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数学理性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竞争力”是数学理性主义;
米塞斯和O.兰格的“社会主义可行性”争论;
O.兰格“数学证明”了“听证会”“党内民主”和“君权神授”
否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主导作用,也就从根本意义上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即否定了“社会主义价格计算”的可能性,——>米塞斯的表述可能不太通俗,如果改为“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需求确定和成本控制的可能性”,就更容易被直观的了解。米塞斯否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的立场,自然而然就与芝加哥学派中支持社会主义的“数学统计权威”兰格(O.Lange)针锋相对了。
O.兰格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专业利益集团自利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些专业性技术人员,不是实事求事从国民利益出发,而是从强调自已专业部门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而对某些社会命题作理性主义的主张,典型的语法就是“别人不懂他的专业,所以他对他的专业以外的事务拥有最高发言权,或他的专业的地位至高无上”。
兰格的行为方式,既可见于如茅于式18亿亩红线中,拂袖而去的国土局和储备局青天老爷,也可以见于计划生育中理应继子绝孙的院士,甚至可见于“地球变暖论中”“学习环保”的大学生……,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哲学卫道士,“你不懂哲学,所以人间利益真理在我的手中”。兰格本人则是典型的“数学理性主义”,因为他兰格的数学是权威(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系领导)!
所以如果数学能够精确地代替市场的自由选择,在准确计划全民经济的同时,可以为兰格他本人带来最大的政治权势,而令全体国民在全民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成为无利益的人科动物,——>个体价值的判断能力,在兰格式数学面前成了“伪科学”。而米塞斯则指出“个体判断是经济学的终极标准”,即笔者所称的“人权是价值的原子判断单位”,具有判断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个体意义。
因此根本不存在数学可以存在的常数关系,也不存在统计学可以存在的均衡状态。(与笔者批判均衡经济学“看得见的手”的假设完全一致,其中说明统计不可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实证依据是因为“现实不确定性”,理由一模一样)。因此社会主义在取缔了市场的情况下,不可能准确“计算”出价格,(笔者的话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控制成本和社会损耗)。
兰格则同样以高深的数学公式,“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虚拟的市场计算出“等效于市场的价格”的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逐利本能造成的道德沦丧。所谓虚拟市场计算,说穿了就是“党内民主”,“代表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几个人民代表听证会“对价格满意不满意”,兰格就以为“计算得出了生成成本,准确预测出了消费需求” ,——>是否有效,中国国民早就有切身体验了。
自以为解决了“社会主义大难题”的OsKar兰格同志,芝加哥学派的数理经济学大权威,对“提出社会主义计算难题”的米塞斯反唇相讥,说“幸亏米塞斯提出了计算的问题,让社会主义在正式运作前准备了听证会”,建议苏联授予米塞斯科学院士的称号,给老米立一尊雕像,——>斯大林还真的照办了!米塞斯当然“作民心虚”没敢上莫斯科任职,但在美国“自由社会”,却也没有米塞斯的位置。
如果以为兰格同志的背后只有苏联和华约国家,那就小看了围剿米塞斯的联合阵线。如果明白“货币就是税收”,那么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兰格同志在经济学上的数学理性主义方法论,乃是芝加哥大学和其时如日中天的弗里德曼的杀手锏。结果米塞斯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公敌”!一直到60年代末大滞胀了,这些凯恩斯主义者中的反叛者如弗里德曼,才想起N年前的米塞斯,原来是对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