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愚昧的社会建构主义

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社会建构主义；
世界民众请愿的获妥协和被镇压的一般规律

 

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系列观点中，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陈述，是值得重视的。（《rationist constructivism.1967》7）。实际上很多中国怪胎民主派，将反政府闹革命当成民主之路，就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表现。中国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等等，当然也是很典型的社会建构主义。更有甚之，中国现代文化中，将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愚昧落后的价值观，称之为“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奋斗……”，——>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悲剧！

按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如果你我的人权利益被侵蚀，则我们任何改善自已的行为，只要不是得不偿失，就是正义的；但情况还要更复杂些。但如果我们自已的利益没有被侵犯，却“不惜别人一切代价”闹民主，这就是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就毫无区别了。原因就在于，人权个体的价值观，如果人家认为“当奴隶更舒坦”，我们就不能认为宇宙间存在着COSMOS的普适正义，可以强行改变人家的生存状态。同样的理由，中国一些人可以呼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幼稚可笑的。

但只要美国确实是一个人权价值观的国家，美国佬就会问“（干涉中国内政）我的利益在那里？”。这就是中国的左派之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之荒谬，和中国（形右实）左派呼吁美国干涉中国之可笑。“呼吁外来力量”作为中国的民主动力之一，当然算不上不爱国，但铁定是白费心机，则是明显的事实。美国宣扬“美式民主”的正义，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如果武力推广，就不再是美式民主了。

所以中国的民主启蒙，如果真的希望有点效果的话，不可能象哈耶克一样，将哲学当成正义的依据。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民主哲学”的受众，则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哲学”，跑到中国就会成为理性主义。中国的民主一定要让受众感受到柴米油盐一样切实的利益。只有当中国民众的主体，自已认为民主是值得争取的，美式民主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社会制度，中国民主具体的步骤如何实施，才提得上日程。

以此观点再考察中国自文革后的领导人，能够指责的地方确实不多。彼是否从美式民主的角度占有特权政治利益，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国民从利益上争取了吗？那么当那些自以为最进步的民主分子，面对如毛左特权工人捍卫工团主义的特权时，又如爱国鬼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无恶不作的时侯，你的大刀，有勇气向极左鬼子的头上砍去吗？还是联合鬼子反政府去鸟？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看中国的民主，将会认为任何时侯，政府都是统治者，“擒贼先擒王”，摆一个民主的皇帝上台，就可以从上而民“设计民主新社会”，——>连号称波普尔哈耶克的信徒，都违犯了哈耶克对此的谆谆教诲，——>曾记否？老毛就是这样上台的！真是夫复何言？？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否最直接体现在这些脑残革命家的身上？

哲学的特点是无约束的，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要求是无穷尽的，而令开明执政者，不得不放弃妥协，武力抢回“正义标准”更省事。参考其他社会的常见规律去理解传统执政的群众党的政治行为：当民主是作为一种利益去争取时，总是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但当民主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和（政府的）容忍时，必定最终被镇压。这也是在中国的民主，不能靠哲学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当“民主”被利用为小团体侵犯他人权益的追求时，则迟早被镇压，如美国对工会暴力性运动的镇压。恐怕这将是毛左特权工人难以避免的结局。

而将民主作为国民的切身利益时，则不可回避的结论就是，民主从“市场经济＝人权＝私有制＝去特权”的角度，应该从当前能够解决的主要矛盾做起，从边际特权开始做起，用自已的利益要求，让主子党放弃狗腿子阶级。真正有效的民主进程，是几乎没有流血风险和动乱风险的，柿子先捏软的毛左特权阶级之类。就象英国光荣革命的前夕，特权已经捏得七七八八，还担心不会民主不能平稳过渡？

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达到40%-60%

最大的危险是治乱循环：乱了，更乱了，却更不民主了；
改革要避免成为动乱的折腾，需要在“什么是美式民主”达成共识；
选择了北欧社会主义，就是选择了北朝鲜；

 

国内民主意向的各派人士，对埃及事件的关注，大致上可归纳为“中国是不是也会乱或更乱”；“中国如何着手改革，才能达成民主。这两个问题笔者都关注，最担心的结局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治乱循环：乱了，折腾得更乱了，却更不民主了！根本性的分歧却是目标的分歧：所以改革的目标，是那门子的民主？如果是美式民主的话，首先就不能否定人权和市场经济，从消除现有特权入手。

避免动乱，就要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基本是非原则，从而确定目标是美式民主，“个人主义（户籍居民一人一票）——>地方主义（一地一票）”的联邦制。否则如“反户籍制度正义论”之类，则又没有什么好改的。这一条与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有很大的冲突，又被邓同志无意之间，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上判了死刑，“８８群体是要建资产阶级的联邦共和国”——>邓是抬举了这些怪胎民主派。

