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做人"不容易！希特勒斯大林的帮凶，是怎么炼成的？
对资本主义最大的误解，是理解成"另一种公有制"；
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禁止个体的扩张，公有制个体向后进社会扩张；

亚当斯密后继者共三种，包括被称为右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或称当权派，权贵派），一般被称为左派的民粹主义者，以及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人权私有制。但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从"人权，自治，公共约束"的标准鉴定，就会被五花八门的江湖豪杰冒用；诸如否定公共约束的"极端个人主义"，或直接被偷换为"社会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被偷换为"新自由主义"时，后者其实就是旧得掉牙的中世纪公有制传统，同时符合权贵政治和民粹主义者的教义，因此同时被左右派所乐于冒用。

坚持人权私有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已经有着千百（万）年历史的公有制文化传统的社会之中，魔鬼（公有制传统）总是装扮上帝的模样，让我们警惕并剿灭上帝（本私的人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公有制传统作为事实上的实在法的习惯法体系，既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通过伤害他人换取个人利益的政治投机的可能性，还称之为"高尚，上进，进步"；也对每个人制造了政治和舆论的威胁、要胁和攻击的压力。普通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为文革和希特勒极权的帮凶！

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误解，是公有制传统的思维习惯，会认为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公有制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在公共约束的同时尊重个体的"保守，自治，逃离"的权利，换言之是对多数人暴政的自然否定。这种误解会让乌有之乡类型的马恩毛左，会以为西方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社会，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禁书，管制，监管，宣传，资产阶级专政，……，etc"。比较典型并得到绝大部分公害认同的，就是以为西方是一个有着大量情操高尚者严密监管的完美的斯大林帝国，叫资本主义！

对于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来说，既以为可以用基督教之类西教"统一东方思想"，也以为西方会推进意识形态，"统一全世界"！谓之普世！——>是的，西方基督教的确是这样想的，因此美国有南北战争，欧洲有殖民主义，现代有利比亚战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连他们自已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取缔，更何况基督教本身就是左派！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允许自已的"公有制团体"逃离，又怎么会推进"输出资本主义"呢？各后进社会勒紧腰带，自已作为一个相当于自治体的殖民地，向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有什么不满意的？

资本主义是不会推出扩张的，但也不会禁止个体和团体（教派和公有制社群，相当于个体性的团体）的自行扩张。这种扩张对于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害的，就算意图有害也无法构成威胁。但是对于落后的公有制社区（如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社会（如中俄东方社会）来说，如果连做生意的"帝国主义商人"也顶不住，那么殊无可能顶住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文明支撑下的公有制团体的扩张。比方说拿着火枪的西班牙殖民者，现代化武器下的纳粹德国，号称人权天使的法国殖民干预，……！但这些事件又被解释成"资本主义的扩张"！

不理解资本主义"允许用脚投票"，也不理解通往奴役之路的终点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帝国主义的攻击，就会导致东方愚昧大众中的激进者，会自称是"传道的，启蒙的，觉醒的，进步的……etc"，把西方洋五毛，甚至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视为对东方后进社会的解放军！典型如俄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大救星，东方愚昧社会又把苏联革命当成大救星，印度把社会主义当成大救星，南美把光辉道路和毛泽东当成了大救星……，而西方基督教的洋五毛，又把南美（虽然并不先进的）天主教政治对共产主义民粹的镇压，称之为"极右独裁"！

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

公有制社会剥夺民众"保守，自治，逃离"的个体权利/机会；
资本主义社会不禁止国民"保守，自治，逃离"；
左派就是"逃离资本主义"的历史；
苏联中朝社会主义是左派逃离西方的"应许之地"；

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就是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用脚投票"逃离公有制帝国的历史。当资本主义社会从北美开始成形，在西方渐渐转变为优势政治时，逃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就成了各色传统瑰宝，构成了现代通往奴役之路的历史。与公有制帝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奉行的是"保守，自治，自由脱离"，而不会象东方帝国历史上和朝鲜那样"防制民众逃离"。后者如东方帝国对于"边境地区"有特殊的通行证（如早期到深圳需要到公安局开边防证），朝鲜就完全限制部分"三代前不良出身"的公民接近边境。

