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公有制，是农村问题的万恶之源

为什么民主必须从城市私有制开始；
中世纪政治中心（城堡）与现代工商业城市的根本区别；
（民主＝私有制）促成商业城市的形成；

私有制的民主进程必须从城市开始，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只有私有制才是民主；私有制越发达的地方，越是自然形成城市。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穷乡僻壤，只要是私有制的，而周围又有释出公有制低人权之类价值的地区，就象不收进场费的集市，所有人就会往这个"私有制"的地方拥，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城市。因此如果排除公有制政治消费的因素，城市本身就是私有制。民主当然从城市开始！

东方帝国的传统城市很少有私有制商业的成份，是因为东方帝国传统的中央集权，而缔造了巨大的政治中心。严格意义上说，与今天我们所称的工商业城市，并非同一概念，而是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及周边居住区。因此所谓"毛朝城市剥削了农村几十年""现在要向农村倾斜""要废除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说"城堡贵族剥削了N年，要回馈农村，要废除入住城堡的制度"——>但城堡本来就是寄生虫！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中世纪产生的行业自治的城市，经由国王/教会颁予的特许权证(chart) 而获得自治权。早期这种自治权相当于税额买断，一次性付清沉重的N年税项，得到的国王担保的自由（理财积蓄）的契约。因此城市的财富是与国王无关的，是城市居民的自有财富。因此城市组织是排他的，只有在争夺劳动力时才欢迎自由人作为仆人迁入，并且牢牢控制住投票权和福利权。这就是所谓户籍制度。

所以今天被指责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本身。而作为指责户籍制度的依据，却是民主制度所抗拒的农奴制。这些混乱的指责，实际上是混淆了作为集权政治中心的"城堡"与自由私有制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的区别，而要求没有政治特权的后者，象前者一样负担起作为"领主"的"向弱者倾斜"的政治责任。这种混淆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将资本家当成领主对工人负有契约外责任一样。

希腊和罗马的城市，以及中国宋朝时代运河边上的城市，混合了"政治城堡"和"商业城市"的职能，所以都显得比较大。随着罗马的崩溃，罗马政治集权的消失和社会的严重倒退，罗马城市也几乎被全部荒弃，（罗马城的人口下降了95%）。首先出现在欧洲的是地方蛮族王国领袖的城堡，和原有庄园主（后来的领主）的小围圈，随后才出现这些领主庇护下的，近代意义的城市。

美国的城市的发展是比较迟的也是比较快的。原因在于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高的地区。没有中央集权的大型城堡，（华盛顿到今天仍然比较小），也没有必要成群聚集的行业申请特许证。而是任由自由农业产生了市场交换的需求后，才自然地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因此在1830年以前的美国，尽管平均生活水平比欧洲高得多，但美国的城市比较小的，也没有排他市政的必要性。

简单了解"城市"的形成和精确的概念，所谓"民主要从农村富裕开始"，"中国人太多，不能土地私有化"，"中国农民太多，必须城市化"，"中国必须让农民大部分进城（城市化），才能兴旺发达""废除户籍制度，向弱者倾斜"……，都是不攻自破的同一错误：农村土地公有制，是农村问题的万恶之源，也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唯一钥匙。

欧洲美国和日本，只有少量农民和大量的城市居民，是西方几百年私有制发展的结果！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是让农民进了城，就有了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让农民进城解决农村问题，更不可能用几个大城市装下大部分中国人！只有小而多的农村新兴城市才是唯一可能结果，是客观规律的限制，而不是谁计划谁喜欢的选择。那里有私有制，那里就有发达的城市和民主生活！

中国高房价的驱动力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

只要（土地公有＋金融垄断）的高税收存在，行政限购就是合理的；

尽管茅于轼先生否定18亿亩红线，是完全正确的；而高房价就是土地垄断的高税收，高房价的驱动力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更关键的要点，茅于轼先生并没有提及。茅于轼关于经济适用房等方面的观点，都是非常正确的。政府搞的所谓保障房，实际上是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必然结果是又贵又短缺。只要凯恩斯主义继续，房价就会继续暴涨。但是茅于轼先生最近指责限购政策，是站不住脚的；

茅于轼先生称限购侵犯了持币人的"购买权"，此权是自造的定义，在此专有定义上的任何结论，都是茅老的个人主义的意见，笔者不作评论。笔者理解中"货币购买权"，应该是指私有财产自主交换的权力。持有币，就可以交换任何对方愿意交换的物品和服务。否则我持有币，要强买别人的sth，就侵犯了对方"不愿交换"的自主权力了。

