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市场经济宁静致远的结果,“傻逼工业化”不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市场经济宁静致远的结果，傻逼"工业化"不是工业化；
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工业化"，别名"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工业化建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服务于个体生活的多样性；
计划经济可以强制生活方式趋同，但无法提供准确的经济规模，也无法保持多样化；

正如人类社会绝大部分"远大理想"一样，工业化也是一种求而不得，淡泊者反得，宁静者致远的社会形态。同样也象每一个人，真的象和尚闭关辟谷者，大概是发不了财的；但如果立下雄心壮志"要象XX赚多少钱，娶苍井空那样的大美女"，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白折腾。不同的人幸福的水平（类似工业化水平）可能是接近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成功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不可仿制的。

每一个国家都不会反对工业化，但是"傻逼工业化"不是工业化。如同每一个人会都追求富裕生活，但是卖儿卖女卖肉卖血，"崽卖爷田心不疼的"发财致富"，那是傻逼致富术。如果真的是懂得中国文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道无为，上善若水"的道理的话，就不会对刻意建构的工业化，全部变成傻逼工业化的世界现象，大惊小怪了。马克思主义显而易见的愚昧落后，马毛教廷就能视若无睹！

顽固的受害者情结，愚昧的闭关自守愿望，结合帝国昔日重来的霸权主义理想，可能是中印俄这些金砖大傻逼，能够作出"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业化"的傻逼奋斗的重要原因。这些国家总是幻觉全世界都在时刻准备着入侵他们的奴隶大庄园，工业化只争朝夕。有了工业化就如同有了枪杆子在手，进可称霸全球，退也可拒法西斯于国门之外。但最终苏联没有亡于希特勒，却是帝国主义们及时支援之功效。

如果工业化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或者为了争取时间，抢在阶级敌人工业化以前，抢先工业化，实现"征服全球，解放全人类"远大理想的话，那么此工业化显然与美英和旧德国（1830-1914）的工业化，不是一回事。这种所谓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可能拌上点自力更生闭关锁国的大杂烩；与民生民富国际互惠合作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人鬼殊途之遥。

当如中印或俄罗斯这样的大恐龙，无论是开门请商鞅，还是关门当勾践，一天到晚咬紧牙关，摆着一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平强势崛起"的尊容，却怪别人"遏制"，委实欠缺点人情世故的自知之明。彼此之间显然有某种先人为主的死结，就看谁通达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反之如果一味往钓鱼岛之类的战争上打政治小算盘，指望借此加强国内人民大团结，无非证明国际社会的遏制，是正确的。

什么是工业化？答案在什么是工业，也就在什么是生产上。生产仅仅是物质形态的改变，而不论其消耗了多少人力物力原材料，如果没有市场私有财产支付的销路，也无非是物质形态的改变。如果是政府的采购，只不过是政府此仓库多，彼仓库少的物质转移。政府的成本却是全盘转嫁到小民纳税人的身上。小民若无"no votes no tax"民主权力，就算闹出了毛灾大死亡，也无非是让政府此仓多，彼仓少。

因此工业化是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上的，否则就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化"，所谓"要大炮不要黄油"。经济学客观规律的公平之讽刺意义，就在于要大炮的不但没有黄油，连大炮也是劣等的；反之不但有黄油，需要的话，最优等的大炮也是无穷无尽。工业化给哲学家的印象是"规模生产"，但是如果规模生产的东西是没有销路的，（象毛的大炼钢铁），规模化的垃圾，有什么用呢？

工业化是在生活方式趋同的条件下，对同类生活成本，作最佳规模效益的替换，从而腾空出该类生活成本，让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追求各自更多样化的生活；直到这些生活出现趋同后，在下一次工业化过程中再作规模效益的替换。最佳规模效益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下，同类生活成本替换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多样化。行政命令可以强制生活方式趋同，但如何完成工业化的前两个任务呢？

中国打着左灯向右拐；印度打着右灯向左拐

中国"打着左灯向右拐"；印度"打着右灯向左拐"；
缺乏私有制原则的社会谜语状态之"既得利益集团"；

概括中国和印度在制度上的缺陷，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打着左灯向右拐"，印度的问题是"打着右灯向左拐"。印度名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整部印度宪法，没有一句话明确提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在实践中也显然接受了（基督教）改革派社会主义的纲领："实在法是私有财产的唯一合理依据；含私有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东方帝国的"宪法"更是明目张胆的"四项公有制原则"，而在实践中却指望"引进资本主义的效率/效益"——>注意是"效率"，而将公有制Charter构成的，明显体现在（总存款上升＋居民存款下降）的，被Charter特权组织攫取导致的贫富差距，归罪于资本主义，而视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代价。这种不知成功在那里，也不知失败在那里的逻辑混乱，甚至在茅于轼先生的身上，都表现出来。

