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做人"不容易！希特勒斯大林的帮凶，是怎么炼成的？
对资本主义最大的误解，是理解成"另一种公有制"；
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扩张不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不禁止个体的扩张，公有制个体向后进社会扩张；

亚当斯密后继者共三种，包括被称为右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或称当权派，权贵派），一般被称为左派的民粹主义者，以及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人权私有制。但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从"人权，自治，公共约束"的标准鉴定，就会被五花八门的江湖豪杰冒用；诸如否定公共约束的"极端个人主义"，或直接被偷换为"社会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被偷换为"新自由主义"时，后者其实就是旧得掉牙的中世纪公有制传统，同时符合权贵政治和民粹主义者的教义，因此同时被左右派所乐于冒用。

坚持人权私有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已经有着千百（万）年历史的公有制文化传统的社会之中，魔鬼（公有制传统）总是装扮上帝的模样，让我们警惕并剿灭上帝（本私的人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公有制传统作为事实上的实在法的习惯法体系，既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通过伤害他人换取个人利益的政治投机的可能性，还称之为"高尚，上进，进步"；也对每个人制造了政治和舆论的威胁、要胁和攻击的压力。普通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为文革和希特勒极权的帮凶！

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误解，是公有制传统的思维习惯，会认为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公有制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在公共约束的同时尊重个体的"保守，自治，逃离"的权利，换言之是对多数人暴政的自然否定。这种误解会让乌有之乡类型的马恩毛左，会以为西方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社会，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禁书，管制，监管，宣传，资产阶级专政，……，etc"。比较典型并得到绝大部分公害认同的，就是以为西方是一个有着大量情操高尚者严密监管的完美的斯大林帝国，叫资本主义！

对于基督教和怪胎民主派来说，既以为可以用基督教之类西教"统一东方思想"，也以为西方会推进意识形态，"统一全世界"！谓之普世！——>是的，西方基督教的确是这样想的，因此美国有南北战争，欧洲有殖民主义，现代有利比亚战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连他们自已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取缔，更何况基督教本身就是左派！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允许自已的"公有制团体"逃离，又怎么会推进"输出资本主义"呢？各后进社会勒紧腰带，自已作为一个相当于自治体的殖民地，向资本主义出口，资本主义有什么不满意的？

资本主义是不会推出扩张的，但也不会禁止个体和团体（教派和公有制社群，相当于个体性的团体）的自行扩张。这种扩张对于其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害的，就算意图有害也无法构成威胁。但是对于落后的公有制社区（如印第安人保留地）和社会（如中俄东方社会）来说，如果连做生意的"帝国主义商人"也顶不住，那么殊无可能顶住在资本主义物质技术文明支撑下的公有制团体的扩张。比方说拿着火枪的西班牙殖民者，现代化武器下的纳粹德国，号称人权天使的法国殖民干预，……！但这些事件又被解释成"资本主义的扩张"！

不理解资本主义"允许用脚投票"，也不理解通往奴役之路的终点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帝国主义的攻击，就会导致东方愚昧大众中的激进者，会自称是"传道的，启蒙的，觉醒的，进步的……etc"，把西方洋五毛，甚至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视为对东方后进社会的解放军！典型如俄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大救星，东方愚昧社会又把苏联革命当成大救星，印度把社会主义当成大救星，南美把光辉道路和毛泽东当成了大救星……，而西方基督教的洋五毛，又把南美（虽然并不先进的）天主教政治对共产主义民粹的镇压，称之为"极右独裁"！

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

公有制社会剥夺民众"保守，自治，逃离"的个体权利/机会；
资本主义社会不禁止国民"保守，自治，逃离"；
左派就是"逃离资本主义"的历史；
苏联中朝社会主义是左派逃离西方的"应许之地"；

资本主义成长的历史，就是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用脚投票"逃离公有制帝国的历史。当资本主义社会从北美开始成形，在西方渐渐转变为优势政治时，逃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就成了各色传统瑰宝，构成了现代通往奴役之路的历史。与公有制帝国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奉行的是"保守，自治，自由脱离"，而不会象东方帝国历史上和朝鲜那样"防制民众逃离"。后者如东方帝国对于"边境地区"有特殊的通行证（如早期到深圳需要到公安局开边防证），朝鲜就完全限制部分"三代前不良出身"的公民接近边境。

欧洲历史上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少数教授"用脚投票"移居美洲，象给清教徒的马萨诸塞，给天主教的马里兰，给地震派（Quaker）的宾夕法尼亚等等，也并非真的鼓励臣民脱离，而是欧洲战国形态下，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公有制王国为了转移国内成本而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都需要"远征殖民"的开路先锋！移居荒凉的殖导地，不但是对国内少数社群如资本主义萌芽中的清教徒的支持，同时也是对国内的犯罪分子，换取死刑豁免的优厚待遇。如此给予"用脚投票"死刑犯优待的同等待遇者，也只有英国而已。

如果再联系到日本德川开始的锁国（目的与明朝的锁国相同，并非断绝与外国交往，真正的目的是垄断外贸），类似于中国古代"父母在，不远洋；客死异乡为异鬼"的世界公有制传统社会的恋土文化，从埃及的阿蒙神到印度教，都可以看到公有制传统社会不鼓励民众用脚投票是普遍的现象。目的首先是维持国内税源的稳定。英国式的"鼓励殖民"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这种限制民众离开的维稳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对农奴管理的特点，也是罗马戴克里先时期开始全面推广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限制就完全相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限制的是后进地区民众的自由进入，但不反对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的准入豁免，如一般会欢迎富人和特选技术人员的移民。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限制自已的民众用脚投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及他们的怪胎民主派，把现代民主社会"限制进入"偷换成封建农奴时代的"限制离开"，没有高超的辩证法和睁眼瞎的内功，肯定是做不到的。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治原则，也正式把中世纪时代的国王恩惠的"自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基础；从而也确保了资本主义不会从意识形态上扫除左派余孽。

因此尽管美国成长起来后，公有制传统逃离资本主义，或者以自治和抱团的形式"拒绝资本主义"，都要比封建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逃离和自治，要容易得多，甚至成为公有制信念者天赋的权利。这就类似于东方帝国仍然对"西方的信息"持敏感和禁止的态度，但西方社会实际放纵东方帝国的国家资本收购西方的媒体，或者公开在西方媒体上从事政治宣传和颠覆策划。自宪章运动以来，西方左派运动风起云涌两百年，左派真的面临受限制的威胁的，——>仅仅是被威胁！仅仅是在左派最猖狂的麦卡锡时期，——>仅仅是受威胁罢了！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长期存留并保持活跃，还有如基布兹和东欧马克公社（村社公有制）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允许"保守自治"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后进社会如俄国和中国的传播，也是资本主义优势时期，中世纪愚昧传统的"逃离"，逃到了落后的东方农奴社会，找到了肥沃的再生土壤！西方资本主义伟大的现代成就，反而成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向后进社会传教道具，资本主义的内核就被这些新的旧的主义们仔细地过滤掉！居高临下的传教，把后进社会的民众当成复辟西方愚昧的社会主义中世纪的实验用小白鼠！！

倭寇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公共约束，多数人暴政，和公共强制（极权）；
资本主义就是逃离公有制传统的历史；
明朝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

阐明民主社会"多数人尊重少数人的保守，也排除少数人的阻挠"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法治的内涵后，笔者将其命名为"公共约束"，以便与多数人暴政如卢梭的公共强制的极权相区别。由公共约束的内涵，也可以对比象证监会的芮萌教授的官方理论"如果老百姓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市场，离开中国）"，就明白证监会和芮萌是权极主义的公共强制，甚至连"多数人暴政"都算不上，因为多数人的真实意愿，无论本意是不是侵犯少数人权益，都已经让几个官僚和芮萌这样的五毛教授给代表了。

公共约束的法案是民选的，局部的，允许自治保守的，（因此不可能多数人暴政剥夺如个体的私有财产）；向外允许用脚投票也容易离开，对内允许拒绝合作，而不是覆盖性的，对于"违法冲突"是利益归于被告，必须由独立的司法裁决。将此标准衡量于如证监会机构化之类的暴政，它们不是民选的，是郭主席四天一轮的"新政，改革"，是雷厉风行不允许自治的，覆盖整个中国的，限制离开以及中国人平均太穷不可能真正逃离；执行上没有司法裁决，完全是行政部门随意就可以"惩罚违法"。方方面面都说明，这就是极权！

同是西方的社会，欧洲明显比美国愚昧得多。尽管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已经显得不太"联邦"了，但就自治社会的程度而言，依然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如果把"自治"视作资本主义真正的母体（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北美并无冲突），那么欧洲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发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更不是欧洲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欧洲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欧洲的"城市自治体"。欧洲的自治体为欧洲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用脚投票，逃离贵族农奴庄园的奴役，进入了自治的平民特区。

在美联邦正式建立，而且美独分子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一定要解放北美人民的反复尝试！在此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老百姓不断地用脚投票，逃离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但却是千篇一律逃离公有制的历史。先是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好歹也是自由了。然后是新教徒逃离基督教的思想教育，其中的顽固分子逃离欧洲，逃到北美。最著名的一批自私自利鬼，乘坐一艘叫五月花的破船，还没有靠岸，就把基督教君主制的传统瑰宝扔进大西洋，数典忘祖签下了"共和公约"，毫无公德！拉开了现代政体的帷幕。

虽然欧洲文化的确是愚昧、落后、反动的中世纪公有制社会主义，但是不得不承认，欧洲社会的确容纳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的确允许"保守，例外"的自治市；也的确允许（实际上是鼓励）"逃离"。相比之下，毛左为之痛心的大明帝国，则自始致终为了垄断外贸而"只帆片木不得下海"。郑和下西洋的大战绩，是无厘头屠杀天朝逃民含妇孺五千（称之为海盗）。战斗英雄戚继光所谓抗倭，只不过是剿灭了在沿海割据的"中国反海禁民众"，所谓倭患恐怕不过是明朝军队劫杀战区民众邀功！与明末天朝解放军行径一模一样！
试问日本战国时期的东南小藩，能够一边防备朝廷强敌，一边远隔重洋侵略中国大陆？对比元朝征日本的艰难，能否反问一句，有可能吗？如果非要断言yes，只不过更加证明明朝极端腐朽，或者证明中华就是劣等民族。特别就后者再反问"有可能吗"？明军斩首不多，故事不少，但几乎没有日本名字！则是显见的史实。明朝有此功绩，资本主义当然是萌芽不起来。中世纪欧洲虽然愚昧，比起中华明朝大帝国，还是摩登得多了！但即使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只是在美国才真正成长起来！从此资本主义的成果又反哺于欧洲。
ps:想了解明朝倭患，建议先了解一下日本战国史和政治重心，易位思维或者可以理解笔者的反问："倭患是日本人的侵略，有可能吗？"

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

《南方周末》吓人的民粹："自由主义将失去人民的支持"；

十月的《南方周末》有篇很正经的奇文，大意是说"如果自由主义还不肯接受再分配财富的话，将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把这篇文章的立论，按实体经济学的等效定义翻译一下，就是"民主如果不接受通往奴役之路，直到极权天堂，民主就会被民粹推翻"，或者直白点，"如果你不做婊子，就要失贞啦！"——>民粹够吓人吧？您还敢坚持民主诉求吗？

"民主就是均贫富"不是南方周末的创举。毛主席和斯大林甚至希特勒，推销他们的民主时，同样是靠"民主就是均贫富（再分配社会财富）"争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以致可以实行（多数人暴政），甚至还能侵略了几年！大不了死了自家几千万劳动人民和资本家！活下来的人全贫得赤贫，主妇做妓女常常成了全家活命的路，够均贫富的！革命理想实现了！

《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所谓南方系，是借孙志刚炒作出来的"公知代表"，虽然被乌有之乡炮轰，但只不过是民粹左棍群体中的此派彼派，其媒体观点基本上是公害，其意识形态差不多是民粹，其执笔人不是左棍，就是怪胎民主派。即使是以孙志刚事件而言，用孙志刚个人的悲剧攻击户籍制度的合理性，类似于有某位警察滥用暴力，就否定整个公共约束（法治）系统的合理性；或者因为西方社会还有犯罪行为，就否定整个西方民主。孙志刚事件在怪胎群体中被视为南方系的功绩，笔者视之为南方系反民主反自治的反动。

