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岩松和黄光裕案看中国愚民的代表

从白岩松和黄光裕粉丝，看革命愚民的误区；
"一人一票革命党"不清楚私有制private right与特权Charter的区别；
混淆privarte right与Charter，就会与特权既得同流合污；
民主因绝对私有制而杜绝了任何腐败；

除少数攻击户籍制度的民粹者以外，一般的民主主张者，都会表示对私有制一定程度的容忍。这是他们与乌有之乡这些的毛左有点区别的地方。尽管这种容忍，既没有超出1500年前，安布罗斯代表基督教对私有制的容忍限度，即"私有财产仅仅是实在法允许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原则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基本精神，也没有超出邓改革的本来设想的容忍限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明确"人权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私有制时，这些民粹革命家的辩证bug就活动了，"私有制如果绝对化，总是不好的"，——>"天赋人权"就从他们的大脑中消失了，变成了"天赋人道主义＝君权天赋"，然后给我们这些人扣上一顶帽子"极端自由主义"！不管这顶帽子是从马克思主义毛左扣的，还是基督教民粹扣的，都是最常见的混淆了"人权right"和"特权Charter"的根本区别。

混淆了privarte right 和特权Charter，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区分私有化与私有制的区别；他们所谓的"容忍私有制"，随时可能与特权集团同流合污"特权立宪"。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是"容忍私有制，接受私有制"，是为革命作出的必要妥协。而对于真正的privqte Right，他们的所谓支持私有制，就是象毛主席分田地那样，只不过是瞒天过海以前的临时忽悠，是一种厚黑的高明计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白岩松口中所称的"如果取消高考，你怎么拼得过富二代"。这句话大获赞许的并不是在官二代（既得特权集团）之中，而是在安徽乡村指望高考奔城市的群体之中，其中的龙门者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又指责是户籍制度让他们受到歧视。如此就制造了一整支既望权益的"民主革命队伍"。难怪这些所谓的民主革命队伍，所要求者就是扔了自已的家乡成为特权分子中平等的一员。

白岩松的"如果取消高考（科举），你怎么拼得过富二代"包含了丰富的信仰。第一是科举是穷人的唯一出路，不但把预设了私有制前提，而且预设了中世纪复古体制为前提；其次是假定仇富的前提，假定富二代是高人一等的；最后是假设了市场经济下富二代的财产是可以永久优势的，完全不顾私有财产与贵族特权世袭不一样！同时公有制贵族官僚的特权不见了！显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脑急转弯。

类似的反面例子还有黄光裕陈晓一案中，从私有制角度是非分明，明明是黄光裕方面不正当的商业行为，但是附和黄和裕的也不是什么"既得特权集团"，黄光裕自已倒是名符其实的"既得富人"，此案中的攻击陈晓的就是那些口口声声"民主私有制"的人。他们的理由是"陈晓篡权！"，他们称天朝不够私有，是因为没有N代世袭的富豪世家！他们以为富不过三代，就不是私有制了！

这两件事共同的特点，就是完全"不是财富世袭，就是特权世袭"的道理，也完全不明白"特权的Charter不是人权财富Righter"的道理，更不明白市场经济下是不可能在没有特权攘助的情况，长期维持一个商业帝国的！"豪（富）族不过三代"是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的特点，而不是等级社会的特点。等级社会的欧洲贵族，连续一千年上百代的都有！这在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民主必须是绝对的私有制，才能杜绝民主社会任何非经商业努力的致富途径，才能杜绝任何未经国民监督就能僭越的政治地位。因此在绝对的私有制社会是不存在腐败的。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传统愚民的误区，就是立志"高人一等，出人头等"，立志骑到平民头上"向弱者倾斜"。当他们遭遇几属必然的失败时，就称社会"很黑暗，很腐败，不民主，太拜金，没信仰，要革命……"，如此反复！而已！

阻碍中国民主改革的恰恰不是既得利益者集团

阻碍民主进程的不是既得的利益者；
最强烈拒绝私有制的不是既得的"特权集团"；
等级制度顽固是因为大量"无产/无权"者仍抱有对公有制的期望，以及用暴力均贫富的期望；
绝大部分"民主斗士"仅仅是血酬的革命者；

如果说私有制是民主进程中的制高点，户籍制度（自治制度）就是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废除国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就是主战场，取缔以银行金融垄断为核心的高税收体系，就是关键的战区。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暂时还看不到可靠的盟友，所谓的民主斗士，随时可能往你的背后插刀子！！只有人性各自逐利的本能，提供了可供民主奋斗者打游击的借力打力。这就是今天"反谷物法运动"。

有些学者用含糊的口吻称"阻碍政治改革的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由于不敢直指特权，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定义模糊，正如国民所见，传统的左中右派千夫所指的，就是民主的最后一堵防线——>尚未真正诞生的居民自治制度！又被称为户籍制度！即使不说这些人是排斥私有制，至少他们不介意私有财产被侵犯，也不认为民主就是私有制。他们所要的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牛二的又一次暴力分赃。

即使是把"既得利益集团"更改为"既得特权集团"，同时把私有财产的世袭拥有，与Charter特权绝对化地对立起来，即确立绝对的私有制原则，或称绝对化的人权——>"天赋人权，非人权自愿交换之所得的一切权益，均为特权"——>"不是人权私有，就是特权"，这样就可以把阻碍改革的帽子，相对准确地扣到卫道公有制的同时，既得着公有制金字塔主要利益的，以国企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上了。

但即将是准确定义了"特权集团"以后，称国企这些特权既得者是阻碍改革的主要力量，也是不客观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多数人暴政"这个更广泛得多的因素。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容怀疑的假设，那就是既得"利益"（此处更正为特权）越多，即越是接近统治颠峰，就越是贪权恋利不愿接受革命。但是真实的社会规律却是越是上层的越温和，越是基层的越激进，越是顽固不化。

这就是既得权益者与既望权益者的根本区别。象国企这些垄断单位，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被动的，的确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已的既得权益，但他们在总体上的是接受改革的，并等待社会另一方提出对价。公有制体制下的改革者，也是最了解体制的困境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提出要改革，他们也在等待民主的对价。但是整个社会绝大部分斗士，提出来的却是多数人的暴政！并绝对化！然后称之为"民主"！

真正卫道传统等级制度，并不是"既得"的集团，而是"既望特权"的更大的集团！真正无视私有制的，不是在民主进程中允许保有的既得利益特权集团，而是把特权既得与私有财产既得，统统混称为既得利益，而以仇富为最大表诉的流氓无产者！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少数人的专政（即少数人暴政），并不是多数人已经得到利益，而是多数未得到利益的人，也不允许别人合法地得到利益，行牛二血酬之事！

因此等级制度之顽固，并不是仅仅因为等级制度高层次者的"既得恋权"，而是等级制度下层者，对其还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国的既得特权者，几乎全部是为私有化而奋斗的；注意，他们是要把特权私有化，而不是实行私有制的制度。而中国民主斗士绝大部分并不是为私有制；与他们的毛左革命前辈一模一样的是，是为"公有化"而奋斗！他们的所谓民主，是自以为能抑制公有制腐败的一道魔咒！

这些"一人一票"者本身就是要侵犯私有制，献诸公有祭坛。指望互相牵制就能保证不会出现公地悲剧！他们的所谓多党制是为了避免一家分脔说了算的"腐败"！已经预设了公有制的"脔"的前提！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遏制。当公地悲剧（腐败）不可避免时，这些民粹斗士就会象毛左前辈那样，归因于"信仰不够，道德滑坡，统治者堕落"，然后"擦干身上的血迹，他们又继续闹革命"！

坚持一人一票的人越多，就越说明中国不能实行一人一票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多数人的暴政"，中国民主越来越近了；
坚持"一人一票"的越多，民主改革越不能激进；
颠倒了"保护私有财产"与"民主"因果的激进派；
民主进程三步曲：私有制入宪，地方自治

枊传志说了一句非常客观的话："如果中国实行一人一票，将万劫不复"！信哉斯言！郑永年也终于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明一直为中国民主改革奔走的学者，终于也意识到了笔者一直担忧的问题：一人一票的法式民粹，绝对不是民主！美国也根本不是这样的民主！美国的成功，不是放任一人一票，而是恰恰是抑制了多数人的暴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多数人的暴政！中国民主越来越近了！

如果没有认识到，笔者一直所坚持的"不能一人一票"，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怎么实现民主"的问题，那么现在还在攻击枊传志和郑永年的糊涂虫们，就是不解风情的榆木脑袋。如果笔者暴露的话，估计臭鸡蛋全会招呼到老子的头上。幸亏，俺有先见之明！

杨恒均先生的博客掉电一段时间以后，近来重新来电了；但仍然没有跳出糊涂圈，还在把"怎么实现民主"的问题，当成"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轰！不能一人一票是因为防止多数人暴政，这个问题杨恒均先生似乎是懂的，又似懂非懂。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不是保护私有制的就不是民主"——>完全正确！——>But HOW to be Guaranteed!!　难道真的靠贩依基督教，求上帝保佑吗？

杨先生空头支票"一人一票大民粹，私有财产就保证了"，但是现实却是毛左联合了牛二，一人一炮地炮轰着居民户籍制度（地方自治），仍然居民自治制度，当成中世纪不准离开的农奴制炮轰！左加右的民粹党呼应着占领华尔街的美国牛二，反而称笔者的私有制主张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为富人打算"。完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式！现实是如此残酷！现实如此真实！难道还要自欺欺人吗？

只要对比一下香港的地方自治制度，尽管不及美国严厉，但对于外来者的严厉限制，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城市准入制度宽松到何等程度。香港不但有着送孙志刚进收容所的针对外来人口的制度，还有禁止外来人在香港收一分钱的制度！否则作为非法务工，入监狱0.5-3年！刑满后驱逐出境！对比今天中国即使是京沪，最新制度是"任意找工作，工作满三年后自动得到户籍"——>民粹分子还想怎么样？？？

如果再对比一下欧洲通往奴役之路的困境，再看看美国也开始了通往奴役之路，再看到印度一直就在民粹泥潭中挣扎！事实摆在面前，坚持一人一票的人越多，越说明柳传志韩寒是对的。中国不但不能革命，连民主的进程也要放慢步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素质极低，以致不能搞民主，现实证明是千真万确的！不是说五毛，不是说毛左，说的就是口口声声一人一票，还伙同毛左反户籍制度的"民主派"。

笔者不厌其烦地，继续强调中国民主进程的四步曲：第一是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第二地区自治制度建设（地区内可以一人一票）；第三步是"一地一票参议中央政治"；到此基本上已经是民主了。第四步，在市场经济减少了地区差异后，就可以一人一票了。但前三步完成后，第四步是自然而然，不必强调。颠倒这一过程的唯一解释，就是变换着花招要"均贫富"！枊传志没错！

现实是绝大部分口口声声民主的人，从三步曲的最根本开始反起：先是反私有制，然后是反自治制度，用最后结果"一人一票"画饼充饥，给他自已套上民主的面具。老天爷呀！这根本不是什么民主！不是赤裸裸的毛主义革命，就是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些人的危险性，可能会慢慢超过乌有之乡的老废物革命队伍。民主进程既要坚决推进，同样也要坚决镇压这些戴着民主面具搞民粹的糊涂虫！

马克思的理想是回复到中世纪贵族领导下的宗教等级社会

人无完人多复古，伟人们的愚民情结；
甘地的理想是"独立自主，闭关锁国，传统种姓的印度"；
尼赫鲁，汉密尔顿，杰斐逊，希特勒，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

