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多数人暴政和一人一枪的自治

"一人一票"和"一人一枪"的区别；
奴隶社会的政治模型＝"多数人暴政"的适用性；
多数人暴政即"一小撮暴徒代表大多数，不停剥夺少数平民权益"；

奴隶制的核心就是一群奴隶，忠心地拥护着一个奴隶主，组成一个军事掠夺性质的黑社会团伙。奴隶制的所谓革命，一是随时更换太好心的奴隶主（学名叫"统治者"）；二是找一些可对其施暴的坏分子。过去说"消灭邪恶""杀死异端""圣战"，马克思主义称"阶级斗争"，毛主席再加一句信仰"千万不要忘记"。如果有奴隶们良心未眠，就杀鸡给这些猴子看，让猴子学会封闭大脑，这叫"信仰"。

这种奴隶制的抽象模型，并不仅仅适用于奴隶社会，也适用于原始社会，适用于猴群狼群蚂蚁群这些群居生物，也适用于封建社会的贵族治领，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宗教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也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奴隶大革命，同样适用于今天边缘群体的黑社会现象。实际上也适用于左派基督教所一力宣扬的所谓"一人一票"。对西方民主的这种曲解，潜台词实际上是剥夺社群，自治结社会的组织自由。

在私有制原则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贯彻以前，"一人一票"对民主的危害，比"一人一枪"还要严重得多。一人一枪是自治的保证，而一人一票则是专制的工具。一人一枪伤害的是专制的能力，提高了对地方群T事件的镇压成本，——>任何群T事件，都可以用自治权的授予而轻易化解。但是当一人一枪不能保证或者枪性能不太平均时，就会导致地方黑社会化的"风险成本"降低。这就是所谓"割据"。

除非是自愿结合的社团（即私有制原则），否则一人一票是专制的工具；是奴隶制集团剥夺任何私有和自治群体的"闭环利益"的，为暴力手段提供合法名义，即"堂皇杀掠的理由"的手段。通过一人一票，以一小撮领导多数人的暴政方式，剥夺少数人的私有利益的手段，与统治者领导着奴隶，每次只是杀掠一部分民众，完全没有区别！即使是凶残如日本鬼子杀掠中国人，每次也只是一小批！一小批～！

当"民主"作为一个可以侵犯私有财产的怪胎诞生时，即所谓公有制民主；这种所谓民主的规模有多大，最终的专制也就有多残酷。无论开始时的一人一票是真是假，客观事实就是每个人对"共同利益的理智方案"的理解，都是有限度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原理"。不妨看看，即使是笔者这样尽可能简单的客观陈述，您看懂了多少？您有耐心看懂多少？茅于轼的更简单，您又看明白多少？

民主不是为了选一个"统筹所有利益的主子"，而是为了彼此利益的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民主不是为了分蛋糕，民主是为了创造新的蛋糕，而且保证新的蛋糕里，参与合作者，个个都有自已利益可能达到最大化的那份（自我选择的自由交换）。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把民主的目标偷换了，变成了"分蛋糕，再分配"，实际上就是奴隶制的根本信仰：蛋糕是有限的，不可再创造的，必须侵掠别人那份。

无论是因为个人无法理解"巨大蛋糕内容"（意味着需要中介代理，奴隶制中意味着需要奴隶主），还是因为信仰中认定如果不侵掠他人的私有蛋糕，自已和子女就早晚会饿死，因为"蛋糕（私有财产）是私有世袭的"；两者都将导致同样的行为逻辑，那就是总有一些奴隶，忠心地团结在他们认为最能打黑的某个领袖旗下！用任何手段！无论是合法的一人一票，还是非法的打土豪分财产！试问有区别吗？

一人一票导向专制的路径是单一的，与实际规模没有逻辑的关联，与其周边的强大邻居和干预力量的相对力量有关。当这种一人一票的暴政作用在小型国家时，还会受到国际关系（可视为习惯法），如果发生在大如德国或者中华帝国这样的巨型社会里。那么当希特勒用一人一票上台时，早期谁能下决心阻止？世界上有几个人没有被迷惑？中国走入其误区时，又有什么希望避免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内战？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
奴隶社会组织的特点是人身依附；
奴隶制国家税收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奴隶/臣下的忠诚；
封建制国家组织的特点是税收稳定；
封建社会贵族领主治下仍然是奴隶制；

奴隶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政治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上。其中既有奴隶脱离了主人的庇护，就将完全成为无主之物；除非逃往异乡，通常也将意味着更贫困而没有生路。当今天妖魔化奴隶社会的文学作品，渲染着奴隶主的所谓残暴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的奴隶制社会的周边是开放的，逃跑是容易的。即使是罗马时期，逃往海盗地区也是不难的。但是逃跑的奴隶是极少数的。

对奴隶主作道德上的妖魔化时，渲染着当奴隶的本身仅仅是奴隶主的财产，是"会说话的畜牲"时；既会忽视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奴隶实际上相当于"买回来的家庭成员"，也忽视了当时的子女身份也是父母的奴隶；最后更忽视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关键并不是人身作为财产权归属，而是主人作为当时政权承认的个人主权，拥有对奴隶的庇护权。从而构成奴隶制真正的，奴隶对奴隶主人身依附上的关系。

所谓释放奴隶liberty，不是文学作品中所想象，奴隶取得了完全freedom。无论是释放还是不释放，奴隶主仍然是奴隶的庇护者，奴隶仍然是奴隶主的依附者。关系类似于"子女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在罗马社会的区别几乎是象征性的，仅仅是承认"奴隶（长大）成人"了。奴隶主仍然可以向奴隶无限透支，奴隶及其子女的婚嫁仍然要征求奴隶主的意见。可以看到这就是中世纪农奴的待遇。

所以奴隶社会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政治组织形式，是围绕着"人身依附"而建制的。用文革的宣传来说，就是要记住毛主席对毛奴的再生之德，每个中国人活着，要感谢毛主席给了你一切！每个人都对国父党妈，有着生命欠帐的原罪！这就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的人身依附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明确人身依附关系后，奴隶制的道德哲学一般会要求奴隶主对奴隶们一视同仁。除非是奴隶主认为有革命的需要。

奴隶社会的国家组织是围绕着忠诚的，也仅仅是围绕着奴隶的忠诚。统治者的任何收入所得；除了满足自已肠胃肉欲的革命需要，就是用来购买奴隶对自已的忠诚，这就是所谓的"慷慨,Gernerosity"；如果屯积起来（今天叫理财），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指责的所谓"资本积累"，就是"贪婪，逐利，Greedy"，被视为缺德的，因为将失去奴隶的忠诚。而当奴隶"贪婪"，不够雷锋时，就是不忠和僭越。

当土地作为农业时代，可以持续获得收入的财富，而封赏于奴隶时，就出现了常被误作为"封建"的奴隶制。这就是春秋时期周朝贵族和诸侯王的封建，以及莫卧儿帝国对柴明达尔的封建，或者成吉思汗对诸户长的封建，也是东方帝国皇帝对臣下封赏地财的封建，与封建社会的根本不同。因为这种封建的目的不是为了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是把土地作为财富而支出，而换取臣下和奴隶对皇室的忠诚。

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皇室财政稳定收入的目的上的。尽管封建贵族在包税之余，需要对家臣支付购买忠诚的家禄。后者显然就是从奴隶社会继承而来的残余，而令贵族家庭内部的组织（包括家属，家臣，奴隶）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闭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皇室在税收和服役义务上负责。而换取国家对自已承包的"垄断特权Charter"的授予和维护。

中世纪封建社会在基层贵族家庭内保持着奴隶制的组织形式。在国家对贵族的建制上，是针对税收的稳定化，把如何向国家缴纳Charter约定的税收，让贵族自已伤脑筋去。经过这样的分包以后，中世纪的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比较稳定，国王属下的政府规模也比较小。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政治也比较稳定，王权寿命比较长。相比之下，缺乏针对税收稳定建制的东方帝国，就几百年一循环地大灭绝"进化"。

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广泛的财政危机

辛亥革命燎原的原因是清朝重新集权的失败；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改革家之一
保路运动内因复杂，仅仅是燎原的导火索；
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广泛的财政危机；

将清朝称之为拒绝改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慈禧在中国整个历史上，都算得上是非常激进的改革家。无论是放权，开放新闻舆论的管制，司法独立系统及轻刑减杀，建立近似国会的咨政院等等近代化的改革措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另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家，能够达到慈禧当年的水平。慈禧治下固然让俄国夺走了150万土地，但内蒙不是慈禧丢的。今天能够留下960万，慈禧的功劳是最大的。

慈禧改革失败最大的错误，与1990s天朝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立足于向地方放权的改良，而不是地方私有制自治体的培养。接近于私有制自治体的上海等地，不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就是直接效忠于首相李鸿章等人。慈禧在重用李的同时，培养汉族地方省级官僚与之平衡，大约也就是今天一些猪头分子指望的，"培养重庆文革派，平衡胡温改革派"的N权分立，挑动朋党内斗的思路。

慈禧在晚清不得不采取放权，没有实行地方自治体的私有制改革，（估计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慈禧自已造成的，尽管更深入的肇事者，是光绪东施效颦明治维新的百日政变。她在庚子事变中向各国宣战，掏空了清中央的底子，东南各省"独立联保"才得以幸免战祸。因此庚子事变后慈禧中央已经没有控制东南各省的本钱，中国其时的政治态势已经晚唐化了。

保路运动的起因，表面上看是盛宣怀强行收购成汉铁路，但实际上当时成汉铁路是负债累累，根本上就已经资不抵债。问题是该铁路是全四川很多人共同通过股市投资的，就象今天很多人迷信国企股还能赚钱一样，他们相信成汉铁路是蓝筹股，不可能是亏损的。而成汉铁路的经营者四川省政就比谁都清楚内幕，但却希望清庭能够收购铁路时兑现股金。尽管圈套是四川设的，盛宣怀中招责任就在盛的身上。

