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的五四精神和中世纪宗教道德法庭

五四"德赛"先生就是"中体西用"
中世纪欧洲就是道德为基础的法治社会
中世纪欧洲复兴了《罗马法》没有复兴法治
中世纪欧洲依罗马法"道德裁判"的教会法和教会法庭
中世纪教会"法治"裁决定sin而非guilty
基督教声称"没有杀害"布鲁诺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说在15０年前被历史教科书称之为"卖国官僚"倡导的洋务运动，所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道德治国），西学为用（引进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被古今五四青年们百般嘲讽的话，五四口号"（道）德先生，赛先生（科学技术）"改进where了？从实体社会学的角度，一看到"（公）德先生"，就知道五四是什么货色了。

更可笑的是，一百年后的21世纪了，反思"现实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从中国法治人权的市场经济制度上找差距，咱国的所谓民主进步分子，口口声声要暴力造反的民主（革命）派，居然还是抛出一百多年来一败涂地的"德先生，赛先生"大声疾呼！？他们没有听说过"法（法治，法学）先生"！他们也分不清"人权和人道主义"有什么区别！他们不知道有"经济学"！

这些指责中国人"缺乏信仰"，中国人"道德水平不高"，口口声声道德治国为"法治社会的下层基础"的道德先生们，为道德治国奔走呼吁，一副很爱国的样子。尽管不能肯定其中全部都是基督马恩毛分子，但是他们大概不知道，最完全的道德治国，就是宋明清的理教社会，最以完全的道德为基础的"法治社会"，就是西欧教皇国治下的中世纪！在他们的圣经理解中，科学也是非常不道德的。

基督教沙文主义者（如《法律与革命》的作者Harold J. Berman），中世纪绝对不是一个黑暗的年代，而是一个从罗马帝国和蛮族入侵中复兴年代。在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看来，文艺复兴不是始自对教皇权威的反抗，而是始自教皇对世俗王权的"拨乱反正"。在这些信仰分子看来，中世纪是一个道德完美的恢复罗马法和古典所有文化精化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认同基督教的中世纪观点）。

在"危机四伏"的今天，基督教沙文主义者因而呼吁回复中世纪的纯美，以挽救人类濒临末日的命运！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些基督教沙文主义者的观点有可取之处，也不无事实根据。中世纪的自从格里高利七世扩张教会政治权力，将除拜占庭以外的基督教世俗（国王和封君）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的"政治改革"开始，欧洲就建立了以教会法（法庭）为核心的"道德法治"政治体制。

格利高里七世的政改，在德意志皇帝享利四世被迫在大雪天赤脚跪在教堂外恳求宽恕（格利高里七世把享利四世开除教籍）时达到了高峰。尽管四年后享利四世卷土重来，将格利高里教皇流放致死。但自此以后，欧洲再无君主敢直接对抗教皇的权威，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为止。教皇控制全欧的"政治改革"显然得到了成功，随后就是十字军运动，进一步确立了教皇作为政教权威的地位。

在BC1075年后一直到路德宗教改革为止，欧洲的君主世俗政权实际上相当于世袭的地方公安局长兼民防司令，即所谓封建。以宗教为核心的行政和司法大权，完全集中在经一级级的主教最后汇聚到罗马教皇手中的教皇国所掌握。（只要英国稍有例外）。世俗行政大权由教会授权于世俗君主，但随时可以收回，甚至以开除教籍的方式将君主置于死地，而日常社会事务则由教会法庭司掌。

中世纪的司法就是由教会法庭依圣经和参照罗马法所进行的道德裁决。教会法庭裁判的结果不是"有罪没罪（guilty）"，而是"道德不道德(un sin)"。被裁定不道德者，轻则承受羞辱刑，重则开除教籍，成了不受保护的人；然后就由世俗君主把这些"坏人"剥皮拆骨（象布鲁诺）。(所以基督教声称"没有"杀害布鲁诺)。在"共同的道德基础上（圣经）的法治"，真想不出比中世纪更完美的实践了。

道德治国的人治社会中，实名制很危险

非黑即白是实证科学的专利；中庸之道是意识形态的技巧；

笔者曾经说"意识形态非黑即白"，其实是不严谨的，实际上"非黑即白"是实证科学的专利，被意识形态卫道士盗用了。换言之，个人作为价值的原子单位，本来就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权力；这样每个人才能真正"自已给自已拿主意"，但是这种个人领域的权力滥用到缺乏科学实证基础的公共哲学上"非黑即白"，如果不是毫无用处的哲学口水仗，就是付诸暴力的所谓阶级斗争。

因此科学实证的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非黑即白"的，带有"他证性，重复性和实证性"的客观依据，从而构成了实证科学的真理标准。与实证科学"非黑即白"相对应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衡平之理（西方），中庸之道（中国）"的模棱两可，即哲学真理口水仗之中所谓"不准扣帽子"，也不准"听不懂老子的哲学"，――真不知为啥要跟哲学傻逼浪费时间？！"我"的利益在那里？

科学实证最终以个人主义的心证为归依，所以在"个人哲学上的非黑即白"，科学实证与意识形态之所谓"唯物与唯心"，是完全等价的。"中庸之道"作为"公共哲学"长于"含糊其辞"，事实上在道德治国的人治社会（即君权神授的国度）是合理的，是减少不必要的冲突，特别是避免成为众矢之的牺牲品的存身之道。笔者反对实名制，实际上也是这种社会中保存言论自由的"中庸之道"。

其实对任何哲学化命题（或指责）都是不必去争、不必争辩！否则只能陷进对方偷换概念的陷阱里越辩越黑。无论你是争"是与非"，都等于和猪摔架，等于承认"你的利益是人家的哲学可以争出来的真理"。所以如果对方实在讨厌，可以简单让对方明确所涉定义，然后让他提出实证依据，按照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这类故意要挑起来的争论，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自讨的笑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在进化论"人性本私，个体与集体行为具有一致性"，按天无二日的逻辑原则得出的结论，并在现实和历史的得到充分证据的证明。如果没有发现相反的实证或发现推导的逻辑错误，单纯靠（偷换概念＋辩证法）地论证"真与假"，只不过是自我证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命题本身而已（摇头）。

实体社会科学的特点就是"没有口号"，不象意识形态分子一样，将一个断言式的口号割裂给约束条件，机械化地成为绝对真理。"交换创造价值""资本的本质是损耗的"是有约束条件和逻辑解译的，离开了约束条件就成了一句没有任何含意的"形容修辞"。因此一些人以为"交换越多越有价值"，实际上是仍是"生产创造价值"的观念，只不过是把"生产的方式"理解成"交换（其实是换手）动作"。

君权神授社会的"公共讨论"，是带有标准答案即所谓"信仰"的"如何忠君100分"的道德口水仗，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好运点的牺牲品，被称为"为真理而献身"，实际上就是不存在国民主权社会（俗称民主社会）涵义的"公共"意义。国民主权社会的公共讨论，全部是利益攸关的利益契约的讨论，没有利益不要引入命题，不谈利益的哲学分子，请自已滚蛋到君权神授的真理圈子里去。

所以在公共契约讨论中的禁忌，象"从天而降的断言（实际上是个人直觉）"，"双重逻辑体系（俗称双重标准，违反了单一断言规则）"，"模棱两可（俗称中庸之道）"，"口齿不清脑子糊涂（俗称哲学）"，在个人思想的领域都是允许的，但拿到公共契约里，不是露阴癖就是没有诚意，或者是脑子犯迷糊；反正是不可能就公共的利益契约讨论下去了。人家就不跟你玩了！所谓"骂人，扣帽子"。

热衷道德口水仗的中国知识分子

传统知识分子自我证明“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热衷真理口水仗的君权神授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毛左特色的双重标准和标准的中庸之道；
有中国特色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准扣帽子”之“我对自已观点立场概不负责”

 

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之劣根性可以从以下事例看出来。近日听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条“哲学命题”，在各大“右派论坛”里，展开了热烈的“真理讨论——真，或否？实际上沦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没完没了，——>这是极左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命题本身的实证证明！所有批判这一命题的进步分子们，统统是用哲学意识形态的方式，打哲学牛皮的道德口水仗！

这些“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不是从人权产权为纲出发确认社会问题的利益方案；而是去辩证这条那条命题的是与非之所谓“真理”，——>无论是与非，统统是查无实据！这些进步分子追求“民主”的方式，也是脱离了人权产权为纲的是非标准，甚至不是从自已以及自已社群的利益出发，而是以极左热衷的哲学意识形态的争论，去争个“民主是非”的哲学真理！

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命题只要引入“哲学”的范筹，就是君权神授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传统文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除了背诵名人“哲学”，真是什么都不会了！连咨询一下国民，“是否符合你的（国民的）利益”，也不会了！如果“民主”是可以哲学出社会方案的真理的，就不需要民主了，让君主代为“哲学”就行了！

当笔者从人性利益的角度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社会不构成生存威胁，正义分子们却用哲学的手段渲染“美帝国主义要灭绝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连蒙古人都没有做过）”，还称笔者“双重标准”！实际上毛左是提供了“美国是坏的”标准答案，谁不同意“你就是坏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毛左是坏的吗？毛左说不行，“认为毛左是坏的，是扣帽子！”。（牛！）

毛左扣帽子是不需要根据的，所以“双重标准”是什么，连毛左自已都不清楚。其实当毛左扣出“双重标准”的帽子时，并不是象我们所称的违反了单一断言规则，而是指责对方没有遵守“中庸厚黑之道”，居然让毛左为他自已的观点立场负责了!毛左是说“你说俺不对，你自已却没有错，不就是双重标准吗？”，以毛左逻辑，您指责郑民生该死而你自已没一块死，郑民生就可以称你是双重标准了。

但毛左依然有权力给我们扣帽子，也可以给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扣上一顶民族项雄的高帽子，就象我们认为这些人是毛左一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也同样表现在，“不准扣帽子！”，——>这实际上就是极左的自我声明！因为持有个人观点是个人的天赋权力，别人对你的这个人的看法，同样是别人的天然权力！是不是扣帽子，是你说了算，还是别人说了算？别人不准对你有看法？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不准批评对方的利益依据”罗伯特议“事”规则，成了“不准谈利益”的“马恩毛议真理规则”，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把《罗伯特议事规则》抄过来，也会“被中国特色”的。如果不是从利益出发，讨论与我等有关的“共同的利益方案”，却要争什么“共同的世界观”即所谓“真理标准或称标准答案”，请问谁给我们掏“讨论费”？我的利益在那里？

文革的确也扣帽子，但文革除了扣帽子，就没有做过打砸抢杀人放火的勾当了吗？文革如果不是经毛帝国的权力，往“帽子”里注入了暴力的“信用”，那就不是文革，而是“美式民主”的言论自由了！可以看看美国传媒，有那一篇评论是没有“扣帽子”的？强调“哲学颠真理辩论”，却不准别人“扣帽子”，实际上就是“我对自已观点立场概不负责”，牛！——>这才是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本色！

为什么穷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WTO“美国占大便宜”是因为美国的制度优势
闭关锁国美国占不了便宜，后进国家就遭受致命的损失；
美国已经处于利益所得的极限，何必“征服全世界”？
“美元含金量高”只对美国国内的穷人有价值；
为什么穷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国际汇率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以人权普世价值权之“人权和私有产权的拥有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为标准的，所谓市场经济的完全竞争为标杆的法治社会之间的完善性的竞争结果。完善的法治社会也保障供应商对销售商品后获取回报的天赋权力，因此象美国这样的消费者对“还债”的承诺，即所谓信用，所谓的诚信，就值钱了。

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接近于完全竞争的社会，正是因为美国的消费信用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信用，因此美国社会的需求（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外需）就在世界竞争中胜出，由美国社会私人信用担保的美元就构成了这些国家低价向美国输出实物消费品的标的！现实效果等同于当年英帝国和罗马帝国强迫属国向本土输出的实物税！

所以尽管WTO是各国自愿签定的贸易协议，也的确由于交换创造价值，短板互相补充，而为所有签约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大量国家为传统文化意识所困，市场经济的后发劣势顽固，而因为与完全竞争的制度差距，而构成了在本土无限制发行本币的通货膨胀，组织对美国的实物税出口，令美国不费一兵一卒而在事实上将全世界变成供应美国的，事实上也是自愿的殖民地！试问美国何必征服世界？

有些朋友认为美元是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货币，美国国内的美元消费品计价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就以为“中国屯积美元也是合理的”，这些朋友是搞混了一件事：这些美元是打算在那里消费的？美元是锚定在美国本土的基本消费品CPI上的，换言之美元的汇率是从保障美国穷人基本生活保障，即中国政治标榜之所谓民生而制定的——>中国教科书称美国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顾人民死活！

所以除非象中国这样屯积美元的用途，是到美国本土采购基础消费品，否则的话，所谓美元的含金量，对美国以外任何屯积美元的经济体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国本土从美国采购的消费品加上出口运费就不复便宜了！而且很可能就是出口国自已从自已的国民口中强夺下来的口粮，经富士康之类的血汗企业出口到美国补贴美国穷人的。那又何必当初！没有人权，连关税壁垒都是虚设的。

这就是中国本土的基本消费品比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消费品还要贵的原因。实际上包括房价在内，美国的房价也比中国的便宜得多！而中国所需要的原材料，无论是人民币计价还是美元计价，都是飞涨的原因。爱国分子搪塞国民的怨气，声称这又是美帝国主义搞的阴谋！由于从美国市场采购的商品必须能够抵销运费，因此就不可能通过进口基本消费品而平抑本土的物价了。

既然本土已经压抑国民对基础消费品以构筑出口的成本优势（所谓的低人权优势），那么就只好进口高溢价的奢侈品才有可能平本，显然这是少数富人，和多数权贵才能消费的高档品。因此就算是朝鲜这样年年饿死十万当量人口的穷国，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领袖金将军金太阳，一年还能消费160万美元的洋酒，——>自然不是金将军一个人喝的，与民同乐，少数科尔涅尼乌斯卫队骨干也可分一杯羹。

由此也可见，所谓低人权优势是如何在美国不动声色的完全竞争优势下，自已把自已逼到了绝路——>中国自已用近乎暴力的残酷“发展就是硬道理”，剥夺国民的收入和福利维持着美国的低物价和高福利的同时，承受着国内物价飞涨和国际市场上所有自已需要的所有物资全部飞涨的代价，与此同时自已“资本输出”到美国去的美元资产则在米塞斯原理作用下暴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回避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体制改革将是死路一条

米塞斯原理与百年中国历史错误的政治逻辑；
回避市场经济去特权化的体制改革将是死路一条！
出口导向不是万恶之源，公有制垄断特权才是万恶之源；
殖民地化是公有制世袭特权的逻辑结果；

 

米塞斯原理直接了当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意识在阳光下曝晒，让地球人的子孙后代哂笑。按米塞斯原理按照“自用/交易”目的的标准，将资产分为“必然损耗的自用资产，通过管理减慢其损耗”和“可在交易中保值的资产，需要承担交易失败的风险损失”。那么毛主义毛左所谓“自力更生，粮食自给”观念，就铁打无疑地变成了“必然损耗的自用资产”，而不得不加以额外的补贴。