为了否定笔者对南方系可能是"因偶然事件产生的偏见"，笔者特别定阅了南方周末，每期都浏览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总体上否定笔者的观点，而把类似孙志刚的事件，降格为偶然的炒作，或者是个别执笔人的观点。但是已经有几年了，除了没有明显跟进唱红打黑以外，南方系的观点基础是民粹，几乎没有符合资本主义的"闪光点"。他们所谓的改革，不是公害的折腾，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乌托邦，比如说福利社会，北欧模式，政治主动"重新分配财富"之类。换言之，就算他们参考一下西方，也是奉西方左派为正统。

回到南方周末的奇文，该文作者（还是南方的主编）自以为把握了时代进步的脉搏。作者是以国士无双的posture向"改革"进言，同时"忠告阻碍民粹的自由主义"。如果作者不是明知故犯的精明五毛，那么他一定是完全不了解实体经济学常识的白痴：贫富差距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公有制集权造成的！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将缩小贫富差距！——>希望这些南方周末的公害知识分子，良心澎拜时，扪心自问，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真的没有"公有制特权"的存在吗？还是公害知识分子，把私有财产所有权，仍然当成了特权？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妖魔化赌博，最有害的不是赌博，而是"妖魔化"；
赌徒的赌瘾类似吸毒；追求"非预期收益"带来的快感的最大化；
"投机"危害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公有制，有可挪用的公款"；
独裁者是能够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赌博作为一种被妖魔化的社会行为，无疑地除了税收以外，不能为其他人带来任何好处，但也无坏处。明文禁止赌博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它的税收损失一般也能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但是对赌博的妖魔化，而不是具体分析赌博源头，能够对社会构成危害的途径，就将令到对妖魔化变成意识形态化，而扩展为对合理的经济活动的妖魔化，象吴敬琏和谢国忠对股市投资的妖魔化，实际上就是把赌博的原罪，扣到了投资的身上。类似的妖魔化模式，同样出现在公有制传统，诸如对逐利，（个体）贪婪，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妖魔化。

从家庭微观观察，赌博如果能够伤害家庭关系，必定是因为家庭存在着可供赌徒压注的"（家庭）公共利益"，因此其博弈失败的伤害是整个家庭成员负担，而且通常不是由权力最大的（因此可以成为赌徒）的家长承担，而是由权力最弱小的家庭成员（他们本应天然有着"爱家主义"的情感）承担。很典型的就是一个父权家庭的家长好赌，欠下巨额负债就把自已的子女（有时包括老婆）卖为奴隶。传说的真相中，杨白劳就是因为赌欠下巨债自杀；黄世仁替杨还了一部分赌债，赎出了杨的女儿，而不是黄地主阶级逼死了杨白劳。
ps:另一个现实披露的案例，是香港女星蔡少芬和她的母亲；

公有制由于是公有制的民主的总统做庄；万一总统是个贪官，家庭公共财富就全让总统监守自盗；如果总统是个赌徒，就会把家庭全部财产全赔进去，弄不好把老婆也作了赌注。这样的家庭当然是要破裂的。家庭因赌博的悲剧由此而起，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归罪于传统公有制美德的家庭模式，却只是归因于"赌博害得妻离子散"。类似的也有炒股，用自已的钱去炒股是绝无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家庭公有制，那就可能因为自已的决策失误，导致家庭的损失。就象郭树清这些管理层，替股民定股价，万一错了，赔的就全是老百姓的钱。
以家庭资产为注的赌博，相当于"未经看好，而得到额外收益"的高杠杆，如果获得概率中的"胜利"，——>这是技术型股神最乐于吹嘘的战绩，给赌徒带来的愉悦也是难以形容的，效果可能与吸毒差不多，因此也难以戒绝。无疑就算是在"公平的西方赌场"上，如果赌徒不能拒绝"再次欢乐（吸毒）"的诱惑，比方说，象技术型股神一样信仰自已的不败技术，——>直到彻底失败以前为止，股神肯定是正确的！概率的上帝也终会让赌徒尝到失败，当然也将是"高杠杆的"损失下的痛苦，强烈的反差又成为新的诱惑。

如果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微观，家长制是君主制的缩微，那么能够让一个家长难以戒绝的赌瘾，在一个公有制国家之中，对于拥有君权的伟大领袖来说，就是大得多的杠杆！基督教孔儒这些中世纪的传统文化，仅仅指责所谓独裁者"恋权，恋利益，恋女色"而独裁，但事实上，独裁者固然未必是贪的，其享受的奢侈品也很难说不是"国家需要"，卡扎菲财产，到底是归属卡扎菲家庭，还是卡的家族，还是的部落，在阿拉伯的公有制文化下无法区分。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长难以戒赌，为什么还要为妖魔化独裁者，找道德上的伪证呢？
以希特勒为例可称得为"真正的基督徒"：吃素，穿同一套（旧）衣服，烟酒不沾，疯狂工作，不近女色，别无嗜好……；类似行为，估计可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上找到。但他们都在自已的独裁范围内，行使着赌徒式的计划经济和战争冒险，也肯定不乏技术分析的高手为他们提供"科学的信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杠杆的赌博。概率性的胜利（一般是小胜）可以带来伟大领袖的巨大声誉和无比愉悦的快感；失败的痛苦更让他们紧握权力，再赌一番！大独裁者大概只是有本事爱国的大赌徒，出发点仍然是好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

成功戒赌如同戒毒，有偶然性；禁赌禁毒没有什么坏处；
人权核心是"自主选择合作"，即"人权＝自治＝排他"；
民主与"极端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允许公共约束"
民主共同体可以选择禁毒，禁赌；

赌徒如果不能抗拒第一次诱惑，没有理由肯定他能抵御以后的更强烈的诱惑。成功戒赌如同成功戒毒，可能很具偶然性。这样也就引申出另一个逻辑一致的联想，在私有制条件下，吸毒本身，除非存在着可以转嫁成本的途径，比方说挪用公款吸毒，或者象杨白劳迷上的不是赌博，而是吸毒，同样也可能把喜儿卖进妓院作为毒资；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基于公有制的前提，吸毒伤害的只是瘾君子自已。与赌博一样，瘾君子迟早也会破产走投无路，再无所谓杀人越货，这是百分百的"弱者"，那是否应该象基督教等宣称的"向弱者倾斜"呢？

正如前述，禁赌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同样地禁毒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一般称为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完全可以选择约法"禁止在共同体内赌博/吸毒"（或者请选择退出共同体，或被惩罚）。这就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必定与自治（共同体）相等效的地方，也是与极端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为名"否定禁赌禁毒作为共同约法的合理性的根本区别。因为尽管"吸毒"可以在只损害自已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成文法禁止，成为个人的权力；但在自治的条件下，则可以自治体的成文法所禁止。

在没有成文法的前提下，瘾君子当然有吸毒和赌博（or sth else）的自由，这是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没有任何办法预先确定什么事是必定可能损害他人的。但是在两个以上的个体已经就排斥某种生活方式（如吸毒，赌博，or sth else）的共识时，也同样不存在第三方可以纠正之"不正确"的真理标准，这种选择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力，同样是"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不可侵犯的权力"的体现，而且显然没有损害第三方利益。这种排斥异议者的共同生活方式，就是社区自治。最小的体现，就是男女家庭的组合。

因此自治的核心不是什么"迁移自由"，而是"组合的自由"，因而必定意味着"排斥不合条件者的加入"。这种"排斥性"的人权，体现在个体私有的本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体现在户籍制度（排除不合条件的加入者），以及经济组织上的信托（排除新的不合条件的股东的任意加入）。可以说，没有排斥的权力，也就是没有说"不"的权力，就不构成人权的客观存在。不幸的是这种天赋的人权，被基督教文化称之为"歧视"。因为基督教和其他传统文化，把人权私有意义上的"排他"，混同于封建社会的"低人一等"。

在吸毒和赌博上，成文法形成以前（即没有排斥该瘾的习惯法），瘾君子有吸毒和赌博的自由；但是不吸毒和不赌博以及其他事，（诸如不滥交，不共产共妻，不共产主义……），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就有自愿结合成新社区，而排斥瘾君子加入的权力。同理地，瘾君子也可以自由组合成自已的自治社区，开放地或排斥地，过自已赌博和吸毒的新生活，跟无瘾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在已经有成文法或早期超越性习惯法的时侯，公民共同体禁止任何本来归属个体权力的部分内容如吸毒和赌博，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

逻辑上公民共同体当然也可以选择"禁止信托"的约法，如证监会芮萌的政治观点。这也正是东方帝国文化（即具备超越性意义的公有制的习惯法）之排除私有制内容，如明目张胆地围剿资本主义。但与"禁赌禁毒"相比，如果说"禁赌禁毒"看不出有明显的坏处的话，那么"禁止商业，禁止信托"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极其恶劣，全民贫困和饥荒甚至大规模死亡难以避免。这样就回到了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上。正如个体的选择一样，努力合法发赚钱，和上吊自杀指望天帝显灵相比，无疑前者更符合科学规律，成功的机率大得多！

笔者将民主社会在公共约法下对个体行为的限制，即民主法制的本身，定义为"公共约束"！西方一般称之为规范，但因为同用Regulation，常常被东方公有制文化，理解为君权神授的"监管，管制"。

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会计权益（分红），资本；
股价是资产价值，房子不是信托产品，房价不是资产价格；
股价与会计权益（分红）和资本无数学关系，与市场占有率有一定关系；
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托拉斯定理（现象）；

股份公司（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反映为股价），远远大于会计股东权益（一般反映为净资产，股价与之比率称市净率），更是远远大于"资本"。而且以资本为例，资本之所以在帐面上值钱，是因为股份公司需要这些"资本"，资本因股份公司而显得"值钱"，而不是相反的，股份公司因为拥有"资本"而股价高昂。两者的差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中世纪直到小农经济，对于财富理解的差距。它也将意味着当工团主义"翻身当主人"，夺取厂房（本不要紧）还要废弃所有资本主义时，将是何等倒退和人间浩劫。

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几乎完全不可以用"股东权益/分红"衡量。这就意味着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或市净率，那怕官方权威用"理性的"称之，都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计划经济。投资者当然会去衡量股东权益及其历史趋势，以及自已对市场前景的展望，用自已的投资金钱（对自已而言的信托）表达这种预期，但这是个体投资的预期！不是政治管理层权威裁决！不存在标准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意味着不可能存在针对股价的"宏观调控"，不存在官方权威的"标准股价一览"，任何对股价的干预，都将损害整个市场的信托价值。

但是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又清晰地体现为"股价"这一可兑现的资产价格，——>与房价不一样，股价是真正的资产价格！它怎么可能是不存在的呢？那么股价到底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虚幻的泡沫？真的是假，还是假的是真的？当股神和管理层指责股价不真实时，他们显然已经陷入了真与假感知的精神分裂之中。导致这些中世纪及以前思维模式的良心卫道精神分裂的原因，其一是没有理解信托的资产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产物，其二是没有搞明名义价格与流动性兑现的约束关系，后者同样与信托价值（投资意愿）有关。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关联，要比会计统计的股东权益（含分红）的关系更大。当市场销售总额相对确定时，（假定若干年内不会急变），那么企业利润就与其本身的成本控制相关，这样企业家的管理和会计能力就开始派上了用场。如果注意观察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托拉斯化，典型如标准石油和美国钢铁，还有福特汽车，就会发现这些同行业顶级企业组织成的托拉斯，并没有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他们新增的利润是压缩自已的成本实现的，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的。这种现象意味深长！

企业的信托价值（上市公司体现为股价）与其市场销售总额的比值称为"市销率"，相对股东权益更准确地反映了股价，是"企业的价值在于从市场上赚回来的收入"。这种观念应用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就会出现天朝官僚的"（不计成本）向美国（贱卖）出口，有美元为什么不赚"的人类行为，——>假如不计成本的话！但是企业没有天朝帝国可以转移成本的贱民，除非天朝帮助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常谓之低人权），企业经营是必须考虑成本的。不过一般而言，尽管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终归是可以自已努力减少之的。