盛宣怀收购该条铁路明知是资不抵债，只不过想几个项目打包转卖给外资，冲抵中央财政的缺口（每年2500万两），那里还有钱支付全额本金？这样一件国有化铁路（债务）的事儿，在清廷，四川政府和民众三方，就是三个故事。民众认为是聚宝盘的蓝筹股，埋怨国有化了还分文不给！四川省既不想亏了本钱，就煽动民众向国家要钱。保路运动反映了清朝的灭亡与中央与省政广泛的财政危机的密切关系。

盛宣怀要向英美资本继续贷款修铁路，但人家贷给几家铁路公司的前项款全泡了汤。中国人就有这种本事，自已做生意时可以赚钱，只要是经过政府做生意，没有不亏得底朝天的。洋鬼子就提出条件，要继续贷款可以，（印度借此类贷款，建成了五万公里铁路），但要把原铁路国有化后，再打包将欠债作为股权，以免再次投资，仍然是肉包子打狗。这就事闹出了辛亥革命，原因显然不是因为保路的问题。

所以慈禧在晚清年间的改革措施，有与东南诸阀争取士民之心的成分之内。但即使是在她自已控制下的北方（东北当时荒凉，并在日俄联合控制下），也没有什么涉及私有制进程的行动。这样就导致慈禧的改革，实际上是空中楼阁，既不能扩充自已中央的税收，又令地方省督的实力坐大。慈禧实际上控制不了省政。但无论是当时的国际屈辱，还是国内的不满，就统统算到了慈禧的头上而呈随时燎原的干柴。

如果慈禧及其继任者，接纳地方省督的代理人进入咨政院，或者还可以变成英国大宪章式的党内民主。偏偏清廷畏惧东方省督的势力入主北京。辛亥前的清朝重新走到了百日维新的尝试重新集权的路线上。这样就令清朝中央失去了地方省政的支持。当盛宣怀企图收购四川铁路时，毫不相干的武昌暴动，然后是毫不相干的诸省跟着独立。继之而来的袁世凯和北洋系，也只不过是"华北政府"罢了。

野心家利用文革捞取政治利益

这两天的市场起伏，很可能与北京局势的传闻有关。民主进程的前程无疑是光明的，道路却可能是曲折的。胡温与习李看来都是现实问题的面对者，因此立场都不可避免地"偏右"。该政治规律不见于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训示，一直不为中国传统革命分子了解，但在世界史中也一直没有例外。相对而言，不但是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就连绝大部分所谓的"右派"，实际上都可以归于更偏左的类型。

这样就导致在政治上以民粹为纲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舆论压力。客观导致野心家，利用文革捞取现实政治利益的成为可能的选择。在重庆事件上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即使是在自称右派之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坚持以胡温为敌，无疑未来也将以习李为敌。原因不是这些领导人不想民主化（至于什么是民主化，不能指望领导人个个是天才），而是这些人被认为是"统治者"而已。

观察东方权力配置，90s朝代政治力量一直控制着局面，胡仅仅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跳小步舞。温又在更小的范围内，简直是走私的程度，偶而冒两句好听的说话。不要说中央政策几乎不下于基层省市，（否则就不会有薄空降重庆了），就在中央系统内温的权限也是很小的，接近于象征性的。如此明显的权力格局，脑残革命家们硬是把温视为"统治者"！硬要认定统治者是要被革命的，这是马恩毛教他们的。

笔者倒觉得，对这些脑残革命家们是应该准备镇压预案的。不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是要防备这些人精神病发作。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脑残的恶劣影响，甚至比乌有毛左对民主进程的负面作用更大。原因之一在于欧美方面本身有左翼，其对外政策一般也是偏左的，而且欧美明显比中国更强大。既要有效镇压这些脑残革命家，又要避免欧美被其左翼借机绑架，对于后进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说重庆有关事件是"决战"是言过其实。不过如果胡温习李真的成了赫鲁晓夫或纳吉（可能性大约是三分之一），就算不重回文革，也会进入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然后在十后更穷地进入下一次更剧烈的动乱周期。前者是毛左的期望，后者是脑残革命家的期望。由于这些唯下天下不乱的革命分子，民主进程不准备维稳的镇压预案是极不明智的，而且很可能用得上。这里用"镇压"因不应拐弯抹角。

文强只是一个普遍的“贪心的官”

为什么香港的媒体比大陆的更左倾？
海外的传闻不一定是"真相"；
文强只是一个普遍的"贪心的官"；

由于香港的媒体是逐利的，在国内愚民的眼中又似乎是"民主社会的"，这样就导致香港甚至台湾的媒体，有一种对内愚民目的政治宣传上的溢价。对于一些如重庆一类财务上有一定自主权的集体，可以广告投放，参股，甚至收购这些媒体。同样方式要只要有必要，也同样可以用于欧美等国的各类媒体。只要肯出钱不必担心资本主义的媒体老板信仰不够。何况大陆政治威力，同样足以震慑香港媒记。

香港的媒体也相对便宜，看来是比较抢手的。对比一下大陆和台港三地的媒体，可以发现最左的当然是乌有之乡这样的文革先锋；其次是明显与乌有之乡的后台有染的，如香港的"凤凰系"媒体和《联合早报》等。恐怕这就是当初为明朝翻案的舆论准备，所谓的"袁黑明粉论"中凤凰网一边倒的原因。凤凰网从来不是栏目编辑高度自由的媒体，为此鸡毛蒜皮买动凤凰网一边倒，有些政治家是下了大本钱的。

反而是大陆东南地区的媒体如南方系等，相对来说是比较"右"的，在乌有之乡等的眼中，自然就是卖国反革命的大本营了。尽管从私有制原则出发，南方系充其量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相当于西方的左派。因此乌有之乡只是极左中的代表，并不是极左的全部。打黑砍掉乌有之乡，反而让这些信仰分子有一副殉难的形象。而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禁止到香港，更不可能禁止到西方开放的媒体环境。

因此除非是禁止互联网，否则无论是否禁闭乌有之乡，不可能让毛左从互联网消失。如果真的做到这一步，恐怕本身就绝不是什么民主进程的福音。乌有之乡这些小毛贼永远是狐假虎威，只要政府方面不要以为这些毛贼是"自已人"，毛贼真的只是乌有的根本没有能量。因此笔者欣闻政策层没有针对乌有之乡作非法的打压，可喜可贺。乌有之乡是自已吓得尿裤子，这是文革造反派政治投机者的行为特征。

了解香港的媒体尽管不乏一些更自由的言论，但由于可以"买下来"，本身又是受中央影响的豪门政治环境，因此很多所谓的香港媒体的观点，实际上是由大陆各类宣传部门定制的。比如说重庆的宣传部门，就明显定制了部分的香港舆论导向。逻辑上说明香港和大陆的很多信息，实际上是关联耦合的，并不构成彼此独立的印证。这也是很多大陆人士的误区，以为偷偷扒来香港来源的信息就是是真相了。

观察这些台港之间流传的关于大陆派别阴谋斗争的故事，所谓此派彼派之类的秘闻，不能说完全是无风起浪，基本上是捕风捉影之辈。这并非说笔者提供别的什么秘闻，而是说没有证据的传闻，一类疑证从无的原则，而不管它来自海外，还是定制于国内。所以海外媒体讹传大主教斩文强，是因为党内派别斗争之故，多是牵强的文学。实际情况可能简单，当地能够拿来祭旗的官，文强这只白斩鸡，价廉物美。

但是文强毕竟只是贪心的官中普通一员，学雷锋运动是要评他低分的，把文强作为"黑老大罪"显见是莫须有的。办文强是先人为主，先定了必斩之罪再找文强"肯定存在的污点"；再从谁是"文强的幕后黑手"，如此攀咬开来，只要权够大，肯定能象斯大林一样大清洗，理论上可以打黑任何一个人！朱元璋也能够用这一套制造几大案，当然也难不倒大主教。尽管薄委员彼时彼地未必真有如此远大的理想。

薄委员能够明确说"到文强为止"，可能是为了安定人心；薄委员底下的话，也不能明白说出来"俺办文强，只是借他的人头祭旗"。人人自危之际，大主教就算真有其事，谁信呢？日后大主教向民营企业下毒手，多少证实这种疑虑。疑是后台的人士就算是为了撇清嫌疑，也不会挽救文强的性命。何况文强此人名声一臭也就不值得可怜了。尽管谁都知道，文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贪心的官"而已！

真正的官场灰色收入不是以权谋私

文强先生无可置疑犯了那条罪？"贪心的官"不是"贪污的官"；
为什么反贪污抓着的都是小虾毛？为什么官员主流确实是好人？
真正的官场灰色收入是"特权交换"不是"以权谋私"；
每一个贪官的心声都是"冤枉啊！俺对政治忠诚着呐"；

重庆白斩鸡文强先生的四大控罪，最后成立有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强奸罪深挖潜挖出来的旧案。在一个娱乐圈里也要给官权卖面子，一个李庄身上也能挖出"伪证罪"的强大运动，只有一个"被迫"献身的明日之星似乎少了点。此类性案证据就让人真假难辩。但文强案的突破口，恰在文太太吃了女人醋，把文强不明来源的财产兜了出来。

文强巨额财产不明罪是坐实的。其中之妙就在于，文太太也自认这是犯罪，因为当官是不应该有这么多钱的；但文强自已不认为是犯罪，更不认为犯了其他罪。象黑社会本身就是含糊其词，那么黑社会包庇罪就是莫须有的。受贿罪与包庇罪却又是分开的，并非"因为受贿于某人，所以包庇某人"，而是行贿与被包庇的不是同一批人。文强真正坐实的实际上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但文强却不是管经济的。

