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次贷危机中有高杠杆？
麦道夫和垃圾债券中谁是高利贷？

 

美国社会今天盛行的政府监管下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正是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社会规律，同样适用于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证明。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麦道夫的庞氏骗局。麦道夫的所谓犯罪，无非就是没有从便宜的美联储中骗钱，（麦道夫没有银行营业许可证），却从昂贵的投资公司之中接受委托资金支付高利贷而已。

麦道夫的问题仍然不是高利贷，甚至仍然不是所谓的金字塔融资，而是他把这些钱，投到了风险很大的次贷杠杆里了，而且也正如雷曼兄弟和贝氏证券一样，从高杠杆的不确定性的偶然收益中，赚钱了。所谓的次贷就是美国政府担保下向美国国民提供的福利房，是成本非常确定的亏损；通过美联储不断注入实体经济（包括金融系统）的美元流动性，暂时掩盖其亏损的本质，效果一如社会主义的美好产值。

次贷投资的高杠杆，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事实上亏损”要通过不确定性模型兑现为偶然性盈利的要求。举个例子说，事实上亏损的数额（成本，即两房的投入）类似杠杆的一头，这一头越重，则用资金掩盖之所需要的杠杆就越长。道理与力学的杠杆虽无逻辑上的相通，却的确在逻辑比喻上，是一模一样的。

局部的（亏损＋不确定性成本）（次贷），可以通过扩大外延的成本投入掩盖（如美国整个金融系统），而在更大的不确定性成本（金融危机导致崩溃的危险），获得短暂的不确定性盈利（如高盛在次贷投机的获利），这就是所谓的赌场必杀技，计划经济的“成功”本质。实际上是向整个社会风险的“公地”倾泻不确定性成本的一种政治特权而已。

不确定性定律固然可以表述为任何本金下的投资成本。但既然有不确定性亏损，也就不存不确定性的盈利；两者的逻辑统一，就在于风险范围的“大”与“小”之分，即（大范围内的不确定性成本＝小范围内的不确定性盈利）。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中美两国政府干预的“成绩”和恶劣后果的机理的关键原理。在赌搏上就是“大赌本总能杀灭小赌本”的简单常识而已。

因此麦道夫的所谓骗局，无非就是用高利贷资金，投入次贷的不确定性投机，比例过大，没有象美国一般银行那样拥有一定数量的等价债券作为准备金，也不可能象美国的银行一样，在次贷危机紧急情况下可以向美联储拆借入头寸。恰好一个大客户要提走本金和利息（翻番）70亿美元，令此君的周转不过来而已。但事实上短暂的次贷危机，仍然不是麦道夫的金字塔崩溃的原因。

而是麦道夫自已给吓怕了，找两个儿子寻求心理治疗；其中一个儿子给吓死了，向FBI首告老爸高利贷炒次贷；然后自已用一条结实拴狗绳，自已买了上天堂的单程标。最终麦道夫虽然被判入狱150年，却是与金字塔融资无关的什么股票内幕，洗钱之类的罪名。整个案子显然与基督教反对高利贷的伦理密切相关，民愤极大的麦道夫给办了，以平息极大的民愤。谁是“民愤”？汇丰这些亿万富豪也。

类似的情况还有垃圾债券大王M.米肯。其极高的利息当然不可能在实业中完全无风险地得到持久回报。一旦本金损失丧失，（迟早），则借入高利贷的米肯和麦道夫这些人，就成了法律惩办的骗子；而高利息借出本金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米肯最终的罪名实际上也是民愤极大，罪名再找，和融资毫无关系；缓刑两年。至于受米肯垃圾债券起家的MCI，雅虎这些公司的成功，就无人再提了。

保值储蓄不可行

不应因负利率对存款加息；
存款利息是商业银行与存户之间的“私事”，不允许央行插手，更不允许政府插手；
央行加息，贴现，公开市场操作，提准，和中国特色的贷款额度；
存款付利率根源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不改，对存款加息无意义；

 

目前舆论中“存款加息”是不正确的。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泛滥，那怕是负利率，也是不应该对存款加息的。原因非常简单，有存款的是公民，没有存款的也是纳税人。从道义上看，绝没有让没存款的（一般是农民）补贴有存款的。从产权角度上看，存款是存户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和中央银行没有什么相关，跟政府更没有相干。

银行是国企并不能改变是“个人存户与企业的关系”，因此要求政府给存款政策加息，就是政府（收的税）补贴商业银行给部分纳税人。至少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没有这个理。如果是从计划经济的角度，小奴才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单独给自已加息呢？但是银行出于经营理由，给存款加息，本来应是经营权限内的。但是在中国，又是给“中央计划，中央监管”起来的。

一般说的加息，是指央行对银行贷款的贴现率。提高准备金率后，理论上商业银行如果信贷过多，或贷款利息过低，就会出现高能货币缺口。提高存款利息吸引存款是惯常的办法，但在美联储出现后，提存款利息被作为不正当竞争，被禁止了。目前在美国一些州，甚至禁止银行给存款的利息。就算是向西方目前的方法学习，也没有给存户加息的道理。

银行如果不想遭遇挤提，就需要向央行贷款，央行就收取一定的利息（贴现）。如果银行信用继续下降借钱还钱，就再次贴现，相当于惩罚性利息。但再惩罚也是利息，距离破产远得很。从来只有银行被挤提破产关闭的，几百年来没听说过全世界有银行因为利息亏损关闭的。银行缺钱，只需要向央行继续借钱就行了。而这个过程并不在量化宽松QEx的范围，后者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

所以不要说中国有货款额度的问题，就算是在美国，只要是是凯恩斯主义之下，所谓的央行加息（提高贴现率），主要作用是国债市场，而不是贷款额度。央行（美联储）可以随时加息，已发行的国债的利息是相对固定的。加息就令到国债出现抛售，即银行宁愿抛出国债套取现金，也不愿意从央行借钱；这样就收紧了流动性。反之，减息就增加了流动性。

因此美联储发现，直接从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可以起到减息的作用，将央行手中的货币释放进市场。反之，央行卖出国债，相当于加息。所以美联储调控美元流动性（根据通货膨胀等指标），最简单是公开市场操作，其次是加减息，几乎不必用到增减准备金。但是这种美国式货币调控（基于凯恩斯主义——> 货币主义），要求有完善的国债市场，包括国债期货市场。却是中国没有的。

这样就中国向美国学习货币手段，（不是货币政策，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比美国强烈得多，而且各级政府预算完全不受监督），却没有了国债市场，什么公开市场操作，什么加息减息，全都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于是周小川同志手上的家伙，就只剩下提准备金，还有就是美国人从来不知为何物的“贷款额度”，即计划经济配给式的“贷款”。

无论负利率的原因是什么，（那怕是凯恩斯主义），钱太多就是钱太多，负利率就是负利率，单纯补贴存款人的低利率，只不过是更进一步的计划经济，有害无益。钱太多就切断太多钱的来源，中断凯恩斯主义。中断凯恩斯主义就不是补贴存款人的负利率，而是提高对贷款人（如炒房，如国企坏帐补贴，如出口导向）的利息。货款利息提高了，中断低利息的货币宽松政策，负利率自然就改变了。