缺乏了"人权（私有财产）的拥有和自主（交换）选择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中国整个社会对"改革存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尖锐性"的诊断，永远都是陷入概念混淆的谜语状态；而无论这些诚心诚意的好心人士，他们的真实语意是什么。象广东政界（在攻击韩寒的革命党人看来，就是广东的"统治者"）和中央政策理论层，含含糊糊地提及"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就是一个例子。
ps:笔者因"愚民总是大多数"的现实出发，从疑敌从有的原则出发，曾经不肯定韩寒是一个肯读书思考的人。

如果明确私有制的原则，引入侵犯私有制（人权＋市场自由）的Charter特权经济组织，可以清晰地显示，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除了国企和权力垄断事业部门，还有少量特权扶植的民企/外资charter寡头以外，再无他人可以指责。但由于没有私有制不可侵犯的原则，同一语句，完全可以用于攻击私有财产，所谓的"先富起来的人"；或者攻击居民本地财政自治制度，即攻击所谓的"户籍制度"。

由于私有财产本身就是我们"既得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却是我们应得的，（象我们工作获得工资，投资获得收入，不是应得的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让我们这些收入负担任何税收，都应该征得我们（民主渠道的）同意，更不能用我们无法反对的"向弱者倾斜""外国鬼子亡我之心不死"，让我们的这些本来"不可侵犯"的收入，被强迫负担过高的税收痛苦；还要被强迫作出"幸福的微笑"。

如果私有财产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说不"的天赋权力，那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意味着道德鬼子，可以摆弄着（本应由我们授予的）公共权力，"神圣地侵犯"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如汶川地震时，攻击王石所谓"王十"），而称之为"清算既得利益""再分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权力是通过私有制渠道授予的吗？）""减小贫富差距""代表了工人阶级"……之类！

因此抛弃了私有制的原则，从哲学上去争论"既得利益者是否阻碍了改革""改革应该向何处去""是否应该民主""是否应该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只会让这些问题陷入理论上的僵局！而Charter特权组织的存在，继续攫取绝大部分"改革的利益"，则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僵局 + 特权事实=>更特权的事实），恐怕这就是哲学鬼子所追求的利益，他们并不介意（滞胀—>崩溃）的结局。

当私有制的原则的哲学抛弃后，由某位权威领导同志"打破理论上的僵局"，并不见得是好事。广东汪书记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在私有制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重庆大主教也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是铲除私有财产"既得利益"实现"均贫富"，建立种种幸福指数（包括GDP，产值）更高的文革朝鲜天堂！那么仅仅是从"民意口水"上看，试问谁更能得取民粹的掌声？天知道！

有多少私有化，经济就有多少搞活，经济就有多少增长

charter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癌症和鸦片的关系；
彻底的中世纪/文革/明朝的charter经济，不需要凯恩斯主义；
不放弃charter经济，局部"搞活，改革开放"，凯恩斯主义就不可避免；
charter经济组织雁过拔毛，大量截留凯恩斯主义货币流，家庭储蓄被charter抢劫；

凯恩斯主义不是万恶之源，charter型的特权经济，才是万恶之源！两者的关系，恰好就象是鸦片/吗啡与癌症的关系。过量的鸦片（凯恩斯主义）当然是致命的，但鸦片的本来目的是治病的，准确地说是减少癌症的痛苦。对于已经没有挽救希望的临终关怀来说，凯恩斯主义鸦片，可以提高特权贵族（或整个民族）上天堂前的"生存质量"，医学专科称"癌痛治疗"。

对于癌症还不致于临终关怀的病人，（癌症治愈率其实挺高的），鸦片/吗啡麻醉期内，是施治和手术的好时机。但如果因为鸦片的作用而以为"癌症可控"，那么就将面临病情一点点恶化，鸦片药效一点点下降，鸦片药剂一点点提高，最后病人"临终关怀"了，都搞不清到底是癌症弄死了病人，还是鸦片弄死了病人。这也象今天的癌症病人，都是在几乎死定的晚期治疗，也搞不清是治死了，还是病死了。

特权charter型经济也是为了对付某种致命威胁而成的，如同癌症多是为了抵御某种疾病致命而形成的，如直肠癌患者一般有多年的肠溃疡史；胃癌患者的胃病史很少低于二十年；肝癌一般是肝硬化晚期的症状，肺腺癌患者差不多都是几十年的烟鬼！那么特权charter经济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癌症，一般也是有针对性的危机理由；诸如"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粮食危机大饥荒，居安还要思危"，之类。

但客观上，只要存在charter经济，就对市场经济（实体）产生排他性，抑制了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也降低了整个社会对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包括对本身政治体"特权最大化"造成的社会负担的内环境的适应力。从而高概率地让charter社会陷入危机状态，又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charter特权经济作为应急措施；恶性循环直到"临终关怀"，学名"爱国主义"。从稍长的时间段看，概率100%！

