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认”是毫无意义的权威

将（个体）利益偷换成"公共"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基础；公共无利益；
监管是没有"受害者利益主体"的民粹暴政；
自已不要与他人的错误绑定，不要让自已成为可被自由攻杀的对象；
有意无意的助纣为虐，是五毛卫道的主要来源；

只有私有制原则下才有利益，也才有妥协。 只有自已的利益，自已才能陈述，别人的利益，如果不是得到授权的代理，只能是"询问"。似乎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公害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就是把利益偷换成"公共的利益"，从而取缔了利益"私有的"主体；由此也就在了"公共利益不可妥协"；在天朝宪法中语句是："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按张维迎的俏皮话来说，意即"私有财产神圣可以侵犯"。

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中，公共生活是丰富的，但是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个体授权而集约，并且可以自由退出的"共同利益"。换言之，"没有私权，也就无所谓公共"，没源之水是不存在的，所谓"公认"是毫无意义的权威。但是不需要更改笔者已经解释的"没有利益就没有妥协"，只需要偷换了"利益"的概念为"公共"，一切意义就完全颠倒了，假如我们都没有个体对该偷换的判断权的话！

现在是否明白，个体价值观有多么根本？是否明白，在公共秩序上，为什么不允许主体利益缺失的行政监管？为什么彼此摩擦的司法裁决，必须基于"受害人举证"的原则？同样以"受害人"为例，同样发音汉语名词，如果缺乏"自我举证"的原则，就会变成是他人代为陈述的"公共利益"。在这种场合之中，"自我举证的受害人"的法学概念，已经被偷换成"有人受到损失"而付诸于民粹的暴政。

象薛兆丰在吴英一案中，声称"吴英案中也有受害人"，就是由薛未经授权而代为陈述，而非自我举证的所谓受害人。在法律意义上该受害人是编出来的，无法举证其受害，或无法举证是他方的责任。再结合薛兆丰除了抄袭标准的（有点类奥派）经济学教材，几乎没有独立的经济学术观点；稍为独立的如在邓玉娇案的观点，其否决自卫合理性的奇怪理由。凡此种种，足以构成对薛兆丰此人诚信的怀疑。

监管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受害人，没有现实利益主体，又以保护"可能受害者"而自居的，未经公众授权（或不受质疑）的权力。所谓基于"公共的利益"，常称"神授的君权（保护公共利益）"。潜台词是消费者不可能保护自已，因此需要在未经公众民主授权的情况下，把公民社会的自然秩序监管起来，并由监管者单方面建构，却称之为"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是专制权力集团的跑马圈地。

这样一种监管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之中需要通过约定的选举程序，以体现最广泛的消费者诉求，——>即使是这样，仍然允许个体的退出（如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或地方社群的自治，而在局部上形成不受公共监管的"特区"。可见个体权力永远是优先于监管，民主社会也并非不可能存在公共秩序上的"规范"（与"监管，管制"共用同一个英文词Regulation）。脱离个体权力的监管，就是暴政的本身。

公害知识分子的任何监管理论，之所以是公害，就在于他们不敢从自已的利益，出发去论证"监管的必要性"，仅仅把监管作为天赋的正义加以道德上的强调。这种情况在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和妖魔化转基因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公害知识分子讳言（自已的）利益，而似乎是"代表公共利益"，自以为拥有了道德的制高点。但除非公害知识分子是死人（或该死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个体的利益。

如果不是从私有制的原则出发，因为公害知识分子有时摆出"反政府的革命姿态"，就与他们朋党相援，党同伐异；象不敢对薛兆丰显而易见的错误画清界线，仅仅因为薛兆丰曾经疑似是"奥地利学术这一派"的而与之朋党相援，那么都将那么就会把自已与这些公害的错误捆绑在一起，这就叫"助纣为虐"，连我们自已也可能成为他人自卫时可以自由攻杀的对象。有意无意的助纣为虐，是五毛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