，在君主社会中实际上是天然的联盟共生关系。但是君主对极权的追求，常常错误地把更危险的无产者，视作更易驱策的鹰犬！

年轻的希特勒与马加爵郑民生的共同点

希特勒曾是一个好孩子；希特勒曾是一个好士兵；
年轻的希特勒与马加爵郑民生的共同点；
从希特勒身上透视"向边缘滑落群体"的极端性和危险性；

希特勒的生平经历，可以透视一个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倾向极端反对私有制的。希特勒生于一个奥地利海关公务员的破落家庭。生父阿洛伊斯是其母亲在一户犹太人家庭中当女佣时出生，生父一栏是空白的，很可能是该户犹太人的少东。因此一般认为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阿洛伊斯属于通过高考成功奋斗当上公务员的典型，成为当地的小康人家，有很好的退休金，去世时留给希母一笔不小的遗产。

希特勒母亲得了癌症，看病容易看病贵！希特勒全家因病致贫，为了治母亲的癌症，让一位犹太人医生赚走了三分之一的遗产。但希特勒对这位犹太医生感激涕零，医患关系绝佳。当场鞠躬行礼，日后不但保护了这位犹太医生，还重重报答之！因此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大约只是猜想。而在政治上，希特勒用魔鬼三招掌舵1930s的德国，就有"仇恨"犹太人的政治需要，恐怕才是真正的死亡营的原因。
ps:希特勒在母亲克拉拉临终前的半年里，天天睡在厨房里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就算用中国汉朝的孝标准，也足称孝子。

志存高远要当上艺术家的希特勒，不知道艺术家的出头是要靠贵族玩家的赏识，实际上是贵族的帮闲的娱乐明星。带着数量不少母亲遗产的三分一（5000克朗，约值2.5万人民币）出走维也纳打天下的希特勒，花光了所有的钱，落到沿街做叫化子，被维也纳的户籍制度抓起来，关进收容所才能度过冬天。如果不是爆发了世界大战，希特勒恐怕过不了两年，不是作为惯偷给抓起来，就是在街头冻死了的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理想极其远大的希特勒。这位连柴米油盐都照顾不来的26岁的大龄青年，作为外籍志愿兵加入了德国军队，立场拯救整个全世界。这种穷得没饭吃的无产青年，表演特别爱国也特别勇敢，获得两次铁十字勋章。一战两百万德国士兵获得这一级勋章的，总共只有13个人！而且希特勒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战场上无家可归的小狗，带在身旁直到给战友偷掉吃了！

按当时的标准，青年希特勒的出身家境并非贫民，而是属于小康平民家庭的败落，独立闯天下失败后，从（富裕平民—滑向—>贫民）的破落分子。除了败家式的非常贫穷而且不缺远大理想以外，希特勒无论是从那一个角度，都是不亚于马加爵的大好青年，（笔者从来没有说过马加爵不是一个公有制传统思维的"好孩子"），而除了军衔一直不高（与受训练程度低有关），希特勒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士兵。

这样一种从新贵族滑向平民（其父亲退休后，回归平民），又从小康平民滑向贫民，远大理想却流浪失所，失落之余就怪责社会"不公"，（平时而论，当时的奥地利远非自由公平的社会，但希特勒遭际却不能全怪别人），也就培养了希特勒自律其严又非常极端，残忍好斗又对弱者（即便是狗）富有同情心，不择手段又自以为代表了人间正义。试看看，马加爵和郑民生，不也是同样的类型？

按公有制传统的"好孩子，好人"标准，希特勒和马加爵都是很理想的接班人。当他们得到革命领袖的青睐时，也必定会舍死忘生地加以报答，直到他自已能实现更大野心为止！但当他们处于幻灭的状态时，这种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的反人类斗士。而同样是一些传统伦理的道德先生们，却会对希特勒郑民生这类"穷人代表"，大加品德上的赞赏惋惜。1930s的德国是这样，2010s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当希特勒经历了维也纳的流浪生活后，军队就是他的家！可以想象希特勒对于德国战败，他自已回归流浪生活，是多么的抗拒而不可接受！而当希特勒本人经历了最艰辛的生活，经过了最危险的战斗，则1945年的德国人居然"软弱求和"，在希特勒看来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从热爱德国人民的极端转而鄙视，而恨之欲其全体死亡，同样是这类人士极端性心理其实脆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