但是市场总额（占有率）不是国家划分的固定蛋糕，——>这是企业和行会（如国企）的根本不同之处。国家就算给行会政治划定"市场蛋糕"（这是今天公害派和英国宪章运动的诉求），但国家无法阻止蛋糕的萎缩。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反映为美国托拉斯的经验："同时控制销售总量和销售价格，是不可能做到的"——>可称之为"托拉斯定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其实就是托拉斯定理的反映，即使加之国家信用托拉斯定理仍然有效，实际上是"交换创造价值（替代）的逻辑结论"，是非暴力竞争原理的逆定理。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市销率与股价没有数学逻辑关系；
股价比较接近于"无形资产＋股东权益"；
企业上市是无形资产的零售；
"无形资产价格软性"与"散户化股价刚性"的机理；

市销率只是比股东会计权益（对应市盈率和分红）更能反映合理的股价，但仍然不可能由市场占有率，倒推出"合理的股价"，即不存在绝对的数学逻辑关系。至于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资本"或称"生产资料"，与股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所谓资本主义财富成长，完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能力以外。象天朝历史教科书，经常自作多情地说什么秦汉唐宋元明清朝都有资本主义萌芽，捶胸顿足于"李约瑟命题"，实际上是将"千人作坊，集中的厂房"当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完全没有信托的概念！

如果市销率也不能准确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参照的指标，可供政治管理层作计划经济，为股民列出"全国股票正当价格大全"，——>这就对了！不过比较准确地反映"股份公司信托价值"概念的，是人们经常用的"无形资产"，注意是较准确地反映概念，不是准确反映股价。今天所说的无形资产，如果不是某种不特定的形容词，如某人的信誉；就是某种精算师"精算出来的（估计）数目"——>如果真的能精算出来的，就不再是无形资产了！（笑笑）

诸如购并时用到的，由精算师估计的无形资产，无所谓准确与否，而在于收购方认同与否，即"精算是价格"，其实是卖方的开价，是卖方的主观价格。必须在买方真金白银愿意买单，该价格才成为实价。如果不是为了购并，"无形资产"没有任何意义，也如同不能强制股份公司分红，持有人不可能从无形资产中分红，也不可能把无形资产抵押给第三方，再从中逐期分红。对于大股东或者是较大的股份兑现而言，股票价格和无形资产基本上接近于等同。因此对于购并而言，在股价以上再计算什么"无形资产"，将是重复性计算。

当股份比例比较小，即所谓散户化时，股价就越来越呈现为刚性。即不会因为个别股票的抛售和追捧而大幅波动，从而与无现资产表现出明显的区别，但是前提必须是散户市！当整个公司被并购时，整体收购价格的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而且品牌这东西一般是跟公司经营模式的，将国营广药集团耍流氓从嘉多宝手中抢了"王老吉"商标，只不过是糟塌了人家之前三百多亿的投资，消费者根本不会买广药的帐。如果不是并购，股价相当于包含无形资产的零售。如果不是企业上市，无形资产就根本不能零售。

企业信托价值（非常接近于包含股东权益在内的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在散户市中，随着散户买卖份额所占总股本的小量化，而渐呈价格刚性，原因是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买方的接受，是DEAL的价格，而不再是无形资产那样的卖方主观。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边际效应：随着股份买卖越来越小，股价因为恢复到均衡状态的时间就越来越短，在长周期观察而言，股价就呈现刚性。所谓均衡，是对于长周期而言的足够短时间的波动，周期的长短相对于同一份额的买卖又与股本大小成反比。简单说，周样的买卖，小盘股容易出现波动。

大机构持股的进出，也会导致股价波动后的恢复，但是这种恢复所需的观察期要更长得多，才能表现出刚性。这就是郭树清新政的核心"机构化"，为什么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熊市的（数理）原因。郭树清最根本的错误，是把机构化导致的大波动，归罪于实际上是最稳定的散户市。因此当郭树清用"强推机构化""克服大熊市"时，必定只能是无穷尽的熊遍全球。另一方面，由于A股每一手买卖对大小盘都是相同的，因此当郭树清真的执行"一时同仁的限制投机"时，不但等于打压整个股票市场的信托价值，受到最严重打压的是中小盘。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不能理解股份公司信托价值；
会计股东权益"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分红）不反映股价；
会计学只能测算股东权益； 不能测算股价；
华尔街"企业家"的"资本并购"是透支股东的骗子手；

股份公司的"信托"似乎是无中生有的价值，它不象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厂房，用地，设备，高炉（通钢毛左暴徒的理解）"（资本）；充其量把固定资产视作生产中组织的要素。当基本设施已经过剩的条件（如凯恩斯主义泛滥的今天），皮包公司的信托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实际上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公司，原因就因为既然社会设备已经是过剩的，完全不必重复投资，完全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废物利用。但是正如今天的东方帝国舆论和工商"管理"所体现的，仍然把皮包公司这种业务能力，视为对"实际投资"的剥削。

基督教和今天的东方改革派接受了资本主义出现初期的会计科学，开始用"（会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衡量股份公司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上述的）资本再加上股份公司投资的信托价值，并把后者的增减视同一次性损益（非经常）。无疑是五十步可以笑百步了！笑笑！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开始学会把"会计"作为看得见的，但如果真要股份公司"分红"（清盘），绝大部分"五十步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可能（实时）拿不回会计中的那部分权益，然后他们就会骂企业家是骗子，——>这就是吴英的罪名！

会计股东权益之所以超过"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就在于含有公司投资所得的信托价值；但是在证监会和他们的股神，打压私营上市公司时，却是否认散户投资股份公司的信托价值的合理性！称之为"投机，不理性"！这是很有趣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会计的确是科学，但是会计的科学性仅在于核算股东权益上，而且在其持有的有价票证兑现时（含股权投资），会计就算拉上精算，对于其实际可兑现的价值，也只是一个猜测，因此会计师不是企业实际价值的裁判师，会计科学仅仅是股东权益这个黑盒子内的科学。

会计学仅仅用于估计股东权益，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对此用钱或者用脚投票，就真的构筑了这份会计报表（假定没有产权纠纷）的信托价值。但是也正是因为会计权益中，无论是对未来产品销售市场的判断，还是对于前一次性损益以及有价证券的判断，都只是一个测算，除非真的清盘，否则只是一个估计。这就类似于持股者在牛市中"赚了许多钱"，如果不是清盘清仓，只是"按目前股价估计，赚了许多钱"。正因为"估计"与"实际"有着不可克服的误差，这样就有了作为公司管理层高估收益低估风险套取回报的可能性。

从"估计"与"实际"的误差中，向股东套取管理层的现实回报，是华尔街的金融骗局的核心。由于越是大企业，越是不容易估算，越是容易掩盖管理层的透支，因此美国股市的资本并购，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抹去以往透支的留迹，为新的透支创造条件。因此美国的资本并购虽然不少，但至少其中80%以上，是华尔街骗子们的道场，所谓企业家中的大部分，也只不过是这种透支股东的骗子手。这些建筑在对持有的信托价值的预估偏差的管理层透支，汇积的亏空是金融危机主要诱发因素，金融危机如同冲刷罪证的天赐暴雨。

这就是华尔街一面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救助)又肥得留油的天才炒手的原因，会计学只是对股东权益的记帐统计，不可能作为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否定了对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作任何计划经济"调控"的可能性。另方面也否定了一些会计师作为股神的神话。象一位从前是房托，现在被某国营证券公司招为专职五毛的庄托的化名"清议"，当时只是一位会计师，长于"测算一次性损益"；如此所述，测算是否准确，取决于管理层是否承认（配合炒作），他就以前成为"挖掘蓝筹股"的股神。此君其实对经济学，是一窍不通的。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

股份公司的价值是"信托（投资价值）"；
股东会计权益，企业家，分红……都与投资价值无直接关联；
信托（投资价值）与任何利好/利空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偏高？"资本并购"的获利原理！

企业的信托价值（投资价值）体现为股东财富的增长，——>相关于——>不等价于会计学的股东权益；同样也相关于——>但不等价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在股市中就是股价并不是等于股东财务权益，也与企业家的经营才能无逻辑相关的数学换算公式。换言之"管理层"（市场经济不存在一个"管理层"）不可能用会计学的途径，统计出"什么股票应该值多少钱"。否则，无论是高于该价的股价被指责为投机而打压，还是低于该价被指为不理性而摊派，都相当于对市场经济中的"信托价值"的额外税收，损害该价值本身。

股东的投资和回报，就体现在对企业的信托价值的增长上，风险就体现在企业信托价值的丧失上。后者较之会计学上的股东权益更难把握，因为信息不透明，（常被指责为"信息不对称"）是天然存在而不可克服，更何况，特别是在东方帝国这样的A版市场经济中，损害信托价值的主要不是内因，而来自政府干预和投资环境的外因。当一些愚暴贱民（希望它们也是投资者，但一般不是，常常只是股神和他们的粉丝）号召"管理层监管信息不透明"时，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是用行政干预，直接损害（可能是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托价值。

一股独大或者说家族企业（象黄光裕的国美），由于不可能更换经理人，因此存在着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绝对机会（权力），小股东唯一可行的就是用脚投票。反之小股东（甚至无持股）经理人，则很容易被股东大会（或小致董事会）更换。所以以国美而论，陈晓接管管理层，仅仅是限制了黄光裕家族作弊的可能性（陈晓本身就一直是国美经理人），对于包括黄家在内的股东权益是有利的。但是愚昧无知的东方觉醒派贱民，就以"绝大多数"地"支持"黄光裕并不合法的股权争夺。这些人显然并不理解，企业不是中世纪的家族采邑。

但是企业家（企业管理层）并非与股价（信托价值）完全无关，而是关系重大，两者之间仅仅是不存在可以换算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所谓"信息不透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指这种不确定性。由于企业家对企业股价的潜在影响，就出现了美国股市中最常见的炒作题材，即"资产并购"。其理论依据是，同一个企业的经营面条件，更换一个管理层就有可能产生额外的增益，体现为股东财富（信托价值）的增长。由于这种增长是以预期的形式体现，因此就存在着短期炒作的高成功率。

另一方面在企业显然不成功的管理结果下，（典型如国产ST），也就存在着更换一个（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管理层，也可以让股价得以恢复的高概率。正是这样一种预期，导致了投资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的股价上扬，而且这种上扬主要集中在可能出现管理层更换的企业之中，而不可能出现在一股独大的企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交易所一般要求在该所上市的企业，符合大股东不能控制股东大会的条件，——>在东方帝国则被扭曲为"至少有25%的公开股"——>那是为了圈钱的，而且是为了确保一股独大。

东方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狙击，通过对家族企业帝国的向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香港台湾，都反映为对并购的抑制和对一股独大（阻止更换管理层）的保护。这是东方市盈率明显低于美国股市的重要原因，也是欧洲股市明显逊色于美国的原因。明明是违反了"企业是信托组织"的制度缺点，在东方社会就被视为"理性投资，低市盈率"的优点。愚昧的东方政治权力，甚至在货币超发严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打压于自发追逐信托财富增长的市场行为，类比于香港的低市盈率，却对落后于纳斯达克的高股价，绝口不提。

房子和收藏品不是信托，因此不是资产

股分公司的价值在于信托价值，不在于分红；
房子和收藏品不是信托，因此不是"资产"；
用银行存款利息衡量股市分红的错误在那里？
强制股份公司分红，相当于强制清盘；

不理解信托的核心是"可用脚投票的逐利"，也就不可能理解"信托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分红回报。信托产品的设计选择上并不禁止分红，但更不是"只有分红才是信托"，两者并无必然关联。就象一个人可以选择当工程师，但绝无理由"必须当工程师"的社会义务。信托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必定是"信托价格的增长＋（分红回报＋坏帐可能）"。如果说银行存款处于"只有分红，没有信托价格"的一个极端的话，股票本身之所以被称为股票，就在于在"依赖于信托价格的增减＋（可选择的分红）"，被强制分红的就不再是股票了。

