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所以从事金融和流通，是基督教会安排的

中世纪的金融业和"犹太人，资本家，剥削阶级"；
犹太人发明了股权，股权投资与贷款的区别；

中世纪时代的金融业，是处于教会规则诅咒下的灰色产业。《尼姆根誓师令》和《申命记》把所有有利息借贷的行为，统统视作不劳而获的劣行，是教会申明要下地狱的行为。因此金融放贷就被交给犹太人专门经营，基督教区禁止犹太人从事农耕，基督教徒又不愿意在犹太人老板下打工，也禁止了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当时的手工业行业是"高尚的特权组织"，更是将卑贱的犹太人拒绝在外。

这样就把金融业和流通业，变成了犹太人专营的业务。犹太人从此也成了"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代名词。基督教文化中所称的"剥削阶级"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里所称的"资产阶级"，以及纳粹所指的"犹太人"，围绕着同一个社群（犹太人）的职业形象而作的妖魔化。而犹太人所以从事金融和流通，又是基督教会安排的。教会又一再重申，任何利息都是非法的，不受保护的，可以剥夺的。

无论基督教会怎样谴责犹太人的贷款取息是"高利贷"，贷款是有风险的，资金也是有成本的，乃是客观的事实；不是犹太人存心要"剥削"利息，而是不收取利息和溢价的话，金融业务和流通业务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但是基督教社会的道德重压又是沉重的，因为赚点血汗钱，被基督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犹太人，比所有思想犯罪分子都要多得多。为了减少业务风险，犹太人发明了"股权"概念。

所谓股权投资，就是贷款不再收取利息，这样就不会跟基督教义直接冲突，但抵押若干不动产或业务份额的收入，即股权。还本付息后，投资者可以分到一部分股权，但控股权仍然留在原来的老板手中（基督徒），这样就可以向基督教社会交差。股权又不直接表现为金钱，也就不算作是利息收入，当然也不就能算是高利贷了。投资者作为合伙人，适当时侯转让股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贷款毛利收入。

日后的交易所，那是为了方便这些零零碎碎的股权的转让交易；再通过拍卖股权，即今天所谓的IPO，筹集企业法人的资本金，那是在股权产权模式后的再发展。但在中世纪早期，由于"产权"基本上是世袭在特殊家庭下的Charter，对于犹太人这样的参股人来说，类似于今天中国股民买的股票，根本不会涉及到任何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分红的保证前提，是公害没有明言的charter的合法性和垄断特权

由此可见，股权交易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替代"借款生息"，用股权份额出售的价格，作为投资的收入主体。投权投资并不是购买了企业的年金契约，永久性不能卖，让企业每年支付年金。这种企业年金产品如果存在，必定是对投资者不利的。因为如果不是拥有垄断经营的特权，企业的成熟周期，不可能提供长期稳定的年金。由此可见东方帝国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和他官方智囊，愚昧到何等程度！

由于犹太人"专营"的金融业，并不是君主/教会授予的charter特权，因此犹太人的贷款债权和本金，就象吴英这些人从事的民营信贷，一直处于高度的政治危险之中。因此就象温州的民间金融一样，犹太人的金融体系，除了向国王贷款时是公开以后，资金来源和运作一直处于不透明的保密状态。这样又进一步强化了如共济会，罗斯柴尔德等等"货币战争"的传说，仇恨也早就中世纪就从妖魔化中煽动。

由于"钱，金银"这东西是不会从地下冒出来的，而国王由于普遍性的债务危机，一直是犹太人金融业务的大主顾，因此可以预计犹太人的金融财团，采用的是今天"接受存款公司/财务公司"，而且主要的资金来源必定就是基督教教会的信伥存款，当其时只有基督教会才有这样大量的闲置资产。当存款人被绝对保密时，客观上也保护了犹太人金融集团的安全。这种模式今天仍然被沿用，如瑞士的银行。

易纲汇率均衡论的理论有何根据

晒晒易纲汇率均衡论的理论有何根据；
萨缪尔森偷换了平价构买力原理；
"均衡"和"劳动生产率"概念，在经济学中均无意义；

易纲先生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新观点，基本上就是帝国官方最近的标准答案："人民币汇率（从政府宏观调控的标准看）非常接近均衡状态，未来将随着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改变而改变"。笔者不会在易纲先生这类政治正确的官方逻辑里，试图争辩谁对谁错；仅仅指出三点，为易纲先生的未来粉丝，解释一下易先生的经济观点，是来自何本秘笈的真理：
1) "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即第三方衡量标准；；
2) 西方马歇尔－费雪－萨缪尔森－张五常的经济学中的所谓"均衡"，一直都是偷换了边际效用的神马玩意；
3) 汇率由双边的劳动生产率比较决定，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中的"定律"，是对平价购买力理论的概念偷换。

