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司法官没有司法权

立法权是国会的，行法权也是国会的；
国会立法权，与法律工作者草拟法律，是根本不相同的职责
司法官没有司法权；公检法不全是“司法体系”；

 

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宪法的解释，并非权威的解释，也不是宪法中的约定，而是司法中的习惯，这是很多研究美国宪政的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而且对宪法争端的裁决，也没有采用美国司法常用的陪审庭方式。但既然大法官担任了宪法解释的角色，就不宜过分权威。美国司法系统自已在林肯遇刺后，也修改了组织，将最高法官就重大案件的合议庭表决变为九个大法官投票，结果通常总是5：4。

九个大法官终身制互不统属，“首席”仅是发言人的荣誉。大法官无论任命还是罢免，都要经过参议院的审核。后来大法官W.O.道格拉斯又特别声明，凡5：4的案例，均不宜作为援例依据。而且法院不能主动解释宪法，只有在发生宪政方面的争端，争端方经上诉法院后，共同递交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才能受理案件。这样就避免了法官通过随意解释宪法，事实上违宪地干预到立法和行政权的事件发生。

立法权是国会的，行法权也是国会的。只有将“国会委托法院依法裁决诉讼的权力”才属于法院。称为司法权；同理“国会委托政府依法执行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的权力”，称为行政权，属于政府，狭义地也可称为“治权”。但是罗马共和国的治权，实际上是“司法权＋行政权”。罗马帝国和天朝的治权，则已经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是否再区分，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在美国的行政系统中，还有司法官与检察官，两者本来是同一个职位“司法官”。又分为联邦司法官（部）和地区司法官。美国初创时，地方司法官相当于联邦政府深入到驻地方的行政代表，并深入到州内部的选区，中国最接近的名称是“中央特派员”。各州“省长”是地区选举的。中国习惯上则将公安警察部门和检察院与法院并称为“公检法”，其实，公安局和检察院，是政府部门，不归属法院部门。

因此政府对公检的管理，不是干预司法权。以重庆为例，检察院可以起诉任何罪名，不是干预司法权，但是法院没有公正执法，法院负全部责任；如果政府要求法院讲政治，就是干预了司法，重庆政府负全部的责任。被告人、家属和代理律师（诉讼时就是辩护律师）认为政府公检部门没有依法执法，侵犯了被告人正当的个人权力，可以向法院起诉。重庆现实的问题是，法院系统被勒令讲政治了。

讲政治压倒一切，就要拒绝被告人和家属及代理律师对公检系统的监督，甚至把人家的代理律师，用莫须有的罪名严打再严打，关入冤狱。不但严打代理律师，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公共舆论的监督，给予高度的敏感和封锁性的作为，将公检法的不透明造成的舆论中的猜测，视作“造谣”再图严打，——>连代理律师都能被莫须有的，民见民怕！还能谁能作民不心虚呢？

那么重庆作为一个行政司法的个案分析，是三权不能分立吗？问题是三权部门一起向“讲政治”负责了！那万一讲政治的犯点文革的错误，部门就算分权成三百个，难道就能避免文革？至于文革的名号是否叫“打黑”，就无关紧要了。既然文革中被冤枉的打黑父亲不是反革命，那么谁能保证被文革打黑的黑分子，真的就是黑分子呢？这和重庆是否有黑社会，根本没有关系。这就是司法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美国的司法官，工作任务相当于罗马任“禁卫军司令”的法学家，将历来的政府敕令（罗马用语，中国称政策文件），整理成可提交的法案，供国会审核表决，成为永久性法案，直到被下一次表决推翻，或被新法案覆盖（override）。司法官的另一个任务是回应国会和法院和公众人等，对行政依法合法性的质询，以及对公共案件负起公诉人的角色。后来检察官的职能就专门分出来，专门负责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