中国在孔儒文化下的“大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皇民，只不过是将皇权所及统统变成中央集权管理下的“必然损耗”的资产，中央集权越严重则“必然损耗越严重”，所谓的清廉不见得是更有效的管理，就算是“清廉有效的管理”也充其量是减慢了帝国“社会资产”的损耗，但是越统一越贫弱的历史恶果终难避免，这样便有了强弱悬殊的鸦片战争之类的“欧洲民族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直寻求的就是“重新将帝国流失的资产收归国有”的努力之中，而无望地与米塞斯原理作斗争。如果不是中央集权如晚清民初之软弱无力之余得到了大发展，就是在中央集权如蒋帝国毛帝国强大之余迅速衰落，均是米塞斯原理不可抗拒的客观结果。所谓的计划生育，只不过是把自给自足的“帝国理想”必然损耗而遭遇“粮食危机”，而在人口上预为斩仓的“高瞻远瞩”而已。

对于后进社会来说，回避根本性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改革，都避免不了“对外开放就成了欧美的实物税殖民地”，如果“闭关锁国就成了明清毛帝国的自取灭亡”，一条是羞辱的活路；一条是更耻辱的死路！但是我们的爱国卫道士们，就是宁愿把妖魔化美国，寻求一夜意淫的快感，也不愿意将人权归还给自已的同胞，实现中华民族劳动者的解放！
其实中国人侵略美国人利益很容易的，只要拼命花美元，藏富于民的同时，政府（美元）债台高筑，就等于让美联储从美国人那里收税给中国人花销。只要是藏富于民的政策下高汇率，成为美元的逆差国，就能白占美国人的利益。当然，美国人也不是笨猪，到时八成停止向中国政府的美元贷款，结果就是大家伙儿在市场经济下达成平衡。而中国今天呢，却是跪在地上坚决要求向美国朝贡！

所以中国是否采用出口导向，与政府通过（正税＋垄断收费＋国债＋货币）形成的税收多少，并无必然的关联。明清和毛帝国都没有出口导向，但实际上的税收之重，就让这些令毛左袁黑明粉辈骄傲的帝国一一垮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迪拜房地产危机的阿联酋，以及闭关锁国的印度，都不是采用低估本币的出口导向，而实际上的税收水平也是毫不逊色。

所以是否出口导向本质上仍然是次要的问题，公有制的世袭特权垄断才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出口导向导致殖民地化，是存在世袭经济特权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危机的万恶之源。这些国家高估本币是高额借贷买入欧美的奢侈品，低估本币时则成了欧美的殖民地！闭关锁国就死路一条！除了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没有未来的！

因此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藏富于民！才是所有这些后进文明国家的出路。爱国卫道士最好的卖国手段（或称自杀）就是否定自已的落后，同时否认国民有对自已社会生存处境的判断的天赋权力！拒不实行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绝不搞西方那套（人人平等，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爱国”卫道分子呢？

妖魔化美国是为了推行国家主义

比中国强大得多的美国如果真的是中国的威胁，难道闭关锁国就能应付威胁？
“美国”对于所有自由人的风险都是可以预计的；
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有恶意，中国也应对美国保持善意立场——>得道多助！
“妖魔化美国”是“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传统卫道士的道德制高点；
传统卫道士“妖魔化美国”是因为“美国文化”威胁了“传统等级文化”
正义卫道不容置疑：“不妖魔化美国的，一定是被美国收买的”；

 

妖魔化美国有好处吗？即使袭用传统“秦必定灭六国”的思维方式，仅仅从利益上分析“中美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打死毛左也不信；反正我们也不能代表美国人的想法，（否则就成了理性主义），那么反过来说，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有恶意，中国光是关起门来，就可以打赢鸦片战争了吗？如果中国的对手是日本，大概还可以“提高警惕以免日本突袭中国珍珠港”，如果是美国，需要突袭中国吗？

不可动摇的事实是，相对美国的实力中国算个那根葱？！通俗的比喻就是，如果你在一条陌生狗的身边，你可以保持警惕；但如果你是和一群狮子在一起，最好了解狮子的习性，学会和狮子一起生活，别让狮子把你误作食物。而事实上美国非但不是狮子，美国的行为完全符合“逐利”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美国”对于所有自由人的风险都是可以预计的，注意是对“所有的自由人”的威胁！

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有恶意，中国也应对美国保持善意立场，直到美国的“恶意”横厄加于吾身，这样中国就真的可以得道多助，得到全世界比中国更弱小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反之如果中国对美国持有敌意，那么全世界的国家都会站在美国一边。所以当中国国内外对美国持“善意”时，美国就算真的要袭击中国，要对付的就不是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

反之，如果美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中国的恶意，甚至在他人看来是对中国不无善意，或者明显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时，中国却搞敌视美国，却还能意淫“得道多助”？但即使中国作此“敌视美国”的选择，美国对付中国也太容易了，美国甚至只需要“大家伙别管中国这傻逼”，中国自已就死定了！瞧吧毛帝国自已害怕美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头就让中国人全部自宫搞计划生育了！

“妖魔化美国”是毛主义生存的必要土壤，也是鼓吹平均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为了妖魔化美国，就没有必要实行国家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实施反对市场经济的平均主义，也就不必面对美国成为“最均富的社会”的现实，也就可以让毛上帝变成“仇美的民族英雄”！妖魔化美国，保持“妖魔化美国就是正义”的道德制高点，对于毛主义再次肆虐于中国屠杀于华夏，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意义！

可怜的是，不但铁杆毛左妖魔化美国，连很多“自以为不是毛左”的传统卫道士也妖魔化美国！事实上，个人主义的成功范例是美国，美国的自由主义法治社会，确实是对全世界所有传统文化及其卫道士“中世纪生活方式”的致命威胁！显然如果不是批倒批臭“腐化堕落的美国”，全世界终将成为个人主义的自由世界，类种姓文化的卫道士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因此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妖魔化美国”，并不是美国真正威胁到中国，而是威胁到卫道士本身！妖魔化美国的实质是不承认美国的先进性而保留道德的优越性“美国这么落后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是道德非常败坏，怎么会这么富裕？”，这就是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卫道士，包括了（毛左＋马恩＋孔儒小农文化＋阿拉伯＋基督教沙文主义……）所有“正义卫道”们妖魔化美国的根本原因。

因此妖魔化美国实际上是传统卫道士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顽抗，对“生产创造价值”下的类种姓传统等级社会的现实既利权益上的卫道，和精神道德层面上的“防守反击”。因此妖魔化美国实际上是以清除国内“个人主义污染的利已分子”的国内政治借口！所以“妖魔化美国”也成为意识形态“不容怀疑”的哲学真理标准，如果“不妖魔化美国的，一定是被美国收买的”，这就是卫道士的正义逻辑。

美国威胁中国的依据是什么？判断权在谁手上？

极端的毛主义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
危机判断和危机代价的判断权在谁的手上？
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忽略国民独立判断权的“真理辩论”和哲学爱好；
民主的基本意识在“明白不必争辩的个人权力边界”；

 

毛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平均主义）的保守政治模式，因此也是一种必须依赖于极度危机的政治模式，否则一旦象邓公那样承认“世界几十年内打不成世界大战”，毛主义就没有了存在的现实依据；尽管邓公搞了匪夷所思的计划生育，说明这位对市场经济自学成才的改革设计师，骨子里仍然是守着一亩三分地储粮备荒的中国传统的老农民。

毛左总是妖魔化美国的，妖魔化美国的最终总是暴露出毛左的真面目，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外来威胁危机 Vs 毛主义），就象《黑客帝国》里的Neo和Agent Smith一样，是一对互相对杀又互相依赖而生存的冤家。但美国真的是中国的威胁吗？判断美国威胁中国的依据是什么？判断权在谁的手上？在毛左的手上？在君主的手上？还是在国民的手中？

如果判断美帝国主义的威胁的判断权是在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手中，就象塔西佗一头骂提比略是昏君，一头又承认“皇帝有权判断国家的利益福祉”，那么毛主义所闹出来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计划经济－大跃进－大饥荒－计划生育……”，就只不过是应付“深不可测的美国威胁”而“不惜一切的代价”的一部分！还抱怨什么呢？大不了换一个毛上帝，让小毛上帝，让毛江氏青夫人平反当上帝而已！

脱离了“美帝威胁的判断权在谁的手上”，那么将无可避免地陷入理性主义的真理辩论之中，然后就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支持台湾，为什么攻打金将军，为什么支持日本保钓，……”，同样如果脱离了“中国粮食危机的判断权在谁的手上”，也会冒出计划经济专家们，面对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已经养活了全中国的时侯，却反问“7%的耕地养了20%的人口多么靠不住，必须搞计划生育，云云”。

如果任何“危机”和应对代价的判断权在你我等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手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了判断自已的危机和国民政策所付出的代价的天然权力。我们不必说服其他人，也没有义务“被说服”，就象民主投票时我们不能强求别人象投我们自已一样投票，“你要说服我，未经我同意，不能投你自已的票”，这种要求在国民主权的民主社会中，提此出格要求的人，恐怕有生命危险！

中国之后进劣势，也突出地表现在所有的进步分子们，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不用说服任何人就能拥有个人表决权！”。这些进步分子总是扔开“判断权谁属”的民主基本常识，一头撞进诸般真理辩论里，用传统的、辩证的、马恩的……没完没了地打哲学口水仗，最后以“讲民主就不能扣帽子”的帽子，蹂躏着民主最基本原则“对anything保留个人观点”的天赋人权，却能自我标榜比别人的道德更高尚！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毛帝的奴才，你就把自已的身家性命交给先进代表就好了，主子让妖魔化美国你就仇美，主子让你饿死就饿死，主子让你计划生育就计划生育……，本博所有个人主义讨论与你无关！这些自觉的和不自知的传统文化卫道士（毛左）如果等不到笔者与你们一起表忠，可以用你们的一切手段，向其他读者证明毛左们是多么不可救药。

所以明白可争论和不可争论的边界，明白每一个人有独立观点的天赋权力，包括视某些人（如毛左）是王八蛋的天赋权力，是讨论任何公共问题的最起码前提。否则，所有所谓的“讨论”，就会变成对标准答案的表忠。所有对错误政策的批评，都不得不冲撞“现行的标准答案”的权威。这正是各式各样的民主哲学战士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了怪胎民主派的根本原因。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力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国产化的竞争力；
国产化一定低于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的程度
一旦市场经济程度上退步，原有的国产化水平也会迅速退步直到消失
保证人类不会在自相残杀中灭绝的生物/社会机理是什么？

正是"战争准备时间"的原因，老蒋选择了购买德国现装备和轻武器生产线的方式"德械化"，而毛就可以慢条斯理搞国有的工业化――>苏联保证无条件出售武器供应朝鲜战争，显然是蒋不具备的。毛依靠朝鲜战争"争得的时间"，可以进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傻逼工业化－"苏械化"，按马克思列宁的指导对内剥削完成"资本积累"，搞出了大跃进，为了掩盖错误又搞了文革……，一发而不可收拾！

蒋介石的德械化和短暂的美械化，还有毛蒋内战中毛军的日械化及毛主席的的苏械化，以及近近三十年的邓军的军事现代化的开始，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近代化"一模一样的的政策：买武器，配套少量供应消耗性物资的国有企业，迅速成为战斗力。刘祭酒称"造不如租，租不如买"是有背景解释的正确结论，并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道德治国也不考虑经济效益即成本）。

自洋务运动起一直到毛上帝饿死几千万国民（at least）的傻逼国产化为止，中国文化对西方工业革命的认识一直是在半拉子老师以马克思和他的门徒的教育下，形成的完全错误的半拉子思维，那就是以为"工业化，国产化"就是建几个工厂就可以闭关自守所谓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而实际上，任何有竞争力的国产化，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完成的。

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除非是长矛大刀的国产化（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市场经济提供了采购上的自主选择和成本管制，而在供应上则提供了大量的可选、可替换的要素，这样就可以多快好省地组织出完整的应用产品，而不会象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那样，在某些环节几十年如一日不得突破；歼八来来去去就是一台很中看不中用的二代战斗机。

有多大程度的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就有多大程度上的国产化，国产化程度一定低于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的程度。所以希望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可以保境安民，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农意识教育出来的脑残思维。中国今天在如飞机上获得的技术进步，是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获得的，尽管歼20和苏47一样有星球大战的嫌疑，但显然没有市场经济化的进步，连歼十都不能出现。

不但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国产化，一旦市场经济程度上退步，原有的国产化水平也会迅速退步直到消失。表现为产品价格成本迅速提高（缺乏成本控制和可替代的便宜零件）的同时性能开始下降；更生换代无限制推迟，最后就变成了长矛大刀。所以曾经的确是世界级中世纪版骑兵的清军退化为不堪一击的鸦片皇军，并不是有了"机关枪发明器藏于家"，而是市场经济不良累积百年的必然结果。

以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方式搞"富国强兵"的传统军国主义，将由于缺乏交换创造的实力而越来越弱；通过市场经济的开放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如美国），也将发现都将发现"军事征服"的效益比不上维护和平的得益（市场经济，维护交换环境），军事保卫的安全，也及不上彼此互利的保证。实体社会学提示的历史和世界现实的规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集权富国强兵"论，是辛辣的嘲弄！

正是因为人类合作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为竞争的实力，这样就保证了令人类社会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而不是你我相残直到最后一国，再度自相残杀到最后一人的"不朽者"（一部美国连续剧）。从而令"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之类的谎言不攻自破，除非将美国人搞市场经济称之为"霸权主义"――>确实是让中国闭关锁国的好理由――>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民族主义！

高成本低质量是所有由政府控制的产业经济特点

民国是政治寡头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中华民国是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
中华民国重工业薄弱的原因；
民国国营军工企业供应"三聚氰胺"抗日；

辛丑以后的晚清和民国初期，由于背负有为义和团祸国殃民还债的庚子赔款的条约义务，历界政府不得不向列强债主哭穷。所以民国时期的政府投资特别是公共事业的投资，在表面上是很少的，但却不等于将社会经营的机会开放给了私有经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近代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必须贿赂政府才能得到许可，向政府分成后用暴力排斥竞争对手。所以民国实际上是政治寡头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由于国内没有重工业的民间需求，而民国中央以及各地军阀政府，象张学良杨虎城等，同样担心军事工业落到私人手中会影响自已世袭的政治宝座，所以也象后清天朝一样严禁私人自由涉足涉及军火的买卖和军火工业，除了政治寡头的代理人涉足少数轻型军火以外，民国时期即使是省一级的武器修造厂都是官营的，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国营企业。象奉系的沈阳军工业，和汉阳的兵工厂。

由于封建官僚政治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谈不上法治。金融被政府控制，首先要满足政府财政上提出的"赤字要求"，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小钱柜，否则就被非法打黑！这一点与今天中国社会并无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民国的工业就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的今天一样，民营企业天生就是弱势群体，只能集中在短平快的领域艰苦求生，而不可能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有所建树。

这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民国经济与西方甚至日本的经济相比，很具"中华民国特色"的地方。中华民国发达的工业集中在非重型的与军事应用关系不大的火柴、制丝、纺织、面粉……等等轻工业方面。与今天教科书所描述的标准答案不同的是，笔者认为民国的中国已经是当时世界上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而不能认为是落后的农业国。

