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奴隶制和奴隶主的优越感

妖魔化奴隶制的现代利益；
奴隶化奴隶的奴隶主的优越感；

在文革时期，一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打他最重最狠的，很可能是他的妻子儿女和他最亲近的人；目的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已与之"划清界线"。继承基督教伦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妖魔化，也会象文革一样，将任何指出奴隶制时期"善良一面"者，视为"与奴隶制没有划清界线"。这些不缺信仰的分子们，害怕揭示人类本性善良的一面，或者这就是所谓"人性本恶"的信仰吧？

除了信仰不容争辩的理由以外，妖魔化奴隶制，至少还有另一个现实的政治利益，那就是掩盖现代社会中的奴隶制；——>掩盖现代社会奴隶制最好的手段，就是对已经死去的古老奴隶制的妖魔化；恐怕这就是文革"亲人批斗行为"的社会政治版了。将任何揭示奴隶制是对贫困的适应的证据，否定奴隶制适应贫困挽救生命的积极一面，就可以将聚光灯集中在奴隶制的阴暗面上，将好的一面专用自已的粉饰。

又当以制造贫困为革命进步的毛主义，再将毛主义本义也是"向弱者倾斜的公平进步"，也用聚光灯照耀起来时，毛主义历史中比古老奴隶制还要残酷的现实，也就成了"前进中的不足，光明中的阴影"。有谁如果懂得往奴隶制的善良一面，或者往新奴隶制阴暗一面多瞄一眼，让人觉得腹腓了几句，只需要动用毛主义革命正义，往死里打就成了。如果社会进步了，群殴不成，还可以纠集几万毛丑"公诉"。

春秋笔法卫道士的聚光灯，一面是将奴隶制极端妖魔化，一面是将文革大跃进极端好心化，明明是一丘之貉的古今奴隶制，也就成了一只黑马，一只白马，恍惚黑白了分明！这种指马为非马的文学手段，是否比赵高"指鹿为马"高明百倍？类似的手段还有很多，象妖魔化日本侵略军，妖魔化后金，妖魔化蒙古，妖魔化封建皇帝，妖魔化美帝国主义（这条难度高）……，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要妖魔化呢？

妖魔化游牧民族的夷汉之分，同样也掩盖了一个更长久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游牧民族本身既因其贫困而处于奴隶制，同时农耕优势的皇权也将游牧民族视同奴隶。同样的手法也被运用到了奴隶主对自已制度的美化上，对奴隶的妖魔化，衬托出奴隶主社群恍惚高人一等的特异品质。今天所谓的"特殊材料""革命后代""先进代表"，不是也以同样的优越感，而沾沾自喜于暂时恍惚优势的军政力量吗？

至少在古风时期，希腊人成为希腊人的奴隶并非罕见。本来是同胞却分为奴隶和奴隶主，为了解释这种难解的哲学，希罗多德（应该是他）发明了一种理论："当一个人沦为奴隶时，宙斯就夺去了他的一半美德"。换言之一个人被强暴为奴隶，无论原因是什么，事实是他已经被强暴了，就低人一等了。大概这是"事实先进性理论"的古代希腊版。

日后至少有一位叫"尤利乌斯.凯撒"的年轻人，在前往帕伽马的途中，被海盗"夺去了一半美德"。传说恺撒用诗歌和高一倍的赎金，并带兵回来吊死了所有海盗，"夺回了失去的美德"。但考虑到恺撒当时并不是一个有权的或非常有钱的人，还是一个年轻人，根本调动不了舰队，罗马在帕加马也没有舰队。所以恺撒给夺走了一半美德，是真的，赎回了一半美德，也不是假的。其他英雄故事，是吹牛的。

当爱奥尼亚沦为波斯总督领地时，希腊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了。希腊人相约释放彼此的希腊族奴隶；只能将野蛮人(barbarian)作为奴隶。所谓barbarian就是说话说不清的异乡人。在古老的两河和埃及文明前，称之为野蛮人，就象某地质朴的农人，指责大城市的居民咬音不准："个地成屎引（那些城市人），宁花到食不转（连话都说不准）"；沾沾自喜！

战争中冷酷？还是宽容？

宽容需要有收获宽容的实力，战争的冷酷也有冷酷的效益；
古代战争的残酷，参与者无法主观控制；
战略（仁慈 or 冷酷）取决于对战略形势的判断；错误判断者付出失败的代价；
罗马和萨莫奈的考迪乌姆；北魏和后燕的叁合坡，斯巴达和阿哥斯；苏拉的屠杀；

 

古代的战争，无论是残酷程度还是相持的岁月、积累的仇恨，都远非今天爱国鬼子们反美仇日的燥动可以相提并论。如彼此仇恨戒备的情况下，"宽宏大度"需要有深厚的实力作后盾，否则很难说一时的宽容，不会被对方看作是失败者的愚蠢。典型如春秋时对楚国照搬周礼"仁义之战"的宋襄公，以及罗马第二次萨莫内战争，彭提乌斯俘虏了四万罗马生力军，释放之的后果，无非将罗马的进攻推迟了半年！

19世纪以后的战俘，无论在战俘营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是有一个战俘营。因为在今天的军队的背后，一般有一个国家，同时战场后勤运输的条件，战俘回送只占很小的运能。这些条件在希腊罗马时代，特别是入侵的蛮族当中，是不存在的。因此俘虏的几万敌军和平民（连平民通常多于征服者若干倍），对于一支军粮供应并不充裕的几万名军队，可不是一个靠仁慈就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50年后的同盟者战争中，彭提乌斯的孙子（也叫彭提乌斯）率领着以萨莫奈人为核心的起义部队，对罗马发起最后自杀性一击！在科林斯门战役中被苏拉和庞培的联军击败。受重伤的统帅（小）彭提乌斯和6000俘虏被集中到元老院附近的一座竞技场上。满以为将被作为奴隶出卖的战俘们，万万没有想到当苏拉走进元老院时，下令严阵以待的军团，一点点地杀死全部战俘！大屠杀！尽可能制造惨叫！

6000人在一个小地方同时被屠杀的惊呼，震惊了正在聆听苏拉教导的元老们。正在让元老院确定自已为终身独裁官的苏拉，轻描淡写地说："那只是在在教训一小撮极端分子，现在开始投票吧"。（普鲁塔克）。对于战略劣势一方来说，大胜是有偶然性的，抓获强大一方大量的战俘也是偶然性的；此时的宽容未必有好的回报；相反象北魏在叁合坡屠杀了后燕８万战俘，战略效果不可谓不佳。

宽容不是没有好的战略效果，但那就象播种，需要有收获的实力。考提乌姆的大胜，似乎超出了萨莫奈人的消化能力；杀之则激起罗马人进一步的战争热情和仇恨（罗马还可以再动员四万军队），白白放之则战争就白打了；让罗马人钻轭门折辱之还不如白白放了他们；将罗马人卖成奴隶？罗马人有条件投降的条件，就是"你可以杀了他们，但不能卖作奴隶"——>这显然是一个圈套。

相比之下当斯巴达在与阿哥斯的战争无意中获得优势时，斯巴达把阿哥斯人赶进一遍树林中全部杀死，就令阿哥斯整个城邦，消失了几十年；尽管马其顿时期，阿哥斯人联合美塞尼亚人报复，同样令斯巴达遭到灭顶之灾。观察这些强弱之战，宽容是强大者的专利；妥协也来自强大一方的信心；同时弱小者强硬则是自取灭亡（如宋、明两者），弱小者的宽容则被视为愚蠢、软弱。

弱小者如果宽容，而且有收获宽容成果的能力，象恺撒，就可以渐次瓦解对方的组织和意志，为彻底的胜利打下基础；否则宽容的好处，仅在于"投诚"时获得优待，因此象萨莫奈人这样弱势坚决不低头，却采取宽容政策，就有点自相矛盾。但所谓的"强（国）者"，其派遣军在敌对土地上，只不过是暂时掌握了一些技术优势的"弱者"，难保一旦出现意外而优势逆转，成了被歼的弱者，如叁合坡后燕军。

这些所谓的强国之军，实际上有着弱国抗敌时同样的焦虑，担心无法控制住战区局势，而倾向于对敌方的俘虏和平民，采取残酷的手段。这种残酷倾向的战争行为，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居于战略优势的北方入侵军的三光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只有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战争已经成为经济——>政治博弈中一个边缘性的手段，而服务于政治经济必不可少的妥协时，善待战俘才真正成为文明社会的战争道德。

古代战争中的残酷，并非仅仅取决于参战者的道德自律，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一个战略制定者确立"宽容为略"时，通常已经意味着大局在握，争取战后的和解以便于统治；反之如果一个胜利者的历史中是残酷无情的，则通常表明他们在其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已是胜利者，或者后人并没有意识到，残酷者其时根本就是处于战略的均势甚至劣势之中。

奴隶制本身是对贫困的适应

圣奥古斯丁呼吁"买一个奴隶，胜作七级浮屠"；
近代战争避免伤害平民相约善待战俘，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进步；
奴隶主未必是奴隶制的恶之源；奴隶制本身也是对贫困的适应；

善待战俘和平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选择，而只能成为战争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选项。现代战争中的国际法如日内瓦公约，与其说是文明的进步，不如说是国际经济发展水平的进步。在远古奴隶社会时期，残酷对待战俘，并不是一个统帅情感上可以自由作出的选择。绝大部分情况下，胜利者处于萨莫奈人的困境：要么杀死战俘，要么劳而无功甚至被对方杀死，要么就是把战俘卖为奴隶。

将奴隶制或者奴隶社会的罪恶归因于奴隶主，相当于将绑架犯罪归咎于"付出赎金"的人。其结果只能是强迫"付出赎金"的人，与绑架者联盟起来对付"道德正义"。这就是南北战争中，以解放奴隶为名所煽动的邪恶。奴隶主不是让奴隶失去自由的人，反而很可能是让奴隶保存了生命的人。这种现象在希腊罗马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四帝争位时期，罗马西班牙军团拥戴伽尔巴即位，进军意大利，遭到克雷莫纳等几个罗马城市的阻挡。这些军团攻破了这几个城市，将阶级敌人浩劫一空"犒军"，——>此乃自罗马共和国起就有悠久历史的军事传统。打仗在当时是一个肥差，肥得足以让苏拉的军团支持马略和苏拉分别打一场内战；后来也是伽卢斯等人"抗击蛮族"的生意经。
罗马军队洗劫了罗马的城市，将罗马的公民俘虏，在奴隶市场上出卖！震惊了整个罗马的意大利。意大利的居民们，为了抵制这种野蛮行径，相约谁也不买这些奴隶，让这些伽尔巴的兵们，一个子儿捞不着！结果呢？罗马兵就象今天的绑匪一样发话，没有人买的话，他们就一天杀若干，杀光为止！显而易见的，所谓"被卖的奴隶"等价于"被劫持的人质"。最终结果仍然是卖了个清光。

蛮族入侵意大利时，同样来了这么一次，只不过掠夺奴隶出售的不是罗马公民兵，而是在罗马当兵的蛮族。南北战争以后，马克思主义向基督教社会鹦鹉学舌，异口同声谴责（私人蓄养）的奴隶和奴隶主，但在1500年前，基督教的创始人中的圣奥古斯丁（堕落之城的作者）和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都曾经号召基督徒和罗马人，尽可能筹集金钱，从蛮族人的手中买下奴隶！

基督教的大佬们，不约而同地号召初生的基督教罗马社会购买奴隶；用自已所有积蓄拯救你能够拯救的奴隶；相应地，罗马地方法律建议被购买的奴隶为奴隶主服务七年，以抵偿为赎出奴隶付出的金钱，并且奴隶权益可以出售。这一规定后来演变成基督教社会的"债务劳役制"，欧洲穷人欠债被送往美洲为奴（白种契约奴），以及黑奴制被废除后的美洲印第安人血缘承袭的债务契约奴也出自于此。

基督教大佬的呼吁最终被纳入罗马法，债务劳役时间限定为五年。似乎是对罗马共和国时期"不得以债务理由把罗马人作为奴隶"（这是向雅典梭伦法典学习的条例）的反动；但却是挽救罗马人的适时合理措施。关键仍在于挽救所买的奴隶，是生命财产权已经沦陷在征服军手中的奴隶，买奴隶的的人很可能是穷人；如果禁止债务偿还的奴役制，那么从保护自已出发，穷人不可能把棺材保命钱拿出来救人。

东方佛教声称，"救人一命，胜作七级浮屠"，那么号召买奴隶拯救被俘者生命，就的的确确是"买一个奴隶，胜作七级浮屠"。奴隶作为奴隶时，承受了很多屈辱和痛苦；但只有在忘却了奴隶沦为奴隶时的屈辱和痛苦时，才能称奴隶制是万恶的。确实有些奴隶主是恶劣的，但奴隶主的主体是善良的；奴隶主不是万恶的，将本来是自由的人强暴为奴隶的所有社会因素，才是的奴隶制恶之源。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却只是原始的奴隶制

奴隶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有什么不同：
人权是个啥玩意？社会是个啥玩意？
奴隶对奴隶主的原罪，基督徒对教会的原罪；
基督教原罪观缔造的社会主义；
基督教福利经济学《通往奴役之路》是怎么来的？

