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愚昧的社会建构主义

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社会建构主义；
世界民众请愿的获妥协和被镇压的一般规律

 

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系列观点中，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陈述，是值得重视的。（《rationist constructivism.1967》7）。实际上很多中国怪胎民主派，将反政府闹革命当成民主之路，就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表现。中国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等等，当然也是很典型的社会建构主义。更有甚之，中国现代文化中，将这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愚昧落后的价值观，称之为“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奋斗……”，——>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悲剧！

按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如果你我的人权利益被侵蚀，则我们任何改善自已的行为，只要不是得不偿失，就是正义的；但情况还要更复杂些。但如果我们自已的利益没有被侵犯，却“不惜别人一切代价”闹民主，这就是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就毫无区别了。原因就在于，人权个体的价值观，如果人家认为“当奴隶更舒坦”，我们就不能认为宇宙间存在着COSMOS的普适正义，可以强行改变人家的生存状态。同样的理由，中国一些人可以呼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幼稚可笑的。

但只要美国确实是一个人权价值观的国家，美国佬就会问“（干涉中国内政）我的利益在那里？”。这就是中国的左派之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之荒谬，和中国（形右实）左派呼吁美国干涉中国之可笑。“呼吁外来力量”作为中国的民主动力之一，当然算不上不爱国，但铁定是白费心机，则是明显的事实。美国宣扬“美式民主”的正义，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如果武力推广，就不再是美式民主了。

所以中国的民主启蒙，如果真的希望有点效果的话，不可能象哈耶克一样，将哲学当成正义的依据。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民主哲学”的受众，则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哲学”，跑到中国就会成为理性主义。中国的民主一定要让受众感受到柴米油盐一样切实的利益。只有当中国民众的主体，自已认为民主是值得争取的，美式民主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社会制度，中国民主具体的步骤如何实施，才提得上日程。

以此观点再考察中国自文革后的领导人，能够指责的地方确实不多。彼是否从美式民主的角度占有特权政治利益，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国民从利益上争取了吗？那么当那些自以为最进步的民主分子，面对如毛左特权工人捍卫工团主义的特权时，又如爱国鬼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无恶不作的时侯，你的大刀，有勇气向极左鬼子的头上砍去吗？还是联合鬼子反政府去鸟？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看中国的民主，将会认为任何时侯，政府都是统治者，“擒贼先擒王”，摆一个民主的皇帝上台，就可以从上而民“设计民主新社会”，——>连号称波普尔哈耶克的信徒，都违犯了哈耶克对此的谆谆教诲，——>曾记否？老毛就是这样上台的！真是夫复何言？？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否最直接体现在这些脑残革命家的身上？

哲学的特点是无约束的，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要求是无穷尽的，而令开明执政者，不得不放弃妥协，武力抢回“正义标准”更省事。参考其他社会的常见规律去理解传统执政的群众党的政治行为：当民主是作为一种利益去争取时，总是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但当民主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和（政府的）容忍时，必定最终被镇压。这也是在中国的民主，不能靠哲学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当“民主”被利用为小团体侵犯他人权益的追求时，则迟早被镇压，如美国对工会暴力性运动的镇压。恐怕这将是毛左特权工人难以避免的结局。

而将民主作为国民的切身利益时，则不可回避的结论就是，民主从“市场经济＝人权＝私有制＝去特权”的角度，应该从当前能够解决的主要矛盾做起，从边际特权开始做起，用自已的利益要求，让主子党放弃狗腿子阶级。真正有效的民主进程，是几乎没有流血风险和动乱风险的，柿子先捏软的毛左特权阶级之类。就象英国光荣革命的前夕，特权已经捏得七七八八，还担心不会民主不能平稳过渡？

中国目前的失业率达到40%-60%

最大的危险是治乱循环：乱了，更乱了，却更不民主了；
改革要避免成为动乱的折腾，需要在“什么是美式民主”达成共识；
选择了北欧社会主义，就是选择了北朝鲜；

 

国内民主意向的各派人士，对埃及事件的关注，大致上可归纳为“中国是不是也会乱或更乱”；“中国如何着手改革，才能达成民主。这两个问题笔者都关注，最担心的结局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治乱循环：乱了，折腾得更乱了，却更不民主了！根本性的分歧却是目标的分歧：所以改革的目标，是那门子的民主？如果是美式民主的话，首先就不能否定人权和市场经济，从消除现有特权入手。

避免动乱，就要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基本是非原则，从而确定目标是美式民主，“个人主义（户籍居民一人一票）——>地方主义（一地一票）”的联邦制。否则如“反户籍制度正义论”之类，则又没有什么好改的。这一条与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有很大的冲突，又被邓同志无意之间，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上判了死刑，“８８群体是要建资产阶级的联邦共和国”——>邓是抬举了这些怪胎民主派。

最后才是如何达成美式民主的改革目标的路径。笔者的观点一如既往，“只能由枝及干地建立自治社会”，“可以从县政开始”，把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伤面子的事情，下放到县市一级，在地方财政压力下完成；第一步向浙江温州这类“小政府”的行政转变。如果地方是民主了，根本不用担心中央不会民主。从地方开始，中央也根本不必担心局势失控，就算有群队事件，也会限制在县市一级。

很多人拒绝民主进程的理由，在于断言式的“市场经济将拉大贫富差距”，“市场将会形成垄断”的信仰。（即《通往奴役之路》）。而事实恰恰相反，垄断正是因为缺乏民主，市场经济会抹平人与人的贫富差距，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同样会抹平如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贫富差距。由于这些人的其现实行为阻止了民主进程，也将不得不视为极左类，尽管其中很多人自以为是“民主的左派”。

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场干预，劳动力和就业供应就向向均衡态转变。全社会失业率按美国计是4%左右，目前由于中国低估人民币输出失业和通货紧缩，美国失业上升到10%弱。（但生活水平一点没下降，因为中国低估汇率补贴美国消费者）。而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率达到40%-60%（大城市失业率最低，约40%），农村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80%！实际上是公有制（政府干预）造成了巨大的失业！

中国极高的真实失业率，才是农民工会出现的原因！这才是中国会有计划生育的原因！这才是中国人口太多之论的出处。而实际上，根源就是由于“生产创造价值”的错误观念，人口就不再成为人力资源，而成了人口负担！换言之，如果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就会魔术一般解决失业问题，4%不奢望，10%的全民真实失业率，就够咱们美的。但改善的效果差异太大了，“进步分子”“不相信”。

“交换创造价值，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人权，完整的人权得到完整的收入最终抹平”的简单逻辑似乎超出了进步分子的理解能力，（不奇怪，茅于轼都没有能够理解）；但这些人似乎又对笔者闹不明白与自已利益有何关系的“哲学”，水平那是特高！笔者“推荐”容易懂的“单一逻辑哲学”米塞斯的著作（科学理论），也恐怕是白费心机。如果不能理解笔者的博文逻辑，大概也读不懂米塞斯的经济思想。

实际上选择了东方的制度，却祈望西方制度的好处；既希望左派国家包干的乌托邦，追求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中国既没有北欧的资源，也没有消化中国这类“资源出口”的市场），又期望美式民主的自由和充分就业，怎么可能呢？当你选择了北欧的福利制度后，，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马恩毛和朝鲜金王国的制度。这是很多“民主派”没有意识到的。

中国闭关锁国搞等级社会

人权是最高尚的公德，也是最高尚的私德；人权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
人权不可侵犯意味着强硬，但常常停留在“对等自卫”上；
拜上帝教贫嘴没有侵占特权，毛左现实侵占特权；
为什么一些没有现实分享特权的也被视作毛左？

 

西方之所以“乱”，是因为人权天赋，全部言论审批步骤成了狗屎；互联网之所以“乱”，也是因为干扰了以上标准答案的审批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缺乏信仰”，意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传统卫道士当成了狗屎！又或者，当卫道士戴上爱国的高帽子，给你扣上汉奸的大帽子，你就放弃了自已的人权，大刀向极左鬼子的头上砍就心软了，任极左宰割！那么卫道士对你就大获成功了！卫道士成功了吗？
人权行为逻辑上是毫无歧义：1)自已人权产权是否被侵犯？这是任何讨论前要先明确的前提，除此外不存在任何真理标准；2）如果自已回答“是”，向对方提出商讨，尽量和平解决；3）对方拒绝，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回到第2步）如果自已回答是“否”，既然双方是信仰的冲突，信仰应留在私的领域，则“反问，质问，哲学”之类，谁“跟我们谈哲学，就跟谁绝交”，大刀不用砍去“Good Bye”！

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绝对的人权！无比的强硬！任何指责靠边站！从人权的角度上看，杀人本来是不好的，但如果是为保卫人权而杀人就是正义的，叫正当防卫；武力本来是不提倡的，但如果捍卫人权是必须的，则是自卫；骂人本来被称为痞子，但如果是捍卫个体观点的利益发言权，则骂人也成为“正义的骂”！捍卫人权，就是最高尚的公德，也是最神圣的私德，这就是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人权行为的逻辑表现出最强硬的捍卫自身的权力坚持，但实际上至此自终停留在“对等自卫”的水平上，否则就是防卫过度，后果自负（包括法律后果）。但是对等自卫仅仅是一种原则，而必须从属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而绝对准确地判断“何为对等”，本来就非人力所能保证。因此当毛左拿着某种主义声称“绝对不放弃特权”，而被奴役的奴隶为求解放砍掉毛左的脑袋，实在难称“防卫过当”。