最后才是如何达成美式民主的改革目标的路径。笔者的观点一如既往，“只能由枝及干地建立自治社会”，“可以从县政开始”，把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伤面子的事情，下放到县市一级，在地方财政压力下完成；第一步向浙江温州这类“小政府”的行政转变。如果地方是民主了，根本不用担心中央不会民主。从地方开始，中央也根本不必担心局势失控，就算有群队事件，也会限制在县市一级。

很多人拒绝民主进程的理由，在于断言式的“市场经济将拉大贫富差距”，“市场将会形成垄断”的信仰。（即《通往奴役之路》）。而事实恰恰相反，垄断正是因为缺乏民主，市场经济会抹平人与人的贫富差距，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同样会抹平如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贫富差距。由于这些人的其现实行为阻止了民主进程，也将不得不视为极左类，尽管其中很多人自以为是“民主的左派”。

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场干预，劳动力和就业供应就向向均衡态转变。全社会失业率按美国计是4%左右，目前由于中国低估人民币输出失业和通货紧缩，美国失业上升到10%弱。（但生活水平一点没下降，因为中国低估汇率补贴美国消费者）。而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率达到40%-60%（大城市失业率最低，约40%），农村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80%！实际上是公有制（政府干预）造成了巨大的失业！

中国极高的真实失业率，才是农民工会出现的原因！这才是中国会有计划生育的原因！这才是中国人口太多之论的出处。而实际上，根源就是由于“生产创造价值”的错误观念，人口就不再成为人力资源，而成了人口负担！换言之，如果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就会魔术一般解决失业问题，4%不奢望，10%的全民真实失业率，就够咱们美的。但改善的效果差异太大了，“进步分子”“不相信”。

“交换创造价值，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人权，完整的人权得到完整的收入最终抹平”的简单逻辑似乎超出了进步分子的理解能力，（不奇怪，茅于轼都没有能够理解）；但这些人似乎又对笔者闹不明白与自已利益有何关系的“哲学”，水平那是特高！笔者“推荐”容易懂的“单一逻辑哲学”米塞斯的著作（科学理论），也恐怕是白费心机。如果不能理解笔者的博文逻辑，大概也读不懂米塞斯的经济思想。

实际上选择了东方的制度，却祈望西方制度的好处；既希望左派国家包干的乌托邦，追求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中国既没有北欧的资源，也没有消化中国这类“资源出口”的市场），又期望美式民主的自由和充分就业，怎么可能呢？当你选择了北欧的福利制度后，，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马恩毛和朝鲜金王国的制度。这是很多“民主派”没有意识到的。

中国闭关锁国搞等级社会

人权是最高尚的公德，也是最高尚的私德；人权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
人权不可侵犯意味着强硬，但常常停留在“对等自卫”上；
拜上帝教贫嘴没有侵占特权，毛左现实侵占特权；
为什么一些没有现实分享特权的也被视作毛左？

 

西方之所以“乱”，是因为人权天赋，全部言论审批步骤成了狗屎；互联网之所以“乱”，也是因为干扰了以上标准答案的审批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缺乏信仰”，意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传统卫道士当成了狗屎！又或者，当卫道士戴上爱国的高帽子，给你扣上汉奸的大帽子，你就放弃了自已的人权，大刀向极左鬼子的头上砍就心软了，任极左宰割！那么卫道士对你就大获成功了！卫道士成功了吗？
人权行为逻辑上是毫无歧义：1)自已人权产权是否被侵犯？这是任何讨论前要先明确的前提，除此外不存在任何真理标准；2）如果自已回答“是”，向对方提出商讨，尽量和平解决；3）对方拒绝，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回到第2步）如果自已回答是“否”，既然双方是信仰的冲突，信仰应留在私的领域，则“反问，质问，哲学”之类，谁“跟我们谈哲学，就跟谁绝交”，大刀不用砍去“Good Bye”！

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绝对的人权！无比的强硬！任何指责靠边站！从人权的角度上看，杀人本来是不好的，但如果是为保卫人权而杀人就是正义的，叫正当防卫；武力本来是不提倡的，但如果捍卫人权是必须的，则是自卫；骂人本来被称为痞子，但如果是捍卫个体观点的利益发言权，则骂人也成为“正义的骂”！捍卫人权，就是最高尚的公德，也是最神圣的私德，这就是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人权行为的逻辑表现出最强硬的捍卫自身的权力坚持，但实际上至此自终停留在“对等自卫”的水平上，否则就是防卫过度，后果自负（包括法律后果）。但是对等自卫仅仅是一种原则，而必须从属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而绝对准确地判断“何为对等”，本来就非人力所能保证。因此当毛左拿着某种主义声称“绝对不放弃特权”，而被奴役的奴隶为求解放砍掉毛左的脑袋，实在难称“防卫过当”。