当实体经济完全是charter型时，是不存在凯恩斯主义，因为此时整个经济体完全是通过对charter特权领域内的剥削，完成对国王（政府）的任务的，象毛帝时期的人民公社收公粮，根本不需要人民币的凯恩斯主义。价格是硬性定死的（也是短缺的，配给的，体制内优先的），汇率是定死的（但不能对私兑换的）。毛帝人民银行，跟毛帝中央的财务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搞活经济"即改革开放，必须在限制charter覆盖，至少允许小民百姓可以在一些领域，自由开展私有业务，经济才能搞活。邓的"包产到户"，就是一种私有化。有多少私有化，经济就有多少搞活，经济就有多少增长。朱总理开始引进的凯恩斯主义，是在已经在一部分领域，不再实行charter的情况下，才开始有了一点用。典型如饮食行业（目前也是charter呼声最强烈的领域），加工出口行业等。

charter位于（储蓄资金<>股市投资<>实体经济投资）模型中的实体部分，charter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是效益很低，过大于功的癌瘤部分。引进charter部分后，模型就变成了（储蓄资金<>股市投资<>（charter经济组织 or民营经济））。 charter组织以其资源优先的特权，象拦河坝一样挡住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否则不叫charter特权），在股市中称"圈钱"。

因此凯恩斯主义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造福实体经济，也是被charter经济雁过拔毛，被国企圈钱，"地方融资平台"，"高房价的土地财政"，"打新"，"政策贷款"……等等，截去了一大部分！结果就是真正到达实体经济的钱没有多少，稍多一点就被charter组织剪羊毛"国进民退"，相应地银行存款中，居民储蓄变成了"一小撮"，国企机关的存款占了大多数；后者当然也不可能再流向民营经济了。

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不是殖民掠夺的资本

英国殖民者缔造的孟加拉大饥荒
孟加拉纺织业的衰落与资本流失和低关税无关；
英国殖民资本输进大量白银废旧金属，迫使英国放弃金银复合本位；
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不是殖民掠夺的资本；

亚当斯密的时代是北美闹独立，印度还没有真正并入英国。英国刚接手孟加拉，就因为（英国本土进口替代对欧洲出口＋包税权拍卖竭泽而渔）等政策，搞出了饿死近一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43年是另一次）。不能说英国特擅长制造饥荒，早在英国征服印度以前的18世纪初，德干高原到南印度就有另一场大饥荒，同样死了千万人。但在本来富庶的孟加拉频闹出饥荒，显然与英国殖民者的恩赐有关。

马克思主义者用《资本论》所谓"殖民主义者掠夺资本"，似乎解释了孟加拉的大饥荒，是因为英国殖民者对孟加拉勒索白银资本竭泽而渔，累计达一亿两白银之巨！再声称殖民主义者控制了孟加拉的关税，所以英国工业革命的廉价编织品冲垮了孟加拉的国内市场。马克思最后引用Histings向英国国会求救的信中的话："孟加拉纺织工人的尸骨，染白了孟加拉的土地"。顺便提提，当时殖民者全是基督徒。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必须在假定《资本论》是正确的前提下才是成立的。这样就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立论："私有资本的殖民主义，侵略劳役了第三世界的人民，得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资本积累，促使了工业革命，同时让第三世界国家落入贫困"。这样就构成了资本家的原罪，也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罪。这种资本原罪很合基督教文化的胃口，也很合印度人的胃口，却不是事实。

实际上从孟加拉获得的白银，并没有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而是统统跑到了英国土地行业炒地产了！同时白银大量流入英国，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令英镑放弃了金银复本位。从英国收来的所谓"资本积累"，除了让英国下层城市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宪章运动中"给口饭吃"，可以说对工业革命是什么用也没有，等于白白输入了一堆称为"白银"的废旧金属。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不是殖民资本。

英国工业革命的廉价编织品冲垮孟加拉国内市场，更是无稽之谈。因为直到1800年以后，英国纺织品才开始竞争孟加拉本地的产品。如果说英国殖民政府蓄意消灭孟加拉的编织业，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能，用行政手段打死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从英国的角色上说是说得通的，但是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东印度公司没有拿英国一分钱，而垄断着的印度业务，就是靠纺织品赚钱的！

