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民以为全世界只有朝鲜没饿肚子

现实成本不能与乌托邦梦想比浪漫；
为什么经济发展的社会"显得堕落"？
民粹冲击波歇斯底里的天堂情结；
幸福指数高的东民，总是偷渡拯救水深火热中的西民；

文革的食品连稳定供应都谈不上，在饿死人的年代奢谈食品安全，"可能有害健康"！这种可笑的逻辑，在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文革喧闹，必须把次级的矛盾"可能危害健康"，上纲上线为"有毒"（不考虑剂量），又把可能有毒再次上纲上线为"会毒死"，再进一步为"许多人会（可能已经）毒死"；这样才能覆盖文革和大跃进没得吃的天堂矛盾相提并论。否则"今天食品越来越毒"，从何谈起？

至于文革的食品更有毒，就在短缺和短寿命中，更在公有制社会的不透明之中，涂上了天堂纯净的想象色彩。想象中的天堂，永远比现实的生活更美好，而且免费！难道，这是笑话吗？连朝鲜也可以编出丰衣足食的故事，难道还有其他人可以上朝鲜核实？连欧美的基督教左派，也能够用联合国的名义，把古巴人的缺医少食，说得象天堂一般幸福指数美洲第一，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又如何能比？

左右派的争论永远是不对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社会和部门，连信息也是公有制的，是不向民众透明，不允许个人意见的；私有制社会不但必须透明的，而且还添油加醋。现实成本永远不能与想象的天堂比浪漫！这是公有制改革过程中的民粹冲击波的主题旋律：恍惚整个社会都在堕落，整个社会越来越糟，整个社会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问题，整个社会似乎明天就要世界末日！歇斯底里！

类似的信息不对等，也出现在如广东和重庆的治安对比中。重庆可以随便罗织罪名把人打残打黑的契卡式的不安全，先不说它。在重庆严密的舆论封锁下，就算有杀人放火的事，也只是把破案的（那怕是拿来冤枉的替罪羊）公布出来；与广东政府基本不控制媒体，有什么怀疑也当骂得象真的似的，"治安环境"自然形象大大不同。反而象是广东治安乱得不成，至于广东犯罪人员95%是外地人，就没有吭声。

同样的信息不对等也出现在如美国的治安之中。无需经历文革的大字报时代，即使是经历过80年代相对平和的宣传战的人士，很多都仍然留有"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人情冷漠"（当时千挑万选的一部电影叫《巴士奇遇结良缘》）"美国地方割据民不聊生"。让文革中饿着肚子啃着劣质面粉的天朝臣民，好自豪了好一会！类似的宣传今天也见于主体思想的王国，朝鲜人民大概以为全世界只有朝鲜没饿肚子。

问题是如果统计一下移民倾向和偷渡客，从来都是重庆这些地方的民工希望拿到广东的户籍，从来都是天朝的臣民跳入大海游向水深火热，除了朝鲜花钱买的孔老师，除了天朝花钱请入的斯诺之类的写手，偶而会参观一下天朝最宏围的国宾馆，除了给美国通辑的张五常老师以外，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偷渡到中国来的事例。不过在公有制的宣传里，似乎也不难辩证为，愚民既然多，党就要管管了。

如果从公有制改革的时间轴向来看，就可以看到俄国沙皇在波兰碰到的情况下，那就是越是开明的改革家，由于舆论发泄的爆发，似乎越是显得比末日来临，而公有制几千年灌输的革命正义，又总是让愚暴贱民，把矛盾指向打算开明的改革家本人。别说温相对此感到的郁闷，笔者对于脑残革命家的不开窍，也恨不得拧掉他们的耳朵！谁让他们的爹妈，养了这样一些蠢猪！

公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会因为专制的放松，原来看不到的肮脏，会迸发出来，而超出了很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甚至超过了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以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公有制改革造成的"世风日下"，而不愿接受这是因为公有制被压抑的负面后果暴露的结果。从而在社会上产了强烈的针对改革者的负面情绪，并把过去的地狱粉饰为美妙天堂的情结。这就是民粹冲击波！

市场经济让食品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文革喧闹；
文革的食品安全吗？质高量？价廉吗？充分供应吗？
市场经济让食品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无论是吃得膘肥肉润的大小老爷们正在哀叹"食品越来越不安全"，还是大小公知们奋笔疾书"市场经济加大贫富差距"，潜台词都是"毛主子的文革时侯食品最安全""没有小偷小贼，治安最好""人人有窝坑住""没有贫富差距""当官的没贪污这么多钱"，……，总之就是公有制文革才是天堂，现在的社会毛病都是市场经济搞出来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狠狠管""为什么不打黑"……

