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主权原理下的独裁和寡头领袖

国民主权原理下的独裁定义；
寡头的领袖不是独裁；

 

“独裁”，无论是在东西方，基本上都是一个形容词，缺乏法学上的定义。东方社会的“民主派”，一般是对比媒介材料上描绘的西方政治的美好，而将自已的治权控制者，一律称之为“独裁”；而“反民主派”则用同样合乎语法的文字，称“我国的是民主，外国是独裁”，通常会带上民族主义的情感修饰。 实际上双方都是在争夺着对“独裁”的独裁的话语权。

西方舆论对于独裁的认识是比较数字化的。卢梭说过三权分立，法国人就扳着手指头“一个头，两个头，少于三个头就是独裁”。美国人会算算自已的总统任期，算上两倍极限，执政超出16年就是独裁。如果某个阿拉伯大家庭开点窍，爹妈三口子看着小儿子轮流登基，就满足了三头小于六年的“民主条件”，不知道西方的舆论计算器怎么整。这种怪事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似乎挺正常。

如果是从依附型社会的金字塔来看，独裁就是金字塔顶不受约束的那一位或某一群；而不在于一头两头还是多少年。只要满足了金字塔顶不被国民授权的治权，就算是三十个头执政一个月也是独裁。象苏格拉底的弟子Crastias在雅典掌政时的三十僭主。所以是否独裁倒是可以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概括“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这就是独裁，——>但意识形态分子又把人权算成了“绝对的权力”。

由于人权是绝对的；所以如果是从意识形态的正义方式，就成了“绝对的人权，就是绝对的腐败”；为免“逻辑冲突”，人的权力（人权）就成了“权利”；权利是不能绝对的，必须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后才能拥有，此谓大我小我。于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阿克顿的话经过一堂语文课里的辩证法，又重新变成了君权神授，因为有一个叫国家的绝对的权力，才能颁予国民“人的权利”。

所以阿克顿勋爵的话，只能当成一句宣传口号式的语录，除非是从国民主权原理上去理解；也就是从符合“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的要求出发，“权利就是权力，权利就是个体对排他的利益的权力”；“任何权力都必定派生自一个来源”。因此如果不是天赋人权，通过国民主权原理派出主权；就必定是天赋君权，个人对君主履行了责任，拥有了相应的“人权”。

此即乃“不要问国家对你干了什么，先问你对国家尽了什么责任”。肯尼迪在60年代说的这句话，只不过是用自已代表的“社会，人类,man”，代替了“国家，英王”，而重新回到了美国独立自大英帝国乔治三世的法学水平上了；只不过是西方社会《通往奴役之路》的基督教传统的左倾潮流的一部分。肯尼迪为鼓动越南战争，自已付出了被刺杀的代价，不知是否应作为美国国民的反抗？

如果是从国民主权原理上去理解阿克顿勋爵的话，那么除了“天赋的人权”以外的任何权力，如果不是经过契约交换所得到的授权，都必定是侵犯了他人的特权；也因为其未经契约的约束，也就构成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绝对的腐败；也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天赋的人权之不为腐败，那是因为人权是万权之源。这样就有了一个逻辑结论，如三十个小金字塔的寡头领导推举的领袖，也同样是独裁的腐败。

这个领袖的权力是通过三十个“僭主的契约授予的”，本身不算是腐败；但是这三十个不受约束的寡头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绝对的权力；可以在自已的地皮上随便打黑唱黄扫红，那么绝对的腐败就不是三十寡头的领袖，而是这三十个寡头中的任何一个。东西方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独裁，似乎没有考虑如雅典三十僭主的腐败形式；却专力于推翻“三十僭主”中的代表，让他们车轮似的换一个，而已！

基督教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无私平等的社会

西方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

西方是言论自由的个体社会，就必然是一个观点庞杂的社会。西方社会有无数愚昧落后的思想和社群，这是笔者早就知道的；――>马克思显然不是中国血统；而在中国很多"民主派"的眼中，培养了马克思和希特勒的德国，却是"西方国家"。但在接触到奥地利学派以前，笔者只是知道西方有王八，并没有意识到，类似马克思这样的愚昧群体，到底在西方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米塞斯一生的奋斗和遭受的排挤，甚至可以称之为迫害；哈耶克笔下的《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笔者原来没有注意到的"西方主流"，而仅仅没有主导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文化的愚昧落后，在人道主义名下的重新通往奴役之路的强大传统文化势力。而更令笔者开始关注的，则是中国社会中崇拜西方"进步"的，以拜上帝教为代表的进步分子，崇拜的其实是西方文化中通往奴役之路的一切的一切！

这些实际上阻碍了西方的进步，甚至要将西方社会重新推回到中世纪的愚昧落后之中的西方"进步分子"，他们以为自已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正义，对内抱怨着西方现实没有实现基督教伦理中的平均主义――>他们称之为公平；围剿着"道德错误的异端"，对外则抱怨人类世界愚昧落后，没有信仰他们中世纪的基督教的无私道德。马克思只不过是这些进步分子中鼓吹暴力的一名而已！

对西方社会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让笔者发现，西方社会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民粹化的"政治正确"与"道德正确"的舆论禁忌。西方甚至经历了希特勒时期，也没有认识到"民粹阶段"的存在！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与马克思主义大同小异。因此马恩毛左们声称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马列主义运动"，倒也并非完全是假话。马恩毛左要抄几篇洋五毛的大作，可以说比比皆是。

