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西方技术引进没有改变中国后发劣势

美国通往奴役之路与后发劣势的治乱循环
美国南北战争后通往奴役之路的正反馈;
西方技术的引进带来的进步和落后;
西方技术引进没有改变后发劣势

当基督教沙文主义者(拜上帝教)和怪胎民主派,强调脱离私有制的自由(正义)时,他们实际上是把民粹绝对化了,而忽视了无论是在现实和历史中都不缺乏实例的现象,即当产权的不确定性成本增大到超出产权所能带来的利益本身时,私有产权就失去了私有的价值,民主就不再是适合于当期社会的最优化制度。而无论导致私有产权价值失效的原因是自然界的灾难,还是由于社会本身的民粹动荡。

美国因为自殖民地时期就积累的相对平均的私有财产,令美国一直没有旧大陆和南美洲的民族共同体所无法避免的,承继自公有制传统的贫富差距,并且有着相同丰厚的私有财产的积累,美国相对优裕的自然条件也消除了赤贫阶层的生存危机,因此美国的民粹动荡水平,除南北战争阶段以外,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远隔重洋的防御条件,让美国不必保留较大规模的政府和军事开支。这些条件不容易复制

但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特别是两个罗斯福的新政强化了美国的越来越大的政府和税收的职能后,无论是1968年占领福利局还是2010年占领华尔街,美国本身也陷入越来越强烈的贫富差距和民粹的动荡之中,而实际上仅仅因为美国历史财富的积累和美元的结算地位和全世界的出口导向,让美国的穷人数量相对较少,生存水平也较有保障,美国的民粹动荡对于经济的损害,暂时处于一个可控的水平。

美国通往奴役之路危险是现实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民粹的动荡,自南北战争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下处于正反馈的状态。这是实体经济学的先验结论,而得到了不仅仅是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证明。那就是政府越是干预经济,越是制造出经济特权(如凯恩斯主义下的华尔街),经济特权又制造出更多的贫富不均,贫富不均激荡更强烈的民粹,又进一步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从而陷入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的民粹运动恶性循环,把已经接近于完全私有制的美式民主,一步步拖向罗马帝国崩溃深渊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话,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旧大陆和南美洲等民族共同体的性质相同的民粹运动,就以东西传统文化怀旧的方式构成后发劣势,阻挡着这些后发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仅仅是在这样那样或称民主(其实是民粹)或称独裁的大政府干预经济的体制的治乱循环中

后发国家引进主要产生自美国的先进技术,把先进技术的大规模重复生产视之为"技术进步",却更强烈地回复到中世纪甚至是原始奴隶制的社会关系。因为进一步剥夺了基层私有财产的积累,强化了政府集中化的优势,所谓"政府才能推动重大经济项目",而构成了更强烈的后发劣势。这种情况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二战以前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的苏联身上,苏联在二战后完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进步。

引进西方市场经济,主要产生自美国,英国和德国早期的技术进步,不考虑对外战争的因素(如苏德战争),对于后进国家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可能改进了基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减少了基层生存状态恶化而导致的公有制民粹迅速恶化的可能性。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印度的绿色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但如斯大林苏联,毛帝国和今天的金朝鲜,引进西方技术并没有避免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历史经验上看,毛帝国这类大饥荒非但没有削弱极权的政治,反而加强了独裁者的统治地位。无论是希特勒的德国,还是斯大林的朝鲜,以及今天中国人可以了解的毛帝国,苦难的民众总是把责任归于中下层干部,假定独裁者是不知情的,哀叹"如果元首知道真相就好了"(1938年,失业恶化中的德国)。除了信息封锁以外,如大饥荒的危机状态,更适用于更强烈的公有制集权,是社会进化论的先验规律

2012年4月29日星期日

打黑制造大量的冤案,革命是声势浩大的打黑

"被告有罪推论"意味着不可估量的不确定性成本;
"被告有罪推论"令"向弱者倾斜"初衷变成"向弱者问罪";
长着公诉人大脑的国产律师的林语堂综合症;
监管公检法的"腐败"的荒唐的恐怖

由于私有制的利益是个体的,因此制造冤案的社会效益不可能衡量,(不是不可估量),但冤案造成的个体损失则是确定的。同理,损害被告人利益鼓励讼棍现象,也谈不上"利于社会公平",而因为诉讼泛滥的烦扰,对商业造成的额外的不确性成本则是可以计量的。当被动的司法诉讼成本不可忽略时,其不确定性成本在商业中就将反映为"诉讼准备金",必须从税收纯利中再预扣,大大增加了商业成本

被动的司法诉讼成本的定性公式是(诉讼准备金=赔偿习惯判罚额度/单次诉讼成本)。当法庭判罚越高,而单次诉讼成本定得越低时,则说明讼棍产业链越是有利可图,讼棍们就越是象苍蝇趴在大粪上一样糜集。这些专门为了诉讼而兴讼的财富消耗,是非生产性的也非消费性的,完全就是因为司法法制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侵犯被告人权利益的逐利行为,损害的是被告人的利益,谋取的是冤案的社会贡献。

由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原罪文化,被告人的利益常常被忽略。在许多传统卫道的眼中,"被告"等同于坏人。所谓"可怜人必有其可恨";"被告"必有其缺德。即使是在民法诉讼中,公众情结都更多地倾向原告,总是下意识地假定,原告如果不是受到天大的委屈,是不会走极端把被告告上法庭的。而当被告在公诉人案件时,公众的传统习惯就会假定,被告如果不是坏人,警察叔叔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这样一种原意"向弱者倾斜"的传统情结,在司法现实中就常常倒转成"向弱者(被告)问罪"的有罪推论。如果不是有这种愚民情结,是不会出现早年辩护律师对被告的训斥"我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好好交待"——>天朝特色的律师!如果不是愚民情结,不会有重庆的打黑中公检法联合办公制造冤案的流水线,也不会有谢亚龙和吴英案中的幸灾乐祸"法律不是被告的救生圈……"。

如果有人以为"中国民众的民主素质不高",指的是教育程度低或者法律知识程度低的"贱民"的话,只能说明此言者本身,就是低素质的愚民之一。律师相应是公有制帝国内,教育程度和法律知识程度最高的一小撮人之一了,低素质动物的"林语堂综合症",在这些律师的身上,反而反映得淋漓尽致!中国特色的律师,总是把自已当成了法官的替身或者站在公诉人的角度,而不是民事代理,被告人辩护。

上任领导离任隐居前,愚民学者忽然集中咆哮"公检法有腐败,国家为什么不严打?"。联合监管公检法的政法委,作为分管司法(实际上包括武警和安全部,等于是司法+契卡内务部+党卫军+冲锋队,还联合了宣传部门)就"民意中"诞生。从此司法的正义帝国内就荒唐事不断。重庆打黑只不过是恐怖中的荒唐的冰山一角,司法部长要求律师讲政治(要求律师长着公诉人的大脑)只是权威中的一次。