朝鲜是文革中的小影子；但就算是乌有之乡的孔庆东老师，也只是说吃得胖胖的，在北京替朝鲜人民免费饿死很幸福，暂时没有看到孔老师们真的想偷渡到朝鲜去。至于那些一味咏叹文革最天堂的大小老爷们，至少在今天表忠时，谁也不敢明说回到文革去，更不要说移民朝鲜了。但当更大量的公知在骂社会"世风日下""政府为什么不监管市场"时，他们实际上要的，只不过是大跃进！只不过是文革！

没有言论自由时，要争言论自由，（正确）；有了言论自由时，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却是附和着愚民的民粹论调，大脑急转弯地指责市场经济，指责私有制"没有公共利益"，忘记了市场经济为他们今天带来的一切，把尚存的公有制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私心"，指责政府为什么不把一切行业监管起来（良心分子的嘴巴除外），为什么政府不搞计划经济？政府为什么不最廉价地供应奢侈品为人人有份？

幻想公有制供应价廉物美的食品、药品和医疗时，就忘记了国企垄断的老虎们，是如何地质次价高。当国企垄断被削弱，开始学习夹起尾巴做人时，公知老爷们就幻想公有制最物美价廉。有时他们和乌有之乡的毛左狗咬狗，但在攻击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至少是志同道合，大不了是革命手段上有一点点分歧。但是公有制真的没次品吗？今天偶见的山寨"有毒"产品，真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吗？

文革的食品和药品，留在笔者的记忆中是低劣的，缺衣也缺医，缺药也缺吃；全国粮票与人民币同价；连猪肉面粉都要凭票供应。文革食品更不安全，大概拿不出检验报告。在那个年代，食品是国企和领袖的的大恩大德，想死的傻逼才不要。一来是肚子饿，二来谁怀疑食品不安全，就是怀疑主席要毒死你。谁敢说出来，肯定不会被毒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连饿死的机会也没有，游街示众后就被升仙了。

比较准确地反映文革时期的食品卫生水平，是当时发生过多少起食堂食品中毒。（笔者亲闻至少十次）。在基本食品也要凭票供应的时代，食品工业是谈不上的，自然也谈不上多少添加剂。不过当时就已经有着对添加剂的恐慌，"糖精会致癌""味精（谷氨酸钠）会致癌"，也象今天一样，有着无名的恐慌。今天的肉类已经足够便宜，甚至在酒楼中，只要厨师有点点水平，也没有必要再用味精加味了。
ps:恶心食品工业的记者，不知有没有见过文革时期的食堂厨房？

至于真正致癌的硝制品（腌制），反而是逢年过节的美味。象笔者小时侯很喜欢吃的"咸虾酱"就有很高的亚硝盐，是强烈的致癌食品，（现在不敢吃了）。但在当时条件下，一来有多少人真的因而致癌，没法子统计也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存在过，二来能食用的量很少，致癌大概也没有到中毒的剂量。反而是改革开放后价廉物美了，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放开肚皮，真的致癌的就多起来了。如广东的鼻咽癌。

类似的还有食用油。无中生有的所谓转基因油有害先不说它，所谓地沟油好象很大事似的，但是从危害健康的角度，还比不上家里热榨的猪油。文革时吃的就是这东西，花生油是要走后门买的特供。幸亏吃得也不多（猪肉要凭票，限量），对身体的损害还不算大。改革后农村很多人家仍然习惯吃猪肉，量大得多了。结果中风心脏病之类的富人病，反而高发于农村地区。这就是文革天堂时侯的食品健康水平。

反对管制传媒的记者们，要求管制各行各业

反对管制传媒的记者们，要求管制各行各业；
记者传媒经常有造假（造谣），却不能监管嘴巴？
市场经济有造假，为什么要监管市场？
附和乌有之乡的天堂梦：文革食品最安全吗？
中国食品安全持续好转，还是持续恶化？

金庸在他的小说《韦小宝》中，反复强调了说谎（或称造谣）的要诀，必须是在他人关注的事项上，还要保证重大关节七分真。象毛左和怪胎们的天天月经贴，完全虚假的谣言作文，不但很难有人采信，反而暴露了毛左怪胎靠谣言闹革命的面目。所谓的谣言大同小异。如果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话，谣言自然无害；凡是可能造成公共危机的谣言，必有其被关注的真实，就很难再称之为谣言。

无论毒胶囊事件如何走向，都不能否定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恶心"之初的炒作是捕风捉影的造谣。"捕证"投入之大，唯一的信仰就是"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家是坏的，企业不会不用工业明胶的，毛主义体制是必须的"。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如果监管媒体，严打记者造谣的权力，这是记者们反对的"专制"（的确是专制）；但这些媒体记者的诉求，却是把各行各业都监管起来。

