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9日星期日

女权运动导致家庭单元的碎片化

马上得天下,也不能天天打老婆
家庭是合作的结果,为什么强扭的瓜不甜?
父权是公有制家庭的子集;
一夫一妻一直是家庭的主要模式

尽管男女从生理上就是互相弥补的合作关系,但是家庭内部仍然可以分别出男女相对平等的"民主型家庭"和家长专制的"父权(夫权)型"。父权家庭相当于一个缩微的君主国,如果没有社会背景三纲五常的习惯法,父权家庭无法自然维持;反之,父权家庭也总是封建君主国最基层的社会支柱。父权家庭也会允许成员保留一点私房钱,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奴隶私有产peculium",既可用于奴隶最终赎身,也可在奴隶被释后归奴隶后有,奴隶主不得随意占用,可靠程序大概超过了公有制帝国臣民被恩准的"财产权"。

但是按照我们对公有制的定义,父权家庭的财产组织属于"由长子继承权决定世袭领导的公有制"。但是民主型家庭也不一定是私有制。仁慈的父权与互相非常信仰的民主型家庭,也会产生"你的钱也是我的钱"的,在夫妻双方信任中运作的公有财产制。按照传统观念,这种家庭一般被认为是最幸福的类型,——>假如感情没有破裂的话,的确可以这么说;但是人生数十年,只有经历风风雨雨的摩擦,才知道这种家庭形式潜藏的隐患。有是曾经山盟海誓的家庭最终破裂了;幸存下来的大可以吹嘘自已那"经过考验的爱情"忠贞不渝。

家庭的开始有可能是强盗本能的结果,但家庭的有效维持就只能通过夫妻相对平等的合作,而不可能靠打老婆锻炼身体折腾出幸福家庭。比较典型的就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抢萨宾人的女儿媳妇当老婆,(自然是组成罗马的父权家庭),但萨宾户籍的罗马老婆后来爱上老公,平息了老爸和老公之间的战争,罗马也结合了萨宾部落为新罗马。该故事是传说,不是历史,但反映的正是希腊和哥特时期的抢亲风俗。另一方面,要换取老婆和子女,包括奴隶的爱戴和合作,罗马家长和奴隶主的斯多葛哲学,倡导仁慈而不是法家暴政。

可以这样说,家庭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强盗作风,但是家庭形成稳定合作,就不能依靠强盗本能。颇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训诫,"就算马上得天下(老婆),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能天天打老婆)"。实际上这也是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做老公老爸的,要负起当家长的保护和觅食的责任,老婆子女才能生存,要不然,只是蜻蜓点水,留下的是风流的欠帐,而不是成型的家庭,更不可能有成才的子女。君权时代和父权时代,与奴隶社会对奴隶主的要求一样,都是道德高尚的仁慈,而不是传说中的皮鞭加大棒

无论是父权家庭,公有制家庭,还是"民主家庭",所指的都是家庭维持中的形态,与形成过程无必然逻辑关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的确可以把家庭形成过程中的合法与不合法,纯粹交由司法诉讼去审决,假如有人提请诉讼的话;社会进一步的组织,不会着眼于"将形成的家庭,正在形成的家庭(谈恋爱),已经破裂的家庭",只会着眼于能自我维护其完整性的家庭,并把社会的政治支持、军事服务,税收等关系,建立在这些基本的家庭的运作上。只有稳定的家庭,对于国家政治的贡献才可能是正效益的,否则纯粹就是负担

一夫一妻的家庭成为今天社会的主流,与这些家庭的稳定性有关。正式在教义中规定一夫一妻制的,的确是基督教,现代社会的形成,基督教是有贡献的。但是家庭并不是在基督教强调一夫一妻制以后出现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就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基督教的目的与伊斯兰教规定四个老婆一样,本来目的是针对封建等级社会的领导,因为有公有制特供的"额外收入"而滥交滥养了不少小三的而提出,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反而因为干预彼此的自然合作,女权运动而导致家庭单元的碎片化,恐怕基督教是始料不及。

女性的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了吸引男性而设计

婚姻家庭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
男女差别专门为雌雄合作而"设计";
家庭有利于夫妻繁育,有利于个体生活水平提高;
为什么强盗本能不是家庭形成的动因?

婚姻家庭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也是最稳定的合作形式。与其说是人类男女互补的生理特点,让婚姻家庭成为最稳定的合作模式,不如说是大自然的进化,为了塑造最优化的合作,而让男女出现了差别。所谓"兄弟如插足,妻子如衣服",如果不是文学中的意淫,就只能出现在父权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中,不是因为他们的兄弟情深,而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得稳定得可以珍惜的家庭。即使如美国,也有相当高比例的家庭,内部事实上实行公有制,而不是今天已经传入中国的AA制。此现象说明公有制有某种条件下仍具合理性。

尽管赌搏这样的现象只能因为对损害公有制家庭的结构,实际上是家庭内部公地悲剧的表现形式;但是也只是出现在夫妻感情已经开始破裂的"前公有制家庭"。公有制家庭中的家庭悲剧要高得多,但是情深意乌的家庭也不少。前者说明了公有体制,即使在家庭这么小的单位中,也有其危害性。后者则说明,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和夫妻日夜厮守的沟通条件,也的确可以家庭在公有制成为有效的合作形式。无疑的公有制的危害将因为组织规模起出家庭而迅速恶化,合作者之间的沟通,也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而迅速变得困难

考察同等收入条件下的夫妻一方,与同性光棍的生活水平,是比较现代的课题。毕竟人类社会的成人平均寿命超过其繁殖适育期,是晚近的现象。但有关结果也显示,婚姻家庭中的夫妻,无论是健康状况还是预期寿命,都相对更为优良,显然婚姻除了有利于繁殖生养以外,对于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确有额外的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否定,婚姻合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有利于后代的生养教育,即人口的再生产。男女分性,除了有继承自更原始的生命的基因交换的必要性外,顺应此客观要求也出现了更高级,也即更专业的分工。

男性似乎除了精液提供了繁殖结合的男方基因以外,所能奉献的就是身体力行的收入,和维护家庭与群体的能力。与狮群组织相比,人类家庭中的男性,同时兼备了雄狮(守卫)与雌狮(觅食)的职能。诸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运动,强调"男女收入必须平均",损害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职能,也就损害了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单元的稳定性;是导致美国家庭碎片化(单身化)和东方女性剩女化的重要原因。基督教的女权运动很大程度是出于对一夫一妻的倡议,因为男姓如果有额外的收入,理论上有着滥交生养的可能性。