易纲先生的经济常识，很可能是萨缪尔森经济学洗脑洗出来的奇才，但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萨缪尔森这个人，是科学派理论经济学的宗师，他的所谓经济学，因为深得东方苏联和中国等帝国的欢心，而成为世界上"采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标准答案"。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挂帅，其次是道德极大高尚，处处都是"看得见的手"向弱者倾斜；唯一的缺点，是萨缪尔森这个人，几乎从来没有正确过！

易纲所谓"劳动生产率比较——>得出汇率"，所依据的估计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该定律是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同义表述，大意是"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把这条定律与东方帝国近十年来的情况一对比，各位是否认为以下是事实："东方帝国官方统计经济增长率很高，实际工资下降，官方却不允许真实汇率升值"？（笑笑）。

萨缪尔森先生的特长就是在逻辑定义完全错误，甚至明显被偷换了概念后，把简单的问题用高深的数学复杂化后，证明他老人家是正确的。（笑笑）。甚至于连这条巴拉萨定律中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知道是神马玩意。因为生产率是管理学的概念，（除非是公有制专制政体，如社会主义），否则经济学只能考虑"特定对象的成本效益"。那试问"劳动生产率"是谁的成本，或者是谁的效益？

如果把劳动生产率，理解成"双边贸易中各自消耗的原料越少，劳动生产率越高"，那么巴拉萨定律就被还原为平价购买力原理：彼此的汇率变动的方向，与彼此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比率相背离。但是如果这条定律是正确的，易纲先生也是正确的，那么人民币的国内通胀，应该比美国低！美元的国内通胀，应该比中国高！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如果不知道美国物价有多便宜，就自问中国是通缩，还是通胀？

如果不是萨缪尔森－巴拉斯定律是错的，易纲先生代表的帝国人民币汇率观点就是错的。对于萨缪尔森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是与汇率完全无关的的话，萨缪尔森的定律就是在根本上不成立。所以易纲先生代表官方，向我们这些小百姓提供的标准答案，基于完全错误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巴拉萨定律的，却又完全不符合该定律表述的所谓观点，没什么好谈的。由此例，可以了解"科学派"是怎么忽悠的。

政府监管让市场无法修补供应缺口，导致经济危机

"供应短缺＝价格无限大，有价无市"；
监管型经济的真实价格是黑市的价格；
黑市的合理性条件和获利；
政府监管让市场无法修补供应缺口，导致经济危机；

政府干预和特权腐败，可以轻易导致价格的波动，这种现象常常被称为"（行政）垄断"。但是必须品价格的波动，作为经济危机的萌芽，不一定政府干预，或者特权腐败造成的；环境、气侯、人文等等变化，都可以导致价格的波动。政府干预和行政垄断最重要的祸害也不是造成价格波动，而是剥夺了市场经济的弹性，导致市场经济无法自动通过价格信仰的传导，修复供应短缺，防制经济危机于未然。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可预期，所谓"不可能精确测市"。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就令到计划经济变成了完全不可能的复杂的数学难题。苏联有一位数学家曾经计算出，按照兰格所称的"虚拟计算"，仅仅是完成乌克兰的一年的计划经济，就需要全人类工作一千万年！这个结果与笔者对苏联计划经济中2300万种计划产品关联数量的排列组合的估计，大概是相当的。

不允许价格波动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作用却是平抑价格波动。这一基本的逻辑关系，在传统的公害信仰中，被颠倒为"市场制造波动，政府平抑价格波动"，——>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实际上仅仅是冻结价格，而令供应出现短缺；——>如果认为短缺的危害比价格波动更大，那政府还算是有贡献的。但是价格的极端波动，也无非是"价格无限大＝短缺"而已！也就是"死人是没病的"的那种逻辑。

从"价格无限大＝短缺"的常识出发，考察乌有之乡等声称的"毛帝国时期商品价格不高"，类似的还有诸如"朝鲜的北欧模式啥都免费""苏联时期福水平高，除了必须品都要上黑市买，（凭证配给的）商品价格都很便宜"，这些神话传说，实际上就是产品供应链已经断裂的情况下，意淫着被冻结的价格（很便宜）下，还有着市场经济的"不限量供应"的乌托邦。由此得出毛帝国时期通胀不高的神话。

