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极端分子就是革命分子

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极端分子就是革命分子；
革命必须保持模糊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民主必须利益清晰，革命/公有制必须保持模糊；
革命必须元首原则，公有制只能选择君主制；

革命分子的所谓革命，是以"革命/不革命"划分立场的，概念模糊得非常害怕被澄清的意识形态。除了暴力建构作为目的的本身是清晰的以外，革命的一切都有赖于奉行元首原则下的革命领袖的哲学权威。类似的权威在现代信息世界特别多，知名的有《资本论》《无私学党宣言》《我的奋斗》，以及（官方勘定）"列宁讲过的话""斯大林作过的报告""毛主席微博大全""金家主体万岁"……，之类。 

革命作为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在利益解读的过程中"分裂革命队伍"。对革命"模糊"的质疑就是质疑革命的本身，也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韩寒仅仅自已不革命就遭到革命分子的围攻，笔者自已要澄清革命，就成了"政府走狗"（革命内奸之意）。如果发生直到文革结束前的革命高潮年代，这些"自已不革命"就会成为被革命镇压的"反革命分子"。

"个体不革命"成了首先要被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屠刀会首先对准无辜！听上去颇似武林黑社会人士，对打算金盘洗手者的家族屠杀，（金庸《笑傲江湖》）。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说明，任何革命都是极端的。其实所谓"极端不极端"，判断标准很简单的，凡革命都是极端的！站在当政者的角度，对国民和平利益诉求的暴力，也同样自视为"革命"，如文革称之为"镇压反革命"，仍然是革命！

民主进程与革命势不两立！因为民主是利益的博弈，实现最大互利契约的过程。任何民主细节都不允许革命的存在，都必须清清楚楚界定"我的利益在那里，你的利益在那里"，以致清晰得所定下的契约，意义仅仅作为时间的备忘，而当前的执行中甚至可以扔开不管。各位自栓签了合同后，如果不发生执行意义，有多大的机会阅读"合同里的文学"？！如此清晰而自愿执行的契约，当然是不需要革命的。

民主进程与革命势不两立！与任何阶级立场都无关，是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决定。民主必须清晰，清晰就不存在革命。革命必须模糊，模糊就不存在民主！把革命换成"公有制"，代入上述语句中，仍在完全成立。道理非常简单，革命就是公有制，公有制必然逃脱不了被革命的命运，公有制只要是被革命的，就必然是另一个公有制王朝。依赖于模糊的革命和公有制，除了贯彻元首原则/君主制，别无他法。

只要当公有制模糊的利益集合被民主清晰解读后，契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正是因为革命/公有制需要模糊，恐惧于清晰解读的利益归属，因此无论是革命还是公有制，都只能依赖于居高临下的"向弱者倾斜"的道德权威，也只能依赖于把能够简化的利益解读，重新复杂化为必须被权威的革命领袖，或革命领袖委派的权威正义代言人所垄断的哲学解读。这就是帕拉图所称的"哲人王"。

其实公有制的所谓"君权"也即"人治"，其优点就是足够模糊。所谓道德治国，好处就是道德是一种含糊的，由权力强势一方任何解释的玩意。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依靠的就是模糊。传统公有制所谓惩罚"恶人""上纲上线"，就是用模糊的罪名，对某些个人的"革命"，从法治的角度，把这种行为称为打黑。如果回溯革命分子的言行，会发现他们一般性地，对于文革先进性的打黑也是支持的。

依赖于模糊的革命也依赖于哲学，哲学的模糊可以提供鹦鹉学舌的"优越性"。象私有制的个人主义批评上纲上线，是指拒绝打黑闹革命；而革命分子指责个人主义者拒绝革命时，也会鹦鹉学舌称"上纲上线"，却是指"为什么个人主义不团结他这革命群众"。（笑笑）。不过，既然革命分子的革命，就是依靠模糊的忽悠，追求随意革他人生命财产的命的自由，他们认为是上纲上线，let it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