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万亿养老金缺口，中国不但要延迟退休，还要大幅削减养老金

18万亿养老金缺口，上帝会给中国掏钱的；
中国不但要延迟退休，还要大幅削减养老金；
东亚国家没有"欧债危机"吗？东方的债务水平；
欧债危机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二次发作；

记得次贷危机的时侯，潘石旋曾经断言"中国没有次贷危机，因为中国没有GDS"。老潘显然知道中国同样有着央行释放的人民币信用，经商业银行对炒房的信贷，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而把坏帐风险留在银行，等着纳税人的冲销的全过程。有着比美国次贷杠杆更大的坏帐，却仅仅因为没有把坏帐准备债券化，中国就"没有次贷危机"了。那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大概是无罪的，因为日本鬼子不是中国人。

类似的逻辑也见于养老金缺口的争论。今天都知道欧洲债务危机祸及所有"货币国际化"的欧洲猪国，债务危机最烈的希腊，恰恰就是人保部所称的，"养老金缺口已经无法弥补"，天朝据说是18万亿，希腊无非一千亿欧元！笔者估计18万亿缺口，没有计算我们这一辈交了社保，因为计划生育的人口锐减，根本没有可能享受养老金（以普通城市劳动者计），因为笔者计算出来的缺口，2030年至少30万亿！

作简单的模型换算，希腊人口的十倍，就是天朝城市人口的一半。那么天朝目前的缺口18万亿，就一点不比希腊小！——>东亚傻副国家的债务，一点不比欧洲国家小！乃是公开的秘密。希腊的债务规模算个鸟？！日本的债务是GDP的250%！南韩的债务第一名400%!中国放在八亿农民管不着，债务比例直追日本老师，国债连企债连地方债务，在180-200%之间！都比希腊多得多！

但偏偏中国式"没有次贷危机"逻辑就能够说，中国不会有债务危机，因为中国人民币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还可以滥印钞票，冲销政府乱花钱的、数量任意大的债务！而希腊加入了欧元区，再搞这么幸福的凯恩斯主义，就让德国作梗！没门！——>这是实话！！这种让人气结的强盗逻辑，言下之意，就是通货膨胀是无害的，政府乱花钱，总是有利的，所以"独立（于纳税人）的货币政策"就是国家主权了。

欧洲债务危机从来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灾难。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人，早在四十年代起，就在《通往奴役之路》里，苦口婆心地告诫欧洲这些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王八蛋，福利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工团主义是The Road To The Serfdom。欧洲早在60-80年代，就已经各国纷纷搞（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搞出来了持续近二十年的（滞胀＋债务危机）的衰退，这次不过是让欧元诱发的旧病复发。

欧洲各国的福利主义程度，或者说（左倾的程度＝大政府的程度）各不相同。欧元统一以后，如果放任欧元通过凯恩斯主义搞"积极的财政政策"，惩罚的是勤俭建国依法小的国家，——>很不幸地，目前德国是欧洲冠军！法国尽管大手大脚惯了，但是跟革命理想崇高的欧猪相比，已经算得上是守财奴。小猪要让几个老大做笨猪，老大又不是真的笨，怎么会吐血养这些寄生虫？这样小欧猪们就债务危机了。

摆在希腊纳税人的面前的选择，也就是人保部抛给中国公众的命题：缺口18万亿，反正填不上，瞧着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如果不是作为债务，把债务货币化，用通货膨胀填进去，（对比4万亿的后果），就是延迟退休；延迟退休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还要大幅削减领取的退休金！否则，养老金破产，一拍两散，不妨到时看看退休的老头老太，除了唱红歌跳红舞，还有没有力气闹革命？

希腊纳税人既不想削减福利，又不想加税，还不想退出欧元区！活象向杨志买刀的牛二："我要买你的刀，我没钱，我偏要！……"，就差没有满地打滚了。咱国的官媒也是这副德性。明明是政府养老金的主管部门报告有18万亿缺口；咱国产的经济学权威，就能说出满地打滚的话："中国养老金缺口，是不可能的，政府会补贴的，国企会分红的"，——>他们还有一样王牌，没说："上帝会下凡掏钱的"。

炒作食品安全，离不开道德、暴利的妖魔化

官媒禁止炒作食品安全竭斯底里是正确的；
言论自由应开放媒体领域，不应是官媒资助的炒作；
公害知识分子的炒作，离不开"道德""暴利"的妖魔化；

在伊利"涉嫌汞超标"一事中，有关部门下令官方媒体不准报道，无疑是正确的，——>注意，是官方媒体！说明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用纳税人的钱，放纵官媒记者炒作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是不合适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民间的，官方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就算是奥巴马在任上的言论就代表了美国政府，预先声明"个人观点"也难逃李下之嫌；正式的言论观点也要通过新闻官发出。