在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分子（可能顶着民主派的高帽子）看来，反击意识形态分子的个人主义者言行是“富有攻击性”，而实际上是个人主义者“捍卫自身发言权的坚决性”。正是在这种以最坚决态度和对自已损害最小的策略捍卫自已的天赋权力的个人行为，在人权公民社会中就形成了捍卫个人主义宪法和共同法律契约的强大力量，人权社会因而就无需孔子这类圣人了，——>孔儒的徒子徒孙，称之为乱！

毛左与拜上帝教尽管都是理性主义者，但现实利益却有明显不一样之处，那就是拜上帝教是贫嘴，并没有占有特权利益；所以从“对待自卫”的角度，在拜上帝教加入到其他占据特权利益的群体阵营以前，只需要拒绝拜上帝教就可以了。所谓“加入特权利益阵营”，并非一定是拜上帝教信徒直接领五毛，而是假如他们采用实际行动，阻止人权者如针对毛左的自卫行动，则视同毛左的一分子！

毛左群体是占有特权利益的群体，这些特权利益必须放弃！而毛左一直宣扬暴力侵吞国民利益，历史行为记录也非常恶劣。那么，当国民强迫毛左放弃特权，比如说关闭祸国殃民的亏损国企，毛左铤而走险闹文革时，对毛左的武力执法，就不能称为镇压，而是国民的自民行动。部分没有享受行权，仅仅因为崇拜毛主席而加入毛左阵营的，视同毛左一分子。

阻止大刀向侵犯人权的鬼子头上砍去的人，就是鬼子本身，帮助强奸犯的女性，本身同样犯了强奸罪！有些卫道不明如此规则，迷糊“怎么成了毛左啦？”。笔者不妨直陈个人观点，特别是对那些看到埃及游行就怀念再来一次88的拜上帝教式的怪胎民主派。任何把毛左特权阶级先于政府的运动，都不是民主的；任何和毛左联合起来反政府的，都是毛左运动，任何和毛左联合的，都是毛左极左鬼子。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尽可能采有和平手段，是中国国民的良好愿望。但是否被迫动用武力，决定权不在国民手中，而在于特权既得权益者和他们的同盟，特权既望权益者的手中。“绝对不能动用武力强制执法”，效果等同于“绝对不能执法”，毛左类只需要装糊涂顽抗，就可以继续盘剥中国社会了。因此，推进到改革攻坚的阶段，如果不能在“强制执法”方面得到国民的授权，则最好暂时别折腾。

或问，“如果现政府是毛主席太祖的天下，和毛左狼狈为奸，怎么办？”，又或“如果领导向希特勒同志学习，援引成元首打黑法，怎么办？”，前一个问题简单。毛左表面上是“政府的依靠”实际上是包袱；毛左反政府复辟毛太祖文革的念头非常强烈。万一政府真的那么蠢，则埃及突尼斯之类前车可鉴，所以笔者断定政府不是左的，政府没有那么蠢。至于后一个问题，GOOD QUESTION！

为什么中国卫道士认为民主社会很乱？

为什么孔子伟大值一尊雕像？
为什么传统卫道士认为"民主社会很乱"？

对于习惯于领导同志发布标准答案的后进社会国民来说，应了解到领导同志下面，人民群众之间，同样有大量热衷发布各自标准答案理性主义者。这些人既可以为虎作伥成为领导同志的有偿的五毛，或义务的鹰犬；也可以成为自立山头拉邦结派的革命家。前任领导同志如蒋总统的标准答案如果令国民不舒服，难道继任毛主席的标准答案，就让国民很幸福了吗？反思的人并不多。
领导同志不得不牺牲狗奴才，维护标准答案权威性的困难，就是维护传统等级社会的困难。维持稳固的上下等级关系，以便领导同志的标准答案"政令畅通"，一直事关社稷安危。而实际操作中，永远是"一抓就死"，死的是领导同志的君权；"一放就乱"，所谓乱的就是领导同志控制不住社会了。可见既要标准答案能用，又免冒牌混杂，等级社会的系统工程，自古以来多么艰难。

如此艰难的任务，国学儒教能令中国成功维持了两千年等级社会，培养了到今天仍然不乏前赴后继重于泰山的狗奴才，则强调上下秩序的孔子哲学，自然领先于"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孟子，而成了显圣之学。大圣人教导杀你全家还要你感恩戴德，如不满意还要灭你九族那叫"教育群众"。孔子既然贡献如此伟大，大石头塑像立在天朝门广场，那才称得上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传统卫道士说"西方民主社会很乱"，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说，"民主社会竟然没有等级，民主社会竟然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竟然没有青天大老爷，竟然没有标准答案，天哪！好乱哪！世风日下啊，缺乏信仰啊"，这就是他们眼中的"没有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他们是说"等级混乱"，建议重点对照一下东方孔儒卫道士和拜上帝教，对照这些类型传统卫道士，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同。