所以就有了文强语带双关的自污，"我是贪"（不是管经济的，不是管财务的，贪啥贪？）但不是贪污，好财好色当然也不会卷入党派政治，对重庆乡镇贵族的黑社会斗殴，但那不是他文强自已制造的，文强更没有必要包庇，也无权对基层镇压。文强真实的话就成了中国传统官场文化中的告饶："饶了俺文强吧，俺只是贪心，不是一个贪官，也不是谁的打手，我只想过小日子，官宁愿不做了，饶了俺吧"。

文强先生过往官场行为，可能没有后成为阶下囚时那样谦虚。但其案情却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民间舆论对贪官恨之入骨，但实际上贪官是怎么贪的，对民间来说只不过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社会"；而实际上如果分析他们的能贪的途径，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情况下，除非极少数晕了头的低级办事员（他们没有多少特权可以交换），真正的官场灰色都不是"以权谋私"，而是"特权交换"。

所以象纪委或者匿名信之类的，监管在职官员的所谓"以权谋私"，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就在于以手中之权谋私，风险既大收益又少。但是既然中国社会是公有制，就有大量的彼此垄断的特权，给人方便自已方便。自已的权铁面无私是做得到的。但是在两可之间关照老上级老同事老朋友介绍的老好人，就谁也不觉得有欠良心。尽管特权交换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但老百姓自已要公有制，还怨谁呢？

同样如果是自已手中的权，给人方便后收取任何意义的报酬，都的确算是贪污。但实际上就算是给每个官身上装上窃听器，相信结果也是发现"咱们的官的主流是好的"。因为几乎没能人会蠢到这个地步，自已引火烧身的。结果就是巨大的行政代价，抓出来的所谓贪污，都是些没有权的小毛虾办事员。传统卫道士道德高尚得象傻逼，其实并不了解贪污现象的来龙去脉，只能嚷嚷道德滑坡缺乏信仰之类！

真正的官场灰色收入，都是与人方便后，在与自已职权无关的场合得到的；大部分甚至还经过诸如艺术品收藏，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等充满内幕方便和托价接盘的收入。这也是所谓收藏品涨价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理财收入，另一方面就是官越大，越是投资理财的天才神童。如果再经过老婆丈人之类的两三圈亲戚以外，灰色收入洗白，完全不成问题。这就是公有制国进民退的背后利益。

文强先生大概喊出了每一个临刑的"贪"官的心声，"有点冤枉啊，俺对党国忠心着呐"！他们一直到受刑前，估计都以为自已是清白的，与别人相比是廉洁的，只是"贪心"不是"贪污"，只是运气差而已。但是大主教却是主动请旨，扛着尚方宝剑下凡到重庆的；红心勃勃之际，就是要找一个有份量的白斩鸡祭旗广告！所以文强费尽心思的，先是抗辩后是自污，到头来也象年羹尧一样白费心机。

中国该如何解决黑社会？

东方黑社会现象是群Ti事件和基层贵族化的复合；
"黑社会化"是公有制崩溃过程中的自然社会现象；
公有制信仰令愚民求助于法西斯主义"打黑"；
西方民主如何解决基层恶霸的黑社会现象？

不考虑西方和香港台湾等意义上的（合法的）黑社会，东方近年来的所谓黑社会，实际上是官方眼中的群Ti事件，和民众眼中的基层霸道，两种同源于公有制，却是社群角色完全对立的现象，在同一汉语名词"黑社会"中的重叠。从实体社会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是公有制体制修修补补，接近穷途末路时的社会反应。而在包括基层世袭贵族在内的公有制特权者看来，就是阶级敌人对公有制搞破坏。

按实体社会学的规律，所谓黑社会现象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是再正常不过了。解决方案之一的确也是重回文革搞法西斯专政。这正是私有化进程完全失败后，不得不重回明朝和文革式的集权，或者"党内极大民主"的奴隶社会的社会规律表现。第二个办法就是推进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推进地方国民自治，剥夺地方世袭贵族，也就是黑社会中坚假公济私的特权。越是拖延，则情况就会越严重。

但是在公有制的信仰下，公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核心，就给忽略了，而被先决性地神圣化了。社会效益过低，上惠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中间的官僚体系如果不是中庸混日子，就是做得越多错得越多死得越块，在忽略了公有制是不可救药的事实后，就真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拥有极大优越性，领导层确实是诚心诚意惠民，还真心实意推进基层民主时，基层竟然有这么多黑社会事件！

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一定是人民群众没有信仰，一定是基层干部没有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定是民营企业没有道德血液！文革开始时毛主席是这样想的，今天的改革者中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无论是怪胎民主派还是毛左派，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甚至于口口声声要"全面西化"的基督教分子，骨子里也是这样想的。只不过阶级敌人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当权派而已。

没几个人留心眼注意到，问题出在公有制的体制和传统和文化的身上。尽管地方基层总是把群Ti事件的责任推给看不到查不明，"狡猾狡猾"的黑社会身上；但是黑社会与基层政府组织千丝万楼，基层民众不是看不出的，中央领导也不是不知道的，（不然就没有周口昭雪案），但却没有意识到黑社会就是基层部门的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是公有制效益边际的社会现象；而误以为是保护伞下的无法无天。

中央决策层是否真的关心基层部门黑社会化，对基层民众的侵害，暂时不得而知，（如果真有这种诚意，应该坚决推进地方居民自治）；但相当于古代权阀割据的地方黑社会化，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制度，还是在东方专制文化中，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可能就是重庆文革打黑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既然中央不打算实行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地方选举，那么就要试探法西斯手段强化政权；即文革试点。

在西方民主环境下，也是有地方基层的黑社会化，导致基层选举完全失去意义，变成了世阀世袭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但是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麦克阿瑟主持的昭和维新以前的日本选举的特点，也是今天俄国地方选举的特点，同样也曾经存在于美国历史中。西部牛仔片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虽不是实证，但可以反映出历史的可能。至于芝加哥因为"宪法禁酒令"而产生的黑社会就不是传说了。

西方社会对这种可能的地方政府操纵的黑社会组织，一般的办法是设立巡回上诉法院。与中国上访信访有明显不同，信仿是行政部门，法院是司法部门。只有当巡回法院的判决不能执行，或者法院本身遭到攻击，否则政府是不可能介入所谓黑社会事件的。而一旦巡回法院遭到攻击，黑社会客观存在并危害社会的证据就拿到了。此时作为协助司法，政府权力的介入打黑就合法了。印度民主就缺少了这个环节。

谁是黑社会？薄熙来说了算！说你黑不黑也黑！

黑社会的传说和现实的打黑来历；
黑社会危害社会，总是因为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
黑社会的成因是公有制的政府，越是基层越是终身化世袭化；
黑社会现象指群Ti事件"幕后主使"和基层部门黑社会化；

薄熙来：谁让我一会儿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

笔者并非认为黑社会是好东西，也不是说黑社会不会杀人放火。只不过是说明，黑社会如果不是政府的化身，那么黑社会无论多凶恶，也必须保证在"不违法"或者"不给逮着证据"的水平上。对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治社会来说，违法不违法，全是领导说了算。山城主教打黑的标准，就是"谁让我一会儿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黎强代表的哥闹罢工后，就是这种待遇）。此标准下不可能存在黑社会。

因此只要政府自已不从事黑社会活动，所谓的黑社会，可能与少数个人有瓜葛，但既不可能威胁到社会，更不可能威胁到政府。不是没有受害者，而是受害者本身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能够阻挡受害者报案，保证销毁证据的，除了政府基层没有其他力量。由于中国的法治水平，无论如何比不上西方，甚至比不上香港；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程度，除非是就是政府成员的本身，否则完全不能与香港相提并论。

但是在前几年，的确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央决策层，所听所闻，似乎都是黑社会沸反连天。一方面是几乎没有具体落实的呈代表性的黑社会案件的依据，另一方面明明是黑社会的事件，如通化钢铁厂的毛左黑社会事件，河南周口的警察黑社会杀人事件，又因为是牵涉到毛左和革命先进性，不是被忽略了黑社会的性质，就是被忽略了是公有体制政治和经济垄断造成的黑社会。

所谓的黑社会依据，却是一些看来是有政治煽动目的的所谓"中国黑社会学者报告"（此处不点名了）。就象毛主席制造毛灾时，连大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当了五毛，当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整个北大没有几个学者不是愤青。如果有心连制造黑社会神话，反正又不用在实际证据上负责，还有政治前途金钱利益可以回报。这等武侠小说的编写任务，不用担心招不来专业人才。

但是该报告中所谓的黑社会证据，却是指各地出现的"群众体育运动事件"的"幕后黑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各地方政府推托政治责任，以便说明形势一片大好下，居然会出现"群众体育运动事件"，不是各地小官员的责任，乃是有幕后黑社会之故。那么近些年来形形式式的"群众体育运动事件"是否都是黑社会组织的，对黑社会有什么好处？还是黑社会是学雷锋，为人民争取利益？就没有下文了。

在民间层次所感受的所谓黑社会，除了汉语笔划类似以外，实际含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央所以为的黑社会，是地方政府不能控制的民间隐形组织。而民间所感受的黑社会，却是以中央的名义统治地方的地方官员恶霸的横行霸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是基层政府组织，越是接近终生制，到了村镇一级，已经是世袭的职位了。这些地方基层官位得失利益之间，尽以为恶霸提供一切动力和能力。