不在于炒作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是否正确，而在于任何官媒没有炒作的权力，更没有针对民间/民营行为炒作、批判的权力。这是很多公害知识分子所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体现在放开媒体专营，而不是官方资助的任何炒作。有部分官媒记者声称"不能炒作伊利多么悲催"，笔者却认为，让这些记者还有机会吃纳税人饭，倒纳税人的米，让他们吃里扒外地炒作公害卫道，才真正是纳税人的悲催。

类似的还有南方某"酱油案"，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也是大同小异；不是道德就是暴利。笔者虽然不了解酱油毒不毒，但非常肯定三点：第一，打酱油没有暴利，第二炒作打酱油媒记涉嫌有暴利；第三炒作打酱油找不到可供任何诉讼的受害人和证据。其实关注一下伊利和南方打酱油的"案子"，就会发现，全部是生产商自已的透明披露，公害分子顺杆子向上爬，没完没了地炒作"道德""暴利"。

伊利所谓"部分产品汞超标"案，伊利已经处理得到位了；不必理采公害分子的炒作，谁信不过国产奶粉，吃进口去。笔者也主张放弃所有食品行业的关税和准入限制，允许包括转基因食品等产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唯一需要强制的就是"明码标识"。这样进口产品也降价了，爱吃进口食品的消费者，可以少花钱；还可以土地私有化，谁不放心市场安全，他自已买地种吃的去；少TMD连累别人。

您瞧着吧！公害知识分子又会拿着转基因呀，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什么的继续炒作。他们会反对食品市场的自由贸易！他们也会炒作什么18亿亩红线的粮食安全！他们要的不是食品安全，更不是消费品的利益，他们要的就是炒作！他们的炒作既要暴利，更要"政府把市场都管起来"！这些良心多得喂狗的王八蛋！以识别公害炒作标准很简单，"道德""暴利"这两个字眼，基本上就是公害炒作的特征字符。

为什么抢劫的收益不如自由贸易？

准确识别统治者的科学方法；
抢劫的效益远远比不上自由交换；
为什么等级社会"仇富，仇官，仇（官富＝贪官）"？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统治者是谁？

社会进化论的客观科学规律，为热衷于"革命"的分子，提供了识别一个社会的统治者的方法。确保这种革命，对他本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有利的。不仅仅是短期是有利的，而是从永久性而言，也是有利的。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就是，交换创造价值，因为在一方可能获利的同时，至少可以保证另一方，不会受到损失。但抢劫就不同，抢劫在为劫匪"创造"利益时，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劫匪所得。

典型的现实案例，就是很多小青年是职业偷手机的扒手，据说上岗经验丰富者，平均每三天就可以偷到一部iphone，但每部仅仅销赃200元！换言之，当这些小贼给事主造成4-6千元损失时，他们仅仅得到了5%的报价，而他们一旦被请进免费酒店，就要按事主（常常是夸大的）损失CheckIn!简单的算术可以计算出，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手机小贼，在高风险的山贼岗位上就业，每月平均收入无非是2000元！

另一宗案子大同小异。有两位时迁偷了受害人1300万元的财货，折价30万元销赃！四十分之一！两位好汉给捕快逮住了，人家不是算他收入的30万，而是算他造成损失1300万判。这笔买卖，肯定是亏大了。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案例，是耶律楚才在布哈拉收一年税，相当于成吉思汗全部抢劫成果的三倍！大概也是几十倍的折价。现实案例是日本，在和平国际贸易中的得益，超过对中国侵略的总和上百倍！

抢劫在可能造成受害者大得多的损失的同时，真实得益却小得可以忽略，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如此小的得益，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通过交换创造价值而获得。成吉思汗走上战争的道路，那是因为金朝对蒙古的贸易封锁，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但对于上述小贼来说，山贼显然是一个自然淘汰率极高的行业。所以，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如果不是象蒙古人那样走投无路，一般不会当山贼的。

抢劫与交换，两者完全不对称的收益和风险，本身既解释了人类社会为什么是一个以互利合作为主流的社会，而不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宣扬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也说明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在本命题中，则说明了，抢劫犯在短期内的抢劫利益，不可能弥补其长期的损失和风险成本，尽管不排除有少数巨匪在山贼全行业严重亏损中，仍有少数暴富的能人。

根据社会进化论成本效益原理"可持续性"的要求，在排除了抢劫，因为忽略其长期风险和损失而带来的短期利益的错觉后，就可以作出判断：如果一个/一些统治者的消失，不能为你带来长期可持续的生存处境的改善的话，那么他就不是统治者；反之，就是你的统治者。"可持续性"作为指标，可以比"长期"更准确地反映出"良性循环"，而避免象约翰.凯恩斯样诡辩："长远来看，我们都是会死的"。

