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什么不是英雄？

没有一颗自由的心，思想将永远被禁锢
人性本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条件；
为什么中国人"开会"永远没有结果？拜占庭呢？

有读者问，笔者对现实和历史的观点，是"看什么书得到的"，在"天网控制下怎么样才能看到那些书？"，这个问题笔者已经用上千篇博文反复说明了，其中的历史部分就是大历史观的方法论。笔者不厌其烦地再说一句，如果您不具备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如果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去看书，你会发现出了中国的"控制"，在西方仍然是天网，一大把的"马恩毛左"学者一点不比大陆少。

笔者看到的资料也就是所有人看到的资料；笔者能够买到的英文原著也是所有人可以从Amazon买到的。但是笔者就是能够从不同著作的字里行间，按笔者早已公开并解释了几十万字的方法论，看出每天笔录的世界史实体分析，那么又有谁可供抄袭呢？赠这些读者一句话：如果您没有一颗自由的心，您的思想永远是被禁锢的！ 否则某一个权威的上帝，是你唯一可以追求的"真理"。

自由的心就是"人性本私"的心，人性有私就可以以利益为依据，采用易位思维，设身处地去理解其时其物的其人其事。所以存了任何理由的无私念头，（意识形态分子喜欢称之为"有信仰"），心就盲了！就不能再理解他人的七情六欲了，也就只剩下道德挞伐彼此的攻讦。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开会是永远开不出结果的，一定要等到某一位英雄级的领导一言九鼎了，同意的不同意的才会闭嘴，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任何讨论都必须有其"真理核证的依据"，如果不是从实体社会学的"个体利益"出发，就只能在圣经神本之间你我哲学地泡香茶。别说中国文人，拜占庭人在灭顶之灾面前，重大会议开来开去，死到临头还得不出共识；那么在事不关已的时侯，中国吃公粮的大家伙儿党组织生活，定期集中在一起浪费点时间，算个什么鸟事？

所以中国文人大体上是不明白民主的，象卢麒元先生曾经说"民主也是君主制，总要有人拿主意"，说明此君不是存心恶意，他是真的不懂，他根本不懂政治和经济学！而是精通了马恩毛的政治经济学，外加资治通鉴24史作配料。民主是"个体有私"的制度，没有私有利益的"民主讨论"，永远是公款消费泡香茶，直到永远！所以在无私信仰（也就是公有制追求）之中，民主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人治社会中，君主政治效率要高得多，英雄主义是不可缺少的，道德治国是根本大计。事实上在无私的人治文化中，将"舆论监督"当成了对政府执政求全责备，本质上只不过是质问"政府为什么不是英雄"，"政府为什么不是上帝"，"政府难道不是万能的吗？"的，在否定了政府只不过是给全民打工的"利益集团"，也就将奴役的枷锁套到自已的头上。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跑来质问"黑爵的历史依据是什么"，无非是争论"黑爵成为权威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但是黑爵不是权威，仅仅是I DO think so！并且公开WHY I do think so的所有根据。如果读者感到笔者言之成理，那么笔者就是这种观点的权威。这就是笔者不模仿一些"传统历史学者"大量引据其他著作的原因。但在有空时会评论一下笔者主要阅读的作者，其实笔者已经评论了很多了。

拜占庭史的直接资料很少，大部分拜占庭史的著作都是英语著，如James.H-Johnston等。但是实体历史学并不完全依靠直接的历史记载，从一个确切的政治经济现象中复原出来的历史信息，比传统历史观要多得多。因此实体经济学可以从周边历史关系和断点记录中重现一个历史的进程。当笔者用这一方法论大体重现了最缺乏资料的埃及历史进程后，对于重现拜占庭历史就显得驾轻就熟了。

计划生育 相当于中国连续打了30年大战

外患深重是老大帝国的体检证明；
瘟疫和饥荒能重创一个社会，必定是因为有制度上的硬伤；
瘟疫实际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是有利的；
为什么大饥荒和大瘟疫后人口会有良性的增长？
计划生育相当于一场严重的战争损失；
大饥荒和计划生育都是马克思主义错误前提的自然逻辑结果；

 

当灾难严重损害社会的同时掩盖了制度上的缺陷时，而灾难又总是有利于“灾难管理总管”终生世袭地续位时，（看看朝鲜金家继位的理由），就成为一道正反馈的剪刀差，结果不是全民族自杀式的死绝，就是以崩溃的方式各自求生——>强大帝国因而瓦解，如果不是说乱世不可避免的话！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灾难主要表现为瘟疫和蛮族入侵的战争。

蛮族入侵的原因不再重复，蛮族入侵如果不是自已遭了难，就是目标帝国如拜占庭太虚弱，世界强国实际上都是食腐动物，看到老病帝国就想啃一口。所谓外患深重，在实体历史学看来，其实就是这个帝国自已制度落后，老病缠身的体检证明。拜占庭地区分布太广，不容易编大饥荒的故事，就编了许多大瘟疫，道听途说的都能作为证明，更何况瘟疫确实是出现过的，也死了许多人。编起来就更活灵活现的。

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是传染病学的一个内容，不必哲学而论之。任何瘟疫都不能感染所有的潜在宿主，任何感染都不能杀死所有宿主。明白生物进化实际上是不同种群的生物之间寻求共生关系，所谓瘟疫实际上就是这种“商谈进化共生协议的交易成本”。如果一种瘟疫能够重创一个社会，一定是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弱点同时在起作用，如印第安人的惨重损失。

进化论是什么？无非是生命演化的规律；瘟疫也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人类社会与生存环境不协调的产物。寄生虫类传染病尽管作用方式与病毒－细菌类有所区别，但生物间的作用模式是大同小异。被感染后痊愈的宿主，一般情况下就与病毒和平共处了，所以瘟疫和饥荒一样，杀死的同时人群中的老弱病残。从人类社会的生存角度上看，瘟疫其实是有益的，——>当然对于死亡的个体就不是这般感受了。