因此限购政策，充其量是侵犯了"持有商品房"的开发商，出售自已产权的商品的权力，而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持币与相关的任何权力。但在中国土地是公有制的前提下，则商品房的建立是取决于从政府中获取土地的契约，（包括房地产开发项目许可证），是否带有"有限权力"的条款。据笔者所知，一般是有的，而且可以由政府方面无限解释。（记住这是土地公有制）。

所以限购政策从法理上说，是政府作为卖方（开发商只是一个承担开发成本的中介，服从替政府卖房的契约权限），不卖了！自已的商品不卖，犯法吗？当然不犯法。尽管这种权力（土地公有制），在人权私有制的立场，是不合法的。事实上，限购政策的执行，连这条权限都没有使用，而是在银行信贷上，"限制提供第二套房的贷款"。大多数地区，开发商可以随意卖楼，但是客户申请信贷，没门！

限购的卡口在银行，大概是因为开发商是爱腥的猫，指望开发商审查"二套房"资格，如同让饿猫把住装鱼的大门。

银行是国有的，按金融公有制，是政府的派出部门，起码也是政府持权的"有限权力企业"。银行的贷款政策，不贷给买房客，是银行的钱，不买了。犯法吗？当然没犯法。尽管银行金融垄断的公有制，在人权私有制的立场，也是不合法的。那么再退一万步，从人权私有制的角度看，高房价就是高税收！在公有制不能一步转成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时，限购侵犯人权吗？减税侵犯人权吗？当然不是啦！
如果高房价是出在土地公有制，那就从消除土地私有制的土改入手；如果高房价是出在金融垄断，就从消除金融垄断入手。否则，只要公有制存在，只要金融仍然垄断，保要凯恩斯主义继续，行政限购，就是天经地义的；

移动联通行业行政垄断非法 联合定价合法

移动联通行业行政垄断非法；联合定价合法；
移动联通"行政垄断"侵害纳税人；
惩罚联通移动"行政垄断"是对纳税人的罚款；
真心消除电讯行业的垄断，只需了取消对电讯行业的管制即可

欧美落后的东西，咱天朝学起来，是一样不拉。市场经济没学来，私有制不敢学，凯恩斯主义当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可不仅仅是主流！还有一样，就是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在美国已经一场闹剧，用到天朝，就成了一场丑剧。先是汇源案专打民营企业，今天是所谓"移动联通"的垄断。与汇源案一模一样的就是，避开行政垄断而反对市场竞争行为，所谓反市场的垄断。

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垄断，都是合法垄断；市场中的任何询价行为，都是合法行为。反垄断就是反私有制，反行政垄断就是反特权。反垄断法针对市场行为的任何理据，都可以用于反对私有制。同样任何行政垄断，都是对私有制的侵犯。这就是人权私有制的标准看，反垄断法本身就是反市场法，或者说反人权法之故。除非是服务于公有制，否则《反垄断法》是非法的。

所谓移动联通垄断案之丑态，就在于它放过了显而易见的整个电讯市场的垄断，对于民营商业资本依然是禁入的，却追究实际上是合理的"联合价格"。举个例子说，两个杀人犯，开口骂人用词不良。反垄断法没有去办这两个杀人犯的杀罪，却追究"骂人行为"，要罚上据说是几十亿。在电讯行业行政垄断的情况下，指望通过移动联通罚纳税人几十亿上交国库，就降低电讯消费价格，作梦！

移动和联通之有趣，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如果它们是标准石油那样的私营企业，（先假设对标准石油的垄断惩罚是合理的），惩罚标准石油是让股东出血。作为大股东的洛克菲勒就只能将其拆分。但是移动和联通却是国有企业！那么惩罚的就是中国的纳税人！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移动联通的垄断如果真的伤害了消费者，受损的是纳税人。如果移动联通的垄断要受惩罚，受惩罚的仍然是纳税人！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国家！可以从那些为汇源垄断案欢呼，又为移动联通所谓垄断案欢迎的猪头们！笔者希望他们真的只是猪头，不过事实常常是，在媒体上活跃的猪头，几乎都是领皇薪的五毛。那"国民劣根性"就要改改，成为"五毛的劣根性"了。