对于等级社会的愚民革命来说，"更换自已的上级，让自已的下层保持稳定"，打倒上面的同志，可能为自已空出一个官位；下面的人事变动，跟自已就没有什么关系。在地位与生存处平境成正关联的等级社会里，愚民眼中的革命的合理性，就表现为"仇官，仇富"，特别是仇"官富＝贪官"。如果伟大领袖撑腰"横扫一切（比自已好过的）牛鬼蛇神"，此即文化大革命，当然是等级社会的愚民天堂了。

个体价值观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愚民真的认为等级社会中的地位升跌，是改善个人生存处境的唯一出路，那么文革牛二的"仇宫，仇富"，不择手段打倒比自已过得好的人，为自已制造升迁上位的可能性，就的确是"革命"，受害者的确可以看作"统治者"。但是如果从生活水平、生活安定的改善等角度上看，横扫了牛鬼蛇神，民众生存没有改善，毛归西了，大家才有好日子了。显然，毛才是统治者。

难道全民普选，就可以阻止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吗？

民主集中制是公有制唯一可行的政治模式；
世袭君主制是民主集中制的逻辑必然；
公有制的普选不可能稳定，公有制手民主选举意味着内战；
私有制社会里，关住权力的"笼子"是什么东东？

正如个体联盟的选举制，是私有制唯一持久可行的政治模式；民主集中制，是公有制唯一可以维持的政治模式。民主集中制目的是"选贤"，选出一个权力极大的能人；而实际上不可能对这个能人进行监管。如果不赋予这个能人极大的权力，"集中"就失去了意义；而无论限制权力的方式，是通过限制授权，还是通过"N头监管"。类似的逻辑是，如果私有财产被监管，私有财产就不再是私有的。

将私有制"选案执行人"的授权，套用到民主集中制上，是天真的哲学。在公共利益已经被集中的情况下，执政者的权力下降，意味着腐败的上升。在经济学上，称为"公值耗散"。与此客观规律有关的政改观点"国有资产反正是要流失的，不如就私有化了"，——>只要保证消除国企对市场的特权，特别是阻断工团主义对市场勒索垄断特权的团体行为；这种观点至少是无害的，那怕有些人心理不平衡。

因为民主集中制需要"集中社会权益"后"赋予领导者最大的监管权力"，只能依靠集团威胁罢免执政者地位（其实就是革命），而现实中不可能广泛地理解执政者的每一个政策细节的理由。这些互相矛盾的限制条件，就已经决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唯一可能稳定的结果，就是世袭的君主制。私有制民主由于没有"集中的公共利益"，也就无须极权的领导，因此私有制民主的选举，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监管。

所以尽管"选举"实际上存在于任何社会政治模式之中，但"选主"与"选案"是根本不同的。所谓"极权的法西斯国家"，当德国人追随着他们元首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大战时；当毛帝国的信徒，追随他们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投出了赞成票，而无论是否有表面上运作的普选过程。希特勒固然上选举中上台的，难道全民普选，就可以阻止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吗？

所谓"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里"，只可能存在于"选案"的私有制民主中。笼子就是"议案"，"权力"就是执行议案的责任。权力仅为执行议案、法案而存在，因为执行失败或结束而消失，权力不就给关进了笼子了吗？忽略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根本区别，而执着于"选举""普选""直选""三权分立"的选举形式，最有效的反民主思想，莫过于这种打着白旗发动进攻的传统卫道了。

无论是多么广泛的普选，也无论赞成票有多大比例，无论是否三权分立，民主集中制的选举，与私有制民主的授权选举，都是形式似而神相逆。如同计划经济的巨大产值中"社会主义产量×资本主义的质量"的幸福数字的乌托邦一样，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普选×资本主义的投票率"，在同样的社会逻辑下，有着同样巨大的泡沫和水分。公有制传统的社会，"民主普选"就意味着内战，是客观规律。

原因就在于民主集中制必定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必定是"一部分人先选起来"的党内民主。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巨大内耗，与党内民主的覆盖比例呈正关联。党内民主越大，内耗越大，而增加速度不仅仅是线性。所以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是象雅典帝国那样，因为普选而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和对外奴役；就是象斯巴达和朝鲜的三级社会那样，对内扩张，奴役弱小民众，补充统治阶级的消耗。

所以公有制背景下的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是较长期的一小部分人（统治阶级）内部的"党内民主"的统治，就是非常短促的"全民普选"后的内战，而在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重新建立起党内民主的等级。这正是张五常曾经证明的，是马克思模糊意识到的，在实体经济学中本来就是常识的客观规律：在集中体制下，只有剥夺一部分人的劳动剩余直至生命，才能让另一部分人保持相对稳定的生存水平。