当瘟疫过后，人口就会由于“改善了年龄结构”而得到人口恢复。这与饥荒对人口的影响模式一模一样。毛主席就是因为同时引进了西方的医疗技术和抗生素，所以在饿死几千万到一亿人后，可以“又生出几亿人”。所以瘟疫或者说灾荒，就象一个人生病一样，如果能够杀死一个人，一定是其体质脆弱而有“适症性”的原因。当一个病人康复后，一般情况下都能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上。

所以瘟疫对于拜占庭的打击就特别重是说不过去的，瘟疫在减小少量青壮年时，也减少了更大量的老弱儿童（的费用），对于经济的打击并不如想象中的大。雅典在瘟疫中死了三分一的人，仍然保持了战斗力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瘟疫流行期间，由于政府财税不能减少而导致经济崩溃，那是制度上的造成的社会脆弱的问题，而不是瘟疫本身的杀伤力。换言之连瘟疫后都康复不了的社会，一定有制度内伤。

战争极不同，战争中杀死的是青壮年，效果就如同中国的计划生育。由此可见，中国末来经济前景将会很灰暗，可以参考一二次大战后死了大量青年男性的（25%）的法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相当于已经连续打了30年一次大战，（还在继续！），不分男女杀死了50%以上的年轻人和总计80%以上的青壮年（没出生就杀死了）！除了非洲的艾滋病灾难，没有那种灾难可与之相比！

除非计划经济是终极真理，绝对不可怀疑的标准答案，否则计划生育毫无疑问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中最惨烈的错误，对中国社会的恶性影响甚至超过了毛灾！这一在邓的领导下对毛的错误的延续，笔者真不知如何评价了！一些官方学者还在说什么“人口红利”，”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如果不是专家也可以胡说八道的话，这些官方专家都应该判以叛国罪、反人类罪！死有余辜！

从道德意义或者从宗教故事上去看瘟疫，战争，饥荒这些社会形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永远得不出结果的。用哲学人道主义之类去看计划生育和毛主义，更是争不出结果。如果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不用争也有结果：生育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所以只能从社会学看“分歧”。显而易见毛灾大难或者计划生育的愚蠢，都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创造价值”的原始错误的自然逻辑结果。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

拜占庭帝国是“灾难深重”的基督教帝国
灾难是一个框，错误往里装；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
“灾难深重”是极权帝国的代名词

专政本身就是“自然灾难”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权威大部分都是拜上帝教信徒，（笔者所阅读的著作基本上是），他们的方法论同样是与马恩毛如出一辙的发展论和自证循环。举例说，他们认为彰明拜占庭经济发达的理由，是拜占庭能够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就一定经济发达”，——>如是是这种逻辑，则蒙古的经济是最发达的，朝鲜的经济也是最发达的，——>完全没有考虑国民经济承受战争的后果。
同样，他们有时会认为人口增加了，就是经济发展了，（未尝没有道理）。但如果将此绝对化，则毛左特喜欢，因为毛主席饿死几千万人后，中国又多了几个亿；而且印度和中国还有东南亚，一定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了。类似的还有“税负沉重就是经济发达”，经济盲的信仰式的断言，——>sorry!　拜上帝教不缺信仰嘛！所以如果毛左能够从西方找到毛主席的fans是一点不奇怪的。

这些基督教历史学家同样持马恩毛那种“中央集权就是强大”，“对外扩张就是和平崛起”的政治观，显然，这种观念正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模式，之所有有现实政治效益的原因之一。这样拜上帝教笔下的拜占庭帝国发展史，也象马恩毛的社会主义一样，象明朝一样，永远是形势一遍大好，前进啊前进啊，忽然土崩瓦解就灭亡了！

为了解释形势一遍大好总是帝国猝死的尴尬事实，拜上帝教也象马恩毛一样，怪罪天灾人祸灾难深重。不知是不是信了上帝的人上帝特不喜欢他们，天灾人祸总是不砸别人，专落到这些形势一遍大好的伟大帝国的头上，蛮族不打别人，专打这些形势一遍大好的强国，好象他们的姑娘特别吃香似的。灾难也不找别人麻烦，专找形势一片大好的麻烦。

灾难是一个框，啥失败都可以往里装，啥错误都可以往里装。所以有了灾难，对于伟大领袖来说，等于以往错误一笔勾销，从头开始；自然，当全国人民纷纷饿死的时侯，毛主席还是有法国大餐可吃。尽管说大谎会死点脑细胞，老天爷耶上帝会诅咒毛主席的红烧肉，但毛主席显然安然渡过了危机，还可以把剩下的麻烦推到小刘身上打包处理了。

伟大领袖不怕有灾难，就怕没灾难，没灾难也要制造出三年中国特色的大灾难，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居安思危”。所以拜占庭历史也是象毛史一样，三年困难时期满天飞的。注意一下历史和现实中如朝鲜的规律，那就是民主的社会总是风和日丽，而专政社会就算有着令人羡慕的自然条件（象柬埔寨吧），也是多灾多难灾难深重的。（怪吧？）

“灾难深重”实际上就是专志社会的代名词。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本身既削弱一个社会对抗灾难的能力，甚至专政本身就是“自然灾难”。而灾难本身却有利于世袭权力的延系，此间关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更妙的地方就在于，任何灾难只要责任一推到某种北奸肉身上，就成了保驾的王牌。所以专制统治者喜欢有灾难，没有灾难吹灾难，小灾难吹成大灾难。

“本来形势大好，都是灾难惹的祸”，That is it!　所以基督教文化、马恩毛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灾难”要素中异曲同工。如果能够理解“国家（集权）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宗教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关联了。如果再联系一下袁黑明粉的“明朝光辉史”，更可以发现东西方的信仰分子（中央集权社会论者），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攀上不同的上帝，援用的是同一种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分支 基督教是原始斯大林政党

基督教历史观与马恩毛如出一辙；
基督教与马恩毛有如孪生兄弟；
马恩毛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分支；
基督教和马恩毛在失望之中会互相转换；
基督教派实际就是最早的马恩毛式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斗争；