欧洲历史上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少数教授"用脚投票"移居美洲，象给清教徒的马萨诸塞，给天主教的马里兰，给地震派（Quaker）的宾夕法尼亚等等，也并非真的鼓励臣民脱离，而是欧洲战国形态下，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公有制王国为了转移国内成本而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都需要"远征殖民"的开路先锋！移居荒凉的殖导地，不但是对国内少数社群如资本主义萌芽中的清教徒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国内的犯罪分子，换取死刑豁免的优厚待遇。如此给予"用脚投票"死刑犯优待的同等待遇者，也只有英国而已。

如果再联系到日本德川开始的锁国（目的与明朝的锁国相同，并非断绝与外国交往，真正的目的是垄断外贸），类似于中国古代"父母在，不远洋；客死异乡为异鬼"的世界公有制传统社会的恋土文化，从埃及的阿蒙神到印度教，都可以看到公有制传统社会不鼓励民众用脚投票是普遍的现象。目的首先是维持国内税源的稳定。英国式的"鼓励殖民"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这种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也是罗马戴克里先时期开始全面推广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限制就完全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限制的是后进地区民众的自由进入，但不反对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的准入豁免，如一般会欢迎富人和特选技术人员的移民。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限制自已的民众用脚投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及他们的怪胎民主派，把现代民主社会"限制进入"偷换成封建农奴时代的"限制离开"，没有高超的辩证法和睁眼瞎的内功，肯定是做不到的。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治原则，也正式把中世纪时代的国王恩惠的"自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基础；从而也确保了资本主义不会从意识形态上扫除左派余孽。

因此尽管美国成长起来后，公有制传统逃离资本主义，或者以自治和抱团的形式"拒绝资本主义"，都要比封建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逃离和自治，要容易得多，甚至成为公有制信念者天赋的权利。这就类似于东方帝国仍然对"西方的信息"持敏感和禁止的态度，但西方社会实际放纵东方帝国的国家资本收购西方的媒体，或者公开在西方媒体上从事政治宣传和颠覆策划。自宪章运动以来，西方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两百年，左派真的面临受限制的威胁的，——>仅仅是被威胁！仅仅是在左派最猖狂的麦卡锡时期，——>仅仅是受威胁罢了！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长期存留并保持活跃，还有如基布兹和东欧马克公社（村社公有制）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允许"保守自治"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后进社会如俄国和中国的传播，也是资本主义优势时期，中世纪愚昧传统的"逃离"，逃到了落后的东方农奴社会，找到了肥沃的再生土壤！西方资本主义伟大的现代成就，反而成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向后进社会传教道具，资本主义的内核就被这些新的旧的主义们仔细地过滤掉！居高临下的传教，把后进社会的民众当成复辟西方愚昧的社会主义中世纪的实验用小白鼠！！

倭寇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公共约束，多数人暴政，和公共强制（极权）；
资本主义就是逃离公有制传统的历史；
明朝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

阐明民主社会"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保守，也排除少数人的阻挠"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法治的内涵后，笔者将其命名为"公共约束"，以便与多数人暴政如卢梭的公共强制的极权相区别。由公共约束的内涵，也可以对比象证监会的芮萌教授的官方理论"如果老百姓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市场，离开中国）"，就明白证监会和芮萌是权极主义的公共强制，甚至连"多数人暴政"都算不上，因为多数人的真实意愿，无论本意是不是侵犯少数人权益，都已经让几个官僚和芮萌这样的五毛教授给代表了。

公共约束的法案是民选的，局部的，允许自治保守的，（因此不可能多数人暴政剥夺如个体的私有财产）；向外允许用脚投票也容易离开，对内允许拒绝合作，而不是覆盖性的，对于"违法冲突"是利益归于被告，必须由独立的司法裁决。将此标准衡量于如证监会机构化之类的暴政，它们不是民选的，是郭主席四天一轮的"新政，改革"，是雷厉风行不允许自治的，覆盖整个中国的，限制离开以及中国人平均太穷不可能真正逃离；执行上没有司法裁决，完全是行政部门随意就可以"惩罚违法"。方方面面都说明，这就是极权！

同是西方的社会，欧洲明显比美国愚昧得多。尽管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已经显得不太"联邦"了，但就自治社会的程度而言，依然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把"自治"视作资本主义真正的母体（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北美并无冲突），那么欧洲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发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更不是欧洲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欧洲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欧洲的"城市自治体"。欧洲的自治体为欧洲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用脚投票，逃离贵族农奴庄园的奴役，进入了自治的平民特区。