世界上从来没有独裁，独裁从来仅仅是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制度源远流长；中世纪是完善的社会主义；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组织模式；
民主集中制是"集（中）权（力）的民主"即"全国普选"；
世界上从来没有独裁，独裁从来仅仅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社会主义早就是文明之初，人类能够称之为"社会"就已经具备的最古老的组织形态。欧洲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印度的种姓制度，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苏联和毛帝国，只不过是采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发明的新技术，而自以为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中世纪"，实际上破坏了环境，生产了垃圾，除了引入抗生素等现代医疗技术外，生活水平总体下降了。

从公有制的特权和分配模型开始理解，公有制社会金字塔的顶层"领导集体"之间到底是君主独裁，还是集团领导还是一人一票，与基层民众的生存处境是无关的。这样就埋下了"君主制下的公有制，可能优胜于寡头民主制"的可能性。反之基层到底是贵族割据，还是居民自治，与金字塔顶层的统治也是无关的。这样就埋下了欧洲中世纪，经过居民自治社区，替换地方贵族的效忠后的资本主义革命。

希腊城邦是民主集中制的全盛时期，从希腊城邦的政治模型，可以更清晰地对比与现代西方民主的区别。争论"民主与专制"的学者，一般争论的只是"民主形式"，而忽略了两种民主之间"默认权利归属于私人，还是归属于集体"的最根本的区别。因此也就忽视了希腊城邦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成员本身的生命财产（小我）完全属于城邦集体（大我），而争夺其全面（集中）控制权的"民主"。

民主当然是为了集中（执行），但现代美式民主的决策却是每一个公民手中，而无论这一决策是否委托代理人（如议员），但决策权归根到底在公民的手上。政府只是立法内的议案/法案的执行权。哲学概念上的"民主""集中"混淆了许多人的视线，而把"每一个公民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完全集中起来"。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质上就是"集（中）权（力）后的民主"，也就是今天民主派的"全国普选"。

在理解了愚民公害的金字塔和公有制社会自古以来的民主集中制以后，对照今天中国的"觉醒阶级"，就会发现所谓"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想改革，想民主"，只不过是自我道德优越感下错觉，实际上中国象所有传统公有制社会一样，绝大部分人都有着暴民和民粹的基因，绝大部分人"想改革（改变），想民主（集中制）"，在这一点上是所谓"有着改革的共识"，由此已经可以预计其折腾后果。

如果以为绝大部分人"接受民主"，就是素质已经高了，又是错的。因为绝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民主，就是公有制传统推举主子的"民主集中制"。除了自已的财产不愿被侵犯以外，还能够接受私有制的人不多，能够理解私有制是现代民主的基础，民主的私有产权利益的表述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构成了两个不良的社会现象，其一是把暴民运动神圣化称之为革命，其二是革命的结果必定是独裁。

由于民主集中制下，所谓的独裁者实际上是一个绑定在其党内支持者的核心群体上的标识，因此任何所谓坚持专制，必定是这一群体的共同支持，尽管有可能在大势已去时，有可能弃帅保卒，把独裁的责任归诸于所谓的独裁者；而实际上所谓独裁者，是此群体中最温和的一个。在形势绝望以前，独裁者如果"动摇"，就不再成为"独裁集团"的标识了，独裁者本身就可能被屠戮，换另一个更"好"的标识。

所以无论是在利比亚还是在叙利亚，或者在其他的大国，单纯指控某个"独裁者下台，为专制负责"，是毫无意义的。其一是这一个人或几个人，根本不能为专制负责，——>他们没有犯罪能力！其二是独裁者为专制负责，等于说专制集团的特权地位仍不被追究；其三独裁者绑定了集团后，不可能独自脱位。象巴沙尔不可能扔下他的阿拉维－什叶派跑掉，阿什派推选另一个代表，逊尼反对派就愿意停战吗？

社会主义不是独裁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独裁，而是"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的民主类似基督教教会和希腊城邦；
领袖独裁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的本意；
"反独裁""拥护民主集中制"的折腾；

社会主义实际运作的政体是民主集中集，而不是革命造反派所指责的"独裁"。在其内部的管理之中，一般并不是世袭的一言堂，而是颇具民主形式的"一人一票的逐级选举"。尽管最后在各级执政的有可能是第一把手的一言堂，但那更接近于古罗马时期的"元首"（有时也译作皇帝），而不是世袭的皇朝。而且在日常的执政中，象政治局这样的集团，权力也远大于罗马的元老院和德国枢密院。

象中苏这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央政治体制常常参考了西方如法国的"三权分立"，实际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核心团体之中，而仅仅把事务的执行权交给元首执行。革命造反派如果智商低一点，就会把这样的执行官，视作"独裁者""统治者"，更是忽略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确是有某种原始民主色彩，其政治运作方式，类似于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也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后者也是民主集中制。