马克思主义将工人自主地在劳动市场上与资本家进行的劳资交换，等价于奴隶主从人口贩子（包括征服军）手中购买奴隶劳动力的交换；以此作为资本家逐利本性的凶残万恶的依据，而将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视为"统治者的不愿放弃对劳动人民统治"，将私有制的自卫视为"既得利益者凶残反扑"，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实践的失败归因于资产阶级的破坏，从而自以为论证了残酷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从回归原始公有制的理想出发，从"劳动价值论"的假定出发，已经陷入了信仰者自我催眠的状态；但是从人权概念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种劳动交换是不同的。出售奴隶劳动力的议价权，在人口贩子（如征服军）的手中，奴隶是没有议价权的（即所谓低人权）和选择权的，而其劳动力也是被打包贱卖，一辈子所得作为期货，给打包贱卖，平衡征服军（有时称解放）杀人放火抢劫的成本。

奴隶的人权利益的对象的"句柄handle，产权"，是在人口贩子的手中，转移到奴隶主的手中。奴隶主可能没有释放奴隶，但是奴隶的人权句柄是丧失在征服者（或挟持者，拐带者）的手中。而工人的个人的人权句柄，是完全掌握在工人自已的手中，无谓释放的自由奴隶，给奴隶自由，也无非是如此而已！因此将资本主义的劳资交换，称之为"奴隶"要暴力革资本家的命，马克思主义是别具匠心的。

如果说征服军掠夺奴隶，是掠夺了奴隶一辈子的产权收益折价卖给奴隶主；那么侵犯了劳资平等交换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作为牛二征服军，要把资本家称为"资本"的劳动积蓄（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侵而吞之甚至杀人灭口！并不是资本家象征服军那样掠夺奴隶，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强盗（抢劫既有利益），征服军（奴役黑五类），杀人犯（镇压反革命）！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却只是原始的奴隶制！

奴隶主为购买奴隶付出的代价，构成了奴隶对奴隶主"天生的原罪"即负债；也就构成了奴隶暂时不给奴隶"民主（人权）"的理由；就如毛奴称"毛主席救了毛国人，毛国人人欠了毛主席N条命，世袭N辈子还不清"。其实毛主义者的观念，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所谓"原罪"。基督教只不过是用宗教的名义复活原始奴隶制（国家）的宗教的一种，天生的原罪要通过教会尝还，教会就成了天生的奴隶主。

新教的宗教革命，拒绝了教会作为上帝的代理，但天生的原罪成为每一个信徒的负债，仍然被继承了下来；而取而代之成为"对社会的责任"。并且强调社会总比个人要大，社会总比个人要重要，因此社会的利益至高无上，这样就构成了"社会主义socialism"。但是社会social的利益又由谁来表达？谁代表了社会？谁代表社会将意志强加于"某些个人"？（参考哈耶克《社会是个啥玩意》）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伦理观念，几乎是原装的基督教公有制伦理和私有财产的原罪观；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也来自于基督教上千年的对所谓奴隶制的妖魔化；来自于基督教上千年的对所谓异端魔鬼的暴力主张；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象约翰布朗那样，将基督教伦理全盘接受后，以"小慈乃大慈之贼"的大智慧，把过分软弱的上帝扔到一旁，用血腥去实现上帝的正义！而已！

将马克思主义剥去了"暴力"的包皮，就见到了今天基督教社会所谓的"左派福利主义者"如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等人，这些人将社会存在的意义，仅仅作为（已经产生的）财富的再分配的工具，即所谓公平；将奴隶对奴隶主欠的"原罪"，强加到资本家自身积蓄的私有财产上，称之为"罪恶的资本积累"，而强求"高税收高福利"。实际含义不过是把还愿意劳动的人，统统降为"公有制的奴隶"。

奴隶主普遍仁慈的经济基础

奴隶市场的出现减小了早期战争的创伤；
资本逐利的本性，构成奴隶主普遍仁慈的经济基础；

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购买奴隶，很可能是仁慈的善事，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长期的正义宣传教材非常冲突，可能会令一些被长期"定制"的人们，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从"交换创造价值"或者说"边际效用"的角度，就不难明白了；奴隶本身是生产因素中的劳动力，不是生产资料；奴隶仅仅是被剥削了剩余消费的权益（想想某大国的低人权低消费政策），奴隶生产还需要生产资料的配合。

因此拥有大量奴隶的人，如征服军，一般情况下也缺乏相应的生产资料；反之拥有可供开发的生产资料的人，就可能缺乏开发的劳动力；两者的交换价值，就在于彼此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并拥有开发的知识。因此征服军就算军队干预政治，也只能是收服拥有知识的人，让他们控制奴隶，从收成中提成。这样就看到了如斯巴达，以及今天枪杆子出政权的社会主义帝国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劳作模式。

由于"收服"的过程如果不是以分权合作的方式进行，（典型如包产到户，国企自负盈亏），就必然存在"政治正确"压抑知识选择，从而只能获得低于私有制完全自由选择的效益。因此这种"枪杆子收服知识精英奴而役之"的组织结构，效率既低，而且对效率的损害（"对效率的损害"常被称为公平，向弱者倾斜，等等）与奴而役之的强度成正比；极端情况下，就将造成毛氏斯大林大跃进式的灾难。

而当军队并没有征服一切的能力，或者军队领袖有点邓同志的头脑的话，就会以交换的方式进行，有偿地把奴隶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过去称为奴隶主），从卖奴中摆脱了养奴的负担或杀奴的恶名或计划生育，同时得到一笔收入。如果是军队占优势，还可以从资本家的经营中收税收贡；如果是资本家占优势者，如罗马帝国和美洲蓄奴者，就会向军队支付一笔工资，军队就成了抓奴隶的雇佣军。

这种基本的奴隶劳动力交换的模式，也可以见于天朝改革开放，"剥夺农民和市民的消费权益，名为低人权"，"卖给海外资本，称为农民工"，"提取税收和卖奴收入，称为外汇储备"，"向市民和农民工打白条，称为人民币"，"白条过剩称为人民币通货膨胀"，"白条兑换外汇不愿意降价，称为人民币千万不能升值"，"政府万能总是有理的道理，称为政治经济学"，等等。

那么在战争已经成为既定的结果后，如果没有存在一个奴隶劳动力的收购市场，从供求关系上就会出现奴隶供应过剩，要倒入大海，杀掉或者饿死，白养着也要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源通货紧缩，价格下跌，维持的成本超出开发的成本，而被抛荒，退出经济流通。（奴隶杀掉＋生产资料抛荒＝经济衰退），这种关系在中国战国期间出现的大规模杀降杀俘甚至猎头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来。

不否认资本家是逐利的，也不排除有些资本家完全不顾奴隶的生死；同时的确有不少奴隶遭到残酷的役用，（如西西里的罗马奴隶种植院），但资本家既然是资本家，就至少要关注在奴隶身上花了的钱，和能够得到的收益；付出的成本，不会因为残酷而减少；得到的收益，未必因为残酷而增加；而事实上是越仁慈，资本家奴隶主的收益就越高。这样，就构成了希腊和罗马奴隶制普遍仁慈的经济基础。

就如同包产到户能够促成天朝的经济恢复，"包权到奴"也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奴隶主的收益。希腊罗马对奴隶的管理的特点，就是允许奴隶拥有属于自已的财产，尽管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奴隶主；而只要奴隶拥的财产达到一定程度并交给奴隶主（赎身），奴隶主就允许这名奴隶获得自由。按罗马法，自由后的奴隶仍然是这位奴隶主的依附者，需要向奴隶主进贡送礼服劳务。瞧瞧，是不是比皮鞭下的孝顺更妙？

动车事故，公民社会中纳税人的利益在那里？

动车事故：公有制是纳税人的高消费；
有工业必然有事故，动车事故不足为奇，高铁事故陆续有来；
让铁路攀比航空的速度，让航空攀比铁路运能的"先进性"；
为了让垄断国计民生的国企不下岗，只能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还能干什么？只能干点无聊事——>高铁！

 

有工业就必然有事故，航空有事故，高速铁路也会有事故；温州动车组，只是一个开始。当高铁热闹开张时，笔者就断言，迟早会有大型事故发生——>除非中国真的是特殊材料做的。世界上避免发展高速铁路，一是因为并不安全，高速铁路一旦发生事故，比航空规模更大更惨烈；比事故概率来看，除了苏联俄国的航空业特别有特色以外，世界航空业的出行风险概率，是最低的。

其次是高速铁路的速度越高，运载能力就越低，运行成本也越高，占地资源越广，（噪声等）污染也越大。用铁路去追比航空的速度，就象用航空追比铁路的运能，或者用男人追比女人的妩媚，让女人追比男人的阳刚，也只有在公有制的理想下，才会举国之力，办这类无聊之事。所以在私有制的社会里，高速铁路之类，只能是私人投资兴趣所及，如果有钱赚，自然有人投资，恭喜发财就是了！

就连日本的新日铁，也只不过是在日本财阀制度下，由纳税人买单，津涵隧道的投资，到作废之日为止，都不可能营运收回来。如果日本不是搞中国类的凯恩斯主义，新日铁津涵隧道是断断开不成工的。中国的部门利益上类似，甚至简单得多，铁路部门一直是垄断不二的国计民生，凯恩斯主义的大蛋糕，公有制部门人人有份，既然铁路不打算私有化，怎么着也要分一块。但投资什么好呢？

这样就产生了中国的高速铁路；也正因为中国的高速铁路，本来就不是经济所需要的，为铁路部门的面子计，就必须有点特色，速度就要世界第一；要不然当纳税人的注意力着落到高铁的效益上时，没有半点世界第一的特色的投资，先进性的面子，就老大的过不去。有工业就必然有事故，世界第一的速度，收获世界第一的事故，估计也将是概率上的必然。

从铁路部门的利益出发，这次动车事故毕竟不是高铁，所以解释未必是高铁需要反省，而是会变成反省为什么没有统统变成高速铁路。这样，铁路部门就又有了十几万亿的凯恩斯主义蛋糕的理由。但这不能怪铁路部门，试问有多少人意识到，铁路种种问题，就是由铁路的公有制垄断造成的？连购票实名制这样对增加产能丝毫没有意义的，只因是纳税人掏钱，良心分子不你情我愿地一起五毛了吗？

当铁路借十几万亿凯恩斯主义的东风，跟民航竞速时，顺带解决点国企失业的问题；同样是公有制的民航，又是什么光景呢？民航是否已经供不应求，票价节节攀升，还是天天打折促销？仅仅指出，笔者亲身乘坐过只有七名乘客的A330航班!　而民航部门同样可以继续受益于凯恩斯主义，继续高薪，继续购入已经用不完的新机队，替换从买进来的时侯起就没有希望还本的旧飞机；还要自做"大飞机"。

爱国是一种高消费！公有制是纳税人的高消费！中国太富裕了，中国人奢侈得可以搞一阵子"公有制"了！

动车事故毕竟是一个小事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只不过，公众和传媒们，真的应该反省一下，所谓国计民生，为什么非要垄断在公有制的手里？为什么让私营企业参与国计，难道就民不聊生？为什么公有制帝国要假定公民就是叛国的？为什么要假定中国公民富有了，就不爱祖国？央企个个国计民生，垄断了商业机会也垄断了金融资源，却只能靠一次次的几万亿拉动国企就业，试问纳税人的利益在那里？

奴隶制社会的目的是仁慈的，奴隶制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奴隶制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人类文史前溯没有可考证的时间限制；
单源进化为什么民族主义者"多源错觉"？
奴隶制社会形成的目的是仁慈的；

 

人类线粒体的研究，估计现代人类共同的祖先"夏娃"，在20万年前经红海－亚丁海峡到达当时是沼泽区域的阿拉伯半岛，从此走向全世纪；其中一支又在冰河后期重返了非洲，成为今天的非洲黑人。时间是通过分布各地的线粒体出现的机率和代际消散的比例，乘上平均代际时间，估算出来的。无论时间估算上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我们却无法判断，当年渡过红海的"夏娃部落"，到底是什么组织程度。

当一个定居民族，不得不在灾害的压迫下迁移时，其文明携载必定已经高度压缩。只有易于携带的物件和精壮的人口，才会加入迁移。在21世纪已经沐浴过现代文明的西伯利亚雅库特爱斯基摩人，他们在追逐水草的迁移中，出现在记录片中的形象，也与原始人没有什么不同。当年向西部迁移的欧洲移民们，形象又好到那里去？但并不妨碍这些难民，在适宜的新家乡，会迅速成为一个新国家。

因此尽管有迹象表明，人类的母性的始祖夏娃女士约在20万年前跨过了红海，但如果因此而认定夏娃部落就是野人群，或者认定其时无论在非洲还是在新旧大陆，都必定没有成型原始文明的存在，是想当然的。同样也没有迹象表明，夏娃部落在跨越红海时，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原始国家的殖民者；也不能确定现代文明，就是夏娃部落发明的，而不是作为迁居的野蛮人，吸取了更先进的定居文明的结果。

人类原始社会广泛的文明萌芽，大量地出现，甚至大量地在同一个适宜的地区反复出现，绝大部分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零星的残骸被今天的人类考古学家发现的，是极少数的幸运儿。这样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断续的空白枝干，就如同今天人类进化历史中的化石考证一样，被发现的化石真的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人类的旁亲，概率上计算接近于零。

就象一颗种子长成了大树，大树上长出的枝叶，（进化论从源头上看，就象一个大树开枝散叶），但大树消失了，或者树叶村落后，繁枝散叶，就给宗教哲学家和民族主义信仰的"人类学家"们一种错觉"人类起源是多源的"，如中国权威学术界，将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零散的古文明足迹，视为中国的起源，而在传说的"５０００年文化"中，享受意淫古国的快感。