只要公检法是需要人类运作的,就不会没有腐败;只要政委会有权力,政委会就不会不腐败。特殊材料做的公有制,就会有中国特色的腐败。"国家为什么不管"的逻辑,一步步走向君权、斯大林主义、文革和法西斯极权,早就在愚民被定制的民意中,走了整整十年!舆论文化的配合,前至明朝民主的翻案,近到文革英雄的平反,甚至连罗斯柴尔德也忽然亡我之心不死。这些愚民可是个个都读过大书的。

讼棍现象的出现,是不合理的法制设计,因为放弃了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受害者利益举证"原则,而导致因为逐利的讼棍(包括原告)借司法威权被告人利益的"公地悲剧";是不合理的法制制度的衍生物。但是逐利的不止讼棍,连公检法作为威权的部门,本身也是逐利的!如果这种权威不是国民主权(国会)授予并受国民主权限制,公检法的领导就会以正义的名义,成为法西斯的上帝!这就是打黑!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被告利益得不到保护,将意味着法制的崩溃

除私有制外再无任何"法的正义";
公有制没有私法可言,公有制社会可能有私法的空间;
私法诉讼只能限制在"保护自已的利益",不能成为牟利的产业;
被告利益得不到保护,将意味着法制的崩溃,斯大林的主义

私有制原则在法律建构上最根本的特点在于,除了国民人权的个体利益以外,再无任何法的正义,而无论这种压倒法律的正义,被命名为"公平""自由""先进性""党""主义"或者"人道"。总之一切从成本利益出发,不能弥补成本的利益,就不是好的利益。成本效益!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即以食品安全而例,以道德理由,无限索求"安全"而不考虑"纯天然"的成本,既是愚民也是左棍。

否定私有制原则以外的法的最高正义,是认识私法即民法诉讼的社会(利益)意义的前提。公有制没有私法可言的。即使如罗马帝国,罗马法中的私法,只存在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恩准的私有空间之中,并且保留了公有制对私法最终裁判的绝对控制权。后者即今天所称的"讲政治"。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不等于肯定不存在私有制的恩准空间,私有制社会也具有公共服务。这是常被混淆的简单的概念。

因此(私)法(制)的目的,就不是维护(只有公有制才存在的)"正义",也不存在超越私有产权的"社会利益"。私法法制的目的,只能是保护控辩双方的私有利益,从而减小整个社会由于彼此摩擦激化,而导致不必要的额外的交易成本。整个逻辑流程,正是"藏富于民",社会的利益是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总和的观念,而不可能存在脱离个体利益私有的"社会效益"。此即《国富论》。

司法诉讼的目的,只能停留在"保护自已利益"的层次,而不能故意鼓励"原告通过司法诉讼谋利",即不能向原告倾斜。相反,由于被告是被动应诉的,需要保护的是被告的合法利益,这才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符合人权私有的正义的含义。以此为标准,无论足球腐败案有多少内幕,但辽宁警方和公诉方,对于被告谢亚龙提出"被刑事迫供",在此案上公诉方是强词夺理的。

而惩罚之"取消自首情节",是非法的!反而加重了刑讯逼供的嫌疑。因为谢亚龙是被告,所以谢亚龙的利益必须被倾斜,公诉方自已必须举证"没有对谢刑讯逼供",而不是在关押对方的时侯,"要举出刑讯逼供的证据",而不是简单地"断然否认",——>辽宁公安局无权否认!有义务举证。此案中公诉方和公安局方面的强词夺理,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某冤案中法官嚷:"你说你无罪,拿出证据来!"

受害人(原告)利益举证的原则,似乎是刁难受害人,实际上向被告人的利益倾斜,以确保排除(或减小)职业讼棍,通过司法手段,谋取不合理利益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纳税人补贴诉讼基本成本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罗马帝国的法制缺陷,就是历史上鲜活的实例。这种缺陷在早期共和国和斯多葛主义时期,暴露得还不明显,当碰上昏君或者地方皇帝远时,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罗马帝国的法制缺陷,导致罗马的司法体系,非但没有成为保护弱小的合法权益(一般是富人私有财产),反而成为信贷支持的政治威权,大大增加了市场经济的阻力。对于地方和社会经济的损害程度,完全取决于总督(全国是皇帝)的良心,是否打算从司法渠道"打黑"补充财政赤字的意愿。富裕的安东尼王朝时期,这种打黑愿望还不至于很强烈,但在三世纪危机时就很难阻止皇帝打黑的冲动

当一个立足于法治的法制体系,堕落到取决于法官或行政首长的良心时,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法治法制的失败,也说明了孔子的论断"人治终胜于法治"。公有制适用人治,私有制必须法治,没有私有制原则就没有法治,私有制原则体现在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受害人利益举证",这是客观的经济法学的规律。今天公知宣传的民粹,实际上是为"社会最根本利益",不惜残害无辜的所谓"道德正义"。

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医疗行业市场化,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唯一出路

基层民众索取"公费医疗"的奴役之路;
高福利是民众的索求,"高税收无福利"是结果;
政府不能养任何民众,任何政府都依靠民众养着;
医疗行业市场化,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唯一出路

市场经济的优化作用迟迟没有作用于医疗行业,除了公费医疗的各种因素作用外,体制外的受害者,部分习惯当奴隶的农民或自称代言农民的良心斗士,用农民的名义索取"高福利"一大主要原因。而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自古以来拨农民的毛是最多的,回报农民是最小的,罪魁祸首是农民精英!利益上倒不如完全医疗私有制化,让农民可以自由到乡村医院看病,得到的医疗服务回报,更能质美价廉。

当农民的"代言人"(天知道农民真的委托了他们?在一个没有基层选举的社会!),向政府索求公费医疗的高保障时,这些农民的健康标准,却一多半是,能吃饭不算有病!有病要么不用治就能自已好,就是怎么治也得死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国民的"代言人",又憧憬看病不用钱的"城里人的待遇"。这样就构筑了一个傻瓜蛋群体,自已纳的税,自已要求的高福利,让别人公费享受了

"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林语堂),这类珍稀动物,主要就产自这个群体和他们中的精英阶层,那些努力被"产业化"的今科举人进士贡生们。(头大!)。尽管农民精英未必真的得到农民阶层的委托,但最起码的现实就是,当这些精英通过牛二的姿态,事实上伤害着农民利益时,农民群体保持着缄默

所谓"农民"也包括体制外的下层市民们,他们既是"反户籍制度"的受害人,同时其私有制意识,也与农民阶层不相上下。他们一般性地文化程度偏低一点。他们中的精英群体,同样憧憬着"公费医疗"的待遇,而不是限制一下政府的权限。这帮子中年近老的很多分子们,大多数还是让毛上帝充军上山下乡的幸存者,从小的教育就是毛父党妈包办一切,根本不知自已到底有多大程度算是人。

公费医疗尽管在事实上损害着每一个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高税收无福利,自费看病还又难又贵!为维持公费医疗而建的今天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中国医疗,七漏八损,如果没有这些愚民内外的憧憬和装聋作哑相互作用,恐怕马上就会翻沉。借由愚民情结而推出的强化计划经济分配模式的医改模式,象李玲所建议的苏联体制,只不过是特权分子对基层民众利益,作更残酷的剥削而已。

