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子,“滞”与“胀”

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凯恩斯主义滞胀，"胀"是因为钱太多；"滞"是因为钱太少；
美国60－80年代的"蓝筹股行情"与滞胀同行；
中国公有制背景，早在蓝筹股行情形成前，滞胀就把国民经济整死了；

了解虚拟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也就了解了廉价资本与有史以来所有股神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镜子，你可以放弃凯恩斯主义，虚拟经济的泡沫自然消失。你依赖于凯恩斯主义，多制造了40万亿的流动性，却又命令证监会打压股市，当成"限制虚拟经济"，钱就只能跑到炒"高利贷，炒房，炒普洱茶，炒邮票，炒金，炒银，炒玉石，炒收藏品，炒大白菜，炒外汇……"；最后，炒通货膨胀！

扔开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去证明虚拟经济股市大涨，有什么好得不得了的好处，那是很困难的；但换一种思路，既然凯恩斯主义导致虚拟经济的压力，那么让资金压力炒股票，总比炒"高利贷，炒房，炒普洱茶，炒邮票，炒金，炒银，炒玉石，炒收藏品，炒大白菜，炒外汇……"；最后炒通货膨胀，要好得多！那是除了政治性股神有政治责任在身以外，所有人都不难理解的。

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迅速达到滞胀阶段，大型经济体的周期是十年左右！随后在更严重的萧条，还是加倍的泡沫中作出选择！凯恩斯主义滞胀，实际上并不是经济社会的钱太少了，相反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就是令钱太多了！但凯恩斯主义是经由中央银行系统提供的廉价资本，钱又总是留在最不缺钱的领域，如华尔街！因此凯恩斯主义滞胀的本质，就是社会上的钱太多了，实体经济的钱太少了。

凯恩斯主义滞胀是因为金融体系是被垄断的；否则资本会逐利抵达风险最小而利润最高的行业。而当金融体系被当成不能承担风险的超级宝贝时，（中央银行系统就是为了金融体系不用承担风险），金融系统依靠廉价资本的垄断就建立了，成了风险最小和利润最高的行业，却依赖于凯恩斯主义提供的廉价资本！接受存款的必要性渐渐消失；整个金融系统包括所有银行在内，变得"投资银行化"，如华尔街。

美国经济体主要是私有制的（除凯恩斯主义以外），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实际效果是以降低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企业规模经济的上限加大了，起到了淘汰中小型企业的作用。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可以说是类似政策的第一个受益者。从内部经营来说，私有制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本身没有根本性缺陷的不同。因此廉价资本的第一波行情，就造就了60-80年代道琼斯"漂亮50"的蓝筹股行情。

美国60-80年代的蓝筹股行情伴随着尼克松到卡特时期的严重滞胀；而美国的私有机制却不存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大型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其对垄断政策和廉价资本的依赖性远远超出美国；实际运营效率远远逊色于民营企业。所以中国的公有制政策，是用更大得多的经济代价，将企业规模经济的上限向"全国国有化，即社会主义"的方向提升，而付出了事实上不同程度的衰退的代价。这就是国进民退。

因此中国凯恩斯主义下本应有具备的蓝筹股行情，由于主要倾斜的是效益极低下的国企，早在可以行情成形以前，就已经由于经济衰退而被胎死腹中。这是中国A股，只要维持实体经济公有制国企化的背景，就不可能形成西方社会的蓝筹股格局；同时西方如美国/香港的蓝筹股板块，依靠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过剩，本身也是不正常的，是病态的。这是很多操妈骂"垃圾股"的国有股神，所不愿正视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60-80的道琼斯漂亮50中，蓝筹股行情也不是本应是凯恩斯主义最大利益的金融板块，而是清一色的实体经济大型企业，如IBM！ 而即使是在90年代的虚拟经济，利润高得惊人的美国银行的估值，也是极低的！以市净率1倍为标准上下波动。全部美国银行的估值加起来，比不上一家微软！原因正是这些建立在廉价资本基础上的金融利润，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政治干预导致的经济垄断 没有凯恩斯主义就没有股神

政治干预导致的经济垄断，用政治垄断"反垄断"；
世界所有股神，都出现在凯恩斯主义成为政治主流以后；
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是近百年各种股神成功的共同秘诀；
外汇管制下的国际板（开放资本项目）导致廉价美元抄底中国；

观察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四代富豪，他们都不是贵族出身，经营理财才能也是出类拔萃。但是这些才能，足以令他们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却不足以令任何人富可敌国。这些超级富豪的成功与政治干预/垄断导致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分不开的。当中世纪专制王权崩溃后，民主政治对经济的管制一度在局部放松后，又重新走向官僚新贵族干预下的集中型经济，是近代政治经济特点。

当经济组织由于政治干预而趋向垄断时，政治反应不是反思干预的不良后果；而是进一步强调"看得见的手"，进而加强干预，将趋向垄断的民营组织"分而治之"。如同当年的封建帝王，自以为把政治造成的经济巨无霸，用政治手段拆分了，垄断组织对政治体制的威胁就减少了。结果就这些行业如果不是不得不放弃，或者就是政府接管，变成脆弱却不得不补贴的charter行业贵族（如美国汽车业）。

