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赌徒的赌瘾类似吸毒；追求"非预期收益"带来的快感的最大化；
"投机"危害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有制，有可挪用的公款"；
独裁者是能够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赌博作为一种被妖魔化的社会行为，无疑地除了税收以外，不能为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但也无坏处。明文禁止赌博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它的税收损失一般也能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但是对赌博的妖魔化，而不是具体分析赌博源头，能够对社会构成危害的途径，就将令到对妖魔化变成意识形态化，而扩展为对合理的经济活动的妖魔化，象吴敬琏和谢国忠对股市投资的妖魔化，实际上就是把赌博的原罪，扣到了投资的身上。类似的妖魔化模式，同样出现在公有制传统，诸如对逐利，（个体）贪婪，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妖魔化。

从家庭微观观察，赌博如果能够伤害家庭关系，必定是因为家庭存在着可供赌徒压注的"（家庭）公共利益"，因此其博弈失败的伤害是整个家庭成员负担，而且通常不是由权力最大的（因此可以成为赌徒）的家长承担，而是由权力最弱小的家庭成员（他们本应天然有着"爱家主义"的情感）承担。很典型的就是一个父权家庭的家长好赌，欠下巨额负债就把自已的子女（有时包括老婆）卖为奴隶。传说的真相中，杨白劳就是因为赌欠下巨债自杀；黄世仁替杨还了一部分赌债，赎出了杨的女儿，而不是黄地主阶级逼死了杨白劳。
ps:另一个现实披露的案例，是香港女星蔡少芬和她的母亲；

公有制由于是公有制的民主的总统做庄；万一总统是个贪官，家庭公共财富就全让总统监守自盗；如果总统是个赌徒，就会把家庭全部财产全赔进去，弄不好把老婆也作了赌注。这样的家庭当然是要破裂的。家庭因赌博的悲剧由此而起，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归罪于传统公有制美德的家庭模式，却只是归因于"赌博害得妻离子散"。类似的也有炒股，用自已的钱去炒股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家庭公有制，那就可能因为自已的决策失误，导致家庭的损失。就象郭树清这些管理层，替股民定股价，万一错了，赔的就全是老百姓的钱。
以家庭资产为注的赌博，相当于"未经看好，而得到额外收益"的高杠杆，如果获得概率中的"胜利"，——>这是技术型股神最乐于吹嘘的战绩，给赌徒带来的愉悦也是难以形容的，效果可能与吸毒差不多，因此也难以戒绝。无疑就算是在"公平的西方赌场"上，如果赌徒不能拒绝"再次欢乐（吸毒）"的诱惑，比方说，象技术型股神一样信仰自已的不败技术，——>直到彻底失败以前为止，股神肯定是正确的！概率的上帝也终会让赌徒尝到失败，当然也将是"高杠杆的"损失下的痛苦，强烈的反差又成为新的诱惑。

如果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微观，家长制是君主制的缩微，那么能够让一个家长难以戒绝的赌瘾，在一个公有制国家之中，对于拥有君权的伟大领袖来说，就是大得多的杠杆！基督教孔儒这些中世纪的传统文化，仅仅指责所谓独裁者"恋权，恋利益，恋女色"而独裁，但事实上，独裁者固然未必是贪的，其享受的奢侈品也很难说不是"国家需要"，卡扎菲财产，到底是归属卡扎菲家庭，还是卡的家族，还是的部落，在阿拉伯的公有制文化下无法区分。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长难以戒赌，为什么还要为妖魔化独裁者，找道德上的伪证呢？
以希特勒为例可称得为"真正的基督徒"：吃素，穿同一套（旧）衣服，烟酒不沾，疯狂工作，不近女色，别无嗜好……；类似行为，估计可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上找到。但他们都在自已的独裁范围内，行使着赌徒式的计划经济和战争冒险，也肯定不乏技术分析的高手为他们提供"科学的信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杠杆的赌博。概率性的胜利（一般是小胜）可以带来伟大领袖的巨大声誉和无比愉悦的快感；失败的痛苦更让他们紧握权力，再赌一番！大独裁者大概只是有本事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仍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