由于电讯行业的行政垄断，中国消费者承受着高出技术落后的东南亚四五倍的电讯费用。此案以后，电讯资费只会更加上涨。其实，如果真的要惩罚联通移动的"垄断"，只需要很简单地开放这个行业的市场，让民营竞争就行了。一个依靠行业垄断，才能让国企"保值增值"的市场，早就应该开放了。但是，商业部的所谓反垄断调查，能够做到吗？就连这个所谓的商务部，有必要存在吗：？

市场经济中的自然垄断有害论，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埋下的一个BUG！而且BUG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出现时间一致！

君权神授是公有制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模式

君权神授是公有制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模式；
领导大帝国，需要一个蠢才；
领导大联邦，需要一个庸才；

自文艺复兴以来，君主和贵族的世袭制度，就一直被西方文化（包括受西方影响的东方五四精神）所攻击。这种攻击至少有两点是不客观的。第一，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是对教会信仰至上的进步，教会政治又是对武力统一的霸王政权的进步，武力霸王的专制又是对暴民运动的进步。希腊式的暴民运动，恰恰又是原始公有制公社会瓦解过程中，短暂地体现了私有制诉求的历史波动。

其次，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实际上减少了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用企图复辟毛左君权的毛左的话来说，"民主导致党争"。将贵族集团看作是一人领导下的军事化的金字塔，那么最要紧是整个金字塔的成型。成型的条件，就是至少有一个稳定的领导。同时对于大型的金字塔形组织，真正的行政事务，手下一个小圈子去做的，所以皇帝是否最优秀的，甚至是不是蠢材，本身就是无关紧要。

这就是长子继承权，和反对废长立幼，是这些中世纪及以前的政治伦理的根据。文艺复兴以后的"觉醒人士"，争辩这种世袭制度荒唐，因为不能选出"最优秀"的人；实际上潜台词就是，TheOne作为"青天大皇帝"的权柄控制者，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的政治主张，就是由选拨最优秀的人独裁。所谓的一人一票，三权分立，都只不过是选拨最优秀的独裁者的手段。这种体系，是完全错误的！

领导一个百人团队从事高风险的任务，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需要高素质的最优秀的人才。但领导一百万人，建立一个新加坡那样的富裕小国，独裁者只需要中等文化。而领导一个几亿人的大国，国泰民安不出大差错，一个蠢材甚至是白痴就够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小团队的领导不可能假手于人，而大帝国的皇帝，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权威，由手上完成所有关键的工作。

即使以中国历史而论，所谓暴君昏君，从殷纣到杨广，从崇祯到毛帝，细究起来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精明透顶的普通人。甚至秦二世之所以得到秦始皇的青睐，也是因为觉得他特别聪明，(所以笔者对于司马迁笔下，二世的昏庸是比较怀疑的）。这些人的道德品质，不说很优秀，但与同时代的道德标准上看，也不会坏到那里去。崇祯得评所谓"（亡国之）君非太暗"，乃是普遍性规律。

对于一个大帝国而言，皇帝theOne的才能是不重要的，既说明了贵族集团扩张自身利益的本能，作为独裁者是难以控制的；越是大国越是难以控制，这就是所谓"十亿人的大帝国，管理起来太困难"之处。否则就将说明，"越是大型社会实体越要中央集权"。这与历史和现实都不相符。也说明了民主社会如美国，没有皇帝的联邦社会，这种缺乏信仰的自由国度，反而可以自治得有条有理，生机勃勃。

君权神授的中世纪政治模式，既避免了公有制贵族团体的长期内讧，又不具备文艺复兴以来，道德卫士想象中的"不能选拨出最优秀的独裁者"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公有制社会，尽可能地达成和谐稳定的最佳政治模式。反之，如果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偏偏又缺乏信仰，那么无论雄才大略地建构社会，还是避免自已君权独裁受到威胁，血腥相残以致内战，N年浩劫，就将不可避免了。

从社会财富积累程度衡量"进步"，则尽管君权神授相对于今天的美式民主来说，是落后得不得了的政治制度，但绝不等于说，推翻了君权神授，就是历史进步。卡扎菲推翻了阿拉伯传统的苏丹－埃米尔制度，实际上回到了"武力霸王"的水平上，又尝试通过绿宝书，重建信仰逐级"进步"。而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帝国却没有实现私有制。北洋政权是寡头共和，蒋是武力霸王，毛是暴民运动。一步步倒退！