"价格无限大＝短缺"，意味着掌握着物资（供应下的价格确定），有了"黑市利润＝无限大的价格－确定的物资价格"的黑市获利空间。在一个政府监管导致产品短缺的社会，能够拥有紧缺的商品投放黑市的，都绝不会是权力弱势的小人物。在80年代这种官方的巨额倒卖，就被称为"双轨制"；同期民间的小额转运就被称为"投机倒把"，是严重犯罪行为。如同吴英是犯罪，金融垄断就是贡献那种理。

"价格无限大＝短缺＝黑市可行性"的关系，可知对市场经济崩溃后，处于政府全面管制下的配给经济下的真实的价格水平，并不是配给证对应额度下的价格，而是黑市的价格。黑市的消费者固然不存在向消委会投诉的可能性，但好歹都是消费者。而对于配给经济下的"购买者"来说，既不保质，也不保量，能够投诉的就是"价格跟政府规定不符"！——>这种坏习惯遗传到今天，仍在是公害的口头禅。

由于毛帝国和朝鲜这种体制下的真实价格，实际上是黑市体现的价格，真实的市场供应，是黑市的供应，由此可以看到，按照市场经济的口径，这些号称极大发展的斯大林帝国，真实的GDP是官方数字的多少百分之一！至于官方那些生产过剩的重工业产品GDP，（如果有的话，象波尔布特就干脆折腾得啥都没有！），就绝对可以做到"生产过剩，PMI下跌，通货紧缩"的。

象今天的天朝钢铁业（基本上是国营），一吨钢的价格，比一吨豆腐还便宜；正是国企特权残害国民经济的生动写照！钢铁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三架马车"之类投资拉动，导致的生产过剩；所谓的"通货紧缩"；而事关民生的豆腐，就因为资源被侵占，"市盈率（价格）"极大高涨；钢铁价格当然总会跌穿豆腐！请问此时是否还继续向国企倾斜，生产更多的钢，政府再监管豆腐，免得豆腐卖太贵呢？

好的制度出好官是错误的观念

"好的制度出好官"是错误的观念；
制度学派所指的是不同形式的公有制；
（政府组织形式＝制度）不同于（社会合作形式＝政体）；
私有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过程之一，公有制是私有制的特例；
公有制不是正常的，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

由于政府是管理的机制，受制于政治决策/执行者个体判断的，在社会他人看来具有的利益上的不确定性；如果不排除政府错误、政治危机、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的耦合，即排除公有制体制作为正常社会的可行性选择的话，整个社会经济的演变，就将不存在任何可具重复性的客观规律。"公有制"固然可作为个体信仰的自由，但是公有制不是正常的、稳定的社会形态，则是个体价值观的自然逻辑结果。

所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如"好的制度制造好人，坏的制度制造坏人"之所谓制度学派，象凯恩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变种之一的"新制度学派"。它们的错误就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实际上具有同样的传统文化起源），把私有制视为许多种（公有）制度中的一种，而把对私有制在现实中的存在，视为公有制理想对现实的妥协。即所谓"私有制的存在，是天堂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之类。

这些所谓的制度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把私有制视为特例，而把"政府组织形式"的"体制"，视为"社会合作形式"的"政体"。如果不是把政府看作是社会的全部，即预设了公有制前提，就是偷换/混淆了两个外延和内涵都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组织形式　vs 社会的合作形式)。对于公有制社会来说，社会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对于私有制来说，政府只是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

当"制度（政府组织形式）"被视为好人坏人的生产车间时，建构主义就成了不言而喻的政治主流，区别仅仅是建构成何种制度意义。他们又把政府在不同组织形式之间变换着体位的折腾，称之为"改革"。只望一朝改出了"好的制度"，车间里就哗哗地生产出廉结无私的清官。为了满足这么多清官的使用价值，也为了检测这些清官的的质量，就把一批批的市场行业纳入待检测的清官治下，称为"监管"！

东西方的政治哲学，从"如何构建最美好的天堂制度"上而言，是完全相通的；区别仅仅在于，当天堂制度始终折腾不出来时，西方社会还能保持着对私有制的容忍，而东方采纳的马恩列斯毛主义，就把私有制（资本在政治需要时，完全可以随时指称为"私有财产"）视为万恶之源，尝试用不同的方式，甚至用残酷的手段取缔私有制，看看是不是就扫清了"生产清官"的障碍，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制度学派"，混淆了产权内的管理，和产权间的合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产权内的管理构成了管理学的学术内容；产权间的合作的损益规律，就构成了经济学的学内内容。把两者混而淆之，实际上就是缺乏产权观念的表现。这种错误，广泛见诸如东西方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特别在计划经济和"看得见的手"的，包括所有数学精深经济理论中，可以说通盘都是此类错误。

