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所以从事金融和流通，是基督教会安排的

中世纪的金融业和"犹太人，资本家，剥削阶级"；
犹太人发明了股权，股权投资与贷款的区别；

中世纪时代的金融业，是处于教会规则诅咒下的灰色产业。《尼姆根誓师令》和《申命记》把所有有利息借贷的行为，统统视作不劳而获的劣行，是教会申明要下地狱的行为。因此金融放贷就被交给犹太人专门经营，基督教区禁止犹太人从事农耕，基督教徒又不愿意在犹太人老板下打工，也禁止了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当时的手工业行业是"高尚的特权组织"，更是将卑贱的犹太人拒绝在外。

这样就把金融业和流通业，变成了犹太人专营的业务。犹太人从此也成了"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代名词。基督教文化中所称的"剥削阶级"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里所称的"资产阶级"，以及纳粹所指的"犹太人"，围绕着同一个社群（犹太人）的职业形象而作的妖魔化。而犹太人所以从事金融和流通，又是基督教会安排的。教会又一再重申，任何利息都是非法的，不受保护的，可以剥夺的。

无论基督教会怎样谴责犹太人的贷款取息是"高利贷"，贷款是有风险的，资金也是有成本的，乃是客观的事实；不是犹太人存心要"剥削"利息，而是不收取利息和溢价的话，金融业务和流通业务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但是基督教社会的道德重压又是沉重的，因为赚点血汗钱，被基督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犹太人，比所有思想犯罪分子都要多得多。为了减少业务风险，犹太人发明了"股权"概念。

所谓股权投资，就是贷款不再收取利息，这样就不会跟基督教义直接冲突，但抵押若干不动产或业务份额的收入，即股权。还本付息后，投资者可以分到一部分股权，但控股权仍然留在原来的老板手中（基督徒），这样就可以向基督教社会交差。股权又不直接表现为金钱，也就不算作是利息收入，当然也不就能算是高利贷了。投资者作为合伙人，适当时侯转让股权，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贷款毛利收入。

日后的交易所，那是为了方便这些零零碎碎的股权的转让交易；再通过拍卖股权，即今天所谓的IPO，筹集企业法人的资本金，那是在股权产权模式后的再发展。但在中世纪早期，由于"产权"基本上是世袭在特殊家庭下的Charter，对于犹太人这样的参股人来说，类似于今天中国股民买的股票，根本不会涉及到任何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分红的保证前提，是公害没有明言的charter的合法性和垄断特权

由此可见，股权交易从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替代"借款生息"，用股权份额出售的价格，作为投资的收入主体。投权投资并不是购买了企业的年金契约，永久性不能卖，让企业每年支付年金。这种企业年金产品如果存在，必定是对投资者不利的。因为如果不是拥有垄断经营的特权，企业的成熟周期，不可能提供长期稳定的年金。由此可见东方帝国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和他官方智囊，愚昧到何等程度！

由于犹太人"专营"的金融业，并不是君主/教会授予的charter特权，因此犹太人的贷款债权和本金，就象吴英这些人从事的民营信贷，一直处于高度的政治危险之中。因此就象温州的民间金融一样，犹太人的金融体系，除了向国王贷款时是公开以后，资金来源和运作一直处于不透明的保密状态。这样又进一步强化了如共济会，罗斯柴尔德等等"货币战争"的传说，仇恨也早就中世纪就从妖魔化中煽动。

由于"钱，金银"这东西是不会从地下冒出来的，而国王由于普遍性的债务危机，一直是犹太人金融业务的大主顾，因此可以预计犹太人的金融财团，采用的是今天"接受存款公司/财务公司"，而且主要的资金来源必定就是基督教教会的信伥存款，当其时只有基督教会才有这样大量的闲置资产。当存款人被绝对保密时，客观上也保护了犹太人金融集团的安全。这种模式今天仍然被沿用，如瑞士的银行。

易纲汇率均衡论的理论有何根据

晒晒易纲汇率均衡论的理论有何根据；
萨缪尔森偷换了平价构买力原理；
"均衡"和"劳动生产率"概念，在经济学中均无意义；

易纲先生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新观点，基本上就是帝国官方最近的标准答案："人民币汇率（从政府宏观调控的标准看）非常接近均衡状态，未来将随着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改变而改变"。笔者不会在易纲先生这类政治正确的官方逻辑里，试图争辩谁对谁错；仅仅指出三点，为易纲先生的未来粉丝，解释一下易先生的经济观点，是来自何本秘笈的真理：
1) "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即第三方衡量标准；；
2) 西方马歇尔－费雪－萨缪尔森－张五常的经济学中的所谓"均衡"，一直都是偷换了边际效用的神马玩意；
3) 汇率由双边的劳动生产率比较决定，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中的"定律"，是对平价购买力理论的概念偷换。

易纲先生的经济常识，很可能是萨缪尔森经济学洗脑洗出来的奇才，但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萨缪尔森这个人，是科学派理论经济学的宗师，他的所谓经济学，因为深得东方苏联和中国等帝国的欢心，而成为世界上"采用最广泛的经济学标准答案"。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挂帅，其次是道德极大高尚，处处都是"看得见的手"向弱者倾斜；唯一的缺点，是萨缪尔森这个人，几乎从来没有正确过！

易纲所谓"劳动生产率比较——>得出汇率"，所依据的估计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该定律是罗伯津斯基－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同义表述，大意是"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把这条定律与东方帝国近十年来的情况一对比，各位是否认为以下是事实："东方帝国官方统计经济增长率很高，实际工资下降，官方却不允许真实汇率升值"？（笑笑）。

萨缪尔森先生的特长就是在逻辑定义完全错误，甚至明显被偷换了概念后，把简单的问题用高深的数学复杂化后，证明他老人家是正确的。（笑笑）。甚至于连这条巴拉萨定律中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知道是神马玩意。因为生产率是管理学的概念，（除非是公有制专制政体，如社会主义），否则经济学只能考虑"特定对象的成本效益"。那试问"劳动生产率"是谁的成本，或者是谁的效益？