对西方拜占庭历史学者的著作的阅读，发现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出于基督教学者，为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翻案的目的而著作。这些基督教学者为中世纪欧洲和拜占庭涂脂抹粉的热情，绝不亚于毛主义者为文革翻案的热情冲动。因此必须按个人主义的方式去理解它，换言之，要理解这些基督教学者著作背后的作者自已的（信仰）利益，而避免受其有宗教倾向性的评论的影响。

阅读与基督教密切相关的拜占庭历史资料，发现是基督教历史学家的历史方法论，基本上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伪证循环一模一样，越是接触这些西方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学者，越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偷换了基督教上帝为"马列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宗教迷信的信仰，毛主义只不过是进一步偷换了其中"马列"为毛氏而已。

所以当一些拜上帝教称自已是马恩毛的"死敌"，但首先要明白这些人是无神论的死敌，实际上也是科学世界观的死敌。拜上帝教（或称迷信程度的基督教）与马恩主义实际上是如同侵宋的金朝兀术和粘罕是死敌，但绝不等于说其中任何一位是宋朝的盟友；虎与狼是死敌，但绝不意味着其中一种是羊的朋友，强盗之间的内讧，并不见得就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逻辑很复杂吗？

拜上帝教如索尔仁尼琴，所有谩骂无神论的题材，几乎完全来自于马恩毛的"社会实践"，却主要用到侵犯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信仰自由上，成了"不信上帝就是反人类"之类的大帽子。而马恩毛所谓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优越性，西方腐朽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拜上帝教的愚昧，却也用于主要在西方已经取得成功的人权普世价值观，反而将基督教沙文主义（拜上帝教）视为"西方左派"。

拜上帝教和马恩毛主义，在鼓吹"信仰缺失"和"无私道德"上，具有完全一致的伦理节欲立场，在社会制度上同样主张政教合一的极权政治。在社会上两者都主张严密的等级教（党）组织生活，进一步了解拜占庭为代表的基督教历史，更是与马恩毛掌握政权后的政治斗争、内耗（宗教宗派斗争）甚至文革式的武斗（宗教战争），反反复复的理论创新（不同的新理论派系），宗教会议……，如出一辙！

拜上帝教和马恩毛主义是如此相象，几乎就是孪生兄弟！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基督教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恩毛式政党，基督教"宗派分歧"即所谓异端，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马恩政党式的斗争，或者是党内的路线派别的斗争。一些马恩毛左曾可笑地质疑："你们要讲美式民主，难道要让中国出现明朝式的党争吗？"，――>好象文革明朝是美式民主似的！好象美国专搞路线武斗似的！

无怪乎对上帝怀疑的拜上帝教信徒，会轻易地成为马恩毛主义者，而将仇视的眼光投向西方文艺复兴后出现的"没落的个人主义"；而对马恩毛反省的人，也会投入基督教迷信的怀抱，成为拜上帝教信徒，自以为是"为民主而奋斗"。拜上帝教中的典型就是那位索尔仁尼琴，口口声声反斯大林，要恢复的却是沙俄帝国。

索等拜上帝教的理想的是罗马的元首政治（如普京），这才是索尔仁尼琴能够理解的政治。所以索等谩骂是美国"自由主义"；而中国的拜上帝教信徒，要恢复的也是"信上帝"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那一套与毛主氏如出一辙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信仰，一个天下"，理由仅仅是孙蒋两人传说中是基督徒。由此点点滴滴可见拜上帝教的奋斗目标，与毛权世袭的马恩毛左，其实是一路货色。

中央集权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抑制的政治成本

专制帝国沦陷于（后进）少数民族是历史普遍规律；
专制帝国“示形于外侵于内”铺平了异族入主的道路；
中央集权内敛萎缩衰亡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抑制的政治成本；
政府（政治）是社会的成本，腐败是政府的成本；
廉政不可能减少社会成本，只能延长政府的衰亡周期；　

 

 后进少数民族政治入主（文明发达的＋多数民族区的＋专制帝国）地区，是历史中的普遍规律。基本上是无一例外。
古埃及文明先后被努比亚（12王朝，18王朝，高度可能性但存疑），利比亚，波斯，希腊和罗马入主；
巴比伦－米底－埃兰文明被波斯游牧民族入主；波斯又被希腊入主，再被帕提亚游牧民族入主；
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入主；阿拉伯文化成为中东主流外，又被突厥入主；
希腊被罗马入主；（罗马－拉丁是承自伊特鲁尼亚的少数民族，力图融入希腊文明区，从而出现了希腊化运动）；
罗马本身被日耳曼等蛮族入主；
印度最后一个入主的外来少数民族帝国是莫卧儿（蒙古，穆斯林）；
泰族（其实就是南诏）灭亡并政治入主高棉帝国；
中国则显而易见的，最近一千年的强盛帝国，都是少数民族的金，元，清。

可见不但常称的四大文明，全部遵循这一规律，甚至连它们在“少数民族入主又融化同化”后的二三代中央帝国，都遵循同一规律：只要形成中央集权的帝国，就一定会政治主权失落于外族。大历史观可以在大维度下观察历史，而忽略各自的差异，从而暴露出中央集权帝国的痼疾：中央集权政治经济因为集权政府成本不可限制而萎缩直到灭亡！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结局！事实上类似罗马政治的崩溃，和俄罗斯政治的崩溃有着共通之处，就是在公有制集权政治破产后，放弃边缘地区（民族）保住核心地区的倾向，是一种救命自救的措施。从拜占庭历史显示的结果而言，则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瓦解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暂时不要讥笑俄国人！中国不实行美式民主的政改，结局不会比苏联和俄国好到那里去！

后进的少数民族入主专制文明大国，不但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甚至于其入主的路径也是大同小异；清一色遵循外来武装部落受聘于专制王朝，随后转变为强藩幕府，最后自已成了文明区的新的保护者，而替代掉前一代的本土王朝。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皇朝“示形于外侵于内”的政策，帮助了弱小的后进民族，总是能够成为多数的先进民族的统治者。

因此自豪于“中华文化同化了所有入侵者”的表面现象，显然有另一样解释：“少数民族总是入主了专制的中华传统文化”。唯一“幸免于难”的文明区，恰恰是与拜占庭同文同源同种的西欧文明；幸免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一文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因此所有线索都在证明一个我们从实体社会学中逻辑推导出的原理：政府是社会的成本，腐败是政府是成本！