女性的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了吸引男性,把青春美丽集中在最适于生养的短短十年之中(现代人标准,古时大概只有一半),全心全意地以生养后代的能力,与男性觅食护家的能力实现交换。此种雌雄的结构是哺乳动物的特点,但不是生物界的特点。以鸟类和恐龙类为例,雌性为了能够生养和保护后代,有着比雄性大得多的体型。因为(哺乳动物生存特征的)女性承担了几乎全部生育的成本,因此女性就算好色,也不可能通过滥交增加后代的成活率;相反非常关注于男性伙伴的"变心"。小三之类对于女性的威胁,较男性大得多

家庭是社会合作的最小单元。人类社会家庭以外的合作,基本上是狼群式的同质成员合作,唯独家庭是异质成员互补的合作。因此把家庭视作社会自治和合作的单元,或者君权统治的最基本的支点(将产生父权制度,如三纲五常),可以大大简化对社会研究的难度,也可以大大简化了政治的建制成本(仍然如父权/长子继承权制度)。但是由于人类的合作目的,所谓"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体种族的繁衍,家庭正是构成繁衍的合作单元,强盗也可能抢来压寨夫人成家立室,但有效合作的家庭,却不可能依靠强盗法则。

2012年12月7日星期五

公有制社会靠统一思想,有信仰固化等级秩序

资本主义通过彼此平等议价确定合作关系;
公有制社会靠"统一思想,有信仰"固化等级秩序


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共约束限制了暴力诉求后,彼此的利益实现,依靠的是彼此自由逐利的讨价还价,不但要自已养活自已,还要为公共约束的成本支付税收代价!相比之下,公有制帝国限制甚至暴力取缔了民众个体议价的权力,也剥夺了民众可付诸逐利的本钱(私有财产),这种政策常称为低人权。人际社会的利益差异和各自的摩擦,就变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能依赖于公有制帝国既有的封建秩序,象军队一样下级服从上级,不容争辩!被剥夺了求生能力的秩序小民,只能仰求帝国逐级的分红,还要为被奴役和被阉割,谢主隆恩!

虽然公有制帝国的贵族领导们,真正的生活水平比不上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可以参考欧洲中世纪君主的艰苦生活,也可以参考苏联和毛帝国干部队伍的特供水平),但能够在万民磕首,还可以随意享受"妻你妻以及民之妻"的快感,仅仅被所谓公德要求"人道主义的自律",类似于今天基督教人士号召"不要虐待动物",这"两种"观念其实同源;但可以想象,对于享受着统治阶级待遇的公有制先进阶级来说,显然仍然有吸引力,且可能惊恐于傲视万民的高尚地位,会在人人平等的私有制社会中丧失,将商业利益斥之为投机!

如此快感的先进地位,固然是贵族同志的条件反射,同样也是任何长着统治阶级大脑的贱民的追求;偶尔也有一两个幸运儿,因为忠诚奉主被升格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足为成功案例!总是被广而告之!在公有制帝国的政治经济传统中,就养成了对自助逐利的蔑视,对贱民嗷嗷待哺的歌颂,以致于连计划生育正确的理由,也成了"谁养得起?"——>试问民众有抚养别人孩子的义务吗?再试问如果不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的大脑,谁会想到"养别人(属民)的孩子"?可怜这些满脑子标准答案的人畜,他们的利益天天都被统治阶级损害!

民众必须彼此逐利,确定合作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万民奉送的领导总是万能地能够养起全国人民,养不起就可以阉割贱民(邓),甚至让贱民去死(毛),这两种社会显然是不同星球上的社会形态,彼此视为异形异端,水火不能相容!亿万顺民能够一边奉养领导阶级,一边乖顺地等待领导阶级的公平分红养活自已,领导如果为解放全人类过分辛苦,乖顺的贱民还懂得自宫,自杀,以免领导同志分心,如此最可爱的人民,如果没有万众一心,统一思想的虔诚信仰,是绝对做不到的!美帝国主义的个人独立,显然是极危险的大毒草

有趣的是,号召亿万民众"万众一心,统一思想,不缺信仰"的还有号称代表了民主的基督教!他们的理由似乎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前的西方社会,信仰的是基督教!类似于毛左复辟文革的逻辑,"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文革",那么文革当然就代表了改革开放!信仰分子荒谬的逻辑的唯一依据,就是他们无疑是虔诚的信仰,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还不发达,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受到抑制,而是因为领导阶级信的不是基督教!他们加入了围剿资本主义的联合阵线,一边抱怨他们这些信了基督教的新一代先进阶级,居然不是领导阶级!

号召"万众一心,统一思想,不缺信仰"的理由,总离不开"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对社会(or sth else)负责"的理由。就象白居易《卖炭翁》政府强征穷鬼资本家的血汗辛劳,当然是为了最终为了向(更)弱者倾斜。但如果国家财税可持续收入的,本来是可以简单地用钱,随行就市购买即可。国家得到了需要的炭,资本家得到了卖炭钱,纳相应的税。假如不考虑强征强抢背后的远大的高尚动机,如此禁止了穷鬼资本家的漫天要价,当然是很国家利益的,但是穷鬼资本家被剥夺了生资,自助求生成了幻想,也只好等分红了。

秦朝统一中的崩溃,明朝统一后的崩溃

为什么天下主义的"政治统一"是社会崩溃的开始?
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令"统一地球,振兴帝国"的美梦难圆;
秦朝统一中的崩溃,明朝统一后的崩溃

在个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法治(公共约束)提供的强力辅助,强制任何暴力倾向者也要放弃暴力,每个人都要通过与任何他人的平等议价实现合作。显而易见的,与等级社会中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居高临下,你上司可以"妻你妻以及民之妻,财你财以及民之财"的封建权威,所谓统一思想的有信仰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小民居然还要唯利是图,拒绝非分的要求,还不能对这些贱民枪杆子开火,委实让先进阶级们极为不爽。同样的不爽也表现在,先进阶级们不能在国际上任意推进国内法的覆盖,就称国际社会是弱肉强食

