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慈善本质上是消费

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慈善本质上是消费；
慈善本质上私有财产的消费，公有制不存在慈善空间；
为什么罗马帝国不鼓励基督教的慈善活动，还要迫害基督教？
民间慈善活动暴露出公有制政权作为"危机管理工具"缺乏合法性；
东方帝国的慈善行业同样被管制；被管制的慈善捐献，相当于税收；

只有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才会真正鼓励民间慈善（捐献抵税）。原因在于民主社会中，个人失败得需要他人救济，又同时在国家（含地方政府）保障和家庭网络以外失救济而陷入生存危机的可能性，比中六合彩还艰难。因此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不多，而避免民粹呼吁的必要性很大；让民间慈善补充国家保障之不足，既减少了纳税人无法计量的负担，又可以看看这些民间团体的呼是否真的有必要。
因此象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不存在中央集权国家如罗马帝国那样对民间慈善的担心，即因为象基督教教会的救济，而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千万记住，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而且核心的公众个体的生存危机；因此，一旦民间团体的慈善更能保障个体的生存；至少在这些被救命的人等看来，国家政治合法性或称为国家利益的玩意，就要见鬼去了。公有制鼓励承担额外的义务，但不鼓励慈善。

因此无论是在古代的罗马，还是汉代三国等对道教的迫害；根本原因并不是"不信神"的成见，而是对执政合法性动摇的恐慌。当政者越是感受到社会真的存在危机，这种不无妒忌心理的政治恐慌就越强烈。事实上，今天东方帝国同样取缔了民间的慈善；不但不能象美国一样将个人捐献抵税，（实事求事，欧洲也普遍没有实行美国的慈善抵税制度），而且对慈善"行业"同样管制起来。

在东方要申请一个慈善基金，难度大概比民营企业申请上市圈钱还要高得多。而且不但个人捐钱不能免税；连基金接受捐献也未必能免税（取决于审批的条款）。笔者印象中曾有一位自以为是慈善基金的大佬，没有将人家的捐献再交税（６０％累进税），而让帝国用"逃税"（为慈善？）抓起来，来了一个下马威（后来没有下文，可能是私了了）。由此管制，可见公有制文化中的慈善具有的政治敏感。

东方帝国对慈善的管制，只不过是针对政治合法性动摇的防范，而不能称之为禁止国民有爱心。事实上，如果国民愿意按多交一重税的方式，向国家钦定的慈善代理，如希望工程，绝望天使之类的捐钱，当局说不定还会让你戴上大红花。事实上今天帝国党员和一切吃纳税人饭的公务员，仍然隔三差五地奉五捐献，所谓多灾多难的祖国需要；尽管革命觉悟全面高涨，吃公粮的精英们，多少有点怨声载道。

原因就在于，当捐献成了一种义务，或者必须缴到某一垄断组织中被代表时，实际效果就相当于多缴一重个人税。慈善本质上确实是一种消费，只不过放弃了对"卖方"的任何契约要求；但在慈善主动消费方，仍然存在着"消费自主性"，慈善才存在社会效益。而当慈善组织被管制时，效果相当于这是一种配给型的消费，等效于税收。从政治自利的角度，君主政权，基本上是欢迎加税，不鼓励民间慈善。

高效的民间慈善，是会动摇低效的治权的；尽管苛捐杂税同样可以动摇治权，不过如果专制统治者能够放弃重税负，那专制就专制吧，估计也没有多少小民会关心谁当政治家的——>专制必然导致财政危机——>请问可能吗？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专制统治者喜欢税收，可比民间慈善要多一点。因此帝国政权对于民间慈善，都强调是在帝国英明领导下，小民良心发现才捐了钱。

从西方基督教中世纪帝国到东方现代帝国，都是此种连慈善也是政治审批，而且必须归功于"恩从上出，感召万民"的游戏规则，说出了无非是"刑赏专于一门，用不出二孔"的古老训条；对臣民的要求是就是"雷霆雨露皆君恩"。无论是东方的《商君书》《韩非子》，还是印度阿育王帝国流传下来的《政事论》，说法虽然不是完全一样，其讲政治的君王帝王权术，可以说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