这就仿佛一条船漏水，应该补漏，而不应该一味扔人扔东西下海。前者可能救这条船，后者无非是一些人迟一点死。说这么多，是希望一些“市场人士”鼓噪对居民存款单向加息消除存款负利率时，要先了解一下，加息和“存款利息”虽然都有一个“息”，但和“休息”“安息”的区别，大概是一样大的。要鼓噪民粹良心不是不可以，建议稍微有点点常识。

国民人性本善，政治权力本恶

必须关在笼子里的，是本恶的权力而不是本私的人性；
如果不能监住Regulation本身，宁愿不要任何规范；
国民主权原理中的规范基于“利益默认归属于国民”；国民人性本善，政治权力本恶；
为什么法式民主导致内战和极权政治；

 

从Regulation的汉语歧义，可看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多么顽固地盘踞在每一个传统国民的内心，最终在自以为是“有公德心”的正义的良心之中，构成了雄厚的专制社会的基础！当Regulation授权来源被掩盖后，任何鼓吹“政府为什么不管一管”的人，真正的含义是“当权的都不行，让俺当皇帝，让俺镇压异已，俺保证大家人人平等”——>他来才行！

对Regulation的准确含义的理解，正是对民主的准确含义的理解。民主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也不是没有公共规范的自由；民主社会同样可以有严厉的管束，市场经济同样有严惩越界的规范，但关键在所有这些规范，都是经过国民主权政体的民主渠道表决、监督、评估成本效益；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这些规范不合国民的期望，可以将其废除！恶法如果不可能废除，世上再无法治可言。

民主社会并不是拒绝任何Regulation，但在任何Regulation本身被严厉约束以前，宁愿不要任何干预市场的Regulation，否则将成为僭主的暴政。基督教沙文主义者这些盲目崇拜西方信仰的民粹哲学家们，对罗素等古老的启蒙生搬硬套，称之为“人性本恶”所以要监管，他们所推销的，实际上就是中世纪毛主义暴政式的君权神授。任何理由无论听上去是“向弱者倾斜”，骨子里就是权力自利的极权！

Regulation本身就意味着公共权力，从社会行为对象分类来说，Regulation与Power(政府权力，威权)是同一对象；（直到发现有不同属性）。因此阿克顿勋爵的话更接近于国民主权原理下对Regulation的理解，“权力必须关在笼子里”，——>是权力，而不是人性，必须关在笼子里！Regulation是一头恶狗，在利用恶狗咬市场以前，首先要保证咬对坏人，首先就要把Regulation关在笼子里。

如果不能监管权力，就不能接受任何对市场的监管；如果市场需要被监管，那么“监管的权力”必须接受更严厉得多的监管，——>只有国民主权政体，通过每一张国民的民主选票，才能达这样一种监管的程度。同时各地的市场消费条件各异，各地的规范利益也各异，因此就只能采用国民主权原理的自治－分治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对公共权力Regulation的严厉监管。
从美国这样的国民主权政体的规范，以及东方帝国同译为Regulation的监管，可以看出两种政体的根本性的不同。美国社会是默认地假定“政府是坏的，要严密监视的”即默认利益在国民一方；而东方帝国则是假定“国民本性是坏的，要严刑峻法的”。因此美国的公共权限是封闭的，是基于被严密监管的法案执行；而东方的公共权力是开放地监管着国民的“不理性”，——>那么谁来监管公共权力？

违反了国民主权原理的法式民主（否定了（美式民主的地区/社区自治）的一人一票），也就是否定了人与人之间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由于共性集合的减小，如果不是变得松散而不可能得出有效的全国监管，就是不由自主地向全国专制政体转化。因此法式民主一人一票，只能在城市国家如新加坡之类，具有比较小的（地区/人）差异的国家才适用；而在这些国家，就算选君主专制也不算太坏。

当社会需要某种监管，而法式民主政体的“全国性规范措施”就将成为有利可图的寻租。人口多的地区会寻求利用人口优势“向弱者倾斜”实行多数人的暴政；而人口少的地方就会倾向于中央集权脱离原有主权政体独立，或征服人口多数的落后地区，通过极权统治实现自我保护。内战由此不可避免；无论谁胜谁败，都对真实实现民主的地区，起到劣币驱逐良币作用，最终全面形成现代的专制极权。

食品安全有成本，不可无限索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是缺胳膊少腿的；
（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不是可以无限索求的；
司法诉讼未必有用，上访渠道必然无用，
传媒人士不宜竭斯底里地炒作民粹；
个人可选择“上访造谣维权”，社会应放弃对“上访造谣”的支持；

 

从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法治环境，从宪法开始就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合法的私生子”，即使美国某些人士承认所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只不过是国际贸易利益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博弈；既不反映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美国本身也不是“判定谁为市场经济”的权威。至少从官方对宪法的解释来看，如果中国可称为市场经济国家，则黑猩猩可以作为“猩种人”。

在当朝帝党“宪法”中，党霸不可侵犯取代了人权不可侵犯，公有制为基础取代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理取代了实事求事的科学原则——>与中世纪教皇帝国下的圣经真理的国教地位一样——>马克思毛主义其实仍然是中国的国教，这才是乌有之乡毛左还能横行霸道盛气凌人的根本底气。市场经济也只不过是宪法规定下的，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有益的补充”。

因此对市场的行政监管，所体现的“接受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的计划经济利益团体，对“确保对自已有益”为目的的监督。在这种法治环境下，指望全部纠纷能够经由有限的（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司法渠道解决市场利益分歧的冲突，象食品安全问题，是根本上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司法渠道不健全，而“妥协”转求行政渠道如上诉，又是幼稚的，只能是再次强行行政对经济的有害的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只能把“风险”打入各自的购销之中。无疑，这将意味着产品的加价，因为要消化许多无事生非的“监督成本”，而消费者也只能更加谨慎或买“更贵的高档安全产品”，或结成团购之类的自助群体，要挨宰人人分一刀。这种无奈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下大大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的现实，——>（食品）安全是有成本的；不是可以无限索求的。

无法承担“更贵的成本”，但又不得不购入必须品的消费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些“逃避安全风险成本”的，即不对产品安全后果作任何承诺的“三无产品”如山寨货，或伪造安全记录（将风险成本隐瞒，但求侥幸）的如大头婴儿奶粉或三聚氰胺之类。（后者就是当初王海们打假的重点）。所以当行政监管无论基于何种信仰，只要企图回避事实性的产品安全成本，实际效果就是造成了“质量黑市”。

而消费了事实上是“无安全成本后果”，以买者自负的价格成交的消费者，一旦陷入产品事故的损害时，既没有购买人身保险（一方面没有保险产品，二来大多数人也买不起），就会转而求助于“政府不管一管”。此乃穷途末路时的人之常情，与信仰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无关。但既然产品安全成本是无法逃避的，如果真的认为市场经济才是出路，公众就不应该“向弱者倾斜”，重执计划经济监管路线。

对于可能是因为个人危机而穷途末路的消费人士，通过上访或造谣等方式，企图求助于社会上任何人或部门的帮助，都是自我利益保护的方法，只要不采用郑民生式的违法犯罪报复社会，实不宜（也不忍）以道德谴责之。而事实上在宪法本身就是缺胳膊少腿的“法治”条件下，（以市场经济的标准看），个人危机中的人士，事实上也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寻回多少补偿。如齐二药中的受害者。