由先进性阶级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对国际社会主权分立的现实如丧考妣,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所谓"世界大同的天堂"朝思暮想。直白点说,他们梦想着自已作为国内先进阶级的那一套国内法,可以毫无阻力地覆盖于全世界——>如果自已做皇帝,那当然是极其美妙的;——>他们如果不是没有意识到别国也有其国内法,就是骨子里从来没有真正尊重别国的国内法的存在,就象他们没有真正尊重同胞贱民的人权利益一样。如同他们玩弄点讨好伟大朋友,拉拢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落后兄弟,无非是重温秦灭灭国迷梦的纵横捭阖

不考虑这些爱国鬼子的先进制度,综合实力总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差了几个档次,难圆其统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先进美梦;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这些帝国社会真的统一全球,(英国曾经政治控制了半个地球),是否就能够控制这"统一的世界"的每一个局部呢?同样以英国为例,英国当时的控制,实际上是对土著自治的买办的控制,在印度是对印度土邦主的控制,授予他们更高的特权,用印度教的买办精英分立于土邦主,再由英国招募的少数民族军队(锡克,尼泊尔)平衡之,建立的是对印度政治主导的权威,而不是全面征服

同样再用中国历史上的"秦灭六国"而论,秦灭六国以前的刀光剑影,在秦六国破灭后变成更为凶险的,似乎是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的庞大的黑社会组织。象张良在博浪沙几乎刺杀了秦始皇(就是后来当上刘邦教父的那个韩公子张良),项梁项羽叔侄在会稽几乎保留了楚项全部骨干部队;田荣家族在齐地的势力有如项家于楚;魏驹在魏地也有上千从众……,相比之下陈涉吴广的揭杆而起,小儿科矣!可见秦始皇所谓灭六国,只是形式上的颠覆了六国的王统,而没有真的获得六国势力的效忠。秦的镇压,进一步消除了秦统的合法性

六国王室与其说是秦的敌人,不如说是秦本来可以更好的控制天下的盟友,也是秦与六国社会实力威胁的缓冲。秦之"强劲"是相对六国孱弱的王室而言的,相对六国社会的实力,秦处于弱势。如果秦能争取到六国民众的支持,还可以相对抑制六国豪族;但是暴秦似乎是打算掏空六国民力,以便强化秦国优势,接连北伐击征砌皇陵盖秦宫,既无损于六国豪族(项梁八千子弟没有那个是给征用的),反而把六国民众全部推到豪族一方(如英布,刘邦),六国王室的消失不但消除了缓冲,还让六国反秦力量团结一致!秦朝速亡理所当然!

追求形式上的"政治统一"的皇朝虚荣,就会忽略支持一个帝国对内维稳和对外扩张的总财力,在一个时代里接近常数,此增必彼减。秦灭六国就如同短布掩体,除了把自已扯成十七八块,与六国王室同归于尽以外,无论是秦朝王室还是秦国的民众,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类似的还有明朝,同样是受制于维稳成本的有限,此维稳财力又因为明朝落后的经济体制而每况愈下。在天下大同的剪刀差的尽头,当然就是边境明军的土崩瓦解(对外军费破产),国内民变蜂起云涌(维稳治安成本破产),试问明朝是亡于外,还是亡于内

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义和团侵略外交使领权区域,屠杀外交人员及家属,招致八国联军拯救行动

民主社会的"犯罪"是罪犯自主选择的预定惩罚;
罪名成立,罪犯相当于被剥夺公民权的外邦人;
外邦人不是"司法豁免权人"及义和团事件中的侵略;
东方帝国"内残外忍"的本质是"贱民低人权,无人权
"

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对于按照"疑罪从无,疑证从无,默认利益归于个体"的司法原则,仍然可以判断确认为自主选择了违反公共宪约的人,即犯罪,其强制性相当于这些犯罪人士自已选择了自残或者自杀。因为对于公民个体来说,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相当于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非黑即白一刀切!法律体制越是有效,越是欠缺腐败,整个体制的运作越接近是六亲不认的机器。这与公有制社会中,依靠着当权者个人不容质疑的公共权力,其感情丰富的执法体系,懂得刑不上大夫,法不律王子般乖巧的"法治",自是大不相同。

由于公共约束的权力,始自于公众个体从自已自治的最基本合作约法中的背叛;因此一旦程序正义的罪名成立,等同于该罪犯已经被其本来加盟的自治体开除,或可视为因为打破自已约法的誓言而背约,(两者等效),该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在公共体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个需要对自已侵犯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负责的"外邦人",其接受的法律强制性,与一名犯同样罪行的外国人相同。该法律生效的过程,东方社会常常被忽视了"程序正义,疑罪从无",又以帝国思维被误译为"剥夺政治权利"——>民主政治权利只能是自主选择失效

程序正义下罪名成立的罪犯,相对于接受司法惩罚的外邦人,而不论内中是否冤情。因为程序正义本身就是疑罪从无下对疑犯的判定有罪,那么罪名成立后的昭雪,就要倒转过来,变成疑证从无。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疑似无辜者"本身是罪名不成立,否则不能认定犯罪事实不存在。东方帝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商鞅的法家暴政,就精明地把程序正义判定有罪的关键过程断章取义地剔除了,在东方正义帝国里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如赵作海案中名言:"你说自已无辜,拿出证据来!",这是把所有贱民,先天性看作了罪犯,即低人权!

对于一个天下一统观念中的帝国的臣民,受"正义就是普世的真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洗脑,缺乏自治概念的人,很容易忽略"对犯罪的外邦人的追诉",隐含着"在司法管辖有效地区"的前提,即司法地区管辖权的问题。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也是自治社会,不同地区的司法习惯法可能有所差别,因此"越境管辖"意味着侵略。侵略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概念,国与国之间实际上是"欠缺彼此条约"的自治体,联邦社会相当于"有共同条约"的国与国。国与国间"外交人员享有司法豁免权"就是是常见的国与国条约。

因为"外交豁免权"是主权共同体之间平等约法的产物,不可能在天下帝国的合法性中找到任何依据。因此类似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领区,东方政治哲学可以控诉"西方外交人员(洋人)万里迢迢侵略中国",但是从国际(平等)外交来看,显然是中国和义和团侵略了八国外交使领权区域,并试图屠杀外交人员及家属,才招致八国联军的拯救行动。至于到底谁侵略,八国联军是否侵略,义和团是否革命,纯属意识形态上的道德褒贬;来来去去的事件和对国际法权的冲突与否,固然与东方两千年帝国文化不容,是非曲直却是很清楚的。