在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分子（可能顶着民主派的高帽子）看来，反击意识形态分子的个人主义者言行是“富有攻击性”，而实际上是个人主义者“捍卫自身发言权的坚决性”。正是在这种以最坚决态度和对自已损害最小的策略捍卫自已的天赋权力的个人行为，在人权公民社会中就形成了捍卫个人主义宪法和共同法律契约的强大力量，人权社会因而就无需孔子这类圣人了，——>孔儒的徒子徒孙，称之为乱！

毛左与拜上帝教尽管都是理性主义者，但现实利益却有明显不一样之处，那就是拜上帝教是贫嘴，并没有占有特权利益；所以从“对待自卫”的角度，在拜上帝教加入到其他占据特权利益的群体阵营以前，只需要拒绝拜上帝教就可以了。所谓“加入特权利益阵营”，并非一定是拜上帝教信徒直接领五毛，而是假如他们采用实际行动，阻止人权者如针对毛左的自卫行动，则视同毛左的一分子！

毛左群体是占有特权利益的群体，这些特权利益必须放弃！而毛左一直宣扬暴力侵吞国民利益，历史行为记录也非常恶劣。那么，当国民强迫毛左放弃特权，比如说关闭祸国殃民的亏损国企，毛左铤而走险闹文革时，对毛左的武力执法，就不能称为镇压，而是国民的自民行动。部分没有享受行权，仅仅因为崇拜毛主席而加入毛左阵营的，视同毛左一分子。

阻止大刀向侵犯人权的鬼子头上砍去的人，就是鬼子本身，帮助强奸犯的女性，本身同样犯了强奸罪！有些卫道不明如此规则，迷糊“怎么成了毛左啦？”。笔者不妨直陈个人观点，特别是对那些看到埃及游行就怀念再来一次88的拜上帝教式的怪胎民主派。任何把毛左特权阶级先于政府的运动，都不是民主的；任何和毛左联合起来反政府的，都是毛左运动，任何和毛左联合的，都是毛左极左鬼子。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尽可能采有和平手段，是中国国民的良好愿望。但是否被迫动用武力，决定权不在国民手中，而在于特权既得权益者和他们的同盟，特权既望权益者的手中。“绝对不能动用武力强制执法”，效果等同于“绝对不能执法”，毛左类只需要装糊涂顽抗，就可以继续盘剥中国社会了。因此，推进到改革攻坚的阶段，如果不能在“强制执法”方面得到国民的授权，则最好暂时别折腾。

或问，“如果现政府是毛主席太祖的天下，和毛左狼狈为奸，怎么办？”，又或“如果领导向希特勒同志学习，援引成元首打黑法，怎么办？”，前一个问题简单。毛左表面上是“政府的依靠”实际上是包袱；毛左反政府复辟毛太祖文革的念头非常强烈。万一政府真的那么蠢，则埃及突尼斯之类前车可鉴，所以笔者断定政府不是左的，政府没有那么蠢。至于后一个问题，GOOD QUESTION！

为什么中国卫道士认为民主社会很乱？

为什么孔子伟大值一尊雕像？
为什么传统卫道士认为"民主社会很乱"？

对于习惯于领导同志发布标准答案的后进社会国民来说，应了解到领导同志下面，人民群众之间，同样有大量热衷发布各自标准答案理性主义者。这些人既可以为虎作伥成为领导同志的有偿的五毛，或义务的鹰犬；也可以成为自立山头拉邦结派的革命家。前任领导同志如蒋总统的标准答案如果令国民不舒服，难道继任毛主席的标准答案，就让国民很幸福了吗？反思的人并不多。
领导同志不得不牺牲狗奴才，维护标准答案权威性的困难，就是维护传统等级社会的困难。维持稳固的上下等级关系，以便领导同志的标准答案"政令畅通"，一直事关社稷安危。而实际操作中，永远是"一抓就死"，死的是领导同志的君权；"一放就乱"，所谓乱的就是领导同志控制不住社会了。可见既要标准答案能用，又免冒牌混杂，等级社会的系统工程，自古以来多么艰难。

如此艰难的任务，国学儒教能令中国成功维持了两千年等级社会，培养了到今天仍然不乏前赴后继重于泰山的狗奴才，则强调上下秩序的孔子哲学，自然领先于"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孟子，而成了显圣之学。大圣人教导杀你全家还要你感恩戴德，如不满意还要灭你九族那叫"教育群众"。孔子既然贡献如此伟大，大石头塑像立在天朝门广场，那才称得上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传统卫道士说"西方民主社会很乱"，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说，"民主社会竟然没有等级，民主社会竟然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竟然没有青天大老爷，竟然没有标准答案，天哪！好乱哪！世风日下啊，缺乏信仰啊"，这就是他们眼中的"没有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他们是说"等级混乱"，建议重点对照一下东方孔儒卫道士和拜上帝教，对照这些类型传统卫道士，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同。

西方民主不乱，东方和阿拉伯国家的闹民主，很乱！从通钢事件看，即使一些所谓的"民主启蒙者"认识也是混乱的。这些人鼓动用暴力颠覆政府，另一方面对毛左既得权益者暴力抗法，视之为"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反抗"，又鼓动小农分子暴力冲击城市私有工商业所谓反户籍制度，在缺乏全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前提下，鼓噪根本不可能运作的全国"一人一票"。

尤其令人难以理解，这些脑残革命家完全无视当朝者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给毛左特权工人阶级胁迫的，却"联合毛左闹革命反政府"；明知大城市户口不可能解放全中国的人民，却偏偏"反对户籍制度，取缔全中国农村的自治权！"，真的不知道，这些脑残革命家，到底是真的脑残，还是高度精明的极左鬼子，他们要的是那门子的民主？还是仅仅宣扬他们的"新一代皇家"标准答案？

当我们发现"美国亡中国之心不死，中国要闭关锁国搞等级社会"，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转移主要矛盾"时，是否也意识到，"民主必须反政府"，也是另一种标准答案？如果认为以大局为重，要承认这一标准答案，就等于必须牺牲国民识别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判断权，放弃判断"反政府后怎么办"的质疑权；，也就等同于马毛派"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实现以后怎么办，实现了再说"的同义表述了。

事实上一些如拜上帝教之类的人，恍惚唯恐天下不乱似的，联合所有极端团体包括毛左类反政府，目的大概是要建立"左倾的基督教中国"，左倾是为了民粹收集民主，"基督教中国"就以为脱亚入欧了，（日本也不是基督教社会）。这些拜上帝教联合毛左，迎合毛左的政治主张，认为要颠覆政府重构社会（注意这个词，参考哈耶克《科学和社会主义》），是否算是毛左分子，还是国民各自评判吧。

主张标准答案者将失去发言权

等级社会的"标准答案发布权"和人权社会的个人观点发言权（言论自由）；
任何标准答案必定理性主义的，必定是取缔个人观点的
主张标准答案者同时将失去个人发言权；

卫道标准答案的文革斗士，上来就扣帽子，相当于"传递标准答案（圣旨）"的太监所为。但是等级社会的"标准答案"是需要等级证明的，而在"得到证明"以前，援引等级社会的疑罪从有原则，就是"假传圣旨"，罪大恶极之徒。把理性主义者的卫道士砍掉，既使按等级社会的游戏规则，也算得上是维护社会秩序。自古这类精熟于扣帽子的太监如卫道，给人家倒扣一顶帽子砍了，那是不计其数。

二月河的清宫小说中，有一些这样装糊涂的官，把传圣旨的太监当成假传圣旨的无赖砍了，就深得其中之妙。如果砍不成，这些太监还会秋后算帐，你不砍它，它就会骑上你的头上撒尿。把这些卫道士砍了，反正狗奴才有的是，皇帝老儿领导同志也不见得会真的为一个死了的小奴才，跟大家伙翻脸。皇帝老儿多半还会说，"都怪这奴才不会办事"。这种奴才那真是死得重于泰山呢。

所以就算真的是代主子传达标准答案的狗奴才，对臣民发布标准答案时，也应该学会中庸一点，堆上笑脸"不关我的事，是上头的意思"，否则人身危险大大的有。更何况是那些正义感过高，自告奋勇卫道的义工，给人家砍了也是白砍了。而且是不砍白不砍，你不砍他，按等级社会的游戏规则，他就会骑到你的头上撒尿。把这种家伙制成北奸肉，也算是他小人家求仁得仁，咱们就替他小人家超度了。

所以即使象强迫人家打胎的计生办这些人，如果不会办事给人家砍了，只要砍得妙，也只不过是这奴才不会办事。笔者屈指一算！多半领导同志是会谅解人民群众的；（算不准莫怪）。连领导同志亲派的奴才传达标准答案，尚且如此危险，则一些所谓的怪胎民主派，一肚子政治野心发表新一代标准答案，搞些"理性主义哲人王的民主"，其自杀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笔者对于网友将所有扣帽子为主业的五毛专家一脚踢开，是完全理解深表支持。这是简化问题，避免冲突的最有效方法。反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必然提供这样那样的标准答案，必定是取缔你我的个人观点发言权的，或真或假的，与之纠缠反而会麻烦日理万机的领导同志跑来当裁判，或者有碍国家大计。所以在网上扣顶帽子，在真实单位就把这种人开了，在利益场合就把这种人砍了，准没错！