最后"一亿两白银的资本流失导致孟加拉工业的萧条和印度贫困"，必须在亚当斯密重复的古老信念"资本积累是工业革命的血液，重金属是货币资本的本身"，这两个前提都成立的传统观念中才成立。而实际上工业革命不是靠资本积累，货币本身也与任何"锚"没有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中引用的亚当斯密的"金银资本积累"的概念，从经济学、货币学等任何科学角度看，都是错误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在甲午战争和辛丑的短时间中，先后损失了近四亿两白银，另外负担了三亿多两的债务，但晚清没有闹出大饥荒，在关税极低（控制在各国手中，作为赔款的抵押，因此晚清不同意提高关税），反而创造出近代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发展时期；这是一个低关税、"大量资本流失"，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成熟金融服务的，完全是放任自流的时期的经济繁荣。

另一个例子就是法国。法国在普法战争后，要向德国支付六亿两白银当量的赔款，同样将关税抵押给德国，直到赔款付清。同样是大量的"资本流失"，同样是低关税，同样也是迅速恢复，并得到了法国近代史中速度最快的增长，迅速地成为德国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对手。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尽管英国殖民者对孟加拉的掠夺，确实是孟加拉一度衰退的重要原因，但却与"资本掠夺和低关税"无关！

国企根本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中国改革谨防改到印度失败的道路；
尼赫鲁轰走了英国的市场，保留了英国的charter经济特色；
尼赫鲁要求charter企业家"流着道德的血液"，强制分红！
强制国企分红，不如取消国企垄断；
凯恩斯主义下强制民企分红令民企"垃圾化"

从股票与债券的区别，可以清楚地看到，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如谴责郁金香投机的欧洲基督教社会），和今天的天朝帝国，由于对"产权，股权，利息，投机，利润……"这些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实体概念一无所知！用公有制的道德经济学乱指江山乱杀人！都是搞错了股票和债券的关系。从而用债券的"付息义务"和在能够付息前的价格稳定，要求于股权持有的股票，从而将股票变得"垃圾债券化"。

凯恩斯主义则与"股票与债券"的概念混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严重地放大了其负面结果。在凯恩斯主义下，有特权的企业其实是不需要债券的，否则就不应该搞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有特权的企业倾向私分利润，并不热衷IPO上市。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印度独立的时侯，尼赫鲁废除了"英国殖民带来的"私有自由经济，但把英国中世纪的等级charter经济抱回来当成"印度独立的民族主权"。

尼赫鲁将垄断性的经营特权通过特许权charter方式，交给原来的豪门富商继续经营，以为将这些自由资本家控制起来了。这些资本家成了不忧产销（忧也没用，连产量都是年年审批取证的），利润保障的特权企业主。印度眼红这些资本家独吞利润，要求资本家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强制他们控股不得超过40%。这样上市就成了最好的办法，因为股权可以分散到公众之中。

印度政府不考虑是社会主义的charter特权制度出了问题，认为是资本家身上"道德的血液"不够！再规定必须向投资者分红！同时对个人收入高税收。当印度持有这些企业成了"国有股份"时，就相当于中国今天酝酿的"强迫央企分红"。结果是资本家们总是隐瞒收入，成本永远搞得公司微利入亏，私下把利润分了。一来是利润是有保障的，二来利润一高，政府就会削减生产份额的许可。

结果就是印度政府强制分红下，印度上市公司全部变成了垃圾，一直到1991年以后才有所改观。问题在于国企的垄断特权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用更高的效益（即更低的成本＋更大的经济规模＋更可靠的质量保证）代替。国企是动员状态下的国防军事后勤部门。国企只能容纳很少的人稳定就业，就业越稳定能容纳的人就越少，否则收入就没有保障！国企根本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当国企的charter垄断权存在时，对经济的损害就不是国企所谓"分红"所能弥补，否则军队可以接管经济环节，军队做生意，直接向国民分红就行了。而当国企低效导致（有charter垄断）也难以为继时，再向国企提供债券、IPO（圈钱），以为可以减轻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或者"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资金压力！那是没有理解charter国企，是不计一切代价（意味着代效）服务于特定目标的（如国防）。

当保留国企charter下，指望通过强制分红，就不得不陷入（扩大国企垄断 or 补贴国企 or 废除强制分红）。需要通过廉价资本补贴的国企，"强制分红"，本身就是很可笑的；而对无权的民企"强制分红"，相当于把民营企业的股票变成垃圾债券。又由于国企的垄构成了政策腾挪的buffer，政治管理层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强制分红令所有民企破产后"放弃"，轻易地"市场化实现了国进民退"。

因此一些股评道德人士鼓吹的"强制分红"，本身既是错误地混淆了"股票和债券"的概念，也是不明白投机才是经济的原动力，更不明白股市才是储蓄有效流向实体经济的最有效途径。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识的，实际效果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特权经济）的环境下，逼死民企实现国进民退。令印度失败的原因，与今天中国酝酿的"改革"极为相似；中国实际上是要努力走上印度失败的道路。

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子,“滞”与“胀”

