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市场的出现减小了早期战争的创伤;
资本逐利的本性,构成奴隶主普遍仁慈的经济基础;
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购买奴隶,很可能是仁慈的善事,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长期的正义宣传教材非常冲突,可能会令一些被长期"定制"的人们,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从"交换创造价值"或者说"边际效用"的角度,就不难明白了;奴隶本身是生产因素中的劳动力,不是生产资料;奴隶仅仅是被剥削了剩余消费的权益(想想某大国的低人权低消费政策),奴隶生产还需要生产资料的配合。
因此拥有大量奴隶的人,如征服军,一般情况下也缺乏相应的生产资料;反之拥有可供开发的生产资料的人,就可能缺乏开发的劳动力;两者的交换价值,就在于彼此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并拥有开发的知识。因此征服军就算军队干预政治,也只能是收服拥有知识的人,让他们控制奴隶,从收成中提成。这样就看到了如斯巴达,以及今天枪杆子出政权的社会主义帝国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劳作模式。
由于"收服"的过程如果不是以分权合作的方式进行,(典型如包产到户,国企自负盈亏),就必然存在"政治正确"压抑知识选择,从而只能获得低于私有制完全自由选择的效益。因此这种"枪杆子收服知识精英奴而役之"的组织结构,效率既低,而且对效率的损害("对效率的损害"常被称为公平,向弱者倾斜,等等)与奴而役之的强度成正比;极端情况下,就将造成毛氏斯大林大跃进式的灾难。
而当军队并没有征服一切的能力,或者军队领袖有点邓同志的头脑的话,就会以交换的方式进行,有偿地把奴隶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过去称为奴隶主),从卖奴中摆脱了养奴的负担或杀奴的恶名或计划生育,同时得到一笔收入。如果是军队占优势,还可以从资本家的经营中收税收贡;如果是资本家占优势者,如罗马帝国和美洲蓄奴者,就会向军队支付一笔工资,军队就成了抓奴隶的雇佣军。
这种基本的奴隶劳动力交换的模式,也可以见于天朝改革开放,"剥夺农民和市民的消费权益,名为低人权","卖给海外资本,称为农民工","提取税收和卖奴收入,称为外汇储备","向市民和农民工打白条,称为人民币","白条过剩称为人民币通货膨胀","白条兑换外汇不愿意降价,称为人民币千万不能升值","政府万能总是有理的道理,称为政治经济学",等等。
那么在战争已经成为既定的结果后,如果没有存在一个奴隶劳动力的收购市场,从供求关系上就会出现奴隶供应过剩,要倒入大海,杀掉或者饿死,白养着也要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源通货紧缩,价格下跌,维持的成本超出开发的成本,而被抛荒,退出经济流通。(奴隶杀掉+生产资料抛荒=经济衰退),这种关系在中国战国期间出现的大规模杀降杀俘甚至猎头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来。
不否认资本家是逐利的,也不排除有些资本家完全不顾奴隶的生死;同时的确有不少奴隶遭到残酷的役用,(如西西里的罗马奴隶种植院),但资本家既然是资本家,就至少要关注在奴隶身上花了的钱,和能够得到的收益;付出的成本,不会因为残酷而减少;得到的收益,未必因为残酷而增加;而事实上是越仁慈,资本家奴隶主的收益就越高。这样,就构成了希腊和罗马奴隶制普遍仁慈的经济基础。
就如同包产到户能够促成天朝的经济恢复,"包权到奴"也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奴隶主的收益。希腊罗马对奴隶的管理的特点,就是允许奴隶拥有属于自已的财产,尽管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奴隶主;而只要奴隶拥的财产达到一定程度并交给奴隶主(赎身),奴隶主就允许这名奴隶获得自由。按罗马法,自由后的奴隶仍然是这位奴隶主的依附者,需要向奴隶主进贡送礼服劳务。瞧瞧,是不是比皮鞭下的孝顺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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