常言说"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恐怕是传说。真正原因是"既失利益者"的愚蠢、纵容、贪小便宜,却成全了既得利益者的顺水推舟。"高福利"的诱惑,得到的却是"惨奴役"!无偿索求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只要明白"政府不是屙金蛋的鸡";否则民众就是政府"创造的利益"的寄生虫!这样也就不会有"纳税人"的概念了。而事实上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依靠民众纳税而存在的

政府既然不能凭空提供"高福利"的保障成本,那就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就是纳税最多的贱民,被拒绝在主要的福利受益以外。牛二永远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当了牛二还替人家做了嫁衣裳,就是这样的道理。医改立足于政府税收提供的财政保障,在超出基本危急保障(如传染病防治,紧急医疗救护)以外的"高水平医疗保障",如果不是骗人的神话,就必定是通往奴役之路本身

医疗保障水平越高,穷人越是看不起病

医疗保障水平越高,穷人越是看不了病;
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的把医疗成本向穷人身上转移;
中国医疗保障属世界最高水平,导致穷人"看病难,看病贵"

公办医疗只能限于应急性的医疗保健项目

国家财政支付的医疗保障,一旦超"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的层次,保障水平越高,就越是出现医疗成本,从高权力层次的贵族,向低权力层次民众转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与人道主义宣传的"医疗保障让穷人看得起病"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就在于资源供应总是短缺的,医疗服务的"高水平"却是无限制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否定任何"医改公有制"的合理性。

中国的医疗保障水平非但是不低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与中国人均收入相比,中国医疗保障水平之高,可以遥遥领先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穷人看不起病,恰恰是因为医疗保障水平太高了,国家支付不了全部的成本,因此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不得不从老革命老干部、公务员和国企……,依次而类推,最后却让最穷的市民和农民,承担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高成本!这就是医疗成本的转移

由于公费医疗的本质,就是国家财政/国企垄断收益支付的医疗成本,因此任何意义的公费医疗都是医疗保障。这样就可以展示中国医疗保障水平,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中国医疗成本负担,按权力层次的反配置,正是"高标准医疗导致贫富差异"的典型实例。即越是有权的人越人钱,越是有钱的人越有关系,让他们获得越是低成本的医疗服务;反之亦然。这正是经济学中的寻租腐败定律

中国的病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体制内的病人,与体制外的病人两种。从种种政策倾向来说,可以说是牺牲体制外病人的利益,剥削体制外病人的利益,维持体制内病人的相对优越的医疗条件。但对体制内病人来说,也只是相对的优越而已。以癌症为例,中国自费病人的治疗收费,实际上比美国的专科治疗中心还要贵!而中国的治疗是流水线式的,即使对体制内病人,治疗质量也较美国的同类治疗水平差!

体制内的病人,也是分成三六九等。从年报限额几十万,用不完着慌,腆着脸找熟人开贵重中药报销,拿到市场上卖的"老革命"家庭;到只能报20%的低级公务员,甚至一点公费医疗享受不上,却挂着"公务员"名头的协税员同,协管员之类。这和《教育"产业化",考公务员,大学生失业》,道理是完全一致。这样的体制把国民中的较穷的绝大多数人,事实上排除出了医疗服务的获得,而税费就照收了。

高考的本意,实际上就是用考试筛选的方式,让一部分贱民获得税收的部分福利;如低等级的公务员。至于反对户籍制度的牛二,期望"城市户口意味着大学生的国家干部待遇",这些人如果不是消息太不灵通,中了人家"编制选拨产业化"的圈套,就是天生就是上窜下跳的卖力五毛。可悲!实际情况是,目前无论是初级公务员还是垄断单位,内部高福利编制早就封闭了,能考的是合同制的"临时工"。

寻租腐败原理的原因是"政府本身拥有无上经济分配特权,却不是社会价值的生产单位"。尽管公费医疗财政负担吓人,害得整个中国社会"看病难看病贵质量次"。但是真正能够受益公费医疗的群体,仍然要比表面数字少得多,而且还将一直消减。这种情况与日本和欧洲也是相似的,仅仅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日本获得高标准医疗保障(包括养老保障)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官面文章上却象人人有分。

指望政府能够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可以无限制地负担,实际上也是无限制增长的医疗成本,——>除非用传统医学那些玩意儿忽悠脑残!否则在经济学上的唯一结果,就是把绝大部分纳税人,排除在有效的医疗服务的获得可能性以外。正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具体表现模式。但是"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养老"的民粹效果,却令任何政治家为之心动!愿意承认公办医疗是不可行的,反而需要科学客观的勇气

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朝鲜人民以为全世界只有朝鲜没饿肚子

现实成本不能与乌托邦梦想比浪漫;
为什么经济发展的社会"显得堕落"?
民粹冲击波歇斯底里的天堂情结;
幸福指数高的东民,总是偷渡拯救水深火热中的西民


文革的食品连稳定供应都谈不上,在饿死人的年代奢谈食品安全,"可能有害健康"!这种可笑的逻辑,在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文革喧闹,必须把次级的矛盾"可能危害健康",上纲上线为"有毒"(不考虑剂量),又把可能有毒再次上纲上线为"会毒死",再进一步为"许多人会(可能已经)毒死";这样才能覆盖文革和大跃进没得吃的天堂矛盾相提并论。否则"今天食品越来越毒",从何谈起?

至于文革的食品更有毒,就在短缺和短寿命中,更在公有制社会的不透明之中,涂上了天堂纯净的想象色彩。想象中的天堂,永远比现实的生活更美好,而且免费!难道,这是笑话吗?连朝鲜也可以编出丰衣足食的故事,难道还有其他人可以上朝鲜核实?连欧美的基督教左派,也能够用联合国的名义,把古巴人的缺医少食,说得象天堂一般幸福指数美洲第一,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又如何能比?

左右派的争论永远是不对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有制社会和部门,连信息也是公有制的,是不向民众透明,不允许个人意见的;私有制社会不但必须透明的,而且还添油加醋。现实成本永远不能与想象的天堂比浪漫!这是公有制改革过程中的民粹冲击波的主题旋律:恍惚整个社会都在堕落,整个社会越来越糟,整个社会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问题,整个社会似乎明天就要世界末日!歇斯底里

类似的信息不对等,也出现在如广东和重庆的治安对比中。重庆可以随便罗织罪名把人打残打黑的契卡式的不安全,先不说它。在重庆严密的舆论封锁下,就算有杀人放火的事,也只是把破案的(那怕是拿来冤枉的替罪羊)公布出来;与广东政府基本不控制媒体,有什么怀疑也当骂得象真的似的,"治安环境"自然形象大大不同。反而象是广东治安乱得不成,至于广东犯罪人员95%是外地人,就没有吭声。

同样的信息不对等也出现在如美国的治安之中。无需经历文革的大字报时代,即使是经历过80年代相对平和的宣传战的人士,很多都仍然留有"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人情冷漠"(当时千挑万选的一部电影叫《巴士奇遇结良缘》)"美国地方割据民不聊生"。让文革中饿着肚子啃着劣质面粉的天朝臣民,好自豪了好一会!类似的宣传今天也见于主体思想的王国,朝鲜人民大概以为全世界只有朝鲜没饿肚子。

问题是如果统计一下移民倾向和偷渡客,从来都是重庆这些地方的民工希望拿到广东的户籍,从来都是天朝的臣民跳入大海游向水深火热,除了朝鲜花钱买的孔老师,除了天朝花钱请入的斯诺之类的写手,偶而会参观一下天朝最宏围的国宾馆,除了给美国通辑的张五常老师以外,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偷渡到中国来的事例。不过在公有制的宣传里,似乎也不难辩证为,愚民既然多,党就要管管了。

如果从公有制改革的时间轴向来看,就可以看到俄国沙皇在波兰碰到的情况下,那就是越是开明的改革家,由于舆论发泄的爆发,似乎越是显得比末日来临,而公有制几千年灌输的革命正义,又总是让愚暴贱民,把矛盾指向打算开明的改革家本人。别说温相对此感到的郁闷,笔者对于脑残革命家的不开窍,也恨不得拧掉他们的耳朵!谁让他们的爹妈,养了这样一些蠢猪!