西方的洋五毛甚至到了这样的无耻程度！一位叫W.杜兰特的美国记者，可以在1936年穿过苏联后，谩骂指出苏联大饥荒的学者是诬蔑苏联社会主义；而私下的信件却承认，苏联饥荒至少饿死3000万人！――>仅仅因为事实威胁到此君的社会主义的梦想，这位好心的进步分子，就可以掩盖几千万人的死亡――>笔者不清楚那位访问1962年的中国，声称没有饿死一个人的英国记者，是否也有如此私稿？

当发现西方基督教社会之中的"政治正确"一如马克思毛主义下的公有制帝国时，笔者不由得怀疑，那些已经被盖棺定论者如麦卡锡等，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等（洛克菲勒），是否也仅仅是政治上的"不正确"？希特勒的所谓邪恶与"政治正确"是否只有道德评语上的差距？笔者一时之间无法分辩，一直以来已经确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荒谬观点，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原创的，有多少是基督教正宗的？

一点点追根溯原的结果，大概会令一些将基督教作为普世价值观，偷换了人权标准的进步分子有点尴尬：西方绝大部分愚昧落后的"进步思想"，最终归根到底，却居然溯源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无私道德"！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伦理的现实表现！基督教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下的无私平等的社会。而且其历史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希腊城邦文化的时期！柏拉图的哲学！

事实再次证明了"万恶之源皆为善"的朴素经验！"政治正确"的通常就是被道德绑架的愚昧无知；脱离人权的任何正义，都只不过是魔鬼乔装上帝的化身！那怕它的名字叫人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落后，又恰恰与东方传统文化中的骄傲自矜持息息相通，则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大浪潮中，后进如东方文化总是如顽石一般治乱循环的机理，令人震惊地显示出其深刻的顽固程度！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暴力工团主义

社会主义失业危机＝（前刘易斯拐点＋后刘易斯拐点）；
马克思主义＝暴力工团主义；
马歇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19世纪正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时侯，却是一个开始动荡的转折点。如果用均衡经济学的方法抽取适当的变量，会发现一个类似刘易斯的拐点（笔者认为确实等效）：传统农业经济圈对工业产品的消费已经饱满；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大量的失业，工业产能无处可去，银行信贷向这些"珍贵的产能"倾斜而不愿承受萧条（马克思理解中的经济危机），持续性的通货膨胀，民穷无保障，民粹沸腾！

不妨将其称为"前刘易斯拐点"，也可以称为"农业转型拐点"，是农业从N0.1产业退居二线，让工业顶上的时期。工业品的卖方市场，变成销售员有提成的买方市场。如此类推，则必然也存在一个工业退居二线，让服务业顶上的时期。工业释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同样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但保障程度会比第一次转型好，不知是否正在应验到美国1970-2010年的经济转型。不妨称之为"后刘易斯拐点"。

如果前理正确，那么由于社会主义的失业危机，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机制，而令前刘易斯拐点，和后刘易斯拐点，两个大失业的历史成因，永远叠加在一起，不可能缓解，直到整个社会灭亡为止。在中国现代社会，前者体现为农民工的失业；后者体现为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的失业。毛主席的解决方案是大饿死，没饿死的上山下乡，慢慢地饿死；邓同志的方案就是把中国人阉了一半。临时性解决了。

在前刘易斯拐点时期，似乎敌对的两种经济学说，实际上除了主导角色异位，是无论是设想还是运作结构，都非常相似。无非是一种是成熟的杰文斯－瓦拉拉斯―马歇尔主义，另一种是喊打喊杀要造反，不知经济为何物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暴力工团主义，而不是"劳动者主义"；工团主义者另有一个名称叫"工人阶级"，"由工人阶级领导"，是工团主义者利益至上的自利主义。

马歇尔主义可以概括为（权贵经济＋人道主义），保持权贵主导经济的框架，不惜牺牲中小资产者，对工人以人道主义立场加以妥协，打压马克思主义，对农产业的转化过程放任自流。所以总结马歇尔主义对（中小资产者＋工人＋农民）的政策，显而易见的就是权贵主义者利益独大，心怀天下苍生的人道主义，会好好关照诸位小民小弟的，――>马歇尔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不作消灭论，也同样作收服论。

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同样牺牲（中小资产者＋中小企业工人），事实上是首先消灭鲸吞之，吞而奴役而灭之，称为黑五类。马克思主义敌视权贵主义利益，而欲取而代之！对农民则利而用之，锁而役之，弄死而弃之；称之为"牺牲农业扶持工业的资本积累"。因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工团主义者夺天上当暴君的主义。如果说马歇尔主义的是权贵开明的专制统治，马克思主义就是暴民糊涂的残暴专制。

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先天用心就是恶毒的。假如不论其信仰与对世界大同的终极期望，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把"牺牲中小资产者（即资产阶级）"，"牺牲农民"，"暴力革命"视为成功路上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真的能成功了，他们相信至少能做到马歇尔主义的的人道水平，而且最终一定能天下大同人人幸福，"那朝那代没死过人？""那次革命不流血？"，马克思主义心怀正义时，大概会这样想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缺信仰的主义，糟糕就在于地球世界是一个"资源短缺的世界"，生产还可以咬紧牙关过剩起来，但资源短缺除了作梦幻觉的时侯，委实没有办法"按需分配"。所以马克思主义是被信仰套牢的主义，临时办法永久用；所有看似恶毒的权宜之计，都成了一抽就上瘾的海洛因，再也戒不掉了。这样就看到了中苏等国几千万人枕席而亡，还要喊"咱们阶级有力量""不学西方那一套"。

如果不允许国民消费，不是灭亡，就是被灭亡

19世纪（民粹＋权贵）社会背景中的经济学；
（民粹＋权贵）的19世纪社会为什么会走向两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资源短缺的社会“生产过剩”！

 