由于没有意识到信托价值的存在，基督教和传统文化就会把信托价值视为零，此即所谓"投机，不理智"。对于赚到钱的人，就认为肯定是损害了sb的利益的不当得利，此即所谓"零和博弈"。这种将信托价值视为无中生有，而作无中生有的谴责和干预的政治行为，广泛见诸于传统文化社会，而不论它们是否信仰了基督教。考虑到基督教文化把保守的存款取利也视为"食利阶层"的某种剥削，把不符合行会"公平价格＋公平利润"而谴责于企业逐利，这些传统文化对于私有财产和投资理财的仇视，对中世纪的向往，是显而易见。

考虑到信托价值体现在"用钱投票，用脚投票"，从信托逐利（如股市炒作）中获利的人，实际上好企业赚了坏企业的钱，对好的企业赋予支持投资者，赚了支持坏企业的投资者的钱；又因为好企业更高的效益，又赚了没有上市（因而无法接受优胜劣汰）的企业的钱（市场份额），特别是赚了传统行业的钱。好企业更高效益的生产，也为社会创造了多得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是资本主义革命，当它的形式在某阶段体现为大型工业的出现时，就被称为工业革命，机电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如转基因）等。

当一个投资者投资国债时，如果不考虑"国家信用"的话，那么他投资的不是信用产品；当他投资于郁金香，玉石，文物，黄金，石油，古董，房子……等等时，他也不是投资于信托，这些商品不会为他分红，因此仅仅表现为收藏物。这是区别"资产"与"收藏品"的最根本的标准。因此当一些人以中国房价下跌，而声称"中国资产价格下跌"（如张五常，刘军洛）等人，他们实际上混淆了（或偷换了）信托投资与收藏品消费的理财行为。经营房地产的企业和基金可能是信托组织，但是房产就不是信托产品，这是非常根本的概念。

采用银行存款利率衡量股票投资回报，特别是衡量于"股票分红"，必定得出"股票非常投机"的结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信托的合理存在，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本身。它既否定了股票价格取决于信托价值，而不是分红，同时又掩盖了银行存款的坏帐可能。这种坏帐可能不会因为国家保证就可以消失，就象法国和英国不能保证国债信用而逃避约翰劳的信用危机一样。国家对存款的保证必定因为对金融的垄断而转嫁到实体经济中，将对所有企业信托形成压力，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因为其经营优势也将是最后一批被淘汰。

理解信托，理解信托产品本身的投资价值，在于投资者个体的选择，也将表现为投资者的财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对于银行存款来说，存户信托于银行的利益，相当于银行清盘后均分的信托份额。1932年美国银行破产后清盘价（87.5%）就是由此得出。基金的的信托价值与之类似，因此台湾熊市中90%的基金被清盘，基民那真是血本无归。但是股票如果是按"股份公司清盘后的份额"，将是极微小的资产。股票投资者的财富或者说真正的股东权益，是它持续经营的信托价值。强制股份公司分红，效果相当于强制清盘。

解读约翰劳事件关键在欧债危机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是国企蓝筹股；
法国人没有因为密西西比股票"投机"遭受损失；
法国政府"摆脱"了债务危机；
解读约翰劳事件关键在"欧债危机"；

苏格兰籍的约翰劳，在法国搞的密西西比公司，在远洋业务上是企图翻版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第一家股份公司，却是第一家在挂牌的股票交易所IPO的公司，不但造就了荷兰全民炒股的热潮，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洋业务提供了充实的资本金；同时也是一家出奇成功的股份公司，在十年内就通过分红，为原募股全体投资者赚回了全部投资，股价本身和增值另计。如此成功的公司，就象微软和互联网创业，掀起了2000年之交的投机浪潮一样，在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跟风，连瑞典也组织到美洲的殖民公司，结果亏损得精光。

密西西比公司不是皮包公司，它的业务也是盈利的，业务依托的是法国政府授予的美洲殖民地的特许权（相当于英属北美十三州的国资委，兼发改委，兼国税局），但严重受英法两国战和关系的影响。密西西比公司的市盈率长时间在10倍徘徊，原因是约翰劳用新募集的股金提供分红，实际上处于透支现金流的状态，目的是要推高股价。随着股价升高，分红越来越少，市盈率在价格涨不太多的情况下，上升到30倍左右。股价越来越寄托于未来的故事，原因是约翰劳的现金流量开始紧张，开动印钞机，又将大大降低自已的准备金率。

为了通过增发募集更多资金，约翰劳明显作为庄家，炒高了股价。在崩盘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股价上涨了两倍多，市盈率大约是100倍。按今天纳斯达克的标准，不算怎么滴，但对比19世纪之交的英美上市公司，再考虑密西西比公司相当于一统市场的国企大盘股，其蓝筹泡沫就不可小视。正是后来对密西西比公司炒高股价的庄家行为，而且纯粹就是国家配合内幕交易，导致了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崩盘。换言之，因此而获得的增募资金，不能弥补因为炒作操盘导致的损失，获利退出的资金不会再假设，约翰劳的崩盘是时间问题。

当崩盘发生后，密西西比公司跌了90%，约翰劳在此期间出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密西西比公司的分红和股价都有了恢复，在分红增加的情况下，股价从最低价回升三倍，回复到约翰劳拉高前的平台，约二十倍市盈率。换言之，除了少数新股民在高位入货，又在低位恐慌斩仓，法国投资者基本上没有损失。为谴责股票而声讨约翰劳的基督教传统卫道，就没有提及这一节；也没有提及，法国26亿利弗的巨额债务差不多全部"还清"了，准确地说是回收后销毁了。换言之如同欧债危机，债务合法地减记为零，似乎渡过危机了。

如果分析约翰劳金融试验中的利益进出，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从同类票券的出入看，真正的"得益"者是法国政府，"摆脱了债务危机"。问题是所谓的债务能够成为危机，必须是在政府仍然珍惜自已的信用的前提下。如果法国政府不珍惜自已的信用，完全可以反脸不认自已借的帐。腓力四世对圣殿骑士团的打黑，就是这么回事。另一方面，法国债务减记为零，原有债权人只是名义资产上的损失，而没有承受真正的额外损失。法国国债早就成为废纸，不要说还本，连付息也做不到。损失固然是损失，却不是约翰劳贪了他们的钱。

原来的法国国债的债权人，用他们持有的法国国债（废纸），兑换了约翰劳的银行（通用银行，后易名皇家银行，当时相当于法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朗纸币。由于当时法国人认金银不认纸币，约翰劳的纸币差不多也就是废纸，只能用来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才等值地管用。密西西比公司分红用的也是纸币，约翰劳银行自已随便印。所以实际效果就是法国通过约翰劳，用名义上不能贬值，实际上已经成为废纸的国债，换成了名义上等价于金银的纸币，又大部分换成可以自由跌价的密西西比股票。这是解读约翰劳事件的关键。

炒股可能死，不炒股等死

郁金香不是股票"投机"，郁金香却专用于指责股票；
英国南海公司和约翰劳也不是股票投机，是英法债务危机；
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的真实市盈率不高；
为什么英法股民会追捧炒股？——>炒股可能死，不炒股等死！

郁金香投机是最没有内容的，但也是作为道德教材最多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内容，因此一旦付诸道德教育时，只要承认其道德权威，就无可辩驳；反之则不值一驳。东方天朝文人不明资本主义所以然，常常用郁金香投机指责股市投资，但是郁金香明明不是股票，连信托份额都不是。用郁金香指责如天津文交所，炒楼，炒地，炒兰花头，炒普洱，炒茅台，……，都还算同类相责，但指责于股市，张冠李戴之处不是一点点。偏偏地天朝社会很不给脸，除了股票不赚钱，炒别的什么都不至于太亏钱，天朝文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果要指责股市投机，更贴切的传统教材，是约翰劳在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纸币和国债的联合实验，和英国稍后复制约翰劳"成功经验"的南海公司案。此两者过程大同小异，但因为政府承担自已国债责任的态度不同，在英法两国构成了迥然相异的结果。英国从此通过英格兰银行，对政府借款严格监督，国债保持了高度的信誉，也就实现了国债的低利率（低融资成本），通过国债货币化，英镑脱离了黄金铸币，正式形成了现代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其脱离而未完全脱离的过程，就是所谓的金本位。

用纸币发行脱离硬通货限制的铸币本位，是约翰劳金融实验的主要目的。目的则是消化路易十四留下的接近六亿两白银的巨额国债。同期的中华大清盛世，平年税收总额无非是4000万两白银上下。密西西比公司的所谓股票及其"投机"，反而是很次要的配角。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由始自终，无论是在国王的领导下（如英国）还是在教皇的谴责下，清一色地归咎于受害者的"炒股的贪心"和没有赚到钱的奸商如约翰. 劳的奸毒，对于始作俑的政府权力逃债，这事件中的主角，几乎只字谴责；东方帝国甚至几乎无人知晓。
ps1:路易十四欠下26亿利弗国债，还算好理解，英国欠下3100万镑国债，折合也达五亿两白银，就令笔者惊奇。
ps2:此处按明清小值市斤的16两制；因美洲白银故，欧洲银价的食品价格比明清要贵1/2-1/3；

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约翰劳事件，实际上是借助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股票，今天称之为"金融创新"，试图逃脱国家债务危机，但没有获得成功的历史金融案例。因此除了道德声讨几无具体内容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具有更高的现实参考价值。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天甚至在金融写手业之中，对此两事件的记忆，几乎都是把板子砸到最无辜的，实际上也是成功的股票创新上，所谓"全民炒股"，几乎完全忽略了背后关键的国债债务危机和危机处理的迥然相反的历史结果。如果不是基督教作为传统公有制的文化及其同类，不能解释此现象。

约翰劳和南海公司的股票能够成为廉价兑换大量国债的筹码，是试图翻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基督教和东方卫道指责"全民炒股的投机"时，也完全忽略了更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民炒股"的丰厚回报。对于比今天东方帝国还要守旧的得多的中世纪晚期的英法民众而言，如果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投机致富的赚钱效应，是不会对约翰劳和南海公司的远景故事有多少认同的。如果英法两国不是巨额国债，连偿还利息的能力也没有了，民众储蓄眼见花水，也不会追捧极高市盈率的两公司股票。

今天指责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所谓高市盈率投机的文人，没有注意到，所谓的高市盈率是用当时已经没有兑付能力的国债券支付的。把没有信用的国债券等值于信用货币，自然是大大拨高了两公司所谓投机的市盈率。但即使如此亦无非是一百倍市盈率，而已。如果以目前欧债危机的"减记"计，考虑到当时英法两国债务危机非常严重，两家公司的实际市盈率并不高。约翰劳逃跑后，密西西比公司的市盈率恢复了此前的高位平台价格。一直到今天，欧美基督教文人攻击资本主义，仍然把事件打到股票上，可见其愚昧。

“郁金香投机”是欧洲和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妖魔化

喜欢"无风险分红"是中世纪欧洲的理财观念；
荷兰从郁金香投机中赚了巨款；
后郁金香危机的荷兰繁荣富强；
"郁金香投机"是欧洲和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妖魔化；

喜欢"无风险"的分红，不喜欢从股价上涨中得益，不能归因东方传统农业社会的愚昧，实际上那是中世纪欧洲的长子继承权经济时代的理财观念。它首先反映了当时长子继承权主导经济的现实，"不奢望股价上涨"的本质，是对产权转移可信性的怀疑态度。按长子继承权的习惯法，除非是最高权力（一般是国王）授予的长子继承权（常被理解为产权），否则任何产权的转移，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基于任何产权的转移的受益，不但不可靠，而且是对自已积蓄的糟蹋，而且鼓励了不务正业，说不定还是骗子！因此又称之为"投机"。