如果把劳动生产率，理解成"双边贸易中各自消耗的原料越少，劳动生产率越高"，那么巴拉萨定律就被还原为平价购买力原理：彼此的汇率变动的方向，与彼此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比率相背离。但是如果这条定律是正确的，易纲先生也是正确的，那么人民币的国内通胀，应该比美国低！美元的国内通胀，应该比中国高！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如果不知道美国物价有多便宜，就自问中国是通缩，还是通胀？

如果不是萨缪尔森－巴拉斯定律是错的，易纲先生代表的帝国人民币汇率观点就是错的。对于萨缪尔森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是与汇率完全无关的的话，萨缪尔森的定律就是在根本上不成立。所以易纲先生代表官方，向我们这些小百姓提供的标准答案，基于完全错误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巴拉萨定律的，却又完全不符合该定律表述的所谓观点，没什么好谈的。由此例，可以了解"科学派"是怎么忽悠的。

政府监管让市场无法修补供应缺口，导致经济危机

"供应短缺＝价格无限大，有价无市"；
监管型经济的真实价格是黑市的价格；
黑市的合理性条件和获利；
政府监管让市场无法修补供应缺口，导致经济危机；

政府干预和特权腐败，可以轻易导致价格的波动，这种现象常常被称为"（行政）垄断"。但是必须品价格的波动，作为经济危机的萌芽，不一定政府干预，或者特权腐败造成的；环境、气侯、人文等等变化，都可以导致价格的波动。政府干预和行政垄断最重要的祸害也不是造成价格波动，而是剥夺了市场经济的弹性，导致市场经济无法自动通过价格信仰的传导，修复供应短缺，防制经济危机于未然。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可预期，所谓"不可能精确测市"。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就令到计划经济变成了完全不可能的复杂的数学难题。苏联有一位数学家曾经计算出，按照兰格所称的"虚拟计算"，仅仅是完成乌克兰的一年的计划经济，就需要全人类工作一千万年！这个结果与笔者对苏联计划经济中2300万种计划产品关联数量的排列组合的估计，大概是相当的。

不允许价格波动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作用却是平抑价格波动。这一基本的逻辑关系，在传统的公害信仰中，被颠倒为"市场制造波动，政府平抑价格波动"，——>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实际上仅仅是冻结价格，而令供应出现短缺；——>如果认为短缺的危害比价格波动更大，那政府还算是有贡献的。但是价格的极端波动，也无非是"价格无限大＝短缺"而已！也就是"死人是没病的"的那种逻辑。

从"价格无限大＝短缺"的常识出发，考察乌有之乡等声称的"毛帝国时期商品价格不高"，类似的还有诸如"朝鲜的北欧模式啥都免费""苏联时期福水平高，除了必须品都要上黑市买，（凭证配给的）商品价格都很便宜"，这些神话传说，实际上就是产品供应链已经断裂的情况下，意淫着被冻结的价格（很便宜）下，还有着市场经济的"不限量供应"的乌托邦。由此得出毛帝国时期通胀不高的神话。

"价格无限大＝短缺"，意味着掌握着物资（供应下的价格确定），有了"黑市利润＝无限大的价格－确定的物资价格"的黑市获利空间。在一个政府监管导致产品短缺的社会，能够拥有紧缺的商品投放黑市的，都绝不会是权力弱势的小人物。在80年代这种官方的巨额倒卖，就被称为"双轨制"；同期民间的小额转运就被称为"投机倒把"，是严重犯罪行为。如同吴英是犯罪，金融垄断就是贡献那种理。

"价格无限大＝短缺＝黑市可行性"的关系，可知对市场经济崩溃后，处于政府全面管制下的配给经济下的真实的价格水平，并不是配给证对应额度下的价格，而是黑市的价格。黑市的消费者固然不存在向消委会投诉的可能性，但好歹都是消费者。而对于配给经济下的"购买者"来说，既不保质，也不保量，能够投诉的就是"价格跟政府规定不符"！——>这种坏习惯遗传到今天，仍在是公害的口头禅。

由于毛帝国和朝鲜这种体制下的真实价格，实际上是黑市体现的价格，真实的市场供应，是黑市的供应，由此可以看到，按照市场经济的口径，这些号称极大发展的斯大林帝国，真实的GDP是官方数字的多少百分之一！至于官方那些生产过剩的重工业产品GDP，（如果有的话，象波尔布特就干脆折腾得啥都没有！），就绝对可以做到"生产过剩，PMI下跌，通货紧缩"的。

象今天的天朝钢铁业（基本上是国营），一吨钢的价格，比一吨豆腐还便宜；正是国企特权残害国民经济的生动写照！钢铁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三架马车"之类投资拉动，导致的生产过剩；所谓的"通货紧缩"；而事关民生的豆腐，就因为资源被侵占，"市盈率（价格）"极大高涨；钢铁价格当然总会跌穿豆腐！请问此时是否还继续向国企倾斜，生产更多的钢，政府再监管豆腐，免得豆腐卖太贵呢？

好的制度出好官是错误的观念

"好的制度出好官"是错误的观念；
制度学派所指的是不同形式的公有制；
（政府组织形式＝制度）不同于（社会合作形式＝政体）；
私有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过程之一，公有制是私有制的特例；
公有制不是正常的，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

由于政府是管理的机制，受制于政治决策/执行者个体判断的，在社会他人看来具有的利益上的不确定性；如果不排除政府错误、政治危机、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的耦合，即排除公有制体制作为正常社会的可行性选择的话，整个社会经济的演变，就将不存在任何可具重复性的客观规律。"公有制"固然可作为个体信仰的自由，但是公有制不是正常的、稳定的社会形态，则是个体价值观的自然逻辑结果。

所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如"好的制度制造好人，坏的制度制造坏人"之所谓制度学派，象凯恩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变种之一的"新制度学派"。它们的错误就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实际上具有同样的传统文化起源），把私有制视为许多种（公有）制度中的一种，而把对私有制在现实中的存在，视为公有制理想对现实的妥协。即所谓"私有制的存在，是天堂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之类。

这些所谓的制度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把私有制视为特例，而把"政府组织形式"的"体制"，视为"社会合作形式"的"政体"。如果不是把政府看作是社会的全部，即预设了公有制前提，就是偷换/混淆了两个外延和内涵都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组织形式　vs 社会的合作形式)。对于公有制社会来说，社会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对于私有制来说，政府只是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