记者和媒体是不可能对绝对真实负责的，就象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保证他人看来是绝对真实的；也不可能排除有一些故意为革命造谣的记者，象利比亚战争中的半岛台和"挟尸要价"的作者；他们在造谣的时侯，是完全了解真相的。但前者得到了美英法军事威力的赞助，后者得到了新闻行会的奖赏！可见造谣对记者和媒体个人来说，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得益。但是监管言论自由，就是不应该的。

从天朝媒体以CCTV为例，严格里讲很少有不造谣的时侯。记者专业造谣起来，危害不会比毒胶囊小那里去。按照严打谣言的政策标准，正规的媒体必须全部监管起来，每字逐句地审批，才能杜绝在政府权威部门眼中可能存在的"对社会的危害"，否则政府如何对公众安全负责？这就是沙皇时代开始的，斯大林主义时登峰造极的，今天仍然有所采用"言论管制"。记者和媒体和公众，目前一般都是反对的。

有趣的逻辑就在于，不能因为记者和传媒中可能真有害群之马，更因为造谣与个人观点之间殊划清界限，因此公众和媒体目前都接受"肃新媒和言论不能被管制"；但涉及到各行各业时就会因为自已的恐慌，而会捕风捉影地坚信"私心是万恶的，国家为什么不统统监管起来""不监管自由经济的话，违法成本太低"。站在良心记者媒体的角度，就是国家是听记者的话监管别人的工具，记者由此成了皇帝！

如果没有公众的竭斯底里，媒体对毒明胶这种拙劣的炒作无法上纲上线。当毒胶囊的恐慌，可以让一些傻逼剥掉（合格产品的）胶囊，烫伤了自已的喉咙时，很少有人屈指算一算，就算胶囊真的有传媒的毒，就能对你的健康有伤害？就象当初有人害怕日本海里有放射性元素，在中国的西北抢购碘盐"防辐射"。如果真有那个傻逼吃盐防辐射，射线照不死他，食盐就已经毒死了他，盐渍遗体还不会腐烂！

既然日本核事故可以让中国人担心中国的鱼带了毒元素，就算吃着了"毒胶囊"也只不过是相当于多服了几个疗程的药，由此也可以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没完没了地数落今天凡食物都是毒，这些人也不会再回味一下，市场经济以来，毒食品是多了，还是少了？食品安全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毒食品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偶而逮着了三聚氰胺，却是中科院为国有企业支招，对付高标准的国家标准！

现实的食品安全是需要成本的，幻想中的天堂是免费的。无论食品安全如何步步提高，担心安全的人总有些因为忧心而跳楼。以为国家完全管制起食品行业就没有"毒食品"的人，就开始和乌有之乡的毛左一起编造"毛主席闹文革时，就没有有毒食品"的美好天堂。文革大跃进时连吃的东西都缺乏，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关心"食品健康"的问题。但文革的食品就真的无害吗？滴滴畏六六六是什么时侯禁用的？

谣言有危害，防范谣言也有代价

不必把异已视作谣言；
不要把谣言都视作"阶级斗争"；
谣言有危害，防范谣言也有代价；
民粹冲击波中的确有大量的谣言；

假如有一种谣传是真的，那么请多关注一下人民日报。这个谣传就是，目前中央的领导人，至少通过其机要秘书，把人民日报当成领导专用的博客。领导同志让这些博文发表前，多半还会亲自过目一下。类似的还有求是这些杂志。匿名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要联系一实名的讲话和语气，不难想象那些博文，是那些领导同志匿名评论的。尽管是谣传，笔者个人感觉是真实的。

笔者尽管认为造谣也是一种合法的人身权力。不然笔者无法应对，当毛左指责笔者造谣"毛主席不好""文革是坏的"时，笔者如何明确"个人观点"的权力。但笔者也支持，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具国防意义），特定条件下可以适用类似西方的紧急状态法。因此暂时关闭乌有毛乡未必不合理，对73/83条也不必过分解读。不要象一些公共左棍那样，把民主进程理解为"良心阶级和领导阶级的阶级斗争"。

到底是否适用紧急状态，取决于当政者自已的判断（这就是紧急状态的意思）。笔者仅仅建议，"紧急状态的权力"在真的紧急时才用，如果滥用了，就肯定是体制落后造成的。长期的紧急状态，对于社会也包括对政体的损害，会比它所能预防的危机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大得多。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真的被外来威胁灭亡的国家并不多，反而是因为过分"紧急状态"而自取灭亡的帝国，多得是！如罗马！

早前一酷似吴帮主"打倒谣言"的口吻，似乎更适合是薄主教的打黑。当这位帮主级的写手杀气腾腾要杀造谣时，很不幸的是，谣言的状述差不多总是与十天后的现实新闻相吻合。反而是帮主式的辟谣，事后总是被证明是造谣（不合真相）。如此反复，小民百姓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向小学生学习，就算自已相信了，也不自已造谣，不传谣。除非，我们不相信自已的判断力，或者担心身子骨安康。