在美联邦正式建立，而且美独分子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一定要解放北美人民的反复尝试！在此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老百姓不断地用脚投票，逃离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但却是千篇一律逃离公有制的历史。先是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好歹也是自由了。然后是新教徒逃离基督教的思想教育，其中的顽固分子逃离欧洲，逃到北美。最著名的一批自私自利鬼，乘坐一艘叫五月花的破船，还没有靠岸，就把基督教君主制的传统瑰宝扔进大西洋，数典忘祖签下了"共和公约"，毫无公德！拉开了现代政体的帷幕。

虽然欧洲文化的确是愚昧、落后、反动的中世纪公有制社会主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欧洲社会的确容纳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的确允许"保守，例外"的自治市；也的确允许（实际上是鼓励）"逃离"。相比之下，毛左为之痛心的大明帝国，则自始致终为了垄断外贸而"只帆片木不得下海"。郑和下西洋的大战绩，是无厘头屠杀天朝逃民含妇孺五千（称之为海盗）。战斗英雄戚继光所谓抗倭，只不过是剿灭了在沿海割据的"中国反海禁民众"，所谓倭患恐怕不过是明朝军队劫杀战区民众邀功！与明末天朝解放军行径一模一样！
试问日本战国时期的东南小藩，能够一边防备朝廷强敌，一边远隔重洋侵略中国大陆？对比元朝征日本的艰难，能否反问一句，有可能吗？如果非要断言yes，只不过更加证明明朝极端腐朽，或者证明中华就是劣等民族。特别就后者再反问"有可能吗"？明军斩首不多，故事不少，但几乎没有日本名字！则是显见的史实。明朝有此功绩，资本主义当然是萌芽不起来。中世纪欧洲虽然愚昧，比起中华明朝大帝国，还是摩登得多了！但即使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只是在美国才真正成长起来！从此资本主义的成果又反哺于欧洲。
ps:想了解明朝倭患，建议先了解一下日本战国史和政治重心，易位思维或者可以理解笔者的反问："倭患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

《南方周末》吓人的民粹："自由主义将失去人民的支持"；

十月的《南方周末》有篇很正经的奇文，大意是说"如果自由主义还不肯接受再分配财富的话，将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把这篇文章的立论，按实体经济学的等效定义翻译一下，就是"民主如果不接受通往奴役之路，直到极权天堂，民主就会被民粹推翻"，或者直白点，"如果你不做婊子，就要失贞啦！"——>民粹够吓人吧？您还敢坚持民主诉求吗？

"民主就是均贫富"不是南方周末的创举。毛主席和斯大林甚至希特勒，推销他们的民主时，同样是靠"民主就是均贫富（再分配社会财富）"争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以致可以实行（多数人暴政），甚至还能侵略了几年！大不了死了自家几千万劳动人民和资本家！活下来的人全贫得赤贫，主妇做妓女常常成了全家活命的路，够均贫富的！革命理想实现了！

《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所谓南方系，是借孙志刚炒作出来的"公知代表"，虽然被乌有之乡炮轰，但只不过是民粹左棍群体中的此派彼派，其媒体观点基本上是公害，其意识形态差不多是民粹，其执笔人不是左棍，就是怪胎民主派。即使是以孙志刚事件而言，用孙志刚个人的悲剧攻击户籍制度的合理性，类似于有某位警察滥用暴力，就否定整个公共约束（法治）系统的合理性；或者因为西方社会还有犯罪行为，就否定整个西方民主。孙志刚事件在怪胎群体中被视为南方系的功绩，笔者视之为南方系反民主反自治的反动。

为了否定笔者对南方系可能是"因偶然事件产生的偏见"，笔者特别定阅了南方周末，每期都浏览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总体上否定笔者的观点，而把类似孙志刚的事件，降格为偶然的炒作，或者是个别执笔人的观点。但是已经有几年了，除了没有明显跟进唱红打黑以外，南方系的观点基础是民粹，几乎没有符合资本主义的"闪光点"。他们所谓的改革，不是公害的折腾，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乌托邦，比如说福利社会，北欧模式，政治主动"重新分配财富"之类。换言之，就算他们参考一下西方，也是奉西方左派为正统。