向弱者倾斜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独裁手段

公民社会的政治基础"广覆盖，可持续"；
公民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彼此颠倒；
"向弱者倾斜"削弱政治基础，不具可持续性；
"向弱者倾斜"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独裁手段；

专制君主和其他任何的独裁者的"独裁"，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类似于公司集权管理的模式。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选择的不同的政体方法论；区别仅仅在于，民主表述的基准是什么，以及政治基础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这两个区别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而不能完全彼此独立。当政治覆盖面广大到一人一票，却不是以利益（成本控制）为原则时，是不具可持续性的。

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其优势就在于政治基础是所有公民，经济基础是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可持续性，从而构成了强劲国际竞争力。无论传统公有制卫道士的眼中，这种不可抗拒的强大，是多么地"道德败坏，缺乏信仰，世风日下"；但事实上人家就是强大到最终总是可以毁灭你，（如果你不知变通），而你不想自杀，就只能"谅中华物力"地爱国。

资本主义社会广大的政治基础，是建立由公民授权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政府"的任何权力，必须来自于公民依约法构成的同意，也意味着得到了公民社团的支持。将公民的利益作为利益的主体，（即藏富于民），则政府（即国家存在的政治形式）的权力的获得途径，倒是在语法上，很符合铁杆的极左描述"个人权利"的句型："任何政府，履行了对公民的义务，才能获得公民授予的相应的权力"。

人权主义者眼中，政府是服务于公民所表述的利益的工具，——>注意区别于"服务于全体公民利益"，即"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因为"全体公民"（或称人民）的利益，是无法得知的。只有公民表述出来的利益，才算公民的利益；反应公民表述的利益的渠道，就称为民主渠道。所以民主是表述公民利益前践行的方法论，当国家服务于公民表述的利益时，公民就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础。

相反，权利派（即左派）的任何事非标准，（即暴力适用合法性标准）是，"任何个人必须首选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才能从国家权力恩典（Power）中得到权利(right)"——>故意将"权利rights"区分于"权力Power"。简单说，就是国家主义（政府利益为纲），公民是政府手中的工具，即奴隶。奴隶可以成为工具，但构成政治基础的，所以无论如何"向弱者倾斜"，政治基础是脆弱的。

"向弱者倾斜"就算可以获得弱者的感激，（其实一没有真正倾斜，二也不会有真正的感激），弱者也不构成支持国家力量的政治基础，——>因为那是"弱者"！否则，根本不必向他们的倾斜，只需要让他们自已管理自已的利益，只需要服从他们的利益表述，他们就不再是弱者！其次，"向弱者倾斜"，是需要花资源的（即便资源不称之为"钱"）。这将损害本来的政治基础。

但是"向弱者倾斜"又叫是成为专制政体中最常用的政治号召，并且在几千年中还颇为有效，（否则早就消失了）。原因就在于，专制政体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公司管理式的独裁体系，不独裁就没有经营效率，（有什么公司是民主管理"一人一票"能够做大的？），但如果职员随便花公司的钱就会构成公地悲剧，公司会亏损直到关门（如国企）。但是内部独裁，需要有独裁的借口，这就是"向弱者倾斜"。

所以"向弱者倾斜"，（同效果的政治手段还有"示形于外侵于内"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强化独裁的手段，即中央集权的手段，专门用于剥夺独裁集团以下的利益，而强调只有君主才能代表"向弱者倾斜"的公平意志。（否则让基层自行慈善就搞定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向弱者倾斜"所剥夺的总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平民，而利益最终倾斜到代表了慈善先进性的统治阶级的手中。

世界没有真正的独裁者 暴君是怎么炼成的？

世界没有真正的独裁者；
独裁者是"统治阶级"的傀儡；
独裁的暴君是怎么炼成的；

传统文化对专制社会的文学描绘，都是一个统治者居于金字顶，独裁者颐指气使，玩弄天下于手掌，常用"天下为公，天下苍生"的古老道德教训于不顾的皇帝，连累臣民遭难，他自已就成了昏君，被神灵诅咒；反之有些兢兢业业的好皇帝，比如说《雍正皇帝》里的那位人民公仆，时刻"那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爱新觉罗雷锋"同志，就总是得到后世的某种赞扬。（此即道德史观的春秋笔法）。