印度独立的精神领袖圣雄甘地，的确创造"非暴力"诉求的典范。但是甘地的革命理想却是回归中世纪，重建种姓基础上的和谐合作社会；就不是同样广为人知了。类似的还有尼赫鲁名为西方民主，实际上立志建立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杜鲁门在送走尼赫鲁后称："共产主义离我们很远吗？我觉得尼赫鲁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比杜鲁门与尼赫鲁谈话后的个人感觉更有说服力的是尼赫鲁执政后的措施。

类似的还有笔者曾经指出，华盛顿名为美国国父，实际上是一位不太亲理国政的半文盲。在华盛顿政治中真正制定政策的是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的政治构想却是寡头控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也就是说汉密尔顿的理想是复辟罗马共和国。（参考《联邦党人文集》）。这种理想甚至反映到华盛顿时期广为流行的古罗马辛辛那提斯的传说中，还用这个名字，命名了一座城市"辛辛那提"。

美国国父杰斐逊在经济制度上的主要贡献是《西北土地法案》，仅此一条就足以令杰斐逊彪炳史册，并奠定了美国至少一百年的兴旺，到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发达的农业国。尽管杰斐逊在其他方面的"解除谷物法"方面，可以说乏善可陈；且有着强烈的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情结。笔者指出杰克逊个人的不足，被一些偶象依赖的怪胎民主派指为"攻击杰斐逊"，实际上笔者是说"人无完人，伟人也是普通人"。

甘地同样如此。圣雄甘地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甘地所要求的印度独立，却主要是站在印度婆罗门买办的利益立场上说的，（尼赫鲁是婆罗门，甘地是吠舍）。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尔对此看得非常明白，并因此反对完全独立，大概算是"印奸"。安氏目前是印度佛教的新佛爷，在如来和弥勒之后，坐第三张交椅。类似的还有穆斯林的真纳，作为对印度独立的回应，就是让巴基斯坦独立出去。

甘地的独立立场，或者说"不合作运动"，只是得到了原来作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买办精英集团的响应，而没有得到印度基层民众的响应。印度的独立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完全谈不上民主的结果。这也是很多人没有留意的。甘地的经济理想既不是斯大林主义，因为甘地接受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但也不是资本主义，甘地明确宣称反对这两种主义，而主张回复纯结美好的印度种姓村社之中。

今天教派和宗派冲突的印度，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印度种姓和教派造成的后果，但是在崇拜甘地的很多印度人看来，却是因为没有遵循甘地的教导回复印度传统之故。甘地也的的确确认为，印度几千年的种姓农村社会是最美好的，全是因为穆斯林和欧洲人那些侵略鬼子，和欧洲人带来的唯利是图，污染了印度几千年完美的天堂社会之故。甘地的确信仰之！甚至亲身践行，剥了衣服男耕女织成了苦行僧。

甘地在批判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时侯，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梦想的"印度传统文化的天堂"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且回复传统更是乌托邦。类似的复古情结，可以广泛见于公有制思维的几乎所有知名人物。象希特勒的理想，实际上先是回复霍享索仑德国，然后是回复到奥托大帝的德意志帝国，最后是回复罗马帝国。希特勒的制度设计就是罗马皇帝的元首制度，连纳粹举手礼也是罗马日耳曼军区的式样。

毛主席的理想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朱元璋李自成那种小农社会。卡尔马克思的理想是回复到中世纪英明贵族领导下的宗教等级社会，完全不受金钱的污染。恩格斯则更是露骨地歌颂着中世纪农奴的美好生活："那时侯山清水秀，人人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直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出现在这美好的土地上"。这种充满了愚民"虚拟正义"的乌托邦，在公有制信仰的人士中司空见惯，两者几同等价。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导致社会基层财富大流失，并导致大饥荒

币提供经济水平，但不是经济的必须；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否定任何个体的存在意义；
"国家财产"只可能是社会财富层次中一小部分；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导致社会基层财富的大流失，并导致大饥荒；

因为开始建立的"闭环经济模型"，是从主权货币经济环境中入手建立抽象模型开始的。所以如果要把该模型应用到整个社会，从生物界一直到个人生活的层次，就需要确定是不依赖于货币的。这点并不难做到，因为只有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把经济生活锚定在货币上，又把货币锚定在某种物质上；可笑的是他们同时又用种种方式透支货币，伤害货币经济。

货币只是提高经济水平的交换媒介，并非经济生活所必须，是better的东西，不是necessary的玩意。因此在闭环经济模型中，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这些白痴理想的确可以work的，但却是very bad的。马克思主义攻击货币经济，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所能提高的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因为彼此得利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这样就不公平了。

马克思毛主义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为了他们想象中的公平，牺牲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宗教群体。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还有一个错误假设，那就是整个社会的交换，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上（在马克思主义自相矛盾的定义中，有时指货币）。实际整个社会每一个闭环层次，除了极少数奴隶以外，公共交换的部分是一个低于100%的百分比，而这些公共交换的层次，也只有极少数是用货币反映的。

所以除非卡尔马克思是定义"任何交换的一般性等价物，就是资本"（这是马克思自已的货币定义），否则按平价购买力原理的逻辑，任何交换媒介所能反映，都只是社会交换的一小部分。其实到此为止已经可以看出，卡尔马克思犯的逻辑错误，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叫"资本"的假想敌，而在事实上否定了任何自主的交换，也否定了任何异步的交换，即否定了任何个体"积谷防饥"的储蓄权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除了贵族指令下的Order计划经济体，再没有第二种可以运转的模式。既然否定了任何闭环经济模型，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100%的闭环系统，对外是闭关锁国，对内是奴隶庄园。至于金字塔顶上发出万岁Order是那位领袖，到底是何方天生血统的神仙，已经是另一个课题了，而且无关紧要。这样的经济系统，如果虔诚信仰并实践之，不制造出毛灾大饥荒，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或者说公有制经济的错误，从没有意识到"交换创造价值"，由此而发展下去就是仅保留了强制性的特权奴役，即Order（命令，秩序）一边倒的制度，否定了任何体自主的的交换；而把任何个体闭环的自持，称之为"自私，缺乏信仰"。这种认识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公有制并不是社会财富储存器，因为公有制缺乏个体闭环的成本衡量能力，也就是没有意识到社会财富的保存层次。

尽管古老的公有制发展到近代（相当于极端的毛天堂改革开放了），多少承认了个体保留一点私已钱是无害的（仅仅是无害的，不是天赋的权力），但是正如中世纪的等级社会，特权贵族一面以天下苍生的人道主义自居，一面视天下平民如粪土；马克思主义即使未及登极称党，同样是视平民利益如粪土，把社会财富基层的平民"藏富"层次，视为公有制正义可以随便鱼肉的公田，却称之为"向弱者倾斜"。

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普天之下，莫非马克思主义之财"的思维方式的话，不难看到即使是在一个主体国家内，政府所掌握的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一小部分；GDP反映的只是社会交换的一小部分；社会用于交换的只是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每一个平民的sum（人权私有）的财富，才是真正的综合国力。把平民利益贱卖，甚至打黑成国家财产，包括国企在内，并非贡献，而是特权集团的罪赃！罪行！

GDP不是社会财富的反映

闭环经济模型就是个体价值观； 
闭环抽象模型＝个体价值观＝进化论＝社会财富有层次；
GDP主义、计划经济和出口导向的共同逻辑错误；
平价购买力模型，说明社会财富有层次，GDP不是社会财富的反映；

所谓"闭环经济模型"，并不依赖于有自主的货币，也就不限于本币的主权经济体；而是适用于从个人、家庭一直到到国家的所有利益个体，并表现出实体抽象的逻辑模型的一致性。实际上就是"个体价值观"的经济模型，或者说是"生物进化论"的社会模型。之所以没有扩展到生物界，不是不能而是不必要。正是由于"闭环经济模型"与"个体"概念完全吻合，因此系统论与进化论就完全吻合了。

所谓"闭环经济模型"，就是说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有"闭环利益"的个体之间的互相合作组成的。试问所谓人性本私，不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分"闭环自主"的利益？所谓无私就是说不允许有闭环利益，不是某位伟人仓库里的牲畜，就是必须自动燃烧的炮灰。否则每一个体的外来合作（如外贸，外汇储备，我们找工作），都只不过是兑换成个体利益的方式；而不存在不顾本身成本的"无私"。

用闭环经济模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社会的财富总额，是不可能通过某种第三方的测量手段，加以精确测量的；也就是说个体是价值的原子单位，个体主权（闭环利益自理权）是本身价值的唯一判断标准。这显然就是私有制的个人主义原则，或称"藏富于民"；清晰地展示，所谓的公有制其实就是取缔个体的闭环利益主权，强制把个体利益贱卖/没收为"公共利益"，在国际上类似今天的出口导向。

反映个体存在的闭环经济模型，说明社会财富的任何组成方式，都是由一个个闭环自理的大大小小的个体系统累加而成的；总额无法测算，甚至其彼此合作的交易总额也无法测算。"无法测算"就意味着，如果强制性剥夺这种利益，就无法给予恰当的估价和回报。因此大政府大福利，最终结果必定是高税收无福利。有可能测算过高，养成了特权的贵族，也可能剥夺个体利益时测算过低，人为制造了贱民。

如果说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还可能是"社会个体（如国家，某种集体主义性质的社团）"的自愿或强制的选择，那么"个体闭环的抽象模型"，在生物学意义的社会组成中的存在，就是客现现实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闭环个体总是有盈余，该个体就会繁荣昌盛，如富人，如富裕的国家；闭环个体总是亏损的，该个体就是贫困落后，尽管不否定某种情况下，它们自我判断是"精神财富极大富裕"。

笔者在介绍"GDP主义，出口导向（外币计价的GDP主义）"是祸国殃民时，曾经引入了"社会财富层次"的概念，指出所谓GDP只不过是社会"交换总额的计价"，是交换的总额而不是社会财富的总额。这种交换的总额，在市场经济中是自主交换的总额（GDP），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社会经济的财富总量。而在计划经济中的GDP，由于不是市场经济自主交换，就是权力掠夺的指标。

计划经济中的GDP，真实的含义是政府当前花钱的总量，而不管是做好事（即使有心也无力）还是做坏事，包括了当前的收入，也包括对寅吃卯粮对未来的负债。由于公有制是侵犯了个体的闭环自理能力，因此计划经济的GDP可以归结为"政府为了做坏事，从未来借钱，对社会造成的欠债"。因此计划经济的GDP是社会未将何等贫困的指标。这就是苏联这类东方帝国的GDP，与美国的GDP的根本区别。

在引入了闭环经济模型后，也就是引入了"平价购买力"的计算模型后，就会发现平价购买力测不准的逻辑，完全也可用于实际社会交换的真实总值也是测不准的。如家庭妇女的家务劳动，并没有体现在官方GDP中。所以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GDP（交换总值）也只是社会交换总值的一部分。唯GDP主义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伤害的仍是整个经济社会。这就是理解计划经济之不可行的又一个角度。

大国不能模仿小国，小国不能模仿大国

小型国家的独立货币政策，意义不大；
小型国家需要大量的应急储备；
大型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当于"应急储备"；
大国不能模仿小国，小国不能模仿大国；

由于建立在"等价（锚）"，基础上的平价购买力的精确程度，反比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因此当外贸所占本土经济比例的不同，货币锚的意义就会出现不同。平价购买力只适合对大型的，低外贸依赖程度的闭环经济体，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即假定无论如何出口导向，内外价格要素都不会改变，显然是不可能的条件）。对于小型经济体来说，这一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但是该口径没有意义。