当"制度（政府组织形式）"被视为好人坏人的生产车间时，建构主义就成了不言而喻的政治主流，区别仅仅是建构成何种制度意义。他们又把政府在不同组织形式之间变换着体位的折腾，称之为"改革"。只望一朝改出了"好的制度"，车间里就哗哗地生产出廉结无私的清官。为了满足这么多清官的使用价值，也为了检测这些清官的的质量，就把一批批的市场行业纳入待检测的清官治下，称为"监管"！

东西方的政治哲学，从"如何构建最美好的天堂制度"上而言，是完全相通的；区别仅仅在于，当天堂制度始终折腾不出来时，西方社会还能保持着对私有制的容忍，而东方采纳的马恩列斯毛主义，就把私有制（资本在政治需要时，完全可以随时指称为"私有财产"）视为万恶之源，尝试用不同的方式，甚至用残酷的手段取缔私有制，看看是不是就扫清了"生产清官"的障碍，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制度学派"，混淆了产权内的管理，和产权间的合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产权内的管理构成了管理学的学术内容；产权间的合作的损益规律，就构成了经济学的学内内容。把两者混而淆之，实际上就是缺乏产权观念的表现。这种错误，广泛见诸如东西方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特别在计划经济和"看得见的手"的，包括所有数学精深经济理论中，可以说通盘都是此类错误。

政府内部的运作模式，无论是东方的帝国政府，还是西方的民主政府，其运作模式都是指令性的，计划性的，而非民主协商性的。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任何着眼于政府内部运作模式的制度变换，无论如何变换、改革，都是政府内部的运作问题。而任何否决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政治生成制度，无论是否普选，无论是否一人一票，就象无法退股的烂公司，都将无法改善政府对社会的效益。

私有制不是"实现公有制过程中的一个特例"，相反，公有制是市场经济崩溃后的特例！ 当市场经济崩溃后，社会的命运就与政府的错误耦合在一起，直到完全崩溃为止！彼此都将无法再分开。而政府的错误又是不可避免的。而当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地方时，面对政府错误的现实，如果不能因为"多数票"更换政策，只要退出这个游戏，就退出了耦合，也就预先保存自已，从而有效阻止了多数人的暴政。

政府不能消除经济危机，政府总是扩大、深化经济危机

什么是"通往奴役之路"？
政府肯定会犯错，关键是社会是否有能力"容错"；
公有制社会的政府错误，直接造成全社会的灾难；
私有制社会的深厚民富，令政府的错误自然被消除；
政府不能消除经济危机，政府总是扩大、深化经济危机；

所谓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市场经济在税收压力下供应链纷纷断裂，钱渐渐变成废物；全体社会成员生存所需成为政府威权的附庸，最终随着政府不可避免的财政危机，随着政府机理的瘫痪而全社会崩溃，大批甚至是大部分社会成员，不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弃子中饥饿而死，就是在社会崩溃的乱世中流离而亡；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全过程，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几百年中，拉成清晰的慢节奏的全过程。

"通往奴役之路"，岂止仅仅是"奴役"？"做奴隶青云直上"只不过是诗人写手的意淫，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大部分人死路一条的"通往地狱之路！"。危机管理的意义，就是中止"通往死亡之路"，而不仅仅满足于"推迟"。危机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天堂主义"的伟大的乌托邦梦想，而是避免诸位大小老爷，和你们的子子孙孙，不至于一块儿到地狱里大团圆！

公害知识分子呼吁监管的要害，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指望通过政府的监管，用更低的价格，得到更高成本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其中的差额就由政府财政支付；实际上就是把自已的消费成本，向政府"公地"转移。公害知识分子所希望转移的，通常只是蝇头小利的边缘成本。不是公害分子自已支付不起，（比如购买更高品牌质量的产品），而是贪小便宜，要吃免费的午餐！而付出的却出社会的核心危机。

特别是那些自称"觉醒"的公知，他们能够一面指责"政府绝对的权力"，一面却能强求"政府绝对的责任"，他们似乎没有理解，此两者之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相互否定的关系。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酿就的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再成"通往地狱之门"的苦酒！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市场经济领域的"危机"，唯一的结果就是把社会耦合到政府管制的同时，让政府本身的危机不可避免。

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只要政府是由人去运作的，政策就必定会犯错！政府的机能既然是管理，就必定会因为无可避免的错误，酿就无可避免的政府危机。财政危机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把社会绑定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剥夺国民人权的独立性，也就等于摧毁了国民人权对于政府政策不可避免的错误的防火墙，政府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扩散成为整个社会的危机，而导致生存危机的颠簸，治乱的循环！

今天很多人都说，美国建国两百年来，几乎没有犯过错！实际上既是对美国政策过程的不理解，也是对美式民主的私有制机理的不理解。美国政府犯的错误，可以说多如牛毛，一点不比毛主席的神仙内阁少半分！但美国政府的对错交半，通过美国浑厚的私有制公民社会和过滤"容错"，恶法恶政策就算不废除，也从现实作用中消失，留下的就是正确政策带来的大蛋糕！而东方天朝就恰恰相反！

所谓"政府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既是从成本上而言的，也是从危机上而言的。因为政府取代市场经济提供的机能，所消费的成本大约是30-50倍。这个比例甚至于军事而言都是如此，甚至更大！想想看，如果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如今天的欧盟，彼此之间还需要布署军队吗？德法之间今天的贸易互惠，较之当时俾斯麦割走阿尔萨斯和洛林，效益谁大？成本谁小？

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危机，归根到底就是供需平衡，供应链可能断裂的问题。市场经济会自动通过价格波动传递的供给信息，自动调配资源于供给紧缺的产品线（价格上涨的品种），从而自动修复供应链的缺损！万试万灵，毫离不爽！但偏偏地，正是这样一种价格的波动，政府的干预如果不是盲目的，就是限制市场自我修复所必须的价格波动，就是以限价的方式阻止价格的波动，从而导致了危机的深化扩大！

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不是社会的危机

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不是社会的危机；
公有制政体耦合社会，政府的危机导致国家社会的危亡；
私有制自动形成对危机"损管"的防火墙/水密舱；
从危机管理角度理解，为什么"普选/一人一票"仍然不是民主；