这种地方事实上世袭的，既是黑社会也是土地贵族，同时也是基层政府部门现象，从邓玉娇涉九品大人性趣案，还是从合肥首席师爷公子烧人案，或者是类似的河南周口十九品书记招引六个警察杀人案，都可见端倪。当然还有大量类似的基层事件被及时阻拦上访而没有曝光的。这些借了公有制的特权福荫先富起来的地方贵族，拿着公有制政权赋予的权柄，骑到民众头上拉屎拉尿，就被地方民众当成黑社会。

在中央不合时宜地，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就搞什么"村镇民主选举"。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土地价格的飚升，为基层土霸天们的世袭权益提供了上天入地的差异，更足以为这些代表了政府的地方黑社会帮派，有为之搏杀的动力。重庆设市以后一直是土地财政比较强烈的地方，城乡接合部的政府黑社会帮派的斗杀，可能也是比较精彩的。但这些实际存在的黑社会，其背后的政府背景，就完全给忽略了。

文革的本意是好的，才是最可怕的

文革的本意是好的，才是最可怕的；
腐败和黑社会都不是好的，毛灾文革却是最坏的；
千万别再用"反腐败""打黑"的名义搞文革；

不必替明粉袁黑和乌有毛左这些哲学大师们操心会搞不明白文革的真相，这些人为明朝和文革翻案而定制任何真相的特异功能。文革对于其他人，还是一坨不便他人帮你解释清楚的烂浆糊。仅仅指出一些反思反革的常见的不正确。象茅于轼和袁腾飞先生，实际上只是表达了对文革回忆的痛苦和个人的观感，然后是将文革的责任，单纯推到毛主席的身上。实际上并没有对文革作多少真实的反思。

毛作为文革的精神领袖和事实上的领导者，当然可以作为否定文革的一个象征。但如果文革仅仅是因为毛的个人或道德的原因而发起的，那么就等于掩盖了文革真实的成因，也等于说，文革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无论如何，毛已经变成了木乃伊，毛个人或道德的原因，已经不可能再构成另一次文革。而事实上，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毛主席，就个人道德而言，绝大部分人都不见得能与之相比。

正如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洗脑的可怜虫，总是以为民主的障碍，真的是"统治者眷恋权益不肯放权"一样，把文革当成毛或其他人追求政治野心，而刻意制造的人间悲剧，则是明显无视了，毛当时实际上已经是处于天皇地位的绝顶。毛已经没有必要野心了，更不必亲自下场运作政策。就象日本天皇的地位，政治成功则仍然是毛的监督功劳，政治不成功就是没有听毛的指导。毛的万能偶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拜上帝教信徒就是这样一种错误地用"光明 vs 黑暗""正义 vs 邪恶"的宗教观念"反思"文革的群体。在他们向索尔仁尼琴学习的幼稚思维中，似乎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民众缺乏信仰，是因为中国政党没能贩依基督教。似乎只要基督教入主中国，重建中世纪的黑暗地狱，对于连对狗啊对熊啊都不缺乏爱心的人道主义圣斗士，当然就不会有惨绝人寰的文革了——>假如中世纪和宗教战争不算文革的话！

文革和大跃进，是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现实原因的。不是因为某个领袖野心炽烈，也不是因为当时整一帮革命元老们的道德滑坡，更不是当时的中国民众缺乏信仰，成亿的人忠诚地在马列教条下跳忠字舞的年月，指责中国人缺乏信仰闹出了文革，是很可笑的信仰。当然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党员干部即所谓的"老右派""走资派""腐败"，更加谈不上有黑社会。文革是为了反腐更是可笑的借口。

在毛灾以后的恢复岁月，那种穷得丁当响的，当时不能说绝对没有腐败，也不能说绝对没有黑社会；但那种年月如果把社会的问题归咎于或者黑社会，就只能说腐败和黑社会，是让老百姓不挨文革那种痛苦的老东西。腐败伤害了老百姓了吗？没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黑社会真的让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吗？那要看除了毛左和精神病人以外，是否还能称作老百姓。那文革伤害了老百姓了吗？当然！而且是极端！

这里不是说腐败和黑社会就是好东西，而是说毛灾和文革，绝对是最坏最坏的东西。如果能够避免文革的话，那腐败和黑社会，咱如果也算是老百姓，那咱代表自已认了。千万别再用"反腐败""打黑"的名义搞文革。如果说笔者就是腐败的黑社会，那就象犹太人未必全都是好人，但德国人民大概也会说，千万别为了反犹再搞希特勒主义。不知毛左和纳粹，是否要往德国人民的头上，扣一顶犹太人的帽子？

毛灾和文革，绝对是最坏最坏的东西，仅仅在毛灾中，就有事实上6000万人饿死！（这是笔者自已计算的数字，最近间接得到了证实），文革另外死了2000万！还不计50年代形形色色立论新颖的人为革命浩劫中，另外死亡了几百万无辜者！如此巨大的灾难，却不是毛主席的革命元老们存了坏心肠，而偏偏是他们出于好意，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造成的。这些灾难的本来出发点都是好的！这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改革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

舆论管制只适合危机状态，危机状态不适合搞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需要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天下本来太平，不必草木皆兵；
老百姓是不容易忽悠的，通过媒体煽动革命反而便于危机监控；

只要承认"人私本私"就必须承认政府也是自利的。政府具有在授权范围内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正是由于这一实际上是公共管理学中的"公理"，君权神授的公有制才是要不得的；那将意味着君主/政府的利益无限制地最大化，而把民众投入不可避免的现实危机中的死亡陷阱。正因为政府是自利的，就必须承认以合法手段"禁止不利言论"，对于政府责任人来说，的确是有利益上是有吸引力的。

因此仅仅从法理上说"禁止舆论是不合法"是自欺欺人，仅仅对于比较完善也比较安定的，如美国的法治社会才适用。何况无论是如南北战争或者二次大战期间的紧急状态，还是依法取缔维基解密/乌有之乡这些极右媒体，（乌有之乡其实也是极右），都是合法的。笔者并不反对作为紧急状态预案中的"传媒管制"作为选项，但是从和平特别是改革时期的政府利益看，舆论管制是不合政府利益最大化的。

民主改革必须是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这是实体经济学的逻辑结论，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危机状态下就会产生危机管理的集权要求。危机状态下的任何改革，只能是增强集权的本身，因此必然与民主的改革目标是南辕北辙。所以一些脑残革命家，总是跟着传统的洗脑，渲染些"危机深重，居安思危"，却嚷嚷"民主改革"，甚至没有危机就制造危机，是很缺乏社会学常识的文盲言行。

因此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适用的"舆论管制"，就肯定不适合于任何民主进程。不管乌有之乡的言论让人痛恨到什么程度，首先要明确，目前是不是中国真的处于战争危机状态？否则的话，乌有之乡这类愤老不开窍的白痴大字报，又能煽动了什么人？乌有之乡成了极左（右）法西斯的代表媒体，到底是因为很多人还存在文革的暴民情结，是乌有之乡的幕后政治势力，还是乌有之乡真的很有说服力？

如果是不相信老百姓是不容易忽悠的，那么就应该象希特勒那样专制起来，让一个伟大元首代替老百姓去思考。这正是乌有之乡这类法西斯主义的网站所鼓吹的。否则就必须接受一个民主政治的先决立场，只要你追求的还是民主，就要相信人民的判断力，让人民的选择！要承认王八蛋也有言论的自由，当然也有忽悠脑残的权力。被忽悠的脑残犯了法就法办脑残！除非脑残诉讼忽悠卖拐的官司得胜！！

所以如果乌有之乡这类极左－极右的法西斯网站，真的有破坏性，并不是乌有之乡这些革命老混蛋的能量大，而是整个社会有足够多的脑残，可能被乌有之乡忽悠。所以如果在战争（包括内战）的危机威胁状态，作为危机预案中的选项，不要说封闭极端的媒体，就算把张从良这些人抓起来，张罗老婊子们从良，那是合法的。否则就算取缔了乌有之乡这些法西斯媒体，反而替他们做了宣传，就象刘炸药包。

实际情况是无论乌有之乡如何闻名，只不过是老毛左们行为艺术的自我炒作的声浪，革命水分极大，革命泡沫极重。乌有之乡真实的流量有国企特色。他们甚至拉不动上千人的队伍。而一旦他们要搞出些现实革命行动，其动员和组织过程，是不可能象罗斯柴尔德的货币战争那样，只有宋鸿兵朗咸平这类先知才知道的。所以保留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反而可以为预警提供准确的信号。

同样的道理，笔者更反对针对一些误入迷途的革命分子的管制。原因也是因为，煽动革命其实是很艰难的义工生活。如果政府不是替这些人作广告，绝大部分国民自动就会把他们当傻逼。就算他们真的闹出什么气侯，也是可以早早就提供预警，让政府的危机预案组织针对性的措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谓"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假如真的话）。总之天下本来太平，其实不必草木皆兵。

中国资源流失和假货乱窜，公有制是根本原因

稀土资源在（公有制＋WTO）下的两难处境；
中国资源流失和假货乱窜，公有制是根本原因；
（自私＝自助），自助者天助，国必富强；（福泽喻吉）

稀土矿是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源。但是公有体制，对于中国保有稀土资源就毫无好处。表面上是"归属国家所有，公民一点好处捞不到"，实际上由于公地悲剧（公值耗散），如果不是卖不出去的废物一堆，就是廉价大贱卖。

90年代改革初期。不肯把矿产权卖给私人，仅仅把矿承包给国企集体开采（性质仍是国营，集体负责制，集体分红），或租给私人，两者效果其实一样。虽然提高了矿山管理的效益，却令到承包者毫无怜惜采矿的品位，一味贱卖。反正矿留着，也不是私人的。其实卖给私人，国家将得到一笔税收，但仍然可以增定稀土矿战略资源管理方案。私人在价格太低时，会屯积矿位，就会避免资源的流失。