西方民主不乱，东方和阿拉伯国家的闹民主，很乱！从通钢事件看，即使一些所谓的"民主启蒙者"认识也是混乱的。这些人鼓动用暴力颠覆政府，另一方面对毛左既得权益者暴力抗法，视之为"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反抗"，又鼓动小农分子暴力冲击城市私有工商业所谓反户籍制度，在缺乏全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前提下，鼓噪根本不可能运作的全国"一人一票"。

尤其令人难以理解，这些脑残革命家完全无视当朝者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给毛左特权工人阶级胁迫的，却"联合毛左闹革命反政府"；明知大城市户口不可能解放全中国的人民，却偏偏"反对户籍制度，取缔全中国农村的自治权！"，真的不知道，这些脑残革命家，到底是真的脑残，还是高度精明的极左鬼子，他们要的是那门子的民主？还是仅仅宣扬他们的"新一代皇家"标准答案？

当我们发现"美国亡中国之心不死，中国要闭关锁国搞等级社会"，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转移主要矛盾"时，是否也意识到，"民主必须反政府"，也是另一种标准答案？如果认为以大局为重，要承认这一标准答案，就等于必须牺牲国民识别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判断权，放弃判断"反政府后怎么办"的质疑权；，也就等同于马毛派"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实现以后怎么办，实现了再说"的同义表述了。

事实上一些如拜上帝教之类的人，恍惚唯恐天下不乱似的，联合所有极端团体包括毛左类反政府，目的大概是要建立"左倾的基督教中国"，左倾是为了民粹收集民主，"基督教中国"就以为脱亚入欧了，（日本也不是基督教社会）。这些拜上帝教联合毛左，迎合毛左的政治主张，认为要颠覆政府重构社会（注意这个词，参考哈耶克《科学和社会主义》），是否算是毛左分子，还是国民各自评判吧。

主张标准答案者将失去发言权

等级社会的"标准答案发布权"和人权社会的个人观点发言权（言论自由）；
任何标准答案必定理性主义的，必定是取缔个人观点的
主张标准答案者同时将失去个人发言权；

卫道标准答案的文革斗士，上来就扣帽子，相当于"传递标准答案（圣旨）"的太监所为。但是等级社会的"标准答案"是需要等级证明的，而在"得到证明"以前，援引等级社会的疑罪从有原则，就是"假传圣旨"，罪大恶极之徒。把理性主义者的卫道士砍掉，既使按等级社会的游戏规则，也算得上是维护社会秩序。自古这类精熟于扣帽子的太监如卫道，给人家倒扣一顶帽子砍了，那是不计其数。

二月河的清宫小说中，有一些这样装糊涂的官，把传圣旨的太监当成假传圣旨的无赖砍了，就深得其中之妙。如果砍不成，这些太监还会秋后算帐，你不砍它，它就会骑上你的头上撒尿。把这些卫道士砍了，反正狗奴才有的是，皇帝老儿领导同志也不见得会真的为一个死了的小奴才，跟大家伙翻脸。皇帝老儿多半还会说，"都怪这奴才不会办事"。这种奴才那真是死得重于泰山呢。

所以就算真的是代主子传达标准答案的狗奴才，对臣民发布标准答案时，也应该学会中庸一点，堆上笑脸"不关我的事，是上头的意思"，否则人身危险大大的有。更何况是那些正义感过高，自告奋勇卫道的义工，给人家砍了也是白砍了。而且是不砍白不砍，你不砍他，按等级社会的游戏规则，他就会骑到你的头上撒尿。把这种家伙制成北奸肉，也算是他小人家求仁得仁，咱们就替他小人家超度了。

所以即使象强迫人家打胎的计生办这些人，如果不会办事给人家砍了，只要砍得妙，也只不过是这奴才不会办事。笔者屈指一算！多半领导同志是会谅解人民群众的；（算不准莫怪）。连领导同志亲派的奴才传达标准答案，尚且如此危险，则一些所谓的怪胎民主派，一肚子政治野心发表新一代标准答案，搞些"理性主义哲人王的民主"，其自杀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笔者对于网友将所有扣帽子为主业的五毛专家一脚踢开，是完全理解深表支持。这是简化问题，避免冲突的最有效方法。反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必然提供这样那样的标准答案，必定是取缔你我的个人观点发言权的，或真或假的，与之纠缠反而会麻烦日理万机的领导同志跑来当裁判，或者有碍国家大计。所以在网上扣顶帽子，在真实单位就把这种人开了，在利益场合就把这种人砍了，准没错！