在私有制的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国家的功能仅仅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因此政治危机也包括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属于社会危机的范筹，不提供"因为政治危机，所以强化国家集权"的合法性。因为政治危机是可以政府自已折腾出来的，绝没有"自已折腾，所以自已是不可缺少"的道理。这就如同，医生是"病人身体危机"的工具，但医生自已病了，却不是医生可以向病人收诊金的理由。

由此也可见，欧美财政危机中的左派，因为欧美出现财政和债务危机，就要求加税，而不是削减政府支出，那怕支出的名字叫"向弱者倾斜的福利"，都是愚昧、反动、落后；并不因为这种愚昧发生在欧美，甚至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当朝执政的民主党身上，就不应称之为愚昧、反动、落后！当某项财政职能（如福利支出）入不敷出时，应该评估是否必要，而不是因为"有人更富"而加税，民主党做到了吗？

由于公有制体制的政府，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可以把公有制体制作为市场崩溃后的极端状况，而不是与私有制相对应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样就可以把政府本身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与公民社会可能遭受的危机威胁，通过宪法界定的私有产权构筑了避免政府执政或信念的错误，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如东方帝国的大跃进和计划生育）；同时避免因为"公有制 vs　私有制 "，导致命题的复杂化。

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社会，政府的错误、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腐败、无能……，对政府本身的执政期内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两种制度的区别是在政府以外。对于私有制社会来说，由于公民社会提供了更大容量的容错、缓冲；因此政府本身的危机不会导致社会的危机，充其量就是换一个（界）政府。而对于公有制社会，作为政府附庸的整个社会的所有国民，都只能"共赴国难"，无可侥幸！

默认权益归于地方/个体的民主社会，可以将每一个公民/地方个体的错误、损失、危机，局限在每一个个体的产权内部；但并不禁止他方的援助；同时也通过私有产权的界定，把政府的错误限定在对政府授权的范围以内。就象一次有限的投资，顶多输掉了这些投资的本金，而不会因为连带性的无限责任，自已被动地沦为债务奴隶！这种防火墙式的损失控制（损管），正是民主对社会的真正效益。

当默认权益被否定，权益过分地被集中到权力中央，则无论是否"普选，一人一票"，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权力中心的决策错误，因为产权防火墙功能失效，将殃及整个被集中的所有社会利益。而更不幸的是，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经验，还是博弈论的数学论证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都表明"普选，一人一票"并不能避免错误。这正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民主，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效益的原因。

把公有制的帝国型政府，视作私有制市场经济崩溃后的极端状态后，就解除了公有制政府控制社会利益所构成的耦合，政治危机本身作为财政危机的诱因被过滤掉，从而构筑了，因为低人权的豁口，财政危机最终扩展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危机的流程的模型：[政府财政危机——>无限制加税——>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崩溃——>全面国有化/配给化/监管化——>公有制——>财政危机导致社会危亡]。
ps:先前有不少博文，把"豁口"错误地拼作"辖口"；此歉；
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明朝的灭亡，和苏联的崩溃的共同流程；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的起点的位置。对于苏联来说，直接地从全面国有化开始。对于明朝来说，局部市场的萌芽，在明朝的帝国体制下，几乎是一步就跳到了公有制帝国因为财政危机而整个社会倾亡的程度。毛帝国所以没有马上步明朝和苏联的命亡，只不过是邓主义的改革开放，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回到了经济危机到市场崩溃的阶段而已！

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政府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 有不同含义；
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和"政府机能瘫痪"的前提；
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的权力；
政府机能瘫痪的解决方案：追加税收，或废除相关税项；

政府的财政危机，不等价于政府的政治危机。法国第二共和国时侯，三年之间换了六届政府，那就叫政治危机。政府的财政危机，是指财税不平衡的赤字危机；政治危机就是政府得不到足够选民认同的危机。凡是政治危机，必定是因为过度集权的普选所致。分权的民主制，不会有政治危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同样不会有政治危机。政治危机面临着，经过内战演化为君主制的危险，乃内在机理使然。

政治危机不一定伴随着财务危机。象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和税收争持不下，接近于一场轻微的"政治危机"，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财务是稳健的。财政危机常常会伴随政治危机的最终出现；但是财务危机不能解决，肯定会导致政治危机。用企业管理作同性质的比喻。一家财务良好的企业，可能会因为经营政策或人事纠纷而发生"管理层争吵的危机"，而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内部肯定是矛盾丛生。

从历史中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未经实体社会学的逻辑先验验证），财政危机是政治危机的诱发原因之一；反复的政治危机，会因为政府必要的的机能瘫痪（税收就没有减少），而最终导致财政危机，因税负而扩散为社会危机。无论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政府机能瘫痪的政治危机，还是财政短缺导致政府机能瘫痪，都可以归纳为"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如今天政策刺激，只是无效地得到的滞胀。

政府机能瘫痪的概念成立，必须有可供瘫痪的机能。后者的前提，又是必须要满足该机能运作要求的税收，和等价于税收的市场垄断特权。在这一点上是区分"政府万能"还是"政府本身是最大的问题"的里程碑。举例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构筑"保证国民长生不老"的政府机能，（类似的是医改中的乌托邦"让每个人看得起病，不会因病致贫"，其中必有猫腻！），也不会征收"人人长生税"。

因此当政府没有为特定的机能征收相应的税收，也就没有相应的"职能责任"，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政府不作为"。换言之，如果政府要有某种作为，也就必须有某种"授权"，而无论是授自公民的权，还是授自上帝的权；并且有为此行权，而征收某种税赋。由此可以理解，公害所要求的"政府（监）管"乃万恶之源；因为那意味着政府要征收"监管税"，无中生有地行权于"监管市场"。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很多公知都耳熟能详，貌似也深以为然，口号唱得呱呱叫！但是"绝对的政府责任，意味着绝对权力，也意味着绝对的税收，意味着绝对的'失自由'"；放弃政府万能的传统观念，废除"绝对的政府责任"，也就是国民人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此几者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公害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不明所以然的糊涂虫，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精明鬼！！