近几年认识到战略资源大放羊造成的损失，开始统制起来了。但又违反了WTO的"非关税壁垒"的约定。因为WTO允许私人老板屯矿不采，象今天美国本土的煤矿和油矿，但不允许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管制，否则就构成非关税壁垒，也就谈不上自由贸易了。

这就反映出中国经济被宪法和体制束缚的困境。公有体制，如果不是回到毛主席和朝鲜，闭关锁国靠人救济还年年饿死人的悲惨处境；就是廉价贱卖自已的一切资源；否则就导致公地悲剧，仍然是贱卖资源，只不过卖出来的钱到了私人的手里。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企。

中国所谓假货多，也是这个道理。不是因为国家没有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国家），而是没有私有制，保留着品牌，就变成等着被文革英雄集团多一个理由打黑的肥猪。中国人也是人，蠢人不会比别国多。当然就宁愿卖假货了。

解决的办法本来很简单的，有偿私有化就行了。国民人权，本身就是国际贸易中最可靠的"自我保护"，被公有制污辱为"自私"，实际上是自助。"自助者，天助也！凡国民多有自助者，国必富强"，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的话。

公有制剥夺了这层保护，用国民"自私"的道德理由，剥夺了国民自助的能力，号称"向弱者倾斜"。结果就陷入了不是饿死大量国民，就是在整体贫困中制造贫富差距的严重后果。在国际竞争面前，徒劳地用行政手段，代替国民自助的天赋，其可得乎？

为什么中国有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中国有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
国民主权政体中如何因对"妖魔化户籍制度"？
中央集权是"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根源；

妖魔化户籍制度，可以从各方各面的信仰和哲学，找到无数的理由，仅仅在"人权私有制"的民主原则的金标准前，无法瞒天过海。对于一个联邦型政体，户籍制度相当于地区自治，妖魔化户籍制度，相当于要求富裕个体（地区）承担高税收，向贫困个体（地区）倾斜的义务，简单说就是（中央集权＋平均主义）诉求；显然和美式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反而与毛主义的均贫富革命运动，异曲同工。

因此妖魔化户籍制度，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公有制福利性的问题，假如撇除公有制特权的话，（在中国，公有制特权是户籍制度问题中的主要矛盾）。这样的诉求如果出现在美式民主的地区，如果不是构成大英帝国式的不列颠作为最富裕地区的同时也是整个日不落帝国的宗主，建立起富裕地区高高在上的殖民帝国，（今天天朝的北京上海，是否相似？）；就是导致最富裕地区的独立，如原法国的摩纳哥。
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本身就是户籍制度的大集体。中国特色的妖魔化户籍制度，在美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美国太贫穷的州，可以作为自治领地，享有美国公民的联邦权益，但没有投票权；象今天的波多黎各，南北战争前的俄克拉荷马（当时是印第安人保留地，穷地方）；仍在开发中的地区，则先编为"准州"，接近平均水平后才允许加入。因此美国的户籍制度是联邦性的，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在南北战争后，南方战败各州的财产Gone With The Wind；美国南北方的经济差距，就象今天中国的东西部。但是南方既然是战败，战战兢兢之际，屈服于第14修正案；邦内开始推行种族隔离，根本没有考虑过要求"向南方倾斜"。在一次大战特别是大萧条后，美国停止输入欧洲农民工；南方北上的黑人渐渐多起来，乃是得罗斯福新政，通过凯恩斯主义（类似）的政策推行联邦福利之利。

原因就在于，当一个相对中产水平的地区（个体）占多数的联邦国家里，少数落后者既不可能主动选择退出，而失去了大而富裕的市场；也不可能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因为自已是少数。因此类似中国的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意识形态，必然只能是有中国文革特色的民粹运动。类似的社会结构，倒是出现在政治体松散得多的欧盟，陷入北欧模式高福利陷阱的笨猪N国，正是如此要求德国的帮助。
希腊这些国家，要求归要求希望归希望，同意不同意却是德国荷兰这些国家说了算；因为是德国荷兰负出支援的代价。按（妖魔化户籍制度＋南北战争）的逻辑，如果德国富而弱小，南欧连法国穷而强大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强奸德国，让德国也象中国私有制市民一样忍气吞声。但偏偏德国不但不弱，还有同伙荷兰等，大西洋彼岸美国铁哥们更令欧洲笨猪们个个害怕！要德国掏钱，笨猪N国就要付出代价。
（想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政策学者们，却要求无代价"援助欧元"——>理由不是经济理据的，而是信仰的，赌搏的，压注的！）

妖魔化户籍制度，（有些博文称为"反户籍制度"），在中国能够成为一种执迷不悟的政治运动，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帝国。这一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公有等级社会，制造了大多数的贫困个体（农民和贫困地区）和政治性特权城市，象北京上海，也许还有天津、重庆、大边，以及湖北的武汉等；以及一些可能是得天独厚的相对富裕地区，如广东浙江苏南等。

在中央集权的公有制土壤里，也就供应了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的持续不断的养分，——>(无穷无尽的牛二＋得天独厚的多数人暴政＋外强中干的中央特权)；而且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伦理一拍即合；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一样，从来不缺西方左派洋五毛同情者。妖魔化户籍制度的政治运动，作为攻击私有制民主的急先锋，居然还能够套上"自由平等"的外套，也就成了中国民主进程最顽固的绊脚石之一。

IBM帝国的衰落

金字塔"注册表"型数据库的衰落，就是IBM的衰落；
信息革命的必要条件：美国政府没有挽救IBM的衰落

微软Windows的兴起，并不是IBM的衰落。IBM衰落的核心是银行和国防应用为主的大型数据库。IBM为了保证大型机/数据库的垄断利润，主动放弃了个人计算平台的标准，培养了日后的wintel联盟。但只要IBM垄断的结构型数据库，仍然是美国政府和银行管理数据无法摆脱的工具，IBM的垄断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也就相应地带动大型机销售带来的高利润。但是结构型数据库却被关系数据库取代了。

完全依赖政府采购带来的垄断价格的IBM，一套普通为结构型数据库配装的的IBM大型机，在80年代的打包价格是一亿美元！每年的维护收费是三千万美元！即使是用作"小型化"的As400，系统单价降到十分一，仍然超出了绝大部分企业新兴部门的采购能力。客观上反而促进了对（SUN＋ORACLE）解决方案的销售。随着时间的推翻，还可以一点点地把IBM结构数据加的资料，重新组织进关系数据库中。

为了争生意，IBM甚至主动用DB2完成数据转移的工作。IBM的大型机部门，成了不断减价收取维护费的夕阳部门。但IBM长期雇佣的政策，就留下了37.5万人的冗员编制！美国久经考验的工会组织，甚至在IBM衰落的过程中，仍然让IBM为减薪和裁员，已经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补偿成本。美国里根等政府迷信资本主义自由化，没有象护持三大汽车公司一样，为IBM这样的国宝提供任何财政补助。

除了IBM员工的高薪，没有听说过IBM有什么奢侈的富人。代替IBM崛起的Sun/Oracle，却出现了Oracle大股东埃利森钱赚得太多了，买了苏联的战斗机玩，造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游艇这类完全合法的私人"丑闻"。那么是否可以说，IBM有几十万远远超过同类从业者的，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劳动贵族，Oracle只请了几千名工程师，成就了埃利森这样的巨富。试问那种模式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更大？

简单称"结构型数据库落后"，也是不客观的。Windows的系统对象管理，用的就是金字塔型的结构型数据库，即著名的"注册表"。注册表是通过不变的索引，把需要储存的对象内容（控件，大部分是名值对）按某种规律（如字母顺序）分类排列成一字长蛇阵。这样布署的处理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调用时不必再设查询条件。在关系数据库中，复杂的有效率的查询语言SQL本身就是一门专业。

所以理论上金字塔型组合的结构数据库，不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查询条件，也就象计划经济不需要基层自主调整买卖交换的要素，直接由中央发出指令，提取相应的数据（经济中就是资料，材料，物料，人力），应付对中央系统的服务请求。（在计算机系统中，就是"服务器－工作站"系统模式）。这样就不需要有专门的针对查询优化的数据库管理员，正如windows个人电脑，不需要查询服务员一样。

但是金字塔型数据库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普遍深刻的体验就是，一旦注册表完蛋了，windows就要重装了！对于银行和国防的系统来说，"重装IBM系统"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即使是从效率上看，表面上是不需要SQL查询提高了效率，客观上就不能够对存储的信息作有效的清理。"能够迅速找到确定的资料"的代价是"没用的资料越来越多"。windows的注册表有"成长性"，恐怕是人所共知的。

金字塔型的结构数据库的所谓优越性的，就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无比的优越性"一样，只不过是直观中的想象。并非完全没有适用的环境，而是其适用的条件是有限制的。关系数据库本来是为了应付一些名值对不能直接表达的，放在IBM数据库单个"存储室"中的，用分类表分别表达的较复杂的数据类型。当数学家们证明，通过关系连续可以完成金字塔型数据库全部功能时，IBM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大饥荒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大饥荒的死亡，是正常死亡的扩大化；
不能淘汰公有制生产关系，只必须淘汰贱民生命；
私有制社会避免饥荒的死亡，是很容易的，代价是很轻微的；
所谓"权力"就是从"合作关系"中所能取得的利益；

将进化论表述为针对合作关系的成本效益原理，即社会个体之间彼此发生的合作关系（广义的契约）必须是双赢的，否则将以其中一方的萎缩直到消亡而告终止，可以显示若干被忽略的科学事实。第一是生命个体的被淘汰，如孟加拉的大饥荒和毛灾，并不是因为统治者没有爱心，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而是因为合作关系被固化，而不惜个体被淘汰。这正是阿马蒂亚森发现的饥荒的死亡规律。