在原始奴隶制中，没有群体的私有领域，而没有个体的私有财产；（这点马克思也注意到了，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事实上所有人都是这个团体利益的"奴隶"，包括酋长的子女。在埃及和迦南、腓尼基的文化里，生为贵族（包括国王）的长子不一定是好事，碰上大灾害，就会给宰了祭神。其中很可能包括拉美西斯大帝的长子！（《圣经》中记载的杀死每一个长子，是迦南和埃及的祭祀风俗）。

因此在原始的奴隶制中，与柏拉图的乌托邦和近代出现的国家奴隶制，即所谓国家主义是非常相似的。不但国家本身是社群储蓄备荒的机构，包括所有人在内，都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当维持这些人头所花的成本，超出这些生命所能带来的利益时，"国家"就会斩仓弃子，能够把他们卖给强邦作奴隶，保留一条性命，那是仁慈；赶走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那是慈悲；杀了祭神，那是一劳永逸。

当相对富庶领地的定居民也比较强大，不容易被入侵者驱逐时，将自已的部落中养不活的底层成员卖给富裕的邦国为奴，是奴隶制大国最主要的奴隶来源。这种情况在中国南北朝时期记载得很清楚：身为"国家主宰"的鲜卑人的子女，被大量卖给"汉臣民"豪族为奴。中国所谓旧社会，穷人家养不活子女，卖作奴婢，也是类似的性质。当贫穷的新中国禁而止之，代价是毛灾饥荒中的人民，吃了自已的儿女！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完全错误

令人心酸的希腊奴隶不是历史；
断言政治正确的社会发展史中的奴隶制；

今天基督教文化对希腊罗马奴隶的印象，基本上来自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历史学的考证！典型如《希腊女奴隶（雕塑）》《罗马奴隶拍卖场（油画）》《斯巴达克思（小说）》《垂死/被缚的奴隶（米开朗琪罗）》，以及大量的悲情小说；至于真正反映出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时期的作品，则称之为"奴隶主的自我美化"。这种认识方式，已经构成了自证循环。

美丽、丰满、青春如维纳斯的希腊女奴，手扣镣铐，赤身裸体地在奴隶主买家的面前，含羞别过少女的脸庞……，令人心碎！令人爱怜！令人对奴隶制无比愤怒！但那是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而不是两千年前真实的希腊罗马历史。真正历史中的奴隶制，主体上是仁慈的，在当时条件下是保存生命所必须的；尽管的确局部含有压榨、杀戮、虐待的残酷，——>难道今天的社会，就完全不含这些残酷了吗？

如同任何一个从小接受政治正确性的洗脑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笔者自已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中接受社会学知识的教育，也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知识平台上，再接触欧美基督教背景文化。笔者发现社会发展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剽窃基督教文化的理论，保留了公有制伦理，而塞进了第一代的达尔文进化论，为早已成形的社会发展论，建立另一套解释体系而已。

基督教文化（主要构成今天欧美的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一致的社会发展论认识，并没有令笔者惊讶，反而有"马克思其实并不是那么异端"的感觉；尽管笔者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解说，错漏百出；但试问谁的历史哲学，不是错漏百出呢？汤因比的？斯奔格勒的？他们比马克思迟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历史哲学，就不是错漏百出吗？

真正令笔者开始留意"奴隶制不是书上说的样子"，是MaxWebber的一段话："如果工人不是认同资本家所谓剥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就无法维持；如果农民不是认为地主收租是合理的，佃农制度就不可能维持；如果大多数奴隶不是认为奴隶制是合理的，奴隶制也无法维持。（象马克思）假定这些所谓剥削制度，都是用暴力维持的，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些镇压的暴力，总是能够经久不衰？"

当笔者在大学图书馆，读到这一段话时，（忘记是什么著作上的）；笔者并不认为韦伯就是正确的；只是感觉到韦伯这段话，是符合逻辑的；从此就留了一个心眼，在读书时，看看是否有证明韦伯的资料的存在。随着对希腊、罗马和美国南方奴隶制等等生活细节的深入了解，（笔者不喜欢历史哲学类的"历史"），笔者渐渐感到，韦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论（也是文艺复兴后基督教学者的观点），对奴隶制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必经阶段的介绍："在原始社会，劳动剩余价值仅够糊口，不能养活奴隶，因此俘虏都被杀掉；当生产力发展了，劳动价值有了剩余，剥削制度就产生了，战胜者不再把俘虏杀掉，而是作为奴隶，剥削其价值；并把贫困的成员，也一点点地变成奴隶，奴隶主和奴隶阶段就出现了，奴隶社会就产生了"。

这一段所有读过社会发展史的学子，都耳熟能详的标准答案，其实是将结论当成了证据的一段臆想。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必须内含几个假设：第一剥削他人自肥总是有利的、低成本的；第二人类社会从文明开始，就是私有制的；第三"生产创造价值"；第四，奴隶是从战争中产生的，也意味着人类社会是在自相残杀中"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此处与纳粹一致），第五阶段斗争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

国家主义即国家奴隶制

国家主义是解决"私有制与奴隶矛盾"的社会尝试；
"主权高于人权"指"国家的奴隶不算奴隶"；
"国家的奴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选举权；
法式民主（民粹）就是"国家的奴隶们一人一票，选一个奴隶主管理全国奴隶"；
英语没有准确表达"国家主义"与"民粹"的常用词；

诞生自仍然存在奴隶制的希腊罗马时代的私有财产观念，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人（权）是否能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即奴隶制是否神圣不可侵犯。不要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它实际上与东西方传统文化，今天仍然没有加以怀疑的"父权孝义"的观念是相通的，"子女是否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如果不是，父母为什么要抚养子女？子女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不要指望用道德或者信仰，以及哲学之类，（此几者等义），来解释这些人权伦理的矛盾；道德等肯定可以自我解释任何问题，但在他人看来，可能就什么也没有解释。用国家主义可以跳出这个逻辑矛盾：一个人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但所有人（权）都是国家的财产；一个人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但所有人都是国家的奴隶；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子女和父母都是国家的财产。

用国家主义即公有制或称国家奴隶制，应付（私有财产 Vs 私有奴隶制）的矛盾，正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构想。自西塞罗到恺撒再到奥古斯都基本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构成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两个"极端"。手头财政渐紧的提比略则将两者中庸起来，成了"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皇帝（国家）需要钱"。

塔西佗痛心疾首地称"在提比略的进代，罗马人把自已变成了奴隶"，此话一语中的；罗马的私有制与国家权力之间谁更具超越性的争论，即"人权超越主权"还是"主权超越人权"，的转的确开始于提比略，经过安东尼王朝的繁荣后，最后在三世纪危机中成为罗马国家的恶梦。直到卡拉卡拉时，所谓给所有自由人罗马公民权，其实际含义是，所有罗马公民，都已经丧失政治权力和财产的独立权。

将所有人的利益收归国有，包括国民本身；这样对人权的剥夺（不尊重），就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通常还会再从文化传统的差异，再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而显示国家对人权的剥夺是理所当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主权"。这就是"主权高于人权"的由来。显然"主权高于人权"论，本身就是公有制观念的反映。而偏偏，仍然活跃于西方的庇古福利主义，同样是公有制观念的反映。

在剥夺了人权利益的表达权后，国家就不可能再通过反映人权利益表述的"选举"途径，来决定垄断了整个社会权益的国家（而不是整个社会私有权益的汇集的联邦，注意差别），其具体的利益如何处置，如何分配，如何应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如果不是通过内战决定王位，就只能是通过世袭减少冲突。天赋王权的所谓专制，就出现了。

由于西方的国家，是在宗教革命时期形成的，是在本民族（宗教政务）自决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的国家基本上就是民族国家，在英语中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用一个词Nationalism；假如一个国家在若干个民族的基础上强调"国家利益"，则常称之为imperialism。而这个词又常常被理解成指持殖民主义或扩张政策的沙文主义国家。

etatism (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且通常专指纳粹。以国家利益为纲的国家主义；笔者引用了Hannah Arrent使用的名词Countrism（哈耶克使用Country-ism表达同一意思）。不过Country也有地方，家乡之意，而有了"本土主义，地方主义"含义；如果称之为Governism（政府主义，讲政治）可能更接近于含意，此时其含义已经与Depostism很接近了。

民粹（populism，平民主义者）也不全然准确，majorism可能符合多数人暴政本义。现有英语常用词汇中，没有完全匹配"国家主义"和"民粹"的用词。不过英语是一种可以自造词汇，以表达特定意思的语言，看书要注意看书后的"本书词汇表"，对经济、政法、哲学书籍，尤其如此。一些抱着正义播道的人"依标准答案纠错"，恐怕是表错情了。

由于匹配于实证对象的名词解释，是任何科学陈述的基础；本博所引用的英文名词，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理解欧美社会其时所指的特点名词，与翻译到中国各种典籍时的用词，基本含义是否一致，如Depostism与Centralism的区别。其二是为了克服汉语词汇容易曲解的弱点，而使用中英文配对，意即在本博中使用的词，特定此意。

自由是要自已争取 我们是自已观点的上帝

"专制"一般不会镇压利益诉求，专制镇压的是民粹"正义煽动"
民主是基于利益的，民粹是基于立场的；
观点是可以刻意逢迎的，彼此的利益却是可以真实核证的
不敢扣帽子的人，不会是民主人；

 

民主就是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柴米油盐！当一些民粹人埋怨中国国民"不反抗"时，当这些人声称"政府镇压民主"时，他们却不愿意承认，甚至于在西方千夫所指的卡扎菲，对于"个体利益的诉求"，都没有加以镇压。东方抗拒拆迁的激烈行为，也充其量在口头上称之为"暴力抗法"。这种现象提示着，即使是在专制政体下，"基于利益的诉求，通常会被容忍"，"着眼于正义的煽动，一般会被镇压"。

当个体主义者苦口婆心地告诫民粹斗士们，民粹与他们所谓反对的专制之间的同一性，向民粹斗士指出美式民主国民主权原理与私有制的等同关系，指出人权与人道主义截然不同的时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故意的曲解"，那么就不得不假定，有一些民粹斗士本身就是立志于民粹革命事业！无疑，这些民粹斗士将会成为毛左之类分子，攻击"美式民主"的掩护伞，但谁能确定，不正是民粹斗士的选择？

当笔者遭到人身攻击的时侯，平心而论，笔者无法区别，到底是毛左类，因为动了他们国企公有制利益的蛋糕，还是因为反户籍制度的怪胎们，因为断了他们侵吞普通市民利益的血酬期待；但是此两者之间有区别呢？对于似乎温文尔雅摆道德者，笔者也很难区别，他们到底是被马恩毛的洗脑洗成了定式，还是迷信于老祖宗的孔儒天下，还是秉承了基督教的无私教诲，但是他们之间有区别吗？

当笔者确定人权不可侵犯的个体原则时，以避免纠缠于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辩证真理"时，这些人既会继续混淆于"人权与人道主义"，而将"人权私有制"的限定条件弃之不顾；又会用"压倒人权个体的道德哲学"耶稣个没完。这些人的信仰越是浓烈，则与个体主义者越是势不两立。基于个体意识主权的个人主义，与基于哲学的"普遍真理"，如果不想生死对杀，最好是各走各路。

个体主义者将这些人一脚踢走，是对他们的人格最基本的尊重，因为我们不愿意袭用他们的理性主义，不愿意论证这些奴才，是我们会说话畜牲，（平心而论，多半也没有维护这种论证的能力）；同时也是个人主义者的自爱，因为我们绝不会因为"论证理性主义的真理失败"，就心甘情愿成为猪头的奴才。既然如此，何必与这些东西浪费时间呢？

一些受文革拉帮结派闹革命的思维，多于对个体主义（自愿）原则了解的人，与毛左的距离，也小于与民主的距离。他们会将自愿的共同利益观点的认同，错误地斥之为"朋党"，比如对本博网友的人身攻击；却象毛主义号召的那样，模仿政治家的两张脸孔，希望迎合来路不明的各路人民群众，"团结每一个可以团结的人，启蒙每一个可以启蒙的人"；殊不知，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个体主义的。

从个体主义的心证出发，除了利益沟通的识别，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他人的内心，也同样不可能区别，到底是"朋友虚情的恭维"，还是毛左哲学家"假意的奉承"。脱离了自已利益的共鸣，这些所谓"支持你，反对你，赞赏你"之类的虚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民主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方案的，而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观点"立场"，是可以刻意逢迎的，彼此的利益表述，却是可以真实核证的，并且疑证从无，疑敌从有。

自由是要自已争取的，人权是不可能由他人赋予的。利益认同是需要彼此互相向对方证明自已彼此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诚信！因此完全不必介意怀疑一些极左言行的家伙就是极左；公共事务上疑罪从无，个体观点上疑左从有！我们是自已观点的上帝！没有个体利益上的绝对专制即私有制，就没有公共利益上的民主。如果连侵犯自已或其可能性都不能认定，那还有什么"私有"可言？

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南海问题？

今天碰到一位新加坡朋友，他说东盟会议把东盟的老百姓都调动起来了；所以连老百姓都愿意在美国的支持下把南海分了。然而来到中国大陆后，竟然到处是莺歌燕舞；根本没有人谈论南海的问题，而且连电视台都没有专题。所以他问我今天的中国人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根本不关心国家的疆土问题。我说我自己连生活都忙不过来，根本不会去关心国家的疆土；因为连国有资产都没有我们的份，而我们只是自谋出路的人。所以说如果南海真的被人家占去了，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就如同它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我还是依然没有任何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社会自谋出路的人肯定不会关心南海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南海每年给我们下岗人员分红十万元，那么我们肯定会放下所有的事而关心南海问题。但事实就是这么无情，我们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竟然连全民所有制的利润都不分配；所以说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不知道有什么权利。首先我下岗后从来没有投票过，因而选举权好像没有我们的份；其次是利益，我们根本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赔偿或补偿；所以我们从国家这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正因为如此，有南海与没有南海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自顾不暇，我们能有时间去考虑南海问题吗。

