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是经济中等发达的弱国;
民国(封建制度弱化+低关税)促进了轻工业经济;
民国中央集权的金融系统缺失导致重工业发展滞后;
毛主席向苏联一边倒,是蒋介石德国化的再继续;
中华民国与魏玛德国一样负担着沉重赔款责任,同样抵押了关税并限定了低关税,但因为缺乏市场经济的积累,而不得不放弃了央行通胀的政策,走上了异于德国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在晚清基础上成为世界上轻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缺乏政府担保的信贷体系,中华民国无法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即使与如日本这样并不强大的帝国竞争,也处于明显的战略劣势。
甲午战争赔款的得失,并不是中日两国实力分野的关键原因。中国的综合经济体足以支付全部赔款,而不会对综合国力构成深远的影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赔款,相当于甲午和辛丑赔款的总和!滑铁卢以后,法国的赔款总额也接近甲午赔款。清朝GDP国富民穷的弱点,甚至在赔款上也暴露无遗。号称世界第二的GDP,却几十年无法赎回海关税权;法国向民间发国债,三年内清偿欠债绰绰有余。
真正导致中日两国综合国力(战争实力而言)差别的,是日本在甲午以后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央银行系统,对财阀的注资(相当于凯恩斯主义)促进了日本重工业体系的发展;而中国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初期,都无法建立全国性的银行金融体系。因此中国连铁路建设,也必须向西方银行贷款,而不得不抵押本地税收。这样就促成了蒋介石全国政权基本建立时,中国轻工业略超过日本,重工业明显落后的局面。
蒋介石政权在建立全国金融体系以前,尽管已经确立了与魏玛德国结盟的政策,但是缺乏金融系统支持的德国化进度缓慢。全面德国化政策,是在1936年金融改革后才提速。蒋的德国化政策,与毛上帝日后的苏联化政策,性质和方式都完全相同,区别在规模上、实施时间上和深度上的区别,原因也在于蒋当时面临着需要迅速成军与日本对抗的政治要求。经济政策要"讲政治",从来不是好事情。
毛的苏联化(工业化)完全可以看作是蒋介石的德国化的继续,甚至于毛的苏联化中完成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实际上开始于蒋介石的德国化(如武汉钢铁厂),而中止于中日战争和二战的爆发。在毛帝国建立起,苏联又用缴获的德国技术和装备,重新继续蒋未完成的德国化项目。无论是蒋介石的德国化,还是毛上帝的苏联化,中方支付方式都是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与矿产品、轻工业产品的易货贸易。
由此可见,无论是蒋的德国化还是毛的苏联化,都是对重工业之于战争能力的替代。从战时后勤角度出发,基本装备实现国产化本来就是题中之义,——>除此以外,再无任何"自力更生"可称得上合理性,即使是希特勒决意建立的煤化工(替代战时原油),结果都与沙赫特的预期一样:得不偿失!今天天朝文学攻击清朝"买装备",实际上是攻击了"引进技术"的早期阶段,清朝不想拥有重工业吗?
无法断定蒋的政策是否比毛更高明,因为毛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在相对宽松和平的社会环境中,把蒋介石的政策十倍百倍地付之极端化。但是蒋自已不也是这样吗?如果在抗战胜利后,蒋采纳保守主义的政策安定国内,而不是采纳更极端的党国主义前进政策,蒋政权会在短短几年内崩溃吗?亡蒋介石者,蒋介石也!得益于蒋介石自取灭亡者,毛上帝也!是对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综合概括。
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德国化处于"买技术——>买工业设施——>重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又有着日本假想敌战争的参照,因此蒋介石的德国化政策,相对显得有的放矢,而不会象毛上帝的苏联化那样漫无目标,最终导致巨大的浪费和基本上是彻底的失败。由于有此客观历史环境的区别,因此很难以结果去判定谁高谁低,只需要知道,毛的苏联化是蒋的德国化的继续和深化,两者的抱负与思路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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