天赋人权，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已利益观点的发言权。但既然能成为标准答案的卫道士，否定了个体利益的发言权，也就否定了狗奴才自已的天赋权力。所以标准答案发布权与"个人观点发言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当一个人主张标准答案发布权时，就是主张他人不具备个人观点发言权，必须遵从他的标准答案。对这种人倒霉就在于，当他否定别人的人权时，别人未必放弃人权，却可以不把他当人办了。

所以同时拥有标准答案发布权，和个人自由观点发言权的人，只有领导同志本人。冒牌领导同志是很大罪的，疑罪从有！大刀即可向这种涉嫌冒牌伪造的头上砍去。对于标准答案发布权所有者的领导同志，个人观点就是标准答案。而对于被领导的狗奴才来说，被领导下就不要再谈言论自由了，也不要指望在外人面前还有人身权利。柿子专挑软的杀，其中巧妙之处，只能是understand，别无其他解释。

所以即使仅仅是为了钻营，也必定有更聪明的狗奴才会冒牌发布一些"假的标准答案"混水摸鱼；等效于"冒牌领导同志"，即使站在等级社会的标准上，大刀就向他的头上砍去，准没错！就算杀错了，也只不过是维护领导同志崇高的清誉，所以戏台上"皇上怎么会强抢民女？肯定是败坏吾皇声誉，拖出去砍了！"，未必全假。今天时髦点，民女改称"民主，法治"，一刀砍掉狗奴才，风险可以管理。

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为什么春秋笔法没有真实的历史？道德史观目的是“引导行为”
为什么大历史观不会伪造历史？实体历史学目的是“研究人类行为”
通史作品没有“引据价值”，中国文人重结论不重方法论；

 

笔者曾经总结过《现代历史学家》并特别指出历史学家一定要先解释其方法论，以说明其处理历史资料的筛选原则；看历史也需要首先明确这些学者的方法论，了解这些学者自已的社会利益，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方法论。对中国学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用理解的，——>清楚得很！这些学者没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千篇一律就是马列道德教条，进步反动阶级斗争发展论之类的陈词滥调。

笔者进一步总结了《历史学家的三种类型》，其中第三类属专项史学家，第二类就是通史作家，第一类是考古家。这三种类型对应着《历史学的三个层次》。实体历史学大致处于通史类，但由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所以不会引用其他通史类作家的“通史观点”；但会参考其他学者的方法论的合理部分，如布罗代尔。

至于波普尔奋笔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历史学中本来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如马克思和斯本格勒，甚至包括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rvrianos等人。Starvrianos的《全球通史》，实际上是一部挂羊头（通史）卖狗肉的历史哲学（全球史观），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从Starvrianos的著作，可以看到西方左派－基督教沙文主义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几乎等同的。

在中国历史教学中，“通史类”作者常被看作是“集大成者”。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结论多于方法论的意识形态文化。重结论又表现在“是否我们一伙的”表态，而不细究其究竟。模棱两可之间，今天的革命权威，明天完全可以在同一部著作中，打成反革命的学术权威；此乃意识形态的特点。在实体历史观看来，这些“通史”在历史学中是最没有参考价值的，仅胜于历史哲学而已。

实体历史学不总结任何历史哲学，并不加区别排斥任何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不是没有用的，就是邪恶的”，这一点与波普尔《历史决定论中的贫困》大致相同；只不过波普尔不知怎么搞的，用哲学批人家的哲学；那他自已就“不是没用的，就是邪恶的”。实体历史学排斥历史哲学的理据与科学排斥哲学一样：实证三要素的要求！

将实体历史学以外的所有非实证类历史（称之为道德史观）对比，会发现历史治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历史学是为了预测人类在现实的行为而研究，所以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取证方式，都与实体经济学完全吻合；而道德史观的目的，则是为了规范现代人类的行为符合某种道德标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是常说的“舆论诱导”，把国民的思想锁进保险箱，永不变色。

所以实体历史学力求真实，因为不真实的取史预测不出不真实的行为，并力求历史中的所有解释都合适科学的逻辑，而不愿涉及无关紧要的浩如烟海的“细节传媒秘传”；相反，道德史观春秋笔法，既然是为了“舆论诱导”，则伪造历史也是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历史只不过是塑造今天人类灵魂的道德素材库，在道德史观的笔下，“真实”是一种有害的元素。

“通史类”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对历史的个人理解，好处是可以当成文学作品读；对于了解一部连贯的历史的发生，帮助确定曾经出现的历史实体和可能的场景，是轻松愉快的，也是有必要的，但仅此而已。通史不能作为他人的个人观点的引据，其他人的历史观点必须独立于通史解释自已的方法论和历史材料的选取规则。笔者在大历史观－实体历史学中最大的成果不是“自已的观点”，而是可分享的方法论！

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实体经济学符合科学三要素；
实体历史学符合科学三要素
实体历史学完全等价于实体经济学；
实体历史学完全忽略了人物、道德和情节；
实体经济学和历史学都研究人类的行为；

 

由于取证的立足点不一样，笔者的经济学方法论，与马恩毛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几乎完全相左，唯独与奥地利学派大体相似。至于历史的方法论，就更是独树一帜。大概原因是因为笔者的特点就是广泛跨科，广泛复合。一般的历史学者如果在基础考证上远远超过笔者的，在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实体经济学类型的掌握上，估计给笔者的学生提鞋都不配。

国内外研究经济的学者，如果不是忙于给写五毛行情报告收取庄家报酬，就是在近150年“官方经济”数据中阉割以证明自已认定的真理，引入几个数学微积分吓唬一下不懂经济学的读者。其中的佼佼者就算如科斯先生那样不如所云，也可以把诺贝尔奖评委唬得一楞一楞的——>试问诺贝尔评委都是经济学家吗？经济学的实证标准是什么呢？诺贝尔奖有一半颁给凯恩斯主义主义的学者，说明什么呢？

笔者的实体历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学。如果从研究的目的来说，实体历史学所谓的“历史规律”，就是按历史经验，判断今天的人在同样的利益条件下的最大概率的行为；这与实体经济学，按照个人利益自利的条件，判断社会个人和社群经济行为的最大可能，研究目的和实证标准完全一致。历史学和经济学无缝衔接，历史和现实无缝衔接，却明显有别于“经济史专业”。

所以历史学是否是科学，也要看是什么历史学。实体历史学完全符合实证科学三要素的要求，当然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主要描述的是无法考证的人物和品德故事，为塑造人物和品德符合当前政治需要，而选择性阉割甚至伪造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细节）在实体历史学的大历史观之中一般是没有意义的。

大历史观中完全不考虑个人甚至社群的道德评价，因为“人性本私”的进化论结论，令历史中的所有人与今天社会中的任何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这就令道德与历史行为之间完全没有有价值的参考关系。同样，由于实体历史学需要明确实体利益和在历史过程中的生老病死，通常的个体人物的生活情节，也变成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实体历史学可能取证错误，但完全不需要选择性阉割任何历史实证内容的。

实体历史学是在明确场景要素如“拜占庭缺乏海军”后，运用已经知道的各种实体社会学和生物学等任何已确定的科学规律，解释每一个场景之中的确定情景，如果确实是确定的的话，相应的客观条件是什么，而相应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这样每一个确定场景提供的可信信息，就比古老抄本上的资料多得多了。多个场景的的前因后果连接起来，重现一个过去的社会的场景，尽管是大维度却仍然真实可信。

在米塞斯、哈耶克和波普尔三位前辈之中，米塞斯系统是符合天无二日单一逻辑要求的，以“边际效用”为真伪标准的体系；而边际效用如果按照门格尔的解义，则可以理解为人权断言。因此尽管米塞斯不接受进化论，但在同样基于同样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笔者得出了与米塞斯几乎相同的所有结论，并与哈耶克据同样逻辑依据的所有结论基本相符，如《通往奴役之路》。

但当哈耶克脱离了米塞斯体系后，老哈引为自豪的哲学，就成了多逻辑体系，尽管笔者完全理解哈耶克的每一篇演说所针对的“意识形态对手”是合理的，但是不得不指出哈耶克的哲学体系，从头到尾没有与“人权”挂钩，至少在《代议制政府》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也显著表现出对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无知。详细介绍哈耶克逻辑错误将是一篇大文章，暂免。至于波普尔先生，免了！

低估人民币实际上就是低价出售中国的具体表现

对外极低价，对内极高价的“宁与友邦，勿予农奴”
不得不卖国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保留国企专营垄断权，就不得不卖国！
银行业被垄断经营，民族资本严重缺乏，不得不卖国；
国际资本对中国没有恶意，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坏事；

 

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取消了祸国殃民把持着国计民生的国有专营垄断特权，则纵使有人要向西方资本“卖国”，也是无“国”可卖；反之，只要国企不死，只要行政垄断尚存，中国如果不是低估人民币成为供奉欧美实物税的现实殖民地，就是扶植大批靠专营垄断权“致富”的俄国式“私有”寡头；或者是干脆将奴役国民的专营垄断权低价卖给欧美资本。此彼其时，就是“有国可卖”！