昨天另一位帮主口气的《谣言损害国家形象》，就让人读来舒服得多。这篇领导博文，把杀气腾腾的杀谣通牒，变成了对谣言现象和处理方式的探讨。这样领导同志与社会开明群体的沟通，就可以走上轨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给中国人洗脑最不好的，就是很多人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所谓的改革；而领导同志也常常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一切问题都以阴谋论的方式，视为"阶级敌人搞破坏"。

笔者大致上是同意《谣言损害国家形象》的90%以上的观点。现实社会确实是愚民仍然大多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半是道德高尚的革命家，满口仁义道德唯恐天下不乱。这些左棍造谣作文起来，无所不用其极。但领导同志如果是要实现民主改革的话，就不要把网民都看成是阶级敌人。只要有关措施是合情合理的，也有很多人会理解的。如何应对改革进程中的谣言，确实是大学问。

长期的权威教育和言论禁制，前者培养了一些人盲从，也培养了另一些人的逆反。逆反者倾向于从流言蜚语的非官方途径中"提取真相"，而自淫于洞察内幕的阴谋论天赋。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这种热衷于权力斗争的猜测，是预备役的革命家们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自我练兵。其中一部分练出了心得的大侠，就会编造一些文学作品，检测自已的智谋（还有雄辩的哲学），是不是能忽悠一些脑残。

这些文学作品是没有根据的，绝大部分是一眼就能看出其破绽的作品；但是他们总是能符合阶级斗争中的某种"革命立场"，即所谓政治正确。革命家也有革命家们的"政治正确"。因此信仰了"政治正确"的革命粉丝们，并不关心其中的破绽，甚至会自觉修正补充其中的破绽。并不是他们信了这些谣言，而是他们觉得这些谣言是用于革命的。这类革命谣言不一定针对政府，针对美国日本的也满多的。

保护妇女权益不是做秀就是民粹政治目的

俄国男人为什么"酗酒健身""打老婆锻炼身体"；
俄国剩女化的生存环境和家庭生活模式；
清官难管周瑜打黄盖的家庭暴力；
"保护妇女权益"不是做秀就是民粹政治目的；

东正教的拜占庭是女权运动的策源地，东正教的俄国却盛行"酗酒健身""打老婆锻炼身体"，似乎是很矛盾的组合。了解俄国可以多了解拜占庭；反之了解俄国也就对拜占庭社会了如指掌。俄国不但贩依了东正教，而且当拜占庭象征千年皇权的双头鹰戒指戴在沙皇手上时，俄国就已经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希特勒那个只不过是"第三日耳曼帝国"。沙皇的意思，就是"凯撒""罗马皇帝"。

俄国人擅长酗酒是地理气侯上的原因。俄国这个鬼地方冬季寒冷。冬天关在木房子里消闲，没什么好做的。这个鬼地方除了将夏天的大麦酿酒没有什么土特产。生产过剩常有些过剩，没事做的俄国人就关在木房子里喝酒取暖，喝高了就全家冬眠若干日子，冬天也就过去了，生活习性跟熊差不多。再考虑到多吃喝少运动的储备能源的体型，俄国人绰号俄国熊其实挺贴切。久而久之俄国人就特别擅长酗酒睡觉。

至于俄国人练习的"打老婆锻炼身体"，是卫国战争以后的创新思维。卫国战争以后俄国男性严重短缺，1918-1928年间出生的苏联男性，战后只有9%生还。尽管战死沙场虽然是20年代一辈人，但是姐弟恋总会消费掉一部分年轻男性，男性条件更优越就更有水平酗酒，"酗酒有益健康"的实验一直没有好结果。结果是卫国战争以后半个世纪，苏联女性供应过剩供过于求，各民族都是剩女成群结队。

婚姻虽然没有明码实价，但是彼此结合的隐性条件，会转化为双方的婚姻待遇和家庭地位的差别。东正教的公有制专制传统和社会主义类似的管制，恶化了基层的就业环境，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就有更多的女性岗位。两者结合就大大强化了女性对家庭的依赖和逆来顺受。因此俄国女性的生活模式就是结婚；万一晋升为剩女，就找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然后就守着这个家庭（或孩子）过一辈子。

俄国男人打老婆时的勇敢，就意味着俄国女人逆来顺受的柔顺。俄国女性在家庭男女混合单打之中，本来至少也是四六开；不致于每年一千多例家庭暴力给打死和重伤的一边倒，(男女伤亡比例超出1:100，与海湾战争相当）。只因家庭破裂离婚的话，俄国男人不愁换一个沙包，二手的俄国"沙包"就只能指望出口到中国。逆来顺受之间，万一碰上些东莞恶父式的狠老公，意识到生命危险时，可能已经迟了。