既然我们社会自谋出路的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关心南海的事，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应该关心南海问题呀；因为他们就是吃国家资源饭的人呀。为什么他们也不关心呢？原来是这些人现在利益太多，他们是捞利益而自顾不暇。看我们社会现在到处是项目，而且是多如牛毛的投资。这些投资过手就是百分之十的回扣，四万亿的投资就是四千亿的回扣呀。这些人分都分不赢，更不用说还有多级回扣与提成。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人也没有心情管南海问题；因为现在的利益太大了，他们能放弃眼前利益而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吗？所以说即使是吃国家资源饭的人，同样还是没有人管南海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基本有心管南海问题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形成不了气候。这就是外国人到东盟看到老百姓对南海问题群情振奋，而中国人却是那么寂静无声。

在全国的老百姓对南海问题越来越不关心之时，我们的各级官员也没有时间考虑南海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社会的官员的确在忙，在忙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然而中国社会很奇怪，大家都在解决问题结果却是问题越来越多；因而我们社会的官员真的很忙，因为他们要在公款消费和处理问题中度过。如我们社会的住房问题处理了几年，结果却是房价越来越高。如我们的公款消费提倡了多年，竟然现在我们连中央各部委都不敢公开支出。至于腐败分子，我们社会现在成为全世界腐败分子最多的国家；而且几乎达到了'有权就腐败'的全民腐败地步。还有我们的经济问题，房地产竟然成为了主角；这难道还不是问题吗？更有我们的通货膨胀，这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员也无暇顾及南海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早就使他们焦头烂额，他们还有心情去考虑南海问题吗？

此外就是中国现在刚开始基层换届，而马上就开始往上换届了；如果说什么事大，换届的事最大。因为中国人是有权就有一切，而没有权力的人就自谋出路。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在忙换届；而根本没有人管南海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宁愿用土地换和平；顶多我们就失去南海领土，而我们房地产的根基还是没有动摇呀。所以说我们的经济没有问题，我们的权力没有问题；我们又何必去激化南海问题呢。因为一旦南海战争爆发，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肯定就会改变；这才是权力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南海问题，这是因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是自谋出路者；这些人连自己的生存都困难，他们还有心情和时间去关心南海问题吗？至于吃国家资源饭的百分之二十的人为什么不关心南海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正在争权夺利；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南海的事。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全部不希望战争，因为战争会打破中国人的美梦。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不关心南海事态的原因，因为保住自己的利益比保住子孙后代的利益更重要；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文/汪华斌

非法无正义

林肯"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合法的"
林肯"难道可以违犯N条法律，就是避免侵犯人权吗？"
林肯提出的法学问题"当授权违背其授权者利益，并得不到授权者确认时，授权还有效吗？"
"有没有脱离国民主权渠道的联邦正义吗"？

南北战争开始前的事件时间序列；
1860.12.20 南卡州议会投票脱离；随后七个州先后跟随脱离；
1861.2.18 南方成立CSA, 杰斐逊.戴维斯就职南方邦联总统；没有强调奴隶制，强调州自决权；
1861.3.4  林肯宣誓就职；同时宣布搜集75000-150000军队，解除南方邦联武装；（林肯陷入政治劣势）
1861.4.10 林肯下令强行向南卡境内的萨姆特要塞提供补给，补给船被南方阻击；
1861.4.12 南方炮轰萨姆特要塞；（南方政治优势逆转）
1861.4.19 马萨诸塞军队在通过马里兰首府巴尔的摩时，遭受石头袭击后开枪还击，打死12名平民，驳火中四名士兵死亡；
1861.4.20 林肯下令占领马里兰；解散肯塔基议会，进驻田纳西（即占领），田纳西议会宣布中立；（林肯再处政治劣势）
1861.4.25.纽约州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华盛顿的北方部队；
1861.5.21 弗吉尼亚州等四个州脱离；（内战扩大化，内战主题改变了）
以RE李和杰克逊等人代表了内战的南方主力弗吉尼亚等的立场；就是一切争端，必须在尊重州自治主权的前提下解决，即在1790年美国宪法的框架下解决。林肯征集军队并占领中部三州，在政治上将自已推向被动；不但弗吉尼亚等强大的州倒向南方，连纽约市也酝酿脱离；在支持林肯的北方各州内部，也出现了后来被称为"铜斑蛇"的反战派。当其时，林肯政府处于事实上的众叛亲离。

对林肯的质疑不是今天才有，在当时的激烈程度与今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会出现了弹劾林肯的动议。自然，由于南方议员制席，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的简单多数控制下，弹劾案不可能通过。这也说明，三权分立是可以屈服于民粹的道德劫持的，林肯开了一个先例；林肯是一个好人，便是他没有预见到，日后还有另一个道德不赖的希特勒先生，会跟随他的指导推翻民主政体，前进，前进，前进进……

随着战争胜利的政治正确，质疑的观点渐渐被淡忘，甚至被扣上"铜斑蛇（南方奸细）"的帽子。为证明此帽子的真实性，林肯一度实行了出版审查，加税作自已党务经费；并且把几百名议员记者作家诗人之类（几千名），请到纽约小岛Rock上免费暂住了两三年。该岛到今天还自豪地宣称，两百年来，没有一位房客逃离的记录。传奇性的安全记录，也让该岛成了好莱坞的逃狱英雄电影的绝佳背景。

作为内战男一号的林肯总统的国会，而对弹劾动议的答辩词，无论是否合理都应该加以重视；尽管当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被终止后，所有坚持弹劾的议员，被送到或威胁送到Rock保护起来时。无人敢撄其锋，作仗马之鸣。林肯的答辩演说主要依据，是援例首任大法官马歇尔"中央政府自认为动机是好的，就没有违宪"的解释——>时现任大法官坦尼认为林肯违宪，给林肯软禁在家里呢！

著名律师林肯称："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三条，总统有保护联邦的责任；尽管违反了一条法律，但是能够违犯两条声律，来避免一条法律的违犯吗？"，林肯的共和党多数人暴政的弱点，三权分立抑制不了多数人暴政，暴露无遗！连法律也是"少数条目服从多数条目"。如此说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人权"也只是一条法律，希特勒《我的奋斗》《毛上帝选》里，还有几十万条呢！想几百万条也有！

没经公民个体授权的"联邦利益"，除了是人道主义的君权神授，还能是什么呢？林肯显然偷换了"保护联邦"的民主概念，美国的民主在一刻，从麦迪逊和杰斐逊明确指出的"多数人暴政"的危险的进步上，倒退了几百年；回到了中世纪君主国的君主权责。从此以后，"联邦或者说国家"，不再是民主政体的联邦；而是象罗马之于罗马公民一样，是对美国公民可生死予夺的一个正义符号了。

林肯实际上涉及授权成立的法学根本性问题"当授权违背其授权者利益，并遭到授权者明确质疑时，授权还有效吗？"，该问题等效于，"有没有脱离国民主权渠道的联邦正义"？林肯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希特勒等人会模仿他的；马歇尔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林肯会援引他的。这些人在践踏法律的时侯，都只不过是想为完成他们眼中正义的事业，暂时踢开讨厌死板的法律约束。打黑！

但是法律一旦被正义踢开了，法律就死了，正义不存在了。非法无正义！

如果中央干涉地方自治权永远是正义的，那么就不需要地方对中央权限的约束了；同理，也不需要人权（个人自治权）对政府权限的监督了。个人永远只能有效监督地方公务对自已的责任，否则就只能拉拢中央权力，向自已倾斜；即寻租或钻营，或民粹之类。而中央政治，只需要认为自已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了；因为权力本身，就代表了正义；所谓"讲政治"！或称，君权神授！

林肯是一位优秀的普通人

南北战争目的的转变；从奴隶制向（联邦主义 vs 州自主权）；
客观评价林肯：林肯奠定了美国社会再次和解的基础；
大历史观中只有普通的人；林肯是一位优秀的普通人；
热情洋溢地煽动，政策保守地从政，当选时准备妥协，
惊惶失措于变乱，孤注一掷地战争，无懈可击的（战时）领导，明智宽容地和解。

道德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是一种树立道德典型的伦理教育。坏人如希特勒，必定是持正义立场对之妖魔化的靶子；伟人如林肯，则行为品格必定是高大全，顶多就是外形特象马凡氏综合症患者。而在大历史观中，不可能存在"不是普通的人"。否则历史就必定是由"英雄 Vs  奸雄"的电子游戏式的道德打斗，以偶然的胜负决定历史的进程。或言"正义必胜"，也可能说"胜了的就是正义（王侯）"。

因此在大历史观中，具体的历史人物，甚至是可以忽略的细节；的确是可以视为之为"不存在的历史"，而历史进程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大历史观中，可以肯定如希特勒主政德国或在二次大战中，仍然符合当今的道德观念的行为；也可以严厉批评林肯在南北战争中，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决策；却不是肯定希特勒这个魔鬼，也不是否定林肯这位伟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林肯，社会矛盾交织，意识形态压倒了民主宪政的19世纪中期的美国，做了很多普通人会去做的事；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有些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The most Important he DID! 他做了！就象对东方帝国的毛Z东一样，对林肯的世界主流的评价，已经充分曝光，甚至是过分渲染了他们正确光辉；那么从"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看，也就意味着必定隐晦了许多不为人道的黑暗面。

当林肯遇刺的消息传到格兰特在里士满的驻地时，一位南方的妇女惊喜地说："谢谢上帝！这个该死暴君tyrant，终于死了"，这位妇女说出的，可能是南方人对林肯的普遍看法，也是南方邦联的官兵为什么仿效他们的先辈，象抵抗另一个暴君乔治三世那样，寻求从合众国，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多数人暴政"中的独立。南方官兵的眼中他们是"护宪"，而不是"保住奴隶制"，这就是南北战争的悲剧。

格兰特回答："夫人，你所欢呼的，是南方刚刚失去了一位最可信赖的朋友（林肯）"。格兰特的特点，就是处处表现出一位诚信的乡巴佬的直率。无论林肯曾经犯过什么错误，林肯寻求南北和解，而不是对南方的征服；林肯尽管不合事宜地（可能是过早地）征集进攻南方的军队，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前为止，林肯的战争目标始终没有偏离最早的目标："解除南方的武装力量"。林肯的确没有打算报复。

林肯在南方人的眼中，是一位侵犯南方自治主权的暴君；但是在当时酝酿了几十年的北方意识形态狂热中，林肯却成为一位最偏于保守务实的政治家。林肯成功地将南北战争，从一场意识形态的道德圣战，转变成一场联邦主义（维护联邦统一）的，目的在于解除南方武装力量的战争，从而争取了包括格兰特、谢尔曼等北方军人的支持。林肯成功地避免了北方本身的解体，也奠定了美国社会再次和解的基础。

林肯发动的废奴主义战争，没有立刻在美国国内实现黑人的平等公民权；所谓解放黑人，只是禁止蓄养奴隶，将黑人轰走；林肯种种道德光环，乃是国内外友人纷纷赠送的。林肯政府战争目的的局限性，以及后来出现的种族隔离，同样也是一些组织如苏联美国史专家等讥笑的，称南北战争是"不彻底的解放"。而事实上林肯控制内战的目标在"联邦统一"，是当时最明智的政治妥协。

从"种族平等"的目标看，南北战争是失败的。这场以废奴主义为号召的战争，最终以"美国联邦不可分割"的目标而告终；黑人种族问题成了留给未来去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本身就说明，南北战争是一场美国发展史上不必要的残酷战争。林肯的表现可以概括为：热情洋溢地煽动，政策保守地从政，当选时准备妥协，惊惶失措于变乱，孤注一掷地战争，无懈可击的（战时）领导，明智宽容地和解。

自由是赋予的，还是争取的？

对黑人的人道主义上的解放（liberation）是自由吗？
自由是赋予的，还是争取的？自由如果是上帝赋予的，谁代表了上帝？
南北战争自由大卖场中的六种自由；

美国社会对南北战争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南方邦联的官兵也是爱国主义也是为国捐躯。这一点经美国国会肯定，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给双方阵亡将士同等记念得到了确认。第二经济学家对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和同期北方的工人消费水平的对比，渐渐揭开了所谓的南方残酷的奴隶制，本质上乃是黑奴庇护制。南方奴隶制有残酷之处，但既不是历史上残酷的，也不是当时较残酷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学家对于林肯政府撕毁宪法，直接蹂躏第十修正案的保留条款的质疑。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有大量雄辩的驳斥，雄辩的！这类雄辩却无法否定"内战非法"的指控。此类雄辩的尴尬还在于，如果是错的还好说；如果坚持其观点是对的，（一般地作者也说不出什么观点），那就是说，用雄辩的道德理由，是可以践踏宪法的；那么，又要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律，干什么用呢？

雄辩典型如历史哲学家、政治家HVJaffa的巨著《自由的新生》。"自由"这一名词在雅法的笔下，旁征驳引地被雄辩得天真烂漫；——>雄辩永远是正确的，如果雄辩不是绝对正确的，怎么还可以雄辩呢？南北战争也确实是自由的大卖场，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品种，同时出现在一场战争里。笔者在南北战争里，至少总结出五种代表了不同社会力量的自由。