当外贸的比例较小时，外贸的供需相对于国内经济规模来说都比较小，出现的价格波动有更大的缓冲空间，因此价格会比较稳定，便于作为"锚"测算彼此的平价购买力水平。当外贸需求水平高时，有更多的资源满足扩大的需求，而当外贸水平下降时，也可以有更大的内需空间，供外贸单位暂时转营。这个缓冲条件对小国家就不适用，也将意味着，小型国家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其意义是不大的。

较小的国家，一般也较缺乏完整的自然凛赋，而总是必须对外贸易补充必要的生活要素。因此小型国家的外贸比例是比较高的，一旦外贸中断搞自力更生，整个社会经济水平，将向最短的一条边靠拢拔，越是小国处境越是危殆。这也是朝鲜经济困境的重要的原因。这意味着小国更需要放弃其本币的主权，更接近于按外贸交易的货币尺度计价，甚至完全使用外币流通。如香港的金管局制（货币局制）。

外贸依赖比例比较大的国家（一般是小国），其本身能力支持外贸收支平衡的能力相对比较弱，缓冲比较小。因此外贸供需市场的变化，就会超出其本土的适应能力，而导致外贸价格（即汇率）的更强烈的变动。因此这类小国由于本土经济缺乏安全纵深，必须牺牲额外的成本，或者建立国际贸易联盟（如汉莎同盟），并建立内部贸易储备。所以越是小国，货币的"锚"越倾向于是外汇，或称硬通货。

如果外界市场不稳定，为免有钱买不到救命货物，还需要建立能源储备，粮食储备，淡水储备（西亚）之类。相反大国有拥有更大安全纵深的同时，却不可能象小国一样从世界进口所有的生活必须品。反而是本身的国民经济体的闭环系统，就相当于人家的储备。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反之如果作为一个大型国家，却跟小国家攀比"人均储备"，是很可笑的误区；如果人均外汇还超过小国，更是可悲！

因此大型国家必须保留本身供应主要生活资源的经济体，而不可能象小国一样采纳出口导向。小国可能会依赖于外贸，大国的外贸就只能是自身经济的补充。所谓本币经济圈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大型经济体内部自持循环的意思。既然大国不可能依靠大比例进口过生活，当然不可能用国际外汇储备代替本币的运转，本币如人民币，当然不能象小国小地区那样，用固定的汇率，锚定在某种外汇或硬通货上。

因此越是大型国家，所谓外贸的稳定性和外汇热钱的流出流入，无论是多大，都不会真正影响这个国家的正常生活，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就被行政干预如出口导向打乱。当大国内部因为行政干预如出口导向时，或国内出现如战争等不稳定因素，导致买卖资源向外贸挤兑，而令出口价格出现严重下滑，同时国内价格持续上涨的波动。反之亦然。因此大国不能模仿小国，小国也不能模仿大国。

中国出口导向政策显见的错误，就是极大型的国家，学了小型国家（其实是自已身上的肿瘤——>香港）犯的错误。张五常和他的粉丝所称的"人民币汇率必须稳定"，在语义上可能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不能政策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不正常的波动，从而由此获利"；第二是"不允许市场作用，导致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笔者衷心希望他们根本没有搞明白这个简单的问题。

理解人民币升值与贬值的波动规律

根据人民币闭环模型理解人民币升值与贬值的波动规律；
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贬值，与美元通货膨胀有关；
美元外汇储备购买力，与人民币汇率和人民通货膨胀无关；
人民币升值仅与美元有关，与其他货币汇率无关；
张维迎"分外汇"建议的目的和"分外汇"的逻辑后果；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经济体，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闭合环系统，因此人民币通货膨胀与美元无关，美元通货膨胀与人民币无关；除非中国屯积美元！由于人民币升值是中方自主行为，导致在中方帐目上的计价下降，是中方帐目上的数字游戏，与美国人无关。同理人民币升值仅与美元有关，与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无关。所谓"其他货币对美元贬值了，所以人民币事实上升值了"是买办的诡辩，是不成立的。

美元外汇储备贬值的代价不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是因为当初买这些外汇是高价（低估汇率）买的。只不过是由于外汇管制，作为实际上亏损暂时挂帐。就象股票亏损了，没有卖出，账面似乎就没有发生亏损。所以一些五毛专家称，人民币升值让外汇贬值，相当于新股民称抛出套牢股票造成损失一样。类似的论调整出现在民粹分子，把清理国企的帐面损失（不清理就表现为银行的坏帐），归咎于私有化。

使用闭环模型，还可以预计允人民币升值，和放开外汇管制将出现的情况。如果保持外汇管制，出口导向就会导致外汇持有成本上升，强迫外汇价格下跌，即央行产生抛售的需求。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如果放开外汇管制，又有可供中国进口的资源，或民间出于回避人民币贬值的保值需求，那么就会出现外汇的强大买方力量，即抛出人民币买入外汇，导致人民币汇率有下跌的倾向。

在外汇管制被取消的情况下，涨与跌的趋势，取决于央行向国内经济体提供的流动性。即释放流动性的话，人民币汇率就有下跌趋势，反之就有上升的趋势。把外汇看作物资，其实就是人民币通货膨胀的表现。如果央行能够控制着流动性，消除了升值过渡期的人民币通胀预期，（必须避免形成财政赤字，否则将形成新的通胀压力），外汇买方需求就会大跌，外汇价格就会下跌，人民币就会升值。

由于中国是一个穷国，除非是由于等级特权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否则中国没有什么从海外特别进口的必要东西。石油其实还是一项比较边缘的产品，市场化改革可以大大降低能耗，甚至中国目前其实过多的农业产能也可以提供部分生物能源。总之外汇是花不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过多的。所以人民币会坚挺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德国签了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后一直很坚挺的原因。

如果不理解"人民币经济体是闭环系统"的抽象模型，笔者近十来篇博文的几十项观点，只不过是类似微薄语录的多少条格言，此派彼派中的少数派；但如果能够理解"闭环系统模型"这个简单的概念，读者就根本不需要记那么多的"人性本私的观点"，而完全可以顺着闭环系统的透明的逻辑要求，重新分析笔者的所有观点，也可以分析您看到的和听到的任何观点，看看是否得到与笔者同样的结论？

用人民币闭环系统的模型再考察张维迎提出来的"直接向国民分外汇"的主张，需要一些先决条件，但并非绝对不可行。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取消外汇管制，实现外汇买卖的自由和汇率市场化。第二是在央行中勾销购入这些外汇的人民币负债，即承认此前的低汇率造成的外汇占款造成通货膨胀；并承认这一负债是不可能再按原价回收人民币流动性的（是事实）。恐怕这才是张维迎真正的意图。

由于取消外汇管制后，央行无须再回购外汇，因此攻击张维迎的买办代言人所称的"要再增加人民币流动性买回外汇"的命题就不成立了。但外汇毕竟不是中国经济的流通货币，因此象苏联私有化券那样被大量抛售，估计是绝大部分人（几乎所有农民）的唯一选择方案。结果就是外汇价格巨跌，即人民币超级升值！央行不必多印钞票，几乎就可以用低得多的价格回收大部分外汇。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屯积外汇对中国其实一点好处没有

"进口西方技术"不需要屯积外汇；屯积外汇对中国发展一点用处没有；
张五常分子所谓"中国象日本那样发展起来后，人民币才升值"指什么？
"人民币通货膨胀抵销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损害你的什么利益？

人民币经济体出口导向屯积美元，既是四项公有制原则的结果，也是《资本论》的逻辑基础"货币资本锚本位论"的逻辑结果，不要说半个世纪内战，再加上文革大跃进的悲剧，仅仅是勒紧腰带的出口导向，过度屯积外汇，导致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来说根本上毫无用处的惨景，就可以体验中华民族给崇洋媚外，泊来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和与之大同小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害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中国仅仅是为了引进美国的技术，目的也不是要搞军国毛主义，是根本不需要搞出口导向的。可以向美国借钱，既可以是民间商业渠道付息借钱；也可以由美国政府经国会批准，提供美元信用额度担保，由受援国直接向美国企业订购技术产品，再自行开发对美出口（经常性产品和资产转让）归还借款。坏帐风险由美国政府承担。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就是这种方式。

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象谢作诗教授等人，反复用"日本发展起来后，过度建设到连住宅水管也滥用昂贵的不锈钢后，日元才升值"，其实从中可见反见日本当时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广场协议其实是救了日本一国的老百姓！又说"人民币不能升值，是美国政府财用更自律"——>根本是毫无关系的两个闭环系统！！如果张五常分子，不是根本上没有搞明白基本常识装权威的话，他们将是罪不可恕的！！

如同美元外汇储备只能用于美国的社保，只能用于美国的基建一样，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国内建设是一点鬼用也没有的。不是中国发展起来不发展起来的问题，而是中国外汇储备一旦超出经常进口的支付需要，就是什么鬼用也没有，跟中国的国内发展完全没有关系！当中国的产能过剩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出现日本的政策，补贴生产厂保本，让他们把产能滥用到不需要的地方。

这就是日本的住宅"发展到"埋下了不锈钢管的水平的原因，中国类似的政策早就有了，诸如早几年的"家电下乡""消费券建议"，就是这类政策的中国版本。同样象牛刀和时寒冰这些良心大大地好了的写手，不同是谁在他们的大脑中埋下了"人民币不能升值"的BUG，居然抛出"人民币通货膨胀抵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猪头点子。（国产文人追根溯源，BUG和作者通常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牛刀和时寒冰等人的"人民币国内通胀抵销人民币升值压力"，这种命题如果是滥用算术的口水哲学的话，会让傻逼听众觉得"此派彼派都有点道理"；但如果认识到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是进口物资的话，那么牛刀和时寒冰的话就可以翻译为："用人民币通货膨胀，保贴出口行业，用于抵销进口原材料涨价的压力"，恐怕很多人就开始看出味道了。因为意味着向所有人加税，补贴一小撮人，这就是谷物法！

理解人民币经济体是一个闭环运转系统的真实的抽象模型，（注意"抽象"在此处的含义，是"真实简化"的意思），就可以明确看出牛刀和时寒冰的错误，是没有闭环系统的概念，（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货币为何物！），混淆了系统内外因素。系统内的人民币与系统外的美元之间被系统完全隔绝为各自独立的闭环系统，无论人民币如何通货膨胀，反映为整个社会的出口成本增加的压力，都不会改变。

因此牛刀和时寒冰的馊主意，其实就是今天国企垄断特权集团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坚持着出口导向，服务着自已的买办集团特权利益最大化，同时把整个社会的出口成本压力的增加，通过通货膨胀转移到民间民生成本中。牛刀和时寒冰反对的高房价，实际上就是这种转移的结果，以抵销过多的人民币流动性对生活必须品造成的涨价压力。这两位却又反地房价上涨。自相矛盾是很强大的，这两位也是。

大陆民众崇拜毛主席者，绝大部分同时反对再搞文革

李敖和文革先进集团，都高估了毛左的产量和质量；
大陆民众崇拜毛主席，跟崇拜门神图腾差不多；
大陆民众崇拜毛主席者，绝大部分同时反对再搞文革；
美国不是无左污染的净土，美国对传染性精神病免疫力较强；

说到绿岛校友会的李敖同学，跟乌有之乡老年人精神俱乐部的联谊活动，笔者其实并不清楚李敖同学的学历以及他在台湾的绿岛毕业论文。但是李敖能够偏执地"老蒋的敌人就是我李敖的朋友"，这位同学的马克思主义学分是能够拿A的。李敖同学就算不是跟乌有之乡精神俱乐部臭味相投，那也是老气横秋，还有甘阳，朗咸平等人。他们与文革先进集团一样，都是高估了大陆毛左土特产的社会产量和质量。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皇帝的毛陛下，可能仍然是很多底层民众的图腾。但这种崇拜与对关公门神的崇拜没有什么两样。改革层如果不提毛的神迹，这些毛神崇拜者就把毛的正义虚拟化，就象清朝时孔家门生举着孔子像游行示威，抗议雍正的乡绅一体纳粮一样。如果山城派一旦真的重温文革，这些拜毛者就会举起文革的棺材，照样游行示威。咱国的传统愚民，就是这样富有中庸之道的正义感的。