经济学在１９世纪末转向（民粹＋权贵），很突出地表现在马歇尔极为推崇的英国杰文斯身上。这位被马歇尔作为匹敌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奠基者”，（私下认为如果不算戈森和边泌，杰文斯真的不够格），作为一位推崇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教派（天主派）信徒，如同亚当斯密等人一样，从论证个人自由对经济的作用入手；但及至其遇难前的封笔之作，已经是主张政府完全接管经济，对市场作彻底的干预。

如果不对１９世纪末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背景加以了解，不了解旧有权贵资产的没落，新垄断的资本权贵力图通过与政治结合，成为中世纪式的世袭豪门的欲望，英美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李嘉图效应，城市劳工阶层在选举权上从被排斥到得到承认；如果不了解这些在私有制进步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因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从民间到经济学学者所弥漫的社会主义浪漫的民粹幻觉。

一直到19世纪后期以前，西方社会是权贵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传统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随着东西方近似的农奴制的瓦解，农业人口就象普通的工业行业一样，表现为李嘉图效应的的方式，大量释出所容纳的过剩的人口。大量劳动力的竞争，导致劳动力供应在封闭经济体内的过剩和低工资的竞争和大量的城市失业。

中世纪传统的城市户籍制度，此时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有新旧权贵仍然沉浸在卖方市场的幻觉之中，（以萨伊为代表），而通过控制政治－金融信贷，进一步剥夺小资产者（包括劳动者）的积蓄财富，鼓励农村新失业者流入城市，从而压低劳动成本的支出（也就压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但却苦于无人购买产品！同时却令城市中产者也陷入破产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

生产力“过剩”提供了西方社会向殖民地扩张的强大优势，整个地球在１９世纪末有那么一刻，似乎完全被西方列强瓜分了。但是殖民地或者可以供应一点廉价的原材料，——>这不是主要的问题　，问题在于，谁买工业产品？被剥夺财富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代替宗主国的消费者享受工业产品的好处。那么卖给谁？生产力过剩是马歇尔无法解答的，资源短缺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所无法解答的。

拿破仑三世实际上算得上是一位法国的开明君主，他的话最清晰不过地反映出当时法国的政策，也反映了欧洲的困境：“卖出来的产品，和打出来的炮弹，作用是一样的”（米塞斯《人类行为》）。当整个欧洲的主要列强，都在低人权的生产力GDP大发展中走投无路时，重商主义的“屯积黄金与生产原材料”（马歇尔主义）实际上已经过时了，重要的是“怎么消耗过剩的生产力”？

唯一的答案是——>战争！当大量国家都处于这种“不得不战争”的经济状态时，那么出口导向的生产过剩的趋同经济，除了爆发世界大战，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但是战争就能够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了吗？战争后的农民工是多了还是少了？顾客是多了还是少了？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如果不允许国民消费，不是灭亡，就是被灭亡，直到整个世界变成秦灭六国式的一统，然后一起灭亡。

很难一语弊之罗斯福新政对错，也不能说凯恩斯主义在当时的主张作为权衡之计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尽管从经济学上看是完全错的）。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完全没有发现农业领域的李嘉图效应，而把无限量引进农民工压低劳动工资视为“自由放任”，本身就已经忽视了即使象英美的长期金融政策就已经不是“自由放任”。所以了解产生这些学说的社会背景，比熟读这些经书掉书包，恐怕要重要得多。

美国土地的私有化过程和农业补贴

美国土地的私有化过程和农业补贴；

在传统文化之中，国家总是与"军事政治强力组织"的形象难以脱钩。用这一形象去理解美国建国到强大的整个过程，就总是会把一盘散沙似的不爱国主义的北美人，当成怀揣红宝书长征闹革命的一群人，就象拜上帝教宣称的那样，在上帝安排的一位民主领袖的民主宝典号召下，拥有统一思想的不缺信仰的一群人的有特定意志的厚黑政治的集大成。只不过，美国梦的形成，似乎要轻松消闲得多。

笔者宁愿用"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去扩大国家定义的适用范围。作为社会危机相对比较小的北美移民区，美国成长的过程，差不多就是北美洲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国家作用相对地小。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象张五常教导天朝皇政一样精明，专把土地卖给黄金最多的英国人，换取完善美国市政GDP的资金，那今天所见到的，怕就是大英帝国的美洲自治领和两三千万属民，如澳大利亚。

可惜美国政府是没有人爱的联邦政府。为了讨那些惹不得的公民主子的不高兴，美国政府不但把土地成批送给公民，在西部甚至跑马送地。新移民赛马谁跑赢了分一块永久产权的用地。由于土地不动产是公民地方投票权的依据，此举简直就等于是哀求欧洲穷人"快来美国吧"。在一部电影里，就描绘一对爱尔兰的农奴情侣，偷渡到美国，参加跑马圈地终于成为梦寐以求的地主。
在《红河谷》的情调则最明白不过地描述了北美洲这一段历史的开幕：
野牛群离草原无踪无影；它知道有人类要来临；大地等人们将它开垦，用双手带给它新生命；
草原上将盖满金色麦穗，大城市过不久就建立；欢迎你各民族姐妹兄弟，一起开垦这片新天地；
野牛群无踪无影了，靠猎杀野牛群为生的印第安土著也就生计无着。如果这些印第安人懂得农耕的文化，那么先来为君，大概会成为北美洲最大的地主。偏偏这些勇士们，除了抄家伙冲进村庄烧杀抢要赶走移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田地里收获一颗庄稼。土地私有制可不是"野生旷野不可侵犯"。这样欧洲移民的农耕文化，就象中原农耕文化与河套匈奴人一样，产生了激烈的对抗冲突。这就是印第安战争。