天赋人权，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已利益观点的发言权。但既然能成为标准答案的卫道士，否定了个体利益的发言权，也就否定了狗奴才自已的天赋权力。所以标准答案发布权与"个人观点发言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当一个人主张标准答案发布权时，就是主张他人不具备个人观点发言权，必须遵从他的标准答案。对这种人倒霉就在于，当他否定别人的人权时，别人未必放弃人权，却可以不把他当人办了。

所以同时拥有标准答案发布权，和个人自由观点发言权的人，只有领导同志本人。冒牌领导同志是很大罪的，疑罪从有！大刀即可向这种涉嫌冒牌伪造的头上砍去。对于标准答案发布权所有者的领导同志，个人观点就是标准答案。而对于被领导的狗奴才来说，被领导下就不要再谈言论自由了，也不要指望在外人面前还有人身权利。柿子专挑软的杀，其中巧妙之处，只能是understand，别无其他解释。

所以即使仅仅是为了钻营，也必定有更聪明的狗奴才会冒牌发布一些"假的标准答案"混水摸鱼；等效于"冒牌领导同志"，即使站在等级社会的标准上，大刀就向他的头上砍去，准没错！就算杀错了，也只不过是维护领导同志崇高的清誉，所以戏台上"皇上怎么会强抢民女？肯定是败坏吾皇声誉，拖出去砍了！"，未必全假。今天时髦点，民女改称"民主，法治"，一刀砍掉狗奴才，风险可以管理。

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为什么春秋笔法没有真实的历史？道德史观目的是“引导行为”
为什么大历史观不会伪造历史？实体历史学目的是“研究人类行为”
通史作品没有“引据价值”，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笔者曾经总结过《现代历史学家》并特别指出历史学家一定要先解释其方法论，以说明其处理历史资料的筛选原则；看历史也需要首先明确这些学者的方法论，了解这些学者自已的社会利益，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方法论。对中国学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用理解的，——>清楚得很！这些学者没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千篇一律就是马列道德教条，进步反动阶级斗争发展论之类的陈词滥调。

笔者进一步总结了《历史学家的三种类型》，其中第三类属专项史学家，第二类就是通史作家，第一类是考古家。这三种类型对应着《历史学的三个层次》。实体历史学大致处于通史类，但由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所以不会引用其他通史类作家的“通史观点”；但会参考其他学者的方法论的合理部分，如布罗代尔。

至于波普尔奋笔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历史学中本来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如马克思和斯本格勒，甚至包括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rvrianos等人。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实际上是一部挂羊头（通史）卖狗肉的历史哲学（全球史观），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从Starvrianos的著作，可以看到西方左派－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几乎等同的。

在中国历史教学中，“通史类”作者常被看作是“集大成者”。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结论多于方法论的意识形态文化。重结论又表现在“是否我们一伙的”表态，而不细究其究竟。模棱两可之间，今天的革命权威，明天完全可以在同一部著作中，打成反革命的学术权威；此乃意识形态的特点。在实体历史观看来，这些“通史”在历史学中是最没有参考价值的，仅胜于历史哲学而已。

实体历史学不总结任何历史哲学，并不加区别排斥任何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不是没有用的，就是邪恶的”，这一点与波普尔《历史决定论中的贫困》大致相同；只不过波普尔不知怎么搞的，用哲学批人家的哲学；那他自已就“不是没用的，就是邪恶的”。实体历史学排斥历史哲学的理据与科学排斥哲学一样：实证三要素的要求！

将实体历史学以外的所有非实证类历史（称之为道德史观）对比，会发现历史治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历史学是为了预测人类在现实的行为而研究，所以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取证方式，都与实体经济学完全吻合；而道德史观的目的，则是为了规范现代人类的行为符合某种道德标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是常说的“舆论诱导”，把国民的思想锁进保险箱，永不变色。

所以实体历史学力求真实，因为不真实的取史预测不出不真实的行为，并力求历史中的所有解释都合适科学的逻辑，而不愿涉及无关紧要的浩如烟海的“细节传媒秘传”；相反，道德史观春秋笔法，既然是为了“舆论诱导”，则伪造历史也是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历史只不过是塑造今天人类灵魂的道德素材库，在道德史观的笔下，“真实”是一种有害的元素。

“通史类”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对历史的个人理解，好处是可以当成文学作品读；对于了解一部连贯的历史的发生，帮助确定曾经出现的历史实体和可能的场景，是轻松愉快的，也是有必要的，但仅此而已。通史不能作为他人的个人观点的引据，其他人的历史观点必须独立于通史解释自已的方法论和历史材料的选取规则。笔者在大历史观－实体历史学中最大的成果不是“自已的观点”，而是可分享的方法论！

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实体经济学符合科学三要素；
实体历史学符合科学三要素
实体历史学完全等价于实体经济学；
实体历史学完全忽略了人物、道德和情节；
实体经济学和历史学都研究人类的行为；

