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民主表达的渠道，政府无法体验国民负担

美国政府的政治地位，至少低中国政府一档；
民主社会的公民社会与国际社会在商业往来上是融合的；
户籍制度指"民主社会的政府对本地成民/本国国民负有税后契约责任"；

相对于自由私有商业的市场经济，专制社会出现内有劣币，崇拜外汇的"内外有别"，是因为政治（垄断/干预）（对外贸易/外汇管制）。干预程度越深，越接近垄断的程度，内外之别就越是剧烈。可以概括地说，劣币的产生，是两个条件的综合结果，第一是需要政治权力对外贸/货币兑换的干预/垄断；第二是政治权力笼罩下，有着可以向其转移政治成本/损失的"低人权"的贱民阶层。

民主社会的政府是与专制帝国整个帝国相对应的管理性组织部门。专制帝国的政府，是为国服务的政府，仅仅是帝国权力的一个分支。这是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因此象"中国政府 vs 美国政府"，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美国政府不能代表美国主权，中国政府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主权，如果不考虑中国政府背后的"党的领导"的话。两者之间的地位，类似于一家大企业的主管，与另一小企业的老板的谈判。

美国政府的政治地位，实际上至少低中国一档，这对于中国国民是不利的。因为意味着美国主权（如国企），可以反悔政府决策，而中国国民就必须服从政府的决策，那怕损害了自已的利益。仅此一点因为所谓"中国低人权优势"的差距，就足以令两国政府博弈的结果，总是一点点地把中国国民的利益，往美国国民的利益嘴巴里送！原因仅仅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表达的渠道，政府无法体验国民负担。

把"权力的边界"看作一个变动的要素，就可以解读不同政治形态的国家的内外有别，和相应的财政、预算、内外债的漏洞，以及迟早会爆发，甚至导致其灭亡的危机；假如它们不懂得改弦易辙的话。一个显著的逻辑结论就是，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政府以外的公民环境，与国际往来的环境，两者在经济意义上是等效的。这种等效为民主社会之间的"彼此国民待遇"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民主社会的公民环境与主权边界以外的国际环境的区别，仅仅在于"本土户籍制度"，在主权国家称之为"国籍"。它意味着公民税后权益在本土的保留，也意味着公民体现的国民主权，对政府预算、税案和任期执行案的监督；同样也意味着政府之所以成其为民主政府，对主权边界内的公民的公共契约责任。契约责任和预期违约赔偿是立约者的私有产权，因此本土公民要求本地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私有产权。

对公民的契约责任，并不意味着对主权边界外的外国人的奴役，——>民主政府既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预算能力！因此民主政府对于主权边界以内的公民的责任，（此处并非绝对意义的领土边界），与对于领土以外的外国人的责任，差别在于"既有契约（宪法）责任"，还是仍处于自由交换的状态。整个国民（居民）共同体，也可以与外部共同体签定交换契约，这样就会联邦化奠定了财政基础。

由于民主社会的政府只对本土既定契约（即宪法）的国民负责，因此有着驱逐非法入境的他国称民的权力，意即本地（本国）政府不对非契约责任负责。（人道主义是一种非契约责任）。对于一个预算有限的政府，这种措施是必要的。对于一个权力覆盖全体国民的帝国来说，除非其国民逃脱国家权力的魔爪，否则国民本身的生命，也只是国家可以出于爱国主义的理由，把贱民生命"消费"掉的资源而已。

在朝鲜帝国之中，这种试逃的朝鲜国民，被称为"逃北者"。东方帝国把朝鲜逃入本国的朝鲜国民，追捕后"按国际惯例"强制遣返朝鲜，引用的就是民主社会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与历代专制帝国"管理社会"的"农奴户册制度编户齐营"，性质上是"抓住属于我的贱民"与"驱逐不属本土的移民"的迥然相异。东方反户籍制度的"觉醒派"与东方帝国的"国际接轨"，偷换的是同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