无论怎么说都好，北美洲的土地最终私有到户，分了个一光二净。林肯的《宅地法》收人家十美元，已经是美国最大一笔卖地收入了；和张五常为天朝献策相比，羞见人君。而且美国私有化很彻底，分到地的新地主们，可以把土地挖地万尺，也可以丢荒不论，还可以出卖给洋人鬼子。所以英国人如果要买地，也可以从私人的手上买；只是政府再也分不到一点好处。张五常受天朝主子宠，不为无功。
土地私有了还能买卖，则土地的兼并就会少不了。美国人也不是神仙，对土地兼并的紧张不亚于古老天朝。一开始的时侯，禁止向土地不动产买卖贷款，这道禁令一直到1920年美联储搞货币主义时才开了口子。禁贷结果就是限制了美国私人积蓄买土地，方便了欧美大财东到美国投资移民。结果美国的土地兼并，一开始就表现为英欧资本到美国的大片买土地，不动产投票权遭到空前的挑战。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出口导向搞通货膨胀，对于小农场主靠变卖农产品过生活，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美国是农产品优势产业区，通货膨胀还不象别的地方农产品跟着涨价；而是衣服农具等必需品涨价，农产品不涨反跌。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外资并购土地。美国"土地公民"越来越少，结果就是美国地方投票权不得不渐渐与土地脱钩，同时美国财政向农业发放补贴，双管齐下至今未变。

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补贴，相当于向失业人士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在此保贴以下，美国农民不再卖地，如同失业者在保障水平以下，不再就业。早期是将美国土地兼并刹住了车，后期实际上是抬高了美国土地出售的价格，相当于"红线"。也等于向美国农业发放了补贴，但未必有益于美国农业的出口，而是抵销了美国农业水利等投入的动力。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农业还是自然生态田，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

美国（凯恩斯主义＋农民工）悠久传统

美国19世纪引进移民正确；补贴出口不正确；
美国有凯恩斯主义的悠久传统；
美国劳动密集型替代进口和补贴出口政策完全失败；

美国在19世纪引进农民工，对英出口导向的政策对不对呢？由于这是在美国地方利益性民主的制度下的最终决策，因此从个体主权的价值观出发，美国人肯定是对的。所以只能问，"是否可能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见仁见智了。值得中国社会留意的是，美国尽管犯下了中国所有前进中的政策错误，但是纠错之容易，错误程度之浅，是中国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区别很可能就是美国社会是私有制的社会。任何社会错误的代价稍微大一点点，缺乏思想统一的美国人，就会患上牙痛型流感，哎呀哎呀地全国都成了弱势群体，冲总统喊救命！那里比得上中国人民被代表的意志坚强？所以同样是试错，美国人可以试N次错，付出的总代价，还比不上毛主席延年益寿一年半载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美国在内战后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典型的李嘉图式的重商主义，通过货币信贷的倾斜，整个美国变成英国的原料供应地。马克思因此将美国称为"殖民地"。正是这种低价出口自已的资源，换取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黄金的动力，令美国人发了狠地冲击西部，在穷乡僻壤中掘金，倒也发展了包括东西大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为后来美国内需工业供应了原料。美国其实有凯恩斯主义的悠久传统。

当时美国的联邦税收体系仍然薄弱，关税和货币（包括银行代币券）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因此资源出口换取黄金，可以在进出关税之中赚取一笔丰厚的税收，所以是美国历界政府所鼓励的。另一方面，美国人尝试向英国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密集产品，就告失败。为了保护这些缺乏对比优势的产业，美国大量开放欧洲农民工，并对纺织品等征收5%-15%的关税，并向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提供信用倾斜。

但无论美国人怎么努力，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比英国高，更不要说跟德国比。其他的行业大量消化了移民到美国的农民工，千方百计保护的美国纺织业等劳动密集行业，除了为美国人带来了60万男人死亡的内战，似乎没别的贡献。(北方要求（廉价劳动力＋关税保护）Vs 南方要求（保留黑奴＋自由贸易））不可调和的冲突，又非要住在一起；是南北战争爆发的真正的原因。

1860年后英国就已经失去了世界纺织中心的地位。但是工资不低还远隔大洋的美国纺织业，要和霍享索仑专制下的德国大陆比低工资，那是绝对不够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比的，（这首马恩的阶级诗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事实上如无关税保护，美国纺织业连本土市场都保不住。最终美国的补贴农民工低工资的政策，除了为大萧条准备了足够多的赤贫失业人口，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

真正推动美国工业革命的，却是电力工业和汽车动力工业这些本土消费性内需产业。德国尽管纺织业竞争力强于美国，但实际情况也与美国类似，是机械业的换代，令德国工业赶上了英国，而不是靠低价劳动力的纺织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苦苦挣扎的纺织工业，应战事工业转型之需，纷纷扔了原来的本行，宣告了美国纺织业政策的失败。美国开始大量从中国采购替代纺织品，带来了中国纺织业繁荣。

如果不考虑军事用途的话，民国时侯的中国轻工业，在世界上算得上是中等发达国家。由于德国的纺织业遭到战争连累，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按Tomas Roski的研究，中国当时是世界纺织业的产值第一名（似乎没算利润，可能是加工型的）。所以笔者认为，美国开放欧洲移民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提供了各个产业的必要的劳动力；但是向劳动密集型政策倾斜就是错的，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的。

美国犯过了中国大部分错误

美式民主不是先贤启蒙的建构成果；
除公有制外，美国犯过了中国大部分错误；
美式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引导美式民主完善的是利益，而不是基督教的道德；