对孟加拉几次大饥荒的研究中，阿马蒂亚森发现了茅于轼已经多次解释的规律。那就是饥荒的发生导致的死亡，是正常的死亡的扩大化。即饥荒并不是造成死亡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没有饥荒就不会死人，而是饥荒导致生存弱势的群体，先是儿童然后是妇女老人，最后是弱势的贱民整个家庭，家族的死亡。只不过是公有制总是人口过剩，把人口从贱民开始自下而上，一批批抛入大海的较剧烈的过程。

饥荒的发生是因为合作关系不能因时变动，导致生存资源的短缺，而不是因为社会真的缺乏让全部成员生存的资源。用阿马蒂亚森自已的话来说就是"交换权"的丧失。用实体经济学的话，由于整个社会处于Charter(固化的生产关系)之中，灾民缺乏个体的积蓄（让通货膨胀蒸发了）和工作交换粮食的可能。在毛灾和英国 17－19世纪的大饥荒中，则灾民就连选择逃荒的私有权力也给剥夺了。

饥荒死亡的避免其实是很容易的，代价是很低微的。只需要保持民主的政治状态，这样中央政府就会对基层饥荒造成的政治负面非常敏感；其次是让新闻言论保持自由，这样可能发生饥荒的信息就会让社会了解，最后是调整的粮食渡过最可能死亡的几个月，就可能挨到新一年的收成。对于避免上千万人可能饿死的饥荒，所费粮食不过几亿美元的成本。对于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根本不成问题。

这就是暴露的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竞争劣势的情况下，不是淘汰不合适的生产制度（合作关系），就是因为合作关系的固化，而大量淘汰贱民生命个体。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允许自由组合的市场经济，因此不可能存在不能淘汰的合作关系。连契约明显不公平时都可以反悔！因此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是不会导致个体大规模死亡的大饥荒的。尽管18世纪的英国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

英国统治下的几次大饥荒，恰恰是坚持中世纪的等级农税庄园制度的"习惯法"的原因；印度独立后的几次濒临饥荒，也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和毛灾的发生，则更是因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之故。这些对公有制的顽固信仰，无视公有制无法有效组织生产的现实，仅仅凭着诸如奥斯卡.兰格这样的所谓理论论证，就坚持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万一科学真的不是信仰，淘汰的就只能是国民生命个体了。

第二个事实就是，社会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利益为纲的。即合作必须是对双方都有利益的。对于其中任何一方来说，合作关系契约类似于与一个有投入就有相应产出的生产工具，但产生必须是正效益，否则该合作就不值得保留。换言之，合作关系本身可以视为一个利益的容器。如果这个利益的容器的所有人（合作其中一方），被要求是不能讲利益的，必须是雷锋精神的，意即他是可以被牺牲的。

第三显示了一般社会科学中所说的"权，权力，right"，在引入了递归的合作形式形成闭环系统，包含了自我维持的形式而排除了所有特例后，所谓的Right就是"合作关系，契约"的独享的利益。没有个体Pirvate就没有right，没有个体就没有合作。传统的（责任－利益）的权利模型，是否定了递归的自我维持的合作形式后，对于两两合作而言的，意即其一方个体是确定被牺牲的，也即是已经被征服的。

茅台的虚假神话，现实中的茅台

收藏茅台酒有多保值？茅台股票有多保值？
茅台酒是官家消费未必是公款消费；
特供政府的茅台是否造假？茅台的品牌价值是一个神话；

葡萄酒的投资可以投资品牌瓶装，也可以大桶贮存。不过昂贵如拉菲，就有了诱人的造假空间，足以造出笔者无法分辨其真假的艺术精品。所以笔者收藏是知名的桶装酒庄酒，租一些地窖类仓库放着。平时就跟垃圾放在一起，省点租金，也省点空调的费用。但葡萄酒毕竟有点洋味，国内更多人爱喝白酒。如果按公开的茅台价格，收藏茅台似乎更保值。

只不过或曰茅台是中国腐败指数，茅台价窜高，与国进民退成正比，大概是真实的。有茅台爱国主义分子搬出民族主义招牌，声称要"爱护中国仅有的名牌，不要揭茅台的短"。外国者为了爱护茅台，甚至拒绝接受公费吃喝的事实，无视茅台的主要消费途径即青天老爷的胃也！这些忠心的茅台爱国主义者，为了证明他们买茅台股票的爱国精神，甚至精心地从北京市公开的公款消费年度报告中刨证据。

笔者是看不懂他们的数学艺术的，因为笔者首先看不懂咱天朝的统计艺术；不至于象茅台爱国主义者那样，断言官方的数据是权威得绝对可靠的。天朝内务库总管李一品荣融先生，能够拿着这类数字，声称天朝没有国进民退。天朝三品郭证监，能够拿同样的数据，说散户亏损是因为没有买他推荐的大盘爱国主义蓝筹。大概同样的神奇数字学派，可以找到任何证明茅台都是神仙学的。反正笔者是看不懂的。

笔者相信自已的眼睛，那就是凡有官方人员参与的酒席，无论公宴私宴，没有茅台，也至少有五粮液。其次绝大部分官方人士的饮宴，买单的都是不能报帐的。报帐了还说你是拉笼管员，说不定把你抓起来打黑。无论如何，这些茅台是不入公费帐单，不知算不算公款消费？

最后笔者甚至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那就是官方的茅台甚至是特供的，海军有海军的茅台，空军有空军的茅台，北京军区有北京军区的茅台，重庆市有重庆市的茅台，……。陆军的茅台是比较接近外卖常见的茅台。空军和海军的茅台偏黄有种怪味。多少钱不知道，但能够专门按分地分各种部门包装，反复地让笔者见到，估计不是少数。散落在外的包装瓶，怕也有几十万个了。不知算不算是官方公款消费？

由于内情不明，说不定这是针对政府消费的造假产品，茅台公司可以一概不认。不然，真说不清，这特供政府各部门，包装各异的茅台，是怎么定价的？但能够针对政府最权威的部门造茅台的假，味道还做得有门有路，比正宗的还正宗，一定是造假艺术高超，绝对可以造得消失于茅台的年报，也不见于各部门的帐单。只要中国还是官方主导的权力经济，这种特供的艺术品，估计也不光是茅台一家。

笔者不喜欢喝茅台或者白酒，也是因为白酒勾兑起来，比较容易做到色香味美，不象葡萄酒那样对原材料要求货真价实。白酒所谓高低档，差不多纯粹就是包装成本的差别。仅从口感来说，湘酒鬼就不比茅台差那里去。笔者完全不相信，茅台传说的所谓挖个酿酒，气侯决定口感，上面还栽一棵植物之类的神话。笔者不明白，埋在地底的密封酒缸，跟它上面的植物气侯，有什么关系？

其实编这些神话的，还不如上五台山请几个喇嘛，说每瓶茅台出厂前都有佛事熏陶。再把几个喇嘛注了册，茅台专用！其他假冒！别说什么五台山只有和尚没喇嘛；要是喇嘛不是从五台山注册来的，又怎么显得无可替代？神话是随便编的，只要有人信。茅台就象红楼梦，有人信了，官家人士饮宴不用自已买单，无权的人要办事，总归要讨官家的好。茅台指数就升了，收藏茅台就保值了。暂时，保值了。

公有制原则下的折腾，必然导致文革重来

缺失私有制原则；折腾总成黄宗羲定律；
改革百姓苦！不改革，百姓苦！
预设公有制原则下的折腾，必然导致文革重来；

如果不明白公权Charter Authorized By Throne和私权Public　Authrized By Private，两者因为不可能同时行权而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么所谓改革如果不是因为公有制体制不符合经济规律，而必定在越来越严重的自已酝酿的危机中，由于危机自敛的本能而回复到文革；就是改革因为缺乏私有制原则，而变成花样折腾游戏。
缺乏了私有制原则，改革？百姓苦！不改革？百姓苦！这叫黄宗羲定律！

无论是山城英雄集团的政治创新，还是浙江官员为国抢劫的急中生智，都说明把革命分子们把眼光盯着中央改革者的身上，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是出现拥戴元首的乌有之乡的声浪，梁山泊式的官方好汉，敢因为吃公费没贪污，就自称廉洁的 "打黑英雄"？如果不是连声称要民主的普选分子也一边倒地"支持打黑"，甚至连辩护律师也一起打！仅凭人烟稀少的乌有之乡，侵犯私有财产会如此肆无忌惮！？

如果说乌有之乡是不缺信仰的革命集团，必须奉元首原则保持其政治口径的团结统一，那么海内外的革命分子就是言论自由的，试问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私有制原则？不妨作一个各人自已估量的"民意调查"，把支持打黑的比例作A，反腐败的作B，要求高福利的作C，反户籍制度的作D，支持国企的作E，要求政府加强监管民企的作F，要求普选的作G，要求私有制的作H，要求社区自治的作I；

请看中国民情，比例自高到低，是否（A>B>C>D>E>F>G>H>I）？如果说BCDEFG的位置还可能有点不同，那么很少有人坚持私有制，几乎没有人想到"自治"恐怕就不必争论了。对比美国社会，不可能存在A，B－F同样是有前有后，私有制却是选法，自治是现实。愚民确实是大多数，但真的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却句句离不开民粹煽动的革命家所指的，责任在公有制中心的所谓"统治者"身上吗？

现实就是无论是在自由的舆论中，还是在廷议的殿堂上，或者在海外的革命咆哮里，绝大多数所谓"关心中国前途"的良心分子，他们给中国准备的药方，几乎都是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的。甚至连一直友好敦促中国改良制度，也意识到激进的政治改革将是灾难性的的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先生，他在明确意识到国企是问题的症结，又知道Charter型民企的结果将更为恶劣，但仍然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才是关键。

如果不是把文革仅仅看作是毛主席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偶然结果的话，那么中国重回文革，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说美国仅仅是存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文化因子，那么仍然普遍沉浸在公有制文化中，仍然处于公有制的政治背景，几乎没有私有制民间积累的的东方帝国，"通往奴役之路"就不仅仅是恶梦，全民族其实只是处于"恶梦醒来"的朦胧之中，但连这样的醒来的梦，也有可能破灭！!

