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传统"道德治国"对症下药；
公有制社会需要替罪羊，文革不可避免；
统治者预备的替罪羊和卫道林语堂动物；
老百姓成为替罪羊的制度叫封建制度；

公有制社会既然是公有的，有病就总是转弯抹角地因为"有人有私/既得利益"。如果恰逢毛帝国精神极大富裕，物质穷得丁当响，就要另找毛病。不是统治者的道德腐败，就是官吏腐败了，甚至是民众"道德滑坡了，缺乏信仰了，懂得自已有私利了"。既然公有制社会的的毛病就必定是道德出了问题，那么公有制传统都强调"道德治国"，也算是对症下药，至于谁是道德祭坛上的替罪羊，看谁是软柿子。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甚至连地方大主教，敢于发动而且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勇士，道德名声都是不坏的；至少也是"不是为了党国就是为了民生，总之出发点是好的，有能力的，家庭是幸福的……"，反正是"宵小误导""上有权臣掣肘，下有奸臣作乱"。这些因为残暴而变得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在权力失去前都是道德完人；在权力失去后，即使如秦始皇，千年之后也不缺乏铁杆的皇帝粉丝。
只有是公有制的社会，文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是文革的方式有什么创新性的思维。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凶残驱逐仁慈，虚伪驱逐真诚的制度。如果当前是经济盛世，统治者还可能当个太平天子，如果不幸经济萧条，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就处于道德内战的焦点。除非足够残暴，以证明"我本善良"，否则即使是为了自保，也必须用某种文革，把"道德败坏"的罪名，扣到其他的替罪羊的头上。
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号召道德治国，一般只是自保的手段；象毛主席那样的民粹方式，才是明确的要让行政官僚成为替罪羊的"政治攻势"。在这种道德内战的千年文革之中，统治者尽管拥有宣传部门和地下警察提供的枪杆子优势，但除非公有制一下子真的极大先进（公有制适合对外扩张的战争），否则面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压力，矛盾焦点中的统治者，家族连续生存二十年的机会，在历史上都非常渺茫。
如此高危的职业风险，就令历朝历代的伟大领袖，有了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预先准备一只替罪羊。用狗圈套着替罪羊的脖子，牵到园子里向臣畜宣布："这大畜生是统治者，我把权力都交给他了，只有狗圈还留在我的手上；这狗圈不能不留，上帝也说了，绝对的权力意味着权力的腐败；我作为上帝的代表，替你们监管着这个统治者；他差事办好了，是读了咱的语录；办砸了，我替大家宰了他！"
"预备的替罪羊"伟大就伟大在臣畜们认这条发明。臣畜们也认为脖子上带着狗圈的牧羊犬是统治者，要不是他是个奸臣，美好的公有制是不会有毛病的。替主子忧国忧民的广大畜牲们，永远对现实社会不是按需分配的天堂，忧心如焚。反正是私有经济发展了，他们就反腐败；经济萧条了，他们就找汉奸；实在吃饱了撑着就"世风不古，道德滑坡"。总之是要牵狗圈的"换一个替罪羊，再换一个……"。
所以象秦始皇明太祖和毛主席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已的手上，实际上也就把首席替罪羊的功能废了。明朝的成功，就在于让装在狗笼子里的六部尚书当替罪羊，明畜们居然也认！周氏总理既然必须是人民的好总理，那邓副总理就只好几上几落。这两位还算善善遇，一来说明毛主席宅心还算仁厚，二来刘林两主席的替罪羊功效未去；三是各级臣僚们升级当了大大小小的替罪羊。这就是毛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主席的宅心再仁厚点，除了红楼梦这些扫盲小说以外，还读了点欧洲封建史，或者就不在先进性内部搞文化大革命找替罪羊。肯定是老百姓这些阶级敌人给公有制惹的祸！各位同志分道把关包干负责，把各地的老百姓都管起来。老百姓的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腐败，不是吗？这些分道把关的革命同志，在欧洲称为贵族封建，被管起来的道德败坏的百姓叫贱民。这种制度就叫党内民主或者叫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