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凯恩斯主义滞胀，"胀"是因为钱太多；"滞"是因为钱太少；
美国60－80年代的"蓝筹股行情"与滞胀同行；
中国公有制背景，早在蓝筹股行情形成前，滞胀就把国民经济整死了；

了解虚拟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也就了解了廉价资本与有史以来所有股神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镜子，你可以放弃凯恩斯主义，虚拟经济的泡沫自然消失。你依赖于凯恩斯主义，多制造了40万亿的流动性，却又命令证监会打压股市，当成"限制虚拟经济"，钱就只能跑到炒"高利贷，炒房，炒普洱茶，炒邮票，炒金，炒银，炒玉石，炒收藏品，炒大白菜，炒外汇……"；最后，炒通货膨胀！

扔开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去证明虚拟经济股市大涨，有什么好得不得了的好处，那是很困难的；但换一种思路，既然凯恩斯主义导致虚拟经济的压力，那么让资金压力炒股票，总比炒"高利贷，炒房，炒普洱茶，炒邮票，炒金，炒银，炒玉石，炒收藏品，炒大白菜，炒外汇……"；最后炒通货膨胀，要好得多！那是除了政治性股神有政治责任在身以外，所有人都不难理解的。

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迅速达到滞胀阶段，大型经济体的周期是十年左右！随后在更严重的萧条，还是加倍的泡沫中作出选择！凯恩斯主义滞胀，实际上并不是经济社会的钱太少了，相反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就是令钱太多了！但凯恩斯主义是经由中央银行系统提供的廉价资本，钱又总是留在最不缺钱的领域，如华尔街！因此凯恩斯主义滞胀的本质，就是社会上的钱太多了，实体经济的钱太少了。

凯恩斯主义滞胀是因为金融体系是被垄断的；否则资本会逐利抵达风险最小而利润最高的行业。而当金融体系被当成不能承担风险的超级宝贝时，（中央银行系统就是为了金融体系不用承担风险），金融系统依靠廉价资本的垄断就建立了，成了风险最小和利润最高的行业，却依赖于凯恩斯主义提供的廉价资本！接受存款的必要性渐渐消失；整个金融系统包括所有银行在内，变得"投资银行化"，如华尔街。

美国经济体主要是私有制的（除凯恩斯主义以外），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实际效果是以降低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企业规模经济的上限加大了，起到了淘汰中小型企业的作用。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可以说是类似政策的第一个受益者。从内部经营来说，私有制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本身没有根本性缺陷的不同。因此廉价资本的第一波行情，就造就了60-80年代道琼斯"漂亮50"的蓝筹股行情。

美国60-80年代的蓝筹股行情伴随着尼克松到卡特时期的严重滞胀；而美国的私有机制却不存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大型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其对垄断政策和廉价资本的依赖性远远超出美国；实际运营效率远远逊色于民营企业。所以中国的公有制政策，是用更大得多的经济代价，将企业规模经济的上限向"全国国有化，即社会主义"的方向提升，而付出了事实上不同程度的衰退的代价。这就是国进民退。

因此中国凯恩斯主义下本应有具备的蓝筹股行情，由于主要倾斜的是效益极低下的国企，早在可以行情成形以前，就已经由于经济衰退而被胎死腹中。这是中国A股，只要维持实体经济公有制国企化的背景，就不可能形成西方社会的蓝筹股格局；同时西方如美国/香港的蓝筹股板块，依靠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过剩，本身也是不正常的，是病态的。这是很多操妈骂"垃圾股"的国有股神，所不愿正视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60-80的道琼斯漂亮50中，蓝筹股行情也不是本应是凯恩斯主义最大利益的金融板块，而是清一色的实体经济大型企业，如IBM！ 而即使是在90年代的虚拟经济，利润高得惊人的美国银行的估值，也是极低的！以市净率1倍为标准上下波动。全部美国银行的估值加起来，比不上一家微软！原因正是这些建立在廉价资本基础上的金融利润，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政治干预导致的经济垄断 没有凯恩斯主义就没有股神

政治干预导致的经济垄断，用政治垄断"反垄断"；
世界所有股神，都出现在凯恩斯主义成为政治主流以后；
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本是近百年各种股神成功的共同秘诀；
外汇管制下的国际板（开放资本项目）导致廉价美元抄底中国；

观察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四代富豪，他们都不是贵族出身，经营理财才能也是出类拔萃。但是这些才能，足以令他们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却不足以令任何人富可敌国。这些超级富豪的成功与政治干预/垄断导致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分不开的。当中世纪专制王权崩溃后，民主政治对经济的管制一度在局部放松后，又重新走向官僚新贵族干预下的集中型经济，是近代政治经济特点。