1620年荷兰郁金香的投机，之所以长期被滥用于首先传教，原因就在于郁金香这东西不能分红，而不是郁金香培植不能赚钱。荷兰今天仍然是郁金香之国，郁金香作为荷兰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销售额达50亿欧元；已经几百年了！当年在郁金香炒作中亏损的不是荷兰人，荷兰人是狠狠地赚钱了，就象国产股票刚刚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上海和深圳人狠狠地赚了全国股民一笔钱。当时的荷兰赚的是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和丹麦人的钱。比利时（属勃艮第）当时是欧洲纺织中心，丹麦控制着松德海峡收税，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富国。

今天唱郁金香故事的文人，都爱张冠李戴地替荷兰人，为"郁金香投机"忏悔。实际上骂郁金香投机的欧洲人，真实的意思是"荷兰人都是狡猾狡猾的奸商"。第一个滥用荷兰郁金香投机，作道德传教的是欧洲人，滥用得最多的也是欧洲人。中国卫道士虽然鹦鹉学舌，但多只是不明所以然地抄袭郁金香投机所谓"后果极其严重"的感叹。但是郁金香所谓投机，对荷兰人能有什么严重后果？无非是让荷兰成为世界上观赏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让荷兰人赚了一大笔钱，1620年后的荷兰，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后果太严重了！

荷兰当然不是靠1620年的郁金香投机才成为强国，喜欢资本积累说的可能又会说成，荷兰是靠郁金香投机"积累了资本"——>这正是欧洲人妖魔化郁金香投机的原因。至少"郁金香投机后果严重"一说，本身就是意会的。荷兰后来产业模式的改变，不再依靠郁金香这样的炒作，也多少表示对亏了钱的欧洲邻居的歉意。荷兰郁金香投机之所以被长期提及，主要是因为欧洲基督教社会对荷兰当时富强的忌恨，也表明欧洲基督教会对于新教的荷兰的妖魔化，不但因为荷兰忤逆了罗马教会，也的确，逐利不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美德。

荷兰郁金香所谓投机，是不典型的，以致于除了价格上涨了多少倍的传说，（当时没能交易所，没能记录，价格只是收市后的传说），几乎可以可供研究的细节。荷兰随后又如此迅速地富强，郁金香带动的荷兰农业今天仍然如此发达，让所谓郁金香投机有害说，显得苍白无力。郁金香投机事件本身是不典型的，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也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可能正因如此，该事件被广泛用于攻击资本主义，无论是东方的孔儒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材，还是欧洲基督教本身，反复地以郁金香为证，对个体逐利行为，作道德上的无穷挞伐。

最大的可能是，荷兰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郁金香投机作为每一个"逐利炒作"，也最强烈地冲击了中世纪社会，一切为了获得长子继承权，从长子继承权中获得分定回报（分红）的观念。从贸易中获利被视为缺德的投机（如犹太人），从长子继承权中盘剥反而被看作是贵族的高贵，是中世纪社会符合东方文化，但迥异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与荷兰郁金香"投机"相对的，被视为高贵投资的，是同时期法国富人，大量地向路易十四的购买贵族年金，向王室财政缴纳一大笔巨款，换得永久性的贵族年金。但谁更有利经济成长呢？

犹太人并没有控制欧洲中世纪的金融

资本主义源远流长；
不存在社会发展论中的"资本主义阶段"；
基督教对利息的限制促使汇票的产生；
汇票是促使了银行和私有货币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给传统如东西方文化的卫道士，制造了一个错觉，恍惚资本主义真的是在近几百年才出现的，——>他们说的是"生产方式"；问题是生产既非创造价值的要点，资本主义的核心也不是生产方式！如果以长子继承权（马恩毛基督教所称的"资本"），则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久远；至少不亚于君主制和封建制的总和。如果是以信托出现而论，无论是在希腊古风时期，还是在中国唐宋时期，或者是波斯阿拉伯帝国，都已经有完整的信托和资产经营。因为这几个关键的错误，社会发展论可以完全忽略。

远古如西塞罗到雅典求学时就已经通过汇票签发的方式预支学费。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则一直保留在犹太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这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剥夺犹太人从事实体经济的资格有关。犹太人并没有控制欧洲中世纪的金融，则可以从意大利人发明的"汇票"可知。汇票的发明者和签发者都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徒。原因就在于基督教对贷款和利息的歧视，仅对基督徒而言，犹太人可以直接索取利息（可参考威尼斯商人），因此犹太人不象基督徒的金融家一样，依赖汇票。汇票的正式诞生（或重新出现）标志着现代信托的开始。

汇票的产生是基督徒商人为了回避基督教义对于利息的诅咒，但是自中世纪中期开始的商业，如果没有信托和贷款，就根本不可能具备收集商品和支付运输费用的能力。教会都是有财力也有收取利息的权力，但是教会节欲性的"美德"满足于自给自足，而耻辱于商业逐利。如果教会缺钱花，会跑到信徒家里吓唬富人不捐款（加税）就下地狱，或者让属下农奴教民特供一二。即使如全欧性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的贷款也主要是贷给国王。而且很危险，圣殿骑士团就是因为法王腓力赖帐，给上给教会联合法王"打黑"了。

基督教的商人发现了一种可以自欺欺人的办法，那就是发放贷款时先扣除贴水，日后再收回本金。只要主管教士不积极打黑，或者腐败得给大馒头堵住了嘴，那么白马非马，"贴水不是利息"，基督教会倒没有禁止收回本金。这样就在实际上实现了贷款取息功能。拿到贷款的客商，未必一时之间就用光，利息（贴水）倒是已经支付了，就会有再贷款保值的动机。或者把这位贷款拆细了再贷给其他人。只要到期收回足够比例的本金，资金链就不会出现缺口。这样，越是有声誉的贷款商，越是有可能吸收存款，以他人的钱生钱。

正因为实际收到资金，和实际消耗资金，不可能是实时的，利息成本的支出却是已付的，两者之间的Gap就提供了腾挪的空间；也就出现了签发信用证，担保某年某日到期以前可以到贷款者帐下支取份额。当这样的信用证签出比较多时，贷款主并不需要100%准备金，就可以应付取款需要。另一方面有信誉的贷款者的支付凭证，本身作为有价证据就可以买卖，每次买卖可能收取若干贴水。如果异地之间有同一贷款者的网点，汇票本身不完成了远程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的功能。无论如何，汇票也就出现了。

汇票是私人签发的，但具备货币的一切要素，仅仅与国家政治权力无关。希望自已的储蓄可以生息的存款人，就可能把自已的储蓄交给信誉好的贷款人。贷款人收到钱，就会开一张无限期汇票表示收到存款人的一（相当于今天的无记名存单）。存款人也不一定需要取回现金，可以把汇票贴水卖给另一人。这样银行（家）就出现了。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和德国的富格尔，都是此类型。货币也出现了，信托也出现了。不必理采银行内部的股权和运作，以银行对存贷款的经营责任而言，就是信贷模式。整个银行是一个信托产品。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仇视

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为了办大事；
资本主义为了控制成本，控制风险；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仇视；
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阻挠和今天的贪天之功；

卡尔马克思不明所以然地对股份公司和股票的出现大加赞赏，称之为可以集小资而成大工程。其实股票并不是唯一能集小资成大工程的渠道，信托和银行是更广泛得多的方式，并且股票最重要的意义也不是圈钱（做大工程），而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最早的做空工具，可以用脚投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已经可以通过股票"极大提高生产力"，却不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举国体制。基督教的福利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另外的理由，政府剥夺私有财产可以减小贫富差距，但显然已经不是生产力的理由。

由于马克思主义拥有万能的辩证法，只要枪杆子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哲学就是战无不胜的，无须对马克思主义者自已的逻辑矛盾负责。所以尽管马克思和他的主义者们，对于股票和信托的认识错漏百出，但实在"无可辩驳"，只需要排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即可，那怕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早在股票出现以前，信托就已经体现了减小投资者风险的作用。而不会象行会和小合伙人那样，在亏损的业务时仍然把自已（可能是）几代人的积累，套到全部亏损为止！这对于把土财主地窟中的积蓄吸引进流通，非常有用。

如果仅仅是以"集资干大事"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错的。举国体制仅以发动而言，绝对比股票和信贷这些让经营者伤透脑筋的"西方那一套"更高效。这就如同求人是难的，命令人是容易的；正当赚钱是难的，枪杆子里出税收，领导划个圈就去了。如果不考虑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的话，强盗绝对比企业家更有"经营才能"。不信邪的高手，可以自已试试跑街当sales，卖任何产品，看看你"剥削消费者"是不是比薄主教王英雄打黑时来钱还要快。好象是揶揄的笑话，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偏偏就成为阶级斗争的理由！

马克思继承的是基督教等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平民财富的仇恨。既表现为早期对资本主义的阻挠的，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终于冲出宗教和权贵的围追堵截后，基督教道德高手居然能贪天之功，把所谓欧洲（自古）有商业诚信，归于"基督徒信上帝"！他们自已做的坏事，就成了"基督徒被迫害"。如果这些劣迹还只是历史虚荣心，今天他们仍然敌视资本主义，重新走上了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不能不让人感叹，基督教还能不能改邪归正？

贪天之功且仍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的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沙文主义或者说欧洲中心论，是现代（权贵的）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的）极权主义的共同源泉。 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就是这样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和欧洲中心论者。他们的错误是把基督教或者说新教，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天主教总体上一直阻挠着资本主义的进程，这可以从南欧和世界天主教国家的贫困落后可见了；而新教则只不过是成功的欧洲商人（如汉莎）和国王，需要为摆脱罗马教庭的控制，需要一种新的"独立教义"。

并不是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加尔文的个体的世俗禁欲主义（清教）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在欧洲分散的政治环境下，却处于罗马天主教的大多数的暴政的统治下，少数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的平民，必定只能是从自由商业中得益并有积蓄的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必定是多数人暴政的主要受害者。这极少的一小撮唯利是图的有产者，需要可以自我组织起来，抗衡天主教高尚的暴政的意识形态。是这些已经成功的人，选择了新教，而不是新教，创造了这些人的成功。当新教成为大多数后，同样转为阻碍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如德国。

国家主义出口导向的性质比监守自盗严重

信用经营商的信用产品，政府的法定货币；
政府垄断令法定货币成为隐性税收；
国家主义出口导向的性质比监守自盗严重；
民主（市场经济）可以禁绝政府滥发货币；

只需要从"收取实物（税）资产，承诺政府服务，发行国内流通筹码"的角度，就可以将各国的法定货币，与纸黄金"收取货币，（不承诺）收益，发行纸黄金筹码"，与返还型保险产品"收取货币，（承诺）返还，发行保险产品筹码"，与非返还型保险"承诺意外赔偿责任"，银行存贷款，以及股票和基金理财产品，等等具有"准备金"再发行性质的经营模式在逻辑统一起来。由于这类模式产品都具有"信用承诺，准备保证"的性质，因此可以称之为"信用产品"，商业经营者是信用商；政治经营者是政府。

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私有化发行的货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财信用的产品。所谓法定货币，只不过是此类信用产品，由国家专营，被行政确定为应税标准，并常常通过行政手段作为规定为唯一合法的流通手段。该垄断途径一般通过金融垄断，对类似的具备流通功能的"信用商品"审批，以避免冲击国家专营的法定货币在流通中的垄断权，从而确保了国家可通过操纵货币，从商业社会不可或缺流通中，保留无穷尽的雁过拔毛的特权，直到商业流通崩溃为止！这种常常缺乏被监督的隐性的税收权力，就是所谓的货币主权。

其他的性质相同的私有筹码（货币）的流通，一般必须经过审批，并且限制其流通方式，象纸黄金只允许作为电子记帐。在东方帝国，金融是政治垄断集团的禁脔，不但不对平民开放，除非把官商民营也称为平民；平民产品未经政府（不可能同意的）审批私自经营者，违反者可以被处以死刑（如吴英），所谓"扰乱政治集团垄断的金融秩序"。实际含义就是排斥潜在的商业竞争者，最大限度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垄断，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滥发货币的隐性税收。类似的政策还有如香港的土地财政，禁止私自填海移山造地。