如果说欧美资本“亡中国之心不死”，不如说国企特权“亡中华之心不息”！妖魔化美国（资本），无非就是国企垄断亡中国之心害怕曝光于国民众目睽睽之下！只要清除了国企公有制的特权，则美国资本无论有没有亡中国之心，第一不可能“买下中国”，第二“强买中国”必定血本无归；第三与中国平等互利，必定培养真正富起来的中国公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最害怕的中国未来！

国企公有制的专营垄断权的保留，特别是银行产业不能放开市场经营，既造成了民族资本匮乏而不得不廉价受让于外国资本，又导致专营垄断权无论旁落于“私人”或是“外国”，都象如“公有制垄断”一样后患无穷。拒绝外国资本的结果，又导致不得不低估人民币廉价出口。保留国企专营垄断权的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卖国；如果不是为了卖国，何必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所谓美国资本低价收购中国资产根本就不存在的。除非是行政垄断的专营权转让给美国，否则美国资本就算有心收购中国，也只不过收购了一堆坏帐，（美国人不会这么蠢）。先不谈由于存在着主权壁垒，美国进入中国的资本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民资本，高价低价根本不影响中国国内的资本存量，所谓“防止美国低价收购中国论”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五毛论调。

由于美国人不可能直接用美元收购中国企业的股权，所谓欧美资本收购中国，实际上就相当于卖一笔资产（外汇）给中国政府控制的央行，然后才能换取买中国资产的筹码（人民币），这样低汇率本身就直接造成了“美元资本收购中国”的现实，——> 低估人民币向美国出口补贴了美国，实际上就是“低价出售中国”的具体表现！

美国人正在廉价买入整个中国和中国的产品，五毛爱国鬼子在嚷嚷“人民币不能升值”的同时“不要让美国人低价收购中国”，真是高度的五毛专业素质！而国内外资本本应一视同仁！实际上所谓到中国来的“国际金融大鳄”，就象中国民间资本跑到非洲混高一点的边际利润一样，是欧美资本中相对弱小的，同时也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一部分。

中国文人如何视美国资本是妖魔的，今天的非洲人也同样视中国资本为妖魔。相信不需要多久的时间，五六十年代没收西方资产的国有化，就会发生在中国投资非洲的资本身上。中国国际化资本被无偿没收，这种事实际上已经发生在中国在秘鲁和赞比亚的投资身上了。所以外资尽管承袭了义和团主义的长期妖魔化，其实是对中国完全没有威胁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恶意的。

中国资产对国内出售则高溢价是国民“低人权”的表现。对外出售的低估值则是，恰恰也是中国本身是特权等级社会所致，是米塞斯原理造成的资产贬值所致，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套现。无论出售不出售，都是快速贬值的。“不让美国低价购中国”作为拒绝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理由，其实是一个正反馈的自洽逻辑的恶性循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恰恰是中国资产（包括中国人权）重新估值的经济要求。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封建主义的旧社会

Alfred.马歇尔偷换了“边际”概念！
为什么马歇尔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
瓦尔拉斯没有发现边际效用，A.马歇尔没有理解“边际”

 

笔者是否独立得出边际原理，笔者不是非常肯定。本博的“剪刀差”实际上就是边际成本的意思，但与几种“标准”的边际含义都有所区别。另一方面，笔者很早在学习管理学时就已经接触过“边际成本”的概念，边际效用的在不同经济学派中的歧义，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笔者应该说是受过“边际”的提示，独立发现了几种边际概念的不相同之处，而常常大量使用自已“发现”的剪刀差概念。

边际革命宣判了亚当斯密－李嘉图－JS穆勒（mill）和马克思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死刑，A.马歇尔则以将边际效用偷换概念的方式，让已经死去的古典经济学“死而复生”，办法就是将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商品数量和效用负相关”代替了消费者本身的边际效用的判断，从而将本来是个体价值的“边际要求”，偷换成了第三方判断的“理性人＋短缺”，而构成了今天中国文人所以为的“西方经济学”。

A.马歇尔的偷换了边际效应后“复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按需分配”的可能性的同时（即共产主义不可能成立），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相反通过偷换边际效应为“均衡”，而在逻辑上等于说“社会主义是终极解决方案”，并且继承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自基督教中世纪的完美社会主义以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弥漫起来，并由马歇尔的努力，再此而“科学”了起来。马歇尔之所以在明确既得利益前提下“力挺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封建主义的旧社会。马克思义除没有认同贵族既得利益，一切观念与旧基督教文化完全没有冲突。马歇尔无非是向主流社会，卖了恰当的“学术产品”而已。

将边际效应对古典经济学的否定，通过偷换到均衡的概念上又重新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关键在于瓦尔拉斯描述是边际中的一种效应，而不是边际效用本身，（注意边际效应与边际效用的区别）。瓦尔拉斯的边际效应“商品的价值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并同消费价格正比例”，通过“递减与增加成比例”增加假设性的断言“成线性关联”，那么瓦尔拉斯将边际效应函数化前提就成立了——>所以是错的！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瓦尔拉斯没有发现边际效用，其函数描述的边际效应也是假设性的即函数关系是不成立的，根本不存在（P=k(C/V)）的近似函数关系，（P价值，k常数，C消费价格，V商品量）。用笔者的剪刀差来解释，那就是尽管知道“两个人一个上山，一个下山，如果只有一条上下山路，两人必然相遇”，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何处相遇，而每一座山地形（曲线）路径也是迥然不同。

因此笔者使用的剪刀差之“凡渐增的成本与渐减的收益，如无条件更改必定不具备可持续性”，仅仅是知道“不可持续”的剪刀相合的事实，而不能预测何处及以何形式完成合拢。同理，边际效应也仅仅是知道“必定存在一个极限无效益的边际”，而不可能预先知道如何达到这一边际，以及达到边际的形式。举例说，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但无法预知每一个人是怎么死的，何时会死。

由边际的确切含意，可以发现马歇尔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边际”，而将边际视为管理学中的“管理极限”即产权弃置的条件。尽管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满篇都是“边际效用”，实际上指的是边际效应。马歇尔涉及边际的部分无一归属经济学，经济学中如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完全没有考虑边际。在边际和短缺的面前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成立，仅仅是逃避边际约束的马歇尔经济学，当然也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

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伪科学；
绝对的真理标准，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科学事实也不能说服“信仰”者时，公众如何面对信仰者侵权的事实？

 

自亚当斯密起，经李嘉图及JS穆勒为代表的，到1870年以前已经进化完毕的“古典经济学”，是没有考虑边际效用限制的，即假定“劳动价值论，分工生产论和生产创造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建筑在（进化完毕的古典经济学＋还没有开始进化的进化论（发展论）＋已经死去的基督教等级伦理（减去）基督教的神＝马克思自已是神的“基督教”），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人与人的矛盾绝对化的的新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际上还没有出生就已经给事实枪毙了，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仇恨对马克思主义新上帝的科学歧视”。不妨回顾一百多年来，当马克思主义理屈词穷时，就会用“嗅屁眼（立场），验血缘（阶级）”的方式，将反对方称为“因为是资产阶级天生的立场，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 。如此也就有了“千万不要忘记自相残杀”和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毛式大自杀。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科学性，不是建筑在实证依据，甚至不是任何第三方的标准上的，而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不接受的就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标准，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伪科学的话，参考第一条”。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真理标准。个体价值无所谓真理，绝对的真理标准，也就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以弱者的正义名义，野心勃勃奴役全人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既然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说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更别提“用理论”说服马克思主义者了！试想毛左连毛灾都可以否认，连朝鲜的现行大饥荒都可以否认；可以往东欧西美找些洋五毛的学者崇拜“马列旧社会”的粉丝文学当证据，试问这些已经自我说服的“不缺信仰”的教徒们，还有什么事实能说服他们？洋五毛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是非主流了，但在东方仍然占据着封建世袭的特权，怎么办？

又如天朝《乌有消息》采访“罗马尼亚有89%的人怀念齐奥塞斯库”（参考消息－乌有新闻部）珍贵新闻（听说乌有网故意误作“美联社报道”）；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得票率只有0.4%！大概又说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让主流马克思主义选民，统统临时变卦投了反马的资产阶级假民主一票。乌有网在“转载”时，却没有转载最后一句话：“怀念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对现政府不满，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

试想民主社会有那个国家的国民，对政府是满意的？乌有消息报这一“实地调查”，其实什么也证据也没有调查出来，但是乌有毛左就找到了“说服自已的证据”（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权力）。类似的选择性手段，袁黑明粉类从似是而非的辩证中，也不难找到明朝“御史部风闻奏事”有多么象美式民主的，以说明明朝是多么先进美好。反驳这样的“证据”，不如注意谁真的被忽悠了。

实际上不但说服东方产的马恩毛左不可能，就算用事实说服欧美原产的洋五毛学者，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后进文明面对东西方巨大的现实的差距，至少也会有“中体西用”的学习虚心。但是当这些虚心求道的传统人士到西方取经时，很难指望得到西方“自私自利，事不关已”的人权主义者的推介。东欧巨变埃突小变，马克思主义卫道者声称是“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人家连辩解都懒得理会傻逼的问罪。