回到南方周末的奇文，该文作者（还是南方的主编）自以为把握了时代进步的脉搏。作者是以国士无双的posture向"改革"进言，同时"忠告阻碍民粹的自由主义"。如果作者不是明知故犯的精明五毛，那么他一定是完全不了解实体经济学常识的白痴：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将缩小贫富差距！——>希望这些南方周末的公害知识分子，良心澎拜时，扪心自问，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真的没有"公有制特权"的存在吗？还是公害知识分子，把私有财产所有权，仍然当成了特权？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赌徒的赌瘾类似吸毒；追求"非预期收益"带来的快感的最大化；
"投机"危害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有制，有可挪用的公款"；
独裁者是能够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赌博作为一种被妖魔化的社会行为，无疑地除了税收以外，不能为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但也无坏处。明文禁止赌博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它的税收损失一般也能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但是对赌博的妖魔化，而不是具体分析赌博源头，能够对社会构成危害的途径，就将令到对妖魔化变成意识形态化，而扩展为对合理的经济活动的妖魔化，象吴敬琏和谢国忠对股市投资的妖魔化，实际上就是把赌博的原罪，扣到了投资的身上。类似的妖魔化模式，同样出现在公有制传统，诸如对逐利，（个体）贪婪，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妖魔化。

从家庭微观观察，赌博如果能够伤害家庭关系，必定是因为家庭存在着可供赌徒压注的"（家庭）公共利益"，因此其博弈失败的伤害是整个家庭成员负担，而且通常不是由权力最大的（因此可以成为赌徒）的家长承担，而是由权力最弱小的家庭成员（他们本应天然有着"爱家主义"的情感）承担。很典型的就是一个父权家庭的家长好赌，欠下巨额负债就把自已的子女（有时包括老婆）卖为奴隶。传说的真相中，杨白劳就是因为赌欠下巨债自杀；黄世仁替杨还了一部分赌债，赎出了杨的女儿，而不是黄地主阶级逼死了杨白劳。
ps:另一个现实披露的案例，是香港女星蔡少芬和她的母亲；

公有制由于是公有制的民主的总统做庄；万一总统是个贪官，家庭公共财富就全让总统监守自盗；如果总统是个赌徒，就会把家庭全部财产全赔进去，弄不好把老婆也作了赌注。这样的家庭当然是要破裂的。家庭因赌博的悲剧由此而起，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归罪于传统公有制美德的家庭模式，却只是归因于"赌博害得妻离子散"。类似的也有炒股，用自已的钱去炒股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家庭公有制，那就可能因为自已的决策失误，导致家庭的损失。就象郭树清这些管理层，替股民定股价，万一错了，赔的就全是老百姓的钱。
以家庭资产为注的赌博，相当于"未经看好，而得到额外收益"的高杠杆，如果获得概率中的"胜利"，——>这是技术型股神最乐于吹嘘的战绩，给赌徒带来的愉悦也是难以形容的，效果可能与吸毒差不多，因此也难以戒绝。无疑就算是在"公平的西方赌场"上，如果赌徒不能拒绝"再次欢乐（吸毒）"的诱惑，比方说，象技术型股神一样信仰自已的不败技术，——>直到彻底失败以前为止，股神肯定是正确的！概率的上帝也终会让赌徒尝到失败，当然也将是"高杠杆的"损失下的痛苦，强烈的反差又成为新的诱惑。

如果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微观，家长制是君主制的缩微，那么能够让一个家长难以戒绝的赌瘾，在一个公有制国家之中，对于拥有君权的伟大领袖来说，就是大得多的杠杆！基督教孔儒这些中世纪的传统文化，仅仅指责所谓独裁者"恋权，恋利益，恋女色"而独裁，但事实上，独裁者固然未必是贪的，其享受的奢侈品也很难说不是"国家需要"，卡扎菲财产，到底是归属卡扎菲家庭，还是卡的家族，还是的部落，在阿拉伯的公有制文化下无法区分。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长难以戒赌，为什么还要为妖魔化独裁者，找道德上的伪证呢？
以希特勒为例可称得为"真正的基督徒"：吃素，穿同一套（旧）衣服，烟酒不沾，疯狂工作，不近女色，别无嗜好……；类似行为，估计可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上找到。但他们都在自已的独裁范围内，行使着赌徒式的计划经济和战争冒险，也肯定不乏技术分析的高手为他们提供"科学的信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杠杆的赌博。概率性的胜利（一般是小胜）可以带来伟大领袖的巨大声誉和无比愉悦的快感；失败的痛苦更让他们紧握权力，再赌一番！大独裁者大概只是有本事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仍然是好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

成功戒赌如同戒毒，有偶然性；禁赌禁毒没有什么坏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即"人权＝自治＝排他"；
民主与"极端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允许公共约束"
民主共同体可以选择禁毒，禁赌；