几千年之间覆灭的无数王朝，肯定有几个是政治上相对清廉的，象罗马帝国，但仍然覆灭了；说明腐败仅仅是削弱了政府的职能，但清廉却不见得能削减政府对社会造成的成本。换言之廉政并不能救社会（民族），至多只是延长了专制政治覆灭的历史周期。西欧文明幸免于难的原因，先是由于欧洲的分治形成抑制了中央集权，最后是文艺复兴抑制了基督教的负面影响，挽救了西方欧洲文明。

因此当一些乌有毛乡的毛教徒，再次发挥出（乌有毛乡＋维基解密）的真相特异功能，“发现” 笔者与刘炸药的“中国做300年殖民地”论，显然有极大的不同。另鉴于乌有毛左类的真相特异功能，笔者高度怀疑彼话是刘的原意，甚至怀疑是刘的原话。相反笔者是指出刘仰甘阳这类传统文人的主张“回复中国传统文化”，将令中国象清朝一样，再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其实从某种角度看已经再次成为现实了。

党禁只能禁了温和党，留下造反派

豪族作为政治配角要比当皇帝更合算。
为什么专制后乱世多是蛮族胜出？
集会结社是人类的本能，党禁只能禁了温和党，留下造反派；
外来社群类似于隐形的预动员政党；
专制权力对外来社群的担忧构成了盲目排外；

意大利的黑手党领导们如果真的"爱国"做皇帝，只能靠几个铁打的哥们维持治安，其他社会团体抱着胳膊肘看热闹。这些黑手党（中国汉晋时期称为豪族）不象采邑有着明确的政治利益划定，万一有国内外竞争对手出现，如果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克服，那么立刻陷于孤立无援，而且其他党派马上落井下石。因此，除非外敌滥杀无辜激起联合自保的社会反应，否则这些黑手党的政权是很脆弱的。

对于地方宗族力量为支撑的社群来说，作为政治配角要比作为政治主角更合算。无论是意大利罗马的历史，还是中国汉晋三国南北朝的历史，都说明这一点，政治权力对于这些社团，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负担。或者说[增加的税收－政治维持]的费用，是一个负数。所以这些仅仅依靠宗社力量的团体，在历史中都消失了，破产了，被进化论淘汰了。

相对而言，"蛮族"这类外来团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能够影响到历史的必然的大的外来团体，小的团体早就被地头蛇吞没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蛮族作为少数族群，比较团结也比较拼命，应急的时侯力量超过任何一个豪门黑手党的力量，构成了良好的"雇佣军团体"。所以专制统治者喜欢在和平时引进大型外来团体，既增加外来"弱势"臣民，又增加了压迫"强势"本土社群的筹码。

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地方世族，类似于黑手党在意大利历史中的价值，主要就是一个地方采邑贵族的防火墙的作用，摇摆于来往的强大势力之间求自保。黑手党在意大利历史中的价值，主要就是一个地方采邑贵族的防火墙的作用，摇摆于来往的强大势力之间求自保。在危机时期利于防守，不利于主动的政治行为。这可以从黑手党的传统交涉手段"讲数，Negotiaton"，仅是私下约定的责任方式看出。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南北朝时作为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南匈奴，可以取得对八王之乱后衰弱的汉族社群的军事优势，而跨国流动小贩（褐族，地位近似于奴隶）头目石勒可以迅速成为初期最强大的势力。就象今天广东的汕头人，华东的温州人等等，这些抱团的外乡人，在对民众结社自由严防死守的专权帝国里，反而相当于是隐形的政党一般，起到了迅速动员的作用。其实这就是基督教入主罗马的奥秘。

这就是专制帝国的政权总是在乱世后落到"蛮族"手中，通过与土著大族的妥协共存建立新王朝的重要原因。严防死守民众结社是没有用的，人类的天性就是集会结社。中国自秦汉起就禁止三人以上未经官方批准的聚会，违者作谋反论；罗马帝国禁止超过三个犹太人同时上街，但无非是令这些团体以更地下的方式组织起来。倒不是为了造反，而是除了官府以外，民间生活就需要结社的。

严防民间结社会，实际上就是起到了驱逐良币的作用，将所有最有可能辅助政府政治经济的组织完全消除了，而保留了最有可能在危机时侯被组织起来威胁政府的民间组织，因为后者更隐蔽。久而久之，这种隐蔽的威胁变成经常的恶梦，为排拢恶梦又经常组织起大规模的清扫外地人的运动。在西方历史中的典型就是排犹，毛主席的三反五反地富反坏友就是如此，南北朝的典型就是冉闵杀胡褐。

但是这类专制社会特有的预防性"排外"甚至屠杀，既破坏了一地的经济（交换创造价值），又只不过是把威胁转到其他更隐蔽的团体。帝国昌盛时不必排外，这些隐蔽的团体只顾着找生活，也没有心思造反，――>太平繁荣时节谁有空当山贼黑社会玩儿呢？但一旦帝国政治衰落关心"排外"时，那些原来不为人知的，原来看来无害的社团，甚至居委会之类，也会拿着菜刀闹革命；根本就防不住！

别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誓死保护

每个人捍卫自已的利益发言权；捍卫自已的人权；
除非有共同的利益契约，任何人对他人不负有义务；
民主就是人权，就是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已的利益；
天赋人权，就是捍卫自已利益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是至高无上的"道德"！
民主并不软弱，民主极其强硬！

笔者旧文《他人说话的权力轮不到我们誓死保护》，实际上是反击毛左的一句主义式的要挟："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比方说要杀了你，要共你的产），但你要誓死保护我的发言权"，此话实际含义就成了"毛左可以任意攻击指控甚至付之行动，我们不能作任何辩护"之解。题目本身没有毛病，似乎让一些糊涂人有想象的空间，而实际上无论是文中内容，还是题目本身的法理，都是没有错的。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誓死保护自已的发言权，也就是自已的人权；除法律手段以外，我们无法取缔任何人的"人权，发言权"，又如何保护？因此我们只能与任何参与共同利益方案的人（即共同承认发言权的人）共同保护，所以"他人的说话的权力值得我们誓死保护"，不是一句"绝对真理的人道主义"，而是建筑在共同利益的法理基础上的义务。当缺乏这种共同利益时，这种义务就不存在了。

