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公知力挺"游客在香港随处大小便的天赋权利"之舆论维权；
在香港随处大小便的幼童监护人，犯了与李天一监护人及辩护律师同样的错误；
在更严重违法（犯罪）的证据面前，以抹黑司法受害人的方式，寻求不可举证的道德细节的翻案，
以否定公共约法为目的，随便可以创设的"诸多权利"，中国民粹和公知，与公民社会的距离；
这两天看到国内的民粹舆论，抗议对香港公民批评大陆游客"作为监护人，让孩子随地大小便"时，理由就是"（随处）大小便是天赋的权利"——>注意是权利，不是天赋的人权，——>"香港人（的人权）不应指责（违反香港自治法）的（大陆父母让小孩随处大小便的）的权利"。典型的"人道主义"逻辑！强制香港的人权（自治）负上让别人在自家里大小便的道德义务。这些为"在人家的公共地盘上随地大小便的权利"而维权的公知，绝大部分是"民主启蒙"的带路党，甚至是革命派；可以看到他们的观念与公民社会的差距。
这件事的大陆舆论很具代表性。可以看到在这些民粹的眼中，公共约法有多大的契约意义？只需要随便找条"撒尿是天赋权利"就随便推翻了，——>成了封建特权！"不能随便大小便"的人家地盘上的规定，给大陆这些外来人，替香港公民改成了"如有三急者，不算随便大小便"。至少就此而论，可以看看那种"天赋几万条权利"，推翻公共约法时的威力。
不妨想想李天一的水军，是否也是主张"少男性欲是天赋的权利"？因此可以随意地集体地"霸王硬上弓"？——>试问他们是民主人，还是稻草人？顺便提醒一下，这些人同样是最狂热地反户籍制度（自治）的革命者，——>难怪他们要反自治！他们也一直在反！在香港这次事件中，大陆这些民粹舆论，既推远了香港与大陆的认同，更恶化了大陆人的形象。
一如既往地，笔者不去深入了解更具体的，也是更不必要的细节。当打人已经发生后，默认权益已经不再归属于打人者，因此违法程度相应更轻的"随处大小便"的冲突利由，就默认归属于被打者。因此明摆着的司法事实是，如果打人的夫妇（就是小孩大小便的父母）如果要认为"打得有理，申请法官轻判"的话，需要举证人家的违法，——>在确实没在厕所里大小便的事实面前，这种举证不可能成立。甚至连申诉的机会也不会有。如同李天一案"轮啦，了啦"以后，受害人是否妓女，私德若何，细节若干，已经全然与案判不相干了。
因此建议当事人，诸如"当事人不是真的随便让小孩撒尿，只是不愿意让香港市民拍摄小孩下体"之类的辩解，建议不要再对传媒说，更不要对法官说，自已在家里对老公哭诉时，当梦话说说就好了。这位当事人，正在犯着与李天一他娘一样的错误。就是在自已的更严重的违法，给逮了个现行的实证后，居然还在使用不可能举证的细节，争取道德上的翻案，逃避自已既有的法律责任的同时，诿过于司法上的受害人。李天一案说受害人是妓女勾引五个好少年，这里说被殴打者是色狼。他们忘记了，"绝对真相"在司法中是不存在的。
李天一案为了抹黑受害者，发动了许多水军，不但不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司法谅解，——>注意，是司法上有意义的谅解，——>而且将受害者逼到了"如果不是李天一轮奸罪，就是受害人聚众淫乱罪"。香港这次大陆游客对"天赋随处大小便权利"的维权公益案件，则将自已小孩三急之处明明不是在厕所里，自已还打了人，还砸了可能证明自已举证的证据！却抹黑于受殴打者"侵犯隐私"，维权母亲义愤填膺打了那个女色狼，砸了人家的手机什么的；——>在更严重的打人违法，和明明厕所外三急的事实面前，那母亲的申辩是徒劳的。
民粹公知是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象新浪等媒体对民粹舆论的认同，"认亲不认理"的推荐，也让笔者不由得深为叹息！可以看到，姑且不论此事件中谁是谁非，请问大陆诸般公知，是否站在道德高点，对"香港人应该怎么看待此事"颐指气使？——>这叫道德治国，也叫理性主义！何须多言？！至于有人说，小孩在人家地方三急，实在找不到厕所，怎么办？答案就是，如果未准备好违法，不想选择违法，就只好宁愿失禁。在香港，失禁合法，但是在新加坡，预见失禁仍然失禁于公共场所，父母仍然要被罚款。
笔者不知道小孩有多大，稍大的小孩本应让她学会定时去厕所；更小的小孩更不应在别人的地方，吝啬几块尿片。所以小孩"三急"便于人家的地方，是小孩监护人的完全责任。该父母显然要负全责，没有可能申辩之处。当事人需要争取受害者谅解，以减轻处罚，相信是任何香港的辩护律师，都会告诉这对当事人的法律常识。如果此案需要辩护律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