 

由于取证的立足点不一样，笔者的经济学方法论，与马恩毛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几乎完全相左，唯独与奥地利学派大体相似。至于历史的方法论，就更是独树一帜。大概原因是因为笔者的特点就是广泛跨科，广泛复合。一般的历史学者如果在基础考证上远远超过笔者的，在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实体经济学类型的掌握上，估计给笔者的学生提鞋都不配。

国内外研究经济的学者，如果不是忙于给写五毛行情报告收取庄家报酬，就是在近150年“官方经济”数据中阉割以证明自已认定的真理，引入几个数学微积分吓唬一下不懂经济学的读者。其中的佼佼者就算如科斯先生那样不如所云，也可以把诺贝尔奖评委唬得一楞一楞的——>试问诺贝尔评委都是经济学家吗？经济学的实证标准是什么呢？诺贝尔奖有一半颁给凯恩斯主义主义的学者，说明什么呢？

笔者的实体历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学。如果从研究的目的来说，实体历史学所谓的“历史规律”，就是按历史经验，判断今天的人在同样的利益条件下的最大概率的行为；这与实体经济学，按照个人利益自利的条件，判断社会个人和社群经济行为的最大可能，研究目的和实证标准完全一致。历史学和经济学无缝衔接，历史和现实无缝衔接，却明显有别于“经济史专业”。

所以历史学是否是科学，也要看是什么历史学。实体历史学完全符合实证科学三要素的要求，当然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主要描述的是无法考证的人物和品德故事，为塑造人物和品德符合当前政治需要，而选择性阉割甚至伪造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细节）在实体历史学的大历史观之中一般是没有意义的。

大历史观中完全不考虑个人甚至社群的道德评价，因为“人性本私”的进化论结论，令历史中的所有人与今天社会中的任何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这就令道德与历史行为之间完全没有有价值的参考关系。同样，由于实体历史学需要明确实体利益和在历史过程中的生老病死，通常的个体人物的生活情节，也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实体历史学可能取证错误，但完全不需要选择性阉割任何历史实证内容的。

实体历史学是在明确场景要素如“拜占庭缺乏海军”后，运用已经知道的各种实体社会学和生物学等任何已确定的科学规律，解释每一个场景之中的确定情景，如果确实是确定的的话，相应的客观条件是什么，而相应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这样每一个确定场景提供的可信信息，就比古老抄本上的资料多得多了。多个场景的的前因后果连接起来，重现一个过去的社会的场景，尽管是大维度却仍然真实可信。

在米塞斯、哈耶克和波普尔三位前辈之中，米塞斯系统是符合天无二日单一逻辑要求的，以“边际效用”为真伪标准的体系；而边际效用如果按照门格尔的解义，则可以理解为人权断言。因此尽管米塞斯不接受进化论，但在同样基于同样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笔者得出了与米塞斯几乎相同的所有结论，并与哈耶克据同样逻辑依据的所有结论基本相符，如《通往奴役之路》。

但当哈耶克脱离了米塞斯体系后，老哈引为自豪的哲学，就成了多逻辑体系，尽管笔者完全理解哈耶克的每一篇演说所针对的“意识形态对手”是合理的，但是不得不指出哈耶克的哲学体系，从头到尾没有与“人权”挂钩，至少在《代议制政府》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也显著表现出对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无知。详细介绍哈耶克逻辑错误将是一篇大文章，暂免。至于波普尔先生，免了！

低估人民币实际上就是低价出售中国的具体表现

对外极低价，对内极高价的“宁与友邦，勿予农奴”
不得不卖国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保留国企专营垄断权，就不得不卖国！
银行业被垄断经营，民族资本严重缺乏，不得不卖国；
国际资本对中国没有恶意，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坏事；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取消了祸国殃民把持着国计民生的国有专营垄断特权，则纵使有人要向西方资本“卖国”，也是无“国”可卖；反之，只要国企不死，只要行政垄断尚存，中国如果不是低估人民币成为供奉欧美实物税的现实殖民地，就是扶植大批靠专营垄断权“致富”的俄国式“私有”寡头；或者是干脆将奴役国民的专营垄断权低价卖给欧美资本。此彼其时，就是“有国可卖”！

如果说欧美资本“亡中国之心不死”，不如说国企特权“亡中华之心不息”！妖魔化美国（资本），无非就是国企垄断亡中国之心害怕曝光于国民众目睽睽之下！只要清除了国企公有制的特权，则美国资本无论有没有亡中国之心，第一不可能“买下中国”，第二“强买中国”必定血本无归；第三与中国平等互利，必定培养真正富起来的中国公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最害怕的中国未来！

