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优势中寻求东北权益确认而不得,滋长极端主义;
五四青年过高的期望,徐树铮收复外蒙一场空!
五四国家主义的浪潮中,蒋介石的回旋余地很小;
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已经确立了在东北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后,20多年里反复尝试,却没有能够与中国达成从清朝的协定中的利益认定。中国方面其时五四国家主义一直在抬头,连日本击败青岛德军后,实际占有原属德国的青岛权益,北洋政府承认将给转给日本,也令自居为"一次大战战胜国"的五四青年们所反对,并令日本一直与之交涉的北洋政府垮台。
五四运动的"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权益的危机"中,是早就不存在于中国手中,由德国投资的权益。攻占青岛的是日本军队,也不是后来"对德宣战"的中国。中国输出劳工本来与战争无关,输法劳工和"北洋劳务公司"也有工资收入。北洋政府以为德国就快玩儿完了,为了获得"参战国"分赃的资格,就对德宣战,输法劳工也变成了北洋政府的"参战部队",策划者就是后来的五四"卖国贼"徐树铮。
徐树铮将输法劳工从"苦力"变成了"无训练前沿民工团",并派北洋官员帮助协约国军"管理中国农民工",就象今天低估人民币的出口政策一样,是侵犯了中国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但徐树铮借此机会为中国争得了战胜国的资格和"军事贷款",组建了中国参战军,一度夺回了民国初年失落的蒙古主权,"牺牲两万人(有抚恤)收回了蒙古",徐树铮认为是划算的。
北洋政府当时的算盘是(牺牲输法劳工权益(低工资+有伤亡)+组建新军+战胜国(面子)+收回蒙古)。但是蔡元培这些五四启蒙大师一折腾,就成了(牺牲输法劳工权益(低工资+有伤亡)+新军玩完+蒙古丢了+4000万日元赔款(大约等值4000万大洋)+赎回青岛权益)。如果认为青岛权益(主要是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已经值了那几千万大洋,那就等于说五四青年们,把外蒙给折腾掉了。
徐树铮修复外蒙竹篮打水一场空,恼羞成怒,力主严惩五四青年成了五四卖国贼,苏联支援利用了五四的孙蒋毛等军政府,不知是否与保住到手的外蒙有关了。三十年后,毛主席在放弃外蒙的条约上签上了美术字,算是"卖北安南"的国策,又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但把外蒙丢掉的责任撂到毛主席身上,其实并不公平。因为当时的外蒙独立,早就成了既成事实。反而是朝鲜战争,才是有"卖北安南","示形于外侵于内"的实质内容。
对比下下中国"民工参战"的战胜国"面子"有多大,再对比一下蔡元培"中国民工万岁",――>恰好2009年时代杂志也评出了"中国廉价农民工"作为时代人物!――>中国舆论对骄傲的,恰恰是西方战胜国所轻视的,那么中国当年希望借"一次大战战胜国身份强势崛起"的五四期望,多少是有点不切实际的;与今天中国希望通过卖血的"外汇储备"强势崛起,倒也有异工同曲之妙。
五四爱国人民的胃口,不是北洋政府能够满足的。连收复外蒙的徐树铮也与外蒙一起,被五四青年们一锅端了。那么也不要指望蒋介石未及安定的南京政府,能够有更大的本事。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将"历史的车轮"理解为从上而下的英雄所推动,(其实反政府的民粹也是期望出现毛式的新造反英雄),实际上"英雄"在其时的政治选择余地是非常小的。
联系一下日本尝试与袁世凯签21条(实际上就是与袁结成政治同盟)的失败,那么在北伐军向北京进发,五四国家主义驱动的国民政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拒绝考虑日本提出的在山东和东北的权益合法性要求;此处不是笔者肯定日本方面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是南京政府拒绝这方面任何商量余地;那么不难想象,其实日本国内的政客和军人集体(包括天皇)是如何争论中国问题了。
其实想想今天钓鱼岛之争的"领土问题不容谈判",再想想五四后北洋政府的下场,和南京政府"全国胜利"所依赖的全国合法性的由来,完全可以理解南京政府的政治选择。蒋介石一直到1933年才真正树立起全国范围的威慑性的权威,这还是在大量地方势力尚存的条件下。1927年的蒋介石如果稍稍表现出地钓鱼岛主义的不敬,轻则下台逃亡,重则身死家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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