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愚民也是统治者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愚民也是统治者；
无产者的文革倾向是愚民金字塔的革命模式；
仇富是愚民错误标定的"统治者"的革命；
愚民公害非黑即白的"革命""反革命"；

由愚民公害的金字塔的运作机理，可以发现林语堂的动物"长着统治阶级的大脑"，在公有制社会之中，非但不是少数的特例，反而是绝大多数的主流。原因就在于，即使是对于生活在公有制底层的人士，尽管他们的利益，每天都被奉献，但是对于公有制的传统文化，诸如"富裕平民没良心，不让穷人共同富裕""国家为什么不把别的人管起来"等等，他们不是认同也是默认，——>他们确实也是统治者！

愚民公害的金字塔的革命的行为模式，"更换自已的上级，让自已的下层保持稳定"，不但适用于顶级统治者的"不学西方那一套"，同样可以解释无产者极端性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原因就在于无产者没有下级，整个社会都是他们的"上级"。如果只有一个毛主席代表他们的上级，让他们可以"打倒一切"，这些人民群众就把文革当成"天堂"，倒也确实是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公知表现。

公有制帝国社会的愚民仇富，可以看作是"更换自已的上级，让自已的下层保持稳定"的表现形式，仅仅是因为仇富的愚民，把财富的差距，当成了地位的差距。就象马拉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号召对富裕平民的暴力时宣称，"如果取消了门第贵族的统治，代之以财富贵族的统治，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马拉是愤青派的领袖之一，但是他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却广泛见诸于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之中。

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疯狂，要求雅各宾派要诛杀吉伦特派，就是因为吉伦特派不愿意对执行产品限价，和镇压小商贩"屯积"！——>这正是列宁、斯大林和毛上帝对小资和投机倒把所作的镇压！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十月革命，还是毛主席的改革，结果毫无例外地令整体社会供应雪上加霜中崩溃！"我们全部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限价"，当罗伯斯庇尔被斩首后，法国人终于明白了简单的市场原理。

了解法国启蒙时期一直到大革命，在经济政策上的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同时期英国，为什么会对法国革命敬而远之，而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英国对抗"法国启蒙"的意识形态的武器。英国确实是反法同盟的核心国家，英国反对的是法国革命中以攻击私有财产为特征的民粹，奥地利和俄国为代表的反法同盟的盟友则反对法国革命对贵族封建制的攻击，他们在法国革命的共同威胁下团结了起来。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财富上的不平等，就必定出现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市场经济本身会渐渐减少财富的不平等，缔造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实体经济学的社会原理，但科学知识却不能硬灌进愚民的大脑，不是是否应该给愚民洗脑的问题，而是根本做不到，洗脑根本上就是无效的原因。当愚民硬是认定富人就是统治阶级，甚至是最根本的统治阶级时，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是统治者？

坚持"是否应该革命"的争论的人，基本上是陷入了"立场，姿态，表态"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不是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去解决的实事求事。他们会认为，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对统治者革命"，革命后自然一切不成问题；或者断言"一人一票"天下就太平了。那么人群阶级就简单地分为，革命的是好分子，不革命的坏分子是反革命！如此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生命判决，倒也符合革命的智力水平。

如果是从现实执行的角度去看革命，那么就会发现，谁是统治者，没有一个革命家说得清。"谁为统治者"又常常被革命家偷换为"谁应该被声讨"。所谓应该被声讨，实际上是指"应该被正义合法地妖魔化，是应该被抹黑的"，如果有谁说那是造谣手段，那么请回到第一句话："为了号召革命，造谣是应该的"。如果从司法模式就可以看到"有罪推论"，用之于受害者个人，就是文革或前文革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