没有理解政治干预/垄断经济，是构成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垄断的最根本原因，却归罪于所谓"资本的无所不能"，实际上是把政府无边的权力当成了"资本本身"，而作为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的借口。这就如同一个跟自已的影子搏斗的巨人，无论多么强大，都将把自已累死，道理是一样的。而巴菲特的成功则突出地表现了，在凯恩斯主义控制了社会经济后，金融贵族依靠廉价资本所导致的价值转移。

巴菲特成功的秘诀，也就是历代股神寻求成功的路径，——>所有股神都出现在凯恩斯主义成为世界政治主流以后！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到诸多股神的神功秘笈之中，而没有注意他们总是具有抄底的廉价资本，更没有注意到股神得到廉价资本的方法；这就象将精力放在钻研《沉思录》的一字一句，自以为就能够当上罗马皇帝一样，白费心机！

今天奥巴马号召美国牛二声讨华尔街，得到了全世界牛二（常称左派）的声援——>左派从来没有反对过任何管制！——>但是次贷危机救市的廉价资金，就是奥巴马亲手批的！不让华尔街牛二承担风险责任的，是奥巴马自已；要监管不用担风险的华尔街利润，又是奥巴马自已！这种政府与自已的权力影子搏斗，每循环一圈政府就大了一圈，又自以为更证明了"看得见的手"。今天美国，游戏仍然继续中！

巴菲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看透了凯恩斯主义是必定会制造暴跌的危机的，而政府又必定是会救市的；为了避免自已的资金链过早断裂，巴菲特通过收购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从银行再贷款），确保了较一般投资者要长远得多的资金链。有此优势，巴菲特的确不需要任何技术分析的神技了。而一般的投资者如高盛，所谓的高杠杆，实际上也是看透了"政府必定会救市"，而放手一搏。

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金，实际上已经完全否定了所谓"国际热钱收购中国"或"中国抄美国次贷底"这类的货币战争的幼稚思维。因为人民币的廉价资本，是中国央行提供的；而美元的廉价资本，是在美国央行的手中！今天两国央行仍然不停地发行着零成本（超低利率）的资本进入金融市场，试问他国又如何进入对方的投资市场，与之抗衡？

象中国外汇储备的抄底贷底，只不过省了美国一次救市资金，而在下一次成为更优先的牺牲者。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果投资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是有限的而且是高成本的（低估汇率买回来的），同时必须承受着美元超低利率的导致负利率的压力。中国美元储备的困境，也正是中国人民币政策，给予中国国内投资者的待遇；反之在锚定美元的同时开放资本管制如国际板，就等于将廉价资本交给了海外投资者。

当人民币锚定美元汇率时，外汇管制将导致人民币不停升值，以迫使经济体调整政策（蒙代尔三角）。如果此时放开资本管制，将意味着持有美联储提供的廉价美元的海外资本，拥有了廉价的人民币同样的市场效果，将逼使中国央行，如果不是最终放弃锚定美元（象泰国在98年金融危机），就是导致国内财富向美元廉价资本转移。98金融危机的经验，是受害国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放弃了锚定美元。

为什么苏联公开化，没有铺平戈尔巴乔夫改革路？

为什么苏联公开化，没有铺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道路？
苏联公开化舆论准备时期，老百姓将所有观点视作"此派彼派"；
公有制传统"此派彼派"口水仗"血腥的教育"；
缺乏私有制个体自治的利益关联，民众不能感受资本主义不是"此派彼派之一"；

苏联崩溃前夕的哲学口水仗，可以提醒目前处于类似口水仗中的"此派彼派"们，也提醒以为所有声音都是"此派彼派"的人们，留意"此派彼派"的不同的惯性思维。苏联改制实际上是在绝大部分人不满意现实，社会上此派彼派口水多，只有高层少数人（恐怕是戈尔巴乔夫一个），很不情愿地被动走向"民主"，而几乎得不到社会各阶层同情的历史过程。

在公有制的传统中，口水派别虽然多，却全部必须不与利益挂钩。很难想象柴米油盐的小民百姓，会对利益无关的革命"此派彼派"感兴趣。尽管政治层面包括知识分子的"此派彼派"既然无关民生（因为不关乎利益），就必然每一口水，都或明或暗直指权力中央，无非是为夺权换界准备舆论上的合法性。传统公有制文化，会将这种"无关利益的口水仗"，视为道德正义的表率，其实不然。

这种不关利益，只关乎帝国中央权位谁属的"此派彼派"口水仗，无论是否贴上"民主，自由，反思"的标签，结果必然是招致政权的松动（如戈尔巴乔夫）或帝国中央的镇压（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有几个小民不知深浅，如果陷入此类口水仗中，成则得不到什么好处，站错队就身败命裂，寿命只能剩下天数指标。久而久之，苏联平民养成了惯性思维，对所有观点都是"此派彼派"观之，似乎置身事外了。