过低估计了公有制核心的民主改革意愿，甚至被国际拜上帝教正义集团摆布，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洗脑，认定统治阶级就是喜欢玩独裁，不愿意搞民主的，实际上与拜毛的愚民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崇拜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贴在门神象上的横批神符。同样地，过低地估计了美国社会的愚民质量，也是对美国多元化的社会，也就是对真正意义的美式民主缺乏起码的的认识。

象一位美国民主党的民粹明星，就攻击"减税可以让企业创造就业论"。他的理由是，企业家都是逐利的，所以最希望是压低薪水裁员，所以对企业减税，只能让企业富人更暴利，更没有社会责任心！如果不是知道是一位美国基督教背景的财经名人，恐怕还以为这是那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文革大字报的写手。此人的理由是200年前宪章运动的理论，早在200年前就被李嘉图同志推翻了，称"李嘉图效应"

近来美国传来传染性精神病疫情得到控制的好消息。巴菲特捂着腰包鼓吹富人多交税的丑行，遭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申斥和打假。道理很简单，老巴要多交税，自已填张支票就搞定。而他所谓纳税很高的秘书，实际上是一位工薪收入极高的打工女皇帝，是一位富人！尽管民主党的五毛怨声载道，但是奥巴马向共和党坚持的削减政府开支方案妥协，拒绝了天朝特色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忽略美国的成功是No Votes No tax的私有制原则的贯彻，以为是美国人信了道德无比高涨的结果，正是东方愚民的低素质。

资本项目输出平衡经常项目顺差”是叛国犯罪

"资本项目输出平衡经常项目顺差"是叛国犯罪！
不愿升值人民币，为外汇储备找出路，是预设了出口导向的前提；
出口导向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输入性通胀"是出口导向的逻辑结果；
国际板和CDR换权都仅仅是金融垄断集团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本币经济环境是一个闭合的环。政府干预可以干扰之，但将付出额外的代价。特别对于综合性的经济体而言，政府干预更不可能让社会得到增益。ps:小型国家可以在比较优势的分工中，有可能得到抵销政府干预的额外利益，这是资本主义从英荷小国开始的原因；也是新加坡四小龙等小国（地区），显得"先进，成功"的原因；但有更多失败案例。此机理稍后讨论。

因此富人离场要带走资本，就象赌徒离台要带去筹码，或者股民出货会带走股票一样，都是荒唐可笑的显见逻辑。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离境的富人，在异域多半是混不去的，他们多半会回到祖国找饭吃，对于祖国却已经没有了利益上的归属感，虽说血浓于水，但已经换成了买办的思维。这些人是不会关心大陆国民人权的，却能与政治权力和国际贸易伙伴，结成剥削大陆国民的买办利益集团。

至于谢国忠等人的援非洲，某些人所谓援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援印援南美，所有这些"资本项目输出平衡经常项目顺差"者，在民主社会就会被作为专业白痴，在帝国社会里就都是应该统统枪毙的叛国犯罪！！因为对于人民币经济体来说，外汇是国民掏了血本的物资，这些物资无论是否亏损，都应该能够重新变成输入国内的物资，才能平衡当初出口的成本。资本项目的输出，完全不能达到此目的。

以谢国忠的观点而论，用外汇支援非洲，就算完全不考虑非洲政局最动荡，将意味着巨大的坏帐风险（利比亚就是一个教训），就算非洲的投资安全完全可以与美国相比，那么试问，援助非洲外汇，用什么产品对中国出口，平衡中国当初得到这些外汇的国内成本，——>记住，人民币经济体是一个闭环的系统！如果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中国只需要直接用外汇买！为什么又变成"支援"呢？

如果中国是为了让这些非洲国家（也包括南美或亚洲国家）具备向中国出口的能力，那么援助非洲的货币，应该是人民币，而不是外汇！因为人民币可以购买中国的设备，而非洲国家对华出口，完全可以赚人民币，这样人民币就对于非洲贸易的一部分来说，"国际化"了。同理，欧洲寅吃卯粮，为什么要中国外汇支援，为这些富国买单？？（这点谢国忠非常正确）。

所以这些不肯升值人民币，却一心为中国剥削国民利益廉价出口屯积的外汇"找出路"，实际上是预设了"必须永久性出口导向"的前提，而出口导向永久合理性，又只能在公有制特权经济的前提下成立。这样就难怪，笔者当初会遭到围攻，仅仅因为指出低估人民币出口导向，将导致国内要素的持续通货膨胀而补贴了全世界，积积了注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背走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

人民币经济体是一个闭路环，也就解释了，金融垄断集团反复鼓吹的国际板是什么意思；也说明了，为什么国际板只对在大陆投资的如富士康这样的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弥补亏损有用，根本不可能让所谓的外资（美元业务），对国内人民币股东分红。即使是CDR也只不过是变相的外汇炒作，增加了外汇的reservior，通过股票作媒介，让获得特许权的国有金融垄断集团获利，对人民币国内经济一点好处没有。

同理人民币的通货膨胀与任何锚无关，所谓输入性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虚假的。当前的进口源材料的价格上涨根本上就是自已低估人民币造成的。低估汇率的出口的逻辑结果就是进口要素的价格上涨，却说成是"输入性通胀"，要求进一步低估汇率"补贴出口"！如此大脑急转弯的倒打一耙，这些国有五毛专家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政府金融垄断部门，为什么还要雇佣他们？

外汇自由流动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外汇自由流动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谢国忠等主张的（出口导向＋资本输出）是叛国犯罪！
离岸人民币对大陆经济再无影响，相当于流动性陷阱；
"资本流失"是精神病症状，货币战争是精神病发作；

黄金和外汇，对于闭环运转的本币经济体来说，都只不过属于外购的物资，那么今天牺牲国内人民币的物价稳定（对内通货膨胀），屯积外汇的所有殖民时代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回避了事实：任何掌握在中国民间或官方的外汇，都是有成本的！判断成本高低是否合适，外汇是否值得增持，并不是什么农民工就业，国企很困难，民企要倒闭……，这些全都是民粹借口；都将形成外贸食利的Charter集团。

判断外汇和汇率问题的最根本的的标准就是市场状态下外汇（进口物资价格）是多少？除非在国家安全考虑，否则这个市场价格就是最合适的价格。这就是人权私有的民主！而国家安全成本的考量，是对此先决价格的再校正，取决于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是几十年内暂时没有世界大战。一些权贵主义右派一面声称要控制外汇汇率，一面声称西方主持正义，是很强大的自相矛盾。

蒙代尔和张五常的粉丝们，在预设了"世界政府"的"超主权货币"（如欧元）合理性的前提下，宣称政府有控制汇率稳定的必要性，即不控制汇率就有外国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除非他们说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是本国的老百姓！同时却又鼓吹着更便于热钱出入颠覆的"固定汇率""统一货币"，或者指称危险就是"进口（物资）价格的波动（汇率）"的时侯又声称市场经济，是非常强大的自相矛盾。

象谢国忠等人所声称的"资本输出平衡外汇过多"，是极端化的权贵主义的政策，非但不是对牺牲国民利益的重商主义的纠正，反而是进一步牺牲国民的利益，而且让国民的利益永远不可能得到补偿。这就是西班牙和俄罗斯政权覆灭的政策！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的支援非洲，真的支援欧洲，真的让外汇"保值增值"（实际上不可能），也与国内人民币经济也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权贵集团特权扩张了。

同理，一些人担心富人移民带去了大量资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币资产作为只能在中国本币的经济圈中才代表购买力，一旦流出中国，无论是否在中国以外被接受，都已经与中国内地经济圈无关。任何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关联，都必须经过中国海关渠道，——>现在讨论中国海关完全取消后怎么样，言之过早；（实际上是没有影响）。仅此说明可以完全排除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境内的实际影响。

因此离岸的人民币，除非购买在境外发行的中国国债，（目前还没有），否则就象被中国屯积起来，又不肯重新买美国国债的美元一样，成为离开其流通母体的货币沉积，即"流动性陷阱"的一部分；与守财奴收起来埋进地底的效果一模一样。除了减少了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必要性（守财奴还不要利息！），对于内地经济体，完全就只剩下货币投机者的心理影响，充其量是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因此所谓"离岸人民币市场对大陆的影响""离岸人民币指数（包括香港）预示人民币升值贬值的走势"，就象宅男歪歪意淫跟林志玲的风花雪月，会影响林小姐的贞操心情一样，真是指其"查无实证"也是多余的，纯粹就是歪歪！事实上，不但离岸人民币对大陆经济再无影响，富人离境也带不走人民币。海关规定每次离境不得超过两万元！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外资热钱剪羊毛的所谓货币战争。

所以"国内资本流失论"是精神病治疗的课题，不是金融经济的话题。富人离境对国内资产价格的影响，只不过是抛售资产导致价格下降（如房价股价下跌）。富人黑市兑换外汇离境，实际含义是增加了黑市外汇炒作的Reservior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人民币的总流通量，同时也需要增加外汇炒作的reservior；只不过是把兑换成本隐藏在黑市黑帐里，并不等于兑换环节的成本消失了。能量仍然是守恒的。

国际资本流动是假象,金本位不成立,货币战争也就不成立

国际资本流动是一个假象；国际贸易的本质是易货贸易；
黄金和外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对于本币言的"储备物资"；
"黄金外汇＝资本"流出流入，对经济基本上没有影响；
金本位不成立，资本论就不成立，货币战争也不成立；

资本概念是金本位的衍生物。只有在金本位的前提下，"国际资本的流动"才是可理解的，实际就是"黄金（或白银）在国际贸易中的流动"。所谓资本积累就是"重商主义"，指西方王权国家，以及东方的莫卧儿和明朝等帝国，不择手段地收集重金属积累金银的政府行为。直到今天张五常的粉丝们和贡德佛兰克等人，还援引着重商主义时代概念，声称"古代王朝的灭亡是因为黄金白银屯积不够！"。

由于黄金白银通货仅仅在政府间的贸易/借贷才有用，国际贸易经济项目本质上易货贸易。象莫卧儿和明朝这样的封闭帝国，易货贸易的效果无非是出口民生用品消耗了人力物力，进口了奢侈品服务了王公贵族。世界上没有"国家让人民体恤民力，皇帝少用了奢侈品"就亡国的道理。而在国家的内部，真正服务于市场流通的并不是国家屯积在国库中的金银，而是象铜钱（日后的纸币）这样的本位兑换券。

因此即使在金本位时期，所谓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只是一个假象。对于欧洲列国的环境中，各国君主在欧洲社会中所占比例的变化，而不会改变整个欧洲所能分配的社会产出的实物消耗时。不存在金银输入拉动了经济，或者金银流出削弱了经济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银的输入输出，则仅仅体现为政府对社会占用的财富比例的变化，相应地社会实际流通的兑换券就存在着通货膨胀大小的问题。

这种由于金银输入导致通货膨胀，因为金银流出导致通货紧缩，即使假定会影响经济增长/衰退的话（实际上影响可以忽略），偏偏地这种输入却不可能是别人送来的。反而是该国政府大力主动才能达到的目标。不是低估本币（金银兑换券），用国内本币（今天是人民币）的通货膨胀收集金银（今天是美元），就是消耗国内的人力物力（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派兵派船到人家的地盘抢金抢银。