所以象张五常朗咸平李敖这些大陆公民权以外的"外人"，让他们胡说八道，是我们的宽容，不让他们对中国利益事务投票（发言权），是宪法的责任。同理，如果象毛左仅仅是在言论上象乌有毛乡，维基解密这样攻击言论自由本身，出于宪法共同利益，还是应该容忍的，绝不能以言论罪人（即使是毛左），也绝不能持"向弱者倾斜"论，而容忍事实上暴民的犯罪行为甚至是血腥的暴力行径。

尽管毛左们，实际上是只承认他们自已有言论自由，而否认其他人有言论自由。尽管毛左只承认他们有私不愿放弃特权，却不承认中国公民都是有私有利益的（毛左坚持毛主义公有制）。但毛左仅仅是胡说八道的言论刺激各位的神经，并不是犯罪，各位因之而直接付诸行为，反而可能是违法犯罪。但是一旦毛左变成"行动上的巨人"付诸违法行动，就应依法取缔。

任何同情犯罪行为将付之本身行为的，包括"被毛左忽悠而付之行动的脑残"，视同他们本身的一分子而加以惩罚。事实上对毛左心存幻想的"脑残革命家"目前仍不是少数，很多人对于毛左的言论"无法忍受"，但对于通钢这类恶性事件，反而同情起毛左的暴行！？很多"革命家"反对的不是毛主义，而是反对"尊奉毛上帝的毛主义"，换一个英雄皇帝，怪胎革命家自已就会变成毛左！

《天赋人权而不是天赋（包括对他人利益）的发言权》，从人权产权的原则出发，是没有歧义的。互相尊重人权（发言权）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观的法理基础上的，因此一旦这一共同的利益的法理基础不存在了，到了谁主张谁维护的时侯；从言论到暴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都是合法合理的行为，而不再是侵犯他人言论自由。这就是人权法学的原则。

所以从人权法学的角度出发，将"誓死保护他人的发言权"视为义务，这一貌似民主觉悟的口号，实际上是反人权反民主的。很多脑残革命家怪胎民主派，特别是那些基督马恩毛孔儒的中间派们，犯的就是这种错误。他们既无力阻止毛左斗士们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同时又将"誓死保护他人的发言权"视为单方面的义务，甚至反对对毛左怪胎等等威胁性行为"定性"，称之为"文革式的盖帽子"，在侵犯了个人主义的判断权的同时，实际上将"民主"置于软弱可欺的地位。这就是民主让一些人感到是"软弱"的原因。

事实上民主就是人权，人权绝不是软弱的哀求！人权就是尽自已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也不择一切手段，捍卫一切自已能够捍卫的利益，报复一切侵犯自已利益的恶意行为，除非在人权平等的情况下达成双方自愿的契约，否则捍卫人权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甚至不需要预作警告！民主是非常强硬的！人权是非常强硬的！这才是天赋人权，人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之意。

政府万能其实就是君权万能的计划经济

市场就是私有制，不存在中庸的空间；
如非民主表决过程，如何确定"行政调控"的必要和效益？
世界本无真理对错，只在于选择权在谁的手中！又是谁承受错误的代价
对市场的任何怀疑，实际上就是无保留支持公有制；
美国的市场干预需要什么法定手续？如何确定与民主的关系？
选择性体验就可以"论证""美国是社会主义"

"政府万能"实际上是"君权万能"的计划经济。"市场万能"就是国民自理的私有制自负盈亏；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中庸辩证的空间，非黑即白，所以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的"中庸派"其实就是"狡猾的极左"的代名词。市场中庸者就是所谓的"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政府调控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调控是万万不能的"，――>等于以中庸辩证之名，削夺了对政府权力的任何约束!

问题就在于，如果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调控，那么"调控的必要性和方式的有效性，该谁被淘汰"，是由市场决定呢，还是由政府权力决定呢？前者就是市场万能，后者就是政府万能！一旦"政府代替个体的利益选则"，那里还有国民私有权力的空间？事实上象乌有毛乡这些政府万能论者，最反对的就是"美式民主的投票选举"！

实际上市场万能，却并不反对通过公共投票和政府预案实现对市场的调控，而无论其调控的方案是对是错！"无论对与错"恰是中国社会中的"真理分子"最常犯的错误：世界本无真理对错，只在于权力在谁的手中！是谁承受错误的代价？比方说转基因是好是坏，所谓对与错是无意义的，――>请问选择转基因的权力，是在消费者手上，还是在"争论者"的手上？这才是最关键的！

"政府万能论"就是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却被（所有左派＋所有中庸派＝大部分中国国民）所支持或默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两千年封建法西斯历史绝不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替中国作出的选择。We Do Think So! 并不需要征得毛左们的同意。
这些林语堂的动物大概也不知道，象美国的国会愿意通过"救助次贷危机陷入困境的美国金融机构"，那是因为那些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对中国阿拉伯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主权基金和国营投资不信任的表现。美联储开印钞机"救助"，一方面摊低了中国这些国家出口导向屯积的美元债权，另一方面救了自已的金融机构，有何不好？

但总有一天，当中国这些主机基金陷入困境时，再看看美国人会不会求助中国式的淡马锡？美国是国际化的市场，还可以作这点手脚，那么中国封闭的国内市场，政府干预市场"救助国企"，难道还有机会转移到外国投资者的身上吗？当老百姓自已的投资损失时，政府真的好干预吗？五毛专家也有胡说八道的自由，但如要让这些五毛专家忽悠了，那是阁下脑残。

所以这些开明人士如果有心引证"美国也会这样做"是不缺"现实证据"的，只需要在论证"美国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时，回避了"美国人已经嫌美国政府太大，而美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一即可"，更回避到美国任何干预如非总统约定职权内，象次贷干预通用接济，都是要经国会每案表决的……