公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会因为专制的放松,原来看不到的肮脏,会迸发出来,而超出了很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甚至超过了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以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公有制改革造成的"世风日下",而不愿接受这是因为公有制被压抑的负面后果暴露的结果。从而在社会上产了强烈的针对改革者的负面情绪,并把过去的地狱粉饰为美妙天堂的情结。这就是民粹冲击波

市场经济让食品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文革喧闹;
文革的食品安全吗?质高量?价廉吗?充分供应吗?
市场经济让食品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无论是吃得膘肥肉润的大小老爷们正在哀叹"食品越来越不安全",还是大小公知们奋笔疾书"市场经济加大贫富差距",潜台词都是"毛主子的文革时侯食品最安全""没有小偷小贼,治安最好""人人有窝坑住""没有贫富差距""当官的没贪污这么多钱",……,总之就是公有制文革才是天堂,现在的社会毛病都是市场经济搞出来的,"政府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狠狠管""为什么不打黑"……

朝鲜是文革中的小影子;但就算是乌有之乡的孔庆东老师,也只是说吃得胖胖的,在北京替朝鲜人民免费饿死很幸福,暂时没有看到孔老师们真的想偷渡到朝鲜去。至于那些一味咏叹文革最天堂的大小老爷们,至少在今天表忠时,谁也不敢明说回到文革去,更不要说移民朝鲜了。但当更大量的公知在骂社会"世风日下""政府为什么不监管市场"时,他们实际上要的,只不过是大跃进!只不过是文革

没有言论自由时,要争言论自由,(正确);有了言论自由时,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却是附和着愚民的民粹论调,大脑急转弯地指责市场经济,指责私有制"没有公共利益",忘记了市场经济为他们今天带来的一切,把尚存的公有制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私心",指责政府为什么不把一切行业监管起来(良心分子的嘴巴除外),为什么政府不搞计划经济?政府为什么不最廉价地供应奢侈品为人人有份

幻想公有制供应价廉物美的食品、药品和医疗时,就忘记了国企垄断的老虎们,是如何地质次价高。当国企垄断被削弱,开始学习夹起尾巴做人时,公知老爷们就幻想公有制最物美价廉。有时他们和乌有之乡的毛左狗咬狗,但在攻击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至少是志同道合,大不了是革命手段上有一点点分歧。但是公有制真的没次品吗?今天偶见的山寨"有毒"产品,真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吗

文革的食品和药品,留在笔者的记忆中是低劣的,缺衣也缺医,缺药也缺吃;全国粮票与人民币同价;连猪肉面粉都要凭票供应。文革食品更不安全,大概拿不出检验报告。在那个年代,食品是国企和领袖的的大恩大德,想死的傻逼才不要。一来是肚子饿,二来谁怀疑食品不安全,就是怀疑主席要毒死你。谁敢说出来,肯定不会被毒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连饿死的机会也没有,游街示众后就被升仙了。

比较准确地反映文革时期的食品卫生水平,是当时发生过多少起食堂食品中毒。(笔者亲闻至少十次)。在基本食品也要凭票供应的时代,食品工业是谈不上的,自然也谈不上多少添加剂。不过当时就已经有着对添加剂的恐慌,"糖精会致癌""味精(谷氨酸钠)会致癌",也象今天一样,有着无名的恐慌。今天的肉类已经足够便宜,甚至在酒楼中,只要厨师有点点水平,也没有必要再用味精加味了。
ps:恶心食品工业的记者,不知有没有见过文革时期的食堂厨房

至于真正致癌的硝制品(腌制),反而是逢年过节的美味。象笔者小时侯很喜欢吃的"咸虾酱"就有很高的亚硝盐,是强烈的致癌食品,(现在不敢吃了)。但在当时条件下,一来有多少人真的因而致癌,没法子统计也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存在过,二来能食用的量很少,致癌大概也没有到中毒的剂量。反而是改革开放后价廉物美了,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放开肚皮,真的致癌的就多起来了。如广东的鼻咽癌。

类似的还有食用油。无中生有的所谓转基因油有害先不说它,所谓地沟油好象很大事似的,但是从危害健康的角度,还比不上家里热榨的猪油。文革时吃的就是这东西,花生油是要走后门买的特供。幸亏吃得也不多(猪肉要凭票,限量),对身体的损害还不算大。改革后农村很多人家仍然习惯吃猪肉,量大得多了。结果中风心脏病之类的富人病,反而高发于农村地区。这就是文革天堂时侯的食品健康水平

反对管制传媒的记者们,要求管制各行各业

反对管制传媒的记者们,要求管制各行各业;
记者传媒经常有造假(造谣),却不能监管嘴巴?
市场经济有造假,为什么要监管市场?
附和乌有之乡的天堂梦:文革食品最安全吗?
中国食品安全持续好转,还是持续恶化

金庸在他的小说《韦小宝》中,反复强调了说谎(或称造谣)的要诀,必须是在他人关注的事项上,还要保证重大关节七分真。象毛左和怪胎们的天天月经贴,完全虚假的谣言作文,不但很难有人采信,反而暴露了毛左怪胎靠谣言闹革命的面目。所谓的谣言大同小异。如果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话,谣言自然无害;凡是可能造成公共危机的谣言,必有其被关注的真实,就很难再称之为谣言。

无论毒胶囊事件如何走向,都不能否定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恶心"之初的炒作是捕风捉影的造谣。"捕证"投入之大,唯一的信仰就是"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家是坏的,企业不会不用工业明胶的,毛主义体制是必须的"。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逻辑。如果监管媒体,严打记者造谣的权力,这是记者们反对的"专制"(的确是专制);但这些媒体记者的诉求,却是把各行各业都监管起来。

记者和媒体是不可能对绝对真实负责的,就象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保证他人看来是绝对真实的;也不可能排除有一些故意为革命造谣的记者,象利比亚战争中的半岛台和"挟尸要价"的作者;他们在造谣的时侯,是完全了解真相的。但前者得到了美英法军事威力的赞助,后者得到了新闻行会的奖赏!可见造谣对记者和媒体个人来说,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得益。但是监管言论自由,就是不应该的。

从天朝媒体以CCTV为例,严格里讲很少有不造谣的时侯。记者专业造谣起来,危害不会比毒胶囊小那里去。按照严打谣言的政策标准,正规的媒体必须全部监管起来,每字逐句地审批,才能杜绝在政府权威部门眼中可能存在的"对社会的危害",否则政府如何对公众安全负责?这就是沙皇时代开始的,斯大林主义时登峰造极的,今天仍然有所采用"言论管制"。记者和媒体和公众,目前一般都是反对的。

有趣的逻辑就在于,不能因为记者和传媒中可能真有害群之马,更因为造谣与个人观点之间殊划清界限,因此公众和媒体目前都接受"肃新媒和言论不能被管制";但涉及到各行各业时就会因为自已的恐慌,而会捕风捉影地坚信"私心是万恶的,国家为什么不统统监管起来""不监管自由经济的话,违法成本太低"。站在良心记者媒体的角度,就是国家是听记者的话监管别人的工具,记者由此成了皇帝!