当经济组织由于政治干预而趋向垄断时，政治反应不是反思干预的不良后果；而是进一步强调"看得见的手"，进而加强干预，将趋向垄断的民营组织"分而治之"。如同当年的封建帝王，自以为把政治造成的经济巨无霸，用政治手段拆分了，垄断组织对政治体制的威胁就减少了。结果就这些行业如果不是不得不放弃，或者就是政府接管，变成脆弱却不得不补贴的charter行业贵族（如美国汽车业）。

没有理解政治干预/垄断经济，是构成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垄断的最根本原因，却归罪于所谓"资本的无所不能"，实际上是把政府无边的权力当成了"资本本身"，而作为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力的借口。这就如同一个跟自已的影子搏斗的巨人，无论多么强大，都将把自已累死，道理是一样的。而巴菲特的成功则突出地表现了，在凯恩斯主义控制了社会经济后，金融贵族依靠廉价资本所导致的价值转移。

巴菲特成功的秘诀，也就是历代股神寻求成功的路径，——>所有股神都出现在凯恩斯主义成为世界政治主流以后！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到诸多股神的神功秘笈之中，而没有注意他们总是具有抄底的廉价资本，更没有注意到股神得到廉价资本的方法；这就象将精力放在钻研《沉思录》的一字一句，自以为就能够当上罗马皇帝一样，白费心机！

今天奥巴马号召美国牛二声讨华尔街，得到了全世界牛二（常称左派）的声援——>左派从来没有反对过任何管制！——>但是次贷危机救市的廉价资金，就是奥巴马亲手批的！不让华尔街牛二承担风险责任的，是奥巴马自已；要监管不用担风险的华尔街利润，又是奥巴马自已！这种政府与自已的权力影子搏斗，每循环一圈政府就大了一圈，又自以为更证明了"看得见的手"。今天美国，游戏仍然继续中！

巴菲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看透了凯恩斯主义是必定会制造暴跌的危机的，而政府又必定是会救市的；为了避免自已的资金链过早断裂，巴菲特通过收购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从银行再贷款），确保了较一般投资者要长远得多的资金链。有此优势，巴菲特的确不需要任何技术分析的神技了。而一般的投资者如高盛，所谓的高杠杆，实际上也是看透了"政府必定会救市"，而放手一搏。

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资金，实际上已经完全否定了所谓"国际热钱收购中国"或"中国抄美国次贷底"这类的货币战争的幼稚思维。因为人民币的廉价资本，是中国央行提供的；而美元的廉价资本，是在美国央行的手中！今天两国央行仍然不停地发行着零成本（超低利率）的资本进入金融市场，试问他国又如何进入对方的投资市场，与之抗衡？

象中国外汇储备的抄底贷底，只不过省了美国一次救市资金，而在下一次成为更优先的牺牲者。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果投资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是有限的而且是高成本的（低估汇率买回来的），同时必须承受着美元超低利率的导致负利率的压力。中国美元储备的困境，也正是中国人民币政策，给予中国国内投资者的待遇；反之在锚定美元的同时开放资本管制如国际板，就等于将廉价资本交给了海外投资者。

当人民币锚定美元汇率时，外汇管制将导致人民币不停升值，以迫使经济体调整政策（蒙代尔三角）。如果此时放开资本管制，将意味着持有美联储提供的廉价美元的海外资本，拥有了廉价的人民币同样的市场效果，将逼使中国央行，如果不是最终放弃锚定美元（象泰国在98年金融危机），就是导致国内财富向美元廉价资本转移。98金融危机的经验，是受害国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放弃了锚定美元。

为什么苏联公开化，没有铺平戈尔巴乔夫改革路？

为什么苏联公开化，没有铺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道路？
苏联公开化舆论准备时期，老百姓将所有观点视作"此派彼派"；
公有制传统"此派彼派"口水仗"血腥的教育"；
缺乏私有制个体自治的利益关联，民众不能感受资本主义不是"此派彼派之一"；

苏联崩溃前夕的哲学口水仗，可以提醒目前处于类似口水仗中的"此派彼派"们，也提醒以为所有声音都是"此派彼派"的人们，留意"此派彼派"的不同的惯性思维。苏联改制实际上是在绝大部分人不满意现实，社会上此派彼派口水多，只有高层少数人（恐怕是戈尔巴乔夫一个），很不情愿地被动走向"民主"，而几乎得不到社会各阶层同情的历史过程。

在公有制的传统中，口水派别虽然多，却全部必须不与利益挂钩。很难想象柴米油盐的小民百姓，会对利益无关的革命"此派彼派"感兴趣。尽管政治层面包括知识分子的"此派彼派"既然无关民生（因为不关乎利益），就必然每一口水，都或明或暗直指权力中央，无非是为夺权换界准备舆论上的合法性。传统公有制文化，会将这种"无关利益的口水仗"，视为道德正义的表率，其实不然。