让东方取经人深感“宾至如归”者，不是热衷传教的基督教沙文主义者，就是破口大骂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逐利不讲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洋五毛把西方吃不开的，复辟中世纪黑暗天堂的社会主义，热情推荐无私奉送，保证东方传统卫道一听就懂，（比人权社会好懂！）。万一东方灭绝人类的科学试验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这些西方洋五毛还会代为掩饰“毛主席的朝鲜没有饿死人”。

迷信马克思主义已经到“绝对信仰”的程度，基督教沙文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却能联手指责中国公众“缺乏信仰”，也难怪能坦然面对一百多年来尸横遍野的现实教训！当这些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信仰分子陷入自我说服的正义状态中，指望他们能够有所反思是不可能的。公众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当这些传梁性精神病患者表现出要“公众性命”的暴力倾向时，那怕是从公众自卫计，怎么办？

诚信不是义务 守法不是义务

人权自卫绝非不义，乖乖受死不是美德！人权是最高正义！
"义务"不是道德，诚信不是义务；守法不是义务；
守法是个人的选择，违法也有自由；"恶法"因而总被废弃，善法终能保留；
"违约成本极低，违约收益极大"的契约，不违约就是没有诚信；

人权自卫绝非不义，乖乖受死不是美德！依法自卫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道德，也不是一种义务。因为人权是最高正义，从自卫出发，任何其他正义靠边站，法律也不例外。法律中有恶法，可能本身就已经在侵犯我们自身的力益；但从我们自已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仍然应该尽可能"依法去自卫"，而避免因为对抗恶法的威力（假如有的话），造成额外的"自卫成本（损失）"。

所以在人权法学之中，"义务"不是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契约中的利益交换。信守义务尽管意味着成本的付出，但也有契约交换中得到的收益，并同时有"此人守约"的称为"诚信"的利益性质的无形资产，降低了其他（和日后）的契约成本，从而方便了自已与他人（和社会）的合作。如果交换创造价值是正确的，那么有诚信的人，从利益上说，自然也就比没有诚信的人，会活得更好更安全。

所以守法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违法的自由，无非是违法就要付出违法的代价而已。因此当一种法律违法的收益，要超过违法的代价时，这条法律就将不复存在，而在人权社会中被废除。这就是守法不是一种天然义务，诚信不是法律义务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法治"并不是稳定的社会状态，只有经足够多的国民力量的利益认同（不一定正比于人数比例），法治才成为稳定的社会利器。

因此以为"（部分人）习惯就是传统，传统就是法律，传统法就是传统等级秩序不容侵犯"，是法盲卫道可能是非常聪明的侵权借口。不必跟法盲废话；哥们，公民们！准备自卫吧！因此提醒一些聪明的毛左鬼子，如果打算忽悠民众"特权立宪"，只不过是白费心机！立宪本身无所谓正义与否，不再于"特权阶级是否希望立宪"，而在于国民权益是否认为立宪是划得来的妥协买卖。

英国立宪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代表了英国贵族利益的英国王室，清楚地认识到王权专制在米塞斯原理下的日益削弱，而主动地寻求与国民利益的和解；其次当时(（英王卫道能力－容留英王权益）>0)，其中（英王卫道能力＝国民消灭英王的成本），因此才存在打个折扣，成交立宪的可能性。这个互利条件在毛左特权阶级的今天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毛左特权只有如何消灭的问题，不存在"特权立宪"。

毛左本身就不是贵族特权的代表如英王。相反，毛左是贵族特权中的被淘汰者，以致于不得不大呼小叫地要"颠覆修正主义的现政府"，换言之，毛左的特权利益约等于零；其次是毛左特权工人自身难保，如非傻逼革命家联合毛左闹革命，毛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根本没有卫道的能力。只要没有傻逼再理睬毛左，毛左就死定了！毛左居然还有脸与能挑起内战的英王相比拟！？可怜？可悲！

挑起内虞的英王查理的脑袋也给砍了下来永垂不朽了，毛左却"拒不妥协，让毛牙捍卫毛左的特权"？！第三，如不杀住几十万毛左的狮子大开口，就会冒出几千万上亿的趁火打劫的毛左人民群众！连傻逼革命家也会摇身一变"新毛左"！这又是无底洞！！毛左特权"立宪"费用极大而无边际，相反消灭毛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因此公众应该和当权者谈和平，毛左不是当权者，不要和毛左浪费唇舌，

就算毛左骗得一纸之"宪"约，对中国公众来说，违约成本也可以忽略，而违约得益极大！所以毛左的唯一希望，就是运用民粹骗取传道良心卫道的眼泪；能骗来傻逼革命家当炮灰，就是毛左的成功。那么各位传统派人士扪心自问，你们的中庸之道的心魔，是否让你们心软了？毛左避免家破人亡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公民社会平等大众中的一员！毛左的命运在毛左自已的选择之中，公众响应就行了。

社会主义是奴隶制社会的反扑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大悲剧中的戈培尔；
马克思只不过是在哲学上号召社会主义；
马克思本人向（短缺原理＋边际原理）彻底投降了
马克思是可以被原谅的；马克思的徒子徒孙是不可原谅的！
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就接近于最开明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几千年等级奴隶制社会对人权解放运动的反扑！

 

兰格的“虚拟市场＝虚拟民主”，象今天在互联网上搞两个点击选项，就代替了国民政治投票，就是一种“虚拟民主”；人民先进代表大会里一起举手，也是一种虚拟市场。非要搞“虚拟市场，虚拟民主”，目的是不让私有制（承担决策成本风险），算是“公有制的妥协＝君权选举代表制=贵族寡头制”，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虚拟决策”，是在承担产权损失的成本的产权所有人缺位状态下作出的。

在社会主义的悲剧大厦里，马克思只不过是广告部首位“戈培尔”。整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基督教“教皇代表上帝向弱者倾斜，让逐利的私欲付出代价”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权神授的政治伦理。只不过是教皇和基督教会，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继承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已。甚至于所谓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或明或暗地谴责了“资本逐利”，对君权神授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的臣服。

开始撑起社会主义悲剧大戏的是“静态均衡”的瓦尔拉斯。如果不是假定社会经济是“均衡的、静态的”循环系统的断言，就不存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将经济学写成道德的庇古为“均贫富”提供了哲学空间，首先付诸实践的是俾斯麦，第一个建立完全计划经济体系的是鲁登道夫，首先付之“对同胞暴力革命”的是列宁斯大林，而首先对异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希特勒！

在东方最拙劣地抄袭西方的是毛主席；机灵地用货币代替税收，躲过了西方人权社会监督的是凯恩斯主义！而对计划经济“可行性”虚假论证的就是兰格这些“数学家”。马克思只不过是在哲学上号召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词典中，社会主义是终极的美好公平的天堂的形容词。只要听马克思的话做傻逼，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自动完美无缺地到来。至于社会主义的实际可行性，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头诸卷，发表在边际革命出现以前的５－１０年，为马克思在愚昧的东方传统社会赢得“经济学权威导师”的御封！而这位“政治经济学”导师在1870s年代边际革命出现后，自动取消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创作和出版。《资本论》后几卷是马克思1883年死后，由恩格斯这些门徒从马克思的遗稿中，整理后在1890s出版的。人贵有自知之明！马克思本人彻底投降了！

马克思先生在生命最后十几年，认识到“马克思这个傻逼”是根本不懂经济学的文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资源短缺”、“效用边际”，（等等），这些基本的要素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换言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受“能量守恒”“熵恒增加”“成本效益”限制的超级神学；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话，那绝不是“经济学”，而是“上帝创世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是国王，而且是上帝！

马克思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哲人王，一个投机政治的野心家，一个利欲熏心的文字匠；所谓言论自由，马克思除了写书胡说八道，没听说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坏事，那么一百年来追随马克思谎言的人，一百年后仍然推行马克思“经济学”，用马克思的名义招摇撞骗的东西方传统卫道特权士，用“向弱者倾斜”的名义鱼肉公众，请问这些罪行又如何辩护呢？

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一个“宣传家”忽然之间忽悠了无数脑残造成的宣传灾难，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也绝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远里说，人类社会原始群体以内就是社会主义。往近里说，文艺复兴以前80%的生产资料归教会控制，西欧基督教社会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最开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不过封建极权政治以民粹面纱下，对人权解放运动的一次历史反扑！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虾兵蟹将成群结队的原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接近于最开明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大悲剧中的戈培尔；
马克思只不过是在哲学上号召社会主义；
马克思本人向（短缺原理＋边际原理）彻底投降了
马克思是可以被原谅的；马克思的徒子徒孙是不可原谅的！
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就接近于最开明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几千年等级奴隶制社会对人权解放运动的反扑！

 

兰格的“虚拟市场＝虚拟民主”，象今天在互联网上搞两个点击选项，就代替了国民政治投票，就是一种“虚拟民主”；人民先进代表大会里一起举手，也是一种虚拟市场。非要搞“虚拟市场，虚拟民主”，目的是不让私有制（承担决策成本风险），算是“公有制的妥协＝君权选举代表制=贵族寡头制”，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虚拟决策”，是在承担产权损失的成本的产权所有人缺位状态下作出的。