忽略政府本来就不必履行的"绝对的责任"，政府机能瘫痪的危机，就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之一。第一种是政府特定职能的财政资源不足，以为全中国人民养老，30年内需要60万亿，预计养老金收入只有6万亿；这就是资源不足。第二种是资源虽然充足，但实际没有效果！举例如政府不断地明的暗里补贴国企，欠下几十万亿坏帐（潜在债务），但是国企能够提供的就业和收入就可以忽略；即滞胀！

无论是因为政府特定机能的财政资源不足，还是因为财政资源投资无效的滞胀，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纳税人的评估：对于纳税人的整体利益来说，该职能是必要的吗？有效的吗？无论是否自以为必要，明显的无效也将证明投入是不值得维持的。废除当前没有效果的政府职能，同时废除相应的税收；至少可以为重新评估和组织该功能的社会成本。因此解决方案就归纳为两个：追加税收或废除相关税项。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金钱财富的民主

股神是股市中的公害知识分子；
股神和公害大多数是自费的；
很多公众仍然欣赏股神和公害的"良心"；

股市中的股神，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害，是相通的。一些还没有从传统卫道进化成人类的"民主派"，以为金钱财富这些所谓的孔方兄，会玷污"民主的纯结性"。这些家伙（还不是人），实际上并不明白民主的ABC；所谓中国觉醒派的民主素质低，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仍未觉醒的，自已仍然在作梦，却自以为已经回到了现实的分子。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金钱财富的民主，否则就是暴政之源即多数人暴政。

中国股市确实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宪定的公有体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有什么损害，象国企依靠特权垄断获得一点利润，同时导致实体经济百业萧条，那么对于A股股价和不同股票之间的涨跌。正如现实生活中，如同号召监管校车和奶粉这样的公害知识分子，导致了了市场经济的倒退，股市中的股神之攻击股民的自主投资，（股神一般自已不投资），号召打压小盘股，强求国企领涨，同样导致了熊市。

中国社会确有官喉垄断舆论的现象，但是很难说，股神和公害的舆论，是官喉让他们说的，官喉充其量提供大音量的嗽叭，把股神和公害的五毛大作逐字宣读，这些股神和公害就屁颠屁颠的，自以为"出名了"！所以不必论官喉如何舆论，只需要看看股神和公害，有几个不是自费的？其次，这些自费五毛的股神和公害知识分子，有几个没有得到愚民的吹捧他们"有良知"？？

向民众介绍市场经济，不应该指望政府监管，更不应指望"政府主持公道"（还有司法呢！），这些按私有制的标准，真正的良知。这种良知的文章，在天朝媒体不容易得到学雷锋树新风的待遇。就象笔者的博文，承蒙删少一点点就已经感激涕零！但是就算不容易说"正确"的话，也不等于非要当五毛，难道当公害就为了找主子帮你"出名"吧？但是主子赏识，愚民涕零，要顶住诱惑的，就不是公害了。

在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鼓吹"政府监管消费"的后果不言而喻；那么在一个公有制背景的"股市"中，鼓吹国企蓝筹股的"投资价值"，指责中小板创业板所谓"泡沫"，还要求证监会"监管股价，干预市场"，股市内外的这两种公害，不就是一种东西吗？但是口口声声要民主的觉醒派，有几个意识到公害知识分子其实是反人类的卫道，股神其实是股市中的公害呢？？

恐怕，这就是中国民主进程之所以步步艰难的，比所谓统治者更根本的，更现实的原因。

小盘股自由造多的好处，一是提供了赚钱效应，吸引了更多的场外资金，二是让稳定了场内持仓的情绪。笔者并不是要求证监会和股神改捧小盘股，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干预！无论股神如何骂创业板"泡沫大"，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创业板是市场自主买卖出来的价格，——>市场自主买卖的价格有泡沫，反而是国企被政策吹大的价格，就没有泡沫！这就是股神的逻辑！——>不正是公害的逻辑吗？

信仰监管就是信仰专制

政府主动降低校车行业门槛，遭到企业和公害的攻击；
监管的逻辑，否定消费者自主选择的人权和能力；
企业谋求Charter行业特权，公害意淫"监管创造价值"；
信仰监管就是信仰专制；

有网友反复提到校车，笔者还以为啥地方的校车又出事了。查查新闻，才知道是放开校车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好事！但是也同样有很不和谐的公害声音，指责政府降低校车行业的charter特权（门槛，特许证，市场特权），据说是"放松了监管，校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中小企业不能保证校车的服务水平"，等等。公害主体的声音，显见的是校车行业中的大企业（主要是国企），和大部分记者。

在政策降低校车门槛这件事上，政府显然再次表现出了，比公害和"民意"更为开明，和更为"民主"的高素质。无论这些公害分子，到底是记者还是该行业中的优势企业，他们的根据，归根到底就是"行政淘汰潜在的竞争者"。尽管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如中小企业降低质量，中小企业不能保证服务水平），显而易见的却是否定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力！剥夺的是消费者本身的权益！

这些公害记者和行业准入的既得权益者（中世纪的Charter行会，今天的国企），以"消费者不能保护自已，政府（为消费者）制定准入标准时"，否定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个人权力，如果政府被他们忽悠，就象证监会被券商和机构控制了"好股票的标准"，还用行政权力打压"异端"时，也就控制了一个行业的标准，用非市场的行政手段，排斥了潜在竞争者的准入。实现了行业垄断。

运用行政垄断的打压、干扰，政府和控制政府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绝对可以做到打击任何潜在竞争者的产品，确保竞争者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如果不是远远低于自已，就是同样的质量和服务水平，远远高于行政利益所得者，——>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行政干预！股市是现实的活沙盘，现实是股市的大镜子。股民在a股中遭受证监会的行政打压，民企在市场中遭受的，就是校车"准入"这样的打压。

公害和国企利益集团，对政府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的改革的攻击，与广州乳业王丁棉这些奸商和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公害知识分子，僭占了消费者的名义，作为生产商代表消费者，鼓吹极高的国家标准，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公众不懂一点经济学的常识，就以为"国家监管，保证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供应，总不会不好"，——>如果这是走得通的，中国就不会有国企垄断大老虎！苏联早就统一全世界！