如果把民主集中制，视为"公有制民主"的代表，将其与基于私有制的自治基础的逐级授权对比，除了早就明了的"公有制的道德民主 vs 私有制产权利益表述的民主"的区别，可以了解当私有制原则被抛弃后，公有制在"形式民主"下的实质性变形，为何最终总是导致"君主独裁"。公有制民主本意并非君主制，并不欢迎个人崇拜。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君主制的独裁，但民主集中制最终将导致君主制。

与私有制民主相比，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占有他人产权后，仅在小范围内就如何瓜分赃品的民主。因此民主集中制是必定有体制外的牺牲者的。这些牺牲者的被动奉献，如果能够弥补公有制民主的内耗，公有制民主就可以维系，而不在于该体系内的分配水平，是高的还是低的。戈尔巴乔夫的苏联仍然灭亡了，虽然其体制内的分配程度并不低，但不能弥补内耗的亏损。朝鲜水平低，却仍然活着。

其次，民主集中制尽管也是从基层到上层的推举，但是在明确该公有制的"公共信仰/路线/体制/公德"的前提下，是对"元首"的推举，而不是对议案执行的授权。这也是东方帝国的"觉醒"的革命造反派，之所以仍然是愚民的原因。他们把西方如美国的"总统选举"，当成了东方帝国"选一个主子"，而自以为"一人一票，全国普选好主子"，当成解决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怪胎与毛左的类同也在于此。

实际上在公有制前提下，世袭君主制胜于选君制，君主制胜于寡头制，寡头制胜于民主制，后者就是苏格拉底指责的"平民疯狂制"。换言之，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从社会最小动荡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发，越专制越好，越独裁越好。这就是罗马时期的元首制，与今天美国民主的总统选举的根本差别。美国总统并没立法权和"议案权"，而只有国会审定的法案和议案的执行权。这是非常重大的区别。

因此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逐级授权"，而是"逐级选主"。被选出来的公有制主子，学名"领导"，的确是人民领袖，但拥有的是统治权，同时拥有法权，而不是执行法定议案的"治权"。这样一位权力极大的主子，既有被选出来的"合法性"，又有人民领袖的压倒性的政治优势，一旦不符合部分民众的心愿，除了对其革命，或者将其刺杀，或者将其颠覆，根本没有别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皇帝职务高危的原因。今天的革命分子，口口声声要对统治者革命，不正是这样一种"公有制民主，选举一位君主"的传统吗？当这位君主仍然拥有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不愿自愿带着支持者下岗时，对于其他民众来说，这位本来是民主集中制选出来的君主，也就是统治者了。恐怕这就是所谓"革命必然"的由来。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想到，革"民主集中制"的命呢？

朝鲜世袭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

朝鲜世袭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
朝鲜"户口背后的福利"和朝鲜的三个阶级
朝鲜体制内覆盖的免费福利和朝鲜的幸福数字；
朝鲜奴役了三分之二国民的公有制，连三分一的国民也养不活；

朝鲜是一个现行的展示民主集中制的的逻辑后果的国家。朝鲜的"世袭王朝"也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正如古典的君主国，其君主的世袭并不是家族希望世袭就能世袭。国王想世袭，只有在其支持基础的社会组织，承认这种世袭，对于组织内部是有利的，世袭才会被视为正统。而这样一种世袭被视为有利，总是因为其领导阶层内部的内斗损失之大，还不如冒点险，那怕世袭出了某个傻瓜或者暴君。

古代世袭的普遍性，不是偶然的，而是传统公有制的必然结果。朝鲜顶层表现为家族世袭，并不会影响基层部门中，中苏毛帝国式样的"民主集中制"。即使是家族世袭之中，其推举形式，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一层层地推举的。领导还必须回馈基层的支持，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朝鲜的免费"，当然还有针对朝鲜干部队伍的特供。朝鲜宣传要求民众"感恩"，现实中是领导同志"报恩"。

金正日在饥荒时买了160万美元的洋酒，不见得全是自已享用，而很可能是为有功之臣所作的特供！朝鲜的基层一点的工人阶级，以平壤为代表，就是所谓的免费了。但切记，这种免费实际上是对首都户口的特供，即所谓"户口背后的福利"。人民真理报派员到朝鲜取经，声称"朝鲜儿童从小就得到国家悉心照顾，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托幼……"，但就象日本终身雇佣一样，惠及率充其量只有10%。