在这种长期的等级社会的善恶灌输下，就形成了大量不真实的，但在传统知识分子眼中，却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举例说二战常被当成是希特勒个人发疯的结果；将文革大跃进则归咎于毛主席患了间歇性老年痴呆症。而对于愚昧的拜上帝教众来说，则把"统治者不信神，道德就没有了底线"，作为所有社会灾难的全息解译。此即所谓"缺乏信仰"的皇帝版，潜台词是君权神授的专制政体不可侵犯！

将独裁者看成是面对着无数开关的OnlyMan，那么以下逻辑结论就必然成立。第一是如果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帝控制这些开关，将是最好的制度，（绝大部分分析"专制　Vs 民主"的哲学垃圾，都基于此假设）；第二如果有人在大帝的背后监视他的独裁开关，就可以避免一些疯子乱扣板权，这就是罗素/卢梭/阿克顿等人著名的"三权分立"论；第三，如果有一个民主大帝按了"民主"开关，民主就成了。

这样就有了"天降仁君大帝兮，带领我们闹民主"的民粹派闹剧。有时又被称为"从上而下"。但由于这种大帝一定离不开民粹运动的支持，"从上而下"实际上就是"从下而上"，两者仅仅在哲学口水仗的水火不相容中，才有一点点区别。这种观念与东西方传统文化对统治者，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德治国的模式是如此吻合，"反独裁"就令这些平时称为左右派的人畜们，有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事业。

真实的政治运作，"一人独裁控制所有人，从而控制所有开关"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样的政体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独裁者，如果离开了"自愿辅助独栽的一群人（常称为统治阶级）"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运转那怕是一个极小的团体（象百人之众），如果这极小的团体愿意接受他的独裁，要么是因为有外界更强大的强制力量，要么是因为这些团众自愿接受领导。（象军队）。

由于传统文化对于"独裁者"的误解，就导致一些怀着远大理想的人，将是将伟大的理想先放一放，而不择手段地谋求号令天下的无敌权威。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把独裁权柄拿到手上，所有的远大理想都是一场空梦；（事实如此）；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指望实现政治野心的途径去实现远大的理想，比如说"我当上皇帝为了搞民主"，也必定是一场空想。

原因就在于任何政体，无论是其运作，还是某人坐上独裁者的"宝座"，都必须通过一批人的协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当你获得这些人的协作时，就必须付出服从他们利益的代价，从而被其钳制。因此这类远大理想，不是不成功就是一定会变质，与道德完全无关。不愿付出代价，寻求进一步独裁的，不是早早放弃就必然暴死！并被称为野心家或"暴君"，而不论其本意善恶。

任何名为独裁的政体，以及任何"形成新的独裁政体的政治奋斗"，都必须在一部分人的支持下运作。这部分人常被称为统治阶级，政治学上则精确点定义为"政治基础"。区别仅仅在于政治基础的大（多数）还是少；其经济基础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还是不可持续的（公有制）。暴君之所以为暴君并不一定真的更损害了基层民众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了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寻求更大的独裁所致。

公有制低效益必须成本转移，“灾难 or 侵略”必居其一

私有制和公有制环境适应性的硬币两面；
极端公有制的奴隶社会"天为为公＝天下为皇家之私"；
公有制成本转移"消灭底层成员　or 对外侵略"必居其一；
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在海洋保护的英美并非偶然；

实体经济学为约束的实体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剖析的特点，就是群体与个体关系模式具有一致性。同时一个社会在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在成本效益的逻辑规律上，都具有一致性。如果不满足这种一致性条件，命题必然是错误的。这是其他理论所无法达到的要求。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如国家，政党）而言，私有制和公有制如同一付硬币的两个面，就是这样一种一致性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理解"公与私"，实际上一个硬币的两面。即使是马教的改良，也将"一个实体两面属性"，理解为"百分之几是私，百分之几是公"，类似于"一个硬币的50%，是正面，另外50%是反面"。这显然是常识性的，很直观的错误。公私的两面属笥，对于个人而言，个人的私也就是个人的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外关系总是表现为利已的民族性，而无论其制度姓社姓资。

私有制即民主制度，与公有制即奴隶制，都是对于社会适应内外环境与资源限制的优选制度，无所谓谁更先进，也无所谓谁更道德，而只在于谁更适应现实的资源成本环境。私有制是精于成本管理，而在封闭的有限的资源环境中，具有实际上是无限的可持续性。因此当公有制社会（或文化），嚷嚷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的此类那类的危机时，私有制社会就根本不需要考虑如计划生育这样的极端措施。