如果没有公众的竭斯底里,媒体对毒明胶这种拙劣的炒作无法上纲上线。当毒胶囊的恐慌,可以让一些傻逼剥掉(合格产品的)胶囊,烫伤了自已的喉咙时,很少有人屈指算一算,就算胶囊真的有传媒的毒,就能对你的健康有伤害?就象当初有人害怕日本海里有放射性元素,在中国的西北抢购碘盐"防辐射"。如果真有那个傻逼吃盐防辐射,射线照不死他,食盐就已经毒死了他,盐渍遗体还不会腐烂!

既然日本核事故可以让中国人担心中国的鱼带了毒元素,就算吃着了"毒胶囊"也只不过是相当于多服了几个疗程的药,由此也可以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没完没了地数落今天凡食物都是毒,这些人也不会再回味一下,市场经济以来,毒食品是多了,还是少了?食品安全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毒食品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偶而逮着了三聚氰胺,却是中科院为国有企业支招,对付高标准的国家标准

现实的食品安全是需要成本的,幻想中的天堂是免费的。无论食品安全如何步步提高,担心安全的人总有些因为忧心而跳楼。以为国家完全管制起食品行业就没有"毒食品"的人,就开始和乌有之乡的毛左一起编造"毛主席闹文革时,就没有有毒食品"的美好天堂。文革大跃进时连吃的东西都缺乏,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关心"食品健康"的问题。但文革的食品就真的无害吗?滴滴畏六六六是什么时侯禁用的?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谣言有危害,防范谣言也有代价

不必把异已视作谣言;
不要把谣言都视作"阶级斗争";
谣言有危害,防范谣言也有代价;
民粹冲击波中的确有大量的谣言

假如有一种谣传是真的,那么请多关注一下人民日报。这个谣传就是,目前中央的领导人,至少通过其机要秘书,把人民日报当成领导专用的博客。领导同志让这些博文发表前,多半还会亲自过目一下。类似的还有求是这些杂志。匿名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要联系一实名的讲话和语气,不难想象那些博文,是那些领导同志匿名评论的。尽管是谣传,笔者个人感觉是真实的。

笔者尽管认为造谣也是一种合法的人身权力。不然笔者无法应对,当毛左指责笔者造谣"毛主席不好""文革是坏的"时,笔者如何明确"个人观点"的权力。但笔者也支持,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具国防意义),特定条件下可以适用类似西方的紧急状态法。因此暂时关闭乌有毛乡未必不合理,对73/83条也不必过分解读。不要象一些公共左棍那样,把民主进程理解为"良心阶级和领导阶级的阶级斗争"。

到底是否适用紧急状态,取决于当政者自已的判断(这就是紧急状态的意思)。笔者仅仅建议,"紧急状态的权力"在真的紧急时才用,如果滥用了,就肯定是体制落后造成的。长期的紧急状态,对于社会也包括对政体的损害,会比它所能预防的危机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大得多。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真的被外来威胁灭亡的国家并不多,反而是因为过分"紧急状态"而自取灭亡的帝国,多得是!如罗马!

早前一酷似吴帮主"打倒谣言"的口吻,似乎更适合是薄主教的打黑。当这位帮主级的写手杀气腾腾要杀造谣时,很不幸的是,谣言的状述差不多总是与十天后的现实新闻相吻合。反而是帮主式的辟谣,事后总是被证明是造谣(不合真相)。如此反复,小民百姓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向小学生学习,就算自已相信了,也不自已造谣,不传谣。除非,我们不相信自已的判断力,或者担心身子骨安康

昨天另一位帮主口气的《谣言损害国家形象》,就让人读来舒服得多。这篇领导博文,把杀气腾腾的杀谣通牒,变成了对谣言现象和处理方式的探讨。这样领导同志与社会开明群体的沟通,就可以走上轨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给中国人洗脑最不好的,就是很多人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所谓的改革;而领导同志也常常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一切问题都以阴谋论的方式,视为"阶级敌人搞破坏"。

笔者大致上是同意《谣言损害国家形象》的90%以上的观点。现实社会确实是愚民仍然大多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半是道德高尚的革命家,满口仁义道德唯恐天下不乱。这些左棍造谣作文起来,无所不用其极。但领导同志如果是要实现民主改革的话,就不要把网民都看成是阶级敌人。只要有关措施是合情合理的,也有很多人会理解的。如何应对改革进程中的谣言,确实是大学问。

长期的权威教育和言论禁制,前者培养了一些人盲从,也培养了另一些人的逆反。逆反者倾向于从流言蜚语的非官方途径中"提取真相",而自淫于洞察内幕的阴谋论天赋。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这种热衷于权力斗争的猜测,是预备役的革命家们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自我练兵。其中一部分练出了心得的大侠,就会编造一些文学作品,检测自已的智谋(还有雄辩的哲学),是不是能忽悠一些脑残。

这些文学作品是没有根据的,绝大部分是一眼就能看出其破绽的作品;但是他们总是能符合阶级斗争中的某种"革命立场",即所谓政治正确。革命家也有革命家们的"政治正确"。因此信仰了"政治正确"的革命粉丝们,并不关心其中的破绽,甚至会自觉修正补充其中的破绽。并不是他们信了这些谣言,而是他们觉得这些谣言是用于革命的。这类革命谣言不一定针对政府,针对美国日本的也满多的。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保护妇女权益不是做秀就是民粹政治目的

俄国男人为什么"酗酒健身""打老婆锻炼身体";
俄国剩女化的生存环境和家庭生活模式;
清官难管周瑜打黄盖的家庭暴力;
"保护妇女权益"不是做秀就是民粹政治目的

东正教的拜占庭是女权运动的策源地,东正教的俄国却盛行"酗酒健身""打老婆锻炼身体",似乎是很矛盾的组合。了解俄国可以多了解拜占庭;反之了解俄国也就对拜占庭社会了如指掌。俄国不但贩依了东正教,而且当拜占庭象征千年皇权的双头鹰戒指戴在沙皇手上时,俄国就已经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希特勒那个只不过是"第三日耳曼帝国"。沙皇的意思,就是"凯撒""罗马皇帝"。