朝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国家，直白点就是"阶级压迫"的社会。三分之一的进步阶级也就是宪定的"统治阶级"，垄断了朝鲜的工业岗位，也是人民军的兵员来源。这一阶层约600-800万，其中有300万生活在平壤，相当于毛帝国时期的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是很值钱的待遇，但也是缺衣少吃的。朝鲜人民军消耗了这一阶级100万精壮劳动力，已经是朝鲜军事动员的极限。

另有三分一到二分之一的数量是后进阶级，相当于农奴，向朝鲜中央和进步阶级奉献农产品，自已就连裹腹的数量也不够。尽管朝鲜的情况不公开，但是联想毛主席在大跃进时，下乡搜刮粮草，仅在信阳一地级市，反瞒产运动就打死十几万农民，这样的鬼子下乡，在朝鲜恐怕是每年秋季都上演一次。今天所谓的逃北，脱北，被货币改革，主要也是这一阶层。这一阶层如果有立功表现，可能晋升进步阶级。

如果对朝鲜的农奴过分同情的话，就会忘记了在集中营中被奴役至死的"剥削阶级"。这些注定被剥削至死的剥削阶级，连名字也没有，关在数字编号的集中营之中。用他们无偿的苦役劳动，为进步阶级奉献产品，其待遇不要说比不上美国早期的黑奴，也远远比不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可能只有纳粹的集中营，才能与之相比。当人民真理报的五毛记者歌颂朝鲜"免费"时，显然没有包括这些朝鲜奴隶。

民主集中制仅仅运作于"进步阶级"，而依靠剥削农奴和奴隶阶级，补贴进步的工人阶级。这种体制正是反映了公有制民主必须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先选起来"，也永远只能局限在一小部分人内部的民主，同时也可以说明，类似所谓"免费"的幸福数字，其质量水平固然低劣得可怕，而且只是惠及极少数人。古巴的情况与朝鲜大同小异，只是供应稍为丰富，饥荒和专制，没有朝鲜这么极端。

了解朝鲜和古巴的政体运作，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倒台以前，就算是国际友人实地考察，也可以提交"幸福高数字"的高分答卷，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乌托邦！因为其供应只可以覆盖一部分国民，质量和销费数量却是假定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产品的标准，本身的报道也有作假水分。如果说朝鲜和古巴还相对封闭，那么可以对照苏联，东德，波兰，毛帝国……等等同类国家公开的资料。

模糊的革命如何执行？革命分子煽动别人去革命去为自己卖命

模糊的革命如何"执行"？革命分子自已革命，无需他人批准；
革命分子是煽动别人马上去革命，反革命是拒绝自已现在就革命；
"革命"的含义含糊不清；革命一般指被神圣化的暴力建构；
革命的合理性，取决于"后革命"的经济模式能否持续运转；

仍然对革命抱有幻想的人士，不妨假定自已同意革命，并且要执行革命，也许就会发现，"革命"是模糊的！革命的对象和目标，革命的过程和盟友，革命所要达到的具体的可由经济学原理支持的"可持续方案"，也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如果不是象郑民生那样滥杀无辜，就是只能仅仅满足于道德舆论谴责于模糊不定的"统治者"。象杨佳所杀的几位警察本身也可能是无辜的，但杨已经算是准头"佳"了。

但是当我们指出革命是模糊的，今天革命分子所声称的"民主进步"，如果不是想象的乌托邦，就是道听途说的，（象一人一票，没有户籍制度的高福利社会）。同样是把结果当成原因的，"有中国特色的向国际接轨"；革命家不是道听途说的细节理性主义，就是把西方社会私有制几百年的成果，硬套成"革命后的公有制政府实施的政策"。在可行性上是不存在的，无非仍是"有中国特色的向国际接轨"。

热衷的革命的分子们，似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模糊的"革命成功"上，而把仅仅是了解革命的模糊而持保守异议的"不革命"，误以为是就会为统治者辩护；反而让这些敌对目标模糊的革命家，似乎知道谁是"反革命"。实际上既然统治者是模糊而不能确定，又何来"替之辩护"呢？注意其中的概念区别：革命分子仅仅是煽动别人去革命，而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拒绝凭目前理由，自已去革命。

如果这些革命分子真的抱起炸药包，或者自已用其他方式"革命"时，或者还可以让我们对他们有一丝半点的尊重。尽管他们对社会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毕竟他们是自已的能力，自已的牺牲，维护着自已的判断！革命分子如果真的认定他们眼中的统治者，是可以直接当人肉炸弹攻击他眼中的统治者，根本不必征求我等的批准，我们也阻止不了他！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支持我们看来是傻逼的革命运动。

但事实却是，革命分子不敢自已革命！只是一味为了革命而造谣，妖魔化着不知何物的所谓"统治者"，以此标榜自已是革命的"公知"！一味煽动意志薄弱者，代替革命分子采取激进行动，而不惜伤及任何无辜者；把因此造成的动乱，伤亡和无辜者，称之为"革命的代价"！革命分子的希望社会进步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们却在模糊的计划水平上，强行要求激进的暴力手段。这就是暴力建构！

如果在逻辑上有多一点的敏感，就会发现连"革命"的概念本身，也是多义的歧解，至少混杂了"要统治者的命"，"自已的反抗"，"进步升级"，"根本性的改变"，"改朝换代"这样几个并无关联的，甚至是相冲突的行为。当革命的定义是不明确时，所谓"是否革命"，就变成了鸡同鸭讲的概念偷换。象陈行之的革命的概念是指"自已是否可以反抗"（《革命是个人的选择》），Of Course ，Yes!