与俄国男女混合单打的伤亡对比相反，俄国男人酗酒冬眠中仙逝的比例，就远远超过女性。光是每年冬天可以冻死德国兵的日子里，因为酗酒醉卧路边而长眠仙逝就超过一千人。俄国每年酗酒牺牲的男性超过十万，超出了战争、黑社会和车祸中死亡的总和。这种生存淘汰在俄国已经经历了上千年，今天的俄国人特别进化出酒精消费的耐受力，本身就证明，进化论即使对于人类，也是适用的。

从俄国男女混合单打的家庭战争，可以看到所谓的"保护妇女权益"，如果不考虑到婚姻家庭双方对家庭的依赖性所作的忍让，就将完全陷于做秀的水平，如果不是专门用于民粹的政治目的的话。对于俄国女性来说，帮助家庭暴力之中受害者的社会和宗教团体多如牛毛，俄国姑娘虽然娇小，但是进化为俄国大妈后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如此一边倒的伤亡，合理的解释是传统家庭文化中"不抵抗主义"。

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干预"之所以无效，就因为是老公打老婆更甚至周瑜打黄盖，一个想打一个愿挨。宁愿挨打也拒绝离婚的，是俄国的大妈不是俄国大叔。否则俄国的女性打不过也逃得了，一拍两散谁怕谁啊！结果就是家庭暴力的公共援助团体，作用离婚登记公证处。真正挨打的俄国女性不会真正求援，求援的是打算离婚找人证明"他打我"。就算是清官，要管好这些周瑜打黄盖的家务事，挺难的。

韩国的实名制严打谣言出尽洋相

韩国的实名制"严打谣言"出尽洋相；
谣言如果被证实是真实的，还是谣言吗？
"个人观点"和"虚假信息"都被看作谣言的文革；

三年前号称民主国家之一的韩国，试探了本来只适合在日后改革开放的朝鲜才适用的"实名制才有言论自由"的革命措施，当时据说是有几个漂亮的女星的丑事给公开后自杀了，之乎者也的人道主义一鼓噪，韩国人就先吃了螃蟹。惹得最喜欢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天朝某些专家。派出公费考察的记者们，搜罗了一些连，各国自已也记不起的"互联网管制条文"，以证明管制嘴巴是国际惯例。以便向国际接轨。

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治安的韩国警察，一个个象方舟子给韩寒批改作文似的，改行给韩国互联网的网民们，批改发贴时的礼貌用语。忙乎了三年，严格实名制的韩国互联网，所谓造谣啊谣言啊人身攻击的，一点没减少，（另有报告说只减少了20%）。日前终于偃旗息鼓，取消实名制。幸亏咱天朝的专家，嘴巴上接轨快，恐龙的动作特别慢。如果来点雷厉风行，真跟着韩国的先进经验去接轨，这回可丢脸大了。

韩国的警察忙着进修当语文老师，把正事给忘了。前阵子一位韩国女性被奸杀，受害者从案发到被害13个小时，给警察局打了７分钟报案电话。韩车的警察一边听着奸杀的实况转播，一边无动于衷地当成又一条谣言。大概正事不干的警察，最有工夫管什么网络谣言。

在我国由于消息渠道还比较垄断，有着信息垄断的社会的特点。那就是传闻中关于政府方面的谣言，日后验证却大部分是真实的。感觉上准确性可能比红头文件还高。但涉及到民间的谣言，除娱乐圈内的谣言以外，最后就一般证实是假的。当谣言的可信度甚至比真理报的权威报道，更具时间的检验性的时侯；个人主义的法则完全失效，严打谣言的工作真是太重要了。不然，全国人民都会谣言骗倒的。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无论是民间还是清官，都不太清楚"谣言"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以乌有之乡的毛左在本博的骂街（因为笔者否认他们的偶象如毛主席和薄委员们是道德圣人）为例，一般是把"个人观点"和"造谣"混为一谈。所以王都统和薄主教，因为凯迪有一位版主称"山城打黑不好"，就把人家当成"造谣山城打黑不好"，判了三年徒刑。现在还给关着。这版主谣言，那只好读毛选才不是谣言了。

又比如说，笔者认为下周股市会上涨；与"笔者造一条假的利好，因为这条利好，说下周股市会上涨"，显然是不同的。但是由于咱国文化是看态度观结果的，如果这一趋势的观点与讲政治主席如郭树清先生的政策不符，又可以严打谣言的吗，说不定就要劳烦各位给笔者送饭。所以本来就言论自由而论，连造"假消息"也是自由的；但是当严打谣言合法的时侯，就连读毛选的国语口音不准，那也是造谣。 这就是文革！

文革中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阶级是互相耦合的，彼此99%以上要素是相同的；
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至少99%以上是无辜者；　
阶级斗争中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道德裁判(99% vs 1%）生杀大权让革命家着迷；

