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为什么春秋笔法没有真实的历史？道德史观目的是“引导行为”
为什么大历史观不会伪造历史？实体历史学目的是“研究人类行为”
通史作品没有“引据价值”，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笔者曾经总结过《现代历史学家》并特别指出历史学家一定要先解释其方法论，以说明其处理历史资料的筛选原则；看历史也需要首先明确这些学者的方法论，了解这些学者自已的社会利益，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方法论。对中国学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用理解的，——>清楚得很！这些学者没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千篇一律就是马列道德教条，进步反动阶级斗争发展论之类的陈词滥调。

笔者进一步总结了《历史学家的三种类型》，其中第三类属专项史学家，第二类就是通史作家，第一类是考古家。这三种类型对应着《历史学的三个层次》。实体历史学大致处于通史类，但由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所以不会引用其他通史类作家的“通史观点”；但会参考其他学者的方法论的合理部分，如布罗代尔。

至于波普尔奋笔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历史学中本来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如马克思和斯本格勒，甚至包括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rvrianos等人。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实际上是一部挂羊头（通史）卖狗肉的历史哲学（全球史观），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从Starvrianos的著作，可以看到西方左派－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几乎等同的。

在中国历史教学中，“通史类”作者常被看作是“集大成者”。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结论多于方法论的意识形态文化。重结论又表现在“是否我们一伙的”表态，而不细究其究竟。模棱两可之间，今天的革命权威，明天完全可以在同一部著作中，打成反革命的学术权威；此乃意识形态的特点。在实体历史观看来，这些“通史”在历史学中是最没有参考价值的，仅胜于历史哲学而已。

实体历史学不总结任何历史哲学，并不加区别排斥任何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不是没有用的，就是邪恶的”，这一点与波普尔《历史决定论中的贫困》大致相同；只不过波普尔不知怎么搞的，用哲学批人家的哲学；那他自已就“不是没用的，就是邪恶的”。实体历史学排斥历史哲学的理据与科学排斥哲学一样：实证三要素的要求！

将实体历史学以外的所有非实证类历史（称之为道德史观）对比，会发现历史治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历史学是为了预测人类在现实的行为而研究，所以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取证方式，都与实体经济学完全吻合；而道德史观的目的，则是为了规范现代人类的行为符合某种道德标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是常说的“舆论诱导”，把国民的思想锁进保险箱，永不变色。

所以实体历史学力求真实，因为不真实的取史预测不出不真实的行为，并力求历史中的所有解释都合适科学的逻辑，而不愿涉及无关紧要的浩如烟海的“细节传媒秘传”；相反，道德史观春秋笔法，既然是为了“舆论诱导”，则伪造历史也是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历史只不过是塑造今天人类灵魂的道德素材库，在道德史观的笔下，“真实”是一种有害的元素。

“通史类”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对历史的个人理解，好处是可以当成文学作品读；对于了解一部连贯的历史的发生，帮助确定曾经出现的历史实体和可能的场景，是轻松愉快的，也是有必要的，但仅此而已。通史不能作为他人的个人观点的引据，其他人的历史观点必须独立于通史解释自已的方法论和历史材料的选取规则。笔者在大历史观－实体历史学中最大的成果不是“自已的观点”，而是可分享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