从公有制Charter Authorized By Throne的原则衡量，文革英雄集团所做的事，正是罗马帝国自开始衰落时所做的事，也是毛主席革命成功后，开始对中国民间财富收网杀猪所做的事。诱人的口号叫打黑，经济术语称"国有化"，理论的创新叫"共同富裕"。手段既有梁山好汉赤裸裸式的打黑英雄，也有公法私用的浙江模式，也有顾准式故意高税收，用"欠税"的名义剥夺一切私有资产的含蓄手段。

现实中象顾准这样的革命人才或者立场向顾准学习的现代毛左，大概懂得混合几种手段。无非就是高税收，强监管，放任国企圈地，导致民穷财尽，仅存的资产开始攀附权贵以自保时，就将其这些残存的"奸商"打黑，一网打尽！这样就让小百姓均贫富了。如果摧残私有财产的公有制必定导致经济危机的规律确实是科学的话，在危机中公有制自敛自保趋激进化就是合理的预期。这就是朝鲜，这就是文革。

监管的含义就是公有制 监管本身就意味着国进民退

监管的含义就是公有制；监管本身就意味着国进民退；
除了政府授予的Charter契约，政府无权监管任何私人活动；
"监管"是政府用无法避免的腐败，干预完全没有腐败的PrivateRight；
监管如果不是为了行政垄断，就是被监管者拥有"不能倒"的Charter；

私有制的公共事业所涉及的Charter是以有限专利权的方式，由私企花钱承包的。承包者是否履行了charter服务合约，是有Charter可依，既可以由纳税人代理（议会）依条款反悔，也有专利有效期；同时是由私有承包者的资本抵押。相反，公有制的国企charter是由一部分特权分子，花了纳税人的钱，空手套白狼！根本没有可抵押的资本！所以公有制的Charter是必须被监管的。监管的含义就是公有制。

即使是在美国，当奥巴马总统称"要监管华尔街"时，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下的华尔街廉价资本的金融垄断，是不可取消的；因此才需要"监管"。而在东方帝国，监管的含义实际上意味着任何经营者，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其经营权都负有税收外的财政义务。对于国企Charter倒还不足为奇，因为本来就是空手套白狼；但对于民企，就意味着让民企负担国企的责任，而不能象国企一样转嫁成本。

因此所谓"加强监管"与"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同义词。国企因为是政府授权的，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监管其责任（不是经营）改造，同时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限制其转移成本，即所谓"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液"，还算得上是按章办事。民企是PrivateRight是绝对的权力，如果有市场纠纷，还可以通过苦主民事诉讼，否则试问政府有什么资格监管？真是谁该监管谁啊！！

"市场不能不监管，民企奸商要监管"，反而是"国企有诚信，国企不用监管"，在传统公有制的贵族等级社会，出于对平民逐利的鄙视，还可以视作理所当然。否则一方面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传统愚民惯性委实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企要合法经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民企不但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还要付出额外的"被监管"的成本，以限制民企的竞争力，为国企的垄断低效，清出市场的空间。

由于民企如果不是购买Charter专营权，政府根本不存在可以监管的"权"的切入口。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存在对私营企业的监管的。这就是"政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政府是用自已无法避免的腐败，非要装着青天，监管着纯洁的完全无腐败的私有市场。即使对于公共事业的Charter，也充其量只是根据一对一的公共服务合约监管，而不可能是对承包者内部经营监管。

凡摆脱消费者民事诉讼的渠道而称监管者，必定符合两个条件，每一不是法治的社会，因此消费者才投诉无门；其二是被监管的企业，是不能倒闭的，否则只需要任由其透支自已的资本，直到倒闭即可。所以监管的潜台词，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管的，只能是爸爸管儿子"，就象天朝的医患纠纷，让卫生厅"监管"；其次是无论如何监管，罚款是纳税人代缴的罚款，顶多就是换一个当官的改良。

这种条件也适合于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奥巴马声称"要监管华尔街"，潜台词不就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条件下，华尔街的金融特权，是占着便宜不能倒的，所以才需要监管吗？但反过来说，华尔街的金融贵族，何尝不欢迎美国政府的监管？那将意味着，本来是剧烈的的市场竞争，变成了他们旱涝保收的特权！恐怕，这就是巴菲特五毛税的真正目的。

对比一下国企让纳税人花钱养他们的Charter，和私企花钱买"为人民服务"，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私营企业的老板，恨不得能够送钱给政府，以换取相应的经营特权了。如果用花钱买的朝不保夕，变成纳税人一定要补贴，旱涝保收的特权Charter；只要这种花钱买来的Charter特权是确实可信的，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是一本万利的大好事。"神授政府监管的权力"，令私有产权变得混乱是根本症结。

公有制公共事业损害纳税人自身利益

公有制的潜意识损害纳税人自身利益；
小农牛二缺乏公民意识，仍然是愚暴贱民； 

要证明国产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高素质的愚民，现实证据可以说俯拾皆是。近来各地公共事业，从电价到水价再到公交车等等，都酝酿升价。除了专业愚昧程度比较高的所谓"差别定价"，发扬了我国公有制隐性税负的光荣传统以外，愚民症状还表现在，指责"升价就是垄断"，这实际上是指望公共事业的charter要成本自理。

这些公共事业的国企没有私有资本作抵押，垄断期是无限的。他们不能屙金尿银。你不让他升价，除非你不打算要公共服务；但那你又何必关心别人升价？原材料成本升价的原因就是由于（大政府＋出口导向）导致的要素价格上涨，愚民症状之二总是嫌政府不够大，"政府为什么不管everything""美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升值人民币"之类，这条此处暂略。

这些实际上是对本地纳税人导致隐性低效的税收的所谓"福利"，在其本应被取消之际，却又成了异地牛二眼红的"本地福利"。至于公有体制内的福利公费圈，更是被小农牛二坚决不愿澄清地硬套到"户籍居民福利"的身上。而当本地社保实际上对非户籍劳动者，早已经是一视同仁，——>对于所有体制外居民来说，此类社保都是额外的个人所得税负，谈不上公平可言。但也不正是"一视同仁"吗？ 

体制内福利是一毛不拨，体制外的隐性税负和低效税收雪上加箱，牛二却和毛左利益集团一唱一和，要"废除户籍制度"，据说有牛二信仰者，读笔者博文几年了，愚暴贱民的信仰习性仍然浓烈。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服吗？可以"启蒙"吗？事实上，这些人是否放弃愚暴贱民的立场，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除了毛左聪明鬼子，还有人愿意与这类愚暴贱民为伍？而不是防之如蛇蝎？？这才是启蒙的真正意义。 

大量民生补贴，补贴后导致大量隐性的税负

公共服务价格应不能搞"差别价格"；
对"穷弱"补贴应明补，不能暗补，以免造成隐性税收；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什么总是与官方幸福指数脱节？
大量民生垄断后补贴，补贴后垄断，导致大量隐性的低效税负；

在公共服务的涨价潮中，素质比较高的愚民表现，就是承认公共服务价格是不得不升的，却说穷人不比商业用户有钱，给不起价格，要向弱者倾斜，要有差别订价。诸如级差电价，水价，老人公交车免费之类。很民粹！也很愚昧！首先是"商业用户更有钱"，就已经埋入了仇富的前提，所谓"资本家是强势群体""穷人是弱势群体"。但是商业用户中就包括了小生意吃三餐的小商个体小老百姓。

怪就怪在这里，不肯做事光吃保障的是弱势群体，奋发图强要养活自已的所谓"强者"，就要向弱者倾斜了。其次是拥有公共服务业Charter的国企，仍然是不能不能屙金尿银，你要他们减免穷人的价，不收老人的钱，如果政府不是补贴，就转移到"强者"身上。政府也是不能屙金尿银的。无论政府如何补贴，都肯定是又一笔或明或暗的税收，着落到本地纳税人身上买单。

如果通过价格转移到"强者"，也就是肯动手养活自已的everyone身上，就等于对实业经营者的又一笔税收，但却不再算入政府的"税负痛苦指数"，因为这是经由国企"向弱者倾斜"的。至于国企垄断公共事业，质次价格，根本就不容纳税人"强者"置喙，官方税负痛苦指数，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是人家的部门主管范围。如此这般垄断了国计民生，民营实体经济就在隐蔽的税收中一点点增加。

如果还有更重要的国企之类的国计民生也受不了涨价负担，政府就另外印一笔钞票补贴之，或让银行提供政策性贷款。赶到补贴或者欠贷多得受不了的，就由垄断了金融的国计民生向央行借钱。央行最后发现坏帐还不了，就印一笔钞票冲销了国计民生。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普涨，再次面临加价的第二轮循环。整个隐性的税负，完全没有表现在痛苦指数了。

有良心的高素质愚民，用道德口号代替了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也就导致了社会成本的隐性化。这才是以民生为名，却令民生的税负痛苦指数苦不堪言，与官方的幸福税负指数颇为脱节的根本原因。先不谈税负是重的还是轻的，也不谈公共事业收费是高的还是低的，在公共服务的价格上必须一视同仁！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暴露社会隐性成本的合理制度。