公有制则具有准动员的高度组织化，而付出了成本管理效益的代价。即公有制社会是必须不停地消耗内部和外部的资源的。因此公有制必须不停地"居安思危"，不停地向外扩张，否则就只能在严格的等级金字塔的"独裁"中，任由底层成员自动减员。希腊对奴隶强制绝育，罗马禁止奴隶组织家庭，基督教号召禁欲少生，天朝对国民计划生育，都可以看出公有制社会，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模式。

因此对于一个公有制社会来说，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真的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等级金字塔时，他就必须在"渐次放弃底层成员的生命"（包括制造人为的大饥荒），或者是对外扩张，消耗掉公有制不能养活的多余的炮灰；作为一个独裁者，必须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成吉思汗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拥有精良的骑身武士，选择侵略扩张自是题中之义。类似的还有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以及阿拉伯酋长们。

正是由于公有制的（强组织性＋弱成本能力），构成了人类社会扩张的战争还是和平互利的最根本的利益动机，与所谓信仰不信仰，道德好不好，（成吉思汗绝对是一个够义气讲信用的哥们），什么耶稣为之献身的人类仇恨等等，完全没有关系；而仅仅是"自已死人，还是让别人死"，那个更不坏，和那个容易那个难的，简单的成本效益选择题。而已！如果因敌人强大而无法扩张，毛灾饥荒就难以避免。

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当一个公有制团体真的严密地建立成金字塔时，其金字塔顶的领袖，其天下为公的同时，也是天下为皇家之私。但是整个金字塔的低效益，却不会因名称和皇家的理论创新而改变。如果不能实现对外扩张，那么金字塔就必须瓦解一部分，构成上层成本可以向下倾泻成本，而剥削出供养上层效益的盈余价值。这样就产生了金字塔底层的大量死亡，和金字塔上层的渐渐剥离的"帝国"。

象成吉思汗不想自已的臣民白死，宁愿向他国异族倾泻公有制的高成本时，其铁巴金戈就构成了其他国家民族社会生存的巨大的风险成本。即使是能够抵御这类外来威胁，其国家也不得不承受明显的金字塔的奴隶制化。除非有办法隔离这种国际性高成本的侵袭，或者说除非这类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这类蛮族构成的风险成本，资本主义是不能真正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成型在海洋保护下的英美，并非偶然。

私有制是大势所趋，言论自由就是大势所趋

私有制是大势所趋，言论自由就是大势所趋；
社会中层特权者没有感受到公有制的没落；
民粹冲击波是公有制没落时，传统文化复辟公有制反复挣扎；

言论自由是私有制的产物，没有人权就谈不上言论自由，因此，攻击人权者将自然失去言论自由。因此如果公有制是效益好的，或者小奴隶们老实等死，任由毛跃进那样被奴役至死，也没有任何反抗的；那么只要还有小奴隶可以役用，言论自由是不必要的；放松言论自由，反而会动摇公有制社群的凝聚力。这就是目前在朝鲜的情况，也是文革时人民群众流着眼泪拥护大救星时的精神状态。

因此如果不是公有制社会，效益缺陷带来了崩溃的信号，希望公有制自行放开言论控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崩溃的信号，要挽救公有制的崩溃，而保持言论管制，也是不可能的。崩溃的信号，没有人比得上公有制"独裁"的那位更清楚了，用米塞斯的话来说，"苏联幕后的那样经济沙皇，比谁都知道公有制玩不下去"(1936年)，——>当时是苏联五年工业计划最辉煌的时侯，同时饿死了几千万人！

由此得出一个逻辑结论，一个传统的公有制社会，如果出现了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进程）的言论自由，必定是"独裁那位"的努力，只有他得到崩溃的信号最多，也只有他有权力拧开言论管制的泄压阀；——>这是那些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BUG摧残了大脑的怪胎民主派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东方邓的改革，从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偶然的。

但是"独裁者"拧开了闸门，未必真的要搞私有制，而更可能是想引进私有制的成分，挽救没落的公有制组织，如国企。这是坐享公有制既得特权的人的最常见的自利反应，自中国150年前大清帝国"中学（专制）为体，西学（科技）为用"和五四的"德（道德治国）赛（科学技术）"以来，就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戈尔巴乔夫这些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挽救公有制的没落，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问题在于，作为"独裁者"支持力量，同时也是钳制"独裁者"的统治阶级们（国企特权工人就是其中一部分），对于崩溃的信号并不完全知晓。这一方面要怪中苏社会主义时代的信息非公开；而将信息开始流通后暴露的危机局面，归因于"言论开放啦，道德堕落啦，没有信仰啦，贪官腐败啦"；其次就是"既得特权地位"，无论是多么低贱的小贵，对比贱民都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惬意，如阿Q，孔已已。