中华民国虽然不可能与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但就轻工业而言，技术水平不亚于日本而规模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民国的轻工业水平超出了苏联，（所以民国人比苏联人的生活水平高，战争中的痛苦也比苏联人小）；比欧洲如波兰捷克这样的东欧国家，都不见得落后。中华民国工业的落后主要是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中主要原因是政治对金融和市场的控制，以及庚子赔款削弱了金融融资的能力。

中华民国的金融和重工业制度类似苏俄，被政府控制甚至合为一体，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形式。这种寡头型控制社会的经济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的现象，而仅见于当时的苏联帝国。即使是搞民族社会主义的纳粹，主要的军事定货，仍然是由私有企业根据供货成本提供。德国二战中的新坦克，也是从不同的私有企业集团的产品定型中选购，如奔驰类似T-34的产品，和MAN的豹式和虎式。

由于对民间"控制军工技术"的过度敏感，民国重工业和相隔一百多年的新旧的洋务运动一样，排斥私营经济涉足军工和高科技产业，既不能得到西方经济"军工技术造福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不能得到资本主义控制成本和高质量保证的优点，而收获了社会主义的国企所特有的"高成本、低质量、大腐败"。民国实际上是"组织不良"的毛式帝国，而非"未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

国营企业缺乏竞争力，高成本而低质量，并非是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几千年来所有由政府控制的产业经济的特点。民国尽管建了一些公营的军工厂，生产的却是三聚氰胺式的"老式武器"。引进德国生产线的汉阳造，据说正品率只有50%！比德国毛瑟还贵！而且从来没有升级换代过！依靠国营企业供应的武器发动中日战争，蒋介石如此冒进，居然可以被称为"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积极防守”节节崩溃

东北军事潜力决定毛蒋谁将成为军事天才；
苏联援助补足了毛军短板，大大提高了东北和山东毛军的战斗力；
蒋军战略战术全部处于劣势，战争指挥象希特勒一样“高明”；
蒋军缺乏纵深布署，“攻势防守”节节败退；

 

东北这块新蛋糕太大了！谁控制东北，谁就拥有当时的全国战略优势，而偏偏控制东北的苏联的斯大林！仅此一点，就算毛主席幼年时是爱国愤青，为党国天下大业计，当其时也只能忍辱负重当毛石敬瑭，斯大林尽管非常贪婪地掠走了满洲几乎全部工业设备，交给蒋政权的只是几个城市饥肠辘辘的难民；但同时却又非常慷慨地把日本军国主义积累的军火全部交给了林大将军，外加苏产添头！

称苏联没有援毛显然与已知事实明显不符，但如果说苏援是否比美援更多，也是一个没谱的数。无论苏援有多大，最关键的不是援来的军火和技术兵种，而是蒋满洲主要的战争资源，“无意中”落到了毛军一方。就象二战中美国援苏联不需要多大，能够补齐短板，又让德国出现短板，原来能够对付两个苏联的德国，就变成了一个苏联可以对付两个的德国了。东北潜力归属决定毛蒋谁将成为军事天才。

所以挺进东北办理接收任务的蒋军，实际上是在原来日满的地盘上，对付用日满的武器外加苏联的补充武装起来另一支日军，数量甚至更多，作战能力至少也是“人与人”的差别。除去没有空军以外，这支“新日军”在1947年开始成熟后，与旧日军几无差别，如果不是说更强的话。（主力估计在日军次甲种师团的水平上）。蒋军在抗战中主场对付不了旧日军，在毛蒋内战中客场对付不了毛军，几属必然。

从陈明仁的回忆录看，蒋军甚至在1947年初就已经处于战术劣势。所以毛蒋内战中的战略和战术劣势都在蒋一方！老蒋却象挑起中日战争时，过高估计了德械师的战争潜力，（本来“师”就最多只构成前沿战斗力，根本就不是“战争潜力），在可以寻求和平的1946年，同样过高的估计了美械师的战争优势，在内外各方面条件都居劣势情况，依赖精神原子弹“轰炸”另一位精神战世界级大师毛上帝。

正如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不是靠空军，蒋军的空军甚至不能带来战术上的优势。在劣势下蒋军却四面出击，外线作战失败后转而外线防守，在后勤条件比对手更恶劣的情况下死守大城市，为毛军凑足攻城的诸元提供充分的时间——>这就够了！断绝后勤的防守方是一个静态的目标，进攻方只要后勤通畅构筑作战要素，攻克目标时间上的问题！而蒋则以指挥敌军般的自信，规划着毛军的每一个战术动作。

蒙古骑兵是中代世纪时期攻城能力最弱的军队。蒙古军的攻城清一色是由协迫的本地大族作为盟友，驱使本地民众作为炮灰（签军），用大范围搜罗炮灰的办法凑足攻城所有需要的条件，最终攻克了其骑兵覆盖区域的几乎所有城池，包括精心构筑并有汉水提供补给的襄阳城。所以蒋军的死守，无论精神是否坚强，都只不过为自已的部队被聚歼，提供了充分的配合条件而已——>如1944年开始的希特勒！

蒋的命运在开战前就已经注定了。第二次和平的希望，是在林军没有完成整编和训练的1946年初胜之时。蒋军既然没有在1946年选择和平，更不可能在1946年初利用东北初胜再谈和平。至于是否能抓住林军在1946年尚未完成整训的时间窗口扩大东北优势，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攻克哈尔滨并不能改变东北原有的战略形势，而蒋军在长春以南就已经几乎不能保护交通线（1947年的四平之战）。

因此毛蒋内战之中，毛在初期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已的优势，蒋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已的劣势。蒋介石毫无胜机，但仍有一线生机，那就是不发动战争。如不得不应战，那么当蒋介石宣称“全面进攻”时，应该放弃东北；当后来“重点进攻”时，应该放弃淮河以北，当重点防守即三大战役时，应退守江南；这几步蒋介石全做错了！当长江即将“防守”时，应防弃长江，退保上海，台湾……，老蒋做对了。

五四运动祸国殃民 葬送掉外蒙古

五四无厘头爱国主义，比卖国更能祸国殃民；
五四运动搭上四千万大洋送掉了外蒙！
中日战争是彼此边缘利益绝对化的钓鱼岛战争；
日本帝国仅仅犯了"扩大战争"的路线错误；

五四运动是民族极端主义开始推进中国历史悲剧的开端，如果不算义和团白痴英雄主义话。五四肇端的青岛"主权"问题，其实主要是商业性的胶济铁路经营权。无论这一称为"主权"的青岛权益中包含什么内容（不包括青岛的市政权），都属于中国社会的内线势力范围。因此除非中国愈形衰弱，否则青岛最终必然自动归属中国，就象北伐后的武汉租界和今天的香港和澳门，内含的主权元素比青岛多得多！

所以北洋政府当时弃青岛保外蒙的"卖国策略"至少在逻辑上是对头的，五四蔡元培李大钊等的爱国主义就是无厘头的。五四青年导师们是假定"中国必然渐次衰弱，所以青岛将永久丧失"。如果中国真的渐次衰弱，就应该起而反思衰弱的内因，而不是"寸步不让坚决不妥协地保守传统文化"。

结果在五四在青岛上的折腾，根本就不是"花四千万大洋换回了青岛"，而是"搭上四千万大洋送掉了外蒙"！难怪一度收复外蒙的北洋卖国贼徐树铮，气急败坏地要"严惩"五四的傻逼爱国分子。五四比卖国更有成效的无厘头上升为国家主义――"领土问题不容谈判！"，傻13！实际上已经堵死了中日两国和解的可能，在更大权益的东北，肯定变成疯厘头了。

中日战争实际上是争夺东亚老大民族的心理优势的，一场将边缘利益绝对化的钓鱼岛战争。两国愤青交兵两败俱伤，最终双双躲到东洋离岛"钓鱼"，可说求仁得仁，案例珍贵。（满洲/东北）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短了很心痛，缺了死不了，较之民族的生存来说是弱一级的利益。就历史渊源和民族分布的现实来说，中日其时在满洲/东北都有难以割舍的关键利益在内，难以接受全面归于对方的正义方案。

如果不是彼此从国家主义"不容妥协"的面子立场出发，中日战争还是有可能避免的。日本不得不打中日战争，乃是为日本响应清朝的号召加入"卖北安南"应标，打赢了日俄战争后缴负的历史债务。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视满洲为自已不可分割的利益一部分（不是领土的一部分），但满清和北洋这些北京政治集团的倒台，却令一切原约作废，其间日本却已经在满洲投入了血本！

在日本看来，中国是否"政治更替""中央集权腐败凋零"关日本什么事？如果政府更替能够毁约，那是不是应该干涉中国内政，让不毁约的政府继续有履约的能力？对方能毁约他日本就不能毁约？中国能说满洲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日本就不能说满洲是满族自古以来的领土？这样就有了伪满洲国。日本自认为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恐怕理直气壮得很。

所以当国联判定日本是军事手段改变政治版图无效时，日本认定是"帝国主义亡日本之心不死"，日本愤青派军人的爱国热情，比中国五四青年们只多不少。日本也就不惜一切代价地响应了中国五四国家主义的号召，不折不扣地投入了中日战争，捍卫日本在满洲的政治和经济投资还本付息。结果就是死了几百万人，丢了满洲也丢了朝鲜，蹲在东洋四岛中接受战胜国美国的监护。

日本的战争目的本来是有限的，结果却被动地越打越大，越打越不可收拾。说日本本来就是扩张冒险主义，那是将日本人妖魔化了，问题出在那里呢？恐怕就出在日本满洲的权益得来并不完全正当，至少在他国如美国看来，多少是在中国的地盘上生息，此先天法理的不足。因此日本过分强硬的不可妥协和主动进攻，既激化了中国的反日情绪，也令有意介入东亚事务的美国，有了激发舆论和政策的借口。

五四爱国青年折腾掉了外蒙

日本在东北优势中寻求东北权益确认而不得，滋长极端主义；
五四青年过高的期望，徐树铮收复外蒙一场空！
五四国家主义的浪潮中，蒋介石的回旋余地很小；

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已经确立了在东北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后，２０多年里反复尝试，却没有能够与中国达成从清朝的协定中的利益认定。中国方面其时五四国家主义一直在抬头，连日本击败青岛德军后，实际占有原属德国的青岛权益，北洋政府承认将给转给日本，也令自居为"一次大战战胜国"的五四青年们所反对，并令日本一直与之交涉的北洋政府垮台。

五四运动的"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权益的危机"中，是早就不存在于中国手中，由德国投资的权益。攻占青岛的是日本军队，也不是后来"对德宣战"的中国。中国输出劳工本来与战争无关，输法劳工和"北洋劳务公司"也有工资收入。北洋政府以为德国就快玩儿完了，为了获得"参战国"分赃的资格，就对德宣战，输法劳工也变成了北洋政府的"参战部队"，策划者就是后来的五四"卖国贼"徐树铮。

徐树铮将输法劳工从"苦力"变成了"无训练前沿民工团"，并派北洋官员帮助协约国军"管理中国农民工"，就象今天低估人民币的出口政策一样，是侵犯了中国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但徐树铮借此机会为中国争得了战胜国的资格和"军事贷款"，组建了中国参战军，一度夺回了民国初年失落的蒙古主权，"牺牲两万人（有抚恤）收回了蒙古"，徐树铮认为是划算的。

北洋政府当时的算盘是（牺牲输法劳工权益（低工资＋有伤亡）＋组建新军＋战胜国（面子）＋收回蒙古）。但是蔡元培这些五四启蒙大师一折腾，就成了（牺牲输法劳工权益（低工资＋有伤亡）＋新军玩完＋蒙古丢了＋4000万日元赔款（大约等值4000万大洋）＋赎回青岛权益）。如果认为青岛权益（主要是胶济铁路的所有权）已经值了那几千万大洋，那就等于说五四青年们，把外蒙给折腾掉了。

徐树铮修复外蒙竹篮打水一场空，恼羞成怒，力主严惩五四青年成了五四卖国贼，苏联支援利用了五四的孙蒋毛等军政府，不知是否与保住到手的外蒙有关了。三十年后，毛主席在放弃外蒙的条约上签上了美术字，算是"卖北安南"的国策，又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但把外蒙丢掉的责任撂到毛主席身上，其实并不公平。因为当时的外蒙独立，早就成了既成事实。反而是朝鲜战争，才是有"卖北安南"，"示形于外侵于内"的实质内容。

对比下下中国"民工参战"的战胜国"面子"有多大，再对比一下蔡元培"中国民工万岁"，――>恰好2009年时代杂志也评出了"中国廉价农民工"作为时代人物！――>中国舆论对骄傲的，恰恰是西方战胜国所轻视的，那么中国当年希望借"一次大战战胜国身份强势崛起"的五四期望，多少是有点不切实际的；与今天中国希望通过卖血的"外汇储备"强势崛起，倒也有异工同曲之妙。

五四爱国人民的胃口，不是北洋政府能够满足的。连收复外蒙的徐树铮也与外蒙一起，被五四青年们一锅端了。那么也不要指望蒋介石未及安定的南京政府，能够有更大的本事。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将"历史的车轮"理解为从上而下的英雄所推动，（其实反政府的民粹也是期望出现毛式的新造反英雄），实际上"英雄"在其时的政治选择余地是非常小的。

联系一下日本尝试与袁世凯签21条（实际上就是与袁结成政治同盟）的失败，那么在北伐军向北京进发，五四国家主义驱动的国民政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拒绝考虑日本提出的在山东和东北的权益合法性要求；此处不是笔者肯定日本方面的要求是合理的，而是南京政府拒绝这方面任何商量余地；那么不难想象，其实日本国内的政客和军人集体（包括天皇）是如何争论中国问题了。

其实想想今天钓鱼岛之争的"领土问题不容谈判"，再想想五四后北洋政府的下场，和南京政府"全国胜利"所依赖的全国合法性的由来，完全可以理解南京政府的政治选择。蒋介石一直到1933年才真正树立起全国范围的威慑性的权威，这还是在大量地方势力尚存的条件下。1927年的蒋介石如果稍稍表现出地钓鱼岛主义的不敬，轻则下台逃亡，重则身死家灭。

清朝的所有危机是皇权合法性动摇的危机

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华民族是有贡献的；
君权神授的帝国政权公私不分至于“卖国求稳”之策
大清朝的衰败是全球市场化后，传统中华帝国遭受的米塞斯原理的诅咒；
大清朝所有危机都不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危机，全部是皇权合法性危机；
后进文明“受害者情结”不可取；

 

如果对爱新觉罗家族“卖北安南”的国策有所异议的话，需要明白，北方领土在清家看来只不过是私族的家产，和什么祖国领土之类的全不相干。所以即使是关东大地，在晚清为止仍然是皇家龙脉的禁地，割给俄国老大哥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只有几千居民。所谓的江东六十四屯固然有后世文幻神来之笔，而回避的却是历代大清朝对俄国“领土内的治安行动，外国势力不得干涉俄国内政”完全认同！