两者得到金银（资本积累）对国内经济影响的效果，正如拿破仑三世所称，完全一样！吊诡之处就在于，通货膨胀是金银输入造成的，而金银输入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称的"资本积累"，是被当成好事而言的。象日本从中国勒索了二亿两白银，日本人可是认为一件大好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被熊彼特否定的，被今天中国大众一般性拒绝的，却被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核心观念，即"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即使是在金本位年代，宋鸿兵笔下所谓"货币战争"，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别说罗斯柴尔德的实力，不及欧洲强国王室的零头，（实际上是仰权贵的鼻息为生），根本不可能代替各国政府，主动消耗各国内部资源作重商主义的金银资本积累。实际上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的武侠小说阴谋论！《资本论》不成立，货币战争也就不存在；反之亦然。

由于各国国内流通的并不是黄金白银，而是"本位兑换券"，因此金本位时期的黄金"资本流动"是假象，而与日后各国货币脱离实物锚后的情形一模一样，那就是各国的货币经济环境，实际上是彼此封闭的内向空间。彼此易货贸易，是通过比较优势实现对等交易的对价的变动，表现为各国本币相互汇率的变动。彼此的货币在对方的封闭环境中，表现为物资！而不再是货币！国际贸易的本质是易货贸易！

因此张五常的粉丝借用蒙代尔的错误，称"各国货币稳定在于汇率""市场会自动修正（固定汇率）后的彼此价值差异"，实际上等价于低估本币的国家，将永远把自已钉死在奴隶国的地位上。类似于不同人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汇率），天生就钉死在一个工资水平上，所谓"工资稳定，减少换算麻烦"，"市场会调整不同的（天生的）工资水平的差异"——>低工资的多干些小时就行了——>这就是奴隶制！

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慈善本质上是消费

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慈善本质上是消费；
慈善本质上私有财产的消费，公有制不存在慈善空间；
为什么罗马帝国不鼓励基督教的慈善活动，还要迫害基督教？
民间慈善活动暴露出公有制政权作为"危机管理工具"缺乏合法性；
东方帝国的慈善行业同样被管制；被管制的慈善捐献，相当于税收；

只有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才会真正鼓励民间慈善（捐献抵税）。原因在于民主社会中，个人失败得需要他人救济，又同时在国家（含地方政府）保障和家庭网络以外失救济而陷入生存危机的可能性，比中六合彩还艰难。因此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不多，而避免民粹呼吁的必要性很大；让民间慈善补充国家保障之不足，既减少了纳税人无法计量的负担，又可以看看这些民间团体的呼是否真的有必要。
因此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不存在中央集权国家如罗马帝国那样对民间慈善的担心，即因为象基督教教会的救济，而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千万记住，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而且核心的公众个体的生存危机；因此，一旦民间团体的慈善更能保障个体的生存；至少在这些被救命的人等看来，国家政治合法性或称为国家利益的玩意，就要见鬼去了。公有制鼓励承担额外的义务，但不鼓励慈善。

因此无论是在古代的罗马，还是汉代三国等对道教的迫害；根本原因并不是"不信神"的成见，而是对执政合法性动摇的恐慌。当政者越是感受到社会真的存在危机，这种不无妒忌心理的政治恐慌就越强烈。事实上，今天东方帝国同样取缔了民间的慈善；不但不能象美国一样将个人捐献抵税，（实事求事，欧洲也普遍没有实行美国的慈善抵税制度），而且对慈善"行业"同样管制起来。

在东方要申请一个慈善基金，难度大概比民营企业申请上市圈钱还要高得多。而且不但个人捐钱不能免税；连基金接受捐献也未必能免税（取决于审批的条款）。笔者印象中曾有一位自以为是慈善基金的大佬，没有将人家的捐献再交税（６０％累进税），而让帝国用"逃税"（为慈善？）抓起来，来了一个下马威（后来没有下文，可能是私了了）。由此管制，可见公有制文化中的慈善具有的政治敏感。

东方帝国对慈善的管制，只不过是针对政治合法性动摇的防范，而不能称之为禁止国民有爱心。事实上，如果国民愿意按多交一重税的方式，向国家钦定的慈善代理，如希望工程，绝望天使之类的捐钱，当局说不定还会让你戴上大红花。事实上今天帝国党员和一切吃纳税人饭的公务员，仍然隔三差五地奉五捐献，所谓多灾多难的祖国需要；尽管革命觉悟全面高涨，吃公粮的精英们，多少有点怨声载道。

原因就在于，当捐献成了一种义务，或者必须缴到某一垄断组织中被代表时，实际效果就相当于多缴一重个人税。慈善本质上确实是一种消费，只不过放弃了对"卖方"的任何契约要求；但在慈善主动消费方，仍然存在着"消费自主性"，慈善才存在社会效益。而当慈善组织被管制时，效果相当于这是一种配给型的消费，等效于税收。从政治自利的角度，君主政权，基本上是欢迎加税，不鼓励民间慈善。

高效的民间慈善，是会动摇低效的治权的；尽管苛捐杂税同样可以动摇治权，不过如果专制统治者能够放弃重税负，那专制就专制吧，估计也没有多少小民会关心谁当政治家的——>专制必然导致财政危机——>请问可能吗？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专制统治者喜欢税收，可比民间慈善要多一点。因此帝国政权对于民间慈善，都强调是在帝国英明领导下，小民良心发现才捐了钱。

从西方基督教中世纪帝国到东方现代帝国，都是此种连慈善也是政治审批，而且必须归功于"恩从上出，感召万民"的游戏规则，说出了无非是"刑赏专于一门，用不出二孔"的古老训条；对臣民的要求是就是"雷霆雨露皆君恩"。无论是东方的《商君书》《韩非子》，还是印度阿育王帝国流传下来的《政事论》，说法虽然不是完全一样，其讲政治的君王帝王权术，可以说大同小异。

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极端分子就是革命分子

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极端分子就是革命分子；
革命必须保持模糊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民主必须利益清晰，革命/公有制必须保持模糊；
革命必须元首原则，公有制只能选择君主制；

革命分子的所谓革命，是以"革命/不革命"划分立场的，概念模糊得非常害怕被澄清的意识形态。除了暴力建构作为目的的本身是清晰的以外，革命的一切都有赖于奉行元首原则下的革命领袖的哲学权威。类似的权威在现代信息世界特别多，知名的有《资本论》《无私学党宣言》《我的奋斗》，以及（官方勘定）"列宁讲过的话""斯大林作过的报告""毛主席微博大全""金家主体万岁"……，之类。 

革命作为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在利益解读的过程中"分裂革命队伍"。对革命"模糊"的质疑就是质疑革命的本身，也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韩寒仅仅自已不革命就遭到革命分子的围攻，笔者自已要澄清革命，就成了"政府走狗"（革命内奸之意）。如果发生直到文革结束前的革命高潮年代，这些"自已不革命"就会成为被革命镇压的"反革命分子"。

"个体不革命"成了首先要被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屠刀会首先对准无辜！听上去颇似武林黑社会人士，对打算金盘洗手者的家族屠杀，（金庸《笑傲江湖》）。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说明，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其实所谓"极端不极端"，判断标准很简单的，凡革命都是极端的！站在当政者的角度，对国民和平利益诉求的暴力，也同样自视为"革命"，如文革称之为"镇压反革命"，仍然是革命！

民主进程与革命势不两立！因为民主是利益的博弈，实现最大互利契约的过程。任何民主细节都不允许革命的存在，都必须清清楚楚界定"我的利益在那里，你的利益在那里"，以致清晰得所定下的契约，意义仅仅作为时间的备忘，而当前的执行中甚至可以扔开不管。各位自栓签了合同后，如果不发生执行意义，有多大的机会阅读"合同里的文学"？！如此清晰而自愿执行的契约，当然是不需要革命的。

民主进程与革命势不两立！与任何阶级立场都无关，是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决定。民主必须清晰，清晰就不存在革命。革命必须模糊，模糊就不存在民主！把革命换成"公有制"，代入上述语句中，仍在完全成立。道理非常简单，革命就是公有制，公有制必然逃脱不了被革命的命运，公有制只要是被革命的，就必然是另一个公有制王朝。依赖于模糊的革命和公有制，除了贯彻元首原则/君主制，别无他法。

只要当公有制模糊的利益集合被民主清晰解读后，契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正是因为革命/公有制需要模糊，恐惧于清晰解读的利益归属，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公有制，都只能依赖于居高临下的"向弱者倾斜"的道德权威，也只能依赖于把能够简化的利益解读，重新复杂化为必须被权威的革命领袖，或革命领袖委派的权威正义代言人所垄断的哲学解读。这就是帕拉图所称的"哲人王"。

其实公有制的所谓"君权"也即"人治"，其优点就是足够模糊。所谓道德治国，好处就是道德是一种含糊的，由权力强势一方任何解释的玩意。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依靠的就是模糊。传统公有制所谓惩罚"恶人""上纲上线"，就是用模糊的罪名，对某些个人的"革命"，从法治的角度，把这种行为称为打黑。如果回溯革命分子的言行，会发现他们一般性地，对于文革先进性的打黑也是支持的。

依赖于模糊的革命也依赖于哲学，哲学的模糊可以提供鹦鹉学舌的"优越性"。象私有制的个人主义批评上纲上线，是指拒绝打黑闹革命；而革命分子指责个人主义者拒绝革命时，也会鹦鹉学舌称"上纲上线"，却是指"为什么个人主义不团结他这革命群众"。（笑笑）。不过，既然革命分子的革命，就是依靠模糊的忽悠，追求随意革他人生命财产的命的自由，他们认为是上纲上线，let it be ！

中国人的反政府，实际上就是反民主

民主进程"不革命"不是权谋"伪降"；
皮诺切特杀死民选总统时，正在侵犯私有生命财产的是阿连德！
政府不是利益，围绕着政府索取特权的群体，才是"利益"；
"革命"是模糊得害怕被澄清的暴力建构意识形态；

当笔者说中国要崛起就不能称霸时，国学教导出来的左派右派，都以为是说"韬光养晦"。部分极端者（后证实都是乌有之乡的年轻粪青）甚至指责笔者"不想让中国强大"。但笔者的意思却的确是"称霸必定不能崛起"，类似于日常生活中，"横行乡里一定不能众望所归"，本来是很浅显的常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中"称霸"最早的成功案例，九合诸侯的齐桓公，就不是"称"而成霸的。

笔者说不革命不反政府，估计很多人也以为是"韬光养晦"。其实"反政府，就是反民主"的确就是笔者对民主进程的认识。举着白旗（不反政府）发动革命的勾当，笔者是敌视之！而无论这些人自以为的出发点是多么高尚！"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认人只能污合，认理（人权私有）才能成军"，从身边的谷物法一条条反下去，从实在法中的脆弱的恶法，一条条反掉！反的是恶法，不是反政府。

民主进程就是每个人和每个群体，从自已身边的谷物法反下去，通过利益同盟的交换，从涉及自已面前的谷物法的共同障碍（象私有制原则入宪）反下去，除非政府成为谷物法本身，象禁止言论自由或者象智利前总统阿连德一样，直接侵犯私有财产和公民无辜的生命安全，否则反政府永远是不理智的。智利的皮诺切特杀死阿连德，独裁十年后自动放弃政权，但又被英国出卖，正是对西方主流误区的注脚。