民主社会对犯罪公民的惩处,相当于在剥夺/暂停公民权后,对一个外邦人的犯罪惩罚。外邦人并不是刑事豁免的特权人,与东方帝国"内残外忍,洋人违法以礼相待"惯例截然相反。东方帝国"内残外忍"的政治习俗,因东方帝国人治是官权针对私权的居高临下,这种居高临下对于国力更强的西方公民是失效的。彰映的实际上是东方臣民的低人权,和东方没有人权。但是司法豁免对于外交法权缔约国的互派外交人员及家属则是有效的。对于本地司法管辖权地域的犯罪追诉,是自治主权体之间的条约协作关系,不允许跨境司法。

2012年12月2日星期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赌博,吸毒,卖淫"退化为是否剥夺犯罪成人对子女的监护权

公有制社会不承认个体可以自治自理,民主基础是"个体自治权"

由于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利益以外的社会利益,因此同样也不就不存在对自主个体而言的衍生成本。在官方黑社会化在薄主教的领导下猖獗的不久前,很多"民粹斗士"以妖魔化的方式看待黑社会现象,不知是受香港黑社会电影影响,还是黑社会文学的爱好者,拿着小说和电影当成社会经验,为薄主教唱红打黑叫好!他们的逻辑是,黑社会有暴利(显然想象)有强迫性,如果政府不严打,就无所谓民主,云云。这是把政府严打(导致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带来的政府黑社会化的强迫性,硬套到民主社会上了。

在评估"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时,无论是政府利益方面的舆论导向中,还是公众同样出于自利的本能,甚至仅仅为了炫耀自已是道德超人,都会倾向于忽视公共约束(法治)覆盖范围过大,而导致整个社会黑社会化,甚至政府本身变成黑社会的巨大衍生成本,与之相比,几个小混混带来的骚扰,完全可以加以忽略了。在忽略整个社会黑社会化后,所谓"赌博,吸毒,卖淫"等不良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毕竟公民个体上还可以对付非暴力的骚扰,但无法个别对抗整个社会的法西斯主义。

以赌搏为代表性的行为研穷对象,大致上可以在逻辑上覆盖"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其他,但是毕竟只是类比牵涉到吸毒,卖淫,不能代表所有传统价值标准上不良现象,而仅仅说明赌搏现象反映的不良现象的通性。具体而言,赌搏一般主要责任者父权家长,吸毒就多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卖淫关注的主要是未成年少女。赌博的原因主要是家族的公有制,少女卖淫多因等级社会的攀比,吸毒则是多是劣质民主的gangband,即同类相吸的小社群的"投名状"。另一方面,很多在传统价值观上不相容的现象如商业自利,并非真的不良。

非完全责任能力者(如青少年)"可能被忽悠"而支付的公共约束(成本),所指望减少的社会衍生成本,也就是社会因为豁免非完全责任者犯罪,所承受的额外的成本。但是除非无责任能力者的监护人是政府本身(如公办的孤儿院),否则监护权总是属于某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成人,从而为诸如"赌博,吸毒,卖淫"设立主观选择的防线。除非此人本身就是"赌博,吸毒,卖淫"中的一员,否则没有理由认定此人无力保护被监护人(如子女)。这样公共约束就退化为"是否因为赌博,吸毒,卖淫行为,剥夺其监护权"的问题

"个人真的有能力抵御黄赌毒的诱惑吗?""被监护人真的受到(如父母的)有效监护吗?",都是公有制传统的习惯思维;也只有在公有制前提下才成立,——>该前提是许多傻瓜似地奔细节里去的民主哲学家所忽略的,类似的还有"个人可以善理财物吗?""市场可以不用监管吗?""生育可以自由吗?"……全部都是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命题,在个体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完全没有意义。个体主义社会之所以为民主社会,就在于断言个体是可以管好自已的(自治),直到事实证明责任人没有能力为止!(如犯罪了)!而不是相反!

因此尽管如"赌博,吸毒,卖淫"的确可能影响到缺乏监护的青少年,——>这是青少年之所以被青少年之故!但是还必须承认,监护人能够完成监护责任,也是被先天假定的,尽管不是被绝对神圣化的(否则就成为父权),因此除非是接受到监护人的援助请求,否则公共权力不可以取而代之。接受到监护人请求的援助而干预,与"未经授权的监管公民"的干预(即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推而广之,在自治社区的公共约束选择而言,也可以用民主表决形式,禁绝黄赌毒,视为公共援助。这也是公共约束与公共强制的区别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黑社会衍生成本被高度关注,政府法西斯化的代价被严重忽略
"赌博,吸毒,卖淫"退化为是否剥夺犯罪成人对子女的监护权

公有制社会不承认个体可以自治自理,民主基础是"个体自治权"

由于民主社会是个体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利益以外的社会利益,因此同样也不就不存在对自主个体而言的衍生成本。在官方黑社会化在薄主教的领导下猖獗的不久前,很多"民粹斗士"以妖魔化的方式看待黑社会现象,不知是受香港黑社会电影影响,还是黑社会文学的爱好者,拿着小说和电影当成社会经验,为薄主教唱红打黑叫好!他们的逻辑是,黑社会有暴利(显然想象)有强迫性,如果政府不严打,就无所谓民主,云云。这是把政府严打(导致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带来的政府黑社会化的强迫性,硬套到民主社会上了。

在评估"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时,无论是政府利益方面的舆论导向中,还是公众同样出于自利的本能,甚至仅仅为了炫耀自已是道德超人,都会倾向于忽视公共约束(法治)覆盖范围过大,而导致整个社会黑社会化,甚至政府本身变成黑社会的巨大衍生成本,与之相比,几个小混混带来的骚扰,完全可以加以忽略了。在忽略整个社会黑社会化后,所谓"赌博,吸毒,卖淫"等不良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毕竟公民个体上还可以对付非暴力的骚扰,但无法个别对抗整个社会的法西斯主义。

以赌搏为代表性的行为研穷对象,大致上可以在逻辑上覆盖"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其他,但是毕竟只是类比牵涉到吸毒,卖淫,不能代表所有传统价值标准上不良现象,而仅仅说明赌搏现象反映的不良现象的通性。具体而言,赌搏一般主要责任者父权家长,吸毒就多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卖淫关注的主要是未成年少女。赌博的原因主要是家族的公有制,少女卖淫多因等级社会的攀比,吸毒则是多是劣质民主的gangband,即同类相吸的小社群的"投名状"。另一方面,很多在传统价值观上不相容的现象如商业自利,并非真的不良。