对美国经济发展史的了解，（其中包含了美国政治史），有助于澄清（马恩毛＋怪胎民主派＋拜上帝教）这些中国左派的混乱的美国历史认识，那就是美国是一个由几个如华盛顿杰克逊等信上帝的超级贤人，签下一纸《独立宣言》后，牧歌式发展起来的，有着高度生产力而欠，缺了点上帝信仰的不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或者美国是一个"独立意志"的政策导向下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成功。

与（马恩毛＋怪胎民主派＋拜上帝教）等中国左派常用的历史学派道德史观诱导式的方法论不同的是，对美国经济史的了解，是根据独立于历史本身的实体经济学的规律去认识历史经济发展的脉络，而将政治作为历史经济中的一个政策选项包含其中；而没有采用历史学派"从历史中得出规律来，再回到历史中去"。而所谓个体选择性是必然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叙述中完全包括整个历史每一个细节。

对同一段历史的个体选择性区别除是否捏造事实以外，还在于"选择的依据"是否独立于历史本身。所以当笔者采用独立于历史的（生物＋进化论＋实体经济学＋气侯＋地理＋自然科学＋……），所以这些独立于历史的符合科学实证三要素要求的自然规律，去认识历史中的常见范式（以前称之为历史规律，以后称为范式pattern更为准确），则可以剔除明显不具备逻辑上可连贯性的"伪＋无关"情节。

美国并不是一个先贤建构的发达社会，也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完美的现代私有制社会田园。美国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抄袭自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册子，只不过是美国社会内部，也是鲜有人知的精英政治口号。美国始于（十三州地方主义＋种植园主利益）而独立于宗主国奴役的移民社会。因此"美式民主"一开始就是从地方主义的一州一票，和种植园主内部的"党内民主"开始的。

由于没有传统高尚道德的历史负担，美国确实是任何历史时期最具自由经济的制度优越性的社会，却不是一步就制度"现代化"。美式民主不是从"自由平等"的理论得到保障，更不是从移民信上帝的道德上得到启蒙，却是赤裸裸的害怕别人占了自已便宜的（美Vs英＋州Vs州＋种植园主Vs手工业主）之间的枪与炮为后盾的利益平衡，不想瞎打仗的一帮子自利鬼们，不得不坐下来签了一份叫宪法的小纸片。。

所以在美国的历史中，既有捉拿白奴的华盛顿司令的斯多葛情结，也有汉密尔顿空手脱白狼的大陆券，有被南方指责的进口的高关税，也有被北方谴责的南方蓄奴制；当然也就有选举权与财产挂钩的寡头政治史（部分州是不动产挂钩），这种仅与财产和不动产挂钩的寡头式选举权，实际上就是党内民主式的行政垄断，构成了东西铁路这种"市场垄断"；当然也有联邦政府扫荡"非法代币券"……

总之，今天中国人在公有制摸着石头过河时，所有摸过的臭石头，除了公有制本身，鲜见没有在美国历史中出现过的。如果是从拜上帝教的愚昧观念出发，真的不难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相类似的经验，得出"美国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正确），是在美国道德高尚人士的引导（建构）下，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这样美国史就成了"道德高尚的无私人士当上皇帝引导大家闹民主"的成功经验史了。

所以拜上帝教和怪胎民主派这些将自已的道德观塞进任何历史，作马克思式发展论解读的人，也就给刘仰和孔庆东老师等以再解读的机会：如果美国先人是高尚的，就不应有乱七八糟的臭石头；既然有乱七八糟的臭石头，美国人的道德就一定是不高尚的，――>孔刘的逻辑是正错的。事实上，美国的成功确实不是道德上的成功，而是拜上帝教所蔑视的"自私自利的私有制"的成功。

中国现实面临的危险

德国资本主义进程的民王时期堪称典范；
霍享索仑是民王；希特勒是民粹王；
魏码时期不应采用"法式民主"
"妖魔化希特勒"掩盖了危险的社会规律；

法国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一波三折，那是相对美国英国而言的；比起德国，法国还算是顺利的。德国作为欧洲后进国家，实际上是将国王革命与民王革命混为一体，从而诞生了霍享索仑王朝。霍享索仑并不是传统的德意志王公，更不是选帝侯，而只是一个因援助波兰王室有功，被波兰授予勃兰登堡封邑的低级的德国伯爵。这段纠葛成了今天德波两国就德国原普鲁士地区（现波兰西部）的口水仗药引。

这位波兰封的德国伯爵的德国王侯资格，乃是当了王侯以后枪杆子出政权，由德意志联邦追认的。三十年战争的意义大致相当于英国的《大宪章》的作用。腓特烈大帝一半象克伦威尔，专找德国王公的麻烦，同时又挂着德国贵族的头衔。霍享索仑王朝一直扮演着普鲁士的军事专制君主的同时，也在全德扮演着克伦威尔在英国的角色。彼时普鲁士，只是"德意志首邦"之二，另一个是奥地利。

因此普鲁士实际上是一支德国军队，拥有普鲁士这个国家。霍享索仑政权的实际政策行为是"民王"的角色，不是专制君主，也不是民粹王。联合汉莎同盟在内的工商业城市，一点点地把黑森选帝侯这些旧王公势力一一铲除。所以尽管是拿破仑重创了德国封邑政治，却是普鲁士最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普鲁士的经济基础不是普鲁士，才能支撑起当时全欧洲最高的军民比例。

霍享索仑羽翼下尽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但同时也是德国民粹主义成长的理想环境。君主制的盲动和主动德国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民粹）的军事性质，实际上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能力；如果不是成为德国军事性政权的分包商，就随时成为德国政治引导民众仇富发泄的出气袋。前者的典型是克虏伯，后者的典型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其实就是指独立资本家。

