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私有化，经济就有多少搞活，经济就有多少增长

charter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癌症和鸦片的关系；
彻底的中世纪/文革/明朝的charter经济，不需要凯恩斯主义；
不放弃charter经济，局部"搞活，改革开放"，凯恩斯主义就不可避免；
charter经济组织雁过拔毛，大量截留凯恩斯主义货币流，家庭储蓄被charter抢劫；

凯恩斯主义不是万恶之源，charter型的特权经济，才是万恶之源！两者的关系，恰好就象是鸦片/吗啡与癌症的关系。过量的鸦片（凯恩斯主义）当然是致命的，但鸦片的本来目的是治病的，准确地说是减少癌症的痛苦。对于已经没有挽救希望的临终关怀来说，凯恩斯主义鸦片，可以提高特权贵族（或整个民族）上天堂前的"生存质量"，医学专科称"癌痛治疗"。

对于癌症还不致于临终关怀的病人，（癌症治愈率其实挺高的），鸦片/吗啡麻醉期内，是施治和手术的好时机。但如果因为鸦片的作用而以为"癌症可控"，那么就将面临病情一点点恶化，鸦片药效一点点下降，鸦片药剂一点点提高，最后病人"临终关怀"了，都搞不清到底是癌症弄死了病人，还是鸦片弄死了病人。这也象今天的癌症病人，都是在几乎死定的晚期治疗，也搞不清是治死了，还是病死了。

特权charter型经济也是为了对付某种致命威胁而成的，如同癌症多是为了抵御某种疾病致命而形成的，如直肠癌患者一般有多年的肠溃疡史；胃癌患者的胃病史很少低于二十年；肝癌一般是肝硬化晚期的症状，肺腺癌患者差不多都是几十年的烟鬼！那么特权charter经济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癌症，一般也是有针对性的危机理由；诸如"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粮食危机大饥荒，居安还要思危"，之类。

但客观上，只要存在charter经济，就对市场经济（实体）产生排他性，抑制了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也降低了整个社会对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包括对本身政治体"特权最大化"造成的社会负担的内环境的适应力。从而高概率地让charter社会陷入危机状态，又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charter特权经济作为应急措施；恶性循环直到"临终关怀"，学名"爱国主义"。从稍长的时间段看，概率100%！

当实体经济完全是charter型时，是不存在凯恩斯主义，因为此时整个经济体完全是通过对charter特权领域内的剥削，完成对国王（政府）的任务的，象毛帝时期的人民公社收公粮，根本不需要人民币的凯恩斯主义。价格是硬性定死的（也是短缺的，配给的，体制内优先的），汇率是定死的（但不能对私兑换的）。毛帝人民银行，跟毛帝中央的财务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搞活经济"即改革开放，必须在限制charter覆盖，至少允许小民百姓可以在一些领域，自由开展私有业务，经济才能搞活。邓的"包产到户"，就是一种私有化。有多少私有化，经济就有多少搞活，经济就有多少增长。朱总理开始引进的凯恩斯主义，是在已经在一部分领域，不再实行charter的情况下，才开始有了一点用。典型如饮食行业（目前也是charter呼声最强烈的领域），加工出口行业等。

charter位于（储蓄资金<>股市投资<>实体经济投资）模型中的实体部分，charter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是效益很低，过大于功的癌瘤部分。引进charter部分后，模型就变成了（储蓄资金<>股市投资<>（charter经济组织 or民营经济））。 charter组织以其资源优先的特权，象拦河坝一样挡住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否则不叫charter特权），在股市中称"圈钱"。

因此凯恩斯主义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造福实体经济，也是被charter经济雁过拔毛，被国企圈钱，"地方融资平台"，"高房价的土地财政"，"打新"，"政策贷款"……等等，截去了一大部分！结果就是真正到达实体经济的钱没有多少，稍多一点就被charter组织剪羊毛"国进民退"，相应地银行存款中，居民储蓄变成了"一小撮"，国企机关的存款占了大多数；后者当然也不可能再流向民营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