今天一些人指桑骂槐地，声称是清朝的文字狱或毛朝的文革，言论获罪扼杀了中国人知识分子的正义天性。但实事求事地说，文字狱确实要不得，但这些公有制道德信仰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正义天性，那就真是天知道了。只要这种所谓正义盛行，在公有制社会里，几乎没有不发生文字狱的。相反象黄宗羲这种公然骂了两朝皇帝的"逆民"，因为站在就事论事代言平民利益的角度，在明清两朝都得到了善待。

当戈尔巴乔夫公开化，象今天这样引进西方的经济学（其实是耶鲁派的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引进对私有制的新鲜主义时，在较平民享有更多福利特权的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此派彼派。尽管不乏粉丝，但整个苏联社会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这种资本主义，只不过新的"此派彼派"，"别惹我，我还不想死！克格勃，那派不是我干的……"！舆论准备了十年，苏联的改革却是寸步难行，一动就垮了。

问题就在于，民主是个体利益的科学制度，没有个体利益的所有主义，就算挂个名字叫资本主义，其实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哲学罢了。除非能切身民众的个体和自治利益，否则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同被称为"主义"，实际上根本上不同性质的；但在民众看来，（其实没看错），彼时争论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帝国中央政治权柄转移过程中，一种理论哲学罢了。

社会主义里有很多"派"，因为那是公有制的主义哲学；还可以再加上很多派，象东方的孔儒和西方的基督教，再加上印度教和伊斯兰，连同数学魔术师，都可以凑个"主义的俱乐部"。任何一种主义得势，就要统一思想；不得势的，就要被统一思想。但资本主义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私有制！私有制下的可以允许各种思想、主张、方法论、上帝……存在于任何私有的大脑里。所以私有制是不统一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尽管是在苏联财政窘迫中被迫进行的（与什么革命压力无关，是里根减税导致的），在改革前经历了长期的国内舆论和外交舆论上的准备，仅从"主义俱乐部"的角度，口水仗的火力准备说什么也够了。但结果和进程却大出所料，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基层的私有化和自治入手，没有自治利益的关联，民众没有感受到这种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中的"国家不管小民"派，有什么不同？

阿罗不可能定理：公共服务有边际，政府不是越大越好

人类历史只存在过绝对的公有制和相对的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公共授权有边际；政府不是越大越好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私有化政策的必要性；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西方主流的左倾的错误；

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是证明了东西方传统的中庸之道，所谓"没有绝对的公有制，也没有绝对的私有制"，或者说"看得见的手"，"税收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辩证法或公有制信仰的屁话。私有制就必须是绝对的！绝对的私有制（就是人权不容侵犯）确保了个人决策是必然理性的，万一不理性也将由个人私有的财富支付其错误成本；社会充其量作生存保底的援助！而不能将"均贫富"作为公平。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No Private No Fair"，证明了"私有制不可侵犯的公平，就意味着最高的效率"，西方现代经济学（如果不将其称为政治的道德伦理学的话）的"公平与效率如何妥协"的命题，自然不复存在；但就意味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群体，除如奥地利学派等少数遵循人权原则的学群以外，几乎全部都是为权贵寡头利益服务的洋五毛。这是凯恩斯主义新制度学派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结论。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绝对的公有制和相对的私有制。象莫卧儿帝国那样遗产税100%以上！也可以被称为私有制，因为你活着时，可以任意消费你的财产；这种制度与处于极端化的斯大毛制度，允许你有一点点零用钱，但对国家负有无限的义务，本身就是绝对的公有制。反之"人权私有和自主选择的权力不可侵犯"，即民主的市场经济，当然也就可称为绝对的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真正解译是科学性的，就是"公共授权的范围是有边际效益的"，换言之政府不是越大越好，政府不是越大越经济的。如果对政府公共利益的授权超过边际程度，那么解决方案就不是如何选出一个"理智的领导人"的问题，也不是选一个大政府管理不应该公有的利益，而指望用民主的议会分权监管这些公共利益，以为就可以减少腐败；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三个字——私有化！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只有独裁才能得到理性的方案"，与私有制的人权的定义丝毫没有矛盾。人权不可侵犯也意味着他人不必对人权自我选择的损失负责。人道主义的道德成本要比均贫富的责任成本低得多！一旦倒转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否采取民主制度，都将面临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约束。KJArrow只不过是用数学（集合论的映射），重新证明了实体经济学的逻辑结论。

人权的绝对意义本身介定了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自由是建立在对自已私有权益的绝对权力上的；同时在涉及到非私利益的索求时（如圈占无人荒地），不得侵犯他人的同样是绝对意义的人权利益，用常言道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私有制确立以前，是不存在所谓的自由的。这是笔者对于独立于人权以外的"自由"高度警惕的原因。人权包括了自由，自由不等同于人权，这是要注意的。