对比各国之"纳税人直接/间接缴纳实物税，换得政府服务支持的筹码"的法定货币， 可以清晰地显示，国家主义的出口导向，实际上是监守自盗的"盗卖纳税人财产"。如果不是由于国家主义强制纳税人承担极限的税负，仅以盗卖而言，在经济学上常被称为"公地悲剧"，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公有制社会的特色。无论是中国古代皇朝的"吃空饷"（今天体制内也有类似情况），还是苏联帝国时期军队盗卖器材，与以及中国和日本为了国企（财阀）而强制搞的低估汇率出口导向，屯积美元却丝毫无益于国民生活，几者性质完全相同。

国家主义监守自盗的性质，类似于"挪用公款到赌场赌钱"。但是由于国家主义的"公款"是单方面的强制征收的"税"，因此性质要严重得多，远非单纯的"卖国"所能概括。由法定货币和所谓货币主权的机理，可以看到金本位不能取代民主制度对货币政策的监督时，也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反而能够取代金本位，对政府货币政策进行监督。道理非常简单，只要存在自由的商业流通手段，那么法定货币的隐性税收权力，自然就消失了。民众会放弃法定货币的流通，选择信用好得多的私营货币流通，并且不用担心没有法定货币应税。

在自由的商业流通货币的竞争下，如果政府指望从法定货币中寻求额外的隐性税收的权力，那么将导致法定货币流通信用的下降。尽管民众依前法需要收集应税的货币，但是由于法定货币失去了储蓄的价值，收集"因为大量滥发而没有信用"的法定货币，如收集蒋介石的金元券去交旧额的税，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何况在民主社会，民众还可以推翻前约？政府却不具备这样的权力？（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民主政府就只能在"限制法定货币发行量，以保持信用"和"滥发货币，信用剧降"之间最优化，自然就不会滥发了。

金本位并不能限制滥印钞票

米塞斯的错误：金本位并不能限制滥印钞票；
罗斯巴德的错误：金本位100%准备金率将自毁金融信贷系统；
金本位思想的错误：代替民主的货币政策技术是不存在的；

金本位的限制仅仅是在对外贸易时提供支付信用。在英国最早实行金本位后，其他国家纷纷转为金本位，目的也不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是为了得到英国的贷款。英国殖民主义得到的大量黄金（包括南非和澳洲加拿大的黄金），由于殖民地和国内经济都处于管制状态（仅仅是程度不同），黄金资本缺乏投资去向，也急于寻找投资出路（类似于谢国忠向天朝建议"向非洲借出美元储备"）。这样象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接受金本位后，就为英国黄金资本购买本国国债以及投资国内债券，创造了条件。显见是重商主义的思路。

金本位不能够限制一个国家的对外收支平衡，只要该国家愿意承担黄金外资不再流入的"代价"，它随时可以让本币与黄金脱钩，——>包括英国自已！以日本三十年代计，也算不上什么代价，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无力偿还黄金外汇的欠债，反正也是还不起，脱钩就脱钩！无论是美英还是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没有一个可惜的。金本位更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政府滥发钞票。德国算是恢复了金本位（靠道威斯计划借入的黄金作储备），但是德国重整军备和基建支出，完全就是超量发行货币，跟金本位完全无关，——>而且通货膨胀还不高！
ps:此历史丝毫不值得奇怪，东方帝国以同样的手段，滥发货币时能够令"通胀不高"，早就青出于蓝；

西方政府愿意保留金本位，完全是税收上的自利性。对于财产性税收为主体的国家，金本位可控的通货紧缩，相当于加税。反之，当税收转向流转税时，凯恩斯主义就带来更大得多的税收。金本位自然就废止了。对于英国来说，奉行金本位与资本主义无关，动机与西班牙拥有美洲白银时一样，仅仅是从帝国主义政策（历史中投入）兑现的表现，把物价上涨的代价通过法定货币金本位的政策强制转而到国内民间经济。英国国民本身并没有从金本位中得到好处，也就是没有从英国的帝国主义中得到好处。这是英殖民帝国终结的重要理由。

在此要指出笔者最尊敬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错误。他以为要用金本位，才能阻止各国央行滥发钞票。如果米塞斯真的很了解三十年代的美国的话，他应该明白，即使是三十年代的美国，与承兑的美元黄金券也是非常罕见的，绑架和杀害了（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林白的儿子的绑匪，因为使用了一张黄金券而露陷。金本位不是国内流通货币的等价物，而仅仅是承兑的准备金！罗斯巴德发现了这个错误，但是却坚持之而构成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对银行作（金本位）的 100%准备金，等同于自毁整个金融信贷体系。

米塞斯金本位的著作发行于1920s，抵达美国的时间就很靠后；而且经济拮据，英文不可能很熟练，对美国的理解大概跟今天中国旅美的海归差不多。所以经历了德国和奥地利在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想当然地以为当时高含金量的美元就是严格意义的金本位的，以没有追究美元发行量当时已经大大超过了黄金的储备，不得不限制美国人兑换黄金，（类似于今天限制个人兑换外汇），然后是限制黄金流出，（类似于今天资本项目管制），最后是颁布《黄金法案》，强制收购美国人手中的黄金，——>黄金储备太缺了！

米塞斯自《货币与信用》中强调金本位抑制通货膨胀，是没有深思熟虑的想当然，是对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反射，也缺乏他以为的美国完美的金本位的了解，没有了解美国运作的金本位制，与霍享索仑德国时期的马克政策大同小异：少量的黄金储备，对应着真实发行的大量货币（黄金兑换券）。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因为没有实行金本位，而是必须抵赖对协约国的赔偿。对于奥地利学派关于金本位的错误，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技术方法，可以代替人权私有的民主体制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国进民退的逻辑体现在在食品安全和股市中

上市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好的企业；
无视公有制背景"严打市场"的公害逻辑；
国进民退的逻辑体现在在食品安全和股市中；
监管产品市场导致封建化，监管理财导致实体经济失血；

当管理层和股评公害指责A股股民时，他们指责的是中国最具市场意识的平民，当他们指责A股中小板上市公司时，他们指责的是中国最好的那部分公司。其实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A股国企上市公司。A股的国企从市场经济的标准上看，也是很烂的，完全不能分红的。但它们的确是全中国国有企业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了！所以国际惯例就是，凡国企在股市中，都是垃圾股！股神公害和管理层精明之处，就是政策强制着股市国进民退时，有选择性地强调中国特色（国企，行政干预）和"向国际接轨"（蓝筹股，小盘股）！

如果结合到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向国企的倾斜，就将出现更奇妙的淘汰。国有企业虽然不能分红，是在市场条件下而言，如果政策或政策贷款"向国企倾斜"，如N万亿拉动N驾马车，就是这样的倾斜，将意味着中央银行和国资委，通过无限量的人民币贷款，帮助国有上市公司业绩做假！由此做假能力再"公正地"排挤民营企业！这就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如德）和民国时期，将交不起人头税（相当于强制向国家分红）的小民拉壮丁（代税），表面上是官民一视同仁，但是负责收取人头税的却是地方官僚乡绅！（普鲁士是容克地主）。

这就是证监会如郭树清"强制分红"之貌似"打中A股要害"，可能包藏的祸心！无视中国公有制背景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借口"中上市公司是最优秀的"也是"仍然不符合国际标准要求"而严打之，（执行标准是证监会的绝对权力），意味着政策要消灭A股股票市场本身！其道理如同公害知识分子借口中国食品安全"不合国际标准（幻想）"，要消灭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这就是郭树清所谓新政制造了A股大熊市的经济学机理。实际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公害和监管层的行政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成本，强迫经营者退出市场！

这就是笔者指出公害和管理层打压市场经济的后果，与芮萌和董登新这些官方背景明显的股神学者，对散户投资者妖魔化的不同之处。笔者是预见到管理层的打压和公害知识分子的猖獗，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毁来性打击，以自已一已之力提醒公众，减轻这种打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已，为挽救中国市场最后一点元气，尽自已的一分力。万一笔者得逞，无论是中国国民经济，还是中国股市，都会有爆发性的经济复苏和波澜壮阔的投资牛市。笔者的努力有多大程度的得逞，经济和股市就有多大程度的牛市，房价物价就有多大程度的熊市。

而象芮萌等官方股神的目的，恐怕是恰恰相反！即使仅仅从表面文字而言，也很难说"散户有不投资（和斩仓）的自由"（芮萌），不是对"行政干预，直到民间投资者（因为政策制造成的成本过大）而自动退出市场"的确认。类似的政治行为在帝党的历史上也的确被视为"成功的经验"。天朝能员顾准在上海对私有财产作国有化时，就是类似的"任意高税收实现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公害和管理层对市场的干预，作用完全相同。但是只要"政策干预"不被识破是定向的隐性税收，天朝官方舆论就可以诱导之，视为"市场渠道"。

必须承认，政策干预作为隐性税收，虽然不能补贴财政，但确实比较隐蔽。即使是西方非主流也只是知道"干预市场是不对的"——>主流的凯恩斯主义不也是强调"看得见的手"吗？还是也有巴菲特税的提案吗？对诸如随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如期而致的官方监管，和指责A股"散户化"如期而至的，为了实现A股"机构化"而进行的打压（理财监管），含义完全是相同的。前者构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国进民退和封建化，后者则切断了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民企）的信贷供应。但是即使是在所谓公知里，又有多少人关注呢？

美元对中日来说，只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政府税负效益和法定货币的信用及美元；
美元对中日来说，只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中日低估本币对美国出口赚美元的"信用"；

将政府效能视作法定货币的信用担保，（政府效能＝（规模＝税收）×效益）相当于货币筹码的发行量（法定货币是隐性税收），将其代入公式（货币信用＝（常数m×担保+常数n×储蓄）/货币总量），就将得到（货币信用＝（政府服务效率＋藏富于民）/政府规模），即法定货币的信用，反比于税收和税负痛苦。这就是美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强劲的货币的原因。立足于成本管理的资本主义也关注于政府成本的监督，因此在政府规模和藏富于民上处于先天优势，实际上在政府运作效率上，也处于先天优势。

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甚至包括茅于轼先生在内，常常用"效率"一词以说明大政府"效率高"，实际上是把政府收税的凶悍当成了效率，而没有考虑用税的效益。他们使用得最多的"效率"，如果不是政府权力者可以通过神奇数学得出来的应用题标准答案，如东方帝国的统计艺术，或如帕累托积，或瓦尔拉斯的均衡，或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等等！就是角色不明确的不知所云的好东西。总之用这套"效率逻辑"，绝对可以把任何曅政美化，象秦始皇的效率挺高的，也可以把任何联邦政体妖魔化。

美元是美国国内流通的货币，其信用担保者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服务的（效益＝效率/税收），——>这是张五常分子谬误的要害！美国政府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但是它只对美国国民服务；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高信用的货币，却只对美国国民国内消费而言。象谢作诗教授的几篇文学作品所坚持"美国政府更懂得省钱，所以人民币要固定汇率锚定美元"，这套通行于东亚的谬论，就导致了可笑的悲剧。中国和日本，居然成为供养美国财政的最大的无公民权的纳税人！美元对于中日这些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在美国炒卖的"纸黄金"！
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些屯积美元（或外汇）的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对外贸结算的担保而言的。过量的储备，意味着对美国政府服务于全世界的信用的过分认同——>显然美国政府是美国公民的政府——>也就的确意味着强迫美联储为了避免国内通货紧缩，而超量增发美元，更何况，美国自已也存在政府已经偏大、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金融缺口？？色中饿鬼碰上投怀送抱的裸女，要求美国把持得住，的确是对美国的信仰考验。美国国会认为美元超发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操纵汇率，屯积美元不消费，不完全是捕风捉影！

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来说，不要说中国是外汇管制，日本难道流通的是美元？中国和日本，难道是用美元统计国内的物价？有心人倒是可以统计一下如鸡蛋，汉堡，牛肉，中杯拿铁等物价，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尽管承受着高得多的工资成本，但是同等物价仍然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中产阶级经常消费的普通大众品牌货，美国的物价更是便宜得不可比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并不对中日这些国家的民生负责，中日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对中日国民的信用担保。of course!