当阿连德这样的民选总统开始侵犯私有利益的时侯，无论他是民选还是宪定的，虽匹夫也可以杀死这样的民贼！即使美英法威胁，皮诺切特也可以镇压阿连德的任何党羽。这是因为阿连德政府已经成为侵害智利公民私有利益的谷物法本身！"当皮诺切特进攻阿连德时，正在侵犯私有生命财产的，不是皮诺切特，是阿连德！"，弗里德曼因为说了这实话，被瑞典的的诺奖获得者缪尔代尔称为"反动分子"。

因此温和派既不是投降派，民主人寻求废除谷物法的私有制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温和派也不是吃素的和尚派，"非暴力"是尽量不用武力。当必须才能自卫的时侯，佛爷也会变阎王！会不惜强盗一切生命代价，而根本不管美英法之类嚷嚷什么"镇压革命分子不人道"，——>自凯恩斯主义和艾德礼后后，英国基本上已经处于费边社会主义者"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奴役的初级阶段！

但只要政府私有制改革没有倒退，只要政府没有代替Charter特权既得者作跳梁之举，只要反对谷物法还有比武力自卫更直接的目标，民主进程的温和就是真心实意的，民主人对改革的和平环境，与改革领导人所渴望的同样殷切！大概这就是因为民主人是懂得自由人权的"既得利益"的价值的！知道革命不符合民主进程的利益！知道革命分子盯着的所谓"政府"，并不是利益本身，而只是一个机构。

政府不是利益，只是一个响应社会事务要求的机构。尽管这个机构可能很臃肿，（臃肿本身意味着的冗员就是一条谷物法），所响应的事务很可能不是民选组织的公共事务，（象国企垄断），但政府确实只是一个机构，而不是统治者，更不是什么统治阶级。把政府和执政视为"恋权"，只不过是中世纪等级社会留下的一个BUG! 围绕着这个所谓政府的林林总总的谷物法特权集团，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因此革命分子的所谓革命（其实就是"反政府"），是一种很模糊的，模糊得害怕被澄清细节的暴力建构的意识形态。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指责将士向眼前的日军浪费子弹（反谷物法），"你们应该反天皇（政府）"。革命分子的革命热情古怪就在这里。如果不反当前的谷物法（向你开枪的日军），你如何跑到日本天皇的寝宫里革命呢？日本军队已经被消灭了（谷物法都没有了），天皇还需要反吗？

中国大陆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绝大部分是虚假的

洋葱头革命分子和海外华人买办；
公有制传统的大陆，不习惯亲兄弟占便宜的对外开放；
港台同胞外籍华人一心占大脑同胞的便宜；
大陆文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绝大部分是虚假的；

过去常有人以为"血浓于水"，港台同胞回大陆是搞慈善。殊不知个体价值观是要自已照顾自已。人家回大陆，就如同欧洲移民闖美洲，巴不得在大陆刨一把金回港台养老！本就是天经地义，要怪就怪大陆是公有制传统的文化，不懂得互惠互利确保自已的利益。明明是香港借大陆的外汇占了大陆的便宜，占了便宜的还主要是是四十家香港豪门。但大陆爱国鬼子楞是喊得出"保卫港元，保卫联汇制"。

类似的还有外籍华人。如果说第一代华裔移民，还有着传统文化的熏陶，算是半个甚至大半个中国人的话，绝大部分的第二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黄皮白心"。至于说新近移民的官宦，则多是挂牌的外籍，本质还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浓度丝毫不亚于土著的传统文人。与此同时这些自以为跳出国门者，在他国却只不过是边缘群体，商业机会无法与本土人相比，彼岸户籍制度就几乎剥夺了第一代的福利。

更有甚者，由于中国目前是开放过程中的等级社会，赚钱致富的，不是靠权致富就是傍权致富，完全干净的比例比较很小。因此这些人仍满脑子"关系经济学，东方国学"，甚至比东方一般小知识分子还要浓烈。他国生意不好做，挂个移民牌，定期坐移民监，多半时间还是继续回到大陆做买办。鼓吹低估人民币补贴出口的，很多就是这样一批人。但偏偏是爱国的口号，买办嘴里唱起来比谁都响亮。

如果不是对西方作广泛深入的了解，那么介绍西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向灌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大量图文细节就是这些买办在西方带回来的悲伤史，"美国也不好的"，——>但美国移民申请，他们是不会撤销的。这些在美国是很边缘状态的少数族裔，本身就是黑社会的高发人群，（生存条件较恶劣）！他们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不会超过中国农民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部分成功的二代移民，一天到晚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那里有心思跑到大陆的网站普渡众生？（就算有，也是极少数）。只有那些在美国混不开的，又能往大陆贩卖危情故事的，才会起劲地搂着美国籍（或绿卡）骂美国，一边狠赚同胞的钱为了到美国养老！至于是否误导了大陆脑残对西方的认识，那是脑残自负其责。此类文人比较典型的有宋鸿兵，朗咸平，薛涌等人。

少数对大陆仍然是善意的文人如陈志武，则陷入西方文人主要的思潮陷阱之中，不是基督教就是凯恩斯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福利经济浓。对于缺乏独立思考习惯，还沉醉在公有制传统的权威文化中的东方民众，这类似乎互相验证的信息，就产生了对西方社会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又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至少部分）相吻合的，而且带有多重陷阱的错误认识。

这样就在东方文人中，一方面促使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水深火热，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认识，坚定了闭关锁国的信念；另一方面就在"黄皮白心"的华裔移民之外，再产生了一种自由民主白包皮，外表似经风霖，剥壳却是（马克思主义）红里芯的，一层层包装画皮剥下去，内芯却是稚嫩不堪的小白。洋葱头式的特色民主派，而无论他们手中的护照是不是中国的。他们

这些人士深知美国是具有制度优越的，这是他们比乌有之乡毛左要明智的地方。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所谓"美国制度"，其实是他们想象中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换言之与乌有之乡的乌托邦完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一个声称那就是美国的民主，另一边声称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反正就不是真正的个体主义的美国。更何况经过南北战争和凯恩斯主义后，美国社会的确有点异于原来独立精神的美国了。

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激进的基督教伦理

万恶之源皆为善；侵犯人权的人道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金钥匙；
传统文化引为自豪的人道主义，正是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
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激进的基督教伦理；
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影响超出凯恩斯主义；

基督教等传统文化引为自豪的人道主义，恰恰就是现代社会除了疯子以外的所有罪恶的万恶之源；今天洋左派不断追求的"个人财产福利人人平等"，今天中国左派为之奋斗的工团主义，今天中国右派羡慕的北欧模式"高福利的资本主义"，这些几乎没有谁还有勇气怀疑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恰恰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金钥匙！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您自已，是否其中的一分子？

万恶之源皆为善！号称信仰辩证法的传统哲学家们，却不敢面对此深刻实证逻辑依据的"辩证之理"！？一些基督教信仰分子如索尔仁尼琴之流，借马克思主义攻击无神论，迷信之深恐怕他们的上帝都要将此等信徒打下地犹！这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拜上帝教们，难道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根本上就是抄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人道主义吗？

请问马克思主义有那一条信仰，不是用人道主义的名义，不是声称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的均贫富？那一条不是"各取所需""耕者有其田""人人无忧无虑"的人道主义天堂？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比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习惯更激进，以致于要扔掉上帝，以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道主义的奋斗而已！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也是疯狂殉道的传教士吗？

马克思主义的确鼓吹阶级仇恨，难道基督教就热爱异端吗？基督教不是恨无神论，恨"无宗教信仰的人"，更甚于恨马克思主义吗？迷信基督教道德优越感的信徒，有什么资格指责马克思主义者？！迷信传统文化的东西方人士，又有什么好指责基督教信仰的人？反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可以指责这些传统文化的"反动者"，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疯狂追求人道主义天堂！正义？多少罪恶以你为名！

社会保障一旦落入人道主义的陷阱，就变成了一种道德勒索的抢劫。你说医疗成本承担有限度，他说生命无价：凭什么你可以用自已的钱看病，有些穷人就看不起病？——>你要替别人负责；直到你也管不了自已，可怜得让别人可怜你为止！"你今天（必须）可怜别人，到你（必然地）很可怜的时侯，别人（可能）也会可怜你的"，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逻辑！谁拥有判断谁更值得可怜的权力？天赋的王权！

又象教育，如果受教育的钱是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教育，那还可以说公共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但如果是教育产业化人人掏钱给自已充电，你自已给自已充电，让自已可以承担更高劳动力回报的工作；基督教马恩毛孔儒分子就会说，"凭什么你有能力受高等教育，比你穷的人就上不起大学？"——>但人人上大学，先不说教育成本是否社会能够负担的，就培养出那么多大学生来，谁请？都到修道院研修神学？

如果社会保障的目的是出于公众个体的危机管理，作为公共援助的功能而存在，那么"凭什么别人能够……，我就不能够……"就不成理由；而一旦社会保障变成"福利经济学"，"通过税收手段消除贫富差距"，那么前文那些奇谈怪论就通通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义"，——>不妨自测，读者之中，有多少人认为前文是奇谈怪论？此类所谓的人道主义社会保障，只不过是"不患贫患不均"的转义语！
今天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大于庇古，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中国以外，也没有什么人真的把庇古当成是经济学家；但事实上，3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其说是凯恩斯主义革命，不如说是庇古的福利主义革命。如果说东方国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影响的话，西方特别是欧洲社会，是深受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实现庇古福利主义的手段而已。

中国国民主素质不亚于美国，真正的愚民是革命分子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社会利益博弈：
为什么政治总显得肮脏；政治家总显得民粹？
为什么公有制必定是君主制，私有制必定是民主制；
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不亚于美国人，真正的愚民是革命分子；

无论是私有制的民主社会，还是公有制的专制社会，绝大部分民众都是关心（或忙于）切身的生计，而不会真正关注不能改善其生计意识形态争论，但会反抗于直接侵犯于他们利益的任何行为，同样不会关注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是何等伟大的"正义"。这种民生的本能，被公有制帝国传统斥之为"自私自利，不顾全大局"！又被各路革命分子的王八信仰如拜上帝教，攻击为"中国绝大部分人什么都不信"！

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才能看出这些左派右派的革命分子们，乃是一丘之貉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相对面，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个人主义者只有一种敌人，那就是理性主义！只有理性主义者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国七八千万党员是有信仰（马毛教），还有两三千万人是信教的（如基督教，佛教，道教），其他人信什么呢？"——>所谓右派的拜上帝教总是与极左的乌有之乡同流合污，原因是否清清楚楚？！

但是这种信仰鬼子的话也印证了与比尔.盖茨所指出的同样的社会事实，那就是社会中的利益重合的覆盖面，与利益重合的程度成反比。即就整个社会而言，绝大部分人因为必须考虑现实生计的持续性的原因，其当前的利益对当前的政治议题不敏感。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政治现实，那就是从大多数人从边际开始的利益中作政治侵掠，比在政治上真正"向大多数人利益倾斜"，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更有政治分数。
这就是通常说的"政治总是显得肮脏"，或专业点"政治家总会有点民粹"。

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社会机理。换言之社会中政治活跃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政治目标总是最终用"代表大多数，向弱者倾斜"的名义侵掠于大多数；直到真正的大多数，最终反攻倒算这些自称"向弱者倾斜"的革命分子（前一代政治积极分子）；然后再出现下一轮历史的循环。这一规律循环振荡的剧烈程度，与公有制（无私）程度和社会规模成正比，而与是否有选举无关。即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机理，与社会政体是私有制民主的还是公有制专制，完全没有关系。因为这一规律，公有制的民主由于更剧烈的循环振荡，而出于减少社会振荡损失（不确定性成本）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转向君主专制，针对一小撮革命积极分子的足够专制的镇压，以减轻社会因为向"大多数沉默的愚民转移成本（即党内民主）"造成的社会耗散。而私有制的民主，则由于抑制公有制程度达到同样效果。