政府内部的运作模式，无论是东方的帝国政府，还是西方的民主政府，其运作模式都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而非民主协商性的。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任何着眼于政府内部运作模式的制度变换，无论如何变换、改革，都是政府内部的运作问题。而任何否决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政治生成制度，无论是否普选，无论是否一人一票，就象无法退股的烂公司，都将无法改善政府对社会的效益。

私有制不是"实现公有制过程中的一个特例"，相反，公有制是市场经济崩溃后的特例！ 当市场经济崩溃后，社会的命运就与政府的错误耦合在一起，直到完全崩溃为止！彼此都将无法再分开。而政府的错误又是不可避免的。而当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地方时，面对政府错误的现实，如果不能因为"多数票"更换政策，只要退出这个游戏，就退出了耦合，也就预先保存自已，从而有效阻止了多数人的暴政。

政府不能消除经济危机，政府总是扩大、深化经济危机

什么是"通往奴役之路"？
政府肯定会犯错，关键是社会是否有能力"容错"；
公有制社会的政府错误，直接造成全社会的灾难；
私有制社会的深厚民富，令政府的错误自然被消除；
政府不能消除经济危机，政府总是扩大、深化经济危机；

所谓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市场经济在税收压力下供应链纷纷断裂，钱渐渐变成废物；全体社会成员生存所需成为政府威权的附庸，最终随着政府不可避免的财政危机，随着政府机理的瘫痪而全社会崩溃，大批甚至是大部分社会成员，不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弃子中饥饿而死，就是在社会崩溃的乱世中流离而亡；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全过程，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几百年中，拉成清晰的慢节奏的全过程。

"通往奴役之路"，岂止仅仅是"奴役"？"做奴隶青云直上"只不过是诗人写手的意淫，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大部分人死路一条的"通往地狱之路！"。危机管理的意义，就是中止"通往死亡之路"，而不仅仅满足于"推迟"。危机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天堂主义"的伟大的乌托邦梦想，而是避免诸位大小老爷，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不至于一块儿到地狱里大团圆！

公害知识分子呼吁监管的要害，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指望通过政府的监管，用更低的价格，得到更高成本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其中的差额就由政府财政支付；实际上就是把自已的消费成本，向政府"公地"转移。公害知识分子所希望转移的，通常只是蝇头小利的边缘成本。不是公害分子自已支付不起，（比如购买更高品牌质量的产品），而是贪小便宜，要吃免费的午餐！而付出的却出社会的核心危机。

特别是那些自称"觉醒"的公知，他们能够一面指责"政府绝对的权力"，一面却能强求"政府绝对的责任"，他们似乎没有理解，此两者之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相互否定的关系。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酿就的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再成"通往地狱之门"的苦酒！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市场经济领域的"危机"，唯一的结果就是把社会耦合到政府管制的同时，让政府本身的危机不可避免。

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只要政府是由人去运作的，政策就必定会犯错！政府的机能既然是管理，就必定会因为无可避免的错误，酿就无可避免的政府危机。财政危机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把社会绑定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剥夺国民人权的独立性，也就等于摧毁了国民人权对于政府政策不可避免的错误的防火墙，政府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扩散成为整个社会的危机，而导致生存危机的颠簸，治乱的循环！

今天很多人都说，美国建国两百年来，几乎没有犯过错！实际上既是对美国政策过程的不理解，也是对美式民主的私有制机理的不理解。美国政府犯的错误，可以说多如牛毛，一点不比毛主席的神仙内阁少半分！但美国政府的对错交半，通过美国浑厚的私有制公民社会和过滤"容错"，恶法恶政策就算不废除，也从现实作用中消失，留下的就是正确政策带来的大蛋糕！而东方天朝就恰恰相反！

所谓"政府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既是从成本上而言的，也是从危机上而言的。因为政府取代市场经济提供的机能，所消费的成本大约是30-50倍。这个比例甚至于军事而言都是如此，甚至更大！想想看，如果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如今天的欧盟，彼此之间还需要布署军队吗？德法之间今天的贸易互惠，较之当时俾斯麦割走阿尔萨斯和洛林，效益谁大？成本谁小？