至于王丁棉先生的广州乳业可能是民企（笔者没有查证），与校车行业中是否主要是国企（也没有查证），是全无关系。因为凡是设立行业门槛，就存在了一项达成垄断瓜分市场的Charter，至于这个Charter是掌握在私人手上，还是掌握在一群特权工人手上，还是直接由政府管理，对于社会的损害，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区别的仅仅是charter内部经营的成本好坏。如果Charter私营得好，就出现贫富差距。

乳业和校车等行业，公害舆论并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行业中的工人阶级，行业中声称"反垄断"的从业者，（两者组合将构成工团主义），来自于信仰"政府创造财富，政府为什么不监管"的公害知识分子，正是欧洲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时的舆论特点。所谓的"宪章运动""费边社会主义""美国食品安全危机（《丛林》）"，就是这样一种强调政府必须监管（Charter）的传统。

由于中国漫长的公有制帝国历史，令到国产的公害知识分子，攻击消费者自主选择更为穷凶极恶！这种公害性的对"良心"，已经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广泛倒退！象中国乳业产品越来越严重的垄断、高价、短缺和低质量。这才是进口奶粉乘机涨价的原因。迷信监管的公害分子，又声称要"监管洋奶粉涨价"了。信仰监管，也就是信仰专制！如果公众对公害知识分子的危害缺乏警惕，民主？Forget It!！

政治权贵会在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自然摇摆

经济危机是"倒退回中世纪"的危机；
文艺复兴私有制革命，是财政危机倒逼的改革开放；
马尔萨斯主义，以执政合法性降低为代价；
政治权贵会在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自然摇摆；

明确经济危机的定义是"市场经济供应链可能断裂的危机"，顾名思义就是必须在文艺复兴的私有制革命以后，因为出现了市场，才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可能倒退回中世纪的危机"。如果断言中世纪的封建经济，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经济更先进，更文明，更公平，更人道……etc，那么就根本不存经济危机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方案，则是"倒退回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

从权贵垄断的资本主义模式，即马尔萨斯主义的角度，对历史前溯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文艺复兴后的私有制革命，以及最终发生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国王权贵财政危机缺钱花了，给倒逼出来的改革开放。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由放任"，可不是什么给老百姓人权的大慈大悲，而是国家从此不管了，扔下了中世纪基督教会制定的国王的道德责任，惹得大小信徒齐呼"帝国缺乏信仰"。

单纯的马尔萨斯主义，仅仅相当于"生命弃子"，因为减少了国家财政对救济的投入，可以改善国家财政危机，但既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因为经济的萎缩，也不能增加国家的税收；从而不会改善财政危机的压力，反而因为贱民可能暴动，而得不深失。而且对于贱民死难的冷酷无情，当淘汰的压力作用到贵族外围时，就可能出现窝里反而最终令政体瓦解。这就是罗马帝国政治步步瓦解的过程。

所以马尔萨斯主义在似乎减少对国民的人道主义的财政负担时，实际上付出了执政合法性的代价。罗马帝国政府渐渐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可以看作是马尔萨斯主义政策的逻辑后果。代之入主罗马世界的基督教会，因为不对世俗治权直接负责，类似于"教会立宪制"，等同于把治世的责任归于国王领导的贵族政府，自已充当了民粹性质的精神领袖，也就摆脱了财政危机构成的执政合法性的压力。

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就是政府贵族的特权不可动摇，情愿放弃几千年以来，政治贵族对平民的道德责任。因此执政合法性的下降，对于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把政治特权看作是一种"商业事业"，道德经济学的人道主义，所谓"向弱者倾斜"，是一种政治投资，目的就是提高政治合法性。即"政治合法性＝人道主义＝向弱者倾斜＝政治成本"。

因此当愚民公害要求政府负担更多的责任，而视之为"监督政府""有作为""政府为什么不管""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向弱者倾斜"时，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了政府作为君权的政治合法性，要求政府支付相应的政治成本。但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除了收税、垄断（实物税），没有其他支付成本的收入来源。当公害要求政府承担过量的责任，等同于放弃对税收的监督。这是很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

反之当马尔萨斯主义者，察觉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时，只要财力允许，也会重拾传统的道德经济学，普施民粹重塑政治合法性。如果财产不允许，民粹普施覆盖的范围，就会落在统治核心周边较亲近的狗腿子群体上。对于国力相对强大的国家，周边又有较富裕的弱国可以转移成本，马尔萨斯主义就会转变成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把征服奴役弱小国家，补贴国内平民的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国策。

如果民粹主义是有效的，则马尔萨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必走到"放弃对平民的道德责任"的地步；当他们重执传统国学，所谓"向弱者倾斜""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发展"时，也必定是得不尝失的入不敷出。马尔萨斯主义政权由此重新回到更恶劣的十字路口：是更严酷的马尔萨斯主义专政？还是发动世界大战？到此为止，不难想象（凯恩斯主义＋俾斯麦主义），对于穷途末路的政治权贵的吸引力了。

马克思主义是要无限的特权

"特权　vs　道德责任 "排列组合中的左派右派两百年；
斯密主义的三个儿子，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

传统的权力贵族拒不放弃政治经济特权，但放弃了中世纪以来的君权主义的道德责任后的政治体系，即马尔萨斯主义，令到从中世纪到费雪－凯恩斯主义为止的主流政治经济学的拼图完整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权贵道德论的民粹）经济学，与马尔萨斯主义共同之处，就是拒不放弃政府（传统贵族）对经济的特权，区别之处仅仅是是否强调对社会民众的的道德责任。

"不要特权＋不要预设道德责任＝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性质的"新自由主义"三者之间，就是"是否要特权　vs 有无道德责任"的排列组合。由于"不要特权＋无限道德责任"，由于不可能弥补道德责任的成本，而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或非常短命）；将此排除后共有三个组成排列，可以基本囊括有史以来所有左右派的基本政治主张，理解百多年来的左右派沿革。

马克思主义是"要无限的特权，自称有无限的道德责任"，与传统的君主政治制度的道德伦理相同，均可归类于"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如何实现目标，是否允许使用暴力"。常见的权利责任政治模型，即"负担了（道德责任），就享有相应的权利"，就是典型的中世纪的君主/贵族政治权利观。由于伦理道德总是以信仰寄托的方式存在，"缺失信仰"的含义一目了然。