更深入的革命计划，所必须回答的更具体的问题，就更没有答案了。革命就是为了搬开现实改革的障碍，目前因为那些现实改革需要革命？是一人一票，还是全国普选？但民主并不依赖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是私有制的结果。全国普选是全国自治下共约的结果。把结果作为原因付诸于革命，连西方社会是否"这个样子"的，都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关键在于，"西方社会是如何达到目前的样子的"？

这就革命议案最关键的问题：革命后怎么安排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如何确保其可行性和运作的可持续性？依靠美国的支持，还是依靠本土的内生？如果不能确定革命后的运作模式的可行性，则革命有何意义？难道象毛上帝那样，滑到那算那，永远找些新的无辜者，永远地革命下去？笔者对于其他未明确的革命，不予置评，笔者反对的革命，是在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未确认下的，被神圣化的暴力建构！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愚民也是统治者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愚民也是统治者；
无产者的文革倾向是愚民金字塔的革命模式；
仇富是愚民错误标定的"统治者"的革命；
愚民公害非黑即白的"革命""反革命"；

由愚民公害的金字塔的运作机理，可以发现林语堂的动物"长着统治阶级的大脑"，在公有制社会之中，非但不是少数的特例，反而是绝大多数的主流。原因就在于，即使是对于生活在公有制底层的人士，尽管他们的利益，每天都被奉献，但是对于公有制的传统文化，诸如"富裕平民没良心，不让穷人共同富裕""国家为什么不把别的人管起来"等等，他们不是认同也是默认，——>他们确实也是统治者！

愚民公害的金字塔的革命的行为模式，"更换自已的上级，让自已的下层保持稳定"，不但适用于顶级统治者的"不学西方那一套"，同样可以解释无产者极端性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原因就在于无产者没有下级，整个社会都是他们的"上级"。如果只有一个毛主席代表他们的上级，让他们可以"打倒一切"，这些人民群众就把文革当成"天堂"，倒也确实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公知表现。

公有制帝国社会的愚民仇富，可以看作是"更换自已的上级，让自已的下层保持稳定"的表现形式，仅仅是因为仇富的愚民，把财富的差距，当成了地位的差距。就象马拉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号召对富裕平民的暴力时宣称，"如果取消了门第贵族的统治，代之以财富贵族的统治，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马拉是愤青派的领袖之一，但是他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却广泛见诸于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之中。

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疯狂，要求雅各宾派要诛杀吉伦特派，就是因为吉伦特派不愿意对执行产品限价，和镇压小商贩"屯积"！——>这正是列宁、斯大林和毛上帝对小资和投机倒把所作的镇压！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十月革命，还是毛主席的改革，结果毫无例外地令整体社会供应雪上加霜中崩溃！"我们全部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限价"，当罗伯斯庇尔被斩首后，法国人终于明白了简单的市场原理。

了解法国启蒙时期一直到大革命，在经济政策上的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同时期英国，为什么会对法国革命敬而远之，而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英国对抗"法国启蒙"的意识形态的武器。英国确实是反法同盟的核心国家，英国反对的是法国革命中以攻击私有财产为特征的民粹，奥地利和俄国为代表的反法同盟的盟友则反对法国革命对贵族封建制的攻击，他们在法国革命的共同威胁下团结了起来。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财富上的不平等，就必定出现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市场经济本身会渐渐减少财富的不平等，缔造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实体经济学的社会原理，但科学知识却不能硬灌进愚民的大脑，不是是否应该给愚民洗脑的问题，而是根本做不到，洗脑根本上就是无效的原因。当愚民硬是认定富人就是统治阶级，甚至是最根本的统治阶级时，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是统治者？

坚持"是否应该革命"的争论的人，基本上是陷入了"立场，姿态，表态"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不是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去解决的实事求事。他们会认为，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对统治者革命"，革命后自然一切不成问题；或者断言"一人一票"天下就太平了。那么人群阶级就简单地分为，革命的是好分子，不革命的坏分子是反革命！如此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生命判决，倒也符合革命的智力水平。