但是用“卖国”来称呼爱新觉罗家族还是不太妥当的，则比将汪精卫称为卖国更为不恰当。所谓君权神授的伟大领袖政治，本来就是家国天下公私不分，作为保证奴才在主子面前人人平等的稳定社会的必然代价。在爱新觉罗家族看来，“卖北安南”实际上是“卖家产安天下”保住社会稳定，有如比尔盖茨捐财产搞慈善，那是高尚得很呐！

如果非要怪爱新觉罗家族卖国，那就要承认整个北方领土事实上也是爱新觉罗家族当国家领导人的时侯打下来的。不妨对比一下宋与明两个伟大王朝守在300万平方公里的传统文化区里守日子的穷酸气。如果没有爱新觉罗家族对清朝版图的开创，恐怕明朝挨到1900年的话，就是向俄国割华北向日本割江淮以保江南了。毛相恩来先生的一句评价应属中肯：“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华民族是有贡献的”。

爱新觉罗家族“卖北安南”国策虽然说赔了不少本钱，但怎么说也为民国汉家的天下留下了1110万平方公里的政治遗产。辛亥第二年就没有了150万！20年后把“鸡头”也几乎弄丢了！50年后鸡屁股给印度咬走了……！既然民国也不能止住北方政治版图的崩溃，则爱新觉罗家族也是不必深责的。历史有历史的规律，只要新一代的国策对头，则主权自有主权自然扩张的路子，不必对上一代的损失耿耿于怀。

因此大清朝的衰败，如同世界历史上所有专制帝国的衰败一样，是中央集权的生命周期的一部分；而大清朝只不过落后的孔儒传统帝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清朝作为世界之一隅却成为某皇家党国天下时，“帝国国有资产”不断在在米塞斯原理的死亡诅咒下不断贬值的的过程而已。类似的命运同样地落在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甚至大英帝国本身！

如果不是航海技术的进步令大清朝变成全球化的一部分，那么大清朝的帝国，没落将以传统的几百年一次的人口大绝灭的社会崩溃而告终。全球化市场的形成，令大清朝只不过是在所谓“遭受欧洲列强的侵略”中，落后的皇权被外来的力量所威胁，再被本身的政治危机响应所“革命”，实际上是欧洲文明带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礼物，也是欧洲文明给全球后进文明的最大的礼物！

因此除了日本帝国的军队（不是日本的文官政府），一度对中国的边疆利益起了贪念（实际上是日本军队干预政治的钓鱼岛主义的反映）以外，对大清朝的末落抱以“受害者情结”，是将自已制度上的落后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劣势，归咎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不过是后进文化强化后进劣势的，一种对子孙后代推托自已的责任的心理抵抗而已。

大清朝根本没有真正的外来威胁，大清朝的所有危机是皇权合法性动摇的危机！同样也是毛帝国几十年中所遇到的真正的危机。毛上帝在制定有随时在七天抵达北京的作战计划和完备的军事布署的的俄国面前，却声称救了那个中国三次的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并不是看错了敌人，而是针对了自已合法性地位不稳的危机所作出的政治反应。因此妖魔化美国几乎都是毛左，毛左也肯定是妖魔化美国的。

慈禧是康熙以后最优秀的君权统治者

百日维新是百日闹剧，谈不上任何进步意义；
百日闹剧后帝后两党的内斗，义和团和袁世凯的摇摆；
老愤青慈禧的"妙计"；

光绪的百日维新政治目的实际上是"改朝换代"。表面上是向日本学习的维新，实际上是强化皇权针对（慈禧＋李鸿章）的满汉当权派。光绪要学日本"皇政复古""夺回"权力是无疑的，是不是真的想学日本"全盘西化"那可未必！在意识形态上意淫"百日维新"成功则中国历史改写，是颇需要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信仰的。

如果浏览一下近三百年来中国"不是浑浑噩噩，就是疯疯颠颠"的各门各派的政治家们，慈禧至少是康熙以后最优秀的君权统治者，毛上帝如果不当上帝的话，真的比不上慈禧老佛爷！清朝能够挨到1911年，几乎完全是靠慈禧一人之力！作为爱新觉罗家的儿媳妇，老佛爷为夫家也算是尽了力了。作为几十年中实际中国统治者，慈禧临死时怎么说也算是把一个开放进步中的1110万的国家和领土留给后世！

就象今天的毛左们，将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困难，视为"没有遵循毛主席两片嘴皮的凡是"结果；少不更事的光绪也以为"满臣失势"乃是国难之�，更认为是慈禧朋党（李鸿章等）把持朝政驾空了他亲政的大权。所谓的百日维新从长远计，目的当然是"中兴大清，中华强势崛起"，但在彼其时的政治目的无非是"夺权"，光绪的立宪完全没有国民选举的环节，――>日本"维新"也没有选举！

要注意的是，当时光绪已经拥有明清传统君主的权力。所以光绪如果不是支持其中一派官僚夺另一派的权，就是追求专制君主的权力！不管光绪是否真的追求专制权力，（光绪很可能是政治官僚摆弄中的糊涂虫），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是光绪彻底失败了；第二是光绪的"维新"与民主改革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此光绪所谓维新，即使是从英国立宪的角度上看，也完全谈不上"进步"的。

光绪要向慈禧为主的满汉官僚集团夺权，也要向洋务运动以来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在甲午诸战中"祸国殃民"的东南各省夺权；集中两者之力，光绪大概也有点明治天王"强势崛起"的愿望，只可惜人家日本的维新是"宪制分权"！光绪的政治策略于前者动摇了清朝的国本，失去了满汉政治权益者的支持，后者失去了国民经济支柱的支持；百日维新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百日闹剧。

百日闹剧虽然归因于甲午大败的危机响应，但归根到底只是清朝政治内斗的家务事。一份"洋人要求太后归政"的剪报下的（中国编辑写的，相当于乌有之乡泡制的"阴谋论"）宏文，弄得老佛爷"向各国宣战"，――>此种愤青气概古往今来那拉氏算得上是愤青第一人了！还是一位妇人！但如果从百日闹剧到辛丑危机联系起来看的话，可以看出其量"帝党"与"后党"的政治对杀是非常激烈的。

义和团和袁世凯的新军都在其中扮演了首鼠两端的骑墙角色。"扶清灭洋"扶的可以是光绪，也可以是那拉氏！这两支代表性的力量实际上是趁着帝后两党的政治斗争期间，拉起了自已的山头，跟两党的强者讨价还价。义和团不比袁世凯老成，聂士诚也不及老袁深沉。义和团和聂士成火拼后，刀枪不入地冲向八国联军的枪炮……，这样在其后二十年中，能够影响北京政治的军事力量就只剩下袁世凯一家了。

慈禧"向各国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八国联军要入侵中国，而是慈禧疲于奔命于仍然忠诚于光绪的社会力量此起彼伏――>此乃君权神授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南各省会在辛丑危机中"东南互保"，以及为什么慈禧会"精神上支持义和团进攻洋军"，以及在义和团战败后会转而剿杀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无论胜败，慈禧的政治地位都可以坐稳！

21世纪中国军迷还在搞两千年前的“富国弱民以强兵”

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危机预期＋政治响应”配对中得到准确认识；
中国文化对危机从来不会“警惕不够”，永远是“反应过度”；
清帝国对西方感受到危机始自1860年并导致洋务运动；
中国社会对甲午战争100多年的反思还比不上1895年的李鸿章！

 

从国家（含政府，政治）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出发同，重新审视中国自鸦片战争和五四以来的近代史，就能与这个那个的主义完全割裂，而完全与利益（至少是危机管理的利益）挂钩。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必定是针对国内外的某个现实的或者是虚拟的（宣传中的和被信以为真的）危机，针对性动员的社会资源的集合。

因此从（危机－政治）配对，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政治行为，与相应的“国际危机”是否属实，从而判断中国社会对于危机的反应，到底是“不够警觉”还是“反应过度”。如无意外，在一个几千年强调“居安思危”的社会里，几乎不可能出现“危机意识不够”的可能性，而极可能因为“危机可能性的反应过度”而构成后进文明的顽固的后发劣势。

鸦片战争并不是外来是危机，实际上是英帝国不断扩张势力的过程中，与保守锁国的清帝国的一次必然的但规模并不大的贸易冲突。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中，除了英国犯了20世纪算是非法的贩毒罪以外，战争的不义一方基本上落在主战和好战的大清帝国。清帝也没有将英夷看作是多么大的威胁，“招之与抚，所费若当”（道光）充分说明清朝仅仅将战败看作是一次边疆平乱的挫折，事实也的确出入无几。

1840-1860年之间，清朝的危机与其说来自海外，不如说来自国内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运动。因此在这二十年之中，与其说外国侵略了清朝，不如说是清朝主动寻找与欧美诸国结盟，以平定几致全国崩裂的内乱（怎么没有卫道士称清帝国时期民不聊生？）。真正令清朝感受到危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军事优势。

清朝为之所骄傲的也是南方曾李部所忌惮的，（也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僧格林泌部）传统蒙古骑兵，居然在自已地盘上以1：1万的代价惨败！这一惨败可能令1860年南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官已经完全主导政治的省份，没有趁清朝中央军惨败于英法的“良机”而独立。事实上此时的清朝与元末的北京朝廷非常相似，甚至在自已辖境内也平定不了捻军的叛乱，根本无力南顾。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英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展示的军事优势，成为汉满两族官僚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共同的危机感会令社群寻求个合作，而不是自相残杀。曾李等汉官僚，宁愿借南方的实力寻求在北京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不愿另树一帜，而面临被欧美列强各个击破的可能性。

“洋务运动”正是对西方展示在中国面前的军事优势的危机反应。在150年前，也不可能要求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等了解“美式民主市场经济”，能够说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不知是多么伟大的思想突破了。君不见21世纪的中国军迷们，还在搞两千年前的计划经济“富国弱民以强兵”，以培养军事版的GDP而沾沾自喜？

事实上21世纪的中国文人连同历史教科书上的专家，对于最终惨败于甲午战争中的洋务运动的真正原因，认识水平甚至还比不上1895年的李鸿章！最浅薄的反思无疑是发挥君权神授社会的意识形态战斗队的革命精神，在100多年前的甲午战场上抓道德不够完美的“汉奸”！！稍“深刻”点的反思，将甲午的战败可笑地称之为“没有武器自给自足”，——>他们不清楚，连美国都没有完全自给武器！

计划生育其实是为了挽救中央集权

多民族的国家需要有额外的"统一成本"
国家意味着独立主权，政府是主权的管理者，政府不是社会的管理者；
国民主权原理：（国家权力power=SUM(国民授权的right)）
君权神授的人民先进性授权；

世界上和历史之中，民族和国家基本等同者，其社会的稳定性起码高出一个档次，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源。民族主义构成了独立于基督教会权威的"私有制"。因此多民族的国家需要有额外的粘结剂，如果不是来自帝国的成本，就是来自共同的联邦利益。所以真正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是严苛的集权帝国（额外的政治成本），就是宽容而松散的联邦社会（政府向地方出让利益）。

苏联帝国所谓崩溃，实际上就是中央无法负担统一的成本，而不得向联邦转换，因其多民族的社会特点，而最终顺着历史的惯性，瓦解成了邦联。苏联中央集权的破产瓦解，并非戈尔巴乔夫一人可以阻止（罗马帝国死了N个皇帝都阻止不了），而一旦走上了瓦解的轨道，则多民族的苏东社会最终瓦解成邦联制几属必然。

中国名为多民族国家，实际上主体民族超过80%就被视为单民族的国家。民族成份相对单纯，这是中国与（苏联＋南斯拉夫＋奥匈帝国＋罗马帝国）等非常不同的地方，但也是不同于美利坚合众国之处。中国暂时不具备令苏南分裂的民族因素，也同样缺乏了美利坚合众国要粘合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动机，因此中国的确缺乏认同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政治紧迫性。

不过计划生育和中央集权，已经令中国向多民族和多阶层的分裂型社会转化。即使不考虑计划生育的因素（计划生育其实是为了挽救中央集权），中国传统国家模式由于政治成本关系，也只能在"持续缩小政治版图直到灭亡（类似明朝）"，"缩小中央集权转向联邦制（即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勉强维持迅速崩溃"三者中作出选择，与任何道德信仰无关。

本博的"民族社会"与"国家社会"的定义基本等同，民族与国家如无特别指定（如帝国或联邦）也将视为相同。除了本身并无语义矛盾以外，也与有中国特色的用词限制有点关系。由于同样的同词限制的原因，笔者常常将政府和国家等义，这是从社会经济学的意义上说的；而社会学从政府则显然与民族并不等同。这是由于国家Nationa/State/Country本身就有多重含义，是否等同，取决于主权的定义。

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民族和国家还未必完全等价，国家与政府是完全等同。民族是具有文化共同性的社群，而国家则必定意味着独立的主权，政府则是此主权的管理者，政府并非主权的拥有者！政府更不是"社会的管理者"（此乃中国文化经常混淆之处）。因此关键在于主权谁属！换言之，政府是从何处得到管理主权的授权和相应的力量的？当这种力量投入不足以管理主权时，主权也就不复存在了。"反政府"其实是很愚蠢的。

国家权力即主权谁属，在历史上有两种观点，其余都是这两种基本模式的变体。两种之一是天赋人权即国民主权原理，此种观点下是不存在仍有中国特色"权利与权力"概念之分的。（国家权力power=SUM(国民授权的right)），因此权力就是权利。其二就是神赋王权，国王是上天指定管理主权保护万民，万民也有了尽忠的义务，否则就不受保护即"人人得而诛之"，国王大概是第一个正义凶手。

因此神赋王权的主权观，国民必须履行了义务，才能拥有权利(right)，而国王则天然拥有power（权力），因此就必须将"权力和权利"仔细地分开，在中国文化中则精准到成了"同音词"。所谓"主权来自于人民people"就是所谓的先进性论，不过是将"人民"等同于威权(Authority)不受国民监督的绝对权力，而来自于能够形成Authority的任何力量，即君权神授，天授，"先进性"授……。

中国病就是日本病

中国病就是日本病；日本是被世袭财阀控制的传统社会；
日本的危机意识维护了日本最后的财阀特权；
日本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传统文化拖了日本进步的后腿；日本社会赶上美国至少要一百年；

 

中国病就是日本的病，虽然中国的病情比日本要重得多。日本至少在两个地方比中国有优越性，第一是日本的私有产权贯彻是比较彻底的，所以日本是比较接近完全竞争的；第二是日本大部分技术所得是在冷战期间，美国没有对日本作技术封锁，所以日本的出口导向更有力地换回了先进的技术。但是国民消费能力的低下，让日本只能作为一个好学生，其自主创新则形同儿戏，根本不能形成竞争力。

日本不存在任何公有体制，但是承袭自古老诸侯的终身雇佣的公司体制，实际上相当于古代的采邑，现称为财阀。日元的中央发行体制，令这些公司“采邑”可以通过控制日元的增发而注入这些财阀的旗舰银行之中，同时又以日本国安全为名构筑了种种贸易门槛（如谷物准入），这样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向全体国民和中小经济体征税补贴大财阀的经济制度，而没有被现有国会所制约。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尽管学习了美国的制度，但是日本强大的世族文化仍然将美国的制度“日本特色化”成了新的采邑制度，而在事实上阻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日本社会其实有两个日本，一个是以财阀利益为代表的“财阀日本”，另一个则是以日本小百姓“平民日本”。平民日本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是只分享了二分一以下的国民福祉，特权利益倾斜很明显。