中日国家屯积美元的储备，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国旅游时可以便宜点。何况中国的外汇还是管制的？中国和日本消费流通的都只是自已的本币。中日两国的纳税人，都是真金白银地向政府交纳的"实物税"，换取人民币和日元，它们的信用取决于本国对自已国民的服务效益。而它们的政府却为了利已，也为了利已的关联利益集团，如中国的国企和日本的财阀，把这些国民纳的"实物税"贱卖给美国人，换成在美国投资的纸黄金，屯积起这些筹码！出发点是不是纯情另当别论，反正是白白对美国奉献，那是肯定的。

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

货币信用的创造和消费流程；基金份额相当于私有货币；
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
政府对国民有效服务的本身就是法定货币的信用；

从货币信用的消费过程，可以看到"储蓄，硬通货准备金（担保），流通总量，货币信用（购买力）"这几个因素，是互相关联的。准确的公式还有点斟酌，数学相关是那种曲线（线性？级数？平方？……）还有待探讨，但是按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公式：（货币信用＝（常数m×担保+常数n×储蓄）/货币总量）。硬通货之所以能够成为担保，在于持货币者如果因为需要（不信任而造成抛售，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一种需要）时，可以换取硬通货避险。因此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不构成担保意义。

凯恩斯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将货币信用视为"经济危机"（通货紧缩），煞有介事地宣称"物价下降天下大乱"，没有危机制作危机，自已制造的危机，倒打一耙转移危机！用增大货币供应，稀释构成货币信用的储蓄，逃避对货币信用的担保。凯恩斯主义表面上是"增发货币促进经济（统计数据）"，实际上就是"无信用（泡沫）主义"。由货币信用的消费过程，也可以看到信用构成的关键就是硬通货担保金。对纸黄金（or sth other else）而言，其担保是收支的人民币，与黄金没有任何关系。金本位下的银行信用与此相同。

金本位货币的信用是黄金兑换券中的黄金储备，也就是过去意义的外汇硬通货。所谓重商主义，就是尽最大的国家努力，增大这一黄金储备量。所谓西班牙一度强大，或言英国曾经最强大，也是因为能够从南美洲（英国从南非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得到世界半数以上的黄金产量。但这是对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担保而言的，与本币的国内流通完全没有关系。其经济流程是：国家消耗税收（通货膨胀都是隐性税收）对外征服或者低估汇率，控制国民兑现（监管也是隐性税收），增加储备，对外购买和借债担保（参考李嘉图等效）。

所以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国家主义。在欧洲十七世纪开始，把欧洲一步步引入帝国主义，最终引入世界大战，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逻辑结果。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是把国家主义，张冠李戴扣到私人财产的头上；国家主义侵害的，恰恰就是私有财产！这是近代史以来的世界革命中，最微妙的动乱密码。货币如纸黄金信用的形成，确实就是一个庞氏金字塔的过程。向（如理财产品）消费者销售有限量的筹码，保留必要的承兑准备金（成本之一），用现金收入去赚钱，赚钱的话就可以抵销准备金成本；亏损就"连本也亏了"。

可以看到流程与基金的销售完全一样。"基金份额"也是一种货币，基金公司就是一种"内部中央银行"，下属基金品种相当于商业银行。纸黄金的好处就是投资者指望着纸黄金本身持有和炒作中的增值，购买的本身就是储蓄的过程。危险就是一旦纸黄金价格下跌，就会比一般的银行券形成严重得多的挤兑。所以纸黄金需要高额得多的储备金。在黄金熊市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美元黄金价格平盘时的纸黄金熊市），准备金率要求可能超过100%。法定货币与之相同，只不过公众（相当于消费者）购买货币所支的是产品实物。

法定货币只不过法定货币定位为国家实物税收，国家发行货币筹码，让公众缴纳实物税（换取货币筹码）——>国家消耗的是物资，储蓄自已发行的筹码毫无意义。实物税收是无偿的剥夺（此处不考虑民主社会"税收换政府服务"的因素），不可能存在挤兑"国家份额"的问题。所以法定货币不存在对内避免挤兑的储备金问题，政府服务职能运作存在的本身，即法定货币信用本身，轻税高效相当于低发行量。也正因为政府信用是服务社会，也就有了"（石油，粮食之类）战略储备"，实际上就是对法定货币提供的政府服务职能的担保。

政府滥发钞票，与金本位是完全无关的

货币的信用如何被利用？信用商如何赚钱？
有货币信用，才有储蓄；凯恩斯主义谴责的"流动性陷阱"就是储蓄；
凯恩斯主义确实就是"社会主义"，通过隐性税收对私有储蓄国有化；
政府滥发钞票，与是否实行金本位或"锚定"，完全无关；

一种流通的异步等价物（货币），如果具备信用，就会被商家接受，也就会被消费者作为储蓄。它将意味着有一部分筹码会因为储蓄而退出流通。因此也意味着该信用券的发行商，只需要承兑其中的部分筹码，就可以通过出售该筹码（从前的银行券，黄金券，或者如今天的纸黄金），换取自已既定的某种等价商品（如纸黄金为工商行回笼了人民币）。这种现象被约翰.凯恩斯错误地称为"流动性陷阱"，并因此视之为通货紧缩的根源，因此而衍生了被"大政府"的利益集团叫好的凯恩斯主义：滥印用于稀释储蓄的货币。

米塞斯对自英国实行黄金本位后，一直到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几次通货紧缩的判断，虽然被讥笑为"心理学派"，但米塞斯其实是对的：所谓通货紧缩只是一种心理错觉。当通货紧缩发生时，总发行量的M2并不少；少的是银行速动的现金流量；大量商品生产过剩，实际上是先一期的金融垄断下的流动性过剩的盲目投资；——>从生产创造价值的信仰出发，生产商和银行债权人，都会认为生产出来的就是价值，迟早可以原价卖出去的，——>价格下跌让他们惊惶失措。市场利率高企的同时，银行却惜贷以保持充足的储备金。

如果因为没有活在三十年代，对大萧条不了解，让凯恩斯忽悠得不知南北的话，那就看看今天的欧元危机，看看今天的中国经济，也看看今天的美元的QE3。看看是否真的与金本位实行以后的几次通货紧缩的情况不同？如果怪罪当年有金本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今天可是超级的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通货紧缩症状"？又再一次被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再次滥发钞票的理由？米塞斯解释，通货紧缩只是心理感受，真正的原因是央行在超发货币无效后，转为紧缩了。美国量化宽松，转为紧缩了，对比一下是否上述结果？

约翰.凯恩斯将储蓄视为流动性陷阱，把央行滥发货币后改邪归正导致的紧缩表象，视之为"都是储蓄惹得祸"，付之于凯恩斯主义，甚至主张过期作废的"货币"（相当于商场促销券），其实际意义之一是对所有人的储蓄（绝对意义的私有财产）完全国有化，其抢劫程度完全可以与纳粹和斯大林相比；从而迫使个人依赖于国家的福老；其二是将货币完全透支，变成戴克里先式的实物税，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主张。难怪东方帝国的大学经济系，会直接了当地说，"反对凯恩斯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It is RIGHT!

米塞斯大萧条的判断是对的，对自南北战争后主要发生在美国的几次萧条型的经济危机判断为"心理感受错觉"也是对的；不过米塞斯也不完全正确之处，就是日本松方正义和英属印度的通货紧缩，与美国的历次通货紧缩的机理不一样。前者实际上是依赖于土地财产税的政府，故意减少货币的流通（增加准备金率），在定额税的前提下仍然实现了事实上加税的原因。而早在大萧条发生以前的日本高桥是清，就已经执行着今天日本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大量发行本币，高估汇率低价出口的导向！因此才有中国抵制日货的故事。

所有这些现实的和历史的事实，都说明政府滥发钞票，与金本位是完全无关的。一个完全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象墨西哥），完全可以向黄金资本的输出国借贷，明确按以黄金计价归还贷款，而无须将本币与黄金锚定（墨西哥是银本位）。这就象中国也接受过日元贷款，但完全没有必要将人民币与日元锚定。也说明凯恩斯主义不但内部逻辑是错误的，偷换概念的，而且他们信仰所依的观念，实际上是也是错误的。更进一步的，也说明了象乌有之乡的卢麒元的货币观念的错误之处：QE3不能够创造美元信用，而是消耗美元信用。

ps:提到卢麒元，不是对卢和他的文章（QE3什么的）的肯定、否定，或评价，仅仅是通过对比，借此说明基本的概念，以及常见的误区。

国有企业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的信用？乌有之乡的卢麒元错在那里？

纸something的本质是私有化非法定货币；
股票是上市企业股权担保的私有化非法定货币；
国有企业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的信用？乌有之乡的卢麒元错在那里？

纸黄金提供了范例：是否可以通过金本位，限制货币（黄金兑换券）的发行。除非否定纸黄金就是无担保的黄金兑换券，否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纸黄金的确还不太象是货币，毕竟还没有阿婆拿着一张克数计的纸黄金"币"去买菜，目前只是工商银行电脑里可以无限增加的电子筹码。但是，工商银行印刷无记名的纸黄金流通凭证，有困难吗？工商银行以若干纸黄金筹码作担保凭证，发行一些理财产品得到人民币现金收入，有困难吗？后者目前就已经在销售之中！在政府行为中，这叫"国债"！按李嚞图等效，就是税，就是货币！

纸something锚定的不是黄金，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诸如盐，海水，（纸）石油，一担子各色金属（其实是垃圾）（张五常的主意），一篮子各色别人的纸something（周小川的主意），国有土地（乌有之乡的主意）如法国大革命大量发行的指券，国有企业的股份（即长子继承权，奴役国民的理论创新，乌有之乡卢麒元的主意），月球上的土地（一家美国公司的奇思），火星开发的前景（约翰.劳的故事，当时指密西西比公司收益），对非洲武力掠夺的殖民股民（英国南海公司，类似约翰.劳），郁金香（荷兰）…………！有区别吗？

推而广之地，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也是类似的产物吗？目前国内常见是电子化的股票，实际上是过去还有目前国外，更多见的是未上市交易的纸质股票，这些有价证券本身也常作交换和抵押，（中国手续比较烦，要公证才能过户，收百分一的手续费，比炒股还贵），显然如果得到广泛的接受，比方说国资委作为一家大公司发纸面股票，或者周小川的国有垄断集团统一发金融债，其流通信用在帝国威权覆盖下，真的不可能实现吗？所以股票其实就是以公司注册资产（模仿长子继续权的形式）抵押而私有发行的货币。

乌有之乡的卢麒元《QE背后的秘密》文中，把人民币视为以国企作抵押的合理和不合理的关键，错误就在于此。假如人民币是国资委以国企股权抵押而发行的，那么卢的定义是没错的，——>显然不是这样，国民经济不完全归属于国资委；但卢显然认为含义一样，——>卢在此预设了公有制的前提；他也是一位铁杆的毛左薄粉。与民营上市公司是以私有产权抵押发行的股票不同的是，国企（如国资委）发行的股票，是以长子继承权作抵押，类似中世纪抵押税收特权借国债。法国和英国革命的发生，就是卢麒元这类高招后破产所致。

私营上市公司（私有发行）的货币（股票）是有价的，尽管可能因为公司破产而归零，就因为那是私有产权，总体上可以通过交换合作，对股东承兑股权相应股金，——>郭树清将其偷换为"对红利的承兑"——>这是债券/贷款的责任！既可以接受股金承兑，又提供（较低红利）的叫优先股。郭树清所谓"强制分红"之所以是冲击市场经济，侵犯私有产权的暴政，就因为（完全承兑股金＋高额正常的分红），即使对于西方的优势企业，也是不可能有做到的。实际上是强迫民企破产、退出！所谓大熊市，就是股票价值因此归零的风险。

为什么A股确实有大熊市，原因也因为A股主要的上市市值是国有企业的长子继承权。长子继承权是通过奴役社会维持，必须通过国家暴力（消耗税收）维持的同时，是对社会的隐性税收。因此长子继承权是低效的，总体上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强大帝国王朝，无论统治者如何清廉勤政（比郭树清勤政的多得是！），也无论统治阶级反腐败，乾阳夕惕都无法避免革命来临，重新大洗牌直到下一个封建王朝建立的原因。这是米塞斯资本原理的约束，也是为什么纸something必定全部会归零，唯独私有股权不会的原因。