为北方而战的黑人，无疑是争取自由的，"你争取你们联邦的自由，我争取我个人的自由（估计是黑人士兵服役期满获得公民权）"，格兰特的笔下记录了废奴宣言后，旁听一位黑人士兵的读后感。"我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格兰特评价。林肯政府在北方的战争号召，却不是废除奴隶制，相反林肯就任总统后，努力与"废奴"划清界线。格兰特和林肯所持的自由，是"联邦的统一利益"高于宪法修正案。

RE李将军和石墙杰克逊，以及因为林肯征召军队入侵南方而脱离北方的弗吉尼亚四州的子弟（绝大部分不是奴隶主），他们捍卫的自由，是州的宪法权力的自由。那么卡尔霍恩所代表的白人奴隶主的种族主义理论，则是第四种自由。当J杰克逊副总统威胁卡尔霍恩，他的副总统："联邦也需要保护"时，（卡鼓吹如果联邦违犯宪法，就可以脱离联邦），卡回敬说："联邦很宝贵，生命很宝贵，自由更宝贵"。

而代替了美国户籍居民而战的欧洲农民工们，出身入死承受了内战中最大的战斗伤亡；他们对于美国联邦是统一还是分裂的"林肯和格兰特的自由"并不关心；对于黑人获得自由跟他们争夺工作岗位更为反感；欧洲农民工们的自由，就是为获得美国西部一地之财，永久性成为美国户籍居民的美国梦。欧洲农民工甘入入籍雇佣军，这是第五种自由！而本应作为主角登场的南方黑奴们，却似乎自已完全消失了！

黑奴在几乎没有有效管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只有不到0.5%的人逃跑。不要说反抗，甚至南方即将战败时，南方的黑奴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南方白人家庭和政权服务。战后被解放的黑奴们，却要求解放者们，象奴隶主一样无限制管饭！那么对仍然没有感受到自已的人权的黑奴，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是否算是一种自由？自由是赋予的，还是争取的？基督教认为自由是"上帝赋予的"，那么谁代表了上帝？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贵，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念念诗词很容易，再灌上一壶美酒，可能还能做到"醉卧沙场君莫笑"；但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你为之而死的自由，真的是自由吗？和你（及你的家庭，社区，国家）真的很有关系吗？你如何定义自由？而别人不能用同样的自由理论，对付你自已？如果人权主权原则是逻辑上唯一可以成立的标准；那么毫无疑问地，林肯政府侵犯了自由。

中国国民心态：阴谋论为何会受中国人欢迎？

不知何时，"阴谋"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变得"高端"起来，几乎可与"智慧"画上等号。能把人类那颗"邪恶的心"与追名逐利的动机联系起来，那你就成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单从语义解释来看，如果把英语中对"阴谋论"的解释放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与"正统"不"高度一致"的"边缘理论"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歪理邪说"的，再往下想，"张悟本"、"李一"等让整个中国社会尴尬的形象就一茬一茬地冒出来了。当然，如果西方人以他们理解的"阴谋论"来看待中国社会，他们不会联想到"张悟本们"，更有可能想到郎咸平教授的"华尔街控制中国的青椒肉丝价格"此类理论。这种理论在西方人看起来很奇怪也很"边缘"，不过以中国式"阴谋论"来解释却甚是贴切，因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就从没死过！

在"阴谋论"者看来，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可不是信口雌黄，而是铁证如山！比如有"阴谋论"者就认为全球化本来就是美国策划的一个阴谋："今日世界全球化盛行，但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谋划的。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强化金融监管，为全球化设置障碍。然而，美国打开潘多拉匣子，放出了魔鬼，如今发现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正是谋的不确定性。"如果把正常的国家治理、国际博弈也看作是"阴谋"，那也太"神化"美国人的智慧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影响几乎遍及地球每个角落的全球化，居然是个叫美利坚的群体制造出的一个"魔鬼"！以此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导出：美利坚这个民族的诞生就是上帝针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地球人的"大阴谋"？这个民族诞生后就没少折腾地球人。

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在现有制度环境下通过自己的勤奋苦读、职场拼搏跻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不能否认在他的学习、工作中或许被"阴谋"陷害过，但谁都会承认"阴谋"不会在他改变命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个人如此，国家发展何尝又不是？不能否认那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背后有着一颗颗不怀好意的"阴谋心"，但这些"阴谋心"有没有阻挡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些"阴谋论"有没有让中国崛起的势头转向？

中国人以挨打为代价磕磕碰碰地走出了以"奇技淫巧"眼光看待西方一切的历史，难道正在崛起、更加自信的中国反而要堕入了以"阴谋论"看西方的时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心态？如果把博弈过程中遭遇挫折、博弈结果的失败简单归结为西方的"阴谋"，除了能说明我们是一种被害妄想，还能说明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阴谋论"是误国误民的表现。西方人不是普度众生的菩萨，也不是嗜血成性的怪兽。阴谋论实际上是一种被害妄想症。

美国言论自由的真相是指公共权力不干涉公民的言论

美国言论自由的真相；
美国也有“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矛盾宣泄的历代替罪羊；
如果林肯政府是完全正确的，相应的逻辑结论将是……；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并不是一个没有民粹的社会；当然也是一个有着中世纪文化残余的社会。因此美国也是一个有着“政治正确”的，也是有意识形态的，也会扣帽子的的社会。与毛氏文革相比，美国社会区别，仅仅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也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不容涉及公共权力；除司法渠道以外，任何意识形态的帽子，都不构成惩罚的理由。

由于所谓“政治正确”，也就等同于“思想意识的时尚”，或者说赶上潮流；这样就必定地有相当数量的，或激进的，或保守的，或逆反的“异端”，表示“对政治正确的反思”。无论是出于对自已言论自由的环境的爱护，还是对于敢坚持异见的勇敢者的尊敬，都会要求公共检察官不容作为；某些人如果气不过，可以自已提交民事诉讼。至于“极少数人的极端的观点”……既然是极少数人，还操心什么？

美国的言论是自由的，但美国是有“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指公共权力不会干涉公民的言论，不等于说公民不会据法律打口水仗，也不等于法律一定会拒绝惩罚某一方。这才是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的全景，即所谓的“法治”。有些马恩毛类的“法家爱好者”，将美国社会这种源自传统惯性的“政治正确”的舆论压力，称之为“习惯法”，是混淆了道德、舆论和法律的关系。

作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美国却不可能幸免为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社会。个体主义的社会不能信仰于某一教皇权威的思想裁决，那么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因此美国社会也有矛盾外引，寻找外部的或内部的替罪羊的社会本能。美国历史上的替罪羊，先后有欧洲殖民主义（1790s-1820s），黑奴制(1830s-60s)，资本家(1860s-1930s)，共产主义（1920s-1990s），……，思考题：今天替罪羊是谁？

因此象米塞斯在30年代为资本家辩护，（类似于茅于轼今天为富人辩护），指出共产主义的欺骗性，指出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成本管理（无法实现价格计算，反方代表是O兰格教授，后任波兰财政部长），以及一直到今天反思林肯政府发动内战时违反宪法的“拘泥的法学家”，都是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冲撞者。米塞斯在美国的处境，一直到纳粹覆没，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威胁后，才有所改善。

由于南北战争涉及到美国联邦今天的政治合法性，更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禁区；同时南北战争也涉及到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统一论”，也成了绝大部分主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思想禁区；奴隶制毫无疑问的腐朽，更为这一世界性的思想禁区，添加了神圣的色彩，从而将150年来世界血腥冲突之源的潘多拉之盒，紧紧的尘封在政治正确的、世界公认的标准答案下。

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冠的正义标准出发，无论是从今天继承林肯正统的美国联邦及政府，以及被林肯启发而承认林肯为先知的马恩毛斯大林主义等，都将毫无疑问地将南北战争在意识形态上盖棺定论：“林肯政府无论做了什么事，出发点是符合正义的，因此一切是符合正义的；如果有不正确的（如违宪），参考前一条”。这一正义，南北战争问题雄辩一方的永恒依据。

信仰从来不存在的“争论”，就包括了雄辩型的“正义，信仰，信念，个人道德，……”。中国和美国的现实公众，在南北战争问题上，可以采用春秋史学的立场站队，“支持北方或反对北方”，笔者仅仅指出逻辑上的相关结论：如果林肯政府是完全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的一切，就没有什么是错误的；欧洲历史上的一切殖民主义，美国政府和西方的一切干涉主义，都将是无可指责的。

“向(任何)弱者倾斜”将逐步形成中国奴隶制社会

“向劳动者倾斜”将制造劳动者的（低人权＝失业＋低工资）；
“向企业倾斜”的低人权政策将导致垄断寡头；
奴隶制的核心支柱就是“向弱者倾斜”的传统美德；
任何损害人权私有制市场公平，都将导致《通往奴役之路》；

 

将劳动力理解为属于个人产权的资本，（即人权），劳动力市场就是劳资双方的自主选择的交换，工团主义的性质就很清楚了——>工团主义是侵犯了劳动力平等交换，侵犯了资方权益的（对市场经济而言）的不合理行为。简单地说，就是侵犯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即侵犯了资本家的人权。如果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声称“资本家没有人权”（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声称劳动者没有人权），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劳动市场也是双方自主自由的交换市场。即使不算每一个行业里有无数功能不同的、对教育要求不同的（劳动力专长）和薪水（劳动力价格）有区别的岗位，市场里也不止一个行业，行业里也不止一个资本家；因此如果将某一劳动者失业压力，视为“资本家强势”，就如同在菜市场里买不到适心的蔬菜，就骂小贩垄断市场。反之在资本家的角度，不存在“没有张屠户，就吃带毛猪”的情况，就比较有共识。

劳资市场最根本的人权的体现，并不是劳动者都能找到合意的岗位，而是劳资双方的双向选择。所谓向劳动者倾斜，本身就意味着不公平；抬高了劳动力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购买的效益，损害资本家的效应是会累积的，如果国家不加以补贴，资本家生意就会破产（不做了），不但原雇佣工人会失业，资本家自已会变成求职者之一。由此，劳动力竞争更剧烈，劳动力价格（工资）反而会更低。

但如果国家对资本家因为“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受损而补贴之，资本家就成了行业中受国家补贴的优势竞争者。如果受到补贴的是大型企业，将构成行业寡头；如果“向中小企业倾斜”而补贴之，则常常是补贴了竞争力最弱势的从业者，而令整个行业变成夕阳行业。结果是（政府&劳动者＆企业＆国民经济）全部变成大输家。反之，“低人权劳动政策，向企业倾斜”，同样最终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

“低人权的劳动政策向资本家倾斜”，自以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名义，令所有（政府&劳动者＆企业＆国民经济）全部变成大输家。依赖于政府倾斜的政策的资本家，本身既成为排他性的寡头，同样也成为社会民怨的焦点，所谓资本家没良心的传说就出自于此。本来特权权贵才是压迫社会的根源，但有了“被倾斜的资本家”，很多愚民就以为打倒资本家，自已就得解放了。

最重要的是，由于民众缺乏购买力，资本家就算得到特权倾斜的“低工资”政策，也只能变成了依靠特权倾斜向特权贵族供应奢侈品的买办；赔钱的就成了被低人权的一分子，靠行贿赚了钱就迟早被打黑，财产被剥夺。这些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就从“向劳动者倾斜”转成“向企业资本家倾斜”后，又重新“向劳动者倾斜”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唯一永恒的就是高高在上为人民服务的权贵主义者。

因此无论是“向奴隶者倾斜”还是“向资本家倾斜”，都只不过是损害劳资市场公正的黑白脸，其结果总是造就权贵主义的国家奴隶社会，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自以为得计的五毛义工，都只不过是世界轮流转的奴隶身份。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人权平等的不偏不倚的基础上。相比所谓“恃（竞争力）强凌（竞争力）弱”的所谓丛林法则，奴隶制最核心的支柱，却是广为人知的好心肠“向弱者倾斜”。

市场崩溃导致奴隶制的复苏，就在“向弱者倾斜”的弊政中如多米诺骨牌一般错上加错，象寒冬中围绕着冰晶一点点凝聚奴隶制的大冰川。追根溯源，就错在“向劳动者倾斜”的好心肠，侵犯了市场公平也就损害了市场的本身；随着市场崩溃的可能性、现实威胁和现实的形成，其他过程无非是此“侵犯市场公平”后的正反馈逻辑反应，直到达到奴隶制的稳定条件为止；此即《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官大权大才体面

为什么美国南方"落后"却比北方富？
为什么奴隶制让社会堕落？
南方奴隶制是北方社会矛盾的转移和借口；

由于南北战争后，南方经济完全崩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美国大霸王，实际上就是南北战争中胜利的，新英格兰和大湖区的北方的十几个州，为主的半个美国的实力。一个完整的美国一直到1966年以后才真正囊括南北。历史假设性问题："假如美国没有统一，将无法在纳粹威胁时挽救欧洲" 是永远无解的；因为如果没有南北战争，美国至少会同样强大，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纳粹。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奴隶制的确是不合理的，束缚了个体（奴隶）的选择性；同时由于奴隶代表了劳动，也令自由人自觉地与劳动划开距离。追求财富的资本主义，就变成了追求地位高低上下线的等级社会。在美国南方，尽管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存在奴隶，社会体面的表现从"钱"，转变成"拥有多少奴隶"。一些拥有蓄奴州引入了欧洲的长子继承权，大种植园就与封邑没有多少区别。