在社会主义的悲剧大厦里，马克思只不过是广告部首位“戈培尔”。整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基督教“教皇代表上帝向弱者倾斜，让逐利的私欲付出代价”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权神授的政治伦理。只不过是教皇和基督教会，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继承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已。甚至于所谓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或明或暗地谴责了“资本逐利”，对君权神授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的臣服。

开始撑起社会主义悲剧大戏的是“静态均衡”的瓦尔拉斯。如果不是假定社会经济是“均衡的、静态的”循环系统的断言，就不存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将经济学写成道德的庇古为“均贫富”提供了哲学空间，首先付诸实践的是俾斯麦，第一个建立完全计划经济体系的是鲁登道夫，首先付之“对同胞暴力革命”的是列宁斯大林，而首先对异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希特勒！

在东方最拙劣地抄袭西方的是毛主席；机灵地用货币代替税收，躲过了西方人权社会监督的是凯恩斯主义！而对计划经济“可行性”虚假论证的就是兰格这些“数学家”。马克思只不过是在哲学上号召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词典中，社会主义是终极的美好公平的天堂的形容词。只要听马克思的话做傻逼，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自动完美无缺地到来。至于社会主义的实际可行性，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头诸卷，发表在边际革命出现以前的５－１０年，为马克思在愚昧的东方传统社会赢得“经济学权威导师”的御封！而这位“政治经济学”导师在1870s年代边际革命出现后，自动取消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创作和出版。《资本论》后几卷是马克思1883年死后，由恩格斯这些门徒从马克思的遗稿中，整理后在1890s出版的。人贵有自知之明！马克思本人彻底投降了！

马克思先生在生命最后十几年，认识到“马克思这个傻逼”是根本不懂经济学的文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资源短缺”、“效用边际”，（等等），这些基本的要素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换言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受“能量守恒”“熵恒增加”“成本效益”限制的超级神学；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话，那绝不是“经济学”，而是“上帝创世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是国王，而且是上帝！

马克思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哲人王，一个投机政治的野心家，一个利欲熏心的文字匠；所谓言论自由，马克思除了写书胡说八道，没听说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坏事，那么一百年来追随马克思谎言的人，一百年后仍然推行马克思“经济学”，用马克思的名义招摇撞骗的东西方传统卫道特权士，用“向弱者倾斜”的名义鱼肉公众，请问这些罪行又如何辩护呢？

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一个“宣传家”忽然之间忽悠了无数脑残造成的宣传灾难，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也绝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远里说，人类社会原始群体以内就是社会主义。往近里说，文艺复兴以前80%的生产资料归教会控制，西欧基督教社会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最开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不过封建极权政治以民粹面纱下，对人权解放运动的一次历史反扑！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虾兵蟹将成群结队的原因。

计划经济的内核是数学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数学理性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力”是数学理性主义；
米塞斯和O.兰格的“社会主义可行性”争论；
O.兰格“数学证明”了“听证会”“党内民主”和“君权神授”

 

否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主导作用，也就从根本意义上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即否定了“社会主义价格计算”的可能性，——>米塞斯的表述可能不太通俗，如果改为“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需求确定和成本控制的可能性”，就更容易被直观的了解。米塞斯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的立场，自然而然就与芝加哥学派中支持社会主义的“数学统计权威”兰格(O.Lange)针锋相对了。

O.兰格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专业利益集团自利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些专业性技术人员，不是实事求事从国民利益出发，而是从强调自已专业部门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而对某些社会命题作理性主义的主张，典型的语法就是“别人不懂他的专业，所以他对他的专业以外的事务拥有最高发言权，或他的专业的地位至高无上”。

兰格的行为方式，既可见于如茅于式１８亿亩红线中，拂袖而去的国土局和储备局青天老爷，也可以见于计划生育中理应继子绝孙的院士，甚至可见于“地球变暖论中”“学习环保”的大学生……，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哲学卫道士，“你不懂哲学，所以人间利益真理在我的手中”。兰格本人则是典型的“数学理性主义”，因为他兰格的数学是权威（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系领导）！

所以如果数学能够精确地代替市场的自由选择，在准确计划全民经济的同时，可以为兰格他本人带来最大的政治权势，而令全体国民在全民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成为无利益的人科动物，——>个体价值的判断能力，在兰格式数学面前成了“伪科学”。而米塞斯则指出“个体判断是经济学的终极标准”，即笔者所称的“人权是价值的原子判断单位”，具有判断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个体意义。

因此根本不存在数学可以存在的常数关系，也不存在统计学可以存在的均衡状态。（与笔者批判均衡经济学“看得见的手”的假设完全一致，其中说明统计不可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实证依据是因为“现实不确定性”，理由一模一样）。因此社会主义在取缔了市场的情况下，不可能准确“计算”出价格，（笔者的话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控制成本和社会损耗）。

兰格则同样以高深的数学公式，“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虚拟的市场计算出“等效于市场的价格”的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逐利本能造成的道德沦丧。所谓虚拟市场计算，说穿了就是“党内民主”，“代表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几个人民代表听证会“对价格满意不满意”，兰格就以为“计算得出了生成成本，准确预测出了消费需求” ，——>是否有效，中国国民早就有切身体验了。

自以为解决了“社会主义大难题”的OsKar兰格同志，芝加哥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大权威，对“提出社会主义计算难题”的米塞斯反唇相讥，说“幸亏米塞斯提出了计算的问题，让社会主义在正式运作前准备了听证会”，建议苏联授予米塞斯科学院士的称号，给老米立一尊雕像，——>斯大林还真的照办了！米塞斯当然“作民心虚”没敢上莫斯科任职，但在美国“自由社会”，却也没有米塞斯的位置。

如果以为兰格同志的背后只有苏联和华约国家，那就小看了围剿米塞斯的联合阵线。如果明白“货币就是税收”，那么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兰格同志在经济学上的数学理性主义方法论，乃是芝加哥大学和其时如日中天的弗里德曼的杀手锏。结果米塞斯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公敌”！一直到６０年代末大滞胀了，这些凯恩斯主义者中的反叛者如弗里德曼，才想起N年前的米塞斯，原来是对的。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勇气面对现实

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勇气面对利益逻辑的现实？
传统卫道士如何偷换出“爱国就是中国的王八神圣不可侵犯”？
民主启蒙就是“启蒙利益逻辑”——>“(你/我)的利益在那里？”
(利益逻辑＋单一人权标准)可以检验“任何口号”是否最终符合自已的利益；

 

(利益逻辑＋单一标准)就可以达到科学式的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的效果。很多传统知识分子实际上并非不懂逻辑，而是不愿意接受逻辑的结果，或没胆量接受与传统习惯相冲突的逻辑结果，从而构成了“多逻辑的信念”，连同不懂逻辑的哲学高手们“乱糟糟的”，共同构成了那种自已说不明白，就说别人“根本不懂哲学”的“哲学”——>这就是没有逻辑的表现！（思考题，why?）!

“人权”或“人道”，分别作为逻辑的单一标准，其结论将是完全相反的；尽管“人权”的结果，几乎都可以达到“人道主义”宣扬的“天堂效果”。但要明白，五千年中外传统文化，基督马恩毛孔儒道佛连带真主安拉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人道主义”而建立的；那么“人权主义”的利益逻辑结论，就必定是与传统文化从小的灌输截然相反的。试问，您能接受吗？还是要把人权“驯化”回传统的轨道？

正如今天的“西方医学”早就不是“西方传统医学”，西方的传统医学是"SPA"！但中医卫道士们，却是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医学 Vs 西方传统医学”，转变成“中国的医学 Vs　西方的（现代）医学”，而在实际上把“中国传统”给主义了起来，而把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替老百姓作主，不要西方那一套（医学）”。您是否因为“爱国”的理由，上当了吗？

这套逻辑也完整无缺地复制到“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医卫道士”（虽不绝对，十有八九），其利益逻辑也就从“(中国孔儒传统 Vs 基督教传统沙文主义）=道德治国”，偷换成了“（中国的孔儒传统文化　Vs 西方的人权普世价值观）”，而理所当然地“替老百姓作主，不要西方那一套（人权，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您又上当了吗？甚至变成义和团一分子还自以为“爱国”？

“中国的王八，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王八”，中国人杀王八就是“反对中国”，这就是中国传统卫道士的正义逻辑。您又上当了吗？(利益逻辑＋单一人权标准)的用处，就是帮助中国人跳出“跟着口号发泄闹革命”的治乱循环状态，学会从“我的利益在那里”，从自已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指导，懂得“自已的大脑是自已的利益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个人主义，或称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所谓“民主进步”并非闹革命，并不一定要流血的必要，尽管我们无法排除流血的可能性；因为选择权不在我们手上，而在于那些不理智地撰着特权不放的毛左等特权分子的手上。如果毛左特权分子选择了流血自杀，我们也只能自卫出发，奉陪到底。而所谓的“民主启蒙”就更不需要赴汤蹈火，无非是“逻辑启蒙”，让国民学会懂得“我的利益在那里”原来是至高无上的正义，民主自然水到渠成。

(利益逻辑＋单一标准)可以校对所有口号、主张、观点人等，是否真的符合我们自已的利益；也可以校验自已的本来“乱糟糟”的诸般多逻辑主义（多重标准）的观点，有那些是自相矛盾的。象一些“代表了农民利益的小农分子”，不去反对公有制和国企这些体制内特权利益，甚至说“国企垄断好”，却反对居民税后国民福利的“户籍制度”，简单的利益逻辑清晰显示，这些怪胎民主派就是毛左！