"新自由主义（民粹）"之奇妙首先在于一点都不新！自君主专制诞生以来，至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同时它又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君主政治特权脱离PrivateRight干预社会和经济，而把所谓的"集团主义＝最大的自由"称之为自由。在政治主张上，新自由主义恰与"（古典）自由主义"之"不要特权＋不要预设道德责任"，截然相反。为免"新/旧"混淆，新自由主义统称为"民粹主义"。

这样有了WBraghot现象。当自由主义者建议"政府不要干预时"，无论是无知的愚民，还是民粹主义的公害，都有意无意的"误以为"是政府和贵族垄断了经济和国民收入后，任由国民自生自灭的"放任自流"。相应地，也就有一些毛狗左棍，自称"向弱者倾斜"，把人权私有者（可归属自由主义）打作极右（即看作马尔萨斯主义），毛狗左棍自已去企图僭占政治特权，好"计划苍生""向弱者倾斜！
反之人权私有的自由主义建议"政府不要干预"时，无论是无知的愚民，还是有心的公害，也都马尔萨斯主义的公知，都有意无意地"误以为"是"不允许政府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或"任由贵族政治特权鱼肉无权民众（其实是马尔萨斯主义自已）"。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掌握着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愿意搞民粹，还是做冷血的马尔萨斯主义，而在于民众有多愚昧地，把自已的人权拱手相让。

亚当斯密的确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上，开了私有制理论的先河。用东方帝国的常用语来说，"为私有（化/制）平反"。但是如果认为亚当斯密就代表了私有制，那将忽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并没有明确涉及产权概念，更没有区分"人权私有制"和"特权私有化（贵族）"，斯密甚至为贵族和新富（即资本家）的责任，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基本上就是斯多葛主义的翻版。

除了古典的基督教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对斯密主义的反动，被称为左派以外，斯密以后出现的三个分支，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从中衍生），马尔萨斯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斯密主义的再发展。按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左右派分野，自由主义一般被称为中右，马尔萨斯主义称为极右，民粹主义归类为左。法西斯主义在混合了民粹主义时，有极左的特征；其奉行的权贵专制，又有极右的特点。

明朝落后的货币和财税制度，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财税和货币制度，比西方落后200-2000年；
明朝落后的货币和财税制度，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折腾财政危机，债务危机，滥发货币；已经有几千年；
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是为了落后而浪费，导致滞胀；

包括印度在内的西方，至少在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由此体现的税收制度的角度上，要分别比东方帝国领先200年-2000年。所谓先进，是指同等比例的财政税收，对社会的伤害要小得多。当明朝刚刚学会白银硬通货的概念，收集纯银贮于密室，称之为一条鞭法时，明朝放弃了银锭铸为成型的银币，也就放弃了财税危机时降低成色筹集资源的金融能力；同时却加重了民众的税收负担。

当白银完全集中到国库中成为"外汇"时，就只有向海外采购的意义，明帝国周边根本没有足够分量的供应商！明朝灭亡的经济原因是综合性的。财税货币上每一条错误，都足以令明朝灭亡，所谓后金的入侵，农民的起义，皇帝的道德，文官的腐败，几乎都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如果真的算得上是问题话。追踪明朝灭亡前财税体系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的经济流程，可以发现明朝经济是很缺乏弹性的。

东方帝国也曾铸造铜币，甚至铸造铁币，自汉朝后就懂得降低铜钱的成色，以便临时扩充国家的财政支出，如王莽的五铢钱。但是铜铁的低值滥贱，大致上仅仅用于农村的日常交换，而且不是必要的。在稍大额的交换上，效果还不如丝积品；在积蓄的作用上甚至要让位于珠宝首饰。低值的铜铁钱，使得国家财税在危机时（如明末军费筹集）降低成色（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效果，远远低于高值的金银币。

把目光从东方落后的财税货币制度，转到几千年来，在财税和货币制度上，一直是最领先的希腊、罗马和欧洲，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早在希腊城邦时期开始，就在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和玩弄货币的凯恩斯主义之中周而复始。只不过在约翰.凯恩斯爵士的哲学，让玩弄货币变得极大的高尚起来以前，普天之下的常识，都知道财税不自律，政府权力无他律，还要滥发货币，是下三滥的卑鄙无耻；而已！

约翰.凯恩斯先生表述的凯恩斯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否定了过度供给将不可避免的边际效应，即某种产品如果生产得过多，市场价值就会相应下降，直到完全变成垃圾。所谓"物以稀为贵，货以滥为贱"。凯恩斯先生的前人后辈，则断言"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而使用数学狡辩的方式，把边际效用偷换成政府权力可以操纵的"均衡（经济学）"，自以为就用数学，逃脱了成本效益定律的逻辑约束。

约翰.凯恩斯先生，对于哈耶克和熊彼特之反对通货膨胀政策，所谓使用货币政策手段，作反经济周期的操作，抚平经济周期，声称"用一点点通货膨胀的代价（什么叫一点点？如何保证？），让经济保持在稍次于繁荣的水平（同样不能保证），不是比大萧条的生产衰退，要好得多吗？"；在刚刚经受着大萧条的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吸引力，自然可想而知。至于造成大萧条的原因是马尔萨斯主义就被掩盖了。

不必争论Say Jean Baptiste的萨伊定律，在Baptiste的著作语境中，是否就是凯恩斯所称的"供给创造需求"，综合凯恩斯的诸多言论，可以认为凯恩斯就是这样想的，凯恩斯主义也是这样办的。无论是反经济周期，还是"保持在亚于萧条的水平"上，实际上都是否认了生产过剩带来的损失，而为过剩产能提供补贴；通过增发的货币抵销过剩产品的价格紧缩，让GDP维持在一个虚高的水平上。

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操作"，抵制了市场经济对过剩的也是落后的产能的淘汰，阻碍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保持落后产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维护了后进产业的同时，阻止了新生就业岗位的产生。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后果，滞涨！由此将解读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脉络：二次大战后普遍的凯恩斯主义下，技术更快速的进步，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技术必须是Pioneer消费者带动的工业化供给。

