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言论自由的真相是指公共权力不干涉公民的言论

美国言论自由的真相；
美国也有“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矛盾宣泄的历代替罪羊；
如果林肯政府是完全正确的，相应的逻辑结论将是……；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没有民粹的社会；当然也是一个有着中世纪文化残余的社会。因此美国也是一个有着“政治正确”的，也是有意识形态的，也会扣帽子的的社会。与毛氏文革相比，美国社会区别，仅仅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也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不容涉及公共权力；除司法渠道以外，任何意识形态的帽子，都不构成惩罚的理由。

由于所谓“政治正确”，也就等同于“思想意识的时尚”，或者说赶上潮流；这样就必定地有相当数量的，或激进的，或保守的，或逆反的“异端”，表示“对政治正确的反思”。无论是出于对自已言论自由的环境的爱护，还是对于敢坚持异见的勇敢者的尊敬，都会要求公共检察官不容作为；某些人如果气不过，可以自已提交民事诉讼。至于“极少数人的极端的观点”……既然是极少数人，还操心什么？

美国的言论是自由的，但美国是有“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指公共权力不会干涉公民的言论，不等于说公民不会据法律打口水仗，也不等于法律一定会拒绝惩罚某一方。这才是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的全景，即所谓的“法治”。有些马恩毛类的“法家爱好者”，将美国社会这种源自传统惯性的“政治正确”的舆论压力，称之为“习惯法”，是混淆了道德、舆论和法律的关系。

作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美国却不可能幸免为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社会。个体主义的社会不能信仰于某一教皇权威的思想裁决，那么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因此美国社会也有矛盾外引，寻找外部的或内部的替罪羊的社会本能。美国历史上的替罪羊，先后有欧洲殖民主义（1790s-1820s），黑奴制(1830s-60s)，资本家(1860s-1930s)，共产主义（1920s-1990s），……，思考题：今天替罪羊是谁？

因此象米塞斯在30年代为资本家辩护，（类似于茅于轼今天为富人辩护），指出共产主义的欺骗性，指出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成本管理（无法实现价格计算，反方代表是O兰格教授，后任波兰财政部长），以及一直到今天反思林肯政府发动内战时违反宪法的“拘泥的法学家”，都是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冲撞者。米塞斯在美国的处境，一直到纳粹覆没，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威胁后，才有所改善。

由于南北战争涉及到美国联邦今天的政治合法性，更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禁区；同时南北战争也涉及到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统一论”，也成了绝大部分主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思想禁区；奴隶制毫无疑问的腐朽，更为这一世界性的思想禁区，添加了神圣的色彩，从而将150年来世界血腥冲突之源的潘多拉之盒，紧紧的尘封在政治正确的、世界公认的标准答案下。

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冠的正义标准出发，无论是从今天继承林肯正统的美国联邦及政府，以及被林肯启发而承认林肯为先知的马恩毛斯大林主义等，都将毫无疑问地将南北战争在意识形态上盖棺定论：“林肯政府无论做了什么事，出发点是符合正义的，因此一切是符合正义的；如果有不正确的（如违宪），参考前一条”。这一正义，南北战争问题雄辩一方的永恒依据。

信仰从来不存在的“争论”，就包括了雄辩型的“正义，信仰，信念，个人道德，……”。中国和美国的现实公众，在南北战争问题上，可以采用春秋史学的立场站队，“支持北方或反对北方”，笔者仅仅指出逻辑上的相关结论：如果林肯政府是完全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的一切，就没有什么是错误的；欧洲历史上的一切殖民主义，美国政府和西方的一切干涉主义，都将是无可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