因此一直到到希特勒为止，德国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从"君主－僭主"的权威下摆脱，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独立政治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消耗，和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几乎抽干了德国的血液。资产阶级连同普通中产阶层几乎全部破产。尽管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也有类似的处境，但似乎德国的战后处境更恶劣。当时的德国，反而应该实行民王式的专制政治，也不应采用适宜民粹土壤的"法式民主"。

在东西方传统道德历史之中，希特勒被过度妖魔化了。希特勒个人秉持的实际上是斯多葛主义，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罗马帝国，而旧德国也是最接近于罗马帝国的近代国家。希特勒与拿破仑的社会角色相似，希特勒是纯粹的民粹王。纳粹党就是民粹民族主义党。神圣罗马帝国即自承为罗马的帝国继承者，而第三帝国则自认为"第三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如果胜利，相当于延续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

不管希特勒是好人还是坏人，至少希特勒不是一个疯狂的人。希特勒和拿破仑的战争性质上也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等同的。战争是其时法德左倾的社会政治的唯一可能的经济选择。因其经济能力可持续性的脆弱，战败灭亡也是唯一可能的结局。所以德国的历史是一个由于普鲁士的军事成功，而顺利进入到民王社会状态，但民王专制化而崩溃后（战争加速了崩溃），又重新民粹化（纳粹化）的典型。

对死鬼希特勒的道德指控，掩盖了一个危险的普适性的历史规律：后进社会即使在民王庇护下，实现了开明专制的"类资本主义"，但由于资产阶级没有成长为足够强大的维持社会经济可持续性的缓冲阶层，长期专制又必然令"民王"越来越滑向专制君主的同时，令社会民众和境恶化而激发民粹环境，从而在专制崩溃的同时消灭掉脆弱的资本阶级，而出现全面民粹化的倒退。这正是中国现实面临的危险。

民粹运动是怎么形成的

资本主义进程的真实流�；民粹运动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民粹运动阻断了资本主义进程，令社会陷入治乱循环？

民粹运动的形成，实际上是社会底层大部分民众，同时具备了（社会处境恶劣＋传统文化深厚）两个特点。简单说就是对社会很不满，并不知道改善的方式；当处境恶劣到一定的程度，也不再关心"改善的诉求方式"是否有可持续性。用今天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知道社会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如果这是一顶帽子，则常常又被这些民粹犬儒们，用意识形态的方式倒扣在市场经济的头上。

传统文化的意识束缚，让这些民粹运动鼓吹者陷入极端主义的可悲境地。他们常常混淆顾"生存处境根本性改善"与"让权贵富人象俺一样倒霉"的不同，平均主义的仇富是他们主要的发泄方式，统治者"不患贫患不均"的政治立场，也正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政治方案"。所以民粹运动者，并不认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解决方案，他们会认为推翻统治者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由于没有意识到私有制的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可持续性运作的关键，也是穷人处境可以根本性改善的唯一方案；所以民粹运动总是不由自主地成为暴民运动，而不管其发行人的原意是否和平非暴力。这是犬儒们也就把"知道社会有问题，不知解决问题（是暴民运动）"的帽子，扣到到市场经济的人权主义者的头上，因为他们认为"反政府"才是民主，尽管他们的"民主"其实就是平均主义。

这些（君主派 Vs 民主派）在"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的哲学口水仗中争论，却是不约而同地仇视私有制，仇视"自私自利"，鼓吹道德治国，鼓吹传统文化，鼓吹中央集权，反对地方自治，鼓吹行政垄断，反对市场经济，……，如果了解到，他们所主张的，其实只不过是同一种政治制度的胎儿期（暴民民主）和衰老期（君主制），那么真是殊难区分，我们称之为毛左和怪胎民主派这种孪生王八了。

但是社会是必须建立可持续性的，民族是必须寻求继续生存的，生存（可持续性）都解决不了，则什么正义都要见鬼去。所以一旦民粹运动捣毁了旧社会而不能重建其可持续性，那么局部可持续性的重建，即改朝换代的"修正主义"，反而比原教旨主义如毛民粹思想，显得更进步一点了。尽管只不过是又一个先进性王朝，但在其再次破产进入乱世前，至少可以维持上那么一段正义的光阴。

也正是由于君主统治者，和民粹造反者，两者的根本性缺陷都是"不可持续"，所以此两者的联合，所谓"用牛二，劫小康，保权贵"之类如反户籍制度，实际上无非是进一步为社会的动乱后的不可救药准备兴奋剂，对于建立社会可持续性运作的能力，根本上就于事无补。但在中产者被君权联合牛二消灭干净以前，从罗马帝国到天朝，似乎劫小康的临时方案，对牛二和君权者都颇有吸引力。

所以历史上自发性地和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除了英国带头就是"大英国"的美国；其他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陷入后发性劣势的治乱循环。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没有出现"先进性攀比"催化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越是传统文化的成分深厚，则治乱循环中挣扎的意志越是坚强无比。少数几个例外如德国、日本或者南朝鲜之类，如果不是被英美打烂的，就是被民粹打烂后，Call120恳求美英急救的。

所以资本主义革命的真正进程，实际上是[1.对宗教信仰革命――>2.对国王君主的革命――>3.针对民粹的革命――>中产者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是一个幸运的社会，就在于从一开始就不存在1,2,3的步骤，而直接进入了规模已经相当大的中产者为主的社会，其地区分治的政体，也有效地限制了全国性的民粹运动。相反南美洲则由于重新培植了欧洲的传统文化，而不得不陷在在1.2.3的步骤里循环。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民粹化和暴民运动化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英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
为什么法国资本主义进程比英国动荡？
拿破仑帝国为什么富有侵略性？