法律渠道无效并不等于“行政渠道有效”；司法诉讼未必有用，上访渠道必然无用，——>至少对于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整体来说，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从个人主义出发，我们无法反对一些个体的困难人士，通过目前仍在是合法的行政渠道，如拦轿鸣冤，写匿名举报信，网络造谣等等；但是无论是作为国民公众，还是作为传媒人士，都不宜将其“政治正确”地绝对正义化，更不宜民粹炒作歇斯底里。

资本家是消费者最忠实的朋友

资本家是更可敬，也是更可爱的蠢驴；
公有制“被诱奸”的缺乏契约诚信的传统文化；
只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资本家就是消费者最忠实的朋友；
资本家一切行为都依赖于平等交换的市场契约和诚信；

 

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立志当奴隶的正常人来说，敌视甚至妖魔化资本家，可以说是最愚昧的同时也是最邪恶的人类行为之一了。资本家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妖魔，资本也不是给无穷力量的魔术棒。资本只不过是一笔铁定要贬值的，无非是贬值速度是快还是慢的名义财产。而资本家就是名义上占有这笔财产，实际上自已花销不了，却不得不把私已钱（积蓄）拿出来再生产，尽可能物美价廉供应产品的可怜虫。

乌有之乡之类的马恩毛左，将“诱奸”等同于“强奸”，用以描述撕毁任何双边自愿缔结的契约，用“被诱奸”的道德理由，（除了中世纪强制老百姓道德水平的严刑峻法，没有任何现代法律视诱奸为“罪”），而推卸自已的契约责任；反而炫耀着“被诱奸”脑残亲历，却能极精明地将遭受背约损失的“资本家”上纲上线搞所谓的阶级斗争，以杀人放火抢劫搞革命为光荣！

马恩毛左对于契约诚信的“强奸”，倒也说明了这些马恩毛左类信仰分子们，信仰的到底是何等的“美德”。这些信仰分子不可能理解买者自负的自由脑残原则：任何人要对自已的言行选择负责，否则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当然就不能指责任何其他人的所谓道德了。因此，只要不是从基督马恩毛孔儒这些伪君子们，习惯于“被诱奸”的价值观出发的话，不难理解资本家为社会作出贡献时的艰辛。

资本家当然不是无私的人，资本家当然是逐利的；只不过“利”这东西就象吊在资本家这种蠢驴面前的胡萝卜，引着资本蠢驴们不断地“奋斗，创业，守业，翻本”，最后必然是不同形式的破产而已；（任何企业、事业都有生命周期）；在此过程中，资本家除了帐户上数字游戏式的增减，而绝大部分的就业、物美价廉的产品服务等等实质好处，都是这头蠢驴追着眼前的胡萝卜奋斗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

资本家的资本，是在繁荣昌盛的市场经济中必定破产的；而特权阶级的特权，是只会在社会崩溃的灾难中，才会和人民群众一起同归于尽的。这就是资本与特权，根本上就是水火不容的、完全不可以混为一淡的根本区别！资本家与工人的劳资交换，用是完全平等的交换，在市场经济双方都有完全的选择权，也只有基督马恩毛这些富有“被诱奸”经验的精明脑残，才会争论“谁剥削了谁”的真理。

资本家（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换，同样是完全平等的交换；双方都有买与不买，卖与不卖的完全自由的选择权；消费者甚至有追诉资本家自已也不清楚的质量漏洞造成的事实损害的民事权力，对质量安全要求无限高的期望，无非是将产品成本无限高的提高，最终造成短缺，就再也顾不上质量了，将任何消费品交换视为“被诱奸”，也只能说是习惯于不掏钱也习惯于被婊子诱奸的贞节人士们的道德标准了。

同理，资本家本身也是构成公共税收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通过劳资交换，劳动者也会直接承受部分税负压力；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的税收，缺了资本家就无所谓税基了！（资本家＋劳动者）实际上是“被税收”的共同体，减税共同受益，加税共同“奉献”！资本家对税收的贡献，等同于纳税人对市场交换环境稳定、对低交易成本环境的投资！

将社会公平、社会福利之类责任推给资本家（企业），也算是“习惯诱奸”者学会了强奸的表现吧？资本家无论是与工人的劳资交换，与消费者的产销交换，还是与公共服务的税收－服务交换，本来都是平等的交换，而事实上无一例外地对资本家这些蠢驴妖魔化，恨不得将资本蠢驴活宰了，仿佛石头自然就变成安全的食品了！这是何等愚昧的传统文化？大概这才是真正的“诱奸”吧？谁是诱奸者？想想吧！

资本家是放弃了特权的追求，自负盈亏，自食其力，一切社交利益行为，全部基于公平契约和诚信的一群人。只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资本家就是你最忠实的朋友。相比满口仁义道德的野心家，相比立场追逐特权却称之为“向弱者倾斜”的道德信仰分子，是不是资本家更可惜一点？也是更可爱一点的蠢驴？

人民币国际化的骗局

国际板侵害的是整个中国货币经济；人民币将变成湿柴；
对华货币战争本来不可能，在国际板配合下将成必然结局，大概这就是"国际化"。
所谓国际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比这更虚假的话了

将国际板视为股市涨跌的问题，甚至仅仅将国际板视为"对A股资金的抽水"，这些人如果不是董登新一类的五毛，就是小看了国际板对小百姓的侵害。如果国际板的目的，的确是因为（外汇管制＋外汇储备过大＋外汇占用人民币流动性额度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而希望通过将外汇经国际板圈走人民币冻结（减小通胀压力＋减少央行付息），而将外汇送给老外的话，要点就不是股市中的问题

除了上海地方利益，证监局部门利益和央行减小通胀的动机以外，国际板真正伤害的是没有投资A股的储蓄小民。相反，由于国内投资渠道不畅，被圈的国际板的钱，并不会真的流出中国境外，（支持国际板的如广东社科院的所谓热钱专家黎某，如果不是五毛专家，就是根本没有搞明白"什么叫外汇，什么叫热钱"），这些钱最大可能是重新投资楼市和A股市场，等待最佳的高汇率兑换成外汇美元的时机。

国际板短期政策效果可以迅速看到，象打新赚到钱，证监会有政绩，央行指望少了外汇占款的压力之类；这些效益会轻易欺骗了尚福林这种官僚通过"计划经济的万里长城"控制国际板的自信，到时就算关了国际板，也不能剥夺外企占款人民币现金极可能上十万亿的事实。

千万要记住，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是亿万国民的血汗供养着人民币的低汇率！也根本不可能因为外资手上有了廉价的炮弹，人民币就有了自由兑换的动力――>除非尚福林等的本意，就是要出卖国民的利益；否则为什么不首先解除外汇管制呢？本来刘军洛先生称的货币攻击导致人民币变湿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在国际板板的配合下就必定成为现实。人民币必定成为湿柴！