俄国人擅长酗酒是地理气侯上的原因。俄国这个鬼地方冬季寒冷。冬天关在木房子里消闲,没什么好做的。这个鬼地方除了将夏天的大麦酿酒没有什么土特产。生产过剩常有些过剩,没事做的俄国人就关在木房子里喝酒取暖,喝高了就全家冬眠若干日子,冬天也就过去了,生活习性跟熊差不多。再考虑到多吃喝少运动的储备能源的体型,俄国人绰号俄国熊其实挺贴切。久而久之俄国人就特别擅长酗酒睡觉。

至于俄国人练习的"打老婆锻炼身体",是卫国战争以后的创新思维。卫国战争以后俄国男性严重短缺,1918-1928年间出生的苏联男性,战后只有9%生还。尽管战死沙场虽然是20年代一辈人,但是姐弟恋总会消费掉一部分年轻男性,男性条件更优越就更有水平酗酒,"酗酒有益健康"的实验一直没有好结果。结果是卫国战争以后半个世纪,苏联女性供应过剩供过于求,各民族都是剩女成群结队。

婚姻虽然没有明码实价,但是彼此结合的隐性条件,会转化为双方的婚姻待遇和家庭地位的差别。东正教的公有制专制传统和社会主义类似的管制,恶化了基层的就业环境,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就有更多的女性岗位。两者结合就大大强化了女性对家庭的依赖和逆来顺受。因此俄国女性的生活模式就是结婚;万一晋升为剩女,就找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然后就守着这个家庭(或孩子)过一辈子

俄国男人打老婆时的勇敢,就意味着俄国女人逆来顺受的柔顺。俄国女性在家庭男女混合单打之中,本来至少也是四六开;不致于每年一千多例家庭暴力给打死和重伤的一边倒,(男女伤亡比例超出1:100,与海湾战争相当)。只因家庭破裂离婚的话,俄国男人不愁换一个沙包,二手的俄国"沙包"就只能指望出口到中国。逆来顺受之间,万一碰上些东莞恶父式的狠老公,意识到生命危险时,可能已经迟了。

与俄国男女混合单打的伤亡对比相反,俄国男人酗酒冬眠中仙逝的比例,就远远超过女性。光是每年冬天可以冻死德国兵的日子里,因为酗酒醉卧路边而长眠仙逝就超过一千人。俄国每年酗酒牺牲的男性超过十万,超出了战争、黑社会和车祸中死亡的总和。这种生存淘汰在俄国已经经历了上千年,今天的俄国人特别进化出酒精消费的耐受力,本身就证明,进化论即使对于人类,也是适用的

从俄国男女混合单打的家庭战争,可以看到所谓的"保护妇女权益",如果不考虑到婚姻家庭双方对家庭的依赖性所作的忍让,就将完全陷于做秀的水平,如果不是专门用于民粹的政治目的的话。对于俄国女性来说,帮助家庭暴力之中受害者的社会和宗教团体多如牛毛,俄国姑娘虽然娇小,但是进化为俄国大妈后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视。如此一边倒的伤亡,合理的解释是传统家庭文化中"不抵抗主义"

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干预"之所以无效,就因为是老公打老婆更甚至周瑜打黄盖,一个想打一个愿挨。宁愿挨打也拒绝离婚的,是俄国的大妈不是俄国大叔。否则俄国的女性打不过也逃得了,一拍两散谁怕谁啊!结果就是家庭暴力的公共援助团体,作用离婚登记公证处。真正挨打的俄国女性不会真正求援,求援的是打算离婚找人证明"他打我"。就算是清官,要管好这些周瑜打黄盖的家务事,挺难的。

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韩国的实名制严打谣言出尽洋相

韩国的实名制"严打谣言"出尽洋相
谣言如果被证实是真实的,还是谣言吗?
"个人观点"和"虚假信息"都被看作谣言的文革

三年前号称民主国家之一的韩国,试探了本来只适合在日后改革开放的朝鲜才适用的"实名制才有言论自由"的革命措施,当时据说是有几个漂亮的女星的丑事给公开后自杀了,之乎者也的人道主义一鼓噪,韩国人就先吃了螃蟹。惹得最喜欢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天朝某些专家。派出公费考察的记者们,搜罗了一些连,各国自已也记不起的"互联网管制条文",以证明管制嘴巴是国际惯例。以便向国际接轨。

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治安的韩国警察,一个个象方舟子给韩寒批改作文似的,改行给韩国互联网的网民们,批改发贴时的礼貌用语。忙乎了三年,严格实名制的韩国互联网,所谓造谣啊谣言啊人身攻击的,一点没减少,(另有报告说只减少了20%)。日前终于偃旗息鼓,取消实名制。幸亏咱天朝的专家,嘴巴上接轨快,恐龙的动作特别慢。如果来点雷厉风行,真跟着韩国的先进经验去接轨,这回可丢脸大了。

韩国的警察忙着进修当语文老师,把正事给忘了。前阵子一位韩国女性被奸杀,受害者从案发到被害13个小时,给警察局打了7分钟报案电话。韩车的警察一边听着奸杀的实况转播,一边无动于衷地当成又一条谣言。大概正事不干的警察,最有工夫管什么网络谣言

在我国由于消息渠道还比较垄断,有着信息垄断的社会的特点。那就是传闻中关于政府方面的谣言,日后验证却大部分是真实的。感觉上准确性可能比红头文件还高。但涉及到民间的谣言,除娱乐圈内的谣言以外,最后就一般证实是假的。当谣言的可信度甚至比真理报的权威报道,更具时间的检验性的时侯;个人主义的法则完全失效,严打谣言的工作真是太重要了。不然,全国人民都会谣言骗倒的。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无论是民间还是清官,都不太清楚"谣言"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以乌有之乡的毛左在本博的骂街(因为笔者否认他们的偶象如毛主席和薄委员们是道德圣人)为例,一般是把"个人观点"和"造谣"混为一谈。所以王都统和薄主教,因为凯迪有一位版主称"山城打黑不好",就把人家当成"造谣山城打黑不好",判了三年徒刑。现在还给关着。这版主谣言,那只好读毛选才不是谣言了。

又比如说,笔者认为下周股市会上涨;与"笔者造一条假的利好,因为这条利好,说下周股市会上涨",显然是不同的。但是由于咱国文化是看态度观结果的,如果这一趋势的观点与讲政治主席如郭树清先生的政策不符,又可以严打谣言的吗,说不定就要劳烦各位给笔者送饭。所以本来就言论自由而论,连造"假消息"也是自由的;但是当严打谣言合法的时侯,就连读毛选的国语口音不准,那也是造谣。 这就是文革!