瞧！选择性阉割掉一些必要环节，要得出美国正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向公有制社会主义前进，是一点也不困难的意淫命题，甚至要"论证"美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难的。既然言论自由，当然就不能取缔这些人胡说八道的权力，那么是否只能寄望于国民自已有私利益的判断力呢？如果不信任的话，就会掐断所有可能造谣的"言论"，五四最终变成毛主义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这样来的！

人治社会憎恨法律和法治 中国人对“青天大老爷”充满幻想

中国传统文化憎恨法治；人治社会里“最不坏”的就是中庸之道；
最憎恨民主法治的就是中国的“民主斗士”
中国传统认为“法治是保护坏人的”“严刑峻法是惩罚贵族的”
人定胜天的是“人定胜科学”还是“人定胜神”？迷信者和马恩毛的共同点！

人治社会憎恨法律和法治 中国人对“青天大老爷”充满幻想

 

斯提利科反映了罗马从相对法治的社会转向完全人治的社会过程中，那种对英雄的期望。看斯提利科的“历史”，和看金庸小说差不多，牛皮大话王的史诗！。在人治的社会里，对于法治其实是由衷的憎恨。这种对法律和法治的憎恨，对人治英雄的向往，甚至在很多号称狂热的民主分子，对于打黑或者88之类冲撞实在法的行为的信仰式的肯定，都可以看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人治传统最深厚的社会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憎恨法治，可以从大多数中国人对法律的第一观感看出来。中国大多数人居然认为法律是保护坏人的，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坏人不受惩罚，法律的作用就是让坏人受不到“最”公正的惩罚的障碍！相反，这些中国人认为严刑峻法是对付贵族的，从来不担心严刑峻法，从来不担心窦娥之冤会落到小百姓自已头上！

中国文化似乎充分信任“青天大老爷”会主持人间公正！对打黑充满了正义的幻想！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青天就算不食人间烟火，要做到两头满意，除了自杀讨好两家，最不坏的办法也就是“中庸指导为纲”了。于是乎，中国文化中人又非常热衷那些非法行径“宏才大略”的青天，当这些青天还没有表现出凡人一面时，对其顶礼膜拜文过饰非！这就是打黑之类的民粹为什么在中国叫座！

象毛主席这样的无赖，在中国文化中多少象个英雄，骨子里就是中国文化深厚的人治情结或称英雄情结，“这个那个英雄出山了，一切都搞定了”。中国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文化，一方面是世界上最稳定之一的类种姓的等级社会之所谓“规则与潜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普遍地非常厌恶法制这样的显性规则。以反法治的角度看世界上找到比中国“民主斗士”更憎恨民主的人，是很困难的。

“造反有理”与其说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发明，不如说是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糟粕。正如毛左们极力要混淆“人权和特权的区别”，（将意味着混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别，而让毛左窃国大盗瞒天过海），中国文化中人也常常混淆了“合理的规则如法治”与“等级社会的潜规则”的区别，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引导冲击合理的规则，成为维护对他自已最不公平的制度的急先锋。

“反政府”就是这样一种造反情结的具体表现，而根本没有考虑政府本身，是否在履行着治权授予的合法权力，是否面对着授权不足以面对的具体困难，而将无限度的要求视为“对政府的监督”，也就总是能够找到在任何情况下“反对政府”的借口。因此在民主幼稚的（也就是人治文化深厚的社会）里，政府的换界比婊子换情人还勤快。至于反掉政府后怎么办？“再说啦！”，此乃中国文化！

中国是一种缺乏对科学客观规律给予应有尊重的文化，迷恋哲学的社会却偏偏鼓吹“信仰缺失”，比婊子卖春拉客还热情的文化。什么叫“没有信仰”？不就是居然还有中国人打算尊重客观科学吗？“人定胜天”不就是一种信仰吗？“天”是什么？不就是客观规律吗？但是只要把“天”偷换为“神”，“人定胜神”！成了毛左和拜上帝教的共同信仰——>让科学滚到一旁去，不惜几千万人生命代价！

英雄主义的“人治”文化，骨子里就是“人定胜天”，总是以为历史的趋势是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只要那是一个英雄！”，只要有一个英雄！所有民主法治的艰辛建设，所有市场经济的辛苦经营，所有辛苦操劳的生意营生，都可以免了，有一个英雄出来了，天堂就来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个英雄可能叫上帝，也可能叫毛太阳，也可能叫薄太阳……，“管他呢”，等着打倒法治的打黑英雄出来吧！这就是中国人！

避免国家覆灭的唯一办法是放权地方求生存

要让老百姓爱国有责，首先要让老百姓有国家的一点股分

帝国兴亡动物有责“为自然灾害奋斗终身”
避免全国覆灭的代价就是版图分裂——>断臂割肉，弃车保帅！
（主子＋北奸肉）的政治共同体，和走狗的本职工作；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专制社会里相当于“皇庄兴亡动物有责”，不知谁见过鸡鸭鹅爱国的？要让匹夫有责，首先要民主改革，让老百姓有国家的一点股分，至少算是一个小股东，还不可以有对大股东尽忠的义务。否则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国家，蛮族入侵者是自然灾荒，毛左毛灾毛害就不是“自然灾害”？能抗灾则抗灾，抗不成灾则难灾，总不能“为自然灾害奋斗终身”？

其实站在社会的角度，在政体倾覆以前或者说危机爆发之初，所谓的民变啊蛮族入侵啊，都是只要不去剿就不会往心腹里窜，稍有点物资银两重建市场流通，甚至可以一檄而定。这就是赵充国尤里安平定边境民乱的法子。只有象明朝的袁黑们那种说不清原委的钓鱼岛主义，才在边界问题上不容妥协，致使疥癣成溃烂，心腹之地如沙泥倾泻，帝国倾覆终不可收拾。