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危机，归根到底就是供需平衡，供应链可能断裂的问题。市场经济会自动通过价格波动传递的供给信息，自动调配资源于供给紧缺的产品线（价格上涨的品种），从而自动修复供应链的缺损！万试万灵，毫离不爽！但偏偏地，正是这样一种价格的波动，政府的干预如果不是盲目的，就是限制市场自我修复所必须的价格波动，就是以限价的方式阻止价格的波动，从而导致了危机的深化扩大！

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不是社会的危机

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不是社会的危机；
公有制政体耦合社会，政府的危机导致国家社会的危亡；
私有制自动形成对危机"损管"的防火墙/水密舱；
从危机管理角度理解，为什么"普选/一人一票"仍然不是民主；

在私有制的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国家的功能仅仅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因此政治危机也包括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属于社会危机的范筹，不提供"因为政治危机，所以强化国家集权"的合法性。因为政治危机是可以政府自已折腾出来的，绝没有"自已折腾，所以自已是不可缺少"的道理。这就如同，医生是"病人身体危机"的工具，但医生自已病了，却不是医生可以向病人收诊金的理由。

由此也可见，欧美财政危机中的左派，因为欧美出现财政和债务危机，就要求加税，而不是削减政府支出，那怕支出的名字叫"向弱者倾斜的福利"，都是愚昧、反动、落后；并不因为这种愚昧发生在欧美，甚至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当朝执政的民主党身上，就不应称之为愚昧、反动、落后！当某项财政职能（如福利支出）入不敷出时，应该评估是否必要，而不是因为"有人更富"而加税，民主党做到了吗？

由于公有制体制的政府，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可以把公有制体制作为市场崩溃后的极端状况，而不是与私有制相对应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样就可以把政府本身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与公民社会可能遭受的危机威胁，通过宪法界定的私有产权构筑了避免政府执政或信念的错误，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如东方帝国的大跃进和计划生育）；同时避免因为"公有制 vs　私有制 "，导致命题的复杂化。

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社会，政府的错误、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腐败、无能……，对政府本身的执政期内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两种制度的区别是在政府以外。对于私有制社会来说，由于公民社会提供了更大容量的容错、缓冲；因此政府本身的危机不会导致社会的危机，充其量就是换一个（界）政府。而对于公有制社会，作为政府附庸的整个社会的所有国民，都只能"共赴国难"，无可侥幸！

默认权益归于地方/个体的民主社会，可以将每一个公民/地方个体的错误、损失、危机，局限在每一个个体的产权内部；但并不禁止他方的援助；同时也通过私有产权的界定，把政府的错误限定在对政府授权的范围以内。就象一次有限的投资，顶多输掉了这些投资的本金，而不会因为连带性的无限责任，自已被动地沦为债务奴隶！这种防火墙式的损失控制（损管），正是民主对社会的真正效益。

当默认权益被否定，权益过分地被集中到权力中央，则无论是否"普选，一人一票"，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权力中心的决策错误，因为产权防火墙功能失效，将殃及整个被集中的所有社会利益。而更不幸的是，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经验，还是博弈论的数学论证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都表明"普选，一人一票"并不能避免错误。这正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民主，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效益的原因。

把公有制的帝国型政府，视作私有制市场经济崩溃后的极端状态后，就解除了公有制政府控制社会利益所构成的耦合，政治危机本身作为财政危机的诱因被过滤掉，从而构筑了，因为低人权的豁口，财政危机最终扩展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危机的流程的模型：[政府财政危机——>无限制加税——>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崩溃——>全面国有化/配给化/监管化——>公有制——>财政危机导致社会危亡]。
ps:先前有不少博文，把"豁口"错误地拼作"辖口"；此歉；
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明朝的灭亡，和苏联的崩溃的共同流程；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的起点的位置。对于苏联来说，直接地从全面国有化开始。对于明朝来说，局部市场的萌芽，在明朝的帝国体制下，几乎是一步就跳到了公有制帝国因为财政危机而整个社会倾亡的程度。毛帝国所以没有马上步明朝和苏联的命亡，只不过是邓主义的改革开放，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回到了经济危机到市场崩溃的阶段而已！

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政府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 有不同含义；
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和"政府机能瘫痪"的前提；
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政府机能瘫痪的解决方案：追加税收，或废除相关税项；