因此所谓的"言论自由"，苏联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独裁者，私有化进程中的先天条件，远远不如象西班牙的佛朗哥，南美的皮诺切特等"极右独裁"。原因在于后者的独裁，实际上是建立在城市中产和商业的私有者的支持上的，换言之，他们独裁的宗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以对抗如西班牙共和国，阿连德（智利）和庇隆（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粹运动。私有制在这些社会看来，理所当然。

所以南美这些"极右独裁"在私有制民主进程中，放开言论自由并不会导致民粹冲击波。阿根廷近二十年最大的"动乱"，无非就是千多位"大西洋底去的人"的母亲，要求政府披露这些失踪人士的下落而已。原因就在于，这类极右独裁的"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支持言论自由，并且其私有制的组织力量，如果有必要抵抗再次兴起的民粹风暴，可以再次组织起来自卫，那怕被称为"极右独裁"。

而戈尔巴乔夫们的统治阶级，却是公有制里特权食利的特权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他们如果不是直接反对任何私有利益的言论自由，（象今天乌乡毛左的居高临下的理性主义），就是直接利用言论自由，在上组织８１９这样的反政府政变，在下组织通钢这样的黑社会事件。与此同时，那些体制外的怪胎民主派，一仍是回归公有制的理想，二则受马克思主义的BUG误导，火力对准了"独裁者"……！

独裁者未必真独裁，贪官未必真的是贪

独裁者不一定真的独裁，贪官未必真的是贪；
反独裁反腐败，掩盖了真正的腐败是公有制；
公有制信仰"反独裁反腐败"，只能是独裁腐败的治乱循环；

民主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清除公有制的残余，实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公民社会。民主不是为了报复，但民主并不排除清除公有制残余过程中必要的武力。这就象法律不是为了报复，但不等于不能惩罚罪犯，甚至不反对必要时处死罪犯。这就是所谓的非暴力。因此一些毛左哲学家，将"非暴力"故意曲解为"毛左占着特权可以喊打喊杀""有私小民的民主，只能跟毛左讲耶稣"，那是表错了情。

公有制社会必须独裁，公有制只适用君主专制，但自古以来，尽管真正的大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上，但真正操持独裁的笨皇帝，其实是不多的。无论是西方的罗马，还是东方的天朝，皇帝下有一个"专断"的丞相之类，扮演着独裁的角色。事情办好了，这个独裁丞相识相的早点引退，还可当一个半个名臣。如果办坏了，或者引退得迟了，独裁者就会给皇帝烹作北奸肉，平息众怒。毛刘之案，无非老戏文而已。

皇帝不宜亲自操刀独裁，最重要的原因，当是对公有制政体救驾，是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向民间苛捐杂税增加摊派，就是象雍正一样抄家没室，最起码也是把一干国家干部的的身家，拧了又拧。不能完成任务的，无能之辈也无害于社稷，大约还能得以善终。如果真的忠心尽力，固然不能为皇家延寿多少，倒是得罪了许多牛二大侠。万一让皇帝也感受到寒意，这位忠臣的九族，自然命悬一线。

自打基督教皇创立一教党制后，皇帝变成了隐形的。当年的丞相带上了美国总统式的大帽子，一时间仿佛真的是国家领导人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隐形皇帝御帘前的一颗棋子。同样是自古以来，只要不搞私有制，开源节流，开的肯定是民源，节的也绝不会是皇家的内帑。所以一些人将眼光盯着所谓的独裁者，除了迫使所有"独裁者"学会"无能"这项保命神功，对于私有制的民主改革，简直毫无禆益。

用同样的眼光看贪官，就会发现，贪官并不是搞坏公有制的可恨蛀虫；而是公有制本身就是腐朽的，才出现了贪官；而且贪官常常提供了公有制体制没有的局部效益，令公有制的崩溃减慢了。简单说，贪官在违犯了公有制"公有"的原则下，走了私，获得了公有制所不具备的大得多的经济收益，补贴了公有制体制的不足，自已可能截取了一部分。但是贪官并非是从公有制利益中"贪污"了。

