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什么总是侵犯私有财产？

预设公有制前提的"道德治国"和革命的奇妙对抗；
民主进程中随时复发的国进民退和国有化；
革命的最终目标为什么总是侵犯私有财产？

革命是预设公有制前提的，是革"缺乏信仰"的命，革"没公德"的命。而被革命的所谓"统治者"，也正是对公有制的信仰最为坚定，预设了公有制意识形态为前提（打着左灯），扭扭捏捏地引进了私有制的改革措施（向右拐）。两者都是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一个昏了头要革命，还要彻底地，不妥协地……；另一个（实际上尽量）避免镇压。这才是公有制传统瓦解过程中，最为奇妙的政治对抗组合。

公有制困境中的改革者，并不是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启蒙了民主的火花，更不是什么革命的压力让他夜不安眠；他引入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挽救公有制的大厦不致（在他手上倾倒），他引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措施，既随时可能在民粹冲击波的反扑下后退，也随时可能在私有制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中长舒一口大气："市场经济够了，现在要重开公有制的公平进程了"。此即乃今天所见的国进民退。

当西方文人也正在埋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太多时；甚至把国家主义本质的凯恩斯主义，因为国家权力滥发钞票，因钞票而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偷换成"资本主义是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张冠李戴的大脑急转弯，指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让西方失去了中世纪的地狱天堂时，实在不能埋怨公有制困境中的改革者，会走两三歇三歇。急进者可能白白丢了命，试问换了是你坐进中央，又当作何选择？

当革命分子指责社会"缺乏信仰""缺乏公德""道德滑坡，国将不国"时，就已经是预设了公有制前提，意味着社会上有一些关键的权益，是非私有化的，是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有趣的是，革命者眼中的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道德治国"，所谓"企业家要留着道德的血液"（意即企业经营要在税后还要支出不确定的道德成本），"富人要有道德责任"（意即私有财产要负上不确定税额的定向税负）。

私有制并不是没有道德，而是私有制所有关键的权益，都是处于私有的绝对产权的控制下，不可以用道德的理由加以剥夺，这就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神圣者，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也！私有产权之间的合作，是通过彼此绝夺权力的承认，通过自愿的交换而达成。因此私有制里面，道德都是私有的，仅仅服务于自已；也可服务于"自愿交换的最低的不确定成本"，后者就是常称"市场经济中的诚信"。

当违背了私有制的产权不可侵犯本身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这一基本前提时，企业家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就需要政策真金白银的输血。企业家就再也不会破产了；除非就是立刻在政策压榨下破产，即毛主席斯大林时代的国有化。所以国有化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已经破产，让国家背起一堆烂债务。二是形式就是过高的定向税收，让此企业破产后收归国有。第三就是招安企业成为Charter的贵族寡头"民企"。

因此当市场经济被政治权力，强制性附加了道德成本后，如果不是成为侵夺私有财产的国有化，而走起斯大林毛主席和古巴朝鲜这样的天堂，就是不得不让企业家成为中世纪的行会特权charter的贵族，在永不破产中衣食无忧地讲道德，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这正是民间富人之梦寐以求！而绝大部分情况，则是让早已有之的亏损国企，吃掉这块道德大肥肉！这样就看到了国进民退！这就是所谓的道德！

因此当公有制的改革者，提倡"道德治国""毛主席的时侯道德极大丰富"时，实际上就已经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而当革命分子指责"缺乏信仰"时，也是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显而易见地，因为公有制信仰太坚定而领航公有制改革的执政者，不会认为是自已缺乏信仰；而颇为认同革命分子的"民众愚昧，缺乏公德"。这样公有制的革命分子，就在现实政治阻力下，把革命的屠戮对准了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