 

尽管托利党希望减轻一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尽量向君主等级体制靠拢，但与政治主流的资本家利益的辉格党，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今天的改革派和乌有毛左文革派，托利党不能称之为“代表了旧势力”，而是资本主义的新政党，与“既失特权”的乌有毛左是不同的；英王的毛左小跟班们，早就死清光了。托利党更接近于旧体制中0.4%的成功人士，而中国的辉格党，还没影子呢。

欧洲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只是英国文化体内孤军突进，如果不算荷兰的话。《大宪章》是初生资产阶级联合国王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克伦威尔革命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国王夺取了政治的主导权；光荣革命是阻止了已经资本化的旧贵族代表托利党人的复辟要求，美国独立则最一步在北美，彻底摆脱了英国国王和贵族的世俗控制。传统贵族的权贵利益集团，在美国就只剩下了文化上的影响。

但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明显后进；正是制度上的差距，造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世界霸权四百年！法国尽管跟随英国，顺利完成了国王革命（王朝权力），但作为城市工商业的行为，却没有获得在不列颠的自治性的独立政治地位。这样就令法国的王权显得过分强大，而资产阶级显得过分弱小。缺乏资产阶级作为工商枢纽和政治财税的可持续性团体，是法国政治历史进程动荡的重要原因。

当法国王权崩溃时，法国大革命更接近于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民粹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称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小资产者和旧贵族，都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受难者。当后进国家攀比先进性，而资产阶级力量又过分脆弱而不能构成独立可维持的政治势力的时侯，社会运动会民粹化和暴民运动化，这就是社会主义。拿破仑看上去是民王角色，实际上权力来源却是“民粹王”。

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中第一个民粹王，但仍然夹杂了民王的角色。拿破仑出身自军事力量，而不是街头民粹；相反在热月在镇压了反政府的民粹运动中的极端分子，而最终拥有政治权力。由拿破仑实际上是镇压了雅各宾主义（极端民粹者）上台的，对比英国（辉格党＋托利党）针对民粹运动的联盟，可以看出在后进社会的进程中，由于资产阶级相对力量的越来越薄弱，民王越来越斗不过民粹王的趋势。

民粹运动的缺点是不具备可持续性，而旧贵族君主体制同样是不具备政治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无非是前者迅速地不可持续，而后者是渐渐地不可持续。这正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前几乎所有文明社会的周期性动乱，总是表现为治乱循环的经济原因。对于政治当权者而言，就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的诅咒，本质上就是米塞斯原理对政治世袭利益的经济意义的约束。

所以当缓慢地不可持续的帝国王朝，终于走到了破产的尽头，而陷入社会混乱的民粹运动时，实际上是“民粹派＋保皇派”两者都不具备恢复社会可持续性运作的能力。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唯一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是寻求侵略成果，即通过钓鱼岛战争暂时缓解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就是通过崩溃的巨大损失，减少了一大批人命负担后，在低一点的水平上重建平衡，而开始新的循环。

既然法国的资产阶级脆弱得不能独立支持拿破仑政权，那么依靠民粹运动维持政权运作的拿破仑革命，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是不可避免的。将拿破仑帝国的侵略性归因于个人的野心，只不过是对历史的道德解释的一种而已。另一方面，英国通过针对民粹而结盟的（辉格党＋托利党）政权，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旧贵族，而是英国本土的民粹运动，那么英国成为民粹法国革命的敌人，也是天然的利益的立场。

为什么要否定所有的权威？

实体沟通科学系统化的非凡意义；可能是重大贡献；
对自已的评价是最根本的评价；自信心从那里来？
为什么要否定所有的权威？社会的创造活力从那里来？

笔者不是文科的，理工科的习惯，总是关注"科学真理"，而不愿意在哲学、精神、信仰……这些摸不着边的地方浪费精力。笔者自打从认字之日起就写日知录，从来没有粉饰语句的习惯，但从来也自信自已的笔力，绝不亚于任何文派毕业生。但从来不会将精力放在空洞的抒情上。笔者的文章，从来是为了澄清某一主题的逻辑与证据，而不会为了抒情。所以笔者的文章看上去是"干巴巴"的。

在澄清和诠释问题要点上，理工科是很容易确定实证的领域。是与否，没什么好吵的。就算是软件系统的好坏，那个系统组的方案最佳，也不是什么艺术产品；设计一个针对销售指标的测试实例(Testing Instance)，就可以有明确的答案。在可以确定实证的情况下，却搞些形容修辞模糊了主要命题或是非标准，笔者认为是很缺乏文德的行为，对于"美妙的修辞"，一向有着由心底的厌恶。

但当笔者试图说明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时，发现中国人的文派艺术，几乎可以阻挡任何思想明确的表达，而总是陷入没完没了的"吵"艺术之中。仅仅为了说清楚自已的观点，笔者非常早就开始总结交流的方法要点，象《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2008.8）。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文化太深厚了，为了克服沟通的阻力，以免有心与笔者正常讨论的读者误解，笔者无意中完成了沟通学的研究。

如果分门别类的话，会发现涉及到澄清沟通障碍的文章，在本博是最多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的样子。而事实上这些文章既不是读者会很有兴趣看的，笔者也只不过是当成整理"为什么有沟通障碍，如何消除沟通障碍，如果确认可以沟通的伙伴"的思路，随手完成的笔记。为了尽快回到"科学主题"上，笔者总是怀着"尽快完成这些垃圾话题"的心理疾书，却又总是觉得"还是有些话不能说清楚"。