正因为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在法制上抄袭了西方法律制度的传统文化中的日本，家族通过产权传承形式的财阀通过控制金融货币主义，大致达到了世袭财阀的目的（因为不可能破产），而这种货币主义的利已，如果不树立一点公正廉明的道德形象，不向基层部分成员提供如终身雇佣的好处，很容易被现行法律推翻（特权利益）。因此“西方”法治的表面下，日本反而更深地继承了传统东方的“道德耻文化”殊非偶然。

冷战期间美国人还能容忍日本操纵汇率屯积美元（实际上也是接受着日本的实物补贴），冷战结束后，美国取消了抬高了对日本的要价。日本如果不是加倍补贴美国（相当于补贴美国制造业外移造成的国家安全成本），就只能接受日元升值，——>实在也是为了日本好！这种局面目前也摆在中国的面前，以为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就可以蒙混过关，那是猪脑里头灌了水！

日元升值毫无疑问是对日本财阀的打击，——>有啥不好呢？这就是所谓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估计还有三十年！四十年！……，直到日本财阀放弃不正当地控制央行金融补贴自已，或者日本平民意识到自已被剥削，越来越抵制日本财阀的利已政策为止。而事实上，日元最终升值，就是日本平民抗争的胜利。日本平民大概就是“出卖日本财阀国家利益的日奸”吧？

日本的情况表明了一个国家光是抄袭一种先进的民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已经是完全民主化了；这种制度必定会被本国文化所阉割，仍然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算坚持美式民主的制度，日本在自已落后文化的制约下，后发劣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美式民主仅仅是提供了改进的较流畅的通道，日本在社会市场水平上要赶上美国，大概仍需要一百年以上。

日本较之中国，有一种国家的弱者心态，美其名可称为“危机意识”。这种为中国人所称颂的日本美德（包括耻文化）实际上是日本后发劣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阻碍了日本向真正美式民主的前进步伐，令日本人对于世袭财阀的侵权过分容忍，甚至变成了麻木；而当如“中国威胁论”被日本国内极左民族主义者煽动，特别是得到中国政治力量实际煽动时，也会过分的响应，构成了百年来中日两国的不断冲突。

美国灭亡将是所有国家的末日

米塞斯原理：美国对中国有贪念无恶意；
为什么美国不会继续征服全世界；
为什么后进国家都敌视美国"控制世界"？
苏联帝国的灭亡只不过是红巨星的"爆发"
美国的灭亡也就是地球所有国家的末日！

米塞斯原理也可以完整地解释，为什么不但美国不存在"亡我之心不死"，而且美国也不会因为"追逐资本和生存空间而对中国围追堵截"，以及为什么中国永远不称霸！真正明白了"交换创造价值"，就能明白（抢劫/奴役）他人的效益，及不上与他人平等做生意。所以华盛顿不做国王绝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私无公――>"学雷锋做皇帝"的事，老滑头不愿意干！

美国当然也懒得花钱当世界大帝，除非有钱赚，――>那就只能交换创造价值！一位美国议员曾以鄙视的口吻谈及孟加拉，颇代表美国人的真心话，"孟加拉这个国家很穷，除了人口还是人口，他们不能生产我们需要的任何产品，也买不起我们的任何产品；对美国来说，孟加拉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除非孟加拉人的器官可供美国人移植，否则孟加拉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大概相当于"人科野生公园"。

如果中国采取闭关锁国，如清朝毛帝国状，无非就是国大一点的孟加拉。英国曾经努力把当时最富裕地方统统征服了，――>是最富裕地方！结果一算帐！巨亏谈不上，至少就1910-1950年的收支平衡来说，英国不是赚钱的。美国当然拥有更强大的国力，如果采用英国的国策，估计可以把三分之二的地球囊为美利坚的行省，如果采用纳粹的国策，大概"美国统一地球"成为超级大罗马，并非不可想象。

问题在于"统一地球后怎么办？"，如果将地球各处，象中国吧，变成美国总督派驻的行省，那么在米塞斯原理的作用下，这个大地球国作为美国皇帝族的"资产"，就会上演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在庞大的政府财算中，象明朝一样一点点崩溃。如果开明一点，让各地自治，和中央做生意，那"征服"等于消除威胁美国中央的不安定力量，维持一个地球市场的稳定，――>这不就是美国正在做的事吗？

所以一些人是以"传统国家"的观念去看美国，只不过是"生产创造价值，美国需要竞争生存空间（资源），美国要控制石油粮食命脉"之类，――>这是纳粹、马克思、斯大林当然还有毛主席、萨达姆和金小君的思维方式。他们乐于成为美国政府暴力"存在的必要性"的证明，作为美国左派的反面力量，引诱美国国家力量，如果不是把这些小国君主打得粉碎，就是将野兽圈养地圈在一个安全的动物园里。

这些小国的统治者连同他们的意志向穷人身体的延伸，汉名"林语堂的人科动物"，以为美国是与苏联类似的"传统的帝国"，他们以为反美的成功，就是让美国象苏联一样分成十七八份，这样象中国俄罗斯就成了地球老大了，朝鲜这些小国皇帝就可能就好过得多了，――>2008年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历史教授，经过严谨的哲学研究后，就向普京呈送了如此爱国预言，大概体现了如此世界平均主义的愿望。

实际情况是，如果反美是成功的，反掉的是温和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右派政权，美国左派上台将建立纳粹一样咄咄逼人的霸国。换言之，美国人可不是天生就是一副逐利玩乐的模样，美国人与欧洲民族主义者至少从基因上是百分百相同的；一旦美利坚合众国灭亡，将是美利坚帝国的诞生，――>无疑将囊括整个南北美！美利坚帝国横扫整个地球，恐怕只有月球或者火星的合众国才能干预地球事务了。

苏联这种国家的灭亡就象恒星，在灭亡前变成红巨星，庞大而耀目，内部却是真空；在末日前的爆发前一生中最灿烂的光辉，中国传统文学家称之为"盛世"，然后将恒星随后的死亡称之为是"内奸卖国"，又将恒星帝国死亡后的死尸的白矮星中子星黑洞之类称之为"睡狮"，耐心地在文学中等着这些死了的睡狮"崛起"！而美利坚合众国的灭亡，怕是死人变成僵尸猛鬼――>参考魏玛灭亡后的纳粹！

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很原始

米塞斯原理否定了任何固定的保值投资；
米塞斯原理没有否定市场资产保值的可能性；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资本和利息和风险的错误认识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利息的错误观念来源于基督教和罗马；
禁止高利贷损害了市场供应能力；
马克思“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怪念头？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职能是什么？

 

米塞斯原理实际上否定了在危机萧条期，有任何固定可靠的保值品的可能性。原因恰恰就是米塞斯原理成立的理由：如果有任可保值品是成立的，那么逐利资本就会涌入这一品种，直到其完全达到“保值效益的边际”。如果是在美国市场经济，多半会出现对其价格波动包装出新的期货品种，将波动风险转向“偏爱风险和利润的资金”。

同样，笔者也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保值建议”，原因同样是米塞斯原理自身的约束：如果有任何适用的保值建议能小于不确定性成本的，（即摆脱了测不准原理），那么资金的涌入也将令这一“建议的价值”趋向边际，其道理与“荐股必定不准”，除非是自已早就入了货，等着有人抬轿，道理一模一样。但是米塞斯资本原理，只是否定了“任何固定可靠的保值品”，却没有否定“资产可以保值”。

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任何企图依靠“屯积资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积累”），通过屯积的资本“自本生息”而稳当食利的企图，是必然破灭的，是必然坐吃山空的；也就是说，所谓资本积累导致富国越富；所谓美国“逐利”是追逐资本，是根本不成立的。反过来，中国自已屯积了不少美元，到底是亏损得要“立国投二号”，还是坐吃有息，当事领导们大概很清楚。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是非常原始的。他们只是看到有高利贷收息的存在，就以为“资本是会处动增值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观念实际上可以上溯到罗马和希腊社会，并在两千年的基督教会历史中反复得到确认，认为高利贷是不义的，认为收利息不义，而完全忽略了“贷款的本金是有风险”的，而且有很大的风险。

因此“利息”实际上是对本金风险的反映，一旦禁止了利息，甚至禁止了贷款的本身，将令供应能力的平准完全消失，市场供应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如果这是对粮食这类的必须品的供应，将意味着大饥荒甚至是大死亡的出现。中世纪的社会早在11世纪就已经基本上恢复稳定和接近于罗马的法治水平，但是人口一直到18世纪才赶上罗马安东尼时代的水平，重要的原因在于贷款利息被教会禁止了。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没有意识到贷款存在风险（不确定性定律直到1920年才有奈特确认），就下意识地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弱肉强食抢回资本，把资本锁进地窖里生息（比喻，实指存入银行）之所谓“食利阶层”，当资本积累的极端导致整个社会成为食利时，不就是马克思脑子里自以为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了吗？马克思也就义愤填膺地要夺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的“剩余价值”了。

米塞斯资本原理否定了“资本积累”食利的可能性，也就肯定了资本经营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资本要保值增值，不是通过垄断，也不是通过生产，而是要通过交换，在不停的保值替换之中获取新的效益，才能令资本保持原有的价值。米塞斯原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被替代”的交换边际造成的价值下降；那么通过主动的保值为目的的交换，则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实现保值。

让资产保值的经营，就成为一项专业性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家，好听点叫“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让资本保值是如此艰难而复杂，以至于难得听到有那家企业家能三代牛逼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自以为把资本抢过来自已占住了，就会自动生息了；大不了廉正一点大家平分。如此理解社会经济并付诸实际行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饿死人，不得不搞计划生育，那可直是怪事了！

联汇制将覆灭中港经济

香港联汇制是变相的“金本位”；
联汇制的风险类同金本位，及东南亚金融危机；
实兑港元和无信用的“影子港元”
香港联汇制覆灭中港整体经济是时间问题；
中国仅仅依靠外汇管制抗拒中国爆发东西亚式金融危机；
人民币“内外升值贬值”令大部分金融专家晕头转向；

 

类似大萧条中美联储的困境，将黄金变成“美元”，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香港的联汇制。香港的美元储备只有一千亿美元左右（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几百亿，其他是大陆援助的），而香港炒房和对国内投资的信用透资，则达到约100万亿港元！——>简单的数学也算得出如果出现房价和资产价格的下跌，只需要10%！这就是抽逃离开香港的所谓索罗斯之流，就足以令港币8：1美元的联系汇率被10倍打穿！

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鸡蛋上的缝”，如果不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连同香港都实行联系汇率炒高本国的泡沫，索罗斯就算是大罗金仙也不可能从做空东方货币的“危机”中，赚那怕一个美元！而当美元承兑的能力是如此脆弱时，市场又允许做空，试问你如果尝试赚钱（能合法赚钱就是高尚），你是否会做空这些东方炒房大虫的泡沫美梦？是索罗斯缺德，还是这些（主要是官营）泡沫大虫缺德？

香港联汇率与资产泡沫相比是如此脆弱，就算全中国的外汇填进去，也是填不平香港的泡沫大坑的！所以港币所谓联汇率是承兑制。在这种表面上的货币通量下，是高额名义价格构成了香港总资产高达100万亿的名义价值。可以认为实际上有两种港元，一种是由金管局承兑的港元，取决于港元储备，而另一种是市场实际交易中的影子港币，和金管局承兑无关。

这两种港元在平常的汇兑量的需求来说，大致上位于金管局的小池子担保的能力之内，（1998年金融危机之中实际上加上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担保），所以市场汇率可以看作是一样的。但是当出现经济低潮的挤兑时，象索罗斯如果制造了挤兑美元储备的恐慌，那么金管局只对实际发行港币负责。此时“两种”港币的汇率向金管局能够承兑的港币价格靠拢。

简单的算术可以看出，依靠金管局本身的承兑信用，香港资产将跌去99％的价格；如果算上中国全部外汇的信用，也将跌去80%！在这样一波浪潮之中，仅仅香港一地的风险，就足以覆没中国和香港的整体经济，造成相当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同样的危险迫使美联储在1929年回收黄金（收紧流动性），而在1973年干脆放弃了金本位，即放弃了“锚定黄金”的联系汇率。

同此可见，无论是香港的资产价格水平和港股的估值水平以及港元的含金量，都是被过分高估的，风险很大！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中国，假如中国放开汇率管制，实现市场化汇率，却由央行承兑的方式维持住一个高汇率的话（即用外汇储备作担保，然后操纵汇率）。中国目前仅仅是房地产的泡沫就达到N百万亿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赚的）算上已经套死在美元国债上的份额，充其量只有2万亿美元。

如果这些泡沫真的是泡沫的话，那么下跌10％造成的恐慌，就足以让中国外汇承兑能力破产。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时的情形。IMF理论上会施以援手，但条件肯定是要放开高汇率，体现真实的汇率水平，（of course!）。这样就象当初东南亚的帐面GDP眨眼露出了原形一样，中国的GDP大概也只剩下几分一的水平——>这是中国真实的经济水平！——>和国内经济交换和物价无关！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既面临对外升值的压力——>这是（外汇管制下的高汇率）的结果；因此又造成了人民币通货膨胀即对内贬值，这是前一项政策的结果；而一旦放开外汇管制则人民币呈现更低的汇率，即谢国忠所称的“人民币事实上面临对美元贬值的压力”。如果不明白来龙去脉，而以意识形态化的“升值好还是贬值好”，会在这里里外外的升值贬值之中，象大部分金融专家一样昏头转向的。

收藏品不能保值

米塞斯原理＝（自主估价＋要素替代＋供求原理即短缺原理）＝边际原理；
资本是用于交换目的的要素集合
什么是发展？什么是保值？收藏品不能实现保值；
张五常“投资保值”古董是如何整成犯罪的？

 

米塞斯原理的证明不需要引入数学，只需要边际原理，准确地说即（自主估价＋要素替代＋供求原理即短缺原理）就够了。“资本是用于交换目的的要素集合”，当它不以交换为目的而作自用的用途时，相当于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而适用折旧定律。而当卖方将资本和资产用于交换时，就将面临买主的估价和替代性评估，买主在边际原理的约束下，总是会选用具备同等替代性的最廉价的替代品。

因此除非资产是不可代替的或具有最低成本的，否则将由于被替代，而在实际上相当于增加了供给。因此在自由交换条件下，用于交换的要素总是因为不断处于被替代的过程之中，而不断贬值。为了对抗资本因为市场自主交易造成的贬值趋势，卖主不得不创造更不具可替代性的功能而形成科技的进步，或者是更廉价的成本（即生产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社会交换的发展，间接形成了“生产的发展”。

米塞斯原理适用于任何用作交换的资产，也适用于自用的资产（折旧）。因此保值的实质含义就是“不容易或不可以被替代”。根据贬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要素替换，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衍生性的结论：边缘性的资产在不易被替代，但由于其本身是边缘性的需求，因此在资产下跌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必要性的需求所代替。这条结论对于本来具备“不易替代”的收藏品“保值”不是一条好消息。