真正遭到损失的是当时持有人民币的所有个人财产，无论是新赚的，还是一直储蓄着的，还是一直看空股市，为国际板将打落A股提供抄底而沾沾自喜的猪头股民的那些现金，全部在释放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只剩下几分之一的购买力。到那个时侯，这些猪头股民早就把国际板忘记了，而怪罪这样那样的道德把CPI节节推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悲剧，国际板正在抖露着中国人最丑陋的劣根性。
所谓国际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比这更虚假的话了。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国际板推迟甚至取消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能力。人民币国际化很简单，取消外汇管制，就行了。why not?看看陈志武左小蕾等等国际板论的中外五毛，有那个正面"外汇管制下的腐败"？有那个不是顾"圈钱"而言"行情"？ WHY?
至于那些自以为国际板可以让你们赚几个炒股钱的猪头小散，"几年后你手中的人民币只剩下几分一的购买力"，你如果不能想象，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十年前在你手中的人民币，今天剩下多少购买力？机构政策优势的情况下，你能赚到钱的可能性，大概可以忽略，至少是不定之数；你肯定亏的钱，却是无论你炒不炒股都是确定的。这笔交易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猪头的赞成。帝党其实应该赶快全民直选，特权从此可以在选票下不再是特权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算是国家不幸，至少是执政党之万幸。

追求无公害食品者，实际上支付不起无公害的代价

尊重食品安全焦虑者“拒绝选购”的权力；
（市场自由准入＋明确标示）是对双方利益最大保障的让步；
市场经济是买卖双方的沟通过程；
“明码标示”是利于买卖双方利益保证的双赢妥协；

 

追求无公害食品者，实际上支付不起无公害的代价，而转而谴责“贫富差距”（因为富人理论上更能消费无公害），呼吁“政府为什么不管起来，统销统购无公害”？却不愿面对“全面无公害就是全面的大减产”（农业量会缩减80%以上）。如果道德可以解决科学现实性的矛盾的话，那么市场经济“腐蚀专制社会的无私道德”，确实是可以抛弃的；否则食品安全的民粹竭斯底里者真实动机，令人怀疑！

的确有很多怀念农业时代的“无害”传染病而对现代的化学添加剂过度畏惧的社群，难以用三言两语的“科学普及”解除焦虑。他们与乌有乡的政治焦虑者之间，在如转基因这类问题上的立场上，难以明确区分。这是如方舟子等科学理性主义观念过分明显的人士有所忽略的。尊重这些食品焦虑者拒绝“涉嫌公害食品”的权力，是换取他们对“不怕公害”的消费者权力尊重的让步，也是我方友好的表示。

以转基因为例，（市场自由准入＋明确标示含与不含转基因）是对双方利益最大保障的让步；也就是用最简单的规范管制“市场准入条件是明码标示”，代替“政府把消费市场管起来”。在为愿意购买转基因的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农产食品以后，也为象“非转基因产品”卖出“安全溢价”提供条件；由于供应的增加，焦虑派消费者甚至会因为价格下跌的带动，而购得更便宜“无公害产品”。（谁吃亏了？）

真正受到竞争压力的是袁隆平等杂交品种的供应商，以及古老如落后的大豆业，在更利于消费者的转基因价格面前的节节败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袁隆平先生也会偏袒“反转基因”；尽管老袁偏袒得挺巧妙，但伤害了消费者权益则明显不过。可以想象，由于转基因技术对于杂交技术的强烈竞争，老袁和他的利益集团，还会一步步变成“反对转基因”的急先锋！利之所在人之所趋！老袁道德上无可指责。

市场经济是基于买卖双方自愿契约的机制，即所谓自由；自由者，自愿也！诚信者，言出如山，不会反悔自已对他人的自愿的契约义务者也；拥有私有财产和自由缔约履约的个人权力，即谓之人权也。既然买卖双方不是天生的父子夫妻兄弟……之类可以信赖的关系，那么买卖双方要达成自由的契约即物质利益上的互利沟通，就需要有沟通的过程和手段。因此象明码标示，实际上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沟通手段。

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行政监管，但并不反对国民消费者通过“政府——>法治”渠道，作为服务于自已的消费权益的手段，取决于是否经由国民民主渠道的公共表决的政策。公众通过立法表决的渠道，要求企业明码标示，既是一种“公众表决”的要求；也是公众作为消费者，向厂商所要求的“沟通”，——>否则公众将拒绝转基因食品，——>与有害没害无关，而在于其拒绝明码标示。

因此“明码标示产品质量”尽管也是一种规范措施，但对于企业来说，则是自保性的预防手段；社会的透明有待明日，自已的透明可以从自已做起。它至少可以在消费纠纷发生时，避免部分记者文人仅仅凭想象力妖魔化，又令更多的社会人士了解经济生活的艰难，不至于以为民营企业就是榨不尽油水的“强势群体”“资本家良心大大地坏了”。对企业来说，“明码标示”的规范要求，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明码标示也有利于法治原则，源于英美的“买者自负”市场原则。买者自负是对古老基督教“衡平”（类同于孔儒中庸之道）的革命，意即购买者只要在付款前有检测产品质量的机会，那么一切质量后果自负。就强制性地取消了消费者自命为弱势群体，以自已呼了亏（消费者受损作为唯一依据）为由，推翻既定的平等契约。契约公平是双方自愿为原则，而不应以某一方受损为据，也不应向任何一方倾斜。

产品质量和安全，只有消费者才能治

"食品安全的歇斯底里"是工业化初期社会现象；
"竭斯底里的自然食品诉求"不可能实现；
食品工业"不安全"是工业化的进步；自然食品并不会更安全；
资本主义对食品工业的贡献，养活了几十亿新增的人口；

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包括初于工业化初期的一百年前的美国，和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今天台湾，还有德国纳粹时代，都有类似的情况。估计日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印度和巴西就还没有到达这一阶段。而象苏联式制度，根本不可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中国农村也少了许多食品歇斯底里。原因在于"工业化初期"是反资本主义民粹沸腾期，情感上则仍然怀念农业的纯真年代。

如果说中美有什么区别，就在于中国仍处于中央集权非常强烈的阶段，同时城乡贫富差距严重。竭斯底里派（大部分与民粹重合）的社会效果。在美国是促进了西奥多－富兰克林两个罗斯福之间的美国越来越强烈的社会管制；在德国就成了灭绝犹太人的道德借口（资本家良心总是坏了，太坏了！），而在中国是否会造成美国和德国的类似结果？要知道，中国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传统很强烈的社会！

请问竭斯底里派所要求的"原生态食品安全"，有可能达到吗？农产品不沾化肥，农药，植物激素，此剂彼剂吗？食品储运有可能完全不用防腐剂？食品加工有可能不添加任何此剂彼剂？排斥任何"自然性信仰不能容忍的转基因"？让所有食品新鲜农产品供应？这种善良愿意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农业能力，只能养活最多4-5亿人！全世界农业，最多只能养活20亿人！――>又有人说计划生育必要性了！

今天的农产量，就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从开掘南美硝酸盐（鸟粪）作为原始化肥开始，补充本土地农业肥力流失；在鸟粪矿藏衰竭后，用化肥代替之，为抑制虫害，又发展出农药……，暂时不能消费的农产品，通过过种防腐手段仓储跨季节，平抑了食品供应。不便长期储藏的食品，加工成食品制成品（如南美印第安时代的玉米烙饼，中国人的馍馍，日本人的寿司（醋盐干饭团等），发展成为食品工业。