非完全责任能力者(如青少年)"可能被忽悠"而支付的公共约束(成本),所指望减少的社会衍生成本,也就是社会因为豁免非完全责任者犯罪,所承受的额外的成本。但是除非无责任能力者的监护人是政府本身(如公办的孤儿院),否则监护权总是属于某个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成人,从而为诸如"赌博,吸毒,卖淫"设立主观选择的防线。除非此人本身就是"赌博,吸毒,卖淫"中的一员,否则没有理由认定此人无力保护被监护人(如子女)。这样公共约束就退化为"是否因为赌博,吸毒,卖淫行为,剥夺其监护权"的问题

"个人真的有能力抵御黄赌毒的诱惑吗?""被监护人真的受到(如父母的)有效监护吗?",都是公有制传统的习惯思维;也只有在公有制前提下才成立,——>该前提是许多傻瓜似地奔细节里去的民主哲学家所忽略的,类似的还有"个人可以善理财物吗?""市场可以不用监管吗?""生育可以自由吗?"……全部都是理性主义前提下的命题,在个体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完全没有意义。个体主义社会之所以为民主社会,就在于断言个体是可以管好自已的(自治),直到事实证明责任人没有能力为止!(如犯罪了)!而不是相反!

因此尽管如"赌博,吸毒,卖淫"的确可能影响到缺乏监护的青少年,——>这是青少年之所以被青少年之故!但是还必须承认,监护人能够完成监护责任,也是被先天假定的,尽管不是被绝对神圣化的(否则就成为父权),因此除非是接受到监护人的援助请求,否则公共权力不可以取而代之。接受到监护人请求的援助而干预,与"未经授权的监管公民"的干预(即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推而广之,在自治社区的公共约束选择而言,也可以用民主表决形式,禁绝黄赌毒,视为公共援助。这也是公共约束与公共强制的区别

司法有成本,公共约束范围超出成本,就会导致政府黑社会化

"政府(司法)无所不管"的衍生成本常常被忽略;
司法有成本,公共约束范围超出成本,就会导致政府黑社会化;
最极端的黑社会化是整个政府变成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是法治成本的边际,随司法成本底线破产而恶化

"赌博,吸毒,卖淫"等传统观念中的丑恶现象,尽管人人讨厌,但在公共约束选择上,共同的客观规律,就是必定存在着执法成本限制的成本边际,而且涉及覆盖的范围越广,成本边际越容易触及,执法效果因而越是低下,黑社会现象就越严重。黑社会现象的恶化,是"强化监管""公共机构无所不管"的必然后果,同样是社会衍生成本,但常常被忽略。只要一个社会活动是需要成本的(不争争论),司法成本就是有限的,成本底线就是具备的,从而构筑了类似信托的关系,通过税收专项提供的"公共约束"的公共服务。

以天朝帝国为例,绝不能认为政府不愿意严打"赌博,吸毒,卖淫",也包括诸如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之类,天朝帝国如果是管得少的,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管得多的。如果天朝帝国不是最美好的,那一定不是管得少的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组织和运作不得法,或者说是体制问题。以"赌博,吸毒,卖淫"为例,如果说警察叔叔接报凶手案,会很守法地遵循所有必要手续才以慢动作紧急出警的话,接报"赌博,卖淫"可以罚款线报,简直是争前恐后立功心切!趋利避祸,本非天朝特色,两千年古今中外差人本色,莫不如此

但是事实就是,即以"赌博,吸毒,卖淫"而论,天朝帝国的确也是老子天下第一,不遑多让。至于有毛左说毛帝时没有"赌博,吸毒,卖淫",这就如同争辩毛帝时食品很安全,概不争论!客观规律就是,司法成本无法支付"公共约束"的覆盖责任时,执法部门首先就会从执罚中增加收入,——>此非贪污,本为公事,因此有了公安部门的争先恐后和城管的大爷。天朝城管担负恶名,无非是因为上级不批款,让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自已养活自已!假如上级出薪,城管叔叔的为人民服务水平,必定大为进步,因为执法支出增加了。

天朝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如果不是有政府背景,纯粹就是黑社会行为。在明朝时代的半官方背景的城管,称为牙行。公安部门争先恐后抓"赌博,吸毒,卖淫",实际上类似于与黑社会争抢地盘,照样是收了罚款就放行(保护费)。但是公安部门毕竟不是司法部门,不可能代替司法和法治,裁判人间是非。当执法部门因为"政府为什么不管""法治为什么不能无所不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得不让警察和城管下街市收保护费,跟黑社会争地盘时,这些政府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黑社会的本身,凶恶更为无所忌惮

因为"法律秩序无所不管"的良好愿望,因为不顾及司法成本的限制,反而导致了社会组织的黑社会化;是太平盛世时,公有制帝国仍然走向邪恶和暴政的不二法门。恶化到极点时,就会出现重庆打黑和希特勒帝国式的现象。小混混的黑社会不见了,政府自已变成最大的黑组织,无人再可以约束之!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黑社会,变是一个集中营,至于是否真的没有了"赌博,卖淫",如同毛左说毛帝时没有通货膨胀,不必争论。此处并非强调"不可以管",而是说明管的能力限制,所谓处处必守,处处不守,需要择要而管。

因为传统习惯法在每个人的意识中都有所沉淀。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保守的,绝大部分人也的确是保守的(包括笔者),因此对于"赌博,吸毒,卖淫"这类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的判断,就很容易强化了对个体感受到的"赌博,吸毒,卖淫"的不良影响的后果。所谓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世风不古""政府为什么不管",多是此类心理的作用,而不一定本意是纯种卫道士。但是同样是因为传统公有制观念"秩序"的影响,绝大部分人也在事实上忽略了,"公共权力什么都管"的更为巨大而不可抑制的衍生成本。

民主社会不禁止任何人自由,但阻止任何强迫他人的企图

民主社会不存在"被忽悠"的犯罪免责;
民主社会的宪法基础就是人人对自已的行为负责;
民主社会不禁止任何人自由,但阻止任何强迫他人的企图;