这种不关利益，只关乎帝国中央权位谁属的"此派彼派"口水仗，无论是否贴上"民主，自由，反思"的标签，结果必然是招致政权的松动（如戈尔巴乔夫）或帝国中央的镇压（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有几个小民不知深浅，如果陷入此类口水仗中，成则得不到什么好处，站错队就身败命裂，寿命只能剩下天数指标。久而久之，苏联平民养成了惯性思维，对所有观点都是"此派彼派"观之，似乎置身事外了。

今天一些人指桑骂槐地，声称是清朝的文字狱或毛朝的文革，言论获罪扼杀了中国人知识分子的正义天性。但实事求事地说，文字狱确实要不得，但这些公有制道德信仰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正义天性，那就真是天知道了。只要这种所谓正义盛行，在公有制社会里，几乎没有不发生文字狱的。相反象黄宗羲这种公然骂了两朝皇帝的"逆民"，因为站在就事论事代言平民利益的角度，在明清两朝都得到了善待。

当戈尔巴乔夫公开化，象今天这样引进西方的经济学（其实是耶鲁派的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引进对私有制的新鲜主义时，在较平民享有更多福利特权的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此派彼派。尽管不乏粉丝，但整个苏联社会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这种资本主义，只不过新的"此派彼派"，"别惹我，我还不想死！克格勃，那派不是我干的……"！舆论准备了十年，苏联的改革却是寸步难行，一动就垮了。

问题就在于，民主是个体利益的科学制度，没有个体利益的所有主义，就算挂个名字叫资本主义，其实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哲学罢了。除非能切身民众的个体和自治利益，否则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同被称为"主义"，实际上根本上不同性质的；但在民众看来，（其实没看错），彼时争论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帝国中央政治权柄转移过程中，一种理论哲学罢了。

社会主义里有很多"派"，因为那是公有制的主义哲学；还可以再加上很多派，象东方的孔儒和西方的基督教，再加上印度教和伊斯兰，连同数学魔术师，都可以凑个"主义的俱乐部"。任何一种主义得势，就要统一思想；不得势的，就要被统一思想。但资本主义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私有制！私有制下的可以允许各种思想、主张、方法论、上帝……存在于任何私有的大脑里。所以私有制是不统一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尽管是在苏联财政窘迫中被迫进行的（与什么革命压力无关，是里根减税导致的），在改革前经历了长期的国内舆论和外交舆论上的准备，仅从"主义俱乐部"的角度，口水仗的火力准备说什么也够了。但结果和进程却大出所料，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基层的私有化和自治入手，没有自治利益的关联，民众没有感受到这种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中的"国家不管小民"派，有什么不同？

阿罗不可能定理：公共服务有边际，政府不是越大越好

人类历史只存在过绝对的公有制和相对的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公共授权有边际；政府不是越大越好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私有化政策的必要性；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西方主流的左倾的错误；

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是证明了东西方传统的中庸之道，所谓"没有绝对的公有制，也没有绝对的私有制"，或者说"看得见的手"，"税收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辩证法或公有制信仰的屁话。私有制就必须是绝对的！绝对的私有制（就是人权不容侵犯）确保了个人决策是必然理性的，万一不理性也将由个人私有的财富支付其错误成本；社会充其量作生存保底的援助！而不能将"均贫富"作为公平。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No Private No Fair"，证明了"私有制不可侵犯的公平，就意味着最高的效率"，西方现代经济学（如果不将其称为政治的道德伦理学的话）的"公平与效率如何妥协"的命题，自然不复存在；但就意味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群体，除如奥地利学派等少数遵循人权原则的学群以外，几乎全部都是为权贵寡头利益服务的洋五毛。这是凯恩斯主义新制度学派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结论。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绝对的公有制和相对的私有制。象莫卧儿帝国那样遗产税100%以上！也可以被称为私有制，因为你活着时，可以任意消费你的财产；这种制度与处于极端化的斯大毛制度，允许你有一点点零用钱，但对国家负有无限的义务，本身就是绝对的公有制。反之"人权私有和自主选择的权力不可侵犯"，即民主的市场经济，当然也就可称为绝对的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真正解译是科学性的，就是"公共授权的范围是有边际效益的"，换言之政府不是越大越好，政府不是越大越经济的。如果对政府公共利益的授权超过边际程度，那么解决方案就不是如何选出一个"理智的领导人"的问题，也不是选一个大政府管理不应该公有的利益，而指望用民主的议会分权监管这些公共利益，以为就可以减少腐败；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三个字——私有化！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只有独裁才能得到理性的方案"，与私有制的人权的定义丝毫没有矛盾。人权不可侵犯也意味着他人不必对人权自我选择的损失负责。人道主义的道德成本要比均贫富的责任成本低得多！一旦倒转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否采取民主制度，都将面临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约束。KJArrow只不过是用数学（集合论的映射），重新证明了实体经济学的逻辑结论。