收藏品之所以显得“保值”，是因为其作为边缘性的应用，（没听说过谁缺了收藏品会饿死），同时具备了“不易替代＋少交易（少了即期估价）”，但整个收藏品业务则很容易在资源紧缺时陷入被替代的地位，如经济危机时会抛售收藏品兑现救急。所以实际上收藏品最经常见到的是经济高涨期时高买，美其名为“保值”，而在经济危机时侯低卖，美其名为“需要钱”。

固然如果能够大量的钱在经济低潮的时侯购入一定量的收藏品，对比经济高潮时侯的拍卖价，会是一大笔收益，（太多又不好了，象中国文物局那样“投资”，收益反而会降低）。但是当经济低潮期，真是买什么不赚钱？问题是那个时侯谁都缺钱！原来有钱的主全给套牢了！如果套用流动性定律，则可以知道收藏品之所以保值，只不过是把现金亏损的体现押后，而在当前期表现为不受考验的名义价格。

所以收藏品投资，如果不考虑自已一伙人买断后拉抬哄卖钓水鱼的双簧手艺，基本手法就是中高价位时购入，（那时侯才有钱），挨套了“我大把钱（连垃圾都买了）”；发现有那个更笨的傻逼肯出高价，就赶快赚一笔；即股票投资中的“烟蒂投资法”。所以收藏品投资的获利跨期大概是十年甚至是跨代计算的。当然也有一些聪明鬼，明知要找下一家大傻逼不容易，另辟蹊径赚聪明鬼才能赚的狠钱。

既然收藏品又不是心须品，要出价需要接受买主的自主估价，行家不容易骗倒，不是行家的主儿不容易骗上床。最容易不过的就是自已估值，送进不在乎实际价值的，比方说捐献给什么博物�之类的，权当废物利用。恰巧美国有一条规定，捐献的价值中以抵税！（西方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税法辖免）。这样就出现一些爱国华侨之类，就搜罗些象中国的古董或者现代艺术品之类的主儿了。

典型如某些美籍爱“国”华人，搜罗了“珍贵艺术品”找开非营利的博物馆让人家签一张高额的认捐收条，抵扣自已的税收；其实就是占山姆大叔的便宜。但此举风险颇不小，万一碰上美国税局盯准了某大款，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八成可以人赃俱获，不是逃税就是行骗（接受捐献者认个傻逼写错证明就行了）。于是我们就听说张五常大师给美国通缉，跑到中国避难了——>这张教授大概不懂米塞斯原理滴！

马克思主义自寻死路

米塞斯原理成立，则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成立
马克思主义废除了成本管理，全社会自寻死路显而易见
经济学的（短缺原理＝进化论＋边际繁殖原理）
短缺原理不等于"平均短缺原理"；

由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是没有"成本控制"的概念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之中米塞斯原理是不存在的。试想只要一个国企保持生产的充分条件和折旧补偿，其生产能力至少不变，追加投入多少就增产多少，千年万载，"生产创造价值"，生产出来的就必然是价值，则资本怎么会贬值？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否定米塞斯资本原理的基础上的。米塞斯原理成立，则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成立，反之亦然。

而一旦跳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逻辑（生产创造价值），则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体系即社会主义，不但停滞而且无法控制成本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当整个社会变成计划经济的资产时，整个社会都自然贬值，（米塞斯原理），先是人口过多然后是抛入大海，最后是大饥荒！而当环境也成为社会主义的"资产"时，无私的社会主义也由于生产垃圾的能力极大发展，而迅速被破坏，――>同样是米塞斯原理！

从经济学上看马克思主义体系（社会）自寻死路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社会不能在局部消费场合上，依靠人权普世价值观提供的边际成本的控制能力，而把这种控制的良好结果"生产相对过剩"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即"资本主义控制成本实际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成绩是腐朽的"，那么大自然负担能力的极限就会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覆灭以摆脱其对大自然的侵蚀，――>生产是需要成本的！

生产是需要成本的，成本必须关注，是因为资源是短缺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另一个假设"资源短缺原理"。如此明显的约束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居然能说出"生产极大丰富"，是需要某种"超人的勇气"的。而将控制成本对抗资源短缺的市场经济，道德打倒为"万恶的资本主义"。难道打倒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创造另一个地球？马克思主义者好象真的以为他们是上帝！

资源短缺原理与平均短缺原理好象相似，其实有所不同。资源短缺原理是进化论之中的原理，是由个体利用资源于生存目的的本能的形成的边际所决定。即任何生物都会尽量使用可利于其繁殖的生存资源，直到平均分配水平不再增加为止。这正是生物的边际繁殖原理。就算是搞计划生育，也只不过是提高了"平均分配的初始水平"，资源仍然处于边际的短缺状态。

除非是把这些生物不但限制生育（比方说全阉了），而且限制其自主消费的能力（人类社会中学名"低人权"），比如说按口粮分配至最低份额，这样管理这些"动物"的管理员，则由于空出来的份额而一下子可以极大丰富。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金将军正日威风凛凛的大肚皮和空运大龙虾代表了人民充饥，也听说了三年饿死人时期毛主席全心全意吃饱法国大餐"为人民服务"。

只不过如此"限制消费"，也就是把人类变成了如被牧放的畜牲，"资源极大丰富"的"牧人倌"如果不是太监，也有繁殖能力！"人倌"的繁殖能力照样会按照生物定律尽可能地繁殖，直到完全消耗这些"极大丰富的资源"，重新达到边际为止！明朝朱元璋时兵士皇家资源极大丰富，绝对称得上是"朱产主义"；但到明末繁殖了几十万条"朱"，这些朱子猪孙照样要饿死！

所以经济学中的"短缺原理"其实就是进化论中的生物边际繁殖现象。而"平均短缺原理"则是经济学系统中，因为资源短缺原理而出现的次一级的经济学逻辑（现象）。可以由米塞斯原理导出；也可以用边际原理直接解释：因为平均分配既不能控制对供应的成本控制，（分配是需求），同时又抑制了消费者的要素替代，（供应的减少＋消耗的增加），这样就必然出现短缺了。

国家发行的货币就是税收

货币主义是最不坏的货币政策吗？
什么是货币？货币是异步信用凭证；
国家发行的货币就是税收
奥地利学派：货币应市场化私营发行；

 

米塞斯哈耶克等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费雪方程式（MV=PT）脱离了个体价值标准错误，以及与费雪方程式实际等价的剑桥方格式，这些以理性主义的指导“货币发行”（即计划经济下的货币发行），将导致可怕的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必然发生；但也同时语诘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如果费雪（剑桥）方程式不能指导货币政策，您推荐一种更好的公式？”

其中的代表者就是凯恩斯爵士对哈耶克的反问。两下实在谈不拢，哈耶克说凯恩斯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伟大舵手”，凯恩斯骂哈耶克是“道德高尚的哲学家，欧洲最糊涂的经济学家”（骂得挺阴的）。六十年后的今天，在凯恩斯特别在中国不乏粉丝的时侯，全世界都响起来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呼声，哈耶克作为自由的解放战士，成了东欧前马克思国家向往自由的象征。

凯恩斯这个问题相当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我等的反诘：“如果你认为现有哲学和信仰都不行，你推荐另一种哲学和信仰（权威），让我们学习学习（即批判批判）”。商业市场经济当然是需要货币的，货币也当然是需要发行的，发行总是需要规则的，凯恩斯的厉害就在于，他不否认奥地利学派的指责是正确的，而是强调“凯恩斯主义是最不坏的货币政策了”。

甚至于转为支持奥地利学派的弗里德曼和今天仍然活跃的奥地利学派的人物象罗德巴赫，对于这种凌厉的反诘也是爱莫能助，因为其答案似乎很容易就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类似”了，即“不需要货币”。米塞斯，罗德巴赫和弗里德曼在《自由的选择》中，对此的解答令很多人认为极端：“货币发行私有化，不需要政府介入”，——>连货币都可以自由发行，则市场再无可干预的理由。

货币发行可以私有化，需要首先明确货币的定义。马克思说“货币天生是金银”，既是废话又是错话。笔者对货币的定义是“市场交换的异步信用凭证”。可以实现异步的交换信用的任何物件，都可以作为货币；如果交易者接受金银作为异步信用凭证的话，金银就可以成为货币。金银是货币形式的一种选择而非交换的必然。

显然在此货币定义之中，和公权政府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任何人如果能够对某物件提供信用兑换的保证，而这种物件又可以转手而不损害其信用价值的话，都可以看作是货币。所以我们写一张欠条，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个人发行了一次货币。武侠小说中的“玄铁令”，同样可以看作是某高手发行的一次应招服务的信用承兑的货币。所以在中国古代，粮食（汉代的高梁）和丝绸，都长期是货币，而且是硬通货。

货币在常人的感觉中“钱”是国家提供的交换凭证，这样就有了凯恩斯“国家凭什么标准发行货币”的问题。国家发行的货币（钱）被约定俗成成了货币的定义，实际上是因为国家用税收作信用承保，从而令国家的货币具备更高的信用而已。但是要知道，国家的信用实际上就是税收！国家的信用是有代价的！所以笔者称，“货币天生是国库券”，国家至少要接受自已的货币交的等值税。

不妨再代入谁都知道的李嘉图等效，“国家发行国债与税收的效果相同”，即国债的实质也是税收，那国家发行的货币其实就是税收！那么凯恩斯的反诘就不再是“可以决定货币政策的经济学真理”，而是一条简单的法学原则，即国民主权原理：国家货币的发行由纳税人投票决定额度！至于“经济发展了需要多少货币流通”，啥叫“经济发展”？操啥心？让市场去办就行了。

民粹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

为什么美国社会保障实施起来容易得多；
社会保障与平均主义的边界如何确定？
民粹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

社会保障是纳税人的权益，却不等于无条件纳税是纳税人义务。纳税人纳税为的就是得到公共服务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和国家社会的安全安定。而所谓"公共权益"的效果和相应的成本投入（税负），由纳税人确定。确定的方式就是由个人对地方的逐级授权。这就是国民主权原理。所以说（纳税－社会保障）是由国民与国务公共权益受委托人定立的双边服务契约。

所以一些人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而必须搞"粮食自给，自力更生，……直到大跃进……搞计划生育……还要坚持下去！"。那么"美国"这个大魔鬼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威胁，是由中国国民的利益以个体的原则判定的。如果国民纳税人评估美国的威胁不大，而坚持"美帝威胁的人"威胁更大，那么消灭这些顽固不化"示美国于外侵国民于内"爱国分子义和团，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作出了伟大贡献。

美国"将会血流遍地"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没有平均主义，以致于所有必须品都是供应过剩，以致于供应商不得不尽一切能力提高质量，提高服务，甚至实际行动往自已的屁股上贴金"童叟无欺"，然后称之为诚信；――>象方舟子这样的接近法盲的"科普作家"，将诚信作为公有制社会的公民责任"利他的义务"，如果不是糊涂了，大概是很适合领取国营五毛的。

美国实现全民保障与公有制中国相比的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美国的供应品太便宜了，需要保障的人太少了，要达到的保障水平太低了；――>中国恰恰相反！要保障的人太多了，供应品太贵了；要达到的保障水平（人人平均的公产主义社会）太高了，结果只能是特权者优先！而一旦转变成北欧的福利社会，则"社会保障福利"的供应又短缺了。所以北欧的户籍制度比美国还要严厉得多！

社会保障的三个基本原则和一条义务是有根据的；尽管当时仍未总结出人权实体经济学；但其根据已经是逻辑一致了。社会保障必须向自然人（起码是夫妻直系家庭）是为了避免形成利益截留，而形成特权食利的腐败阶层；仅此一条就足以否定公有制制度的"人道意义"。社会保障必须保持最低水平是为了避免构成"个人食利和平均主义"，并因最低水平而确保最广泛的社保覆盖。

其次社会保障是社会全体成员为"个体保障带来的社会安定"而付出的成本，由社会保障的成本付出者（即纳税人）决定，这样就避免了君权社会的"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名义，而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奴役，同时确保社会保障不会干扰进化论的优胜劣汰，不可能形成公有制社会的"以行政淘汰弱势权力者，取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优胜劣汰――>破产！"。

最后，特别是对成年人以及将会成为成年人的孤危幼儿而言，社会保障是援助性质。这就意味着对这些人的援助是有限的，否则就变成了"瞻养"，而构成了一个投资"懒人养殖业"的社会负担。这些接受社会援助的人，有义务在市场经济中完善自已的劳动力价值（充电），在自已成年时自食其力；不要说"为社会作出贡献"，麻烦尽可能先养活自已，否则就要接受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并非平均主义，而保证其不成为平均主义的标准，就在于三个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障成本应该是负担成本国民（本地纳税人）投票的，为自已的社会的安定所愿意负出的最低成本为限。这是社会保障有别于平均主义即民粹的最根本之处。民粹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而这种平均主义又总是在"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这样的堂皇借口下招摇过市，并声称那才是"天赋人权"。

均贫富的结果一定是个个穷光蛋

平均短缺原理：平均啥缺啥；
只有人人平等的个体权力可以平均（平等）；
任何必须品平均都将短缺；
平均任何必须品都是平均主义的民粹；
干预物价就是平均主义的表现，结果是物价永远上涨不回头；

除了极端主义的民粹以外，大部分平均主义者声称的是中庸的"我支持私有制但主张平均生活必须的用品"，他们并不知道这与平均主义没有丝毫的区别！都是用"平均和人道或公平"等的名义，侵犯了国民人权私有利益本身！除了明显违反"人权利益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外，粗看上去似乎道德上是完美的利他的；也是很多人不敢反对的，因为"不平均必须品"就意味着"不人道"。

"人人平均必须品"最大的毛病在于，"什么是必须品"？"必须品的如何界定"？固然可以象所谓"人权宣言"一样罗列出N条谁也记不住的大清单，但是为什么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异性交配的公平分配"难道不是必须品？如此类推！这样，在脱离了人权产权的标准后，所谓"平均必须品"就变成了比赛谁的嗓门大的，哲学意识形态辩证法的口水真理游戏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差别，经济学之中有专门嘲弄"平均必须品"的人道主义的"平均短缺原理"，那就是"任何倾向平均分配的物品必定最终短缺"。此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三大假设"中的短缺原理，不完全一样，但和寻租腐败原理相似。结果任何"平均分配的必须用品"的好心人制度，如果不是最终沦为笑柄而不得不放弃，就是不得不放弃！或者……计划生育！平均短缺原理较常见就是"免费的必须短缺"和"公地悲剧现象"，前者针对需要生产供应的，后者针对无偿提供的自然资源。

用平均短缺原理去看经济那是特灵的。比方说耕者有其田，则土地一定是不够分的；居者有其屋就只能一起挤茅棚（房子不够分）；均贫富一定是个个穷光蛋（财产不够分）；个个均吃粮就一定饿死人的（粮食不够分）。甚至于连人权本身，人人权力平等（即人的权力是平均的），那么人权供应的产品"劳动力"也是供应不足的，被动失业几乎绝迹，资本家只好给工人加工资！对抗之就成了"低人权"。