当政治已经溃烂后，避免全国覆灭的唯一办法，同样是冷处理，放权地方求生存，代价就是版图分裂——>相当于断臂割肉，弃车保帅！如果视内部问题为首要解决对象，那么拜占庭当局的危机政策就不难理解了。拜占庭每隔三百年丢一半国土，与中国中央集权每隔三百年治乱循环的人口大灭绝，乃异曲同工。

拜占庭付出相应的代价就是帝国版图的崩溃、缩小；民众的流离而不可救助，地区主权纷纷独立，蛮族入主帝国中心地区安家立国。这就是罗马崩溃之时，和晋朝崩溃之时的情景。所谓一家一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只有后世文人不了其事，才会作慷慨激昂状，贬斥历史中人这位那位的道德水平，不合新时代的精神文明标准，云云。

蛮族的入侵，即使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AD395-AD410年之间，也不是罗马政治的主要矛盾，可以从罗马的财政重点，和罗马内部的政治斗争得到证明。并非蛮族导致了罗马的崩溃，反而是蛮族的“野蛮”掩盖了罗马政治的崩溃。罗马政治崩溃的导火索，是斯提利科兼备东部军队，杀死东部宰相Rufinus，引阿拉里克洗劫希腊。(AD395-AD397年）。

作为东部皇帝大卡利益代言人的宫庭主管Eutropius尤公公，在Rufinus死后实际上掌握了朝政——>是否代表了大卡皇帝的真实意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大卡皇帝＋尤公公）总是以同一个行政体发号司令，政治败坏后，就将所有责任推到死了的尤公公身上；一如（Theodosio+Rufinus)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天启＋魏忠贤），（高宗＋秦桧）或现代（毛＋刘）的政治共同体一样。

类似的这种（主子＋代理助手）的政治共同体中，代理助手又可称为“北奸肉”。在历史上多如牛毛，共同的特色就是成绩都是主子领导的，所有过错必定是北奸肉的，而且一定是代理助手作恶多端，让主子有机会拯救万民，最后杀了这个代理助手，最新鲜的如金主子杀掉的朴南基。作为北奸肉给主子宰了，本身就是“主子助手”的本职工作。狡兔死走狗烹，兔子没死走狗一样要烹，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至于（主子Vs代理）之间的关系内幕，则是典型的秘闻秘籍级“历史事实”，正如毛左所宣称，是刘这些老右派杀害了文革所有被害者，毛主子再杀了刘，为几千万被害者报了仇。老实说（主子+北奸肉）里的谁是谁非，只能由不可质疑的历史侦探给出的标准答案，过分关注其中的奇闻趣事，如果不是主子的新助手，也是期望当上北奸肉的有用之才吧？

人民币国际化的厚颜无耻和异想天开

货币国际化是国家信用的国际化条约；
货币国际化不是国家债务的国际化；
欧元含金量的不足和蒙代尔的"妙计"；
人民币国际化论的厚颜无耻和异想天开；

欧盟建立之初，蒙代尔主持的欧元，就是一次"国际化"，却不是某种货币如英镑法朗马克的国际化，而是发行一种欧盟各国担保其信用的货币，取代旧的货币。所以欧元是各国的信用的欧洲化，而不是各国债务的国际化。为了确保信用，蒙代尔大刀阔斧地要求限制各国进入欧元区的国债、增发和财政赤字限制。以至于公有制免费过多的英国，不得不拒绝欧元条款。

这位明知东欧各国信用不足的蒙代尔，享受着人民币低估给欧洲带去的通货紧缩的好处，一力主张"人民币应该低估"，和热衷于港资增值，在北京炒楼的张五常一个鸟样！但是蒙代尔的汇率三角也决定了，当初蒙代尔将东欧低信用国放低标准拉入欧元区，所带的欧元湿柴上市，令欧元疲弱。表面上德国由此得到了相应低估货币的好处拉动了德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出口所得的欧元贬值。

而经济疲弱（实际上是货币自欧元后高估了）的东欧国家，生活水平直线上升！此处不打算分心去分析欧洲的近十年经济变动，只是指出，德国"强劲的增长"既不能持续，由于货币贬值，德国人也没能从中得到实际的好处。相反，如果要将东欧赶出欧元区，蒙代尔要吃臭鸡蛋！因为东欧已经占了便宜！除非西欧赔一大笔款子，东欧可不愿意退出，（即让东欧的货币贬值）。

所以如果指望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象约束欧洲一样限制中国行政费用的不可控制，这种人是猪脑里进了水不！中国如果不是象英国一样拒绝接受货币条款，就是被看作过分庞大"东欧"而被拒绝进入货币区。欧元有中国输出的通货紧缩的补贴，要找出比中国更大的傻逼国，恐怕要到银河系里去探险！希望用"人民币国际化"限死中国"国内的"的公有制缺口，实在难以理解的想象力。

就算人民币国际化，别人也不会背起了中国已经增发的货币（央行负债）；意味着中国要一夜之间释放所有流动性，然后按实际的购买力决定真正的汇率。以为可以按现在的控制中的平价购买力，让全世界背起中国的国内债务，真是中国式学者脑功能后天性脑残了。中国如果不先解决国内的公有制问题，要么不可能被任何货币联盟接纳，要么就是象加入WTO，公有制成为给人家奴役的殖民制。

人民币"滥发"或者说今天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归根到底就是中国的行政体费用奢侈浩大，是中国的低人权公有制的结果，或者说中国实际税负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中国税负国际化"，中国行政费用国际化，就是中国低人权国际化的意思，――>要么就是中国将用更残酷的手段剥削国民向全世界输出利益，要么就是全世界傻逼到背起中国税收！那种可能性大？

一种主权货币的增发，完全是所属主权体内的事，能损害的无非就是其货币的信用。朝鲜金国所谓货币改革，其实就是货币一夜之间增发了一百倍――>朝鲜人小商贩死光了也不用美国下半旗，谁关心来着？至于张宏娘刘仰孔庆东这些朝鲜分子是怎么关心的？美国增百分之一的美元，他们骂美国；中国增发一倍，他们不吭声，朝鲜增发100倍，他们叫好！蒋介石增发100倍，他们说还是老毛好？！

