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危机预期＋政治响应”配对中得到准确认识；
中国文化对危机从来不会“警惕不够”，永远是“反应过度”；
清帝国对西方感受到危机始自1860年并导致洋务运动；
中国社会对甲午战争100多年的反思还比不上1895年的李鸿章！
从国家（含政府，政治）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出发同，重新审视中国自鸦片战争和五四以来的近代史，就能与这个那个的主义完全割裂，而完全与利益（至少是危机管理的利益）挂钩。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必定是针对国内外的某个现实的或者是虚拟的（宣传中的和被信以为真的）危机，针对性动员的社会资源的集合。
因此从（危机－政治）配对，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政治行为，与相应的“国际危机”是否属实，从而判断中国社会对于危机的反应，到底是“不够警觉”还是“反应过度”。如无意外，在一个几千年强调“居安思危”的社会里，几乎不可能出现“危机意识不够”的可能性，而极可能因为“危机可能性的反应过度”而构成后进文明的顽固的后发劣势。
鸦片战争并不是外来是危机，实际上是英帝国不断扩张势力的过程中，与保守锁国的清帝国的一次必然的但规模并不大的贸易冲突。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中，除了英国犯了20世纪算是非法的贩毒罪以外，战争的不义一方基本上落在主战和好战的大清帝国。清帝也没有将英夷看作是多么大的威胁，“招之与抚，所费若当”（道光）充分说明清朝仅仅将战败看作是一次边疆平乱的挫折，事实也的确出入无几。
1840-1860年之间，清朝的危机与其说来自海外，不如说来自国内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运动。因此在这二十年之中，与其说外国侵略了清朝，不如说是清朝主动寻找与欧美诸国结盟，以平定几致全国崩裂的内乱（怎么没有卫道士称清帝国时期民不聊生？）。真正令清朝感受到危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军事优势。
清朝为之所骄傲的也是南方曾李部所忌惮的，（也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僧格林泌部）传统蒙古骑兵，居然在自已地盘上以1：1万的代价惨败！这一惨败可能令1860年南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官已经完全主导政治的省份，没有趁清朝中央军惨败于英法的“良机”而独立。事实上此时的清朝与元末的北京朝廷非常相似，甚至在自已辖境内也平定不了捻军的叛乱，根本无力南顾。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英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展示的军事优势，成为汉满两族官僚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共同的危机感会令社群寻求个合作，而不是自相残杀。曾李等汉官僚，宁愿借南方的实力寻求在北京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不愿另树一帜，而面临被欧美列强各个击破的可能性。
“洋务运动”正是对西方展示在中国面前的军事优势的危机反应。在150年前，也不可能要求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等了解“美式民主市场经济”，能够说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不知是多么伟大的思想突破了。君不见21世纪的中国军迷们，还在搞两千年前的计划经济“富国弱民以强兵”，以培养军事版的GDP而沾沾自喜？
事实上21世纪的中国文人连同历史教科书上的专家，对于最终惨败于甲午战争中的洋务运动的真正原因，认识水平甚至还比不上1895年的李鸿章！最浅薄的反思无疑是发挥君权神授社会的意识形态战斗队的革命精神，在100多年前的甲午战场上抓道德不够完美的“汉奸”！！稍“深刻”点的反思，将甲午的战败可笑地称之为“没有武器自给自足”，——>他们不清楚，连美国都没有完全自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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