如果是从现实执行的角度去看革命，那么就会发现，谁是统治者，没有一个革命家说得清。"谁为统治者"又常常被革命家偷换为"谁应该被声讨"。所谓应该被声讨，实际上是指"应该被正义合法地妖魔化，是应该被抹黑的"，如果有谁说那是造谣手段，那么请回到第一句话："为了号召革命，造谣是应该的"。如果从司法模式就可以看到"有罪推论"，用之于受害者个人，就是文革或前文革的暴政。

国有金融银行需要垄断，这才是吴英需要死的真实原因

薛兆丰先生吴英案的大字报；
薛兆丰先生的细节理性主义；
薛兆丰先生的权威型大脑；
薛兆丰先生的观点未必是经济学的观点；

薛兆丰先生回国后介绍西方经济学，断断续续发了十来篇博文，此前最新一篇博文还是三年前重发再三年前的旧文。蜗居三年碰上吴英案，就兴致勃勃地打出万字大字报，让笔者不得不对薛兆丰先生的权威水平刮目相看。倒不是说薛兆丰先生就是错的，也不是说吴英就一定是无罪的，（笔者没有考证过没有公开的吴英罪证细节），但至少就薛兆丰先生对吴英的所有指挥都是不成立的，手段是不地道的。

如薛兆丰先生用麦道夫案和另两起英国案作例子，指证"吴英这样的金字塔融资，在英国也是犯罪"。笔者不打算细察英国那两起是何等案情，但估计与薛兆丰先生用麦道夫案时偷换的概念是一样的。麦道夫案被称为"金字塔融资"，是对该案情的描述，不是麦道夫被指控的11项罪名的任何一项。这是薛兆丰先生作此五毛文章时，故意偷换的概念。金字塔融资是合法的，这是薛兆丰先生故意隐瞒的事实。

吴英与麦道夫吻合的唯一罪证，是吴英伪造了发展行的印章，但没有介绍用于欺诈，这又与麦道夫伪造信用证欺骗客户不一样。吴英案中有官方指定的受害者，却没有向法庭首告的受害者，这是薛兆丰先生偷换的另一个概念。至于说"吴英用高息吸引新钱，支付旧息分红"是犯罪的话，那就可以把全部国有银行的老总统统枪毙！因为这正是银行的经营方式，国有银行需要垄断，才是吴英的罪状。

吴英是从事了类似银行的业务，而没有征得"银行管理部门的特许权"，这是事实！是否这才是薛兆丰先生要钉死吴英的冲动？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这种民权经济学，是清贫自守的学问，无论薛兆丰先生因为何种理由有了公害的兴致，都是可以原谅的。吴英是犯人，也不能成为公害文的民事诉讼的原告。笔者仅仅指出，即使是薛兆丰先生，也不是权威，偶然地，也会因为种种理由成为公害。

吴英案没有勇气再开庭审讯，还蹊跷地把挽救了她性命，仍然为她作无罪辩护的北京的黑律师团解雇了，另请了一位刚刚毕业完全的本地女律师。个人估计是邓玉娇的模式，中国特色的"控辩交易"："你听听话话换一个听话的律师，就保证怎么怎么地"——>这说起来，当初邓玉娇案时，薛兆丰先生有另一份与经济学和法学常识无关的大字报，也许薛兆丰先生真长了一付权威的大脑。

以目前公开的案情来看，吴英案是否罪名成立，取决于按那一种司法的原则成案。这是假设中国特色的有罪推论，仍然算是司法的一种。在象薛兆丰先生等人套用的"吴英案情在西方也是犯罪的"的细节理性主义，类似于"美国政府象苏联一样派出公务员坐镇食品生产线"的所谓"美国法典"规定，如果对其疑义的国人，不必多说；如果尚存疑问，不妨先看看，薛兆丰先生等人用的是否有罪推论？

如果是无罪推论，那么所谓有那几条西法适合入罪吴英，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找出具体类案，直到具体案情和罪名成立，才有参考意义。但同样要注意，所谓援例，是指辩护的理由，不是控罪的理由。控罪是否成立，取决于公诉人的指控和陪审团的裁决，而援例是取消其罪名，或罪名成立后要求法官循例轻判。那么试问薛兆丰先生等找几条案例就说罪名成立，是什么意思呢？甚至罪名是否匹配呢？

可见吴英一案，是按照中国特色的有罪推论，先定案定刑，剪裁证据；案未审，先把人家的财产卖掉，本来赚钱的的合伙人，也变成了（仍然是没有起诉的）"受害人"，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相信的吴英一案的涉案公检法。至于吴英为什么必须被罗织判死，另一位叫吴其伦的言者无罪，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吴英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大白话就是"吴英搞得金融垄断特权集团，狼狈不堪"；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