2012年4月9日星期一

文革中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阶级是互相耦合的,彼此99%以上要素是相同的;
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至少99%以上是无辜者; 
阶级斗争中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道德裁判(99% vs 1%)生杀大权让革命家着迷

把"人与人的差异"看作"人与人必须斗争",仍然抱着"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观念的,并不仅仅是马恩毛左,还包括大部分声称要民主的革命党。阶级斗争的要害在于,彼此斗争的敌我识别是模糊的,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彼此生死对决的两群人之间是彼此耦合的。因此不必对文革中子女斗争父母莫名惊诧,也不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大惊小怪,那只不过是因为界限标定是模糊的,却必须斗争的缘故。

传统公有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假定好人阶级与坏人阶级之间,大部分如99%以上的要素是不同的,只有极少数1%是接近的。象文革中毛左造反派,把自已的同胞,日本鬼子杀中国人还要残忍地往死里整,他们认为彼此之间除了都是中国人以外,根正苗红与(因为有私有财产而成为)剥削阶级之间是完全不同的,是你死我活的。类似的心态也可见于苏联和德国的集中营,以及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屠杀

既然阶级敌人的界限是如此清晰的,那当然可以"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雷锋语)。当被判了道德死刑的阶级敌人(如宗教法庭判定的异端),已经如此清晰时,如果还存有半分人类的怜悯,就等于说自已与他们有太多的关联。这种道德上的要挟,对于本来与"阶级敌人"血缘或其他天生的关联的人,如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为了划清界线而互相揭发,甚至更加表现残忍,只不过是囚徒博弈的表现。

公有制社会总是导致残酷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在内部一批批地划分出敌人,就是向外部扩张,把外部民族视作"劣等民族",其实就是以民族/种族划分的阶级敌人。原因并不是公有制社会的人没有信仰,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没有信仰就不会组合成公有制体制。而是因为公有制体制是低效的,必须是某些人类生命群体转移成本。低效益的公有制政体要生存,必须有一些新的无辜的人,作为替罪羊去死

私有制的个体社会,通过比统筹分配更高效益的交换,为每一个体提供个人所有达到的最佳的生存机会。因此没有必要在内部制造阶级敌人,也没有必要在国际中持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因此人权普世的个体价值观者,可以用较中立的眼光回顾人类文明史几千年来的阶级斗争,(文革只是一朵小浪花),将发现人类社会的所谓阶级之间,是高度耦合的。绝大部分如99%的要素是相同的,只有1%的差异

人与人之间99%以上是耦合的,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与自已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些差别,正因为这样,我们彼此才有交换合作的利益空间。传统公有制文化的错误,就是剥夺了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换,自主调整1%的差别的个人权力;却用放大镜把1%的差异无限放大并妖魔化,从而根据微小的差异,制定了将他们暴力灭绝的序列表,却称之为"向弱者倾斜"。

无怪乎当分明血浓于水的亲人,在公有制传统的文化大革命的魔掌下,面对被残杀的亲人与自已99% 的相同,而惊惶失措,就算求拜魔王为父,只求暂免祸于身,只要魔王就是那个掌判(99% vs 1%)的标准的道德大师。象乌有之乡张宏娘这些毛左造反派,他们仍然互联网上示众的那些阶级斗争大纸报,就是当年掌判(99% vs 1%)的生死判官。在公有体制下,被残杀的是亲人,被灭绝的是人性!

(99% vs 1%)微小的差别差别出生死之别,只要道德掌判的权力就手,就可能把任何人"打倒"或"平反"。不愿打倒无辜者,自已就会被别人打倒。原因在这样的体制下,总需要有一些替罪羊被杀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种打倒异己平反朋党的政治游戏,本身也是为了挽救公有制的崩溃,革命者自以为正义得很,虽然死难的至少99%是无辜者,革命者一点不在乎!他们还认为自已正在向弱者倾斜!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公有制传统"道德治国"对症下药;
公有制社会需要替罪羊,文革不可避免;
统治者预备的替罪羊和卫道林语堂动物;
老百姓成为替罪羊的制度叫封建制度


公有制社会既然是公有的,有病就总是转弯抹角地因为"有人有私/既得利益"。如果恰逢毛帝国精神极大富裕,物质穷得丁当响,就要另找毛病。不是统治者的道德腐败,就是官吏腐败了,甚至是民众"道德滑坡了,缺乏信仰了,懂得自已有私利了"。既然公有制社会的的毛病就必定是道德出了问题,那么公有制传统都强调"道德治国",也算是对症下药,至于谁是道德祭坛上的替罪羊,看谁是软柿子。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甚至连地方大主教,敢于发动而且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勇士,道德名声都是不坏的;至少也是"不是为了党国就是为了民生,总之出发点是好的,有能力的,家庭是幸福的……",反正是"宵小误导""上有权臣掣肘,下有奸臣作乱"。这些因为残暴而变得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在权力失去前都是道德完人;在权力失去后,即使如秦始皇,千年之后也不缺乏铁杆的皇帝粉丝
只有是公有制的社会,文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是文革的方式有什么创新性的思维。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凶残驱逐仁慈,虚伪驱逐真诚的制度。如果当前是经济盛世,统治者还可能当个太平天子,如果不幸经济萧条,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就处于道德内战的焦点。除非足够残暴,以证明"我本善良",否则即使是为了自保,也必须用某种文革,把"道德败坏"的罪名,扣到其他的替罪羊的头上。
公有制帝国的统治者号召道德治国,一般只是自保的手段;象毛主席那样的民粹方式,才是明确的要让行政官僚成为替罪羊的"政治攻势"。在这种道德内战的千年文革之中,统治者尽管拥有宣传部门和地下警察提供的枪杆子优势,但除非公有制一下子真的极大先进(公有制适合对外扩张的战争),否则面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压力,矛盾焦点中的统治者,家族连续生存二十年的机会,在历史上都非常渺茫。
如此高危的职业风险,就令历朝历代的伟大领袖,有了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预先准备一只替罪羊。用狗圈套着替罪羊的脖子,牵到园子里向臣畜宣布:"这大畜生是统治者,我把权力都交给他了,只有狗圈还留在我的手上;这狗圈不能不留,上帝也说了,绝对的权力意味着权力的腐败;我作为上帝的代表,替你们监管着这个统治者;他差事办好了,是读了咱的语录;办砸了,我替大家宰了他!"
"预备的替罪羊"伟大就伟大在臣畜们认这条发明。臣畜们也认为脖子上带着狗圈的牧羊犬是统治者,要不是他是个奸臣,美好的公有制是不会有毛病的。替主子忧国忧民的广大畜牲们,永远对现实社会不是按需分配的天堂,忧心如焚。反正是私有经济发展了,他们就反腐败;经济萧条了,他们就找汉奸;实在吃饱了撑着就"世风不古,道德滑坡"。总之是要牵狗圈的"换一个替罪羊,再换一个……"。
所以象秦始皇明太祖和毛主席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已的手上,实际上也就把首席替罪羊的功能废了。明朝的成功,就在于让装在狗笼子里的六部尚书当替罪羊,明畜们居然也认!周氏总理既然必须是人民的好总理,那邓副总理就只好几上几落。这两位还算善善遇,一来说明毛主席宅心还算仁厚,二来刘林两主席的替罪羊功效未去;三是各级臣僚们升级当了大大小小的替罪羊。这就是毛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主席的宅心再仁厚点,除了红楼梦这些扫盲小说以外,还读了点欧洲封建史,或者就不在先进性内部搞文化大革命找替罪羊。肯定是老百姓这些阶级敌人给公有制惹的祸!各位同志分道把关包干负责,把各地的老百姓都管起来。老百姓的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腐败,不是吗?这些分道把关的革命同志,在欧洲称为贵族封建,被管起来的道德败坏的百姓叫贱民。这种制度就叫党内民主或者叫封建社会

雷锋精神就是日本神风敢死队

日本帝国的雷锋精神,"耻文化",神风敢死队和侵略军;
日本帝国"高税收,无福利"的"自由经济";
"公有制的自由饿死"与"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的根本区别

东方帝国的雷锋精神,在日本帝国被称为"奉公灭私",与"人性本私=天赋人权"针锋相对的"人本归公"的价值观。雷锋精神"奉公灭私"的极致的产品,就是侵华的日军和著名的神风敢死队。别看天朝隔三差五地强势崛起,暂时还没有复制出神风敢死队式的成批量人畜炮灰。奉行同样精神原则的清朝儒教大军,就将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归罪于慈禧太后搞生日,导致军备投资只是连续二十年亚洲第一,最后一年还不是世界第一!