国企公有制的专营垄断权的保留，特别是银行产业不能放开市场经营，既造成了民族资本匮乏而不得不廉价受让于外国资本，又导致专营垄断权无论旁落于“私人”或是“外国”，都象如“公有制垄断”一样后患无穷。拒绝外国资本的结果，又导致不得不低估人民币廉价出口。保留国企专营垄断权的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卖国；如果不是为了卖国，何必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所谓美国资本低价收购中国资产根本就不存在的。除非是行政垄断的专营权转让给美国，否则美国资本就算有心收购中国，也只不过收购了一堆坏帐，（美国人不会这么蠢）。先不谈由于存在着主权壁垒，美国进入中国的资本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民资本，高价低价根本不影响中国国内的资本存量，所谓“防止美国低价收购中国论”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五毛论调。

由于美国人不可能直接用美元收购中国企业的股权，所谓欧美资本收购中国，实际上就相当于卖一笔资产（外汇）给中国政府控制的央行，然后才能换取买中国资产的筹码（人民币），这样低汇率本身就直接造成了“美元资本收购中国”的现实，——> 低估人民币向美国出口补贴了美国，实际上就是“低价出售中国”的具体表现！

美国人正在廉价买入整个中国和中国的产品，五毛爱国鬼子在嚷嚷“人民币不能升值”的同时“不要让美国人低价收购中国”，真是高度的五毛专业素质！而国内外资本本应一视同仁！实际上所谓到中国来的“国际金融大鳄”，就象中国民间资本跑到非洲混高一点的边际利润一样，是欧美资本中相对弱小的，同时也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如何视美国资本是妖魔的，今天的非洲人也同样视中国资本为妖魔。相信不需要多久的时间，五六十年代没收西方资产的国有化，就会发生在中国投资非洲的资本身上。中国国际化资本被无偿没收，这种事实际上已经发生在中国在秘鲁和赞比亚的投资身上了。所以外资尽管承袭了义和团主义的长期妖魔化，其实是对中国完全没有威胁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恶意的。

中国资产对国内出售则高溢价是国民“低人权”的表现。对外出售的低估值则是，恰恰也是中国本身是特权等级社会所致，是米塞斯原理造成的资产贬值所致，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套现。无论出售不出售，都是快速贬值的。“不让美国低价购中国”作为拒绝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理由，其实是一个正反馈的自洽逻辑的恶性循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恰恰是中国资产（包括中国人权）重新估值的经济要求。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封建主义的旧社会

Alfred.马歇尔偷换了“边际”概念！
为什么马歇尔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
瓦尔拉斯没有发现边际效用，A.马歇尔没有理解“边际”

 

笔者是否独立得出边际原理，笔者不是非常肯定。本博的“剪刀差”实际上就是边际成本的意思，但与几种“标准”的边际含义都有所区别。另一方面，笔者很早在学习管理学时就已经接触过“边际成本”的概念，边际效用的在不同经济学派中的歧义，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笔者应该说是受过“边际”的提示，独立发现了几种边际概念的不相同之处，而常常大量使用自已“发现”的剪刀差概念。

边际革命宣判了亚当斯密－李嘉图－JS穆勒（mill）和马克思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死刑，A.马歇尔则以将边际效用偷换概念的方式，让已经死去的古典经济学“死而复生”，办法就是将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商品数量和效用负相关”代替了消费者本身的边际效用的判断，从而将本来是个体价值的“边际要求”，偷换成了第三方判断的“理性人＋短缺”，而构成了今天中国文人所以为的“西方经济学”。

A.马歇尔的偷换了边际效应后“复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按需分配”的可能性的同时（即共产主义不可能成立），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相反通过偷换边际效应为“均衡”，而在逻辑上等于说“社会主义是终极解决方案”，并且继承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自基督教中世纪的完美社会主义以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弥漫起来，并由马歇尔的努力，再此而“科学”了起来。马歇尔之所以在明确既得利益前提下“力挺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封建主义的旧社会。马克思义除没有认同贵族既得利益，一切观念与旧基督教文化完全没有冲突。马歇尔无非是向主流社会，卖了恰当的“学术产品”而已。

将边际效应对古典经济学的否定，通过偷换到均衡的概念上又重新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关键在于瓦尔拉斯描述是边际中的一种效应，而不是边际效用本身，（注意边际效应与边际效用的区别）。瓦尔拉斯的边际效应“商品的价值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并同消费价格正比例”，通过“递减与增加成比例”增加假设性的断言“成线性关联”，那么瓦尔拉斯将边际效应函数化前提就成立了——>所以是错的！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瓦尔拉斯没有发现边际效用，其函数描述的边际效应也是假设性的即函数关系是不成立的，根本不存在（P=k(C/V)）的近似函数关系，（P价值，k常数，C消费价格，V商品量）。用笔者的剪刀差来解释，那就是尽管知道“两个人一个上山，一个下山，如果只有一条上下山路，两人必然相遇”，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何处相遇，而每一座山地形（曲线）路径也是迥然不同。