当一个存在大量公共租值（公有制程度较高×社会规模，两者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将由于对公共租值的争夺，而最终向阻力最小的"尚存的沉默的民生愚民"倾泻成本；在东方帝国就称为国进民退，在美国和西方就是仇富的通往奴役之路，直到这些支持社会经济基础的"公共租值"被全部摧毁为止！显然，要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不实行君主制，就只能贯彻私有制。

阿罗不可能定理"愚民总是大多数"，让所有预设了公有制前提的革命分子感到不快，而无论他们是左的乌有之乡，还是右的拜上帝教。原因就在于，阿罗不可能原理揭穿了这些革命分子"代表大多数"的假面具，也否定了他们"启蒙大多数麻木的人"的信仰，无论他们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阿罗不可能原理真实的意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民生而沉默于意识形态，真正的愚民就是革命分子自已"！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中国国民的民主素质，丝毫不亚于美国人民的民主素质；而中国革命分子的愚昧水平，也丝毫不亚于美国专业学者的愚昧水平。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国民的民主素质低，而是中国社会公有制传统比美国仍然浓厚，中国的革命分子！这些真正的愚民的社会比例和政治影响，比美国流氓无产者和文人多得多！大得多！或者说，中国社会太革命了！

中国愚民总是大多数，没错！

民粹冲击波：土左和洋右的五四精神；
中国近代历次革命都是为了革命而革命；
每一次颠覆都是土左洋右的"革命团结"；

看似势不两立的乌有之乡和拜欧美这两极端的左右派，至少在"革命"和"反政府"上有共同语言。对于公有制改革的掌舵者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同流合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政治事件。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五四也是一个例子。尽管这左右两派革命分子党，在颠覆让他们不爽的现政权后，八成还会象颠覆了北洋政府的国共两党一样，重打锣鼓另开仗，但在北伐革命的确是左右党真诚合作的。

根据乌有毛乡的马恩毛主义，实际上是源出于基督教文化的"正邪斗争"和公有制伦理；今天拜欧美的思想，如果不是盲目地在意识形态上崇拜空泛的"（主要是法式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唯独把最关键的人权私有的个体价值观给扔掉了！（至少没有特别强调，并加以一贯的信守）。因此这左右派两派，至少在预设公有制前提的革命理论下，没有不能"团结搞颠覆"的理由。

以乌有毛乡为代表的马恩毛主义，大致可以称之为"土左派"。说他们是土的，是因为他们尽管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这类现代化词藻装饰的洋理论，但是基本上已经与土著孔儒传统国学，或者土著农民暴动传统结合起来。土著暴力传统是他们的特色，洋革命哲学是他们的忽悠；民族主义是他们的避难所。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义和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的义和团，仍然都是义和团。都是土左派。

拜上帝教为特点的盲目崇拜西方者可称为洋右派，除了对西方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消化不良以外，与土左派并无根本性的不同。为公有制革命而存在的洋右派，无论嘴巴里是否吹嘘着"自由，平等，民主，美国，博爱……"，甚至也会骂两句"不信神的义和团"，但并不能说明他们自已不是义和团。他们所信仰的仍然是公有制，他们的诉求手段然后是夺权，无论是他们使用的哲学水土不服，自已消化不良。

革命分子的土左和洋右之不同，只不过是他们引用的革命哲学理论之不同，而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植根于古老中国的小农暴民传统，那么辛亥、五四、合作北伐这类左右派的革命联盟，就丝毫不令人惊奇了。从土左洋右的革命联盟，再看辛亥、五四、北伐，甚至蒋朝宝岛终生游，甚至可以看到隐约的规律，那就是每次颠覆的成功，并不一定是被革命的政权有多么不愿改革，而是两派的成功联合，所谓团结。

革命的目的就是革命，而不论将被革命的目标对象，（比方说北洋政府），在其职权内是否符合国民政府的标准。革清朝命时，是因为它是清朝；而不理采清朝是否切实地推行着中国有史以来最接近于宪政的改革。革北洋的命是因为北洋让中国看上去国际软弱，而不论北洋正在收复北方的领土，不管北洋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低的小政府，不管北洋时期经济是繁荣的。为了革命，甚至反诬北洋"民不聊生"！

蒋王朝被革命，的确有搞国家主义导致民不聊生的原因，但是五四运动的目的不就是要国家主义吗？革掉蒋朝命后，毛朝不是更加国家主义、中央集团吗？蒋王朝不搞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将成为另一个被革命的北洋；蒋王朝中央集权比不上毛帝国更革命，恐怕这才是蒋王朝被革命的原因，而不再理睬蒋朝的言论自由程度，毛帝国实不及其万分之一！

洋右派提供了"中国在全世界愚昧落后"的信仰，土右派提供了"国内政府反动腐败"的信念。两者一拍即合恐怕只不过是几个煽动家密室"会议"就可以建立革命团结阵线。如果只有洋右派，国内还有民族主义的对抗；如果只有土三派，国际上还有列国的所谓阻遏。当土左派和洋右派联合起来新五四时，别说卡扎菲大概没有那个东方国家不内战。一些执政者还在宣扬五四精神！愚民总是大多数，没错！

中国真实的个人所得税负担非常高

中国真实的个人所得税负担非常高；
低人权高税负是中国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将令中国真正腾飞；

中国目前政策体系下的相当于个人所得税的负担，还应该算上所谓"企业代缴"的社会保障部分。中国公有制文化传统，让很多人误以为"企业代缴的就不是个人的税收负担"，——>这一点只有对公有制的垄断单位和公务员们才适用，因为他们的"单位"可以将代缴的部分转嫁给纳税人；而对于民营企业（包括外资）来说，企业代缴的就是个人工薪者缴纳的税收负担。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同样非常典型地表现在"企业缴的工薪税不是工人负担"的糊涂认识上了。事实上企业并不关心工人实际收入是多少，企业关心的是"企业为工人付出了多少成本"。公有制的文化传统制造了妖魔化资本家的氛围，让很多工薪人无法理解自已真正付出的代价。企业为工人付出的所谓"三金"也是工人的收入！（殊难理解蠢猪为何如此之多！）

从劳资市场平等交换的角度，可以更容易理解，企业付出的人事成本，应该全部算作工人的收入；从中扣除缴给公共服务（税收）的部分，全部是工薪所得税，而不是企业税。因此无论是从工人的帐户中扣的，还是企业代工人扣的，统统是工人自已的工薪收入的所支付的税收！工人也不可以用自已实收的工资骂企业："给我的工资这么低"，企业所负担的人事成本，是（实收薪水＋工薪所得税）。

即使是用个人所得税3000元起征计的个人所得税负大约是1000元之谱；而缴税比例随着工资收入而直线上升，——>这是以就业期间而言的；在国外的劳动者失业时期本应抵扣的税收，因为家庭抚养负担而抵扣的损失，在中国就根本不予考虑！由于就业环境恶劣，适龄劳动者的就业大多数是朝不保夕，间间断断，所以同类口径，中国真实的个人所得税负水平至少要高出50%以上——>比瑞典高得多！

另一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所得税，包括其中名义上属社会保障的部分，也同样是"有缴税无福利的"。这与欧美国家的所得税主要用于国民保障返回，是完全不同的。以美国而言，其国民福利返还率就个人所得税而言，超过了100%，即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等，倒过来补贴国民福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暂且不谈）。而中国的缴的个人税，真正返还的，大略只是相当于个人帐号中的数额。

因此如果欧美的口径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税、流转税、财产税、低汇率以及垄断的社会成本都不计了），笔者个人估计，中国实际的工薪个人所得税负，至少60%！换言之，如果放弃低人权的劳动政策，实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去特权化），仅仅是工薪者相对于物价不变水平的所得税负减少，就至少相当于加薪100%！这是任何社会保障都不具备的消费潜力！

为什么中国会内需不足，而不得不在自已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同时，将巨额的产能向欧美倾泻？原因并不仅仅是所谓的"中国市场交易成本太高"；而实际上是中国的税负太重，将中国国民的消费能力都剥夺了！所谓林林总总的交易成本，也就是各行各业的管制和相关费用，只不过是税收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国民消费是经济的增长动力，如此税负下，是否令你重新审视中国的所谓增长？

至于政府这些"税"是否收到手是否用得合理，与国民是无关的（无法监督）；重要的是，国民已经付出了这些"税"的代价；而不能用之于消费，拉动自已国家的经济增长。张五常这类凯恩斯主义者所称的"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低人权"，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根本的劣势；一个没有人权的低消费国家，无论如何努力生产，都只不过作为一个好奴才，还是五个懒惰的奴才的区别。这就是殖民地经济的命运。

社会保险缴费就是个人所得税，福利经济学是大忽悠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其实是个人所得税；
庇古福利经济学"代际借贷"是大忽悠；
"代际借贷的福利"是抢劫，中国的"代际福利"是大抢劫；
计划生育在减少中国的人口以前，已经令中国经济全面崩溃；

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保障，即从每个人工薪者在纳名义所得税以前的社保扣除额，实际上是针对工薪者的低福利返还的很高的所得税，连强制储蓄都算不上。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含义并不相同。西方的制度也不是完全合理的，象奥巴马新签的（向法国学来的）法案，"强制所有劳动者缴纳医保"就被判违宪。中国城市的社保和医保，其实是学奥巴马的，即向欧洲法国瑞典模式学的。

简化而言，凡是从个人收入时扣除（或缴纳义务，两者等效），用于公共统筹的收入比例，都定义为个人所得税。虽然其中法定扣除，但划入个人帐号的，可称为强制储蓄，但这样就冒出一个问题：既然个人帐号是强制储蓄，为什么要强制呢？凭什么强制呢？"强制"对个人如果更有利，那么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即个人主义，也将不复存在。

强制储蓄如果不是经国民主体的民主渠道表达的政策，是侵犯人权的。事实上，所谓"个人帐号的钱还是你（个体纳税人）的钱"，是自欺欺人；因为这些钱扣除的时侯是作为法定货币，而支付时，却是在指定的定点供应商；换言之，等效于国家收了你的钱，另外发一些白条，让你到指定的商店买东西。这些特许的商店的东西自然是又贵又不好用，而特许店（象医保定点药店）的资格，却是要花钱买的。

可见"强制储蓄"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额税收，但也不是"全额是你自已的"，而是打了一个比例折扣；折扣有多大，取决于定点资格是管制的程度有多深；即社会寻租损耗有多大。换言之，控制权在政府监管部门的手中，代价却是被"强制储蓄"的纳税人自已掏的。这种形式类似于19世纪末期，南美的债务奴役制的种植园向债务世袭的"工人"发的代用券，只能在种植园使用，而在事实上维持了奴隶制。

奥巴马的医保政策没有"个人帐号"这些复杂的玩意，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统筹帐号"。两者的政策设计目的都差不多，都是由于历史老人们的医保帐号亏空太大，因此所谓的统筹帐号，其实是让工薪劳动者为"国家历史福利负债"掏的所得税。中美统筹所不同之处，首先中国从医保报销的老国企们（包括下岗），根本上就是欠帐直接划入医保系统，国企系统基本上没有为这些老国企员工提交医保交费。

