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不因人口红利，农业费改税过程关系重大

90年代的农民工现象不是人口红利；
农业费改税从折腾到改革的过程释出了几千万农民工；

90年代后期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一般主流经济学家会声称这是人口红利，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另有些聪明一点的，会说是刘易斯拐点前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需求。他们所依据的理论大多数是有限制条件的（不完整的），而在他们套用时并没有加以考虑（他们没有理解），而关于计划生育部分的理论，则完全是错误的。从《朱镕基语录》中披露的信息看，近十几年的农民工形成，另有主要的原因。

从广义上说，当然可以看作是农业产业退居二三线的的李嘉图效应，释出传统产业多余的劳动力的过程，即刘易斯拐点前时期的经济学依据。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方式是芝加哥学派的实证方法论，重采样统计，不考虑逻辑依据，并没有象笔者这样解释、预测相关的劳动力拐点的形成。但就9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形成的主要原因，恐怕要简单得多，与朱总理农业费改税的折腾直到改革的过程，关系重大。

朱总理农业费改税的初衷是改革，过程是折腾，最终的废除才是真正的改革。在此过程中，农民是越减负，负担越大，导致薄地农民耕不如逃，恰逢三来一补兴起，就构成了农民工低工资从事三来一补的产业兴起，随之而来是低估人民币后的国有美元滚滚来。剥削责任仍有血汗工厂的资本家领受，向农民倾斜的好名声属始作俑者的张五常之辈。但对于农民来说，血汗工厂的工资收入，比耕无利田好得多。

农业费改税政策计划的确立，无疑是经过大量的调研的。农民负担重是事实，农村基层干部沉冗也是事实，同期国企烂亏损欠帐多也是事实，朱总理暂时发誓不搞赤字通货膨胀的财政（即凯恩斯主义），也是事实。内交外困时，换任何一个人当总理，有点良心的都会气得七喘八喘要改革的。但是农村是个大水塘，本来明确无误的费改税（类似于清朝雍正时的火耗归公），真正办下去，就成了折腾的大黄汤。

从朱镕基语录中关于农业费改税的章节，可以看出整个农业税改革的过程是失败的，结果是"出乎计划地成功了"。因为本来是给农民减负，但每一次费改了税，上缴上级财政统筹了。回头一查，又多了另外几样费，农民的负担更重了，——>这是典型的黄宗羲定律！原因还是因为基层编制太沉冗。这些基层的党员干部，个个都是培养了N年的难得人才，做不了炮灰能当五毛，唯独生产经营打工样样不行。

朱总理本意应是趁费改税压缩地方编制，但是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向希特勒学习，将这些人才一个个关到死亡营人尽其才，总要有个安排的出处。结果组织裁员，基层多了一大箩张着嘴巴要饭吃的人才安排不来。又偏偏中央政策特爱折腾，今天一个向农村倾斜，明天一个开放大西北的新政，人才不愁没处去，三五下张罗一个新的办公室。但钱是不能平白来的，结果还是借新政顺风再收第二道费。

所以农业费改税的本来计划应是（（农业费——>统筹税）＝农民负担），结果成了（（农业费——>统筹税）＋（新的费＝旧的费）＝农民负担）。从朱语录看，朱总理每复核一次是气喘一次。最后（2003年）朱总理喊出了康熙和雍正同样的话，"奶奶的多少费统统不能收"；全变税了！成了吗？不成！因为上缴到中央的农业税，还及不上收税的成本！那些费并不是贪污的，本来就是为收税付出的成本。

结果就有了2003年废除农业税真正的改革！农村基层财政需求由上级直拨，不能再从农民手上收一个子儿。但是够了吗？不够！怎么裁员的没有看到，但后来就有了很多故事。诸如农村基层的医院啊等等统统欠帐，该关门的关门，农村卖地财政，招商开发区，欠银行的债务……，看来，另辟了生财之道。农村基层还是爱惜人才的，组织裁员的事，多半也是泡了大黄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