因此笔者使用的剪刀差之“凡渐增的成本与渐减的收益，如无条件更改必定不具备可持续性”，仅仅是知道“不可持续”的剪刀相合的事实，而不能预测何处及以何形式完成合拢。同理，边际效应也仅仅是知道“必定存在一个极限无效益的边际”，而不可能预先知道如何达到这一边际，以及达到边际的形式。举例说，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但无法预知每一个人是怎么死的，何时会死。

由边际的确切含意，可以发现马歇尔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边际”，而将边际视为管理学中的“管理极限”即产权弃置的条件。尽管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满篇都是“边际效用”，实际上指的是边际效应。马歇尔涉及边际的部分无一归属经济学，经济学中如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完全没有考虑边际。在边际和短缺的面前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成立，仅仅是逃避边际约束的马歇尔经济学，当然也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

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伪科学；
绝对的真理标准，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科学事实也不能说服“信仰”者时，公众如何面对信仰者侵权的事实？

 

自亚当斯密起，经李嘉图及JS穆勒为代表的，到1870年以前已经进化完毕的“古典经济学”，是没有考虑边际效用限制的，即假定“劳动价值论，分工生产论和生产创造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建筑在（进化完毕的古典经济学＋还没有开始进化的进化论（发展论）＋已经死去的基督教等级伦理（减去）基督教的神＝马克思自已是神的“基督教”），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人与人的矛盾绝对化的的新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际上还没有出生就已经给事实枪毙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仇恨对马克思主义新上帝的科学歧视”。不妨回顾一百多年来，当马克思主义理屈词穷时，就会用“嗅屁眼（立场），验血缘（阶级）”的方式，将反对方称为“因为是资产阶级天生的立场，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 。如此也就有了“千万不要忘记自相残杀”和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毛式大自杀。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性，不是建筑在实证依据，甚至不是任何第三方的标准上的，而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不接受的就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标准，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伪科学的话，参考第一条”。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真理标准。个体价值无所谓真理，绝对的真理标准，也就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以弱者的正义名义，野心勃勃奴役全人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既然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说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更别提“用理论”说服马克思主义者了！试想毛左连毛灾都可以否认，连朝鲜的现行大饥荒都可以否认；可以往东欧西美找些洋五毛的学者崇拜“马列旧社会”的粉丝文学当证据，试问这些已经自我说服的“不缺信仰”的教徒们，还有什么事实能说服他们？洋五毛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是非主流了，但在东方仍然占据着封建世袭的特权，怎么办？

又如天朝《乌有消息》采访“罗马尼亚有89%的人怀念齐奥塞斯库”（参考消息－乌有新闻部）珍贵新闻（听说乌有网故意误作“美联社报道”）；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得票率只有0.4%！大概又说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让主流马克思主义选民，统统临时变卦投了反马的资产阶级假民主一票。乌有网在“转载”时，却没有转载最后一句话：“怀念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对现政府不满，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

试想民主社会有那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是满意的？乌有消息报这一“实地调查”，其实什么也证据也没有调查出来，但是乌有毛左就找到了“说服自已的证据”（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权力）。类似的选择性手段，袁黑明粉类从似是而非的辩证中，也不难找到明朝“御史部风闻奏事”有多么象美式民主的，以说明明朝是多么先进美好。反驳这样的“证据”，不如注意谁真的被忽悠了。

实际上不但说服东方产的马恩毛左不可能，就算用事实说服欧美原产的洋五毛学者，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后进文明面对东西方巨大的现实的差距，至少也会有“中体西用”的学习虚心。但是当这些虚心求道的传统人士到西方取经时，很难指望得到西方“自私自利，事不关已”的人权主义者的推介。东欧巨变埃突小变，马克思主义卫道者声称是“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人家连辩解都懒得理会傻逼的问罪。

让东方取经人深感“宾至如归”者，不是热衷传教的基督教沙文主义者，就是破口大骂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逐利不讲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洋五毛把西方吃不开的，复辟中世纪黑暗天堂的社会主义，热情推荐无私奉送，保证东方传统卫道一听就懂，（比人权社会好懂！）。万一东方灭绝人类的科学试验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这些西方洋五毛还会代为掩饰“毛主席的朝鲜没有饿死人”。

迷信马克思主义已经到“绝对信仰”的程度，基督教沙文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却能联手指责中国公众“缺乏信仰”，也难怪能坦然面对一百多年来尸横遍野的现实教训！当这些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信仰分子陷入自我说服的正义状态中，指望他们能够有所反思是不可能的。公众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当这些传梁性精神病患者表现出要“公众性命”的暴力倾向时，那怕是从公众自卫计，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