公共约束对于"赌博,吸毒,卖淫"现象之不覆盖,并不等于对衍生犯罪现象的袖手旁观。象赌搏一般会导致高利贷和高额负责,但是按目前西方的破产法,尽管高利贷一般未尝不合理,但只要借贷人接受破产保护,大耳窿追斩就是严重的顶级犯罪行为,可以判死刑。这样就在事实上斩断了向赌徒输送赌资的渠道,因此西方无论是与赌搏相关的高利贷还是黑社会,都远没有东方帝国严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东方帝国出于公有制的考虑,至今仍然拒绝破产法的实施。而西方远在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了破产保护

因此公民个体之拒绝"赌博,吸毒,卖淫"的侵扰,是有整个公共约束对暴力、诈骗和协迫的抑制为后盾。可以这样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尽管对"赌博,吸毒,卖淫"现象的法律取缔远不及东方帝国严厉,但是除非是公民个体自愿接受"赌博,吸毒,卖淫",即自愿成为"赌博,吸毒,卖淫"的人体实验对象,否则不存在"黑社会强制公民赌博,吸毒,卖淫"的现象。如果有个别情况不符此先验结论,那是因为西方社会即使如美国也未完全是民主社会,甚至只是在宣传上的假消息。 因为民主的本意就是个体可以拒绝暴力强制

民主社会的公共约束体系,不是为了禁止任何人的自由,而是为了阻止任何人强迫他人的企图,比方说强迫他人"赌博,吸毒,卖淫",如果不能达到这点,也就不是民主社会。此点强调了,民主社会是一个每个人要对自已行为负责的社会,如果有人强迫你做坏事,如"赌博,吸毒,卖淫",你可以请求司法援助,将罪犯绳之于法;但如果不能举证受协迫,就要对自已的所有行为全部责任。因此才可以假定,民主社会中的如"赌博,吸毒,卖淫"的丑恶现象的衍生成本,是对于个体的诱惑而言,当然可以被个体的主观拒绝

该结论对于具有法定独立行为责任能力的公民是无疑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民主宪法的组成要素,也因此才会有"一人犯罪一人当,罪不过妻子父母"的合法性。未成年人一般被豁免责任,而减等地责罚于其本身或监护人,如未成年犯减型,也没有听说过少年杀人犯的父母要代子女受刑,(显然社会承受了额外的成本),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豁免了精神病患者。无论豁免是否合理(象"精神病"犯罪免责,其实是因为信徒罪犯临终需要忏悔,而侵犯受害者人权),但公民要对自已自主行为负责的宪法精神,在民主社会是公认的。

换言之,只要是民主的个体社会,就必须接受关于"赌博,吸毒,卖淫"等丑恶现象的社会衍生成本的逻辑结论:如果一个责任行为人自主地选择了"赌博,吸毒,卖淫",那就不能怪别人的忽悠,而是自身成本支付自身选择的自主结果,It is not your fate, It is your Choice! 因此对于责任行为人,特别如赌搏一般是父权家族的家长,显然是无疑的责任人,所谓"因为没有禁止'赌博',所以腐化堕落"的理由,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赌博,吸毒,卖淫"的社会衍生成本,只能对非完全责任能力人士而言,如青少年。

民主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民主社会,就在于其公共约束最根本的目的,是强行制止任何强迫他人的行为,但不干涉任何自主(他人不反对的行为)。这也是公共约束之与"公共道德"相反之处,尽管在左棍的哲学中,可以偷换任何概念的名称,但是公共道德是干涉他人的自主(那怕没有人反对),目的在于强迫他人的(按指定标准的)行为。因此也就可以否定,那怕是"赌博,吸毒,卖淫"等和黑社会现象对自主个体的强迫性(可视为已经被法治禁绝)。诱惑可能会有,强迫就不存在。由此可以否定对自主个体的他方责任可能性。

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创业的制度成本接近于零

"赌博,吸毒,卖淫"后果因为公有制而高度恶化;
私有制个体社会抑制了"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公共约束"赌博,吸毒,卖淫"的意义不大,因为执法成本边际而必定伴随黑社会;
公共约束是公众的成本,对"赌博,吸毒,卖淫"者的人道主义

赌博后果可能会严重损害一个公有制结构的传统家庭,直到其破裂。对于家庭来说,"破裂后果"本身是赌搏的衍生成本。对于私有制和公有制家庭来说,"破裂后果"完全不同。私有制个体家庭的破裂,更多的是家长个体责任能力的破裂,一般表现为夫妻的离婚,或者子女过早自立(极端情况是离家出走)。而对于公有制家庭来说,则通常意味着共同长期的痛苦,甚至家破人亡。因此赌搏的衍生成本,对于公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损害不是同一程度层次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有制社会更看重"公德""监管"。

果假定吸毒对于大部分瘾君子来说,是难以戒绝的;最终很可能会因为毒瘾催迫,瘾君子会铤而走险。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根据实体社会学的经济规律,界定"瘾君子铤而走险"时的状态。可以预计的是,如果不采用公共约束于"赌博,吸毒,卖淫",第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由于供应条件改善,"交易成本降低","赌博,吸毒,卖淫"的价格会大幅下降,并且出现品牌竞争。后者可以从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和荷兰的妓女一条街得到间接验证。目前"赌博,吸毒,卖淫"的高价(即所谓黑社会暴利)其实是监管下的黑市价

其次基本上可以确认的结果,是由于信息条件改善,"赌博,吸毒,卖淫"的负面结果会更广为人知,比天朝式的道德宣传更可信,因此也将大大减少"赌博,吸毒,卖淫"的消费需求。这里还没有考虑,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自由创业的制度成本接近于零,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可以断定的是,由于供给的增加,需求的减少,将导致"赌博,吸毒,卖淫"的价格变得非常低,收入替代途径的增多,也进一步减少了铤而走险的必要性。不过,假如"赌博,吸毒,卖淫"确实是对个体是坏事的话,也终会到达山穷水尽的时侯。

因此"赌博,吸毒,卖淫"假如合法化,即不纳入公共约束的法治范筹,固然不可能杜绝"赌博,吸毒,卖淫"现象,毕竟社会无法替公民个体保证不做自体科学实验;但也的确会大大减少该类现象。同时由于避免了黑社会(黑市)化,也方便对"赌博,吸毒,卖淫"进行规范。比方说只能在指定赌场,妓女要体检,工作场所要戴安全帽,由专业注射医生"注毒"等等。是否能减少"赌博,吸毒,卖淫"对社会的衍生成品还需要研究,但比黑社会化供应更安全,更少副作用,也更透明,应该是可以断定的