人权的绝对意义本身介定了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自由是建立在对自已私有权益的绝对权力上的；同时在涉及到非私利益的索求时（如圈占无人荒地），不得侵犯他人的同样是绝对意义的人权利益，用常言道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私有制确立以前，是不存在所谓的自由的。这是笔者对于独立于人权以外的"自由"高度警惕的原因。人权包括了自由，自由不等同于人权，这是要注意的。

自由是在人权绝对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也就意味着"公地悲剧"的经济学规律自然地成立了。因为在自由的定义下，任何未经私有化，包括未经公共契约约束的公值，由于不再具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权声明，而成了各人可以自由寻租的标的。因此对于任何无主的非私也是非公的资源，就是谁主张谁维护，以私有化方能避免其社会总价值的损耗。公地悲剧实际上昭示了私有化的必要性。

阿罗不可能定理是用数学的方法论揭示了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民主社会主义""大政府大福利"的伪科学性；揭示了中世纪道德经济学的"政府用税收手段减小贫富差距，政府担负起社会平均福利的责任"的低效益；否定了西方如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只要政府的高税收是回馈民生的，高税收就可以带来社会的增长。阿罗不可能定理判定之"不可能"。

民主不以选举为基础；三权分立不能保证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私有制最公平，最具效率"；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民主是以私有制自治为基础的；
民主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三权分立不能保证私有制自治；
（阿罗不可能定理＋私有制）＝帕累托积；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学过程是严密的，结论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唐突而令人不安的。如果希望用阿罗不可能定理否定目的在于得出公共的理性解决方案的投票程序的"西方式民主"，阿罗不可能定理，也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左派，提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标具，这门哲学的名义又是被很多人当作科学象征的"数学"。对此，很多人既然不能否定其数学论证，只能将类似的解译，斥之为"过度解释"，！

类似的情况还有哥德尔定理，被一些信仰的和哲学的人士，斥之为对哥德尔定理的过度的解释。反之，曾经有毛左用哥德尔定理，攻击我们拒绝中国式诡辩（即引用权威答案作证）为"违反了哥德尔定理"。其实哥德尔定理根据集合论作出的论证，其外延所及的"逻辑"实际上包含任何可供交流的信息；因此是适用于任何哲学和信仰的。同时其完备性则可通过引用第三方实证，偏偏权威言论不是实证。

阿罗不可能定理也是如此。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学推理是足够严密的，那么在其命题定义内的任何解释，都不能称为"过度解释"。不能因为"独裁才能得到理性的方案"就拒绝阿罗不可能定理，除非你能发现其数学论过程的错误。（KJArrow是超一流的应用数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新制度学派的很多学者，对于民主的前途感到灰心的缘故。因为从数学的角度，阿罗定理确实是无法推翻的。

但是如果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成立的，就将意味着，自从瓦尔拉斯发明了均衡这个哲学概念后，包括马歇尔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再到新制度学派和新旧的福利经济学……，换言之只要是建筑在"均衡的数学基础上"的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果不是服务于极权的话，如果不是否定民主，就必须承认是伪科学！到头来除了奥地利学派，就只有马克思主义还可能是对的。

这样就难怪，以新制度学派（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的主流学者们灰心丧气了，而这批学者，包揽了诺贝尔奖金90%以上的获奖名额！因为自马歇尔主义开始，整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市场不是万能的，看得见的手必不可少的，民主是可以监管看得见的手的"，即"三权分立约束下的无限强大的大政府，是最公平和最高效率的社会方案"。阿罗不可能定理，把它否定了。

如果不是判处民主制度死刑，就是判处自南北战争以后的整个西方制度是不如马克思主义的独裁的。这个选择题太困难了。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马蒂亚森，会专门写了一本《理性与自由》，同样用集合论证明"自由这种道德比独裁要好"，实际上就是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用集合论的符合再表述了一遍。阿马蒂亚森确实是斯密的大粉丝，把斯密最错误的内容，用数学论证了一番！

实际上问题就在于，自瓦尔拉斯后的均衡"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恰恰就是错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固然建筑在同样的"均衡数学派"的，侵犯了国民人权价值标准的"理性幸福数字"上，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中央权力独裁的必要性。（试想没有中央权力，如何实行计划经济？）。不是马克思主义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如凯恩斯主义更正确，而是两者都是错误的；错误机理是一样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恰恰证明了，民主是自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制度；证明了"一人一票/三权分立"必须在私有制的前提下。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人权就是自已对自已的私有权益的绝对的、垄断的权力"，因为"自已对自已的绝对权力，是唯一可能理性"。当所有人对自已的利益的处理都是理性，而因为是私有而不会伤害别人时，社会最大福利也就自然实现了。这是什么原理？帕累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