赌徒如果不能抗拒第一次诱惑，没有理由肯定他能抵御以后的更强烈的诱惑。成功戒赌如同成功戒毒，可能很具偶然性。这样也就引申出另一个逻辑一致的联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吸毒本身，除非存在着可以转嫁成本的途径，比方说挪用公款吸毒，或者象杨白劳迷上的不是赌博，而是吸毒，同样也可能把喜儿卖进妓院作为毒资；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基于公有制的前提，吸毒伤害的只是瘾君子自已。与赌博一样，瘾君子迟早也会破产走投无路，再无所谓杀人越货，这是百分百的"弱者"，那是否应该象基督教等宣称的"向弱者倾斜"呢？

正如前述，禁赌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同样地禁毒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一般称为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完全可以选择约法"禁止在共同体内赌博/吸毒"（或者请选择退出共同体，或被惩罚）。这就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必定与自治（共同体）相等效的地方，也是与极端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为名"否定禁赌禁毒作为共同约法的合理性的根本区别。因为尽管"吸毒"可以在只损害自已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成文法禁止，成为个人的权力；但在自治的条件下，则可以自治体的成文法所禁止。

在没有成文法的前提下，瘾君子当然有吸毒和赌博（or sth else）的自由，这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没有任何办法预先确定什么事是必定可能损害他人的。但是在两个以上的个体已经就排斥某种生活方式（如吸毒，赌博，or sth else）的共识时，也同样不存在第三方可以纠正之"不正确"的真理标准，这种选择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力，同样是"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不可侵犯的权力"的体现，而且显然没有损害第三方利益。这种排斥异议者的共同生活方式，就是社区自治。最小的体现，就是男女家庭的组合。

因此自治的核心不是什么"迁移自由"，而是"组合的自由"，因而必定意味着"排斥不合条件者的加入"。这种"排斥性"的人权，体现在个体私有的本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体现在户籍制度（排除不合条件的加入者），以及经济组织上的信托（排除新的不合条件的股东的任意加入）。可以说，没有排斥的权力，也就是没有说"不"的权力，就不构成人权的客观存在。不幸的是这种天赋的人权，被基督教文化称之为"歧视"。因为基督教和其他传统文化，把人权私有意义上的"排他"，混同于封建社会的"低人一等"。

在吸毒和赌博上，成文法形成以前（即没有排斥该瘾的习惯法），瘾君子有吸毒和赌博的自由；但是不吸毒和不赌博以及其他事，（诸如不滥交，不共产共妻，不共产主义……），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就有自愿结合成新社区，而排斥瘾君子加入的权力。同理地，瘾君子也可以自由组合成自已的自治社区，开放地或排斥地，过自已赌博和吸毒的新生活，跟无瘾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在已经有成文法或早期超越性习惯法的时侯，公民共同体禁止任何本来归属个体权力的部分内容如吸毒和赌博，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

逻辑上公民共同体当然也可以选择"禁止信托"的约法，如证监会芮萌的政治观点。这也正是东方帝国文化（即具备超越性意义的公有制的习惯法）之排除私有制内容，如明目张胆地围剿资本主义。但与"禁赌禁毒"相比，如果说"禁赌禁毒"看不出有明显的坏处的话，那么"禁止商业，禁止信托"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极其恶劣，全民贫困和饥荒甚至大规模死亡难以避免。这样就回到了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上。正如个体的选择一样，努力合法发赚钱，和上吊自杀指望天帝显灵相比，无疑前者更符合科学规律，成功的机率大得多！

笔者将民主社会在公共约法下对个体行为的限制，即民主法制的本身，定义为"公共约束"！西方一般称之为规范，但因为同用Regulation，常常被东方公有制文化，理解为君权神授的"监管，管制"。

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会计权益（分红），资本；
股价是资产价值，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价与会计权益（分红）和资本无数学关系，与市场占有率有一定关系；
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托拉斯定理（现象）；

