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有制帝国耽于忧患，热衷镇压？
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咧咧，有着损管水密舱功能；
如果对比个体社会（资本主义）的公共约束和"自治，保守，逃离"的执行，与公有制社会的"统一思想，中央集权"，就会发现前者对于"部分人眼中的邪恶"，简直就是麻木甚至是包庇。而公有制道德传统就具有"疾恶如仇"的特点，只要权力还能滥用，就会不惜小民任何代价，也要满足高尚者的道德洁癖。原因就在于，个体社会本身具有限制任何非传统现象，在其得到广泛接受以前的扩散能力，或言有"抗感染"的隔离能力，自然不必莫名惊诧；而公有制文化就担心"坏思想教坏好人"，因此急于防微杜渐，不惜侵犯人权。
公有制帝国之防微杜渐，大体上是过分自信，以为自已的宣传很有效（却又担忧公信力丧失，担忧缺乏信仰），同时又对自已很不自信，以为少数"思想煽动分子"可以无中生有，煽动起滔天的革命。公有制帝国及信仰革命的新一代，完全不去反思一下，连公有制帝国之权威策动全方位洗脑，如果都没有效果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公有制帝国劣政的土壤，几个思想煽动分子的所谓宣传，连火花都煽不起来，何况革命？对于民众来说，革命只能是客观上可能发生的随机事件；但对于公有制帝国统治者来说，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是自找的。
公共约束在"自治，保守"下执行，自治把整个社会隔成了一个个居民自负盈亏的水密舱。既可以让忠诚于传统方式的社群，让他们自以为天堂的公有制方式生活，如以色列的基布兹人民公社，又可以让怪异的社群找到自已"末日堡垒"，如摩门教在盐湖城的苦滩头建起了他们的"锡安"，后者在黑客帝国中被引作人类最后的庇护所；当然也可以象深圳之于中国，或者北美殖民地之于英国一样，让当时也是公有制中的少数者（五月花号只有两百名乘客）找到自已社会实验的田地。
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天然地防感染的隔离功能。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因此成为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因为成为多元化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同样地因为有此功能，资本主义社会不必害怕少数思想犯罪分子的谣言惑众，当然也不需要搞什么国安维稳之类的管制。只要是用自已的成本代价实验，就不可能伤害别人。能够伤害别人的，那是因为让别人付出自已实验的代价，或者是把自已"自治单位"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如国企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此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美国的寄生虫；中国大几千倍的国资委集团，更是寄生虫。
但是对于公有制传统来说，统一思想"不能缺乏信仰"，让贱民自愿奉献成为公有制成本的炮灰，是公有制生死存亡的命门，绝不能走上改旗易帜邪路的"改革目标"的成败关键。因此对于可能伤害"统一思想的信仰"的异端邪说，持高度敏感。其中的根源同样是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社会的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前者持个人主义，当然不相信洗脑、忽悠犯罪这类神话的现实可行性（至少笔者这么久了，也没有能够把毛左忽悠成人类）；但公有制文化都是持理性主义，不但坚信自已能够忽悠愚民，也害怕愚民会被别的大师忽悠。
因此公有制文化传统不能允许任何藏污纳垢之所最终危害全世界。这就是公有制帝国所谓天下主义的普世帝国观念，与公有制帝国转移内部低效成本的侵略扩张恰成天仙配！正是这样一种对全人类未来负责的救世主姿态，导致了基督教千年以来的教派冲突和民族仇杀，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再到斯大林的肃反大清选，延伸到东方毛帝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屠杀！甚至包括美国极端清教徒，担心"南方奴隶制的邪恶毁了新世界"而发动了南北战争，无一不是"担心传染"的竭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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