“货币统一价值尺度”是公有制观念的信仰断言

纸黄金提供了"金本位货币"和"私有化发行的货币"的范例；
"垄断货币发行（货币主权）"是中央集权大政府的产物；
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原因，是被隐性税收吸引；
"货币统一价值尺度"是公有制观念的信仰断言；

在金本位已经终结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便以七十年代最终脱钩计，也已经四十年），是否恢复金本位，在绝大多数经济哲学的爱好者来说，接近于是形而上学的信仰，那怕他们自以为是"奥地利学派"。金本位的道理虽然不复杂，但是在凯恩斯主义肆虐的年代，鼓吹金本位的人其实只是当成共产主义一样的口号，不知金本位之所以然。纸黄金作为一种极端性的无担保的黄金券（相当于金本位发的本币），可这些金本位的信徒作了生动的仿真演示：完全没有黄金储备，也可以无限量发行纸黄金，还能炒出几千亿现金收入出来。

货币的私有化发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样因为缺乏实际感知，成为接近形而上学的命题。在各国已经各自垄断了货币的发行，已经接近两百年。东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则接近两千年。西汉《盐铁论》无论是盐还是铁还是铜，目的就是对货币的垄断，同时垄断国计民生的要害，禁止私人铸钱已经渐成国策。宋元明清几代渐渐垄断对外贸易，聚敛官方控制来源的白银，为此不惜发动对走私小民的"反倭战争"（杀掠违反明朝禁商的中国穷人，郑和剿的海盗亦此类），也是为了垄断作为货币的白银的获取和国家的发行。

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货币应该被国家垄断"，本来只是经济运作的一种选项，但是，即使是在自以为经济学者的人士大脑中，也成了先人为主的信仰。如果说还有什么说得出的理由，只是无法核计的"交易成本，降低兑换成本"（科斯）。但是以（欧元 vs 东南亚货币）的感受而论，所谓兑换和交易成本，完全是交易者个人方便与否的感受，并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统一货币降低（自已的）交易成本"的断言。对旅游者的方便自不待言，但是对于跨国商人来说，各国非关税壁垒，导致同一货币价值的不同，计价反而麻烦。

问题就在于，虽然不排除统一货币（如国家垄断发行也是一种统一）作为国民经济的选项，但并不存在"统一货币尺度，就降低了交易成本"的逻辑关系。交易成本本身是个体的，是不可宏观衡量的——>这是以科期定理断言于货币的关键错误。以欧元为例，旅游者表面上的"低交易成本"，完全被各国非关系壁垒（含各国福利和管制制度差异）构筑的，对欧元铸币税（含政府债务）的公地悲剧的几万亿倍的代价（也是交易成本）所吞噬。相反，旅游者或者国际贸易通过货币之间的浮动汇率汇兑，成本其实非常有限，也便于计算。

所以所谓"国家垄断了货币的发行，统一了市场的价值尺度"，或者如张五常分子所称的"人民币汇率锚定美元（或黄金）提供了国际贸易稳定的价值尺度"，——>此论如正确，意味着只有计划经济是可能的——>显然与现代经济生活的现实不符！如果有心机仔细看看这些专家五花八门的理由，就会发现除了没有逻辑关系的掉书包（对专家而言），或者胡言八道的道听途说，他们除了信仰中的结论，仍然是结论中的信仰。国家垄断货币发行的道理非常简单：提供了正项税收以外额外的专属于政府财政可支的收入，即隐性税收。

从《盐铁论》开始一直到明清的银流通，从罗马对货币的相对垄断，一直到近代的金本位和现代的凯恩斯主义，还有今天的欧元，都说明了，"货币垄断发行"是中央集权大政府的伴生物，反之亦然。理解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文明进程后，该规律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只是关注于传统的惯性，是如何那般地让一些自以为专研经济学的专家，对于私有化货币如洪水猛兽般的莫名惊诧，用五花八门的现代化（经济）哲学，仅仅为他们的传统信仰卫道。工商银行发行的纸黄金，实际上就是一种私有发行的无担保的银行券（货币）。

金融垄断不除，就算送掉一万个钓鱼岛，也没什么可惜

东方帝国银行券之纸something的信用；
"国有垄断庄家不得亏损"之"国有资产不得流失"；
打压经济资源优化的股市，热捧毫无经济价值的"金融创新"
六合彩票纸黄金，难道不是赌？难道比A股更不圈钱？更不投机？

纸黄金与银行券不同的是，后者是民间流通的货币，不是用来炒作的筹码。但是工商银行搞的这些"纸something"的电子货币，是专门用来纯粹零和炒作的。如果工商银行（或类似的庄家）聪明的话，可能会明白纸黄金纸石油这类变相的银行券，利益关键在于发行和限量，这样可以减少信用的流失，而不是自已也从事其中的买卖，制造差价，在颠簸散户的过程中获利，——>即通常说的操盘，坐庄。笔者一度把纸黄金当成是电子化的记帐黄金，后来发现大错特错，这才发现纸黄金是胡乱取一个好听名字的无担保银行券！

但是从山东曾经披露的事涉纸黄金的交易案来看，工商银行实际上是自已成为最主要的投资者和控盘者，——>当然，它拥有无限量的自已发行的筹码。在该案中，工商银行的短线价格操纵被两聪明小散识破，赚了工商银行这个傻瓜庄家几千万元。如同股民赚了国有机构的钱是危险的；小散赚了工商银行纸黄金的钱，更是危险。国有庄家反脸不认帐，串通当地公安法院，把两个倒霉蛋当骗子抓起来判刑，"不当获利的巨款当然"没收，——>不是按惯例没入国库，而是没入输钱的工商银行的钱柜！阻止了一次"国有资产流失"。成功！

通过此案可以了解一下国有金融机构是如何看待"坐庄失败"的，又如何因为坐庄失败，不妨联想一下，如果证监会下属机构亏得底朝天，他们是否也会狗急跳墙？如果对比一下上交所在招行认沽权证的炒作中，号称"权证无价值炒作"所以垄断部门大量增发权证的犯罪行为（相关贪官及家属敛财至少一百亿！），对比一下目前对炒作无值纸something的"金融创新"绿灯长开。是否更能说明，在金融垄断的神奇帝国中，游戏规则就是"国有垄断一定要赚钱＋贱民赚钱就一定要打压"。至于政策所需的口号，临时定制，不迟！

如果对照一下天津文交所，对照一下"比股市更有投资价值的福利彩票"，没有对手盘，只能靠机构自已卖股票（坐实亏损）才能从"做空中赚钱"的指数期货，以及证监会和交易所，对股市自主投资毫不含糊的打压，还有因为土地财政而狂涨不能止的高房价，………………，就会发现，尽管胡老板一直说，要让中国国民拥有财产性的收入，但是在金融垄断集团的饥饿盘剥下，恰恰是把有经济价值的股市，散户投机为名，给打压得奄奄一息， 反而是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诸盘"金融创新"，只要是垄断坐庄的，一律畅通无阻！

福利彩票是对比股市最好的工具。福利彩票法定有六成归于福利基金，获奖者另外还要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平均亏损额达80%！这是歧视性的税收，但居然仍然"比股市投资回报高"！所谓股市圈钱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谓股市是"赌市""投机"，更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没有信用责任的福利彩券，难道发行者穷凶极恶会逊色于股市圈钱？难道买六合彩，不是赌？不是投机？难道彩票对国民经济资源优化的作用，比股市大？？试问那些股神评论家，指责过彩票？除了证监会刻意政策打压散户获利，还能有什么解释？

管理层如此颠倒地蹂躏中国的经济，残害着中国的市场，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是非常简单而幼稚的想法：第一是让中产者储蓄破产"缩小贫富差距"；第二是把国民储蓄变着法子抢劫光了，"物价就不涨了"，——>别忘了还有凯恩斯主义印的钞票，把国民储蓄赶尽杀绝！林林总总的金融垄断特权谷物法！惊心动魄！可以看到国有金融垄断集团，是如何敲骨吸髓一般残害着整个中华民族！金融垄断不除，就算送掉一万个钓鱼岛，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充其量无非是两万亿元！不及国有金垄断对中华祖国一年的侵害的十分之一！

纸黄金纸石油是庞氏金字塔的骗局

纸黄金，纸石油，纸something的本质，都是无担保的银行券；
西方早期银行券是流通的货币，纸something是专为赌场炒作的"金融创新"；
纸黄金纸石油是（庞氏金字塔 or 约翰.劳）的骗局；

继纸黄金后，工商银行又要推出纸石油，无疑是为了投契一些人对通货膨胀的观念："钱不值钱，资源保值"，实际的性质与天津的文交所一样，仅仅是借由持币者对贬值的恐惧，提供一个国有金融垄断坐庄的"赌场"。这里不谈由于生物能源和页岩气对油价的做空压力。仅仅指出一点：纸什么的，并不是工商银行（举例，可能有其他眼红的机构争蛋糕）真的有相应的储备（相当于外汇的准备金），而是无中生有的发放（数量可以无限的）兑换券，让这些兑换券锚定某一（没有关联的）价格后，提供一个进出差价的工具。

以纸黄金为例，工商银行作为庄家，最大的收益是从千分三的手续费中旱涝保收。人民币的"纸something报价＝美元价格×人民币汇率"。国内投资者常常忽视，黄金价格上升的同时，人民币汇率是下跌的，（对于石油来说，石油价格也在下跌）。用性质相同的银行准备金作对比，可说明工商银行的潜在风险，或者说信赖工商银行的投资者的风险，在于本应以工商银行的"黄金（石油）储备"背书的"兑换券"，是零面值的；因此只有炒卖进出的价值，真的是零和的炒作。如果不是投资者的风险，就是工商银行的信用风险。

"纸石油"的性质与"纸黄金"并无不同，也因此提醒投资者，"纸something"的逻辑，可以"纸成"任何东西，比方说海水，或者月球火星上的"稀缺的土地"，当然还包括了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约翰劳的那种纸币。约翰.劳算是很老实的，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权作抵押。有些乌有之乡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声称可以用"国家土地储备"作抵押发兑换券（货币），——>这是可以的！而且历史上早就有了，就是法国大革命时侯用没收教会的地产作准备金抵押的"指券"，后来全变成废纸。

如果不明"纸something"原理的，请参考"银行准备金"的相关常识。此处仅仅说明，"纸something"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仅仅是供炒作的，而且是无限量的筹码。直白地说，工商银行开了几间无需对筹码承兑的赌场。类似的营运方式，广泛见于美国早期的二三级银行，当时储备的是黄金、国债和高信用有价证券，各银行发的用于日常流通的叫银行券，就相当于今天工商银行的纸黄金。区别仅仅是纸黄金完全没有准备抵押。这样的银行券也是有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就因为储了一大箩筐这种财富，变成了穷光蛋。

把纸黄金等价为没有担保的银行券，专用于本身短线差价的炒作，就可以核计出纸黄金本身的风险。"纸黄金""纸石油""纸房子"……等等好听的名字，掩盖了它本身是毫无价值的无担保银行券的事实。让投资者以为它会跟随着实物价格波动而"保值"。但实际上，如果庄家自已不去制造短线差价，这些银行券本身收取的资金，特别是在（如黄金）价格上涨后，将因为投资差价，导致庄家的亏损。因此银行必须增发（出售）银行券弥补亏空，这实际上就成了借黄金而"集资"的虚假投资的庞氏金字塔。纸石油的道理一样。

如果标的价格下跌，尽管降低了银行承兑的责任（有了盈利），但由于给投资者造成了亏损，而导致投资者的抛售。实际效果相当于在A股常炒的"无值有价的归零权证"。结果只是一场快快收场的赌局。这也不符合工商银行这类大庄家的目的。因此类似纸黄金这类投资，庄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自已利用任意增发的筹码优势，坐庄，自已制造短线差价；——>以长线投资（黄金和资源）为名，掩盖着短线坐庄炒作差价的真相，是纸something投资品种的成功窍门。但副作用就是卖到越来越多的筹码散失在外，最终陷入约翰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