今天养活中国14亿以上的人口，养活了世界60亿人口的食品供应，本身就是建立在食品行业的资本家万恶的逐利本能上的，通过不断挖掘食品增产的要素，替换出更低成本的要素如"添加剂"，才最终拥有今天的食品产量，养活了这几十亿的平民和工商业人口！任何一种添加剂（如化肥）的使用都不是在"几代人的试用"后，由革命领袖替人民确认安全后，才引进的；否则早就意味着朝鲜式的大饥荒！

过去一个半世纪，世界农业食品技术取得的"非自然"进步，全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开放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开放了供应商寻求技术进步的自由；在缺一不可的自由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取得的；没有一种食品技术的进步，是在社会主义或中世纪公有制下取得的。社会主义的科委倒是作出了努力，在消费者不清楚的情况下（侵犯了知情权），由政府渠道"集中力量"推广了三聚氰胺！结果呢！

那么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取得的食品技术的进步，包括此前闻所未闻的各种化学添加剂的使用，真正有造成不良后果的传闻是多少？真正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多少？就算是三聚氰胺，如果完全是在对消费者消息公开，政府完全没有好心办坏事"推广社会主义科技进步"的话，试问实际构成不良后果的受害者，又会降到百分之几？如果三聚氰胺发生在毛帝国之类，还被公众了解吗？毛灾时花生壳饼害死的人少吗？

那么完全没有使用食品进品的原生态食物，是否就真的安全了？过去几亿年的寄生虫是怎么在大自然中生存下来的？人类长期用粪肥取代今天的化肥，试问由此产生的蛔虫，此虫彼虫痢疾霍乱……杀死的人！比化学添加剂少了几分？怎么清除这些"自然生物污染"？清洗呀！彻底清洗就行了！但是清洗更容易除去剂加剂；半温开水一烫，农业化肥残渣就少了99.99%，不是更容易清洗吗？谁更安全呢？

医保医疗医药市场管制造成垄断和高价

美国医药市场经医疗行业形成管制；
美国医生联合会经排他性特权构成行业垄断；
医药和医疗的管制导致美国医疗价格畸高；
美国对医保管制维持对（医药＋医疗）的管制；
美国对医保的管制导致医保赤字庞大，仍有几千万人看不起病；

 

一些政府万能信仰的人士声称“美国FDA监管非常严”，大体上只不过是选择性观察的表现。错误在于，将“FDA认证申请的艰难”，当成了美国食品市场准入的监管。可以这样理解，FDA所监管的是“胡乱吹牛”而不是“审批许可”；而FDA监管的方式，则是为潜在的消费纠纷诉讼，从一开始就准备证据和契约性的公示。食品与药品的区别即（要求明确标示的食品＋FDA认证＝药品效能明确标示）。

考虑到美国司法，一点不考虑“（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更不会象东方帝国的打黑一样，“将供应商非法所得（其实是流动资产）没入国库”；（公有制嘛！）；供应商败诉则多被惩罚性赔偿，而根本不害怕供应商关门，会象凯恩斯主义者渲染的那样，“企业破产了，工人就失业了……”。所以当质量安全的有关铁证经FDA有关规定被公开在消费者面前时，为蝇头小利所谓“造假”，委实不值。

美国医疗和医保价格高昂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FDA，而是因为美国医疗联合会对医疗市场的垄断，理由当然是“病人生命无价，医生对病人无限负责”之故。是美国医疗医生联合会作为一个行业工会，同时也是一个排他性的旧式行会的工团主义的表现；通过公共法律，禁止了其他竞争性医疗组织的存在的可能性，（非法行医），从而与FDA认证一起，构成了美国药品市场的准入门槛；效果相当于监管。
监管门槛无论有多高，都无非体现为准入的成本；只要能够付出此成本，就总是可以进入此市场。低档产品及特色如中医中药类，由于毛利边际低，而不能迈入此门槛，自然而然地被淘汰出局，包括一些阿斯匹林这样的传统用药。但是（药品＋医疗垄断＝药品管制）的效果，则是导致替代医疗的出现，包括今天美国人的异国医疗（MT，Medical Tourism  墨西哥最多），也包括地下诊所医死人的事例。
地下诊所类似于中国今天的食品山寨游击队；得益于监管造成的短缺和高价格，又得益于执法能力边际的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否则就成了疑罪打黑了）。为了进一步对患者负责，美国政府在民粹泛滥的六十年代（部分原因是为了与苏联竞争），将消费者看病买保险的钱也收集起来，变成了联邦医疗保险(medcare+medcaid），效果相当于将医疗保险也管制起来了；目的仅仅是维持对（医＋药）管制。

对医疗保险的管制带来了医保价格的暴涨（短缺）和巨大的国民负担，理论上同样有“山寨保险替代”（就是高利贷医疗消费或异国治疗）。但是美国高利贷受制于凯恩斯主义（如克鲁格曼所力主）和通过美元泛滥的政策，将社会成本转嫁到如中国这样的大傻逼低汇率（进口通胀＋出口通缩）的国家，抑制了医疗高利贷的存在，也推迟了美国医保负担下破产的时间，同时不可避免地有更多的人病不起。

因此奥巴马今天仍然头痛于医保费用的庞大，同时多达8000万社会民众没有得益于美国医疗的保险（大部分是拿着美国暂住证的绿卡人士）。这种情况实际上正是政府对医疗和保险的管制造成的（高成本＋短缺）的后果，但奥巴马等在竞选时的民粹宣言，却把责任推到了“没有普及医疗保险”的头上。所谓计划经济的南辕北辙，中美两国其实有着类似的传统文化，只不过中国病情重了几百年的沉淀。

从美国医保“向穷人倾斜”的理据， FDA问世年月“保护消费者负责”的口号，与专制帝国“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替天行道为弱者倾斜，朕学雷锋做皇帝，那怕身后骂名滚滚来，朕即国家，资本家能拿朕怎么样”；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假设下的：消费者（穷人，弱者）不能保护自已，只有这些不是消费者的先知先觉的良心人士，替天行道，才能保护消费者。这样“朕”管制社会，就显得有理了。

政府监管降低公共食品安全

极度恐慌：水，空气，可口可乐……或有毒！
行业监管降低公共食品安全；提高公共食品价格；
监管越强，假货越多；完全监管，黑市兴旺；
台湾人也是人，一样有蠢人；甚至还有林光常！

行业管制无助于商品质量的提高，反而因为行政驱逐了并非劣质的边缘产品，因为减小了供应构成事实上的垄断，原高档品升级为"劣质奢侈品"的同时，为劣品替代正品进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尽管整个过程不完全类似于货币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但实际市场占有效果就是，初衷本意是"监管提高商品质量"，结果成了大大扩大了危险的劣质商品的占有率和收入。所谓黑社会也是这样来的。

行业管制或者说"政府监管"，根本无法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更无助于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通过政府监管可以提高竞争力的话，那么产品质量最高的就不是日本德国美国，而是苏联法国毛帝国之类。后者的计划经济"监管"成分远远超过前者。真正能够提高产品质量的，是企业品牌经营的可持续性的利润，针对市场需求的利之所在，也就是产品技术提升和产品质量等竞争力真正的进步。