政府的财政危机，不等价于政府的政治危机。法国第二共和国时侯，三年之间换了六届政府，那就叫政治危机。政府的财政危机，是指财税不平衡的赤字危机；政治危机就是政府得不到足够选民认同的危机。凡是政治危机，必定是因为过度集权的普选所致。分权的民主制，不会有政治危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同样不会有政治危机。政治危机面临着，经过内战演化为君主制的危险，乃内在机理使然。

政治危机不一定伴随着财务危机。象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和税收争持不下，接近于一场轻微的"政治危机"，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财务是稳健的。财政危机常常会伴随政治危机的最终出现；但是财务危机不能解决，肯定会导致政治危机。用企业管理作同性质的比喻。一家财务良好的企业，可能会因为经营政策或人事纠纷而发生"管理层争吵的危机"，而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内部肯定是矛盾丛生。

从历史中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未经实体社会学的逻辑先验验证），财政危机是政治危机的诱发原因之一；反复的政治危机，会因为政府必要的的机能瘫痪（税收就没有减少），而最终导致财政危机，因税负而扩散为社会危机。无论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政府机能瘫痪的政治危机，还是财政短缺导致政府机能瘫痪，都可以归纳为"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如今天政策刺激，只是无效地得到的滞胀。

政府机能瘫痪的概念成立，必须有可供瘫痪的机能。后者的前提，又是必须要满足该机能运作要求的税收，和等价于税收的市场垄断特权。在这一点上是区分"政府万能"还是"政府本身是最大的问题"的里程碑。举例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构筑"保证国民长生不老"的政府机能，（类似的是医改中的乌托邦"让每个人看得起病，不会因病致贫"，其中必有猫腻！），也不会征收"人人长生税"。

因此当政府没有为特定的机能征收相应的税收，也就没有相应的"职能责任"，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政府不作为"。换言之，如果政府要有某种作为，也就必须有某种"授权"，而无论是授自公民的权，还是授自上帝的权；并且有为此行权，而征收某种税赋。由此可以理解，公害所要求的"政府（监）管"乃万恶之源；因为那意味着政府要征收"监管税"，无中生有地行权于"监管市场"。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很多公知都耳熟能详，貌似也深以为然，口号唱得呱呱叫！但是"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权力，也意味着绝对的税收，意味着绝对的'失自由'"；放弃政府万能的传统观念，废除"绝对的政府责任"，也就是国民人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此几者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公害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不明所以然的糊涂虫，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精明鬼！！

忽略政府本来就不必履行的"绝对的责任"，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就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之一。第一种是政府特定职能的财政资源不足，以为全中国人民养老，30年内需要60万亿，预计养老金收入只有6万亿；这就是资源不足。第二种是资源虽然充足，但实际没有效果！举例如政府不断地明的暗里补贴国企，欠下几十万亿坏帐（潜在债务），但是国企能够提供的就业和收入就可以忽略；即滞胀！

无论是因为政府特定机能的财政资源不足，还是因为财政资源投资无效的滞胀，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纳税人的评估：对于纳税人的整体利益来说，该职能是必要的吗？有效的吗？无论是否自以为必要，明显的无效也将证明投入是不值得维持的。废除当前没有效果的政府职能，同时废除相应的税收；至少可以为重新评估和组织该功能的社会成本。因此解决方案就归纳为两个：追加税收或废除相关税项。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金钱财富的民主

股神是股市中的公害知识分子；
股神和公害大多数是自费的；
很多公众仍然欣赏股神和公害的"良心"；

股市中的股神，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害，是相通的。一些还没有从传统卫道进化成人类的"民主派"，以为金钱财富这些所谓的孔方兄，会玷污"民主的纯结性"。这些家伙（还不是人），实际上并不明白民主的ABC；所谓中国觉醒派的民主素质低，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仍未觉醒的，自已仍然在作梦，却自以为已经回到了现实的分子。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金钱财富的民主，否则就是暴政之源即多数人暴政。

中国股市确实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宪定的公有体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有什么损害，象国企依靠特权垄断获得一点利润，同时导致实体经济百业萧条，那么对于A股股价和不同股票之间的涨跌。正如现实生活中，如同号召监管校车和奶粉这样的公害知识分子，导致了了市场经济的倒退，股市中的股神之攻击股民的自主投资，（股神一般自已不投资），号召打压小盘股，强求国企领涨，同样导致了熊市。