股份公司（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反映为股价），远远大于会计股东权益（一般反映为净资产，股价与之比率称市净率），更是远远大于"资本"。而且以资本为例，资本之所以在帐面上值钱，是因为股份公司需要这些"资本"，资本因股份公司而显得"值钱"，而不是相反的，股份公司因为拥有"资本"而股价高昂。两者的差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中世纪直到小农经济，对于财富理解的差距。它也将意味着当工团主义"翻身当主人"，夺取厂房（本不要紧）还要废弃所有资本主义时，将是何等倒退和人间浩劫。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几乎完全不可以用"股东权益/分红"衡量。这就意味着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或市净率，那怕官方权威用"理性的"称之，都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计划经济。投资者当然会去衡量股东权益及其历史趋势，以及自已对市场前景的展望，用自已的投资金钱（对自已而言的信托）表达这种预期，但这是个体投资的预期！不是政治管理层权威裁决！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意味着不可能存在针对股价的"宏观调控"，不存在官方权威的"标准股价一览"，任何对股价的干预，都将损害整个市场的信托价值。

但是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又清晰地体现为"股价"这一可兑现的资产价格，——>与房价不一样，股价是真正的资产价格！它怎么可能是不存在的呢？那么股价到底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虚幻的泡沫？真的是假，还是假的是真的？当股神和管理层指责股价不真实时，他们显然已经陷入了真与假感知的精神分裂之中。导致这些中世纪及以前思维模式的良心卫道精神分裂的原因，其一是没有理解信托的资产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产物，其二是没有搞明名义价格与流动性兑现的约束关系，后者同样与信托价值（投资意愿）有关。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关联，要比会计统计的股东权益（含分红）的关系更大。当市场销售总额相对确定时，（假定若干年内不会急变），那么企业利润就与其本身的成本控制相关，这样企业家的管理和会计能力就开始派上了用场。如果注意观察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托拉斯化，典型如标准石油和美国钢铁，还有福特汽车，就会发现这些同行业顶级企业组织成的托拉斯，并没有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他们新增的利润是压缩自已的成本实现的，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的。这种现象意味深长！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比值称为"市销率"，相对股东权益更准确地反映了股价，是"企业的价值在于从市场上赚回来的收入"。这种观念应用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就会出现天朝官僚的"（不计成本）向美国（贱卖）出口，有美元为什么不赚"的人类行为，——>假如不计成本的话！但是企业没有天朝帝国可以转移成本的贱民，除非天朝帮助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常谓之低人权），企业经营是必须考虑成本的。不过一般而言，尽管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终归是可以自已努力减少之的。

但是市场总额（占有率）不是国家划分的固定蛋糕，——>这是企业和行会（如国企）的根本不同之处。国家就算给行会政治划定"市场蛋糕"（这是今天公害派和英国宪章运动的诉求），但国家无法阻止蛋糕的萎缩。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反映为美国托拉斯的经验："同时控制销售总量和销售价格，是不可能做到的"——>可称之为"托拉斯定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其实就是托拉斯定理的反映，即使加之国家信用托拉斯定理仍然有效，实际上是"交换创造价值（替代）的逻辑结论"，是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股价比较接近于"无形资产＋股东权益"；
企业上市是无形资产的零售；
"无形资产价格软性"与"散户化股价刚性"的机理；

市销率只是比股东会计权益（对应市盈率和分红）更能反映合理的股价，但仍然不可能由市场占有率，倒推出"合理的股价"，即不存在绝对的数学逻辑关系。至于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资本"或称"生产资料"，与股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所谓资本主义财富成长，完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能力以外。象天朝历史教科书，经常自作多情地说什么秦汉唐宋元明清朝都有资本主义萌芽，捶胸顿足于"李约瑟命题"，实际上是将"千人作坊，集中的厂房"当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完全没有信托的概念！

如果市销率也不能准确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参照的指标，可供政治管理层作计划经济，为股民列出"全国股票正当价格大全"，——>这就对了！不过比较准确地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概念的，是人们经常用的"无形资产"，注意是较准确地反映概念，不是准确反映股价。今天所说的无形资产，如果不是某种不特定的形容词，如某人的信誉；就是某种精算师"精算出来的（估计）数目"——>如果真的能精算出来的，就不再是无形资产了！（笑笑）

诸如购并时用到的，由精算师估计的无形资产，无所谓准确与否，而在于收购方认同与否，即"精算是价格"，其实是卖方的开价，是卖方的主观价格。必须在买方真金白银愿意买单，该价格才成为实价。如果不是为了购并，"无形资产"没有任何意义，也如同不能强制股份公司分红，持有人不可能从无形资产中分红，也不可能把无形资产抵押给第三方，再从中逐期分红。对于大股东或者是较大的股份兑现而言，股票价格和无形资产基本上接近于等同。因此对于购并而言，在股价以上再计算什么"无形资产"，将是重复性计算。