这样就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嚷嚷"贪污腐败"最热闹的地方，特别是由特权工人干部之类为代表的"民怨"也是最大的，但经济发展情况也是最好的。所谓反贪，如果不是无疾而终，就是万物萧条。那时侯，民怨又成了对某种"能人"的怀念，如此反复。这种社会现象，既是"暴民运动反政府闹革命"的微观的缩影，同样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整个社会的现实的写照。

历史经验表明，后进社会除了不缺暴力革命，民主自由永远是短缺的，很大程度责任在普通民众不合理的诉求方式上。独裁者们固然不是个个都容忍私有财产，象毛主席就"斩资本主义尾巴"，但普通民众的诉求，也不是往"我的利益在那里"上下功夫，反而一味标榜自已无私爱国，"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独裁不反公有制"，"均贫富，闹民主"……，如同阴阳双合，双边选择，成了治乱循环。

所以不要采用报复性的"严刑峻法"反独裁，反腐败之类，原因就在于，所谓的"独裁，腐败"，实际上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根本上就是公有制不可剥离的一面；但偏偏所有鼓吹"反独裁，反腐败"，无论他们是否采用暴力革命形式，其本身认定的理想，同样是"不患贫患不均的公有制理想"，——>仅此而言，就足见，无论是微观的反腐败，还是宏观的反独裁，都跳不出治乱循环的圈子。

房地产有血光之灾 减税成败未卜

从《朱镕基讲话实录》勘探政策思路；
房地产有血光之灾；减税成败未卜；

初步介绍一下朱镕基语录提供的历史政策的信息，是为了说明对现有政策趋势的理解。笔者认为，朱规温随，后任解决前任留下的炸药桶，朱温（李）几界政府的政治特色。前承后继，没有明显的逻辑冲突。 从这些上一代的政策，配上近十年来半掩半映中的温政策，大略可以猜到下十年的中央政策的基本思路。

即以地产财政而论，源起于港英政权承袭英伦的王室土地政策，在1983年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后，由汇丰中银为主的低息信贷，远超出金管局实在收纳的(美元×8）的数量流入土地市场，鼓动了香港土地市场的咆哮，也在98金融危机中，为索罗斯的叮咬提供了老大的蛋缝。为此史美伦跑到北京求救。正处于追求美元储备的青春期的朱总理慨然不惜一切代价……

本来是朱总理英雄气概，代表中国人民救了史女士的金管局。但结果却是大中国将史女士供奉为英才，向小香港学习香港的"成功经验"。恐龙向老鼠学习生存技巧，史老鼠也很诚意地教大恐龙，见到猫咪要跑开（人民币不能升值），有粮食往自已洞里藏起来！……闹到今天，大恐龙的房价脂肪，比养在笼子里的胖仓鼠还多七分，洞里的美金差不多要成废纸了。也委实有点不对头了。

但是各路炒房英雄们，还是信仰房价硬需求，宁愿高利贷也要硬撑。土地当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愿意分给农民的好心，那才是稀缺的。高房价就是土地垄断的高税收，在东方帝国里，信仰财政永恒日不落，总有几分是对的。以致于炒房客敢游行示威，反对房价大跌暴跌。但是既是是帝国，税收的路子就不一定非要走土地的路子。如果把基层政府开掉一大半，那房价就跟上了日本的下跌步伐。

也就在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增值税起征点提高了。对于控制物价上涨，其实是重大利好。因为主要得益者是小商小贩们，这些小物流勒紧腰带多干活，烂在地里的农产品就少了几分。减税无论是减多少，对于实体经济都多少有点利好，也说明，中央领导层不是棆木脑袋，是会适时而变的。问题就是，象朱总理天天嚷嚷精兵简政，财政今天却扩充了差不多一百倍！ (1991-2011)

东方帝国是公有制，私有制是初级阶段的现象。既得利益的是不可能有的，但既得特权的大大的多了！要真正减税，在中国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让老百姓讲政治多纳税的本事，咱们都见识了。让老革命讲政治，少要点福利，还没有试过成功的先例。但不管怎么说，权且作一个领导层的开明性质的利好罢，起码胡温领导的用心是很好的，真的很好的。

土地财政前景不佳，还因为那是地方财政，正是中央要勒紧缰自已不疼的疗法。所以房市多半是凶多吉少的。至于银行方面是不是有戏，要看中央能不能下定决心，让金融行业市场化。不妨这样说，地产是大凶之兆，百日内必有血光之灾。银行暂时算是家大业大，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