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中的"户籍制度"是地方国民主权；
民主社会有公民群体，帝国政府管辖贱民群体；
秦晖和周其仁的观点中没有"国民主权"的影子；
秦晖和周其仁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枉论他人？
民主社会的政府的权力边界不囊括主权，位于公民社会内部。相应的结论就是，在政府与主权之间，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既得利益层"，并且政府因为收了公民的税，而对本土公民负有法约义务上的责任，也就是说，"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是本地居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假如这的确是私有制的民主社会的话！至于新的移民以何种条件，融入本地居民共同体，显然是本地居民的国民主权。
民主社会的政府和主权之间，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既得利益层。因此另一个逻辑结论就是，在帝国权力覆盖至主权边界后，公民社会将会降格为贱民群体。"剥夺居民税后福利（但不减税）"，言下之意就是"移民奉献后税后福利别指望了"，是帝国政府力挺的人道主义政策。由于公民社会沦为贱民后，"人命"本身体现为帝国政府的可消耗资源。帝国地方政府当然是欢迎多点贱民，少点福利责任的。
当公民社会被降格为贱民群体时，也必定是公民被成功剥夺反抗的权力甚至动机的时侯；而无论是通过枪杆子，还是传统文化不缺信仰的忽悠。从而整个公民社会，成为国家统治者可以把政治成本和外贸成本转移到其身上的"贱民"；相应地，国家主权的私有利益就集中到少得多的一群人（如希腊城邦的公民），甚至是集中到某一个人的身上，如大秦帝国的皇帝。整个国民社会被明显"缩容"了。
当政府权力的边界，从主权边界上向后撤时，被"公用的""国有的"贱民群体，就重新地渐渐转变成公民社会；而无论是因为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下而上的，国民人权PrivateRight独立于国家的独立运动。有时侯也把这种独立运动，称之为"革命"，但只是广义的革命的其中一种。更经常见到的所谓革命，是贱民仍然是贱民，仅仅是换了一个家族名声暂时还不错的"新领袖"。俗称"改朝换代"。
如果说政府利益集团之中，还有着"要民主，还是要保守（或称维稳）"的立场明确的分歧的话，那么在政府和民间则有着，没有分清"要集中制的民主，还是要私有制的民主"的目标含糊的"共识"。不幸今天所形成的任何专制政府和内部"要维稳"，本身都是形成于另一批人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样很多所谓达成共识的"觉醒派"，他们所要的革命，其实就是换一批人民主的改朝换代；而已！
这种迷乱甚至出现在诸如秦晖和周其仁的笔下。秦晖在他的《南非》里面，没有搞明白南非城市的居民自治权是在黑白居民的手中。而把南非的种族隔离混同于东方帝国的户籍制度。不过秦晖在无意之中却是指出了，南非的白人特权制度，相当于东方帝国的国企体制的工团主义。因此南非废除种族隔离，相当于东方帝国废止国企特权，这是笔者坚决支持的。（有时间将详细介绍南非经济和历史）。
周其仁在正确地认识到国企是万恶之源的同时，（秦晖似无此认识），却提出的"发国债（相当于加税）买外汇，以便保持人民币低汇率（造成劣币通货膨胀等价于税收）"，只要了解国家对外贸和货币市场的干预（相当于周否定的国企特权）造成的内外环机理，就知道周其仁在此问题上是常识混乱的馊主意。周先生在"农民迁移权"也上发了很多文章，也没有说明白，迁移权和私有制，有什么关系。
象秦晖和周其仁这样，已经是自由化的旗手，其"政改"观念仍然更接近于民主集中制；枉论他人！从法学上说"剥夺居民税后福利"本身就是"强权剥夺"，如果这还算是民主，那强奸抢劫也是民主了。即使是从"民主一人一票普选"的角度看，如果本地居民没有自治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普选如何能确保准确计票？普选必须是在地方主权认同、配合下完成的。这是秦晖和周等人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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