市场经济就禁止"补贴弱者"吗？当然不是！但不能暗中补贴"弱者"。你如果认为穷人付不起水价的，就让市政府直接补贴穷人每月多少水费，起码是一笔明帐。你说老人乘车是免费的，政府就给每个60岁以上的长者，每个月多少钱明补，这也是一笔明帐。补贴至少要明明白白，让纳税人一清二楚，再谈是多了，还是少了；再谈是该补不该补，这才是经济常识。

暗补的唯一效果，就是掩盖了高税收，社会却普遍低效率的事实。其实以今天的物价水平计，以上海计，穷人真的付不起水价吗？穷人付不起电价吗？还是一味要滥用水电，却不希望多花钱？有多少自称穷人的，做到了节水节电？笔者不缺这钱，却做到了。全家一个月用水不到十立方。因为我们用洗衣剩水拖地板，用洗衣的剩水冲马桶。

又如老人就真的需要政府免费坐车吗，省一个月十元八元的公交费吗？如果老人家知道，这十元八元的免费，需要百十元地从他们子女本应有的收入中，暗暗被税收和国企扣除了，还意味着他们养老的救命钱，每年自动贬值10%。他们还要这十元八元的免费吗？目前即使是社保的退休金收入，已经超出了同工种的青壮年收入，还导致了更广泛的青壮年失业。试问，老人家真的需要公交免费，给不起这钱吗？

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都信誓旦旦"投资民生"，恕我直言，所谓"减免穷人水电""老人公交免费"，就是已经办成的民生，也就是很多人反对户籍制度的同时，咆哮着索求的所谓"高福利"。各位扪心自问，你得到切实好处了吗？还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类似这样加倍隐性的白痴（还是精明？）政策，还不是咱国年龄不算幼稚的高级愚民，跑到国外转一圈考察回来的"民生"？

相对的开明派实际上是慈禧，而不是光绪

三权分立仅仅是专制的一种行政手段；
侵华的日本是"国会普选，内阁政治，三权分立"的国家；
明治维新不是君主立宪，百日维新不是进步运动；
日本帝国政治体制近似于罗马－拜占庭帝国；
侵华的元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日本天皇！

在明确了民主社会的公共组织（包括政府，国企，等等）必须来自于PrivateRight的授权和监督，以及随时的反悔甚至将其取缔的天然权力以后，而仅仅在形式上类似于授权得自君权Throne/sovereignty的贵族Charter特权以后，就可以了解什么是政府的权限，什么是国企的组织授权，什么是国企的私有化，以及最终什么是企业。也就了解为什么美国如此大的幅员能先天性为民主国家，是多么地偶然性。

传统文化习惯中常常把君主附属的行政机构的任命，与君主把诸如行政、司法权等权力分别授予某些部门混为一谈，而把后者称为"三权分立"（如英国，日本，德国），而把前者称为专制（如法国，俄国，明清帝国）。如果把任何来自君权神授的Throne/sovereignty都称为专制的话，"三权分立"是专制的一种手段，君主朝纲独运也是专制的手段。不能把前者称为民主，而无论君权细分成多少个部门。

英国真正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是始自克伦威尔革命中击败了查理国王的勤王军，确立了政府向国会Parliment负责，而不再成为英王的授权组织。尽管其后乔治三世的国王之友有所反复，但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君主成为政治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国会成为君主私党的橡皮图章，至少意味着英国政府的治权，不再是来自于国王。至于美国则自独立战争胜利后，就已经摆脱了王权对政治的控制。

中国对日本历史的误解，就是常常以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又以为光绪的百日维新要建立资本主义而被保守派所阻挠。实际情况却是，日本明智维新与德川幕府的改良如出一辙，都是开明专制，允许基层在传统的charter控制以外有私营企业的成份。用天朝近三十年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所不同的就是，日本明智维新是全面否定藩府的寡头charter权力，全部集权于明治天皇治下。

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所引入的资本主义成分，绝不比光绪皇帝打算搞的维新少。但中国却本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仅仅是在李鸿章开始才出现了"改革开放"，光绪的所谓"百日维新"却是要向日本学习，全面否定基层开放，而再次搞中央集权。无论是清朝基本情况与日本不同，还是光绪本来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与开明专制而言，都是背道而驰。因此当时相对的开明派实际上是慈禧！而不是光绪！

同样，如果是以"选举，普选"来看日本的话，那么令人惊奇的历史事实却是，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因为日本在1920年的《普选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无歧视地，不考虑财产限制，向全体国民授予普选资格的国家。一年后才被美国超过（妇女得到选举权），两年后才被英国超过。按照政府是"普选多党制"标准，中日战争中的日本，不是一个君权皇帝的国家，而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国家。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仿照英式的，日本的国内法和体制也是依照英式的，但如果按照PrivateRight的标准衡量，日本的民主不但是极有限的，日本的政权也主要是来自君权神授的天王制，而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民主制。旧日本不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是一个天王在世系财阀拥戴下的中央集权的旧式帝国。所谓民选的议会和政府，只不过是天王政策的橡皮图章！日本更象查理二世的英国或霍享索仑帝国。

明治宪法把日本军队直接置于日本天皇的控制之下，国会和政府仅仅具有军费法案上的审批权，同时还受到天王敕令辞职的控制。如田中义一政府因为不同意在满洲的前进政策而在事实上被裕仁免职。日本军部和满洲朝鲜实际上是直接隶属于天王控制，类似于罗马军队和埃及直属于罗马皇帝控制。日本政府和国会的权限也不比罗马帝国元老院更大。侵华和二战元凶的无疑是日本天皇，而不是日本政府。

为什么反对户籍制度就是侵犯公民财产权益？

为什么户籍制度背后的地方福利是私有财产？
为什么反户籍制度侵犯私有财产权益？
妖魔化户籍制度符合公有制平均主义伦理。
妖魔化户籍制度现象说明中国民主进程中，民粹的高度危险性；

从人类社会的财富福利组成的层次，（个人——>家庭——>家族——>社区——>地区——>国家——>联合国(中世纪欧洲是教会领导的教会组织)），可以看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财富是集中在"联合国"，而汉魏晋帝国的财富就主要集中在（豪门家族——>地区）这一级；唐朝是集中在地区（节度使）一级；宋朝是集中在国家一级，但是同时也放宽了家庭和家族持有的财富，明清朝则集中在国家皇室。

所谓美式民主的个体主义原则，就是财富权力默认地归属（个人——>个体）一侧，即小单位可以拒绝大单位的要求，除非达成权力责任的交换；而在基督教马恩毛孔儒等人道主义价值观中，则是默认权益在大单位一侧，个体如公民，必须履行了上级指定的义务后，才能得到上级指定的"权利"，——>显然，这就是奴隶制；或者美其名称，是公有制。只有在公有制的文化中，仇富才有伦理上的逻辑依据。

有公有制中，一切权益默认归属大单位；因此一旦某些个体如小农分子，认为别人比自已富有（占有更多的财富权益），就有权力向上级要求（权益默认归属上级）"人人平等"，而将其他个体，如牛二眼中的富人或小农眼中的"城里人"，将这些本来是平级的个体称之为"既得利益者"，而将他们保卫私有权益的努力称之"统治阶级不向人民群众投降"的自私品德。

今天牛二们的妖魔化户籍制度，口口声声"将人天生地束缚在一个地方，是不人道的"（民主的原则不是人道主义），乃是小农牛倒打一耙的强盗逻辑；因为今天所谓的户籍制度，在西方称为"社区福利财产自治制度"，所拒绝的是地方户口所代表的地方个体授权的福利，而没有阻止任何移民离开他的家乡，实际上也阻止不了；相反移民作牛二状"反户籍制度驱逐原居民离开故乡，牛二自已成了侵略者！

如果是在美式民主的个体主义社会里，反不反户籍制度是无相干的；因为个体主义的自治社会本身就是户籍制度。权益归属于个体，就不存在公有制的腐败寻租空间；任何个体授权的公共权益，除慈善项目外，必定受制于公共契约（法案）的监督，而不可能滥善于人，更不可能被牛二人道主义作道德挟持。由于公共权益因权责交换而受制于地方国民（纳税人）的监督，因此地方福利本质上是私有财产。

但是在传统文化浓烈的东方帝国之中，由于奉行传统公有制的美德， 财富权益默认地属于国家以下的某一级，象天朝财富主要集中在公有制国有单位的"垄断编制内权益"，除外就主要集中在地区福利权益。这些权益的集中并不是经由民主渠道形成的，是在传统公有制的道德挟持下形成的。换言之是抢劫地方国民形成的权益，如果不是通过减税、退税归还国民权益，也应该用国民福利的形式回馈地方国民。

但这些不受地方国民监督的权益，在内成了公有制特权的寻租对象，在外则成了妖魔化户籍制度牛二们眼红的"均贫富"对象。不得不承认，牛二虽然贪婪，其行为却符合基督教马恩毛孔儒等传统文化价值观，牛二们也非常精明地避免攻击他们惹不起的，体制内毛左们的垄断特权，却把被抢劫的小市民称为"既得利益者"，以侵犯市民、奴役市民作为牛二的"民主奋斗"；此即所谓"怪胎民主派"。

体制内特权分子也乐得祸水外引，让牛二攻击小市民可怜的残存私有利益，效果等同于奴隶社会扩大"畜栏量"，称之为"低人权，降低劳动力成本"。小农牛二联合特权既得利益者攻击私有财产，"剥夺户口背后的（自治）福利"，能够堂而皇之地称之为"民主进步""改革"，还能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找来"根据"甚至是"声援"，就令人不得不深刻评估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民粹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