把"人与人的差异"看作"人与人必须斗争"，仍然抱着"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观念的，并不仅仅是马恩毛左，还包括大部分声称要民主的革命党。阶级斗争的要害在于，彼此斗争的敌我识别是模糊的，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彼此生死对决的两群人之间是彼此耦合的。因此不必对文革中子女斗争父母莫名惊诧，也不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大惊小怪，那只不过是因为界限标定是模糊的，却必须斗争的缘故。

传统公有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假定好人阶级与坏人阶级之间，大部分如99%以上的要素是不同的，只有极少数1％是接近的。象文革中毛左造反派，把自已的同胞，日本鬼子杀中国人还要残忍地往死里整，他们认为彼此之间除了都是中国人以外，根正苗红与（因为有私有财产而成为）剥削阶级之间是完全不同的，是你死我活的。类似的心态也可见于苏联和德国的集中营，以及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屠杀。

既然阶级敌人的界限是如此清晰的，那当然可以"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雷锋语）。当被判了道德死刑的阶级敌人（如宗教法庭判定的异端），已经如此清晰时，如果还存有半分人类的怜悯，就等于说自已与他们有太多的关联。这种道德上的要挟，对于本来与"阶级敌人"血缘或其他天生的关联的人，如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为了划清界线而互相揭发，甚至更加表现残忍，只不过是囚徒博弈的表现。

公有制社会总是导致残酷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在内部一批批地划分出敌人，就是向外部扩张，把外部民族视作"劣等民族"，其实就是以民族/种族划分的阶级敌人。原因并不是公有制社会的人没有信仰，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没有信仰就不会组合成公有制体制。而是因为公有制体制是低效的，必须是某些人类生命群体转移成本。低效益的公有制政体要生存，必须有一些新的无辜的人，作为替罪羊去死！

私有制的个体社会，通过比统筹分配更高效益的交换，为每一个体提供个人所有达到的最佳的生存机会。因此没有必要在内部制造阶级敌人，也没有必要在国际中持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因此人权普世的个体价值观者，可以用较中立的眼光回顾人类文明史几千年来的阶级斗争，（文革只是一朵小浪花），将发现人类社会的所谓阶级之间，是高度耦合的。绝大部分如99%的要素是相同的，只有1%的差异。

人与人之间99%以上是耦合的，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与自已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些差别，正因为这样，我们彼此才有交换合作的利益空间。传统公有制文化的错误，就是剥夺了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换，自主调整1%的差别的个人权力；却用放大镜把1%的差异无限放大并妖魔化，从而根据微小的差异，制定了将他们暴力灭绝的序列表，却称之为"向弱者倾斜"。

无怪乎当分明血浓于水的亲人，在公有制传统的文化大革命的魔掌下，面对被残杀的亲人与自已99% 的相同，而惊惶失措，就算求拜魔王为父，只求暂免祸于身，只要魔王就是那个掌判(99% vs 1%）的标准的道德大师。象乌有之乡张宏娘这些毛左造反派，他们仍然互联网上示众的那些阶级斗争大纸报，就是当年掌判(99% vs 1%）的生死判官。在公有体制下，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99% vs 1%）微小的差别差别出生死之别，只要道德掌判的权力就手，就可能把任何人"打倒"或"平反"。不愿打倒无辜者，自已就会被别人打倒。原因在这样的体制下，总需要有一些替罪羊被杀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种打倒异己平反朋党的政治游戏，本身也是为了挽救公有制的崩溃，革命者自以为正义得很，虽然死难的至少99%是无辜者，革命者一点不在乎！他们还认为自已正在向弱者倾斜！