奴隶制的社会效果类似于东方帝国的现实。在这种社会里，"钱"是次要的，"权大官大"才体面；有权的自然有钱，反之却可能是待杀的富猪，即东方传统治国术："劫富猪，用牛二，保大官"。因此美国人的一句名言是正确的："奴隶制使人（社会）堕落"。奴隶对自由劳动力的替代，是南方没有发展出竞争性工业的重要原因。一是因为缺乏消费群，二是发展机器的效益（特别是地位），不如蓄奴。

这样一种制度是不可能与北方自由的资本主义相竞争的。南方蓄奴制之所以没有迅速消失，是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结合欧洲开始工业化的棉花需求，提供了植棉业的特异性的行业机会。这种机会会产生阶段性的暴富，惹人注目也惹人厌憎，（象今天的阿拉伯石油国），但却不能维持超过一世纪的时间。19世纪南美洲有大量这样的特异性的行业经济，无一例外地在半个世纪内因为市场替代而衰退甚至消失。

象秘鲁智利的鸟粪（硝酸盐，当时的天然化肥）仅仅为秘鲁就赚了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000亿美元。这样一笔巨款就算在今天都足以让一个国家暴富，（1890s年代智利是世界第四大海军，富国）；另外还有阿根廷潘帕斯高原的养牛业，巴西的咖啡业，制糖业，橡胶业，等等。这些行业的生存力比起奴隶植棉业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脆弱的奴隶植棉业可以熬过1900年。

南方蓄奴者在1840-1860"地位"，会对北方仍然处于中世纪惯性的自由劳动者和资本家产生诱惑力，令这些人寻求骑到别人的头上，而不是在市场竞争中逐利，堂堂正正地赚大钱。这样就会造成强烈的社会刺激，资本家用南方奴隶的待遇比之于北方农民工，（事实上奴隶的物质待遇普遍比北方工人好），农民工就将资本家比作南方的奴隶主。北方的本土矛盾因为南方的对比而激化，是南北战争原因之一。

但问题是，北方的社会矛盾不是南方蓄奴者造成的，事实甚至是南方是用奴隶制的方式，消除了社会矛盾；令白人之间相对团结，而将奴隶治管的责任落实到家庭蓄养的奴隶。即使这样，南方无畜奴的农民小家庭仍然占了60%以上的多数，有奴隶的家庭也大部分只是养一两个奴隶，或合养一户奴隶家庭给大家仆人帮家务；大种植园是极少数。

因此北方的劳工矛盾只是找了一个替罪羊的借口。南北战争就算干倒了奴隶制，北方的劳工矛盾也不会减小；无非是找另一个替罪羊，比如说犹太人，资本家，垄断什么的。所以说，南北战争是对南方的奴隶制不必要的过激的反应，是用道德理由发动的战争，暂时转移了北方的矛盾。当奴隶制消失了，再也找不到借口了，资本家的良心就摆上了祭坛，北方的工团主义运动就与反托拉斯法一起成长了。

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垄断

加息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影响；
金融国有垄断下的加息，影响是“精神性”的；
西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理论观点，不能套用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里；

 

在中国，由于银行都是国营垄断的，加息，其实是没有用的。对存款加息，以求减小负利率，效果相当于印钞票（制造负利率）的对冲，饮鸠止渴，根本无效。对贷款的加息，可以抵销贷款额度的行政管制，是就该的，但由于银行是国营的，亏损是纳税人的，增加了银行的利息负担，最终还是要纳税人掏钞票给银行的亏损买单。如果将银行系统私有化，做小做强，体现金融的风险成本，经济危机是难免的。

欧美资本主义危机是由于缺乏高利贷，而中国今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垄断。中国式的加息与美联储的加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金融操作。总之在金融市场相对自由的西方下的金融概念，在计划经济垄断了国计民生的中国经济社会，基本上南桔北枳。不可能将西方市场关于利息变动的影响理论，照搬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里。由于加息的幅度既少，也没有反应出利率的需求，（因为金融垄断和），除了加重了高房价贷款人的负担，啥此以外，金融国有垄断下，加息的影响是“精神性”的。
对于国企来说，提高点利息，只不过是早就还不起的债务又多一点；反正都是纳税人买单。对于民企来说，民间利息已经达到15%，（传说60%有点难以想象，至少不是普遍情况），现在缺的是钱；不是不愿意付利息。所以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加不加息，对民企影响不大。目前所谓的民企艰难，主要是因为先前很多民企是吃关系贷款，收紧银根，一向骗贷过日子的老千，给断了米路。

不过真正业务周转开的民企，中国人的经营习惯一般比较谨慎，一般都是依靠自有资金，赚了钱也首先补充流动资金，其实也不算太缺钱。肯去贷高利贷的，一般是炒房给套住的，或者是一直吃银行贷款给套住的。就算饮鸠止渴，也比立刻死掉强。因此现在贷出高利贷，坏帐的风险其实是很高的。在目前中国这种文盲道德社会里，高利贷的风险之高，不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道德王八可以理解的。

美国南北战争离中国很近 如果中美开战

南北战争的教训：邪恶隐藏在极端的正义之中；
南北战争距离中国并不遥远；
联合国以解放人权为借口"入侵"中国，你会成为RE李将军吗？
南北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南北战争的残酷真的不可避免吗？（两者并不等同）

南北战争的历史距离今天的中国现实并不遥远。今天美英法正在用人道主义的名义轰炸利比亚，假如其干涉的是中国，理由是中国侵犯人权（大概确有其事），派联合国军解除中国的武装（林肯召集75000新军解除南方武装，罗伯特李等就"反"回弗吉尼亚了），将中国国内问题递交联合国裁决，而中国恰好又感到有力量抗拒美英法，逼使其收回成命；自然也少不了对美英法的妖魔化。

战争爆发了；无论是否承认中国人权不足，你站在那一边？这时侯，你就面临着杰克逊和罗伯特.李，在1860年所面临的决择。最终由反对脱离联邦也反对联邦入侵本州，同时也是废奴主义者的杰克逊和罗伯特.李，带领着最不配称为奴隶主的南方居民（20奴隶以上的奴隶主加税，免军役，带着奴隶供应军需），与移民和黑人为主组成的联邦军（后期）厮杀了四年。

如果这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以南北战争的比例计算，5千万人战死，1亿人死亡；50%的乡镇被夷为平地，80%城市变成废墟，……，这就是Gone With the Wind！如果用"中国Vs联合国武力干涉"的假设战争来比喻，就是RE李将军们跟联合国出钱武装的非洲人，拉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印尼人……，想移民欧洲的第三世界人等；战斗了四年，被这些联合国家占领了十年！

这就是当年美国南方居民的感受。的确"黑人解放"了，随后却是更贫困的二十年，和长达一个世纪的无望挣扎。美国南方一直到1940年以后才复苏，1980年以后才追平北方经济水平，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生活在种族隔离之中，被称为失败的国家（地区）。如此惨烈的代价，南方居民无非是希望自已解决自已的问题，而不愿被指责中的道德劣势下，被他人摆布自已的命运而已。

今天批评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的责任，是让林肯为共和党在1850s的错误立场负责；而事实上林肯从竞选总统开始，就已经渐渐变成了共和党中最保守的政治家，在战争后期，成为南北和解的党内激进者。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在野者煽动意识形态，是不考虑政治后果的（即激进如极左）；而一旦当权就要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不由自主地成了老右！这一条在墨西哥革命家马德罗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废奴主义的共和党在1850-1860年间的激进立场，既表现为鼓励约翰布朗式的恐怖主义，更表现在反对联邦补偿南方废奴损失（即联邦购买奴隶予以自由），也反对南方要求的低关税，（马克思主义和马歇尔主义都主张高关税的贸易保护），同时拒绝解答解放黑奴后的黑奴安置问题，（种植园承担不起黑奴作为自由工人的工资），那么解放后的黑奴数量既庞大，生活也无着，结果是什么？有点不言而喻。

如无联邦的帮助，南方不能迅速废除奴隶制的困难是明摆着的。卡尔霍恩之类的种族哲学，只不过是对这种现实困难拖延不决的自我解嘲。而共和党等北方废奴主义者，仅仅是重复着"人人平等"的空洞教条，威胁南方"不废除奴隶制就怎么怎么滴"，――>共和党倒不见得真的打算要战争；顶多只不过是为约翰布朗之类鼓鼓掌。但是在南方居民看来，就是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道义围剿即将付之行动。

如果说北方鼓噪了战争（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式的博弈手段），则南方的激进派如戴维斯就选择了钓鱼岛主义式的战争挑衅――>毫无必要地炮轰萨姆特堡！这样就既将林肯政治解决南方问题的法律渠道封死了，又将北方对南方的同情者推到了联邦主义的位置。从此为废奴而鼓噪的南北方，成了为中央集权的联邦主义而战。双方都以为战争是很快就会结束的焰火游戏，都轻率地选择了战争。他们都错了！

工团主义是工业社会崩溃的环节及工会

工会与工团主义的异与同；
马克思主义赋予工团主义的道德优越感；
工团主义爆发的周期，与经济危机周期一致；
工团主义是工业社会崩溃过程的(一环/现象)；

 

工团主义与工会尽管表面上都是“工人组织起来”，但区别就在于，工会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博弈，而工团主义是不择手段，而且完全没有底线，甚至不惜伤及无辜；目的并不在于劳动合约的改善，而在于强迫企业在产权上让步，让工人直接接管企业，占有利润，占有企业，甚至驱逐（消灭）资本家。工团主义称之为社会进步，是生产力决定的，不可改变的末来，为此伤害的无辜是为了进步付出的必要代价。

工团主义在私有制角度是明显反人类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被作为真理后，工人自以为“养活了资本家”，以资本是万恶之源，侵占人家私有财产时，反而有了道德优越感。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就“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并不是资本家的剥削加重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工团主义者，要完全颠覆私有制革命的成果，回到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金字塔顶必须是工团主义贵族！

相比之下，工会的博弈，顶多就是集体撕毁劳动合约，杯葛老板（企业）。当债务劳役制被废除后，（即制定了《破产法》），由于工人个人负担毁约赔偿限于个人已有财产的承担能力，同时对大量人的小额赔偿的诉讼，基本上是得不偿失。而企业如果毁药，多名工人诉讼企业赔偿背约责任，只要企业没破产，几乎都是一诉一个准。因此工会即使是在合法的范围，也是处于对企业的博弈优势。

工团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劳动价值论”的精神支持下，完全无视了企业管理的技术专业特点，无视资本家对于企业利益的劳动贡献，无视资本家的所谓资本，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的家庭（家族）省吃俭用的劳动积累，投入再生产当个傻逼大模范的，剔除破产的部分后，不无幸运因素的生还后的结果。工团主义对经济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小农意识驱动下的，平均主义民粹的乌托邦。

工团主义由于将体力劳动“正义化”，当他们为了强调体力劳动的“真正价值”时，就会将知识当成臭老九，闹出些毛上帝制造毛灾大饥荒时的大水利大钢铁大灭四害亩产万斤这些不懂装懂，（毛帝的水利同样是不讲科学的蛮干的结晶）。而当他们头破血流时，又将将脑力劳动作为无差别劳动，而仅仅体现在“等级”的差别上；以免冲突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在事实上恢复了封建等级社会。

工团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民粹化；特别表现为，工团主义的狂热分子，既不是企业中的技术工种以上的中工层骨干，甚至不是已经上岗的就业工人，而是一个企业中面临被淘汰的劳动力竞争劣势的工人为主。这个群体在经济危机时由于企业面临裁员和倒闭的风险而急剧扩大，同时在岗的工人也害怕自已在危机时态下岗，而更可能暂时袖手旁观。（从侧面说明，经济危机时，老板勉强硬撑未必是上着）。

因此工会是可以长期存在的，而工团主义在西方就是周期性爆发的，与经济危机周期一致。今天左派的历史教科书中，（包括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书籍和文章），所谓西方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绝大部分实际上所指的是工团主义，而非工会的博弈。而工团主义作为一个政党执政，则只能是在战争前后，或大萧条这样的工团主义暴潮才会出现。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工团主义是工业社会崩溃的过程现象。

在东方出现工团主义帝国，则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给斩尽杀绝了；换言之，私有财产已经被取缔了，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经济的全面崩溃，工团主义自以为是的傻逼工业化，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从而无一例外地造成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所以工团主义并不是什么“自已的利益最大化”，而是民粹主义的，以侵犯私有财产为目的，被基督马恩毛孔儒的伦理加以神圣化的反人类暴行！

违约成本低的市场适用(中介 保险）而非监管

家政市场是主雇双方的民事协商；
家政市场的成本主要体现为服务契约过程中的违约成本；
家政中介适用于缺乏彼此信任的家政市场；
中介实际上是“信用中介”，中介降低了低信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在撇除了刑事法范围的相关犯罪后，家政市场的纠纷，主要就体现在家政合约的悔约违约的民事纠纷上。凡民事纠纷，往道德上纲上线者，是最缺乏公德的行径。家政服务的采购方“家庭雇主”，目的是用自已可以腾出来的余钱，希望买回一点生活的余闲，（对于一周工作60小时的双职工来说，“闲情懒惰”显得特别可贵），是相对边际的利益；但因而认为雇主就是强势群体，就是错误的。

正因为对家庭雇主来说，请保姆是相对边际的利益，也就是代价过高，家庭是可以放弃的交易利益。那些“不得不请保姆，不请就活不下去”的孤寡残弱，是国家能够提供多少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不应该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要求本来就是穷苦群体中的保姆们，“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做保姆不收钱”，——>正如道德分子对商业企业所作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这样家政市场就纯粹是主雇双方的民事协商问题。