政府的监管越强，假货在市场中就越猖獗，――>只要还有市场。就算是在朝鲜完全的计划经济中，黑市贸易更是如火如荼，彼处根本无所谓真品伪品，有卖品就有人买；俄罗斯改革之初时，中国垃圾产品往集市中一摆，就总是有人买。这就是政府监管的结果。当彼时，还谈何"产品质量"？短缺到如此程度，有东西买到手，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不知胡乱"政府为什么不监管"的脑残人士，想过没有？

因为政府监管而在无意中制造出来的假货伪货，至少占了所谓食品安全的99%以上，如果不包括国家级中科委金牌技术进步的蛋白粉之三聚氰胺之类的话。但即使是在如此程度上，今天所谓的食品安全也近乎于是竭斯底里，绝大部分是自已吓自已，除了为炒作的记者卖得几个格子钱，可以说对谁都没能好处；如果不包括训练了脑残的智力，也算多少有点社会效益的话。

脑残的不仅仅是大陆，还有今天台湾的所谓塑化剂。这些食品安全之类的炒作闹多了，笔者懒得再去再当一类专家，不想再去研究塑化剂的之乎者也。仅仅是从公开的"塑化剂"致毒性的台港报告来说，在笔者看来，除非有更多的更具体的实验统计资料，否则几乎就等于说，塑化剂是无害的。与此相同的还有炒得莫名其妙的苏丹红，膨胀剂之类。

台湾方面的炒作也是挺厉害的，能够炒作出林光常这样的大仙的台湾媒体，大概是只喝白花水吃素的。耸人听闻的质问："台湾人竟然给毒化了三十年而不自知"，反过来是否可以理解为，"此毒毒了几千万人三十年，还没有确定一个受害者"。如此剧烈的毒性，比白开水差远了。正常人一天如果喝了超过八升白开水，还会水中毒呢！氧气更厉害，如果一个人在纯氧里泡一小时，会碳酸中毒！

香港浸润大学（浸润会带了医院还办大学？）的生物学，也象苏丹红那次一次，拿小白鼠做实验；也同样不出所料得出"塑化剂可能致癌"说。不过这次比苏丹红的实验还臭，连致病的安全用量也没有谱。苏丹红那次，至少拿出实验依据：按小白鼠用量和时间，成人一天吃三大汤匙苏丹红，坚持三十年的话，有20%可能得癌症。类似的实验还证明可乐毒性更大。瘦肉精的故事其实与此相同。

至于西瓜膨胀剂、染红素之类，想来西瓜旺季时，瓜价钱特便宜的时侯，有一大帮子奸商，不去挑点便宜好瓜卖，或者储藏到反季节卖个高价；却开了一个流水线，技术特高超地上膨胀剂染红素之类。至于到了反季节时，做高价反季节果品的商家没几个，万一给食客发现这等不赚钱的勾当，商家不知乍逐利去？要说完全没有这种脑残，阿拉不敢包；但如果是成行成市干这种赔本买卖，人性本私论，怀疑中！

凯恩斯的利率概念混乱

凯恩斯意识到乘数模型有限制
凯恩斯的利率概念多重定义而显混乱的；

 

凯恩斯在引入乘数与自已的乘数时，特别说明了在只有充分就业以前，凯氏乘数才与卡氏乘数相等，在充分就业以后，卡氏乘数差别不大，凯氏乘数近于零。凯恩斯如此解释，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乘数模型是有局限性的，一旦越过了某个“良性的点”，在凯恩斯看来就是充分就业的均衡点，再使用乘数模型就不合理了。

所以说凯恩斯就是为了乱印钞票乱花钱，并不完全客观，凯恩斯本人是意识到钞票印得太多了，将会适得其反。问题在于，“充分就业”是一个无法判断的“均衡点”，所以“合适的”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地变成“不合适”。而事实上，乘数模型甚至不存在“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上就是错的，这一“看得见的手”的干预，从来没有过“可能正确”的理由。

对此哈耶克教授的评价可能是客观的，“凯恩斯如果不是早死了，如果看到他的门徒在日后乱印钞票乱花钱，估计也会反对的”，（《再评凯恩斯主义1968》）。同样，从凯恩斯《通论》中表现出来的逻辑错误，和对货币经济常识的缺乏，哈耶克称“凯恩斯缺乏经济学知识，不太懂经济学”，也是客观的；并在事实上得到了1970年以后的弗里德曼的首肯。

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在短期内具有一条刺激性，但带有明显负作用的货币手段；从中长期来说，将没有一点好处，而有极大的副作用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致上相当于是经济活动中的类固醇，或者鸦片之类的兴奋剂，少少用一点，感觉好high，长期使用，祸国殃民。凯恩斯本人在大萧条时期，只想着快快上马，也很难要求凯恩斯爵士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国荒唐信徒负责任的。

在“确认了”需要利用乘数投入资金激励后，凯恩斯开始介绍激励所用的资金成本，即利息的问题。从这些步骤来看，凯恩斯写《通论》时，的确是怀有几分诚意的，凯恩斯确实认为自已是对的，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偷换了概念，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经济观念”变成具体政策后的恶果。凯恩斯的利率观念是建立在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上的，但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利息和利率的概念是混乱的。

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利率（贴现率）＝（远期预期收益/当前资产价格)），这是一条定性的公式，因此不应将其看作是数学表达。（这是对凯恩斯的谅解，凯恩斯是将其看作线性数学公式的，那将马上错了）。简单说，目前资产价格高（如楼价，股价），投资心理就减弱；预期还会涨，就会增加投资。效果上看，倒有点接近笔者所称的“流动性定律”在投资者中的心理体现。

凯恩斯强调“利率”不是“资本边际效率”，却又承认“货币下的复合资本边际效率就是利率”；而即使按“资本边际效率是贴现率K”计，也等价于利率R，因为（R＝K/(1-K)）。从凯恩斯主义最终失败看，显然是凯恩斯把定义搞错了。

凯恩斯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同样用毫无意义的，但在均衡经济学看来理所当然的定义方式，定义了自然利率“与就业相对应的利率水平”，——>注意，这将导致从利率水平影响就业的设想成了逻辑循环。按天无二日的要求，如果凯恩斯两个利率的定义如果不是同义反复，就是其中一个是无意义的，否则两个定义必然发生逻辑冲突。（《通论》中的独立的利率定义至少有三个）。

凯恩斯又将“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利率，称为中立利率，（按表述上看应是指充分就业，就业弹性为零，当时凯恩斯应该没有意识到滞胀的存在），——>由于均衡点是难以预知的，是与个体储蓄、投资、消费意外密切相关的变量，所以凯恩斯的自然利率和中立利率的定义是没有逻辑含义。凯恩斯的利率观念是实际上是站在生产者角色上，对资本的需求的表达，这与李嘉图的利率定义基本吻合。

凯恩斯主义的乘数

均衡经济学的均衡是怎么鼓捣的？
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是怎么鼓捣出来的？

 

当凯恩斯偷换了生产者角色和消费者角色时，就已经把产品和资源“转换”中的损耗忽略掉了，而等于重新了比萨伊定律更不靠谱的“总供给必然地等于总购买”——>即不存在从应的成本和残损，也不存在产品适销不对，不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简单”的偷换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凯恩斯主义必定由于延误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造成更大规模的滞胀和损失。