公有制传统"道德治国"对症下药；
公有制社会需要替罪羊，文革不可避免；
统治者预备的替罪羊和卫道林语堂动物；
老百姓成为替罪羊的制度叫封建制度；

公有制社会既然是公有的，有病就总是转弯抹角地因为"有人有私/既得利益"。如果恰逢毛帝国精神极大富裕，物质穷得丁当响，就要另找毛病。不是统治者的道德腐败，就是官吏腐败了，甚至是民众"道德滑坡了，缺乏信仰了，懂得自已有私利了"。既然公有制社会的的毛病就必定是道德出了问题，那么公有制传统都强调"道德治国"，也算是对症下药，至于谁是道德祭坛上的替罪羊，看谁是软柿子。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甚至连地方大主教，敢于发动而且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勇士，道德名声都是不坏的；至少也是"不是为了党国就是为了民生，总之出发点是好的，有能力的，家庭是幸福的……"，反正是"宵小误导""上有权臣掣肘，下有奸臣作乱"。这些因为残暴而变得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在权力失去前都是道德完人；在权力失去后，即使如秦始皇，千年之后也不缺乏铁杆的皇帝粉丝。
只有是公有制的社会，文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是文革的方式有什么创新性的思维。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凶残驱逐仁慈，虚伪驱逐真诚的制度。如果当前是经济盛世，统治者还可能当个太平天子，如果不幸经济萧条，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就处于道德内战的焦点。除非足够残暴，以证明"我本善良"，否则即使是为了自保，也必须用某种文革，把"道德败坏"的罪名，扣到其他的替罪羊的头上。
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号召道德治国，一般只是自保的手段；象毛主席那样的民粹方式，才是明确的要让行政官僚成为替罪羊的"政治攻势"。在这种道德内战的千年文革之中，统治者尽管拥有宣传部门和地下警察提供的枪杆子优势，但除非公有制一下子真的极大先进（公有制适合对外扩张的战争），否则面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压力，矛盾焦点中的统治者，家族连续生存二十年的机会，在历史上都非常渺茫。
如此高危的职业风险，就令历朝历代的伟大领袖，有了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预先准备一只替罪羊。用狗圈套着替罪羊的脖子，牵到园子里向臣畜宣布："这大畜生是统治者，我把权力都交给他了，只有狗圈还留在我的手上；这狗圈不能不留，上帝也说了，绝对的权力意味着权力的腐败；我作为上帝的代表，替你们监管着这个统治者；他差事办好了，是读了咱的语录；办砸了，我替大家宰了他！"
"预备的替罪羊"伟大就伟大在臣畜们认这条发明。臣畜们也认为脖子上带着狗圈的牧羊犬是统治者，要不是他是个奸臣，美好的公有制是不会有毛病的。替主子忧国忧民的广大畜牲们，永远对现实社会不是按需分配的天堂，忧心如焚。反正是私有经济发展了，他们就反腐败；经济萧条了，他们就找汉奸；实在吃饱了撑着就"世风不古，道德滑坡"。总之是要牵狗圈的"换一个替罪羊，再换一个……"。
所以象秦始皇明太祖和毛主席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已的手上，实际上也就把首席替罪羊的功能废了。明朝的成功，就在于让装在狗笼子里的六部尚书当替罪羊，明畜们居然也认！周氏总理既然必须是人民的好总理，那邓副总理就只好几上几落。这两位还算善善遇，一来说明毛主席宅心还算仁厚，二来刘林两主席的替罪羊功效未去；三是各级臣僚们升级当了大大小小的替罪羊。这就是毛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主席的宅心再仁厚点，除了红楼梦这些扫盲小说以外，还读了点欧洲封建史，或者就不在先进性内部搞文化大革命找替罪羊。肯定是老百姓这些阶级敌人给公有制惹的祸！各位同志分道把关包干负责，把各地的老百姓都管起来。老百姓的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腐败，不是吗？这些分道把关的革命同志，在欧洲称为贵族封建，被管起来的道德败坏的百姓叫贱民。这种制度就叫党内民主或者叫封建社会。

雷锋精神就是日本神风敢死队

日本帝国的雷锋精神，"耻文化"，神风敢死队和侵略军；
日本帝国"高税收，无福利"的"自由经济"；
"公有制的自由饿死"与"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根本区别；

东方帝国的雷锋精神，在日本帝国被称为"奉公灭私"，与"人性本私＝天赋人权"针锋相对的"人本归公"的价值观。雷锋精神"奉公灭私"的极致的产品，就是侵华的日军和著名的神风敢死队。别看天朝隔三差五地强势崛起，暂时还没有复制出神风敢死队式的成批量人畜炮灰。奉行同样精神原则的清朝儒教大军，就将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归罪于慈禧太后搞生日，导致军备投资只是连续二十年亚洲第一，最后一年还不是世界第一！

雷锋精神/奉公灭私，是适用于整个等级社会所有人等的公有制道德原则。只不过国家尽管精神上保证向弱者倾斜，物质上短缺，就不得不向革命领导倾斜。"天皇的收入是第一位的"，金/毛主席的法国龙虾也比贱民的生命重要。依等级社会的分配层次，各级领导的生命保障逐级排降。在毛灾大饥荒时接近于可以保证大部分特权工人不饿死，今天平壤工人也可以免费或低价，得到正常食品热量需求的三分二。

没有个人交换和个人奋斗的自由，个人奋斗充其量是在科举路上的"公平竞争"。日本穷鬼子就是在战场上为家族扬名，尽可能英勇地杀中国穷人，还要让媒体知道；不然就自已乖乖死掉，这样可以换取家庭/家族的事业，得到日本政府部门的关照，象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信贷保证，自已家的小生意总是可以得到贷款。这样就可以脱贫，或者是子女兄妹可以被某个大企业关照，从此糊口无忧。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的雷锋精神，仍只停留在国家的精神倡导，远不能与法西斯主义精神文明上千年的日本相比。"奉公灭私"在日本，是国家倡导的精神勒索，被贯以"非暴力严惩"。被上司和公众判定没有"奉公灭私"的人等，如果还厚着脸皮不剖腹，其家庭将在事实上被剥夺一切获得收入生存的机会。你的家族为免牵连，也只好把你全家开除出族。此即东方文人赞羡之为"耻文化"的日本传统公德。