违约的成本分别体现在家政业务双方的“不确定性成本”上，因相对利益的大小，东主与保姆双方的最常规行为有所区别。雇主作为相对的利益，除非是遭受严重的犯罪侵犯而不得不求诸如司法保护，否则碰上保姆一方违约，更多地会选择息事宁人，别请一位。而再请保姆时，就会把经验所证明的“不确定成本”打入工薪之中。通常是提高工资增加可靠性，同时扣压下部分工薪作为风险保证金。

而保姆一方由于工薪收入相对已有财产来说，显得比较重大；如果遇到违约纠纷，就会倾向于求助司法；但其数额又相对比较小，甚至连诉讼成本都抵不上。因此此类纠纷经司法渠道是无效益的，更不要说“上访控告私人家庭扣压工资”，简直就知所云。保姆一方仍然按“合则做，不合则不做”的原则，可以拒绝抵押身份证等不合理要求，要求支付半年薪水后，同意扣压部分薪水，达成劳资妥协。

由于“扣压薪水”实际上是对保姆一方的权益的侵损，因此此类要求一般是在“较高的工资”基础上。此类折衷还有很多方法，象基本工资如常，将“较高的薪水”作为契约内的奖金压后支付。总之，做得过就做，做不过就不要强求；家政业务是建立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的。绝大部分有互信的家政服务，甚至只有口头的契约就够了；交易成本就可以非常低，双方都得到最大的交易效益。

如果主雇双方连最起码的互信也没有；那么家政契约的成立，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担保，这就是中介。传统如马克思主义文化，总是将中介视为“不劳而获的奸商”。假如劳资双方是有基本的互信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引入中介。中介撮合劳资双方，是需要成本的，不收钱的话，很多家庭就得不到家政服务，很多保姆也得不到就业收入。妖魔化中介，就如妖魔化保姆，或妖魔化家庭雇主一样，有害无益！

中介提供了主雇双方合作中“替代信用”的要素，要素成本本来是要在“更高的工资＋压后的支付＋部分的赖帐”之间，并且雇主能够承担增加的成本后，才能得到平衡。因此中介实际上是在主雇双方缺乏信任时，降低了彼此的交易成本，而促成了市场交易的完成。当引入中介后，中介向主雇双方背书契约，向任何一方承担了另一方违约的责任。而中介本身是由主雇双方共同选择的“弱势群体”。

因此一旦政府多管闲事“规范中介”，又是资格证又是上岗证又是培训班之类，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中介的经营成本，在淘汰部分中介（增加了垄断）后，在垄断的水平上将交易成本转嫁到保姆的身上（减少了穷苦人的收入），又转嫁到雇主家庭的负担上（减少了请保姆的需求），结果就是削弱了中介的存在价值。结果就是，当中介市场真的规范起来后，中介作为一个家政行业，就不复存在了。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天职是“不作为”

家政市场的问题来源于“第三方公允的公平”；
政府监管家政市场只会越监管越损害市场双方的利益；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天职是“不作为”；

 

家政市场是表现工团主义的不合理性，及工团主义相应的“政府管理起家政市场”的不合理性，及其恶劣后果的现实例子。无论如何渲染家政劳资双方的道德水准，家政雇主花钱是希望买休闲，而不可能是“花钱表现自已的道德，花钱教育保姆”；保姆就业是为了付出劳动获得收入，而不是为了向雇主表现忍气吞声的“传统美德”。

家政市场的一切矛盾细节，除了犯法，都可以表现为“家政价格”上。即使是保姆中途毁约，或者雇主为富不仁，都可以表现为家政契约的不确定性成本，或契约诉讼（一般针对雇主）上。而任何渲染保姆或雇主任何一方“天性奸邪”，都只不过是增加双方的不信任感，增加了家政的成本。政府的任何介入，政府任何指望将家政市场“纳入社保”，都同样只不过是抬高了家政成本，对家政双方都没有好处。

“互相信不过就不要勉强合作，互相信得过就长期合作”，是人人平等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希望通过“家政管理办法”规范（即行政管制）家政行为，或规定“雇主依劳动法必须给保姆买社保三金”，对家政契约增加的成本，都将由契约双方共同承担，而降低了彼此劳资合作的机会。如表面上是由雇主承担的“社保雇主支付的大头统筹部分8%等量薪水”，实际上同样是雇主为购买保姆劳务付出的成本。

因此保姆如果自以为“8%的大头是资本家（东家）出的，只有3%是我出的，保姆赚了”，这位保姆就是一头让猪头骗了的小聪明。雇主如果出得起这8%，保姆以要求涨薪的方式，完全可以全部归为已有，自已作为独立职业者再买社保，可以得到同样的保障而付出更小的成本。如果雇主是付不起的，就会干脆解除这份合约，自已挑起家务的担子。

同理，一些精明得象猪一样聪明的精明雇主，（一般是家政的女主人，象《蜗居》里那位），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已“压价”的才能，而拘谨于减小一两百元薪水，作为与闺密吹牛的资本；如果给高了保姆一两百元，就自以为丢了脸子。而殊不知，如果保姆十天半月一换，或者保姆心头压抑做内鬼，所付出的损失远远超过一两百元。经济学称为“不确定性成本”，多花一两百元买个保险，难道不值吗？

保姆被工团主义“劳动平等”之类的观念毒害，女主人之类过度精明（特别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女主人）的愚蠢，对保姆工作环境构成了的不良压力，都是双方为对方构筑了更高的契约成本，而自已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即是合作阻力构成的交易成本。双赢的合作，是一方的成本基本能成为另一方的收益；双输的合作，是一方的成本只有很低的比例成为对方的收益，甚至对方根本没有收益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撇除刑法专管的犯罪行为以外，科斯定理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可以用“市场双方中，其中一方付出的成本，有多大比例成为另一方的收益”作衡量。将此损耗视为“交易阻尼”，（SUM(交易阻尼)＝交易成本），那么“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就明确表现在，于政府的干涉，必定或多或少增加了交易的阻尼，而减小了契约双方的总体收益。（唯一得到好处的是政府的闲人）。

固然仍然很难避免一些传统人士疾呼“政府为什么不管”，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堵着耳朵。如果堵不住，就招聘些特别擅长挨骂的高手，擅长挨骂还兼通挨打的高手优先录取，往“政府家政管理办公室”里一塞,“为人民服务”。传统人士有投诉，就发挥公务员挨打打骂的专业特长，象日本人那样点头哈腰“万般抱歉”；即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天职就是“不作为”。谨记！

工团主义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什么是工团主义？工团主义与基督教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欧美的左派，右派和极右分别是那种社群？哈耶克的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
（基督教沙文主义＋欧美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
（基督教沙文主义＋欧美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基督教沙文主义＋欧美工团主义）不可避免地滑向（马克思主义 or 纳粹主义）

 

所谓工团主义，就是作为企业雇佣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客为主自封为企业的主人，侵犯了企业的资方产权利益。要求雇主资方除工资合同待遇以外，作出特别的利益让步，包括利润分成，股权分成，永久雇佣；未经工会同意禁止招聘非工会新员工；非经工会同意不准解雇员工，而无论劳动合同如何签定；工会可随时罢工，企业在罢工期间不准招聘其他员工恢复生产；否则工会可组织黑社会性质的捣乱。

按马克思主义在工团主义的定义，则是将资方与劳方的位置掉了个；出资方只能取得5-15%的收息，并且不能赎回资本。（即将私有企业国有化）。资本家不能对生产和经营发号司令；一切用人和生产安排和利润分成，由工会组织；因为工人是生产者，工人最了解企业的运作，因为生产就是财富，不存在企业倒闭破产。如果企业经营不良，则镇压资本家，因为必定是资本家蓄意搞破坏。

欧美工团主义，是欧美民粹运动的主体，也是欧美激进左派的主要组成，政治方面组织一般是社会民主党之类。拜上帝教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则主要构成了欧美温和左派。欧美的右派的表现形式，则是以宗教信仰为哲学支撑的自由资本主义，一般称为保守主义。象南美和麦卡锡那样的极右，则是指基督教传统回归意识下，由官商寡头支持的军人专政政体，实际上是拜上帝教温和左派对抗极左的暴力形式。

中国基督教社群一般分不清欧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回事。欧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但总是用“新新基督教”的宗教形式，号称是在捍卫基督教传统；而指责欧美激进左派和马克思主义是“不信神的人”；这一点，保守主义与较温和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并没有不同。但对于其他文化地区，信仰不同于基督教的私有制社群来说，就变成了基督教沙文主义下向公有制回归的道德要挟。

基督教沙文主义者（温和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支持工团主义的，这符合基督教始自伊庇鸠鲁的“社区互济换取彼此忠诚”的文化传统。欧美工团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欧美工团主义运动，是欧美社会即将步入社会主义的证据。但是欧美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基督教沙文主义仍然认同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否定私有制。

基督教沙文主义支持下的欧洲工团主义对私有制合理权力的认同仍然是真诚的；他们认同资本家对企业产权的拥有，反对将资本家视为阶级敌人。基督教沙文主义－欧美工团主义，仅仅认为私有制的富人，有做善事的义务，除劳动契约外，有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待遇的义务，保留利润再生产的“逐利”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因此基督教沙文主义－工团主义主张在法律框架内，以和平手段为主“斗争”。

基督教沙文主义－欧洲工团主义的价值观，是传统性的、双重标准的，也就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企业是“自然保值的，自然增值的，增值的部分有工人的劳动贡献”，即欧洲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虽持有不同的信仰（基督教 Vs 无神论），但有着同样的（劳动）价值观。而事实上，米塞斯原理决定了企业是终归要破产的，逐利乃是企业求生的本能。

基督教沙文主义－欧洲工团主义错误的价值观，而没有寻求市场手段的妥协，（他们要求资本家付出契约外的额外成本），必然导致资本方的拒绝，或企业的衰退，或企业对行业的垄断，造成整个社会的衰退（如魏玛德国）。工团运动者就认定肯定是资本家（犹太人）捣鬼，要不然“公平的工团主义”实践怎么会总是灰头土脸？“温和的工团主义”就此就不可避免地滑向马克思主义或纳粹主义。

德国模式最值得中国参考

德国模式最值得中国参考；
欧盟中的"左派国家"和"右派国家"；
欧元体系面临分裂挑战或改革；

将富有瑞典特色的福利社会称为"北欧模式"，会掩盖了在北欧国家中，挪威、芬兰与丹麦的政策接近于德国，而法国则与瑞典接近。英国福利水平不算太高，但强烈的凯恩斯主义倾向，"独树一帜"。英国的制度与南欧笨猪N国更为接近。由于财务质量较"瑞典模式"，英国连欧元里也呆不住。所以欧洲，欧盟，欧元区，在欧洲现实政治经济版图上，并非重合。德国作为欧盟中最大的国家，实际经济制度是比较自由的，也是保守的。对"美元霸权"喋喋不休的某大国，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德国的自强经验。德国模式！

欧洲的经济政策与德国相似的国家，至少还有荷兰和瑞士。瑞士同样是一个低通胀低赤字的国家，其结果就是，瑞典的实际福利水平甚至超过了德国，而失业率低至4%。因此欧洲尽管福利投入水平普遍性地高于美国，但其代表性的制度却迥异于瑞典模式，可称为德国模式。德国模式的国家至少包括德国，荷兰，丹麦，瑞士，挪威，芬兰，近来还可以包含波兰。瑞典保守党的新政，也向德国模式靠拢。

德国财政保持着低赤字，在两德统一前甚至是零赤字；德国的银行信贷完全没有象周边凯恩斯主义国家一样大手大脚。因此德国从足球俱乐部相较笨猪国家粗手粗脚的"德国式小气"，到普通公司稳健的财务政策，德国经济都极少有泡沫经济成分。因此，尽管德国马克一直被高估；但是由于德国一直没有透资马克的信用，而令德国的竞争力相对于周边的国家处于更有潜力的提升的状态。

反映到德国外汇顺差，总是随着德国马克的坚挺和升值而增加。德国马克也就一直处于高估的同时，也一直处于被迫升值的状态。实际效果，就是德国相对于周边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直处于扩张状态，而且是可持续性的，藏富于民的扩张。因此马克被欧元统一后，"更大顺差"的德控欧元，实际上处于为欧洲盟国奢侈浪费买单的傻逼状态。德国人怀念马克，完全可以理解。

强大的德国经济为马克的坚挺注入了充足的含金量和发展的后劲；不但确保了德国国内物价相对的便宜（比美国贵），也保证了德国财政的稳健和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切实发展了，马克就自然国际化了，德国的福利也自然地上升了；德国实际福利占GDP比例是欧洲第二；但与瑞典不同之处，德国的GDP就象美国一样，是打了埋伏的，或者说是藏富于民的。

德国福利对社会造成的负担，比表面的数字要轻得多。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德国经济在欧洲中的比重，也比表面数字上反映出来的分量，要大得多。德国大致相当于欧洲经济总量的一半。而与欧洲的GDP接近的美国的真实经济规模（实力），至少是欧洲的两倍以上。美欧真实的实力差距，值得那些建议将美元储备转换成欧元的学者们三思。（思考题：中国名义GDP达到美国一半，真实的呢？）

因此欧元经济体内，如果剔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北欧模式的话，可以认为存在着按赤字和通货膨胀的保守程度不同而区分的两个阵营，不妨称之为左翼的（笨猪阵线＋法国＋瑞典）以及摇摆中的英国。财政稳健倾向为特征右翼，以德国为代表的中北欧国家为主。欧元一体化有利于左翼推迟破产，也令德国等国家感受到了被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上是德国赚了出口得分的吆喝，让笨猪们占了德国的便宜。