自由是在人权绝对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也就意味着"公地悲剧"的经济学规律自然地成立了。因为在自由的定义下，任何未经私有化，包括未经公共契约约束的公值，由于不再具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权声明，而成了各人可以自由寻租的标的。因此对于任何无主的非私也是非公的资源，就是谁主张谁维护，以私有化方能避免其社会总价值的损耗。公地悲剧实际上昭示了私有化的必要性。

阿罗不可能定理是用数学的方法论揭示了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民主社会主义""大政府大福利"的伪科学性；揭示了中世纪道德经济学的"政府用税收手段减小贫富差距，政府担负起社会平均福利的责任"的低效益；否定了西方如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只要政府的高税收是回馈民生的，高税收就可以带来社会的增长。阿罗不可能定理判定之"不可能"。

民主不以选举为基础；三权分立不能保证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私有制最公平，最具效率"；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民主是以私有制自治为基础的；
民主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三权分立不能保证私有制自治；
（阿罗不可能定理＋私有制）＝帕累托积；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学过程是严密的，结论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唐突而令人不安的。如果希望用阿罗不可能定理否定目的在于得出公共的理性解决方案的投票程序的"西方式民主"，阿罗不可能定理，也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左派，提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标具，这门哲学的名义又是被很多人当作科学象征的"数学"。对此，很多人既然不能否定其数学论证，只能将类似的解译，斥之为"过度解释"，！

类似的情况还有哥德尔定理，被一些信仰的和哲学的人士，斥之为对哥德尔定理的过度的解释。反之，曾经有毛左用哥德尔定理，攻击我们拒绝中国式诡辩（即引用权威答案作证）为"违反了哥德尔定理"。其实哥德尔定理根据集合论作出的论证，其外延所及的"逻辑"实际上包含任何可供交流的信息；因此是适用于任何哲学和信仰的。同时其完备性则可通过引用第三方实证，偏偏权威言论不是实证。

阿罗不可能定理也是如此。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学推理是足够严密的，那么在其命题定义内的任何解释，都不能称为"过度解释"。不能因为"独裁才能得到理性的方案"就拒绝阿罗不可能定理，除非你能发现其数学论过程的错误。（KJArrow是超一流的应用数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新制度学派的很多学者，对于民主的前途感到灰心的缘故。因为从数学的角度，阿罗定理确实是无法推翻的。

但是如果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成立的，就将意味着，自从瓦尔拉斯发明了均衡这个哲学概念后，包括马歇尔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再到新制度学派和新旧的福利经济学……，换言之只要是建筑在"均衡的数学基础上"的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果不是服务于极权的话，如果不是否定民主，就必须承认是伪科学！到头来除了奥地利学派，就只有马克思主义还可能是对的。

这样就难怪，以新制度学派（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的主流学者们灰心丧气了，而这批学者，包揽了诺贝尔奖金90%以上的获奖名额！因为自马歇尔主义开始，整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市场不是万能的，看得见的手必不可少的，民主是可以监管看得见的手的"，即"三权分立约束下的无限强大的大政府，是最公平和最高效率的社会方案"。阿罗不可能定理，把它否定了。

如果不是判处民主制度死刑，就是判处自南北战争以后的整个西方制度是不如马克思主义的独裁的。这个选择题太困难了。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马蒂亚森，会专门写了一本《理性与自由》，同样用集合论证明"自由这种道德比独裁要好"，实际上就是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用集合论的符合再表述了一遍。阿马蒂亚森确实是斯密的大粉丝，把斯密最错误的内容，用数学论证了一番！

实际上问题就在于，自瓦尔拉斯后的均衡"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恰恰就是错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固然建筑在同样的"均衡数学派"的，侵犯了国民人权价值标准的"理性幸福数字"上，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中央权力独裁的必要性。（试想没有中央权力，如何实行计划经济？）。不是马克思主义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如凯恩斯主义更正确，而是两者都是错误的；错误机理是一样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恰恰证明了，民主是自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制度；证明了"一人一票/三权分立"必须在私有制的前提下。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人权就是自已对自已的私有权益的绝对的、垄断的权力"，因为"自已对自已的绝对权力，是唯一可能理性"。当所有人对自已的利益的处理都是理性，而因为是私有而不会伤害别人时，社会最大福利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什么原理？帕累托积！

印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阿巴蒂亚森的数字化道德

英迪拉甘地的社会主义也让自已的数字骗了；
监狱参股的英迪拉甘地和印度人民党之间的印式民主；
给数字欺骗的阿马蒂亚.森的数学化道德；
阿马蒂亚.森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哈耶克信徒的印度政治背景；

让自已制造的的数字骗了的，不但在公有制下的毛主席，还有其实挺开放时代里挺开明的袁世凯，还有印度的英迪拉甘地。英迪拉在1971年强行推行社会主义建设，将国大党内和议会中各反对党的200多名议员等首领，统统开除党内外职务，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同时颁布紧急状态法，新闻检查加禁止罢工、禁止游行示威……，除了没有古拉格群岛没用上，斯大林主义的招也没剩下几样没用上了。