(利益逻辑＋单一标准)清除了利益契约上的歧义，在互利的基础上就没有了利益上的背叛；永恒的利益的基础上，就有了永恒的朋友。这样的朋友（盟友）可能在开始时不算多，但有一个是一个，有两个是一双；有多少共同点就有多少共同的利益，有多少利益就作多少的“共同利益的维护”。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交换创造价值！

中国式诡辩：拉起虎皮作大旗，掉掉书包吹牛皮

中国式诡辩：拉起虎皮作大旗，掉掉书包吹牛皮；

缺乏逻辑却不缺乏信仰的基督马恩毛孔儒类传统知识分子们，其"不允许妥协的信仰"，正如米塞斯所描述是"基于直觉"的多逻辑体系。这些照信仰的指示"无逻辑乱咬"的人士，相信直觉甚于相信利益逻辑，相信哲学超过相信科学实证，相信道德多于相信公约的法律，相信自已"永恒不错，刀枪不入"，多于相信别人的刀枪可能不给"刀枪不入"丁点面子。
这类"相信直觉口号（断言）＝沟通"的中国特色的信仰，完全不考虑多断言之逻辑冲突，倒也大大减小了"思考的能耗"，符合低碳环保的生产力进步，特别适有于中国的人科动物们成群结队。如近来时髦"微博"，毫无逻辑空间的只言片句而已！当年〈毛选〉编辑多浪费交易成本，打后那位博主蹬腿见了上帝，讣告者在微博抄几句"至理名言"就成了"XX博主语录"了！特先进的生产力！

传统知识分子此种多逻辑的直觉性行为，常以另一种更能提高自信，也似能令"碰触觉"的同类蚂蚁倾倒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中国式诡辩的名著章节掉书包！一种可以在朋党中博得阵阵掌声的陋习，在中国这样的理性主义的文化社会中，常被当作是"博学多才""旁征博引"的特异功能。以至于有一位毛左道德人士，居然能把"美国宪法"掉书包作为道德的制高点，称"美国也是道德治国"。

这些死记硬变方面具有特异功能的被填鸭人士，以个人偏好选择出来的"名人词句""名篇断章"，被煞有介事地堂皇登场，一时间恍惚"论证充分的模样"，――>此正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中国传统的八股文（议论文）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是从科学的实证标准出发，试问除了这家伙和"某些个名人可能如此认为"，证据呢？实证呢？全都没有！JUST Nothing!!

如非认识到"名人语句不构成实证"，那么固然不可能在阅读之中一本本地去翻这些家伙或真或假的"名人语句"是否属实，（有些五毛不但捏造哈耶克，门格尔……的话，居然连笔者"黑爵"的话也敢捏造！用来骂博友！），就算是找到小波波"三百年殖民地"（其实是乌毛党的创造品）或断章取义，第一真是原作者的原话吗？第二原作者真是这种意思吗？第三是否不允许读者对原作者有其他的理解？

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象笔者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的来龙去脉的话，而引用此句彼句的"博学"，对自已的知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算笔者已经对奥地利学派掌握到如此程度，也只不过是"笔者个人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解"，可能别人对米塞斯、波普尔、哈耶克的作品有另样的理解？以谁为证？就算拿书来字字校对，能保证是作者的真实意思？把逝者从阴间抓回来作证做裁判？

因此名人名句不构成实证，不过"发言者个人观点"而已。所以如果没有理解的，就不要引用名人权威的话，如果已经理解了，就不用引证名人权威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学无书"！书先是越读越厚（读出了问题），然后是越读越薄（成了自已的知识）。所以当一些人开始掉书包为论据时，实际上已经说明他们是缺乏利益逻辑的动物了，如果您真的去翻书本字字查证，脑残的不是他，是您！

这种小学生老师检验同学们有没有课外阅读的权威式八股，并不仅仅见于中国式诡辩的年产几千万篇论文的大作里，同样见于欧美左派学者的同类八股文章，象那位《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就是其中一位。然后再看看咱国的大中小学是如何教育的？"你敢有独立的观点，等你出了名再说吧！（现在你要做名人的跟屁虫）"――>标准答案权威着呢!　"独立思考"？那么西方的特色，咱国能学吗？

向弱者倾斜造就全民弱者

人权原则排斥一切道德的（民粹）的指控；
“向弱者倾斜＝向弱者投资”的庇古式经济学将造就“全民弱者”
“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为全体公民提供了最完善的社会保障；
“破产”是公众认定需援助的弱者的标准；
资本主义让投资者毫无后顾之忧地“投机创造价值”；

 

“人权是左右派的金标准”特别强调“人权不是人道，人道透支人权”，因此完整的左右派金标准是“个人主义是左右派的金标准”或“个人主义原则下的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是左右派的金标准，等同于“理性主义必定是左派”和“任何人的个体利益和利益观点的发言权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所谓“扣帽子”的道德谴责当然地不成立了。人权原则的目的就是排斥一切道德指控。

正因为个人主义的人权原则才是左右派的金标准并有严格的界定，所以一些读者“轻轻更改了人权标准”，称“是否支持市场经济是左右派标准”，笔者是不敢认同的！当“自由平等”的概念都可以被偷换时，尽管“人权原则＝个人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但这些等价是在个体价值观的“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才成立的。一旦抽走了人权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

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向弱者倾斜”就是“向（生产）弱者投资”，经济学的特点就是“投资啥收获啥”，因此当整个社会“不惜一次代价”“投资弱者”时，整个社会当然就变成一个人人都是弱者，“弱弱相报何时了”的脆弱社会了；反之，“优胜劣汰”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一个人人是强者的社会。表面上看是哲学，实际上符合实体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并在人类社会中得到验证。

将同情弱者作为“强者的选项”，并不是真的要抛弃弱者，无论是从人道主义，还是从天有不猜风云，减小个体生存过程中的风险的角度，都应该对大量的暂时性弱者（即处于困境的强者）加以必要的援手，对于少量确实不能自保生存的“弱者”，在公众自愿承担救助成本（包括公共保障法，慈善和捐献）的情况下加以援助。资本主义这种看似“靠个人自觉”的援助效果，构成了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

如果对照一下社会主义作为“最人道”的社会，对“残疾人”作出了多大的社会保障，就更可以看出“向弱者倾斜的公有制社会”是多么虚伪（或者说无能）！美国作为“弱肉强食”的大本营，作为凯恩斯主义最受抵制的国家，作为实际税收最轻的国家，财政收入的60%是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对比中国的公务员都是“科举”的精英中的精英，而“美国公务员”中的60%是残疾人这样的市场就业不足者！

国家是令（就业＋社会保障＝国民福祉）最大化的工具，本地的廉价劳动力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实际上就是由本地政府向“人权维护的弱者”在公共就业上，在本地税收的支持下，提供了对口的保障性就业的供应。最“冷血逐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弱者的温情脉脉，对比最“人道”的社会主义如朝鲜或毛帝国，甚至对正常劳动力公民的冷血无情，是否是天堂与地狱的“辩证统一”？

强者（公众）帮助弱者（少数困境人士）的标准，不能掌握在“弱者”的手上，否则将形成对公众的道德劫持和“寻租‘弱者’特权的食利阶层”。但强者认定弱者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市场经济发明了“破产”以识别“弱者”。破产者可以撇除所有债务并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必须保持在社会最低的消费水平上，从而实现了与进化论完全吻合的“保障的原则和义务”。

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现了交换创造价值的“利已”与“利他”的毫无冲突的逻辑统一。社会保障令社会交易中最大的生存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成本被平均化了，从而允许逐利投机者更肆无忌惮地寻求最大化的交换逐利，也就是所谓的投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和破产机制，实际上就是为工商业者解除后顾之忧，让社会公众尽情地投机！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

为自已的利益说话难道有错吗？

传统文化如何变成道德治国？
“我们的王八”首先是我们的，然后才是王八；
个人主义道德归于个体，不存在“道德制高点”；
道德治国辩证法下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对事不对人”

 

道德治国观，作为后进文化的后进劣势的癌瘤，就在于不容易区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也不容易区分“传统习惯（道德观）”与“习惯法”的区别，不能区分“否定传统侵犯人权的部分”与“否定本民族”的区别，而混乱于“传统的美德”为什么不能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否定了“自我否定反省”的天赋权力，“传统”就与“道德”与“道德治国”等同了。中国也就成了所谓的“汉奸”文化。

当传统超越了人权而成为绝对的道德标准后，对于传统的反思也就与叛国一类等同，也同样被用于类种姓后进社会的卫道了。对于自已的传统文化之取与舍，读高中时看过的电影《达契亚人》的主人公之一达契亚国王Decebalus与女儿公主的对话很有代表性。其中情节是希腊化的达契亚王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竞技之类的聚会，也是献给神的一种宗教典礼而开始，正是反映了传统希腊传统的矛盾。