因此德国对笨猪们的冷淡，默克尔对萨科奇干涉利比亚的正义全不感兴趣，原因正是德国与笨猪精明鬼左派们强烈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处于经济优势的德国，在欧元事务上将拥有越来越强烈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法英瑞典和笨猪N国如果不放弃寅吃卯粮的激进财政和货币政策，欧元体系最终会瓦解，而重新建立德国在欧洲的经济霸权。凯恩斯主义在欧洲，将首先在德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北欧模式的欺骗性和马克思主义

北欧模式的欺骗性和马克思主义；
免费的午餐让社会进步，对小农意识有强烈的诱惑力；
高福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经济发展出的能力？

 

北欧福利社会的模式，深刻反映了以欧洲传统社会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中仍然残留的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对后进社会的信仰分子们的强烈的欺骗性。北欧模式的“成功”是经不起真实性考证的神话，是需要国际劳工组织和凯恩斯主义分子这样的乌托邦联盟“正义卫道”的故事。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经过乌托邦粉饰的北欧模式，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欺骗性。

北欧模式就象马克思主义开始为祸人间的时侯一样，明明是愚昧落后的欧洲的基督教公有制传统的神话，却能伪装成“最成功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中）最成功、最公平、最有前途”的新思想，新制度。基于北欧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西斯分子，甚至新瓶装旧酒地，为他们早就已经臭名昭著的国有经济优越性理论，取了一个响亮的仿佛是“新”的名字，叫“新制度学派”！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就正如今天的北欧福利社会一样，只不过是适合其时的历史环境，将霍享索仑下的专制德国，视为马克思主义成功的样板：群众的纪律，社会的服从，无私的奉公，公平的分配，国家主导的财产，强盛上升的国力（普鲁士刚刚击败法国，统一了德国，成为德意志帝国），和西方社会首屈一指的社会福利（俾斯麦创造于1870年）。

1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的样板德意志帝国，连同死灰复燃的纳粹德国，连同向德国学习的苏维埃帝国，连同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缔造的意大利，还有东施效颦闹尽悲剧性笑话的毛帝国，都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高福利、小自由带来高竞争力”的乌托邦，又换上北欧模式的新名字，用“西方的成功案例北欧福利国家”，再次招摇撞骗。

马克思主义和北欧模式的欺骗性，或者说对小农意识的诱惑力就在于，高福利将带来高成本而必然伴随着低的竞争力和不可持续性；本来是符合生活经验的经济学常识；马克思主义和北欧模式则以（信仰＋选择性体验＋蒙太奇式的艺术创造性阉割），泡制出（高福利＝高竞争力＝可持续性）的“现实可复制成功模式”。

世间人基本上是善良的，世界上也的确有贫富差距；如果真的能够均贫富而仅仅承受一点点代价上的损失，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由此带来的公平。而北欧模式则象希特勒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许诺了一个更美好的“客观规律”，天下间不但有白吃的午餐，而且白吃的午餐还能越吃越多，白吃的午餐还可以越吃越精美。如果这种神话有一点点可能性，难道不值得为之追求吗？但是，真的有可能性吗？

北欧模式的欺骗宣传，就在于“高福利”，到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可持续性如果保证？因与果的解释，将成南辕北辙。因此所谓的北欧模式“高福利社会”，到底是“高福利社会带来了可持续性的富裕和经济增长”，还是“已经富裕了的社会，享受了不可持续的高福利的待遇，而承受了不可避免的衰退的代价？”。这就是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的区别。

当一些民主进步分子，以讥嘲的姿态，嘲笑我们的前辈被马克思主义所欺骗，甚至将中国带入了文革大跃进近亿人死难的空前悲剧的时侯，这些民主分子们，扪心自问，你们是否完全没有被“北欧模式的高福利，税收调整贫富差距”的神话所欺骗？鼓吹北欧模式“新制度学派”的人士，其言其行其邪恶之源，与马克思毛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们，能否加以区别？恐怕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瑞典模式的北欧神话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替瑞典人幸福的国际乌托邦指数；
北欧神话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瑞典君主制领导下的，凯恩斯主义驱动下的瑞典福利社会中的上流人士评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７０％颁给了凯恩斯主义一派的政治经济学家；而瑞典本身合并了工团主义的"北欧模式"，又被工团主义的"共产国际"即国际工团组织，评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还带上凯恩斯主义数学分子式的"详细评分"；这些左极分子们一唱一和的国际宣传，不知与马克思主义的洗脑水平，相去如何？

如果承认个体价值观的世界里，不存在"第三方客观标准"，则国际劳工组织之类（有时又称联合国国际某组织，又常简称为"联合国"，以便抬高狗屎的权威级别）所评估的"世界国家幸福指数"，不知代表了这些国家本身呢，还是代表了基督教的理想呢？还是操纵这些"国际组织"的一小撮人的政治野心呢？这类左翼国际组织的总部，几乎都在人道主义吵闹得最厉害的法国？

简单留意一下这些连乌有毛乡的同志们都特喜欢的"法式左派国际"的权威评分里，是否有这样的特点：第一是美国的评分不高的；大略在十几位的水平上；第二是北欧的评分是很高的；第三是古巴的评分不低的，古巴在拉美的评分甚至是最高的；第四，中国和苏联在改革前的评分都不低，一改革后评分急剧下跌；朝鲜在九十年代饿列人时，幸福指数也仍然一度很高的。这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用国际"幸福评比"的方式向公众推介"北欧福利社会"时，有多少公众能够从"高福利"的民粹许诺中醒过来，意识到这些福利分子们，只不过是与文革造反派同样理想的极左分子？了解纳粹和社会主义折腾史中的福利社会理想，对于理解为什么在瑞典自已的卡瑞森报告和2006-2010年大选，已经全面否定了瑞典自已的"瑞典模式"，而在国际左派乌托邦同盟中，北欧模式仍然神话不断，不无帮助。

如果笔者没有预计错，重庆之类的幸福指数很快就会在"第三方公允的测评"中名列前茅的；并且很可能超过上海广东这些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幸福排名"。重庆红黑粉丝们绝对可以把任何产值做成全国第一，――>文革时毛上帝创造的工业产值，特别是增长值，不也是世界第一吗？如果评价地方福利的投入的比例，比方说保障房之类的，重庆很可能还会领先于广东上海。

极左类的政策，必须依托于民粹，何况重庆的民粹成本还可以通过"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地方差距"转嫁到全国的财政负担上呢？不过如果统计一下重庆方面坏帐赤字，估计也将是全国第一的。但不要紧，举起红黑旗帜的人士和他们的粉丝们，会忽略这些难懂的坏帐，而强调某种高评分的，――>只要是脱离个体价值标准的任何评分，如产值之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确实是有优越性的。

正如苏联和毛帝国乃致今天的朝鲜，其社会主义折腾早就惨绝人寰，但欧美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左派们，仍然会勉力维护想象中的乌托邦圣地一样；在社会主义帝国统统破产以后，又会泡制出北欧模式这样的虚假神话一样；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体之中，都会继续制造着北欧福利社会的神话；――>只要你愿意相信天下间有免费白吃的午餐所意味着的"公平"，神话就不算神话。

当苏联毛帝国和朝鲜这类模范乌托邦破产后；原则上认同私有制，形式上实现了基督教理想中的均贫富的北欧小国们，大不了是象冰岛一样债台高筑破产赖帐，断不至于象毛帝国一样饿死几千万人，（北欧加起来也没有两千万人口）。这样，北欧模式作为一个不容易彻底破灭的乌托邦神话，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患者最后的避难所，就不完全是神话传说了；甚至还会诞生新的哲学呢！

凯恩斯经济学是糟糕的玄学

凯恩斯主义是糟糕的经济玄学；
向民众派发“货币”是糟糕的凯恩斯主义；
以减少失业为号召的凯恩斯主义制造失业；

 

凯恩斯的出发点不是不好，大萧条中触景生情有此想法，也是人之常情。笔者读研接触经济学时，也觉得“通胀强迫消费”是“妙计”。但货币投入的实际效果，却与凯恩斯的设想完全相左，反而与米塞斯在《货币信用》（1920年）中的预期一模一样。原因就在于宏观总量控制的“衡量投入”，实际运作中的效率却是处于完全不一样的均衡条件下，如果“均衡”真有一回事的话；而影响条件变化无法预测！
货币并不是财富，广义的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是中性的。当增发的货币是通过银行向实体经济的生产体投放时，取得货币的途径就是生产体与银行的距离。因此向企业倾斜的凯恩斯主义，实际效果相当于大企业和后进产业的补贴税，而导致新生产业的抑制、萎缩，导致产业停滞和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其效果与中世纪的王家政策向旧行会倾斜而缔造的行政垄断同盟类似。

当新增货币以超信用的方式向“高信用”的人群发放消费信用时，一方面这种消费信用实际上超出了这些人群有生之年可能获得的收入，而没有权成真正的信用支撑；另一方面少数人能够提供的基础消费购买力是有限的；因此，这些获得高信用的少数人，逼于还本付息的压力，就不可能真正用于产品消费，也不会用于投资（这是消费信用），而会用于炒卖任何可给转手的东西，而产生大量的炒作泡沫。

美国的信用卡消费和中国、香港、日本和台湾等地的“炒房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向高信用的个人发放消费贷款”导致的结果。其效果就是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照样是没有产生真正的就业；反而是所有能够炒的东西，由于流动性过剩而轮流被疯炒。实际上只不过是由于货币贬值（因为凯恩斯主义），持有货币的人宁愿转持其他物件如收藏品。这种行为本身就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

而另一些民粹主义的福利分子们，为凯恩斯主义想出的第三条路子：直接把钱按个人帐户发给消费者。这种效果类似于苏联私有化时期发的私有化券。消费者得到钱却不一定会消费，消费多少完全取决于不同个体的主观心证，无法预测。如果对未来预期不好，这些个体就会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消费。结果就是，最民粹的“向人民发钱”，社会效益可能是最差的。

原因在于危机时发消费的钱，实际效果无非是比例化地加大了储蓄的比例，——>凯恩斯主义的目的，不就是要取缔储蓄吗？于是可笑的结论又出现在凯恩斯自已的《通论》里了。凯恩斯建议所有的钱打一个限期消费的印记，过期作废！——>这还叫货币吗？和中国和苏联时代的粮票等配给票证倒相似。其结果就是象苏联的私有化券一样，持有者廉价卖出，换成能长期持有的品种，导致强烈的贫富分化！

凯恩斯主义是项糟糕透顶的经济玄学，（以后都称伪科学的经济学以更准确的称谓：“经济玄学”）。而最糟糕的应用方式，恰恰是最民粹化的“向消费者发放钞票”，其效果相当于杀储蓄之富的“均贫富”。就算不是在危机时节，也将等同于过高福利的福利社会，等同于惩罚劳动者；因为劳动收入比起“国家发的保底钞票”好不了多少，抬高了就业收入最低劳动力成本，而造成了人为的失业。

结果就是，除了在大萧条初期，出于恢复过剩产能的再生产，（过剩产能的生产本身就是制造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一点量的，在短期内有效的就业增长以外，凯恩斯主义的实际效果就是制造失业，并制造长期的衰退，伴随着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贫富差距的形成。凯恩斯爵士“长期来说，我们都是会死的”，真是成了通往地狱之门的最佳辩护词了。

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货币不是财富”。增发货币的作用，只不过是导致财富脱离私有制的转移；而货币泛滥的同时，货币本身就会被储蓄的需求所替代，而导致象艺术品等的泡沫。那么艺术品到底是投资，还是消费？显然艺术品不是“生产＝消费”流通管道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投资＝储蓄 ”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是利益角色错乱的逻辑结果。（当笔者发现张五常也用“投资＝储蓄”时…）

“战胜了通胀”还是“被通胀战胜了”？

"已经战胜了通胀"还是"已经被通胀战胜了"？
"行政限制物价上涨"比"物价持续上涨"更可怕；
让物价持续下降的办法只有一个：切实减税；
切实减税的办法只有一个：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温总理声称通胀已经控制住了；如果理解为对当前价格形势的总结，似乎就跟"中国已经征服了美国"一样可信.如果理解为对未来通胀形势的预言，则明显违反了"未来不能准确预测"的科学限制。考虑到目前通胀形势正向滞胀转化，则国家统计部门要完大谎，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工作，好好计划一下今年底的经济数字报多少，――>社会经济虽然不可能计划；国家颇权威的数字艺术，是可以随便计划的。

如果说未来的数字还可以计划，则温总理用的"已经"两个字，就更难以理解，反而让人感到，实际上是向通胀投降了，紧缩政策坚持不下去了，要开动印钞机救济国企和开发商了。房价就要强烈反弹了。所以这段利好，到底是"已经战胜了通胀"，还是"已经被通胀战胜了"，是利好还是利多，是各人自已理解了。假如温总理加上"可能"，"很可能"，反而显得更可信一点；并非是因为中庸的缘故。

笔者最担心的还不是"物价持续上涨"，而是计划经济熏陶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总理总督们，用"行政限价限制物价"的方式来强求物价下降。如果真是这样，大势将去了！让物价持续下降的办法很简单，也只有一个办法：切切实实地减税！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要达到"物价持续下降"的目的，那份为毛左特权服务的公有制国教下的"皇家宪法"，恐怕是要大修大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