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是，在初次运用时，由于还有前一代市场信号未完全失效，社会主义生产的有效性比较高，数字产值上的成长也会比较优秀。1977年的英迪拉.甘地，踌躇满志解散了议会提前大选，把关了几年的反对派领导放出来"参选"，打算让这些离开监狱一个多月的反对派们过过场，用反对派的惨败证明印度还是民主国家。其时英迪拉自命政绩出众，介时只要人民支持，反对派再窝火也没辄。

大选前新闻管制下，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度的言论自由有多大，值得将印度称为民主国家者考究）一遍声的歌功颂德，让英迪拉感到用胜券在握。英迪拉真的没有想到，她会败选的！败选的原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数字没有让大多数人得到好处。以纳拉扬等人为首的，给关了几年的反对派尽管只有个把月活动筋骨，但在民众眼中却成了活甘地。活甘地们脱离国大党组建了后来的人民党。

其实人民党的纳拉扬也不是什么好鸟，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英迪拉要搞社会主义，纳拉扬名义上就改行自由主义，抬杠！等到纳拉扬德塞上台，英迪拉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是萧规曹随，建设社会主义。英甘地执政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执政就把英甘地抓起来。结果英迪拉又成了活甘地。但纳拉扬的人民党倒是向蒋介石学习，总算放松了言论自由，结果挨了美式数字的臭扁，1980年英甘地重新上台。

不但印度的政客给数字骗了，连印度的的经济政策导师阿马蒂亚.森，也是这样。这位崇拜斯密主义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由和发展的关系"时，也是将这些水分各异的数据当实证，得出"美国黑人的生存处境比中国的穷人差""朝鲜人的医疗保障比印度要好""俄罗斯改革后人均寿命比斯大林时代要短"……，东方帝国的人等，就算不了解美国，都知道自已的高指数是啥玩意。

阿马蒂亚.森不是自已做假，也只不过是向凯恩斯主义学习，滥用些并不擅长的数学充高明，原数据的采证就不太慎重！阿马蒂亚森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有统计资料但没有太多的数学；1999年的《自由与发展》就开始采用了不少东方数据，以证明美国还有瑕疵；2003年的《理性与自由》就完全成了一部莫名其妙摆弄集合论的数理哲学，用于证明称为自由的道德高尚的好处。

茅于轼老人是阿马蒂亚.森的粉丝，估计读过这几本书；不但采纳了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而且还有样学样写了几本数理哲学专著。但是估计茅老没有注意阿马蒂亚.森这几本书的立场的变化，《贫困与饥荒》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强调民主很重要，但是强大的政府作为更重要；而后面两本书却是大转弯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茅老可能没读过哈耶克，也没有注意几本书的时间，更没有注意其间印度政治的变化。

1980年是英迪拉的印度社会主义再创新高潮，阿马蒂亚为印度当期政策辩护，又要证明印度的民主的优越性；1980－1999年之间，印度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见的称为"滞胀"的所有问题，同时苏联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预言玩完了；拉吉夫.甘地、拉奥和瓦杰帕伊先后开始自由化改革。作为印度最权威的政策辩护大师，森只好180度大转弯。但是这个转弯太剧烈了，只好先是数字，然后是数学，蒙混过关。

股市不担有市场外的义务，不必“向弱者倾斜”

股市不担有股市以外的社会义务；
股市不必向"农民/贫民倾斜"，不负"减小贫富差距"的责任；
股民是股市中的最弱小群体，股民体现着实体经济中弱小的个体经济；
股市是利益博弈的场所，就会特权寻租百妖孽生；

将股市真正市场化，视作中国民主进程的活沙盘，就要排除不在股市博弈利益群体中的一切人士和借口。民主是产权利益博弈平衡的民主，不存在脱离利益的真理，因此不在股市中投资的人，无论是那种专家，可以说"股市不如赌市"，但不可以说任何投资者的自主投资是"不理性"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了对方人权自治的合理性。只要是用自已管理的财产自愿入市就是理性的；批评者就是缺德的。

股市是市场实体经济的运作沙盘，要排除不相干的义务。农民/贫民如果不是投资者，就不是股市中的一员，不存在"向弱者倾斜""向股民加税扶助农民"的理由。这一条已经与"是否应该向弱者倾斜"的命题无关了，（哲学家们很喜欢在这些命题上纠缠道德细节，而忽略了本来的议题）。其意义相当于实体经济中，"不能让某一部分人，承担向弱者倾斜的责任"，无论是责任于独裁者还是富人，都不行。

所以如果"向弱者倾斜"是对的，那么股市中的最弱者就是股民自已，但"利益向股民倾斜"，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忽悠，就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所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监管，最后都是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原因就在于股市是用来融资的，不是用于"向股民倾斜"办慈善的。上市公司即使是国际板，也是为了融资的（即使不是为了圈钱），不是为了分红的。实体经济差，就分不了红，天经地义。