哈耶克意识到凯恩斯的定义不正确，但哈耶克也说不清凯恩斯到底偷换了什么概念，而用投资品作例子，说明凯恩斯区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足以推翻凯恩斯的基本逻辑；但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哈耶克看来也没有系统论的观念，所以凯恩斯轻飘飘地用“如果Hayek指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Hayek是正确的”，引入两个无关的新的概念，遮掩而过。

如果是批改某位同学的功课，此类错误，已经足以把凯恩斯同学打烂屁股，把这蠢驴交给他父母，退还学费，以免“误人师资”。但大名鼎鼎的凯恩斯爵士被大量引用的错误不止这一处，这里仅仅是开始。所以为了发掘凯恩斯主义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是怎么完成的，可以继续看看，从一个混淆了角色的错误的逻辑模型，凯恩斯主义者继续得出了什么错误的逻辑结果。

收入＝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储蓄＝投资；

将其微分，凯恩斯定义的新概念“边际消费效应K”就出现了，(k＝(d(收入))/d(消费))。注意，此时收入的概念已经从“生产者收入”，偷换到了“消费者收入”。在此前提下是正确的。这条斜率反应消费者因收入而变化的消费行为，是一条曲线；将此曲线两项积分（因为太难打那个类似“S”的积分符合，用SUM表示），得到均衡消费行为曲线(k＝(SUM(收入))/SUM(消费))。（Charpter 10th）

由于这条由（积分商）得到的均衡消费的斜率是平均性质的，所以必定与边际消费曲线有交叉点，而与消费曲线的形状无关。（米塞斯由于缺乏数学根底，对此数理方法论的反驳显得无力）。自瓦尔拉斯－马歇尔－萨缪尔森的所谓均衡经济学，就是取了这一个交点，假设为均衡“最佳状态”，——>注意，此时的均衡成了一个断言，隐含着“平均性就是最好的”。

除了“平均性就是最好的”假定断言以外，瓦尔拉斯以降的这种“微积分均衡点”，实际上包含另一个假设（断言），也就是整个经济反应，是按照这条近乎数学物理性的斜率，按照刺激而线性反应；一旦偏差，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重新回复均衡。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式的数学性均衡经济学的“科学论”。其根据是哲学性的，衡平信仰性的，而不是具备实证性的。

整个均衡经济学就是按“平均就是好”而形成的“平均主义经济学”，和真实的边际效用风牛马不相干。所以即使是在偷换成“消费者收入”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效应k，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条信仰中抽提出来的数学，却是凯恩斯主义最关键的“乘数模型”的核心。
由收入＝消费＋投资在得出（d收入＝d消费＋d投资）和(k＝(d(收入))/d(消费))，就可以得出(k=（1－（1/K））。K就是按照“均衡反映曲线斜率”施加的刺激所能得到的激励，也就是乘数。乘数怎么体现为激励？就是乱印钞票，让政府花钱！

由前述理由可知，乘数（相当于控制论中的激励常数）与激励效果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后添上两道断言后“凯恩斯主义＝信仰”。当激励真的有了反应，凯恩斯主义者称之为“有了实验阳性反应，pollys available”，按先验法则，“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是科学”了。而假如没有反应，那是力度不够，加把劲印钞票，政府加把劲花钱……，结果可想而知。

凯恩斯混淆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

凯恩斯《通论》最根本的概念偷换和逻辑错误；
凯恩斯《通论》混淆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两者的角色利益；
凯恩斯《通论》假定“生产者＝消费者”，掩藏了“无效生产”的可能性；

凯恩斯《通论》的逻辑和结论，实际上归结到以下公式之中（Chapter 6th）：
收入＝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储蓄＝投资；

 

仅仅是从小学算术的换算看，这条“数学公式”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永远记住，数学仅仅是逻辑的表达和量化的延伸，如果基本定义是错误的时侯，数学的“精妙”就象驴粪蛋上是否上了霜，无非是令人恶心的程度有所区别。所以在接受或否定凯恩斯这条基本公式以前，需要先搞清楚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

联系上下文，我们大致知道，“收入”是指雇主的收入，也就是供应商的毛收入；此处凯恩斯特别说明不是与马歇尔近似的“净收入概念”。“消费”是指购买者的消费支出；（注意角色的变化，前者是供应商，后者是消费者）。投资有点模糊，似乎并没有区分是供应商的再投资，还是消费者的投资保值的需求。从上下文看，应是指消费者的投资需求，否则得不到“储蓄＝投资”的结果。

所以上述基本公式之中完善其角色定语为：
供应商收入＝市场营销总额＝消费者总需求（终端消费＋投资消费）；

这条公式到此为止是没有错的。意义相当于笔者所称的价值守恒定律中的“总生产＝总消费”，（注意区别萨伊定律，此处实际上是（生产总额＝（总消费/有效损耗）），或（有效需求＝总供给×损耗率））；（损耗率/有效需求）约束的引入，明显地排斥了生产商产销不对路而造成的损失。但组合下一条就开始荒谬了，重新回到了萨伊定律，而且角色更加混淆：
消费者储蓄＝供应商收入－消费者消费的需求；（这是凯恩斯《通论》中的公式代入角色）
——>注意角色变化——>（消费者储蓄＝消费者投资）即（消费者储蓄＝生产者投资）——>错误！
此处凯恩斯《通论》，全书中反复混淆两者区别，因此不清楚他到底是否注意到其中有区别。
看到概念的偷换了没有？凯恩斯整个通论有一个前提，就是“生产者＝消费者”，（相当于否定了市场的存在），否则此公式连基本概念的条件都不成立。（消费者储蓄＝消费者投资）是一条单独的断言，是正确的；但与供应商收入完全无关。而凯恩斯《通论》随后应用的却是（消费者储蓄＝生产者投资），则是无法从上面的公式推导出来的。

无论是从“词语文意”还是堂皇的公式，都不容易看出，凯恩斯偷换了“生产者收入”和“消费者收入”的概念；但是一旦应用系统论对象的主谓宾角色，卖菜的收入，显然和买菜的收入，是两个不同主体的利益的概念。凯恩斯自称这是“宏观经济学”，那么在宏观至社会容器的层次，是否可以看作“生产者＝消费者”吗？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如果答可以，就必须附加条件“没意义”，因为从整体看一个容器，就不能再分解其中的要素，这种整体性只能在社会容器与外界的关系（如大自然）中才有意义。换言之，凯恩斯如果是从集合论的角度上看，即违反了哥德尔定理，或称犯了自证（自洽）循环的逻辑错误。这种逻辑错误，就相当于一个听命上司的下属，按上司的要求作证上司的清白，被视为有效证词一样。

作为《通论基础》的基本逻辑的错误，类似根据凯恩斯爵士（SUM（吃喝拉撒）约接近于零），而得出凯恩斯是不吃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如果对凯恩斯主义（SUM（吃喝拉喝））宏观调观调控，不知是何结果？分析其错误原因，就在于“生产者收入！＝ 消费者收入”，而是“消费者收入＝损耗比例×生产者收入”。损耗比例不可能预知，原因恰恰是因为个体消费的边际效用，是不可预测的。

工团主义的特权最大化

无私卫道士的《通往奴役之路》；
工团主义利益群是一个不能持续的小圈子；特权最大化定律；
社会主义新社会里的老百姓成为“被悲剧”的“公地”；

 