正常和平年景里，这些“奥运会冠军”可以拥有崇高的地位和理所当然的妙龄少女发出的尖叫，自然是人人争先To be No1！但万一不幸发生战争，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些奥运会冠军就要作为献给神的最好的礼物，作为祭品被割断颈动脉后活活烧死！（自然“英雄”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电影中的王子在不知道战争发生时勇夺了冠军，恰此时图拉真发动了进攻——>王子要做祭品了！
悲愤于王兄将无谓而死的公主，质问了父王于传统，此时的Decebalus（历史中实有其人及其国）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这是我们达契亚人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也许不够好，但它是我们的传统！否则我们还叫达契亚人吗？”，达契亚灭亡了！传统文化完蛋了！——>我们的王八首先是我们的然后才是王八！试问今天“捍卫传统”的卫道士，是否也是持同样的“传统主义”而自以为代表了社会的正义？

可见传统卫道士之民族主义正义“你还是中国人吗？”，如果不是从“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法理的原则出发，反诘为“你还是人吗？”，正义卫道几乎是所向无敌！此所谓“道德制高点”——>如果是在个体价值观上，还存在“道德制高点”吗？制谁？制自已？事实上一旦违背了“人权”是非原则，只需要用辩证法就可以将任何“正义道德”用于反面，也可以将任何特异行为解释为道德。

举例说，《罗伯特议事规则》中“不准质疑对方的利益目的”，也就是常说的“对事不对人”，本来是为彼此利益博弈出最大化的互利方案提供必要的交流条件。因此此间的“事”指合作的利益方案，而“人”则指代表着一方利益的主体。《罗伯特议事规则》实际上是在人权原则上的双边协商方式的协议，因此一旦脱离了人权利益不可侵犯原则，禁止“退出争论”的自由时，就变得荒唐绝伦。

传统卫道最经常的攻击就是参议者“维护自已权益”之所谓“为自已的利益集团说话”（实际上针地发言者的道德攻击），而被拒绝时却又被称为“扣了帽子”！此即所谓“对方违反了游戏规则，难道我方还有遵守游戏规则的义务吗”的命题了！因此《罗伯特议事规则》本来是“不准攻击对方利益”变成了“不准谈自已的利益”，——>传统卫道会喜欢这样的“议事规则”的。

更有趣的是，有意模糊了人权不可侵犯的清晰原则的所谓“中庸之道”（人权原则黑白分明，利益观点立场何须中庸？），常常以居高临下的道德制高点，放过了传统卫道违反议事规则的行为，却揪住人权主义者反击的“不可你玩的”一瞬间snapshot！从道德意义上裁决“扣帽子”不道德，反击自卫不道德，“不合作”不道德……！——>还是道德！所谓的中间派就成了传统卫道的一分子了！

改革可以渐进，但不应南辕北辙

户籍制度改革“新方案”，所有人都不会满意；
改革可以渐进，但不应南辕北辙；
为制造农民工而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凯恩斯主义的垂死挣扎；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社会“民意”，可以很好地发现“毛左＝民粹＝怪胎民主派”的规律。最新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估计是一个谁都不满意的折衷方案（折衷不是妥协）。“大城市限制户籍”，“中城市就业为条件”，“小城市无条件开放户籍”，大城市要为any农民工提供本地平等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不够钱让地方纳税人小市民加倍掏钱。中央财政只管“政策公平”，不包地方亏损。

对于那些梦想挤进大城市，把自已异地失业的责任怪在本地居民纳完地税要福利“太自私”上，甚至拎出个炸弹要炸死自私自利的小市民，为孙志刚报仇雪仇（广州地铁爆炸纵火案）。这些怪胎民主派的主力军，自然对于“小城市开放户籍”是绝对不满意的。尽管怪胎民主派声称代表了十亿农民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根本就不是农民，天生就是“小城市的户籍”！

对于大城市地方财政来说，“开放本地福利”等于花钱建了无限制的贫民窟，而且全中国的贫民陆续有来。这是一个无底洞。开始时可以垄断了保障房（实际上是用住房国企代替了房地产市场）恍惚可以多创造点GDP，但实际上是少收了房地产税，同时增加了支出！早就已经在地方财政破产边缘，（严格意义上大部分地方的财政已经破产），试问再“增支减收”，此法何存？

而对于我们为户籍制度正名来说，同样不满意。大城市的税收只是本地市民服务是私有财产的表现，（税收是国民私有制购买公共服务的代价）；小城市的户籍尽管不值钱，但是否开放也应该将自主权交给小城市决定，而不应“从上而下”勒令开放。如果开放户籍有利，地方自治体会不开放？小城市开放户籍，会危及中央政治控制力？显然是于情于理都不通的。

由此可见，尽管新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比起社科院的毛主义王八方案有了进步，但仍然是不敢迈出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一步：从小到大建立地方财政和经济自治制度。党国天下的御用专家们，仍然希望控制整个社会到每一个居委会，甚至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夫妻床上有多勤快的干活，也给青天大老爷计划起来。

改革可以允许是渐进的，但必须是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只是“如何将计划经济做得更好”，“如何把税收得更多”，“如何把婊子做得更出色”的所谓改革，南辕北辙的“改革”，无论是渐进的还是急进的，都只不过是王八化新妆的，称之为“改革”而已。汉字嘛，本来就是一词多义的。

那些“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少了廉价农民工”的计划经济的天才专家们，所谓“大城市要为农民工提供全额平等的就业福利”（就没有问过付出福利成本的市民是否感到平等），其实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而是凯恩斯主义中的“货币与就业”之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提供的“计划经济的依据”，凯恩斯主义的垂死挣扎！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德先于法律的文化

将契约社会的诚信在专制社会中道德化显得很滑稽
人权的是非标准黑白分明；
扣帽子是"人类行为标定"，是人权（言论）自由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方法律伦理中的"犯罪的自由和选择尊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德先于法律的文化，而道德治国本身就是对人权这一最根本的"公德"的践踏，也因为对社会契约的冲击，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交换（合作）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统文化（等价于道德治国）为什么是坏的文化，并造成东西方所有传统国家全面落后的后发劣势的原因。在道德治国的社会中奢谈"人权－契约"社会中的"诚信"，将诚信道德化，是一种很滑稽的社会现象。

在人权不可侵犯的标准下，是非标准有根有据清晰可辩黑白分明而无歧义，根本不以个人的喜恶为转移。一旦离开了人权的金标准，不要说有毛左之类捣乱，就算是在自称是"右派"之间，也根本无法就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无法回答"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事关利益的最根本的问题。很多"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喜欢在网上的坛子里转悠，找"争论的对手"，也许会说"找真理"――>这就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并不是帽子，而是对一种行为的标定条件；因此尽管笔者声称"扣帽子（所谓人身攻击）是言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不想在"什么是扣帽子""什么是人身攻击"上横生枝节，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命题！既然是从人权个体价值观出发，那么"扣帽子/人身攻击"显然与"对某人某事的好与坏的独立观点"无法分割，不如一概肯定，――>此乃疑罪从无！

实际上笔者从不为了扣帽子而扣帽子，而是在定义的具体的行为条件满足后，加以确认。如果左派或糊涂右派（其实也是左派的一种，只不过自以为是右派），认为笔者就是扣帽子，那就当笔者扣帽子好了，笔者既不辩也不肯定，更不会加以改变！在网上的所谓扣帽子，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警戒性无惩罚"定罪名"不再与之合作；相当于法学上"犯罪的自由"。
西方有些法学家回答"惩罚罪犯"（相当于扣帽子，即定罪名）是否侵犯人权的"哲学质疑"时，并没有从"大多数人合法投定的法律授权"的角度，说明"惩罚罪犯是合法地侵犯人权"，虽然基于国民主权原理的解释是正确的；而是另辟蹊径解释说"这是罪犯的选择"。罪犯明知实在法而故意冲击，显然是选择了"被惩罚"，因此恶法亦是法，如果不是有心"被惩罚"，不要太信赖自已的正义幸运。
因为实在法法律是公开的，（注意道德标准是多变的隐秘的），因此罪犯公开冲撞实在法，是罪犯"选择了接受惩罚"，所以依法惩罚罪犯不算侵犯人权，是尊重罪犯的"犯罪自由"。这种解释的问题是，如果是精神病犯罪，就不是"罪犯意愿中的选择"，于是人道主义就成了理由,――>显然仍是由于没有严格人权与人道的区别之缘故。

事实上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除了检验具体观点（政策，主张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的合作可能和潜在的阻力以外，完全谈不上什么真实的利益。无论我们如何恼怒毛左的极端，我们不能因为毛左网上的言行而惩罚于彼，（毛左却有可能引诱伟光正的暴力介入而侵害于我等），所以识别"这种人有此立场可能有彼行为"，显示是什么人支持，还有什么人反对，也就是所谓扣帽子，显然就是可能的利益。

因此在网络世界如果真的想"为民主做点事"，就不是搞什么宣传，而是说明"有什么样的言论行为的人，很可能是某种人（如毛左），他们很可能具有相关联的行为（如反美仇富反民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规律，"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社会基础就削弱了。这也符合我们休闲谈民主的利益目的。所以如果上网不能扣帽子的话，不如不上网，离了人权，难道还有真理不成？

说来很可笑。"扣帽子"其实有大帽子，还有高帽子。毛左之类自已往自已的脑袋上扣一顶"爱国卫道"的高帽子要"自由"，别人认为他们是"毛左"就是侵犯了毛左的贞节牌坊，是否有点"只许毛左放火，不准百姓看毛左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