将股市看作是商业化市场经济的沙盘缩影，就符合现实了。股民可以用少到几百元的钱开始投资，这是实体经济中不存在的。炒股有风险，但实体经济的风险更大。买铺做生意的，如果减去铺面升值的钱，不妨看看是赚的还是亏的？如果是贷款买铺的，碰上商业铺面价格下跌或者银根紧缩，看看你投资铺面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租铺的包括铺租在内，连同自已的人工，有多大比例是赚钱的？

谩骂股市投机的人，笔者相信都是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接触过现实民营经济的艰苦经营的。开铺是最小的个体投资了，但连同营业许可证在内，没有十万八万另加一年的工作投入（折价四万元吧）开不了；1-3年结算盈亏试试看？显然无论是风险还是门槛，股市都提供了一个广阔得多的投资者群体，相对于沙盘性质地把几千万希望体验市场经济的个体户，进入了股市。却被政策"均贫富"向SB倾斜了。

而股市中同样有着最庞大的国有巨无霸集团，和缺了圈钱就活不了的国企巨人，当然也有官路铁关系畅通的民营贵族。当股市变成唐僧肉的时侯，也反应着公有制等级社会中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先进代表们，急于向市场经济中寻租的猴急，他们也会以市场参与人的身份，在自已垄断的媒体圈中，攻击股民私有资本家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垄断着政策和价格，将股民的财产用市场的名义往自已的口袋里抢！

股市既然是一个利益博弈，就少不了现实社会中"择木而栖"的利益投机，象一些人也买国企大盘股，不是看好而仅仅是博弈，不幸套牢了，还长期套牢了，除了当股神扮半仙，他们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既然是利益的博弈，当然就有利益的忽悠。五毛股神很可能只不过是义工。因为他们看来公有制未必不好，市场经济他们未必能赢，如果能够从另些股民手中忽悠来几个子儿，比什么主义都实在。

股市中五毛股神卖拐的炒股神技，与现实中的宋鸿兵之流的《货币战争》，或者朗咸平之类的革命哲学，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跟这些人讲制度公平是白搭，他们会反问："骂管理层有用吗？批评政府有用吗？弱者不用倾斜吗？自私难道是好吗？如果你不能够改变制度，就适应制度，为什么不听我的忽悠呢？……"，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只要民主进程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这种人就总会有的。

工会活动集中在夕阳行业,“向弱者倾斜”将导致社会停滞

英国技术工人构成新的中产阶级，组织出真正的工会；
英美工会罢工，效果取决于技术工人的参与；
工会活动集中在夕阳行业；"向弱者倾斜"将导致社会停滞；
夕阳产业的资本家，会支持工会活动，谋求建立行业垄断特权；

19世纪上叶托利党掌政的英国，可以视为私有制革命已经深入，工业革命即将开始前的传统道德经济学的强烈反应期。象谷物法、海洋法等古老法令，被强化地执行。各种妖魔化新生的产业资本家的舆论文学，也象天朝今天仿佛连空气也被资本家毒害一样，让英国人神经错乱。《谷物法》只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土地利益集团非常明确的一部法令而已。这些市场管控措施，扭曲了整个英国的经济结构。

为了避免工人的高薪（由于谷物法令生活指数上升，工人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增加了失业）的负担，而大量引进新技术设备，的确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展。这是英国在表面上比美国"更先进"的原因。美国则是由于180年以前的劳动力一直偏于缺乏，而带动了新技术的发展。但相应地，就在英国产业界，构成了以技术工人为代表的新的中产阶级。他们与老板的关系，接近于分成合作，而不是雇佣。

这些中产阶级是与新技术绑定在一起的，类似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技术人员。从出身来看他们中很多，未成年时就是那些所谓被老板剥削的童工；因为更多教育的缘故，而更能掌握新的技术。从身份上看，他们也是工人也"接受老板的剥削"，但是从可替代性来看，就远远低于低技术含量的农民工。因此这些新技术工人就成了与老板很强的议价群体，并组织起自已的工会。这是英国最早的真正的工会。

失业和下层工人也组织一些工会，（可以包括宪章运动），但是由于人员流动性大，而且可替代性大，费用支出也大。因此下层工人的工会，不但很难长期生存，而且组织的罢工，几乎没有成功过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工会运动的经验就是，有技术工人参与的罢工，很容易成功；没有技术工人参与的罢工，很难成功。而技术工人与资方的距离，远远小于与工人的距离，实际上可视为管理层的一部分。

英美工会运动的规律，已经开始提示了一个被基督教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忽视的现实，那就是工会运动（工团主义），总是落后的，总是为了保持落后的夕阳产业的。总是因为在夕阳产业中落后，导致行业收缩而处境恶化时，（总是大量的）（技术工人＋下层工人）才会构成统一的罢工群体。而罢工就总是令行业处境雪上加霜。如果不是带来政治"向弱者倾斜"成了烂国企，就是自已迅速从竞争市场上消失。