对于英勇自体实验的"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来说,如果"赌博,吸毒,卖淫"真的是有害的,也将意味着他们在更优越的条件中,往死路上走得更远,才会山穷水尽。如果实行公共约束覆盖"赌博,吸毒,卖淫",可以预计的市场效应就是价格高涨,迅速消耗光"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的身体和财产本钱,但远未接近死期。由此也可见,公共约束如果禁止"赌博,吸毒,卖淫",真实的含义并不是人权自主,而是人道主义的"挽救堕落的弱势群体"。类似的还有美国过去实施过的,现在俄国也在酝酿的禁酒令

么在衡量公共约束是否覆盖"赌博,吸毒,卖淫,喝酒,跳舞,玩游戏机,……etc"以前,可以明确的就是,如果覆盖丑恶,而丑恶的确是对个体有害的,将面临多得多的身强力壮的铤而走险;如果不加以公共约束,尽管这些弱者群体也会最终铤而走险,但数量少得多,而且最终已经脆弱得要急救的水平。少数濒临病人造反的风险,估计可以忽略。公共约束覆盖于丑恶现象,是一个有成本边际的负反馈,因此黑社会必定与法治伴随;执法最终只是尽尽人道主义的人事,是公众为挽救"赌博,吸毒,卖淫"爱好者,付出额外的代价。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资本主义的进步不需要革命

"逃向美国的右"通常成为返回祖国的洋左派;
逃往海外的同胞的三种主要类型:左棍,怪胎,买办;
逃向美国成为不顺利的"少数族裔"让一些人"向左转";
资本主义不扩张,"民主外援"靠不住

明白个体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约束和"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原则后,所谓"吸毒,贩毒,赌搏,卖淫"等等被传统文化声讨于自由社会的"丑恶"现象,一下子失去了足以激动人性真理辩论价值。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继承自传统习惯法(否定传统的丑恶现象)的连续性,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也就是被公害卫道士所谴责的"政府不作为",在必然收获了基督马恩毛孔儒等卫道士指责之"政府为什么不管"时,也就从局部试点开始,提供了渐进的、实践学习性的、能纠错的改革机制。

深圳作为"政府少管了许多"的特区,虽然是并不完全的自治市,仍然带动了全中国,实现了一轮在从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真实飞跃。冲这条,笔者就觉得没有理由,对邓江胡三朝中国的领导层,作否定性的评价;更何况就算是美国自已,本身也多的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坑坑洼洼?资本主义确实是一种产生自传统公有制社会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新型社会。资本主义的进步不需要革命,除了矢志不移的人权独立(自治),任何革命都是对资本主义的伤害;除了把人权和自治的权力归还国民,任何改革也是对人权的伤害。

资本主义的进程尽管是"自治,保守,逃离"的过程,但美国不是中国的自治区!公有制帝国的臣民,只要有条件的,就算兼职留在祖国做买办,但身心也是会奔向美联邦的;some where out there! 笔者大脑中总是响起这首曲的词调!这是公有制臣民逃离地狱的本能,但并不等于说,逃到美国的人,就成了代表了自由先进性的权威,更不意味着不会热衷于当买办。他们固然未必真正理解人权和自由,甚至仅仅是迷信于欧洲愚昧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在西方社区中的少数族裔的不利地位,反而强化了他们左的倾向。

这些逃到异国的精英同胞,典型反应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西方洋五毛对中国的普遍观点立场。有些人反过来用细节理性主义的方式,向国内同胞说教,什么美帝国主义,不是亡中国之心不死,就是天天饿死美国人,少数族裔一天到晚自已感到被歧视,所以美国verybad。此类典型如朗咸平,司马南,卢麒元等人。另一些人则自居为新一代解放军,在美国左派和基督教正义十字军的无私支援下,必定能把中国建构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叫普世人权的公有制信仰帝国!今天活跃在国际上的"民运,六十四日党",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

当然最聪明的也是最精英的。权衡利弊之下,跑到美国将是少数族裔的坐吃山空,就算呆在美国闹革命,自已的肚皮房租也会天天跟自已闹革命;如果中国真的实行了人权自治的民主改革,屁股猫着美国的精英,也实在难与大陆原来的贱民同胞竞争。两相比较,精英倒不如当买办,让中国作为国内保持灿烂的公有制传统,低估人民币低价地,经买办们向美国输出国民利益,苦的只是大陆的贱民,赚到钱可以跑到美国养老的是当上买办的精英。如此这般,既可以说成是改革开放,又可以说成是对贱民的启蒙教育!此中代表是林毅夫

人类"自治,保守,逃离"促使有能力的同胞,乐于奔往目前最自由的美国;但是到达美国的这些同胞,又几乎不再成为国内民主进步的同盟军,反映的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具扩张欲望的特点。这些在脱离时很可能是"自由的,开明的"人士,反过来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恰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禁止个体和群体的自主扩张,以及带着美国人身份的再次"逃离资本主义",从落后祖国中当买办,赚足回美国养老的钱!假如不是明白,"自助者天助,求人不如求自已","民主外援"靠不住,说不定让国内一些人绝望!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统一思想的宣传

个体社会中"赌博,吸毒,卖淫"仅仅是自体实验;
资本主义信息透明,充分披露了自体实验的成败;
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降低了"赌搏,吸毒,卖淫";
"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整个社会在"自治,保守"原则下按本地多数人意愿,用他们自已的成本代价,实行他们的复古的,或者是科幻的人类实验,其中的不愿跟着实验的还可以"逃离",真的没什么好争的!一方面自体实验本身是人家成本权力范围内的爱好,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人家自治内的私事。至于结果也没有什么可争的,经济学不是哲学,辩证法不能颠倒成本效益的运作结果。只要成本没有被人为转移,人类实验最终会给出胜败利钝的结果。好的经验大家跟着学,坏的结果耸耸肩"活该"即可,根本不用向立志当傻逼的弱者们"倾斜"。

在此前提下再讨论"赌博,吸毒,卖淫"等在公有制文化传统中是"极端的,传染性的"恶习,首先就排除了"藏污纳垢之地危害全人类"的担心,而变成了"自已是不是赌搏,自已是不是吸毒,自已是不是卖淫/嫖妓"(个体上)和自已的地方是否允许"赌搏,吸毒,卖淫"而仍然能控制得住!——>法学永远排除道德化,就在于要严格定义每一个语句含义——>"允许=不取缔"但不等于"鼓励";"能够控制住(恶劣)影响"更不等于"上山入伙"。但如果在公有制帝国地方官如此作为,多半卫道会说黑社会保护伞之类