随着实体社会学符合科学三要素方法论要求的成形，说清问题显得越来越容易，（那是因为越来越容易确认"不可能说清问题的对方"），在人权心证与科学实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清晰地显示"科学的沟通技术"的作用边界时，笔者忽然意识到，自已完成的克服沟通障碍的研究总结，有可能是笔者对中国社会进步，已经作出的最大的贡献！

所谓的贡献，当然不是一些哲学爱好者所称的"全世界的声誉"。那些所谓的社会声誉，什么大师奖，都是过眼云烟；随机而至可能还有些惊喜，刻意去追求就劳心费力，肯定会短几年命的！笔者认为除非是出于利益的理由，否则任何人的评价都是以自我评价为依据的，而不能强求他人对自已的好评，否则就是理性主义。

所以如果认为笔者很谦虚地自我评价，已经超过一百年前的米塞斯是自大的话，笔者连解释都没兴趣。"虚名云烟任评说，特立独行自心来"。等级观念重的人可以称之为"歪歪（意淫）"，但歪歪显然不会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也不必强求他人认同。笔者对此则称为"人格独立的自信心"。一个人如果连持有自已的利益定论的信心也没能，那是离开权威就活不下去的。

笔者主张蔑视所有历史权威，反对中国式诡辩的重要依据，就是因为今天即使是一位中学生，也很可能超过了往日的大师如爱恩斯坦；更不要说超过了马克思之流。这就是历史时间落差带来的知识差距，也是人类社会需要创造性，也是守旧守不住祖宗光荣的根本原因。至于说权威，则个人主义者将否定任何权威！以保证自已的个体意识主权不可侵犯！

所谓的"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不是指得到什么荣誉的可能，而是指可以帮助读懂这些方法论的人，（相信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体利益的保障，和最大机会的与合作伙伴的沟通的价值。既然能够确定"可以沟通"的人，当然也就同样能够确定"不能沟通"和"不能合作"的人，从而轻易判断出"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益沟通科学的积极意义，一下子非凡起来。

专制还是民主好？奥地利学派弱点

奥地利学派的弱点是没有形成"人权产权"概念；
"专制好还是民主好"在哲学中是白痴口水题，在产权中不容争辩；
自已的产权就是要专制，公共的产权只能是民主；
"民主好还是专制好"中的人权，主权和治权；还有"皇权"；

奥地利学派采用了传统的先验的（transcendental）法则作为推广性手段，是奥地利学派被主流社会拒绝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米塞斯的预言越是准确，主流经济学界越是恐惧而敬而远之。道理很简单，任何融合都是利益的融合。基督教入主罗马，不是因为耶稣预言"神国来临"应验了，而是罗马需要统一思想了。穆罕默德也不是预言应验，而是阿拉伯入替萨珊，虽要一种压倒波斯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

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很致命的弱点，是过分依赖于个体边际效用，而完全忽视人权的概念，也就从根本上忽视了产权的概念。无论是米塞斯，门格尔还是哈耶克，都没有意识到（个体边际效用＋自卫维护的个体力量＝人权）。所以奥地利学派是没有产权观念的，他们的语义逻辑一直是，"因为边际效用的理由，所以侵犯私有制是没有效率的"。既温和得令左派刺痛，又尖锐得让右派感到不痛不痒。

其实哈耶克的哲学大体上是把私有制的水搅混了，或者说哈耶克局部违反了私有制原则的时侯，绝大部分主张只需要归纳为人权的产权私有制"人权利益和选择权神圣不可侵犯"，哈耶克几百万字的著作和演说，就几乎可以全免了。人权产权作为人权利益和维护能力的抽象对象角色的主谓宾的方法论体现，最大的优点就是一句顶N万句，很多哲学里完全说不清楚的事，在人权产权观念下是不用争论的。

举例说，"专制方式好，还是民主方式好？"，这个命题常常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一道哲学性的真理命题而出现。而事实上是不可能哲学得出结论的。不要说整个人类社会，肯定可以找到专制领袖击败民主大众的故事，现实中公司产权是老板下决策一言堂，古希望中雅典的长盛不衰和斯巴达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总之如果采用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双方的意识形态口水仗，谁也不怕找不到"例证"。

这个问题在明确命题中的定义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之中：所谓"好"是对什么主体而言的"好"？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吗？没有主体利益的得失，则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显然必须有一个产权的主体利益承受"专制与民主"的决策后的损益，方能称之为好；反之称为不好。那么就成为"对于产权所有人来说，管理方式是专制好，还是民主方式好"――>当然是"专制"！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产权所有人拥有绝对决策权，明确产权所有人的管理方式，必定是"专制"才能好，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空间！而当产权不是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群体所公有时，如果是由一个人专制了，那就不是公有了，所以就根本不存在专制的可能性，否则将成公地悲剧！所以在原则上专制好还是民主好，取决于产权的归属，否则好与不好是很无聊的五毛哲学家的真理口水。

当"专制方式好，还是民主好？"应用到社会政治制度上，同样反问，"社会的产权是谁的？"，如果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普天之下莫非毛民"，则肯定是毛皇专制为好。饿死三千万也只不过是毛家畜牲少了三千万，好不好别人说了不算，毛主子自已掐手指头心疼是毛主子自已的事。但如果社会的产权是中华全民族的，或者说中国的产权是全中国国民的，则肯定是民主人人有份才叫好。

民主社会的产权尽管是人人有份有票可投才叫好，但最终不可能每一个决策都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所以民主社会肯定是自已管自已的事，不得不交给公共管理的、能减小共同危机成本的分摊份额的才交给民主决策。最后总是归结为一个产权形式的"治权"，则当然是专制好，所以美国选出一个总统在法定治权内专制。作为社会产权所有人的国民，又将治权几年一度地收回来，这又体现出民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