只有处境恶劣的行业的工会罢工，才是顽强的，也才能得到社会对弱者的同情。而象NBA大阔老们的罢工，就极少得到同情。事实上，将工会绝对正义化，破坏了劳资博弈的平衡，只会损害了全行业的竞争力。现实闹工潮的也主要是如国企要下岗这类夕阳行业，而极少听到IT程序员总工会罢工（笔者没有听说过）之类的事。但是一旦社会顺从了这种同情，新的"谷物法"也就建立起来了。社会因而停滞。

宪章远动攻击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产业厂主，有着基督教的中世纪道德经济学传统的道德优越感；甚至得到了部分厂主的认同，——>千万别误会，这些厂主之认同多掏点钱做善事，是因为他们与宪章运动的诉求，"新的行业特许权（charter）建立新的垄断，避免厂主之间的恶性竞争"，利益上是有共通点的。归根到底，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在于建立行政垄断的分割的封建世袭的行会体系。

19世纪初的经济环境，对于小厂主的生存，也是沉重的负担。如果能得到特许垄断的charter，确实不是一件坏事。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罗伯特.欧文。欧文被视作"社会主义之父"，也被宪章运动作为"不反资本家，只反坏的资本家"而树立的好心肠资本家的典型。日后这样的资本家，还会层出不穷，著名如享利福利领导的的汽车厂工运，恩格斯的纺织厂，以及日本株式会社的终身雇佣模式，近来的巴菲特的五毛税呼吁。

“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政治利益和逻辑后果

无产者"忠于领袖"和私有制"威胁皇帝"的错觉；
公有制帝国"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错误逻辑和后果；
无产者"认皇帝"的本质是造反颠覆，直到"选出最能镇压的皇帝"；
私有制自治社团是皇权社会的稳定剂，是皇权崩溃时的救生圈；

城乡无产者"倾向于亲皇""严责于民而宽免于君"，给专制的王权以错误，以为保持国民的贫穷，尽可能扩大无产者的比例，将生产和生存资料控制在手中，（在农村就是农奴制）；就自以为可以得到了最大的政治支持。同时私有制的自治团体总是越来越富裕，并最终构成王权专制的强大对手，在某个临界点后，必定能战王权而胜之，又令专制王权倾向于削弱工商业自治团体，防民之富甚于防川！

这两种错觉，令到拜占庭，西班牙，法国，明朝和毛朝这几个专制王朝，都采用了大同小异的政策。通过庞大的政府，尽可能压榨民财，（法国名言：税收就是拨最多的毛，让鹅不叫）（言论不自由，鹅一定不叫！），令贫民尽可能多的情况下，也排挤民营工商业的成长。在毛朝，就是出了名的"斩资本主义的尾巴"！毛派比日本鬼子的抄掠中华小农，还要凶狠得多！！

实际上城乡无产者"亲皇"，并不是真的忠于某一个皇帝，而是倾向于立足于（君权神授＝向弱者倾斜）的君主专制体制，而要求君主大公无私地（即所谓天下为公）庇护天下贫民尽开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当然是不可能真正被真人大帝所满足。客观经济规律也注定了，免费的午餐如果不是画饼充饥，就是有始无终。其结果，如果不是贫民造反换一个"更理想"的皇帝，就是（欺骗＋镇压）的毛主专政。

毛左还"忠于"毛主席，也是因为毛主席已经成了毛神庙里的木乃伊！长期的历史封锁，那二十年的悲惨岁月细节渐渐模糊，特权横行的毛朝成了人人幸福的天堂，毛也被抽象化成一个正义的符号。毛左们忠于是这样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忠于活着的毛主席，更不是忠于那一段悲惨的历史。有些家伙说，张宏娘娘是"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真是滑天下大稽了！当朝早就不是毛主席了，张氏保那个皇？

既然城乡无产者"倾向于亲皇""严责于民而宽免于君（主体）"，实际上是忠于专制体制，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皇帝；城乡毛产者幻想的好皇帝已是想象力丰富超出现实可能；同时公有制的低效率，又注定了当皇帝的无论多么好心，都必定养不起这亿万人民群众。现实的冲突下让这亿万贫民计划生育，算是大慈大悲；欺骗这些人"形势一片大好"，宰了还算聪明的几只猴子，毛主席们也只是无可奈何。

既然城乡无产者忠于的只是君主专制的政体，那么换这个皇帝，或者换某个皇族，也算是改善生活的尝试。这样，当毛主席们拿老百姓当试验品时，无产者其实也是拿皇帝九族做试验，一个不成，杀了灭簇再换下一个。因此所谓保皇派，其实就是造反派，反之亦然。改朝换代意味着要将前一代皇族作为旧社会，尽可能斩尽杀绝！如此反复，直到"暴力选出"最能镇压造反派的那个皇帝，就是"宏才大略"。