以中国攻击“户籍制度”的传统卫道士的丑恶，集中体现在这些牛二战士的利益错位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一度肆虐人类的恶魔精灵。如果把一道“权贵主义或资本主义，二选一或弃权”的选择题，摆在这些牛二面前，他们很可能向抛弃权贵主义，但更多会选择“弃权”，——>其中就包括那些口称“上帝带领他们到达无私的民主彼岸”的拜上帝教信徒，——>注意与权贵鼓吹的“无私”的共同价值观！

如果再将“工团主义或资本主义，二选一或弃权”，这些牛二信仰者，大概会全部选择“工团主义”，而鄙弃“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当这些牛二选择了工团主义的时侯，似乎是“向弱者倾斜”“向劳动者倾斜”，而事实上是将脆弱的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与权贵主义者世袭采邑的绝对人身依附的断处权混为一谈；伤害了真正的弱者——>私有财产！

更不幸的是，工团主义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池子。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美国，是工团主义社群利益最繁盛时代，也只不过占了当时美国人口的10%左右。今天这些三十年代工团主义残迹，以三大汽车公司事实上垄断，现实中的低效益大包袱，将美国汽车工业弄死的同时，领着全美几乎是最高的工人工资和联邦补贴。这几十万人简直就成了“世袭劳动贵族”。

事实上，象牛二战士这类人士如果面临这种现实的选择题，无论他们选什么，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权贵主义者或工团主义既得权益者的一员。不但美国工联对垄断力的劳动壁垒如铜墙铁壁，今天垄断国企和公务员的门槛，国考是不是已经是本科毕业性中再有万分之几的录取率？——>而且，就算成为这万分之几的科举精英，也只不过是最外围的狗腿子，是编制外的合同工！何苦呢！

完全不可能从“权贵主义或工团主义”之中得到利益的牛二战士，反而天生就是“人权资本既得利益”者的一员，但这些人对等级社会的向往，总是让他们背叛了自已的天性和最根本的利益！总是指责“人权本私难道不是可耻的吗？”（拜上帝教的指责），好象他们的娘亲天生就是在妓院里免费服务的圣女，才养了这些不知老爸姓甚名谁的，无私的乌龟王八狗杂种！

无论“革命是否胜利”，工团主义的利益群只是一个不能长期维持的小池子！如同无论是否改朝换代，权贵主义的利益群，也只是更不能长期维持的更小的池子！如果乌龟王八真的信仰自已是上帝选定了他妈当圣母的“真命”，那就不妨为成为其中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而奋斗终生；但是如果是有一点点无神论的客观，不妨算算成功的机率是否有百万之一？有这份好命，不如买六合彩中头奖！收益更高更安全！

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工团主义的小圈子不纳外人；即所谓是工人阶级是注定领导所有没有被消灭的草民阶级的，如果不听工人阶级奴役的就是反革命分子，就要从肉体到家族，再到血缘上加一彻底的剿灭！如果不能挤进权贵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小圈子，则对于圈外（体制外）的社群来说，马克思主义下的统治，将比权贵主义下的君权神授“旧社会”更悲惨！

不在于旧贵族比工团主义的工人阶级道德上更高尚，而是旧贵族团体数量圈子更少。工团主义如果掌握了政权成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数量更大而社会损耗更多。“奴隶所有权”成了公地，所谓的“公有制”成了“特权小圈子”所有制，拼命“要政策”往公地奴隶里挤占利益。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小农牛二的父老乡亲大批被饿死，小农牛二自已被计划生育，乃是历史的必然，——>公地悲剧而已！

消除贫富差距的福利主义制造贫困

“消除贫富差距”的福利主义相悖于“消灭贫困”
庇古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北欧福利社会的共同点；

 

福利主义有很多理由，假如单纯从文字的表达而言的话；从毛主义明帝国或者西班牙帝国的“斩断资巴主义尾巴”，实际上是消除工商业成长所带来的政治竞争对手的政治实用主义，还是从中世纪基督教社会“避免魔鬼勾引”等等，福利社会简直就是无穷无尽的理由。但是从天无二日的逻辑条件出发，也可以认为福利主义连一条成立的理据也没有。

即使是从最具学术性的庇古式的“少一点效率，多一点公平”而言，本身就已经明确无误地构成了多逻辑系统，明摆着就是伪科学。作为“改良的马克思主义”的庇古，是欧洲现代福利社会的祖师父，错误在于将“公平与效率”两者对立起来，又将“公平与效率”和私有制割裂开来。这一套把戏在北欧资本主义背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国威力的监视下，虽然是造成停滞，还不至于东方式的尸横遍野。

与希特勒同时代的庇古教授的经济学，是需要用“均贫富的公平”为号召的“经济学”。“消除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是庇古教授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政治口号。不要说在民粹泛滥的三十年代，就算是在今天少了许多愚昧的２１世纪初，“消除贫富差距”政治意识形态化也是难当其锋的民粹号召。以至于连“极右”茅于轼老师，也没有仔细考虑庇古那一套，是真的消除贫富差距，还是适得其反？

历史和现实之中，所有立足于“消除贫富差距”的主义和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陷入极左暴政的深渊而不能自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毛主席，斯大林，波尔布特……，包括了一切“左”的分子党们。原因就在于，消灭贫富差距或言“均贫富”，既可以通过让穷人变富，却也可以通过让富人变穷。相对而言，“让穷人变富”可比让“让富人变穷”难得太多了，于是乎……公平吗？

回头再看看今天中国社会里上窜下跳的民粹良心分子们，不知他们有没有意识到，“消除贫富差距”实际上是极左马克思主义的同类宣言。西方在讨论同样的议题时，用的是另一个提法，“消灭贫困现象”，——>这样就避免了“更容易的”，加点税就让富人变成穷光蛋的公平手段了。贫困现象消失了，穷人消失了，可能还有一些比尔盖茨一样的牛人，却至少没有伟大领袖搅和；难道世界反而不公平吗？

庇古式的政治经济学（福利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立论依据一模一样；在于对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错误认识：
１）贫富差距是（公有制特权）行政垄断的结果，还是私有制的结果？
２）市场经济（私有制）是消除了贫富差距，还是制造了贫富差距？
３）公有制没有贫富差距，“世袭权贵地位差距”是不是差距？那个更糟糕？
４）人类社会发展，到底是公有制发展到私有制；还是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
５）美国的（贫富＋权贵）差距大，还是朝鲜（贫富＋权贵）差距大？
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归结为一个问题：是公有制更有效率，还是私有制更有效率？是生产创造价值？还是交换创造价值？只要深入读一读凯恩斯和庇古的著作，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他们真实的主张是“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是不可能的；其尝试本身，就是社会的退步和停滞。这就是西方60-80年代盛行的福利主义的尝试，和今天仍然存留的北欧福利主义。

庇古实际上也意识到了“私有制更有效率”，却没有意识到，此等义于从消灭贫困而言，私有制也是最有效率的。庇古也和凯恩斯一样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政府干预和通货膨胀创造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就业和增长。在自由市场中，劳动价格会节节攀升，劳动者就业收入就会节节攀升，劳动者的积蓄会转而成为消费或再投资的资本，贫困就给消除了，贫富差距也就被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