中国社会确有官喉垄断舆论的现象，但是很难说，股神和公害的舆论，是官喉让他们说的，官喉充其量提供大音量的嗽叭，把股神和公害的五毛大作逐字宣读，这些股神和公害就屁颠屁颠的，自以为"出名了"！所以不必论官喉如何舆论，只需要看看股神和公害，有几个不是自费的？其次，这些自费五毛的股神和公害知识分子，有几个没有得到愚民的吹捧他们"有良知"？？

向民众介绍市场经济，不应该指望政府监管，更不应指望"政府主持公道"（还有司法呢！），这些按私有制的标准，真正的良知。这种良知的文章，在天朝媒体不容易得到学雷锋树新风的待遇。就象笔者的博文，承蒙删少一点点就已经感激涕零！但是就算不容易说"正确"的话，也不等于非要当五毛，难道当公害就为了找主子帮你"出名"吧？但是主子赏识，愚民涕零，要顶住诱惑的，就不是公害了。

在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鼓吹"政府监管消费"的后果不言而喻；那么在一个公有制背景的"股市"中，鼓吹国企蓝筹股的"投资价值"，指责中小板创业板所谓"泡沫"，还要求证监会"监管股价，干预市场"，股市内外的这两种公害，不就是一种东西吗？但是口口声声要民主的觉醒派，有几个意识到公害知识分子其实是反人类的卫道，股神其实是股市中的公害呢？？

恐怕，这就是中国民主进程之所以步步艰难的，比所谓统治者更根本的，更现实的原因。

小盘股自由造多的好处，一是提供了赚钱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场外资金，二是让稳定了场内持仓的情绪。笔者并不是要求证监会和股神改捧小盘股，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干预！无论股神如何骂创业板"泡沫大"，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创业板是市场自主买卖出来的价格，——>市场自主买卖的价格有泡沫，反而是国企被政策吹大的价格，就没有泡沫！这就是股神的逻辑！——>不正是公害的逻辑吗？

信仰监管就是信仰专制

政府主动降低校车行业门槛，遭到企业和公害的攻击；
监管的逻辑，否定消费者自主选择的人权和能力；
企业谋求Charter行业特权，公害意淫"监管创造价值"；
信仰监管就是信仰专制；

有网友反复提到校车，笔者还以为啥地方的校车又出事了。查查新闻，才知道是放开校车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好事！但是也同样有很不和谐的公害声音，指责政府降低校车行业的charter特权（门槛，特许证，市场特权），据说是"放松了监管，校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中小企业不能保证校车的服务水平"，等等。公害主体的声音，显见的是校车行业中的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和大部分记者。

在政策降低校车门槛这件事上，政府显然再次表现出了，比公害和"民意"更为开明，和更为"民主"的高素质。无论这些公害分子，到底是记者还是该行业中的优势企业，他们的根据，归根到底就是"行政淘汰潜在的竞争者"。尽管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如中小企业降低质量，中小企业不能保证服务水平），显而易见的却是否定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力！剥夺的是消费者本身的权益！

这些公害记者和行业准入的既得权益者（中世纪的Charter行会，今天的国企），以"消费者不能保护自已，政府（为消费者）制定准入标准时"，否定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个人权力，如果政府被他们忽悠，就象证监会被券商和机构控制了"好股票的标准"，还用行政权力打压"异端"时，也就控制了一个行业的标准，用非市场的行政手段，排斥了潜在竞争者的准入。实现了行业垄断。

运用行政垄断的打压、干扰，政府和控制政府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绝对可以做到打击任何潜在竞争者的产品，确保竞争者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如果不是远远低于自已，就是同样的质量和服务水平，远远高于行政利益所得者，——>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行政干预！股市是现实的活沙盘，现实是股市的大镜子。股民在a股中遭受证监会的行政打压，民企在市场中遭受的，就是校车"准入"这样的打压。

公害和国企利益集团，对政府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的改革的攻击，与广州乳业王丁棉这些奸商和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公害知识分子，僭占了消费者的名义，作为生产商代表消费者，鼓吹极高的国家标准，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公众不懂一点经济学的常识，就以为"国家监管，保证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供应，总不会不好"，——>如果这是走得通的，中国就不会有国企垄断大老虎！苏联早就统一全世界！

至于王丁棉先生的广州乳业可能是民企（笔者没有查证），与校车行业中是否主要是国企（也没有查证），是全无关系。因为凡是设立行业门槛，就存在了一项达成垄断瓜分市场的Charter，至于这个Charter是掌握在私人手上，还是掌握在一群特权工人手上，还是直接由政府管理，对于社会的损害，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区别的仅仅是charter内部经营的成本好坏。如果Charter私营得好，就出现贫富差距。