相反平民工商业者，尽管表面上"No votes No tax"，实际上关心的是自已的财产，是嫌皇帝收税贪得无厌，而不是跟皇帝争权夺利，更不需要皇帝向自已倾斜。只要皇帝守守与民约法的规矩，这些有私小民就成了皇权最大的保证。既可以保证弱小的皇族在与贵族集团的博弈中，不算稳操胜券，至少也是安然无恙。也可以保证皇帝在城乡无产者的造反精神中，有一批信诚守约的同盟者。

历史和现实中的吊诡就在于，有私自治社区为代表的平民工商业者，其萌芽到成长，固然需要国王权威的庇护，以免于贵族党内民主的侵凌，也免于流氓无产者的均贫富，（此两者威胁经常同时出现）；但成长后的自治私有社区，也是国王君主地位和王室财产的保护者。此两者之间，在君主社会中实际上是天然的联盟共生关系。但是君主对极权的追求，常常错误地把更危险的无产者，视作更易驱策的鹰犬！

年轻的希特勒与马加爵郑民生的共同点

希特勒曾是一个好孩子；希特勒曾是一个好士兵；
年轻的希特勒与马加爵郑民生的共同点；
从希特勒身上透视"向边缘滑落群体"的极端性和危险性；

希特勒的生平经历，可以透视一个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倾向极端反对私有制的。希特勒生于一个奥地利海关公务员的破落家庭。生父阿洛伊斯是其母亲在一户犹太人家庭中当女佣时出生，生父一栏是空白的，很可能是该户犹太人的少东。因此一般认为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阿洛伊斯属于通过高考成功奋斗当上公务员的典型，成为当地的小康人家，有很好的退休金，去世时留给希母一笔不小的遗产。

希特勒母亲得了癌症，看病容易看病贵！希特勒全家因病致贫，为了治母亲的癌症，让一位犹太人医生赚走了三分之一的遗产。但希特勒对这位犹太医生感激涕零，医患关系绝佳。当场鞠躬行礼，日后不但保护了这位犹太医生，还重重报答之！因此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大约只是猜想。而在政治上，希特勒用魔鬼三招掌舵1930s的德国，就有"仇恨"犹太人的政治需要，恐怕才是真正的死亡营的原因。
ps:希特勒在母亲克拉拉临终前的半年里，天天睡在厨房里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就算用中国汉朝的孝标准，也足称孝子。

志存高远要当上艺术家的希特勒，不知道艺术家的出头是要靠贵族玩家的赏识，实际上是贵族的帮闲的娱乐明星。带着数量不少母亲遗产的三分一（5000克朗，约值2.5万人民币）出走维也纳打天下的希特勒，花光了所有的钱，落到沿街做叫化子，被维也纳的户籍制度抓起来，关进收容所才能度过冬天。如果不是爆发了世界大战，希特勒恐怕过不了两年，不是作为惯偷给抓起来，就是在街头冻死了的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理想极其远大的希特勒。这位连柴米油盐都照顾不来的26岁的大龄青年，作为外籍志愿兵加入了德国军队，立场拯救整个全世界。这种穷得没饭吃的无产青年，表演特别爱国也特别勇敢，获得两次铁十字勋章。一战两百万德国士兵获得这一级勋章的，总共只有13个人！而且希特勒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战场上无家可归的小狗，带在身旁直到给战友偷掉吃了！

按当时的标准，青年希特勒的出身家境并非贫民，而是属于小康平民家庭的败落，独立闯天下失败后，从（富裕平民—滑向—>贫民）的破落分子。除了败家式的非常贫穷而且不缺远大理想以外，希特勒无论是从那一个角度，都是不亚于马加爵的大好青年，（笔者从来没有说过马加爵不是一个公有制传统思维的"好孩子"），而除了军衔一直不高（与受训练程度低有关），希特勒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士兵。

这样一种从新贵族滑向平民（其父亲退休后，回归平民），又从小康平民滑向贫民，远大理想却流浪失所，失落之余就怪责社会"不公"，（平时而论，当时的奥地利远非自由公平的社会，但希特勒遭际却不能全怪别人），也就培养了希特勒自律其严又非常极端，残忍好斗又对弱者（即便是狗）富有同情心，不择手段又自以为代表了人间正义。试看看，马加爵和郑民生，不也是同样的类型？

按公有制传统的"好孩子，好人"标准，希特勒和马加爵都是很理想的接班人。当他们得到革命领袖的青睐时，也必定会舍死忘生地加以报答，直到他自已能实现更大野心为止！但当他们处于幻灭的状态时，这种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的反人类斗士。而同样是一些传统伦理的道德先生们，却会对希特勒郑民生这类"穷人代表"，大加品德上的赞赏惋惜。1930s的德国是这样，2010s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当希特勒经历了维也纳的流浪生活后，军队就是他的家！可以想象希特勒对于德国战败，他自已回归流浪生活，是多么的抗拒而不可接受！而当希特勒本人经历了最艰辛的生活，经过了最危险的战斗，则1945年的德国人居然"软弱求和"，在希特勒看来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从热爱德国人民的极端转而鄙视，而恨之欲其全体死亡，同样是这类人士极端性心理其实脆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