更令平均主义难堪的是，（如果懂得难堪的话），一旦放弃了平均主义，尊重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让市场供给"必须品"，必须品就会供不应求，变得不值钱了。象马恩毛粮食危机分子喧哗"中国粮食危机，市场经济靠不住"，但是当初为了几斤土豆要走后门，今天仍发生在计划经济的朝鲜的粮食紧缺，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的今天中国，无非是为物价涨了几块几毛吵闹，占日常生活支出几何呢？

同样有趣的是，在欧美市场经济社会，让老板"资本家"叫苦不迭的"高工资，劳动力紧缺"，到了低人权的社会（权力不平等了），也变成了安排不完的劳动力，以致于制造农民工，让这些苦难人离乡背井冲击城市贫民的保命三餐，也变成了张五常之流了不得的善事了。而事实上本应由国家以最低生存水平的代价提供生存必须品，在市场经济国家，常常有私人慈善就解决了；因为，太便宜了！

近日来食品物价上涨，民生自我标榜的平均主义又嚷嚷"干预物价，压缩流通，保证供应"了――>笔者唯一关注的就是民生！但平均主义绝不是民生，而是民粹！中国平均主义思维方式干预物价的特点，就是物价上涨了就永远不会回落了。原因其实也是平均短缺原理，"物价上涨"就是供应短缺的表现。说穿了很简单，供应短缺了不是增加供应，却去压缩流通，这物价能不持续上涨吗？

平均则必定短缺现象，归根到底是"生产创造价值"而非用"交换创造价值"的价值观。将消费品的供应看作是生产的结果，而不是"供应的结果"。前者将供应看作是"消费附带的成本"而宁愿承担输送效率的下降，企求的是"用行政垄断的国企，提高市场竞争的物流效率"（可能吗？）。后者则仅仅是把生产看作是供应的成本组成部分，压缩不压缩是供应者自已的成本利润问题；根本不用政府操心！

中国社会有强烈回归等级封建制度的源动力

进步分子追求的常常就是老一套公有制的原始版！
东西方社会都有强烈回归等级制度的传统势力；
民主社会的平衡可能仍然脆弱，和《通往奴役之路》
美国的成功很可能是偶然事件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同样表现为进步分子们，所狂热追求的偏偏就是极不进步的老一套“人道主义”的公有制！或者是公有制的前身“平均主义的大福利民粹社会制度”设想！这些进步分子将民主法治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用“辩证法”的眼光把自由的市场经济扔掉了，仍然抱回了“市场不是万能的，结合干预市场” ——>终点回到了两千年以来公有制的起点！

东西方文明都是从个人权力不平等的等级社会诞生出来的，对于人人平等的观念，至少在下层民众的的心目中，就算“没胆量认同”，也至少有所渴求。但是就极容易将财产上的差别，误以为是权力等级的差别；财产优势的富人，也极容易不安于“财产的易损（米塞斯原理）”，而倾向于用易损的财产换取“不易损”的权力、荣誉和地位，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之所谓“自我实现”。

茅于轼先生很直接地揭示了中国人这种“对财富的不平等的敏感，远远大于对权力不平均的敏感”，可谓一言中的！——>其次，茅于轼先生自已也同样在实践着“平均主义”，认为是市场经济加大了贫富差距（而不是特权的存在），认为应“税收（行政干预的特权）作为平均财富的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如果连茅于轼先生也是如此理想，无语！无疑！

所以脱胎于等级社会的现代东西方社会，如果不能真正坚守“人权利益和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即人权普世价观”的底线，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下意识地向等级社会的“权力差别”靠拢，而满足于交换筹码上的均贫富，却在类种姓的等级社会中实现了“表面安定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公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仍然有社会卖点的的原因。

有特权的人倾向于以权谋私利，有财富的人倾向于以财买特权，没有权也没有财的人，则梦想有一位青官大老爷，拥有平衡苍生的特权，“向弱者倾斜”，将富人的私产都给平分了……！整个社会就构成了向等级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回归“动力”！如此进步分子！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甚至是在美国也严重得令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右派经济学家”，为之忧心忡忡而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的不朽篇章！

能够与强大的等级社会复古的力量相对抗的唯一有利因素，就是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两者等价）确实为其实践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综合实力，（如今天世界上的美国，及美国内部的“右派”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平衡可能是很脆弱的，在没有进入平衡稳定的状态下，很可能被某些爆发性的局部因素所颠覆，而重新进入等级社会流程；象罗马帝国的崩溃！

美国的成功在于北美殖民地是自治领，而不是西葡和荷兰的海外行省殖民地。当英国要将北美殖民地改为英帝国的行省组织时，爆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维持并扩大了原有的自治领的地位。因此，美国是非常罕有的从一开始就是中产利益者占优势的社会，完全没有“传统等级社会”的势力存在。基督教沙文主义尽管同样存在于美国，但始终无法压倒美国分散而独立，而且更富裕的利益者。

弱小的美国以中产者为主体的私有财产得益者（即资产阶级也即美国工人阶级），仅仅是凭市场经济的优势，就抵制了美国内外和世界上所有传统金字塔社会势力和“思想倾向者”的反扑！ 因此美国的成功很令人感到是偶然事件，而今天美国市场经济为世界带来了和平，和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根本性动力，如果能够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很可能令人类社会就交换水平的衡量而言，“进步了”几千年！

传统文化知识越多越反动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特别是因为知识分子素质低；
文革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错在那里？
中国能否实现民主与教育水平没有关系；
中国“民主派”追求的就是毛主义走过来的失败道路！

国家主义“中华霸权主义四夷宾服”与“皇帝面前奴才个个平等”，是中国朝野连同知识分子几千年的理想。反映到皇朝帝国没落的晚清，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从慈禧发动了爱清国的义和团运动开始，几位伟大领袖的历史错误，有那条离开“团结一致排外，复兴中华霸权，平均社会小民的财产，建立不缺信仰（最好是传统国产的信仰）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根本就不在于“愚民自私不懂民主选举”，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同样天生有民主的质素，他们都知道民主如果不能带来更便宜的柴米油盐，就什么也不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最根本的体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要争取的所谓民主，到底是何东西，光是瞎折腾！光会瞎激动！问些“中国人知识分子有风骨吗?”——>这就是劣根性！

文革有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加四个字就正确了，“传统文化知识越多越反动！”，（特别是中国教育中的“文科知识”），假如将“反动”定义为“反民主”的话。对民主阻碍最大的，恰恰就是那些口口声声“中国缺乏信仰”的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卫道士！真正能够理解科学知识的少而又少，填鸭背诵基督马恩毛孔儒的哲学文学大作倒是应付绰如，便自以为学穷天下了！真理在握了！

孔老师李敖那类“大毛”，或者甘阳大师那种“大毛儒”，也许还有余秋雨这些牛皮“大儒”们，都不说他们了，就以自愿住了秦城酒店的刘炸药包这些“基督教右派”们，学回来的西方文化是什么？西方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法治社会，他们当成西方的“极右糟粕”扔掉了，捧回基督教沙文主义就以为得到了圣徒通行证，吹捧“北欧社会主义乌托邦”，仿佛找到了东西方社会的中庸辩证的真理道路！

但所谓的北欧社会主义，不就是大政府大福利的乌托邦吗？这种制度结合上中国贫穷落外加没有殖民地的现实，不就是义和团以来一百多年的新的旧的“民主主义者”前仆后继捧回来的大杂粪毛主义吗？如果民主社会就是北欧式的民主，或者英国式的“公费医疗”，那么中国什么也不用改！要达到欧洲的“民主”水平，的确要专政玩到猴年马月，等物资极大丰富的同时，人都计划生育死清光才能民主了。

中国的左派虽然让人讨厌，实际上只不过是为特权的没落哀鸣，为社会的迅速转变而恐惧，由恐惧而产生的保守本能；——>所以中国的左派之不民主，并不是中国专制合理性的根本原因。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集中表现在中国的右派就是前世的左派，中国的民主人士就是五四青年，也就是毛左前身！（中国“民主派”的理想＋折腾若干年＝中国左派保守的现实等级制度）！吓人吧？！

中国传统社会是意识形态泛滥的社会，没有一颗自由的心，书读得越多上帝越多，（全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呢！），这些“知识分子”的思维越混乱！越是和白痴无二！所以中国能不能民主，实在和中国人的教育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不是说传统教育越多，民主越艰难的话！在意识形态中挖掘“思想发展史”，每年就制造上百万精神病人，就甭提认识历史的真相和社会进化的规律了。

扔开了基督马恩毛这些神学经典，实体社会学跟踪各种显性思想背后社会群体的利益变迁，更能揭示西方历史中的力量变迁，和现实中的（妥协－对抗）状态，也就显而易见地可以预测到未来的的演化趋势。让历史告诉未来，本来就不仅仅历史学的方法论，而是现实中了解末来大趋势的有效方法；所要求者仅仅是“缺点信仰”，有一颗知道“我的利益在那里的人性本私”的心；它的名字叫“自由”！

基督教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

基督教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法为根本的基督教；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都是辩证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赤裸裸的进化论生存法则；
路德新教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信仰；
只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容纳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西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历史脉络；

 

如果中国社会不具备浓厚的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成功入侵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同样是以国家主义和平均主义为号召的信仰，这正是欧洲“民主进步”出现了纳粹的原因，也是法国出现了“自由为名的罪恶”的原因。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是辩证法，对于基督教所有现世的信仰指令而言，上帝是可能可无的，因为上帝的意诣是用辩证法解证的。

因此，当科学如进化论的发展，令上帝作为“正义之名”的地位越来越动摇的时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基督教社会等级伦理和价值观，应（国家主义＋平均主义＝魔鬼三招）的客观社会要求，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就将上帝剥离了基督教信仰，而留下了辩证法解证的原基督教所有现世信条，联合基督教留守的信仰分子，口诛笔伐“信仰的缺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以上帝为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上帝名义后的基督教，保留了原来全套现世的基督教价值观。早期的基督教会与后期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卖弄民粹“向弱者倾斜”组织团党，将异见者赶尽杀绝夺！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非“非我朋党，即要不择手段追杀殆尽为宜”，——>赤裸裸的进化论的生存法则！正义理据居然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所谓丛林法则！

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政治的争夺之中，基督教完败于马克思主义呢？根本原因相信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的“适应科学理论进步的进化品”。马克思主义完胜基督教是历史中贯穿全世界的主张，只不过战胜基督教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更有个人主义的普世价值观！这一同样孕育在基督教文化之中的个体价值观，首先出现在路德的新教教义之中。

路德新教可以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信仰方式。马克思主义是抛弃了上帝，但留下了基督教全部现世的信条，（基本上是糟粕）；路德新教名义上保留了上帝，但是将辩证法在内的全部基督教传统，连同罗马教皇的权威一起抛弃了。在路德新教的个体价值观内核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换了其中的上帝），和人权的解放——>个人主义再无接受他人道义勒索的义务！

在保留了路德新教的个体价值观下，不信上帝的只需要将路德的上帝，换成自已的上帝，比方说笔者相信的科学实证的世界观，或穆斯林信仰的安拉，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就真正实现了。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下，是不存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偏偏这些排他的信仰（理性主义），嚷嚷“信仰自由”是最起劲的！为什么呢？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要求的是“组织和宣传暴力革命的颠覆自由”，而拜上帝教（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中国的要求，则是“组织基督教政教合一政治组织和活动的自由，保证非暴力（别人无法确证，因为他们是对他们的神发誓）”。对比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主张，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压”显然是非常温和的，东方政治体制对基督教中企图控制社会的政治倾向以警惕，也符合东方特色。

基督教自产生开始就陷入激烈的，有马克思党派特征的政治内斗。到格里高里七世教皇时完全控制了欧洲的政治（11世纪），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马丁路德为代表的，以民族独立为背景的新教运动和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摆脱了基督教对政治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欧美民主社会，基督教控制政治失败后，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同样的信条下以科学的名义反扑人权自由主义的进步。

中国义和团运动以来所犯的重大历史错误

落后的传统文化的自杀路！义和团运动以来重大历史错误；
中国社会积弊如山，民主化不可能在一两代完成；
中国式当代困局在历史中的三种“救亡经验”； 

 

自义和团以降的中国现代史，是落后传统文化的愚昧民族自杀史！中国文明仍然挣扎在大清皇朝所面对的，两千年封建宗法秩序在西方强势文明，伴随着无可回避的经济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方寸大乱，拒绝承认对方制度的优越性，又无法抗拒对方的优势社会力量，在“复古救亡”之中自乱阵脚，最终走上自杀道路的历史。在中国文明继续没落的今天，可以体会到当年埃及古文明走向没落灭绝前的悲凉！

在短短一百年间，在传统文化的挟持下，中国在政治层面上犯下了太多的错误。最有代表性的错误发生在四代”伟大领袖”的身上，依次是孙中山的“党天下政治革命”，蒋介石的国家主义“体制改革”，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生育。四种错误恰成前因与后果，后者不是前者错误的逻辑继续，就是前者恶劣后果的惊慌反应——>仍然是危机逻辑的继续。

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了中国民主的命，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揭开了中国混乱的“灾难深重”的20世纪的历史帷幕。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立足于振兴传统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中国国家和社会也连同蒋自已的政治生命一样，在短暂的盛世后迅速崩溃！所谓“日本侵华”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反而是次要的。孙蒋革了自已的命，毛主席的新民族主义革命，则革了中华民族的命！

毛主席以反墨索里尼式政治为名，继承了老蒋的事业成了另一个加料的墨索里尼和低水平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理治疗下，以赌徒下注式的无比勇气，诗人式的轻率浪漫玩弄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国家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邓是对毛政策惨通结果的了解，和领导人特有的“开阔视野的特权”，让邓了解到毛土巴子文盲的客观事实，知道并终于有限度地承认：毛主席根本不中用！

邓的贡献是认识到毛的部分错误，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错的地方是让毛搞出来的人口爆炸吓破了胆，让计划经济搞出来的大饥荒吓破了胆，对新一代竟然完全没有就业岗位，不得不充军到农村免费再教育心有余悸！最终在慌乱之中，邓搞出了计划生育！邓实际上是自学成才，在根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时侯，搞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西方几百年成功的市场经济，邓仍不理解！

那么摆在今天领导人的面前的，就不仅仅是邓市场经济有限度改革带来的并不可靠的盛世，还有孙蒋毛的“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国家主义－文革大跃进（这四者逻辑等义）”，作为传统文化的历史负担，是否会形成再一次复古“革命”？邓没有解决而在朱的手上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福利政府财算（光花钱创造GDP，光会破坏市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包袱，以及计划生育后果如何面对的问题。

笔者真的很同情胡与温这些改革者的政治处境。中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少了点福利”还点债的问题。这一代领导人不但要面对积祸如山的处境，还要面对愚民盛世无知的革命热情，还要面对重庆非法打黑之类的野心家鼓捣民粹！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责任”，大概超出了一两代领导人所能承受的程度；甚至于开放舆论反思错误，也要冒“动摇了执政合法性”的现实风险。

