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是抢劫，没有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

社会保障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必要的？
个人有多大程度是不能完成"储蓄＋自择保险"的自我保障的？
市场经济有多大程度不能实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是抢劫，没有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
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西方社会保障，是否有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背景需要？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虽然洋洋酒酒，但除了"社会福利保障"可能拉动消费，算是有点经济学的假设，（仅仅是假设），其他基本上就是"人人向教会捐出财产均贫富了，就人人平等了"基督教传统伦理；其理据也完全是公有制人道主义那一套哲学，跟市场经济私有制意义上的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庇古这套理论称为经济学真是古怪之极；称为政治学也是不伦不类；称为伦理学还差强人意。

社会保障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直观的，而无论是基督马恩毛孔儒的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是将人道主义等同于人权本身；从而隐瞒了"人道主义是对人权的损耗"，此即"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的成本"（这样就容易理解了）；也让很多卫道士忽略了"人权自由是社会财富之源"，令他们正义膨胀侵犯人权时，作为法西斯分子中的一员，挟持全民族通往奴役之路，却自以为出发点是好的！

庇古提出的"社会福利保障可能拉动消费"，站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应景，社会公众宁愿藏起金钱也不敢消费，庇古未尝没有道理；今天中国的滞胀前景中的公众行为，与三十年代时期也颇为相似。因此庇古在这一点上，和笔者算是想到一起去了。但无论是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滞胀的欧美实践，还是今天中国尝试加税完善社会保障实际效果，效果可能有一点，不过总体上看，当初的思路是错误的。

原因在于两点。第一是无论是庇古的主张还是现实东西方实践，基于人道主义，而不是国民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保障，都是补贴穷人而减少了富人的福利及消费潜力。穷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象补贴贵州农民福利，能拉动啥消费？），富人钱更少了，当然拉动不了消费。其次从储蓄防灾的角度，个人储蓄自由连同商业保险的自主保障，比起国家替人民买保险（社保），社会效果更好。

由于国民自已会考虑储蓄保障的需要，否则就不会有凯恩斯主义和庇古"拉动消费"的学说出现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保障可以减小后顾之忧拉动消费"的可能性。在局部如中国增税用于新增福利后（即北欧模式），或者有一点短期的实用性；但实现难度既大于减税，社会监督的难度也大于减税；政策效果也小于减税。其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还不如减税的成效更简单也更有把握。

这样就重新回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上：社会保障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必要的？是私有化的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首先要明确一点，政府收税的目的，从经济学上看，作为公共采购的服务产品，作用包括国防，治安，公共安全（如饥荒，传染病）等；却没有天然地包括"社会保障每一个人养老和医疗"的责任。这一责任是30-60年大萧条后一直到60年代民粹泛滥时才出现的。

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社会功能单元。政府要包含"保障每一个公民"，甚至"均贫富"的职能，就只能加税；这样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向公有制靠拢的反市场经济的道路，即哈耶克所称的《通往奴役之路》。以三十年代的应景之作，未必完全是经济学上的政治动机，无论是当时与纳粹福利主义的竞争（希特勒因此一度声誉极隆），还是与苏联不算饿死人的惨剧的天堂许诺竞争，欧美社会福利化都有一点必要。

因此如果从对希特勒的热战和对苏联的冷战的"国家安全需要"，作为一种危机管理的政策工具，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也算是生逢其时。其次是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的欧美社会（特别是欧洲和南美），中世纪的等级残余仍然严重，工人被向资本家倾斜的产业政策所剥削，失业者的命运只能依靠教会救济才能免难。中世纪等级并不容易察觉。至少从社会表面现象看，人道主义的社会保障在当时而言，同样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