因此尽管"赌博,吸毒,卖淫"在传统文化中是"极端的,不容讨论的",如果不是接受中央集权的监管,就是"赌博,吸毒,卖淫"的坏分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社会中,对"赌博,吸毒,卖淫"归根到底只是个体和自治社区(合作中的社会性"个体")自已判断,自已选择,自已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后果也不是哲学谴责的道德,赌搏者早晚会倾家荡产,吸毒者早晚废物一个,卖淫者再无可能有家庭生活可言,嫖妓者性病高危……,辩证法虽然万能,但要把这些自找的失败者,辩证为成功的幸福人士,还是挺高难度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没有统一思想的宣传,信息是透明的,知识传播阻力是低的,交易成本是低的,因此"赌博,吸毒,卖淫"科学实验的失败信息,也更广为人知。固然还会有一些坚定献身人类实验的勇敢先驱,继续"赌博,吸毒,卖淫",但是只要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情况,美国对于"赌博,吸毒,卖淫"的惩罚远较中国轻微,还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和世界上最多的印第安人赌场。相反中国一直严打"赌博,吸毒,卖淫",但是中国人赌搏世界第一,吸毒世界第一,卖淫恐怕也是世界第一!那怕是比例上而言。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s'nt it?

对比中美两国(公有制 vs 私有制)的"赌博,吸毒,卖淫"泛滥效果,是站在对"社区效益评估"的角度而言。就个人选择拒绝"赌博,吸毒,卖淫"而言,与社区是否允许无关,只需要个人拿主意就行了。公共约束就算选择严打,无非是增加了"赌博,吸毒,卖淫"的成本,对于立志献身者,仍然是隔靴搔痒,反而因为信息传播成本高(包括公共宣传显得虚假),让更多的青少年乐于投身"科学实验"。严打"赌博,吸毒,卖淫"是需要公共税收消费的,效果是不明显的,但还可以考察"赌博,吸毒,卖淫"的衍生成本。

所谓衍生成本,就是由于"赌博,吸毒,卖淫"这些行为的允许,而在逻辑上极可能发生的(在没有实践证明以前,只是可能性)后果,直到被可信的事实(比方说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有志之士的身体实验)所否定;这些逻辑性后果将导致社会的严重伤害。举例说,赌搏可能会因为举债而导致债务奴隶的出现,此举自古希腊时期开始,通过废绝公民间的债务奴隶法,最终发现为今天的破产法而基本解决。又如卖淫会导致性病泛滥,吸毒则会导致毒瘾实验家,最后阶段铤而走险,吸烟有二次污染,而且抬高了全民医保的成本,等。

国企成了中国社会的寄生虫和毒瘤

为什么公有制帝国耽于忧患,热衷镇压?
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咧咧,有着损管水密舱功能

如果对比个体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约束和"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与公有制社会的"统一思想,中央集权",就会发现前者对于"部分人眼中的邪恶",简直就是麻木甚至是包庇。而公有制道德传统就具有"疾恶如仇"的特点,只要权力还能滥用,就会不惜小民任何代价,也要满足高尚者的道德洁癖。原因就在于,个体社会本身具有限制任何非传统现象,在其得到广泛接受以前的扩散能力,或言有"抗感染"的隔离能力,自然不必莫名惊诧;而公有制文化就担心"坏思想教坏好人",因此急于防微杜渐,不惜侵犯人权。

公有制帝国之防微杜渐,大体上是过分自信,以为自已的宣传很有效(却又担忧公信力丧失,担忧缺乏信仰),同时又对自已很不自信,以为少数"思想煽动分子"可以无中生有,煽动起滔天的革命。公有制帝国及信仰革命的新一代,完全不去反思一下,连公有制帝国之权威策动全方位洗脑,如果都没有效果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公有制帝国劣政的土壤,几个思想煽动分子的所谓宣传,连火花都煽不起来,何况革命?对于民众来说,革命只能是客观上可能发生的随机事件;但对于公有制帝国统治者来说,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是自找的

公共约束在"自治,保守"下执行,自治把整个社会隔成了一个个居民自负盈亏的水密舱。既可以让忠诚于传统方式的社群,让他们自以为天堂的公有制方式生活,如以色列的基布兹人民公社,又可以让怪异的社群找到自已"末日堡垒",如摩门教在盐湖城的苦滩头建起了他们的"锡安",后者在黑客帝国中被引作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当然也可以象深圳之于中国,或者北美殖民地之于英国一样,让当时也是公有制中的少数者(五月花号只有两百名乘客)找到自已社会实验的田地。

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天然地防感染的隔离功能。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因此成为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因为成为多元化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同样地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社会不必害怕少数思想犯罪分子的谣言惑众,当然也不需要搞什么国安维稳之类的管制。只要是用自已的成本代价实验,就不可能伤害别人。能够伤害别人的,那是因为让别人付出自已实验的代价,或者是把自已"自治单位"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如国企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此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美国的寄生虫;中国大几千倍的国资委集团,更是寄生虫

但是对于公有制传统来说,统一思想"不能缺乏信仰",让贱民自愿奉献成为公有制成本的炮灰,是公有制生死存亡的命门,绝不能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改革目标"的成败关键。因此对于可能伤害"统一思想的信仰"的异端邪说,持高度敏感。其中的根源同样是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社会的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前者持个人主义,当然不相信洗脑、忽悠犯罪这类神话的现实可行性(至少笔者这么久了,也没有能够把毛左忽悠成人类);但公有制文化都是持理性主义,不但坚信自已能够忽悠愚民,也害怕愚民会被别的大师忽悠

因此公有制文化传统不能允许任何藏污纳垢之所最终危害全世界。这就是公有制帝国所谓天下主义的普世帝国观念,与公有制帝国转移内部低效成本的侵略扩张恰成天仙配!正是这样一种对全人类未来负责的救世主姿态,导致了基督教千年以来的教派冲突和民族仇杀,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再到斯大林的肃反大清选,延伸到东方毛帝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屠杀!甚至包括美国极端清教徒,担心"南方奴隶制的邪恶毁了新世界"而发动了南北战争,无一不是"担心传染"的竭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