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利益得不到保护，将意味着法制的崩溃

除私有制外再无任何"法的正义"；
公有制没有私法可言，公有制社会可能有私法的空间；
私法诉讼只能限制在"保护自已的利益"，不能成为牟利的产业；
被告利益得不到保护，将意味着法制的崩溃，斯大林的主义！

私有制原则在法律建构上最根本的特点在于，除了国民人权的个体利益以外，再无任何法的正义，而无论这种压倒法律的正义，被命名为"公平""自由""先进性""党""主义"或者"人道"。总之一切从成本利益出发，不能弥补成本的利益，就不是好的利益。成本效益！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即以食品安全而例，以道德理由，无限索求"安全"而不考虑"纯天然"的成本，既是愚民也是左棍。

否定私有制原则以外的法的最高正义，是认识私法即民法诉讼的社会（利益）意义的前提。公有制没有私法可言的。即使如罗马帝国，罗马法中的私法，只存在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恩准的私有空间之中，并且保留了公有制对私法最终裁判的绝对控制权。后者即今天所称的"讲政治"。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不等于肯定不存在私有制的恩准空间，私有制社会也具有公共服务。这是常被混淆的简单的概念。

因此（私）法（制）的目的，就不是维护（只有公有制才存在的）"正义"，也不存在超越私有产权的"社会利益"。私法法制的目的，只能是保护控辩双方的私有利益，从而减小整个社会由于彼此摩擦激化，而导致不必要的额外的交易成本。整个逻辑流程，正是"藏富于民"，社会的利益是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总和的观念，而不可能存在脱离个体利益私有的"社会效益"。此即《国富论》。

司法诉讼的目的，只能停留在"保护自已利益"的层次，而不能故意鼓励"原告通过司法诉讼谋利"，即不能向原告倾斜。相反，由于被告是被动应诉的，需要保护的是被告的合法利益，这才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符合人权私有的正义的含义。以此为标准，无论足球腐败案有多少内幕，但辽宁警方和公诉方，对于被告谢亚龙提出"被刑事迫供"，在此案上公诉方是强词夺理的。

而惩罚之"取消自首情节"，是非法的！反而加重了刑讯逼供的嫌疑。因为谢亚龙是被告，所以谢亚龙的利益必须被倾斜，公诉方自已必须举证"没有对谢刑讯逼供"，而不是在关押对方的时侯，"要举出刑讯逼供的证据"，而不是简单地"断然否认"，——>辽宁公安局无权否认！有义务举证。此案中公诉方和公安局方面的强词夺理，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某冤案中法官嚷："你说你无罪，拿出证据来！"

受害人（原告）利益举证的原则，似乎是刁难受害人，实际上向被告人的利益倾斜，以确保排除（或减小）职业讼棍，通过司法手段，谋取不合理利益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纳税人补贴诉讼基本成本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罗马帝国的法制缺陷，就是历史上鲜活的实例。这种缺陷在早期共和国和斯多葛主义时期，暴露得还不明显，当碰上昏君或者地方皇帝远时，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罗马帝国的法制缺陷，导致罗马的司法体系，非但没有成为保护弱小的合法权益（一般是富人私有财产），反而成为信贷支持的政治威权，大大增加了市场经济的阻力。对于地方和社会经济的损害程度，完全取决于总督（全国是皇帝）的良心，是否打算从司法渠道"打黑"补充财政赤字的意愿。富裕的安东尼王朝时期，这种打黑愿望还不至于很强烈，但在三世纪危机时就很难阻止皇帝打黑的冲动。

当一个立足于法治的法制体系，堕落到取决于法官或行政首长的良心时，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法治法制的失败，也说明了孔子的论断"人治终胜于法治"。公有制适用人治，私有制必须法治，没有私有制原则就没有法治，私有制原则体现在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受害人利益举证"，这是客观的经济法学的规律。今天公知宣传的民粹，实际上是为"社会最根本利益"，不惜残害无辜的所谓"道德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