日本帝国的民间经济奉行福泽喻吉的"自助者天助"，仿效的是英国的市场制度；但拒绝的却是美国的小政府和低税收。"自助者天助"语义上可以解释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精神，但也可以解释成日本传统文化的，"自已照顾不了自已的，应该自已死掉"。这也就是今天东方帝国倡导的"剥夺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的意思，即"国家高税负是不能减的，如果贱民却不能照顾自已，别指望社会保障"。

所以同样是"英国式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前提下，意义也是不同的。大宪章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No votes No tax，强调的是"人性本私之独立于国王"，不惜以武力手段，否定国王税负痛苦指数的垄断发言权，在此前提下的自由才有经济意义。否则税负实际负担超出了国民经济自我循环的再生补偿能力，底层贱民无论如挣扎，他们所谓的自由，是自由地饿死的意思。

东方帝国摆脱公有制模式实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私有制的自由"，无疑是改革；但如果实行的英日帝国的特权经济，不愿意按私有制形式废除国企特权（反谷物法），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就变成了"自由饿死"，难道就不是改革？市场化并不一定需要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即中世纪的早期封建制度）至少也是改变了！而且肯定能得到新旧贵族的拥护，号称民主的斗士，对此能够区分吗？

基于私有制原则的一切民主概念，都与传统的公有制文化相悖。公有制社会的确是需要人道主义责任，才能确保贱民的生存。脱离私有制原则的一切民主概念，都立刻成为公有制更凶残的帮凶。因此根本不可能有脱离私有制原则的"民主道德"的存在。公有制原则与私有制原则之间是彼此截然相反的，只要用哲学将两种原则的客观结果加以混淆，就可以得到几个世纪来不缺信仰的实践中的所有奇谈怪论。

政府不监管，不等于罪犯可以胡作非为

公有制和私有制中的"政府"概念不同；
在公有制的政体中，法院是不存在的；
政府不监管，不等于罪犯可以胡作非为；
政府，检察院，法院，司法官，陪审团和FBI的权限和职责；

近日听到一些地沟油的新闻，经常接触笔者博文的读者，一个合理的疑问是：对于地沟油，政府该不该管？答案仍然是，政府基本上不管！但公共部门可以立案调查，作为公共安全的公诉案件，由法院对涉嫌者，按危害公共安全的有关条款作刑事和民事（罚金）处分。

政府"的概念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社会中，意义是不同的。公有制的政府是"公共部门"的统称；基本上就是君权神授的人间杂务代理人。往大里说是先知，皇帝；往小里说也是首相，特派员。在公有制的政体中，法院是不存在的，那怕有某个部门挂个牌子，上面的读音形似"fa法yuan院"。但是这个音似法院的部门，如果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就是一个光棍司令，只有精神上安慰民心的作用。。

因此在公有制社会中，"政府管不管"的含义有两个。第一是政府够不够大，要不要再招募些皇亲国戚的革命儿女，为人民监管监管？第二就是政府是不是要包起某种行业，交给皇亲国戚的革命儿女专营起来。无论是那一条，决定权也是公有的，归君权神授的领导同志裁决。这两条政策在私有制的政府中，都是不允许的。因此这类似乎"政府必须管"的案例，答案都是：不管！

政府不管，不等于罪犯胡作非为；政府有警察权，并不等于政府可以裁决人间罪辜有无。正如政府的分支"警察"可以扣押嫌疑犯，也可以搜集罪证，但是裁决证据成立，罪名与否，惩罚轻重的司法权，在法院的手上。在严格的意义上，证据搜集和公诉，由检查院完成，同时独立于法院和政府。在美国就由联邦调查局立案，由检察院审查是否起诉，最终裁决权仍然是法院。政府相关的诉讼由司法官代行。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地沟油这种问题，取决于市民或检察院提出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提请联邦调查局立案调查；检察院可强行要求FBI立案。如果调查遭到干扰，就因为干扰司法调查，妨碍司法公正，而进入了法治打黑，重建法治有效性的流程。调查结束后，由检察院立案确定是否公诉。如果法院和陪审团（裁定是否有罪，是陪审团的权力）裁定后，犯人拒绝裁定，法院可要求政府对其强制执行。

可见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对于地沟油这类事件，是基本上不管的。因此就不会有"审查制油的资格""制油企业的国家标准""油的国家标准""食品油生产许可证"……，不会有这些酝酿寻租腐败的Charter存在。法院倾向于罪名成立则严刑处罚，也就抬高了这种制假获利的机会成本。了解一下西方社会的政府，为什么没有腐败的空间，却能"不管为管"，可以减少一点"政府为什么不管"的的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