历史上处于类似中国今天的现实困境的帝国前景有三条。第一个是罗马帝国，斯多葛主义的领导人廉洁奉公惮精竭虑前仆后继，但罗马帝国社会依然最终崩溃！第二个是在修补旧制度中走到了剪刀差的尽头的沙皇俄国，类似的还有波旁法国和魏玛德国。第三条路则是市场经济去特权化，象西班牙算是成功者。但象中国这么大吨位的选手，如非没有先例，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可能算一个不太成功的。

粮食危机必定是市场的危机

市场经济可以养活任何数量中国人并且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市场崩溃的中国只能养活一亿人口；
是谁存心要饿死全中国的人？
 

所谓担心中国人口太多，纯粹的唯心主义白痴！存在就是合理！当期市场供应条件下粮食就一定够吃，价格波动会有，但平准几年肯定是够吃的。所以担心世界粮食供应太少，或者中国耕地太少，无论说这种白痴话的是中国人还是洋鬼子，（其中一个基督教洋鬼子的原话是：中国人口多又发达了，粮食价格大涨，谁负责养活落后非洲的穷人？），都是不懂边际原理的白痴！不懂人权原则的流氓！

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或者任何一个“人口危机”的国家社会，能够生出那么多的人口，就一定养得起，除非市场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破坏了，出现了倒退！除非市场经济不完善，除非马克思主义毛灾大倒退式否定市场经济，否则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根本就没有粮食危机！这样为了“粮食危机”的真理永远不会错，就不得不制造“美国存心饿死中国人”的谎言。为了真理永恒，没有危机也要制造危机！

茅于轼是第一个公开指出保证粮食供应的不是耕地的数量，指出了市场流通保证粮食供给的经济学家。凭此一点茅于轼就足称得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生产创造价值”的错误观念上的，将市场流通当成了“不产生价值的剥削农民的资本家”看待，（如同马克思在否定了资本产权收入合理性的所谓“剩余价值原理”），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市场而不是生产，养活了“那么多的人口”。

市场流通不但养活了粮食的消费者（也就是人口），同时也养活了“拥有粮食过多的农民”，让他们可以通过出售多余的粮食（农民的边际利益），换取其他的生产和生活必须品，从而令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就是“提高了粮食的消费效率”。因此当世界人口大大增加的今天，（包括中国人口在内），世界农产品实际上是供大于求！根本就没有白痴们所以为的“粮食危机”！

所以粮食的危机如果存在，则必定就是市场的危机；而不是耕地或者是农产量的危机！今天粮价是世界历史上最低廉的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农产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是市场流通包括储运的效率，综合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同样产量所能养活的人口。这种效率的提高，依靠的就是人权自主消费之“交换创造价值”所创造的切实的物质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却能对已经存活的人口，称之为“没有产生价值”！

也正因为今天的人口是依赖于市场的粮食供应，而不是耕地的生产，因此耕地产量遭到自然灾害的损失，并不至于造成大饥荒和大规模的死亡，市场的崩溃才真正令到人口赖以生存供应中断，而导致亿万生灵在短时间内消失！如果没有市场流通，那么中国的耕地，充其量可以养起一亿几千万人口，而不是今天的十几亿！因此毛灾仅仅三年，中国人的损失就相当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至少三次！

所以粮食如果真的有危机，根本就不是耕地缺乏造成的生产危机，而是流通崩溃造成的供应危机。对应市场波动的“危机”，对于粮食这类必须品，只需要采用一定数量的储备粮平准，就可以保证不会出现毛灾那样的大规模死亡，其代价成本，远远少于不惜一切代价搞计划经济的“以粮为纲”，仍然把中国人饿得尸横遍野！市场不是万能的，难道政府计划经济反而是万能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看看骂茅于轼的五毛义工贴，就知道“生产创造价值”的小农意识，是如何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在地狱深渊地路上难以自拨！茅于轼指出了粮食危机的根源在市场流通，那些自称“不能饿死中国”的五毛汉奸义和团，——>他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知的，做的是毛上帝在毛灾中做的事，——>却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摧毁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心要饿死中国人！

计划生育是伪科学

计划生育所有根据都是哲学！计划生育是伪科学！
计划生育的“科学实验”是伪造的；
生物的繁殖行为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生孩子”
生物的繁殖行为遵循经济学的边际原理；
边际繁殖原理：不可损害核心利益实现再生产
那怕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立即停止，至少值得一次全民公决！

 

尽管计划生育的“科学家”因为法不前溯，象玩弄几句伪造的哲学“实验”，制定计划生育的几个“计划科学”研究员，虽然罪恶滔天，后来还混进中国科学院当了院士；但也不至于把他们抓回来枪毙。但今天仍然用计划生育招摇撞骗的所谓“计生学中科院士”，剥夺他们一切社会荣誉公共职务，让他们自谋生路，绝对称不上是刑事处分。

称这几个中科院士是“混”进中科院的骗子，可能是冤枉了他们这些马恩骗术的高手；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而是中国“科学院”本来就是逛骗中国纳税人的科盲哲学高手组成的“混蛋王八大杂院”！这些混蛋王八院士在事涉民族存亡的“计划生育”中竟然捏造实验，用虚假的“老鼠笼里自然繁殖奄奄一息”，是虚假的哲学“实验”！哲学之祸以此为罪！

听过计划生育宣传的人大致都听过这一“科学实验”，就是说“国外某权威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密封的笼子里养了几对老鼠，（有些版本说是一对，后来改成几对），这些老鼠自然繁殖，最后因为数量过多而大批死亡，以此证明如无计划生育，则中国人将大量饿死，重演毛灾大饥荒，云云。这个“实验的结果”本来如何判读也是见人见智，但却成了计划生育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实验依据”。

实际上“科学”实验是假的！是哲学的“虚拟场景”，是违反进化论和生物学的基本常识的！任何有条件的人都可以自已做一次以证明笔乾是否忽悠了你们！毛灾大饥荒是因为毛主席摧毁了市场流通，依赖于市场流通而形成的中国人口由此大量死亡！由于中国小农文化“生产创造价值”，将流通当成了“剥削”，——>今天降物价的招，很多计划经济的专家还在往“压缩流通环节成本”上打主意！

尽管中国“旧”社会的流通程度比不上西方资本主义，但比蛮荒时代还是进化了几千年，一下子倒退到炎黄老祖都要饿死的年代，三年饿死几千万华夏儿女，算是炎黄先祖在天有灵了。明明是马克思毛主义计划经济的恶果，到了计划生育时，却成了“国民生孩子养不起造成了饥荒”，进而泡制出“老鼠笼”的虚假实验！世界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科学”吗？

实际上进化论中的“繁殖”，并非象马尔萨斯的哲学自以为是的那样，是“不顾一切代价地生孩子”，比生孩子更重要的是至少把孩子养大，如果连父母都累死了，孩子也必死无疑，则生物的繁殖就失败了，“自私的目的”就达不到了。生物的繁殖服从一条产生自进化论，而常用于经济学的原理：边际原理！该原理可简称为边际繁殖原理，实际上就是“不可损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简单再生产”的常识。

边际繁殖原理在生活中，相当于赚下金山银山，身体垮了，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生物只有在不会降低自已的生存水平的情况下，意味着有更充分的生存资料的供应，才会选择繁殖！这种边际也反映在哺乳动物的妊娠，如果雌性的皮下脂肪减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排卵；妊娠过程中，如果皮下脂肪消耗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流产的方式中止妊娠，（意味着当时食物不足），以免连母体也一起死掉。

就算幼体已经生出来了，如果母体的皮下脂肪减少到一定程度，则母亲会吃掉自已幼子，以免徒劳地母子共同饿死。母吃子救命的生物行为尽管已经罕见于人类，但在三年毛灾时，仍然大量见于中国农村！所以笼子里的老鼠如果不限生育，那么除非是不断投入无限度的食品，否则将由于食品分摊达到边际后，老鼠的数量因此达到一定的水平上，（经济学上称为边际水平），就不会再增加了。

计划生育变相对中国人大屠杀

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人权个体”科学标准！
计划生育如果不是“真理标准”将是现行反人类罪！
计划生育的灾难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要负重大责任！
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灾难！
子女有独立于父母的人权，父母的监护权委托性质；
子女不是父母的私产；国民也不是国家的负担！

 

计划生育政策，毫无疑问是侵犯了“人权自主选择权”，因此也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人权自然人负反馈”的好处以阻止不良的后果。按生物不是紧密合作就是近种相残的现象的生存法则，完全可以看作是权威者为了维持闭关锁国的特权社会，而对社会被压迫社群的大屠杀，——>仅仅因为被杀害的是还没有出生的，而逃过了“谋杀”的罪名。

所谓“逃过了谋杀罪名”，其实也未必，几千万婴儿在空气针注射下的死亡，难道是杀鸡？不排除大部分权威者仍然“与民同灾”，但权威者可以通过二奶小密，甚至咬掉别人老婆奶头之类的特权，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逃过计划生育的“公共”约束，而在事实上将计划生育变成对普通国民的单方面的大屠杀！“被屠杀的”恰恰又是一个社会腐烂时，最先被侵袭的城乡小康的“中产阶层”。

所以笔者认为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上看，计划生育相当于金朝对蒙古族的计划性的“减丁、杀丁”政策。在人权的选择权被强夺为“国家的负担”后，以人权为真理标准已经是毫无意义了，如果不是“杀掉人权”的“计划生育”的计划经济特权主体本身就是真理标准，那么侵犯了人权的“计划生育”已经是直接被罚出场——>现行反人类罪！铁证如山！根本没有再争论的必要！

计划生育在中国构成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并不仅仅是权威无私党的责任，更大程度上是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认同计划生育的责任！试问计划生育到今天为止，有多少人反对过？有多少人支持反对过？所有自以为支持计划生育“合理性”的人，你们的合理性来自何处？除了权威党告诉你们的“计划经济的科学真理”，还有什么？你们还是人吗？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政策！

在计划生育的认识上，国民的自我证明为祸国之首，才真正是令人痛心疾首！将国民自已的生育，看成了“国家的负担”，就已经是奴才自我动物化的极点的表现；反之又将具有独立人权的儿女，看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是对人权进步的懵懂无知！如果大跃进称为毛灾，则计划生育可称为邓灾，两者都是“马灾＝马克思主义造成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中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的歪门邪说的灾难！

子女是有独立人权的个体，子女甚至对父母并无先天的孝的义务；因此子女的人格并不依赖于父母同意才能存在；更不是经过“国家同意”，子女才成为一个“人”。父母仅仅是对未成年的子女具有监护权，是委托性质的监护权，可以因为不能履行这一委托监护权而被剥夺，而子女的人权依然完好无损！（曾有拜上帝教“质问”笔者的子女拥有独立人权的观点“是何居心”，是拜上帝教的“质问”）。

对这种没有人权观念的“人科动物”，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是真理标准，则可以他们自已“放弃人权”彻底做了动物！并且反人类！这些动物的意见算什么意见？猪的意见管啥？是烧猪还是煎油！！人权是不可剥夺的，人权是自已放弃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些连自已和自已子女的人权都不愿接受的人，就算有一个民主领袖从上到下给他们人权，他们还不是照样依附于某个领袖闹革命？

因此“计划生育”是否是真理，不接受计划生育是否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环境后果，一定要让国民的人权作出选择。就算生育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放开舆论放开讨论，让公民知道计划生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不确定性，让公民去选择！大不了全民公决！而不应由国家定一个标准答案，把指出计划生育不良后果的科学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钉上十字架，称之为“舆论导向，真理教育”！

为什么中国人内斗不休？

为什么民主社会的自卫权不包含预警义务？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内斗不休？
进化论中如何解释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经济不具备纠错能力；计划经济不会有任何良好的结果；

生物不是紧密合作就是近种相残的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民主社会的自卫权不包含预作警告的义务；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对方是否立足于"亡我之心不死"，而将我们希望互利沟通化解仇怨，看作是防守的漏洞。因此警告一定是在绝对安全范围以外发出的，在安全范围以内，警告是一种有个体区别的选择，或称"建议"。安全范围以外的警告，与"沟通的呼吁"并无区别，这恰恰是普价观者一直致力的。

毛左之所谓"阶级斗争"正是这样的行为特征，将仇恨的目标指向民间无权无势的中产者之所谓"富人资产阶级"！因此意识形态化的"绝对非暴力"和"暴力才是进步"都是错的，并非辩证法的理由！生物不是紧密合作就是近种相残的现象，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封闭社会的内斗，实际上是封闭社会的传统文化的表现，而不是中国人天生劣等的证明。

如同在家乡中的叔伯兄弟可以为争两亩田，世代相仇械斗不休；但离乡别井就成了亲情难断相依为命的乡亲。华人华侨在西方就象西方名声不佳的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新教发达社会中一样抱团成了"黑手党"，没听过万里之外的华人难得相见一面，相见时还"内耗"的。（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在新教社会中被排斥）。

生物不是紧密合作就是近种相残也可以解释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一个闭关锁国的内闭社会而制定的一系列自杀性政策中的一条，自杀政策集学名"计划经济"；同样出色的另一条历史上称为毛式大跃进。维持一个非市场化的封闭社会，要避免近种同胞相残，就只能计划生育少生点人；放大到世界维度就是为人类作出贡献，让中国人早早死绝，为其他民族腾出生存空间――>无私！

用进化论评估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昭然若揭！结论确凿无疑！如果不用进化论的实证科学性评估计划生育，则计划生育处于无法评估的状态，――>根本不存在真理的对与错了，因为计划生育彻底冲击了进化论级别以下的所有科学的实证标准！如同足球场上追着裁判员打的球员，再争论他是否能连破三元超级球王，还是根本不会踢球，已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打裁判员，不需要会踢球！

基督教根据圣经教义批判计划生育，就象批判进化论一样起劲，归结为四个字"查无实证"――>基督教神学本来就不是实证科学！试问对于标榜为"无神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论者，如此查无实证的"批判"，与隔靴搔痒何别？更何况基督教批进化论，其实比批计划生育还起劲！如此一来，基督教就成了计划生育的帮凶，更何况中国还富余"信基督教的听党（类似主教）的话"的奴才？

争论计划生育是否科学真理，是毫无意义的偷换概念，因为关键在于"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计划生育的所有合法性（包括合理性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既然我们已经实证证明了计划经济是错误的，计划生育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计划经济的恶劣还在于，计划经济无论其初始构想是否有"合理性"，结果一律是非常恶劣的；因为计划经济是不具备经人权自然人负反馈纠错的能力的。

所以任何计划经济政策，其潜在的合理性，会被无限放大的不合理性和最终"人定胜天干预客观规律"，在科学客观规律正反馈的反扑中，只剩下其不合理性的恶劣后果。这与民主社会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后者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纠错，可以经人权自然人的"说不"，抑制任何缺点的不良影响在社会成本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恰恰是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成本管理的能力。

以计划生育为例，声称"国家在恰当时侯会停止计划生育"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是计划生育上了计划轨道，根本就停不下来！大跃进上了轨道，不死掉几千万人甚至一亿人，根本就停不下来！既然国家在不恰当的时侯开始了计划生育，凭什么可以认为国家会在"恰当的时侯停止计划生育"？"恰当"的科学标准是什么？还不就是"国家"吗？"国家"就是科学标准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