假如不是见惯了御用五毛学者的厚颜无耻，笔者真的不知道如此对比，还有什么可比的？假如不是见惯了国企特权毛左混淆特权和产权的死皮赖脸，真的不奇怪为什么有人要对毛左"打打杀杀"――>假如不是这些人打杀的目标定在毛左特权的头上，而不是昏了头伙同毛左反政府，笔者绝不会反对的。对于拒不放弃特权的毛左，不要憎恨他们，不用理解他们"之乎者也"的高深哲学，only choice消灭他们！

计划经济的胡汉三又想回来了

马恩毛计划经济眼中的市场波动罪魁都是升斗小民求三餐的"恶性投机"
社会主义垄断和市场崩溃的正反馈过程；
民国蒋是美式资本主义，还是苏德式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胡汉三又想回来了！

在马恩毛计划经济的眼里，市场波动从来都不是因为供需变动和货币现象的反应，从来不是因为货币的滥发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从来都不是因为行政特权的垄断造成的供应短缺，永远都可以怪罪到市场小商贩所谓"游资屯积居奇"，也就是今天所称的"个人投资者自负风险恶性投机"，文革时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投机倒把"。毛主席甚至以此为据，革命了千万计的升斗小民，称之为"地富反坏右"！

马恩毛分子的这种"经济学"是不可怀疑的，否则就不是计划经济了！所以计划经济的马恩毛分子，永远都可以制造短缺――>只要加强垄断就行了，――>噢！在马列哲学里，称为"市场干预"！也永远都可以增发流动性，也就永远都可以把小老百姓赶入"自私自利屯积居奇"的原罪区，永远可以进一步作为强化行政垄断的之所谓"社会主义"的充分借口！

显然，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行政垄断，直到市场崩溃的正反馈的过程，直到市场崩溃！面临大饥荒的威胁甚至现实时，这些无私的马恩毛分子又可以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要饿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所有小民"了！

所以如果有马恩毛"政治经济学者"，用蒋介石时期上海"资本家屯积居奇祸国论"时，笔者倒觉得是读者"王八识别能力"的检验题――>如无意外，这些王八杂种吃的都是旱涝保收的特权饭，并且经常出没于乌狗之乡！为张宏娘呐喊助威的特权卫士！

不妨参考一下蒋氏孔祥熙，在（滥发货币＋市场垄断）上作出的"巨大进步"，――>请问蒋氏民国自1936年全面掌权后，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毛式的"社会主义"？是跟美国学资本主义，还是跟希特勒学"民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所以当笔者看到"发改委"的报告，将市场物价波动归罪于升斗小民的"游资屯积居奇"时，笔者马上想，到底是毛主席要回来了，还是蒋光头要回来了？三年毛灾大祸，仅仅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全面吗？无论如何，"计划经济"怕是胡汉三又想回来了！

政教合一的党团组织胜过个人威权政治

毛主席战无不胜与基督教所向披靡的秘密
政教合一的严密组织胜过个人威权政治
政教合一对民主社会没有"策反"作用；

自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开始，斯多葛主义的所有希腊罗马政治力量，大部分在与基督教政权的对抗中，不是败于军事失利，而是败于政治上的瓦解，其情形一如蒋介石的国党总是军事失败之余战胜所有新旧地方军阀，又如军事天才毛主席，总是不用真正打仗，（真实战争规模比党军史标准答案小得多），蒋方军事政治就已形瓦解。

现代中国和古代罗马在这些参杂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对抗中，瓦解一方的彻底，似乎衬托了获胜一方的军事天才，甚至连天才主席本身，恐怕也不加怀疑，以至于打算游过太平洋，跑到北美洲打游击，统一全世界。有多少人意识到，到底是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政治上的瓦解，还是政治上的瓦解，导致军事上的不战而胜，或小战而大胜呢？蛋为先呼？鸡为先呼？

不明其所以然的人士，特别是一些不缺信仰易于接受神秘性解释者，倾向于将毛党的"所向披靡"，解释为毛党很显初级的的"宣传"能力前无古人，同样也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导致对未来的恐惧而已。真实的历史答案在于四个字"政教合一"，和另外四个字"党政合一"！完整的答案就是"（政教合一）＝（党政合一）"！

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博弈中的一种因素，那么罗马帝国引进皇权可以控制的一神教基督教"政教合一"，替代斯多葛主义的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与新中国引进马恩毛主义实现的"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始作俑者姓孙名文，号中山），替代旧中国的孔儒国学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而基督教会的基层组织，与毛党的基层党组织，实际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

基督教会与毛党的基层组织（教会，党组织）造成了基层政治的稳定性，相对于斯多葛主义和中国孔儒国学的道德宣扬的个人威权－人治政治，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后者不得不把基层力量系于一个金字塔的"人治"网上，每一部分的立场转移，仅取决于一两个领导的心意之间；这样就很容易在政治对抗中被策反，被收买，被要挟，被欺骗……，而瓦解！

这就是党国政治的胜败要诀。正是这个原因，老蒋兵不血刃让广东等强大军阀瓦解，老毛也用同样的方式，让老蒋苦心经营的党政帝国，在统统四年中就土崩瓦解，只因为那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帝国"！回到罗马历史，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自当记得罗马军队的立场是如何影响着帝国的政治如风雨飘摇，最终将整个帝国带入不缺信仰的宗教地狱。

罗马帝国在相对和平的年月，其军队尚且如此容易被策反，很难想象这样的军队，可以在与"党政合一"的基督教政权对抗时，其基层不会涌现大量吃里扒外的"地下党员"。Theodosio的政治攻势的成功，也就是毛主席军事天才的组成。但是这种看似所向无敌的"政治攻势"，对于罗马共和国，雅典，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的军政力量，就一点作用也没有。

要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人治社会，却没有政教合一的基层组织中要策反一部"起义"，无非是做一两个人的工作，但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则需要向每一个成员许愿！还不能反悔！还见者有份！还要广而告之！还要援例共享……！所以一神教不可能阻挡罗马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罗马帝国也不可能阻止基督教的某种变形，最终主宰罗马政治。毛帝国的胜利，只不过重复了同样的历史，让中国重回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