雷锋精神/奉公灭私,是适用于整个等级社会所有人等的公有制道德原则。只不过国家尽管精神上保证向弱者倾斜,物质上短缺,就不得不向革命领导倾斜。"天皇的收入是第一位的",金/毛主席的法国龙虾也比贱民的生命重要。依等级社会的分配层次,各级领导的生命保障逐级排降。在毛灾大饥荒时接近于可以保证大部分特权工人不饿死,今天平壤工人也可以免费或低价,得到正常食品热量需求的三分二

没有个人交换和个人奋斗的自由,个人奋斗充其量是在科举路上的"公平竞争"。日本穷鬼子就是在战场上为家族扬名,尽可能英勇地杀中国穷人,还要让媒体知道;不然就自已乖乖死掉,这样可以换取家庭/家族的事业,得到日本政府部门的关照,象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信贷保证,自已家的小生意总是可以得到贷款。这样就可以脱贫,或者是子女兄妹可以被某个大企业关照,从此糊口无忧。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的雷锋精神,仍只停留在国家的精神倡导,远不能与法西斯主义精神文明上千年的日本相比。"奉公灭私"在日本,是国家倡导的精神勒索,被贯以"非暴力严惩"。被上司和公众判定没有"奉公灭私"的人等,如果还厚着脸皮不剖腹,其家庭将在事实上被剥夺一切获得收入生存的机会。你的家族为免牵连,也只好把你全家开除出族。此即东方文人赞羡之为"耻文化"的日本传统公德

日本帝国的民间经济奉行福泽喻吉的"自助者天助",仿效的是英国的市场制度;但拒绝的却是美国的小政府和低税收。"自助者天助"语义上可以解释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精神,但也可以解释成日本传统文化的,"自已照顾不了自已的,应该自已死掉"。这也就是今天东方帝国倡导的"剥夺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的意思,即"国家高税负是不能减的,如果贱民却不能照顾自已,别指望社会保障"。

所以同样是"英国式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前提下,意义也是不同的。大宪章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No votes No tax,强调的是"人性本私之独立于国王",不惜以武力手段,否定国王税负痛苦指数的垄断发言权,在此前提下的自由才有经济意义。否则税负实际负担超出了国民经济自我循环的再生补偿能力,底层贱民无论如挣扎,他们所谓的自由,是自由地饿死的意思。

东方帝国摆脱公有制模式实现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私有制的自由",无疑是改革;但如果实行的英日帝国的特权经济,不愿意按私有制形式废除国企特权(反谷物法),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就变成了"自由饿死",难道就不是改革?市场化并不一定需要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即中世纪的早期封建制度)至少也是改变了!而且肯定能得到新旧贵族的拥护,号称民主的斗士,对此能够区分吗?

基于私有制原则的一切民主概念,都与传统的公有制文化相悖。公有制社会的确是需要人道主义责任,才能确保贱民的生存。脱离私有制原则的一切民主概念,都立刻成为公有制更凶残的帮凶。因此根本不可能有脱离私有制原则的"民主道德"的存在。公有制原则与私有制原则之间是彼此截然相反的,只要用哲学将两种原则的客观结果加以混淆,就可以得到几个世纪来不缺信仰的实践中的所有奇谈怪论。

2012年4月6日星期五

政府不监管,不等于罪犯可以胡作非为

公有制和私有制中的"政府"概念不同;
在公有制的政体中,法院是不存在的;
政府不监管,不等于罪犯可以胡作非为;
政府,检察院,法院,司法官,陪审团和FBI的权限和职责


近日听到一些地沟油的新闻,经常接触笔者博文的读者,一个合理的疑问是:对于地沟油,政府该不该管?答案仍然是,政府基本上不管!但公共部门可以立案调查,作为公共安全的公诉案件,由法院对涉嫌者,按危害公共安全的有关条款作刑事和民事(罚金)处分。

政府"的概念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社会中,意义是不同的。公有制的政府是"公共部门"的统称;基本上就是君权神授的人间杂务代理人。往大里说是先知,皇帝;往小里说也是首相,特派员。在公有制的政体中,法院是不存在的,那怕有某个部门挂个牌子,上面的读音形似"fa法yuan院"。但是这个音似法院的部门,如果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就是一个光棍司令,只有精神上安慰民心的作用。。

因此在公有制社会中,"政府管不管"的含义有两个。第一是政府够不够大,要不要再招募些皇亲国戚的革命儿女,为人民监管监管?第二就是政府是不是要包起某种行业,交给皇亲国戚的革命儿女专营起来。无论是那一条,决定权也是公有的,归君权神授的领导同志裁决。这两条政策在私有制的政府中,都是不允许的。因此这类似乎"政府必须管"的案例,答案都是:不管

政府不管,不等于罪犯胡作非为;政府有警察权,并不等于政府可以裁决人间罪辜有无。正如政府的分支"警察"可以扣押嫌疑犯,也可以搜集罪证,但是裁决证据成立,罪名与否,惩罚轻重的司法权,在法院的手上。在严格的意义上,证据搜集和公诉,由检查院完成,同时独立于法院和政府。在美国就由联邦调查局立案,由检察院审查是否起诉,最终裁决权仍然是法院。政府相关的诉讼由司法官代行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地沟油这种问题,取决于市民或检察院提出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提请联邦调查局立案调查;检察院可强行要求FBI立案。如果调查遭到干扰,就因为干扰司法调查,妨碍司法公正,而进入了法治打黑,重建法治有效性的流程。调查结束后,由检察院立案确定是否公诉。如果法院和陪审团(裁定是否有罪,是陪审团的权力)裁定后,犯人拒绝裁定,法院可要求政府对其强制执行。

可见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对于地沟油这类事件,是基本上不管的。因此就不会有"审查制油的资格""制油企业的国家标准""油的国家标准""食品油生产许可证"……,不会有这些酝酿寻租腐败的Charter存在。法院倾向于罪名成立则严刑处罚,也就抬高了这种制假获利的机会成本。了解一下西方社会的政府,为什么没有腐败的空间,却能"不管为管",可以减少一点"政府为什么不管"的的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