因此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际上是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中，被踢出国企和公务员行列的民间务工者，为被踢出国企行列的老一辈国企工人买单，——>上一代在医保和社保系统中的存留，是零！如果不是负数的话！而进入了垄断国企和公务员的"新人"，以及仍在留在老系统中旧人，即体制内的特权人士，自成系统，与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收支无关。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忽悠之处，就是说社会保险缴费，是"隔代借贷"——>显然没有征求下一代的意见——>因此实际上是寅吃卯粮的代际抢劫！损害的就是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在中国现实就更可悲了，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下一代的人口只有这一代的一半，如此类推无限期，根本不能养起这一代人。因此早在中国人口因为计划生育而锐减以前，中国经济早就因为计划生育而崩溃了。

因为前一代是欠帐的，——>实际上就是毛文革大跃进对后一代欠下的巨额赤字！——>而后一代就被计划生育斩断了根。所以从目前给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掏钱的这批人来说，名义上是对"社会福利缴费"，实际上是纯粹的"交税没福利"的所得税。个人帐号就是给收走的货币发还的白条，实际价值打折扣——>黑市比例约20%。因此中国工薪者实际所得税负，比官方承认的比例，要高得多！

国民普遍对福利期望很高,国企不是国民的储蓄,是对国民的奴役

让国民分享发展的好处的唯一方法，就是切实减税；
国民普遍对福利的期望很高，对高福利负面效果缺乏认识；
完善必要的社会保障是战术性的，切实减税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是战略性的；
国企不是国民的储蓄，是对国民的奴役；

简单回顾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的形成过程，可以避免将社会保障"主义化"。社会是需要保障的，因为那是社会作为人与人合作的组织的存在意义，但就算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存在的方式不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有成本的，保障水平是有条件的；因此保障是必须有效益针对性的。在笔者"只有国民福利才能救中国"一文中，表达得并不全面，类似的还有"消费券是个好主意"。

笔者反思自省，尽管此两文中都强调，无论是福利还是消费券，都必须是在不增加税收，不特惠国企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实际的目的就是用税后责任（国民福利）取代公有制特权部门的自肥。但是实施其实有难度，消费券极可能变成针对定点国企才能使用，就变成了行政垄断。因此消费券和福利等等，还是少折腾为好。改称为"只有切实减税才能救中国"，更简单更不易被误解。

如果承认中国的税负是很重的，那么让国民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不应该是"提高福利水平"，——>只需完成必要的生存保障就行了，更重要的也是更简单的是减税！虽然温政府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保和社保以及新农合上，让渡了几千亿元的福利，但既已达到了现政府财政对福利投入能力的极限，实际上又是杯水车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税收完善（提高）福利"是走不通的。

"只有国民福利才能救中国"的观念，可能的确是有点误导；但温政府所计划的社会福利保障建设，是否就完全有害呢？首先需要指出，以医改论的几千亿元，实际上是分多年投入的，到目前为止兑现的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就算有负面的作用，目前也非常有限；相反，这几千亿元的福利声明，为温政府赢得了不少民意支持；就政治利益而言，不能说亏损。

问题在于，传统文化（包括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基督教，如北欧模式等）对民众福利的期望是非常高的，而且必定超出政府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同时对于经济能力的危害而不具可持续性，又被普遍地忽略了。因此如果期望单向投入国民福利，象一千万套保障房之类，如果真的当成一件事业去做，肯定是得不偿失，甚至是祸国殃民更害已。

因此除了基本生存保障以外，社会保障体系适宜"雷声大雨点少，地方责任为主，中央监督减税"；换言之，福利体系是战术性的、防守性的；针对基本生存保障和社会民众的情绪的，（保障房似乎是绝不适合）。切实减税，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腾出市场自由空间，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才是经济转型的战略性的措施。切实减税的战略，就必定无法避免面对林林总总的央企和金融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对于国企的社会职能价值的正确评估，是对国企产权改革行动的前提。假如是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出发，将国企的地位无限拨高，视私有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暂时不共小民的产，暂时不要小资们的小命"，那就什么也不用改了。但如果"交换创造价值"的经济科学，万一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体系就完全是错误的！坚持走在错误的路上，毛上帝的大跃进就是样板。

国资委称"国企是全民的储蓄"倒也没有错。只不过储蓄本身是要成本的，储蓄的成本过大，社会就会倒退，国家甚至可能灭亡；而从法老王建天下粮仓那刻起，历代奴隶制国家，就是立足于"为社会代表国民搞储蓄"出发的。正因为国企只不过是代替国民所作的储蓄，所以国企就成了重返奴役之路的证明！如果信仰"重返奴役之路"，马恩毛左就不要抱怨被洋枪洋炮打得满地找牙的可悲经历了。

传统中国社会都是公有制

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进化论视角——>传统社会都是公有制；
所有传统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公有制金字塔社会的伦理垃圾；
个体价值观将为中国赢得无可争辩的软实力；
中国可通过倡导个体价值观，挽救西方于奴役之路，实现中国真正和平地崛起；

如果没有西方私有制成功的萌芽，不会通过东西方的接触，将阿拉伯，印度，中国……这些传统公有制社会，从公有制美德的迷梦中一一惊醒；但如果没有西方社会顽固的公有制传统，被当成西方成功的道德真经，被东方后进社会用于"挽救东方的公有制传统"，也不会在近几百年来，在东方酿成一幕幕空前的人间惨剧！被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公有制文化杀害的无辜平民，近百倍于纳粹希特勒！

认识西方文化公有制残余，不是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社会进步的贡献；承认西方现代文明造福于东方人民，也要充分认识到西方传统文化，对于东方的误导，对西方的毒害，更要认识到，今天的欧美社会，由于没有彻底认识到欧美传统基督教文明中的公有制余孽，仍然可悲地处于通往奴役之路的威胁之中！西方不是什么都是好的，西方的公有制传统和文人，和世界上任何传统文化一样愚昧、落后、反动！

东方帝国试图从历史的垃圾堆中翻出所谓孔儒乌有国学传统文化，对抗着西方"普世帝国的主义"，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无益的。只要承认人类社会的进程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进，社会进化论将不是彼此淘汰异己的文化、民族、种族；而是从几乎一模一样的原始公有制传统，向多姿多彩的个体价值社会的演变。那么东西方传统文化是一丘之貉几同孪生的愚昧，将是显而易见的逻辑结论，也是事实！

因此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绝不是这种公有制的美德，PK另一种公有制的美德，内战角斗场上暂时没死的那个叫"真理"；普世价值观只有一种，那就是个人主义！那个就是人权私有的"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价值观，individualism! 西方文明因之而脱离了中世纪基督教会帝国的泥潭；西方社会因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也正是因为背弃了私有制原则，而重新面临通往奴役之路！

正在通往奴役之路的西方，有什么值得崇拜的！让西方远远超过东方传统帝国的"私有制个体价值观"，怎么能被真理"统一思想"？无西方并不是中国的敌人，西方社会也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同胞！中国不应该用传统国学公有制传统垃圾，对抗另一种公有制垃圾；迷恋西方的国产愚民，不应该试图用西方的传统垃圾，代替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

无论是为人为已，还是救人救已，中国都应该争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接纳个体价值观的社会，成为第一个彻底走出公有制传统地狱文化的社会，中华必定因此而崛起！成为全人类又一个共同富裕的私有制个体价值观的社会！就象美国的崛起，曾经成为全世界私有制进步的表率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因为凯恩斯主义和高福利，疑似陷入了奴役之路的话，中国本来是没有希望赶上美国的。

中国应该尽已所能挽救陷入奴役之路西方社会，不是要称霸全球"统一世界"，而是因为世界各族人民本来就是兄弟！中国应该明确告诉西方："你们并不代表民主，你们的价值观并不完全是个人主义的，你们并没有完全尊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你们已经陷入了通往奴役之路"，——>中国不应该为西方的错误支援一分钱，只需要告诉西方，你们已经错了！用自已的成功，证明西方"你们错了"！

这样中国就能树立起表率全球的无可争辩软实力！但中国自已就不能再"左灯右拐"，更不能成为侵犯私有财产的世界最坏的样板！中国坚决反对美英法非法干涉利比亚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面抱着干涉任何个体内政为基本伦理公有制，一面说"不准干涉内政"是荒唐的。欧美左派仍然是弱小的，只要中国公开严守个体价值观，在欧美内部就能出现肥水极足的强大盟友，公民中国想不崛起也难！

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什么总是侵犯私有财产？

预设公有制前提的"道德治国"和革命的奇妙对抗；
民主进程中随时复发的国进民退和国有化；
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什么总是侵犯私有财产？

革命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是革"缺乏信仰"的命，革"没公德"的命。而被革命的所谓"统治者"，也正是对公有制的信仰最为坚定，预设了公有制意识形态为前提（打着左灯），扭扭捏捏地引进了私有制的改革措施（向右拐）。两者都是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一个昏了头要革命，还要彻底地，不妥协地……；另一个（实际上尽量）避免镇压。这才是公有制传统瓦解过程中，最为奇妙的政治对抗组合。

公有制困境中的改革者，并不是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启蒙了民主的火花，更不是什么革命的压力让他夜不安眠；他引入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挽救公有制的大厦不致（在他手上倾倒），他引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措施，既随时可能在民粹冲击波的反扑下后退，也随时可能在私有制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中长舒一口大气："市场经济够了，现在要重开公有制的公平进程了"。此即乃今天所见的国进民退。

当西方文人也正在埋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太多时；甚至把国家主义本质的凯恩斯主义，因为国家权力滥发钞票，因钞票而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偷换成"资本主义是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张冠李戴的大脑急转弯，指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让西方失去了中世纪的地狱天堂时，实在不能埋怨公有制困境中的改革者，会走两三歇三歇。急进者可能白白丢了命，试问换了是你坐进中央，又当作何选择？

当革命分子指责社会"缺乏信仰""缺乏公德""道德滑坡，国将不国"时，就已经是预设了公有制前提，意味着社会上有一些关键的权益，是非私有化的，是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有趣的是，革命者眼中的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道德治国"，所谓"企业家要留着道德的血液"（意即企业经营要在税后还要支出不确定的道德成本），"富人要有道德责任"（意即私有财产要负上不确定税额的定向税负）。

私有制并不是没有道德，而是私有制所有关键的权益，都是处于私有的绝对产权的控制下，不可以用道德的理由加以剥夺，这就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神圣者，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也！私有产权之间的合作，是通过彼此绝夺权力的承认，通过自愿的交换而达成。因此私有制里面，道德都是私有的，仅仅服务于自已；也可服务于"自愿交换的最低的不确定成本"，后者就是常称"市场经济中的诚信"。

当违背了私有制的产权不可侵犯本身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这一基本前提时，企业家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就需要政策真金白银的输血。企业家就再也不会破产了；除非就是立刻在政策压榨下破产，即毛主席斯大林时代的国有化。所以国有化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已经破产，让国家背起一堆烂债务。二是形式就是过高的定向税收，让此企业破产后收归国有。第三就是招安企业成为Charter的贵族寡头"民企"。

因此当市场经济被政治权力，强制性附加了道德成本后，如果不是成为侵夺私有财产的国有化，而走起斯大林毛主席和古巴朝鲜这样的天堂，就是不得不让企业家成为中世纪的行会特权charter的贵族，在永不破产中衣食无忧地讲道德，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这正是民间富人之梦寐以求！而绝大部分情况，则是让早已有之的亏损国企，吃掉这块道德大肥肉！这样就看到了国进民退！这就是所谓的道德！

因此当公有制的改革者，提倡"道德治国""毛主席的时侯道德极大丰富"时，实际上就已经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而当革命分子指责"缺乏信仰"时，也是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显而易见地，因为公有制信仰太坚定而领航公有制改革的执政者，不会认为是自已缺乏信仰；而颇为认同革命分子的"民众愚昧，缺乏公德"。这样公有制的革命分子，就在现实政治阻力下，把革命的屠戮对准了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