当股份比例比较小，即所谓散户化时，股价就越来越呈现为刚性。即不会因为个别股票的抛售和追捧而大幅波动，从而与无现资产表现出明显的区别，但是前提必须是散户市！当整个公司被并购时，整体收购价格的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而且品牌这东西一般是跟公司经营模式的，将国营广药集团耍流氓从嘉多宝手中抢了"王老吉"商标，只不过是糟塌了人家之前三百多亿的投资，消费者根本不会买广药的帐。如果不是并购，股价相当于包含无形资产的零售。如果不是企业上市，无形资产就根本不能零售。

企业信托价值（非常接近于包含股东权益在内的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在散户市中，随着散户买卖份额所占总股本的小量化，而渐呈价格刚性，原因是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买方的接受，是DEAL的价格，而不再是无形资产那样的卖方主观。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边际效应：随着股份买卖越来越小，股价因为恢复到均衡状态的时间就越来越短，在长周期观察而言，股价就呈现刚性。所谓均衡，是对于长周期而言的足够短时间的波动，周期的长短相对于同一份额的买卖又与股本大小成反比。简单说，周样的买卖，小盘股容易出现波动。

大机构持股的进出，也会导致股价波动后的恢复，但是这种恢复所需的观察期要更长得多，才能表现出刚性。这就是郭树清新政的核心"机构化"，为什么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熊市的（数理）原因。郭树清最根本的错误，是把机构化导致的大波动，归罪于实际上是最稳定的散户市。因此当郭树清用"强推机构化""克服大熊市"时，必定只能是无穷尽的熊遍全球。另一方面，由于A股每一手买卖对大小盘都是相同的，因此当郭树清真的执行"一时同仁的限制投机"时，不但等于打压整个股票市场的信托价值，受到最严重打压的是中小盘。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会计股东权益"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分红）不反映股价；
会计学只能测算股东权益； 不能测算股价；
华尔街"企业家"的"资本并购"是透支股东的骗子手；

股份公司的"信托"似乎是无中生有的价值，它不象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厂房，用地，设备，高炉（通钢毛左暴徒的理解）"（资本）；充其量把固定资产视作生产中组织的要素。当基本设施已经过剩的条件（如凯恩斯主义泛滥的今天），皮包公司的信托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实际上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司，原因就因为既然社会设备已经是过剩的，完全不必重复投资，完全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废物利用。但是正如今天的东方帝国舆论和工商"管理"所体现的，仍然把皮包公司这种业务能力，视为对"实际投资"的剥削。

基督教和今天的东方改革派接受了资本主义出现初期的会计科学，开始用"（会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衡量股份公司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上述的）资本再加上股份公司投资的信托价值，并把后者的增减视同一次性损益（非经常）。无疑是五十步可以笑百步了！笑笑！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开始学会把"会计"作为看得见的，但如果真要股份公司"分红"（清盘），绝大部分"五十步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可能（实时）拿不回会计中的那部分权益，然后他们就会骂企业家是骗子，——>这就是吴英的罪名！

会计股东权益之所以超过"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就在于含有公司投资所得的信托价值；但是在证监会和他们的股神，打压私营上市公司时，却是否认散户投资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的合理性！称之为"投机，不理性"！这是很有趣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会计的确是科学，但是会计的科学性仅在于核算股东权益上，而且在其持有的有价票证兑现时（含股权投资），会计就算拉上精算，对于其实际可兑现的价值，也只是一个猜测，因此会计师不是企业实际价值的裁判师，会计科学仅仅是股东权益这个黑盒子内的科学。

会计学仅仅用于估计股东权益，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对此用钱或者用脚投票，就真的构筑了这份会计报表（假定没有产权纠纷）的信托价值。但是也正是因为会计权益中，无论是对未来产品销售市场的判断，还是对于前一次性损益以及有价证券的判断，都只是一个测算，除非真的清盘，否则只是一个估计。这就类似于持股者在牛市中"赚了许多钱"，如果不是清盘清仓，只是"按目前股价估计，赚了许多钱"。正因为"估计"与"实际"有着不可克服的误差，这样就有了作为公司管理层高估收益低估风险套取回报的可能性。