乳业和校车等行业，公害舆论并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行业中的工人阶级，行业中声称"反垄断"的从业者，（两者组合将构成工团主义），来自于信仰"政府创造财富，政府为什么不监管"的公害知识分子，正是欧洲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时的舆论特点。所谓的"宪章运动""费边社会主义""美国食品安全危机（《丛林》）"，就是这样一种强调政府必须监管（Charter）的传统。

由于中国漫长的公有制帝国历史，令到国产的公害知识分子，攻击消费者自主选择更为穷凶极恶！这种公害性的对"良心"，已经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广泛倒退！象中国乳业产品越来越严重的垄断、高价、短缺和低质量。这才是进口奶粉乘机涨价的原因。迷信监管的公害分子，又声称要"监管洋奶粉涨价"了。信仰监管，也就是信仰专制！如果公众对公害知识分子的危害缺乏警惕，民主？Forget It!！

政治权贵会在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自然摇摆

经济危机是"倒退回中世纪"的危机；
文艺复兴私有制革命，是财政危机倒逼的改革开放；
马尔萨斯主义，以执政合法性降低为代价；
政治权贵会在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自然摇摆；

明确经济危机的定义是"市场经济供应链可能断裂的危机"，顾名思义就是必须在文艺复兴的私有制革命以后，因为出现了市场，才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可能倒退回中世纪的危机"。如果断言中世纪的封建经济，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经济更先进，更文明，更公平，更人道……etc，那么就根本不存经济危机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方案，则是"倒退回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

从权贵垄断的资本主义模式，即马尔萨斯主义的角度，对历史前溯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文艺复兴后的私有制革命，以及最终发生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国王权贵财政危机缺钱花了，给倒逼出来的改革开放。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由放任"，可不是什么给老百姓人权的大慈大悲，而是国家从此不管了，扔下了中世纪基督教会制定的国王的道德责任，惹得大小信徒齐呼"帝国缺乏信仰"。

单纯的马尔萨斯主义，仅仅相当于"生命弃子"，因为减少了国家财政对救济的投入，可以改善国家财政危机，但既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因为经济的萎缩，也不能增加国家的税收；从而不会改善财政危机的压力，反而因为贱民可能暴动，而得不深失。而且对于贱民死难的冷酷无情，当淘汰的压力作用到贵族外围时，就可能出现窝里反而最终令政体瓦解。这就是罗马帝国政治步步瓦解的过程。

所以马尔萨斯主义在似乎减少对国民的人道主义的财政负担时，实际上付出了执政合法性的代价。罗马帝国政府渐渐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可以看作是马尔萨斯主义政策的逻辑后果。代之入主罗马世界的基督教会，因为不对世俗治权直接负责，类似于"教会立宪制"，等同于把治世的责任归于国王领导的贵族政府，自已充当了民粹性质的精神领袖，也就摆脱了财政危机构成的执政合法性的压力。

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就是政府贵族的特权不可动摇，情愿放弃几千年以来，政治贵族对平民的道德责任。因此执政合法性的下降，对于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把政治特权看作是一种"商业事业"，道德经济学的人道主义，所谓"向弱者倾斜"，是一种政治投资，目的就是提高政治合法性。即"政治合法性＝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政治成本"。

因此当愚民公害要求政府负担更多的责任，而视之为"监督政府""有作为""政府为什么不管""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向弱者倾斜"时，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了政府作为君权的政治合法性，要求政府支付相应的政治成本。但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除了收税、垄断（实物税），没有其他支付成本的收入来源。当公害要求政府承担过量的责任，等同于放弃对税收的监督。这是很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

反之当马尔萨斯主义者，察觉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时，只要财力允许，也会重拾传统的道德经济学，普施民粹重塑政治合法性。如果财产不允许，民粹普施覆盖的范围，就会落在统治核心周边较亲近的狗腿子群体上。对于国力相对强大的国家，周边又有较富裕的弱国可以转移成本，马尔萨斯主义就会转变成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把征服奴役弱小国家，补贴国内平民的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国策。

如果民粹主义是有效的，则马尔萨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必走到"放弃对平民的道德责任"的地步；当他们重执传统国学，所谓"向弱者倾斜""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发展"时，也必定是得不尝失的入不敷出。马尔萨斯主义政权由此重新回到更恶劣的十字路口：是更严酷的马尔萨斯主义专政？还是发动世界大战？到此为止，不难想象（凯恩斯主义＋俾斯麦主义），对于穷途末路的政治权贵的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