从"估计"与"实际"的误差中，向股东套取管理层的现实回报，是华尔街的金融骗局的核心。由于越是大企业，越是不容易估算，越是容易掩盖管理层的透支，因此美国股市的资本并购，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抹去以往透支的留迹，为新的透支创造条件。因此美国的资本并购虽然不少，但至少其中80%以上，是华尔街骗子们的道场，所谓企业家中的大部分，也只不过是这种透支股东的骗子手。这些建筑在对持有的信托价值的预估偏差的管理层透支，汇积的亏空是金融危机主要诱发因素，金融危机如同冲刷罪证的天赐暴雨。

这就是华尔街一面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救助)又肥得留油的天才炒手的原因，会计学只是对股东权益的记帐统计，不可能作为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否定了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作任何计划经济"调控"的可能性。另方面也否定了一些会计师作为股神的神话。象一位从前是房托，现在被某国营证券公司招为专职五毛的庄托的化名"清议"，当时只是一位会计师，长于"测算一次性损益"；如此所述，测算是否准确，取决于管理层是否承认（配合炒作），他就以前成为"挖掘蓝筹股"的股神。此君其实对经济学，是一窍不通的。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

股份公司的价值是"信托（投资价值）"；
股东会计权益，企业家，分红……都与投资价值无直接关联；
信托（投资价值）与任何利好/利空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资本并购"的获利原理！

企业的信托价值（投资价值）体现为股东财富的增长，——>相关于——>不等价于会计学的股东权益；同样也相关于——>但不等价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在股市中就是股价并不是等于股东财务权益，也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无逻辑相关的数学换算公式。换言之"管理层"（市场经济不存在一个"管理层"）不可能用会计学的途径，统计出"什么股票应该值多少钱"。否则，无论是高于该价的股价被指责为投机而打压，还是低于该价被指为不理性而摊派，都相当于对市场经济中的"信托价值"的额外税收，损害该价值本身。

股东的投资和回报，就体现在对企业的信托价值的增长上，风险就体现在企业信托价值的丧失上。后者较之会计学上的股东权益更难把握，因为信息不透明，（常被指责为"信息不对称"）是天然存在而不可克服，更何况，特别是在东方帝国这样的A版市场经济中，损害信托价值的主要不是内因，而来自政府干预和投资环境的外因。当一些愚暴贱民（希望它们也是投资者，但一般不是，常常只是股神和他们的粉丝）号召"管理层监管信息不透明"时，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是用行政干预，直接损害（可能是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托价值。

一股独大或者说家族企业（象黄光裕的国美），由于不可能更换经理人，因此存在着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绝对机会（权力），小股东唯一可行的就是用脚投票。反之小股东（甚至无持股）经理人，则很容易被股东大会（或小致董事会）更换。所以以国美而论，陈晓接管管理层，仅仅是限制了黄光裕家族作弊的可能性（陈晓本身就一直是国美经理人），对于包括黄家在内的股东权益是有利的。但是愚昧无知的东方觉醒派贱民，就以"绝大多数"地"支持"黄光裕并不合法的股权争夺。这些人显然并不理解，企业不是中世纪的家族采邑。

但是企业家（企业管理层）并非与股价（信托价值）完全无关，而是关系重大，两者之间仅仅是不存在可以换算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所谓"信息不透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指这种不确定性。由于企业家对企业股价的潜在影响，就出现了美国股市中最常见的炒作题材，即"资产并购"。其理论依据是，同一个企业的经营面条件，更换一个管理层就有可能产生额外的增益，体现为股东财富（信托价值）的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是以预期的形式体现，因此就存在着短期炒作的高成功率。

另一方面在企业显然不成功的管理结果下，（典型如国产ST），也就存在着更换一个（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管理层，也可以让股价得以恢复的高概率。正是这样一种预期，导致了投资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的股价上扬，而且这种上扬主要集中在可能出现管理层更换的企业之中，而不可能出现在一股独大的企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交易所一般要求在该所上市的企业，符合大股东不能控制股东大会的条件，——>在东方帝国则被扭曲为"至少有25%的公开股"——>那是为了圈钱的，而且是为了确保一股独大。

东方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狙击，通过对家族企业帝国的向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香港台湾，都反映为对并购的抑制和对一股独大（阻止更换管理层）的保护。这是东方市盈率明显低于美国股市的重要原因，也是欧洲股市明显逊色于美国的原因。明明是违反了"企业是信托组织"的制度缺点，在东方社会就被视为"理性投资，低市盈率"的优点。愚昧的东方政治权力，甚至在货币超发严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打压于自发追逐信托财富增长的市场行为，类比于香港的低市盈率，却对落后于纳斯达克的高股价，绝口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