金融垄断的根本目的是军事

凯恩斯主义是把政府帝国化的政治哲学；
用于逃避公民社会对税收规模的监督；
凯恩斯主义和一切政府干预的目的都是隐性军费；
北欧模式（俾斯麦主义）和金融垄断也是隐性军费；

凯恩斯主义是帝国型的大政府，或者是大政府向帝国型转变过程中的手段。通过凯恩斯主义，权力边界本来落在公民社会内部的政府，渐渐象帝国一样覆盖整个主权区域，公民阶层渐渐消失，成为仰仗大政府的领导鼻息的依附者。这并非中国特色，中国也早就不需要此种特色，以凯恩斯主义为动力的，世界性的通往奴役之路，是目前全世界渐渐恶化的，实际上就是北欧模式和社会主义债务危机的特色。

但是大政府的手段并不仅仅局限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仅仅是西方政治民主化后，为了逃避国民对税收规模的监督，由道德高尚的约翰.凯恩斯爵士发明的，被世界各国政治权贵如获至宝的一种新主义。自几千年以来的王国和帝国政治模式以来，干预经济控制社会，要超配某种资源，如搞军国主义，皇帝圣诣盖份红头文件即可，一般而言不需要什么"凯恩斯主义"，因此当其时连货币也是新生事物。

象朝鲜的先军政治，就象天朝宪定公有制一样，是君宪"超额配备军事资源的政治正确"。为了搞先军政策，朝鲜并不需要搞凯恩斯主义。但朝鲜更不需要超配军事（先军政治），而且如此落后的朝鲜之超配军事，也是完全没有实战意义的，除非朝鲜的原子弹是打算砸中国的东北的。朝鲜完全可以象古巴那样凭一纸停战协议免除先军政治。苏联亡了，美国也没打算毁约，何况朝鲜条约背后担保人是中国？

朝鲜的先军政策对于朝鲜的国家利益是没有意义的，代价是巨大的，尽管死亡的代价主要是朝鲜贱民承担；但即使是朝鲜的统治阶级，也一个个饿得一点点地向类人猿进化，真是何苦呢？朝鲜超量配置军事资源，甚至对于朝鲜帝国的金家皇室在国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中国、韩国或美国，都没有打算强行颠覆朝鲜帝国的皇统。朝鲜的先军政策，针对性显然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不稳定。

凯恩斯主义是传统大政府政治的继续，在西方尚未真正实现私有制的民主进程中，借以突破西方正在形成中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20世纪应运而生的一整套政治哲学的一部分。这套政治哲学还有其他的组成内容，如道德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伦理，福利经济学。但首先要明白，即使如美国，仍不是彻底的私有制社会，当然也不能成为民主的标准；美国仍有大量的历史沉渣，仅仅是尚未泛滥。

尽管可以披上一个民主表决的外壳，（不是必要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达成传统帝国型政府所要做到的一切！当希特勒刚刚上台，咨询魏玛德国的发改委主席沙赫特，"重整军备可以有多少预算"时，沙赫特干脆利落地回答："你需要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早在1921起，魏玛德国就已经运用纯熟。希特勒上台后，反而收敛了许多！

通过计划经济的政府干预手段，如凯恩斯主义达成的一切资源超配，都是军费意义的，这点在德国的俾斯麦主义上体现无遗。所谓俾斯麦主义，就是今天被东方帝国文人歌颂的"北欧模式"，它比英国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更为狭义地定义上政府支出的，组织性的公民福利和保障制度，从而相应地取代了社会所有法团的职能（如工会）。社会各种法团如果不是贯彻私有制原则，要的不就是俾斯麦主义吗？

相比俾斯麦主义，福利经济学常被误解为"福利主义的经济学，福利制度的经济学"，实际上福利之Welfare( vs Wealthy)，还包括公共设施，政府开支，大工业的投资等等，基本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别称。凯恩斯主义所需要的金融垄断，通过德国重整军备和日本军国主义，也同样清楚的演示了，如何在十年八载内，迅速地把一国资源的大部分，超配到军事之中。金融垄断的根本目的显然也是军事性的。

出口导向的产业不是重工业，屯积的外汇是军费意义

出口导向的产业不是重工业，屯积的外汇是军费意义；
日本"出口导向"产业中的"军工导向"；
难得糊涂的美国占尽"产业空心化"的便宜；
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储备"实心化"；

超量配置的重工业是军费意义的，超量配置的基础设施则是（军费＋浪费）的意义；但是仿效日本模式的的出口导向，在中国而言就主要是轻工业的廉价消费品，那是否也是军费意义呢？取决于行政是否干预出口！正常自由贸易的汇率市场化，按出口外需配置出口产业，不需要国内为之付出额外的通货膨胀代价，这种出口不具超配的意义，更谈不上军事价值。但是低估汇率的出口导向屯积外汇就不同。

出口导向的轻工业产品，固名思义就不是重工业；但是凡是出口动向，无论是毛上帝和斯大林低估农产品的出口导向，还是马尔萨斯主义下卖衣服卖鞋屯积的外汇，外汇本身都不是打算让国民消费进口产品的，屯积起来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进口重工业设备，进口"（国防为主的）高技术"进口礼炮号空间站技术，改名字称为"神州ABC"（比自费研究便宜，这是事实），因此就其目的，仍然是重工业。

日本自已出口导向时，同样在名义上屯积美元是为了通商储备，实际上外汇本身固然是购买技术和军事装备所必须，看看日本最早确立的钢铁，造船，汽车，石油化工和核工业，清一色按照二战作战模式而制定的，最具军事潜力价值的重工业，产量远远超出日本本身的需要，其军事潜力优先的政策不言而喻，——>可惜，是二战的思路模式！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至少在冷战时，日本政策对美国全无坏处。

东施效颦学日本的天朝帝国，同样在二战战争模式的思路下，（东亚人的大脑，看来都是比较古董的），同样在钢铁业（今天仍说钢铁产量就是战争能力），石油化工，汽车（发动机却需要进口！），造船等行业上，倾泻中央银行印出来的钞票，以求"富国强兵"，还自以为"美国重工业空心化了"，"东亚大傻逼可以站起来"，一个个还真的接二连三地呀呀学"不"，——>美国从来没有禁止东亚SayNo!

美国人之牛逼，就在于拥有正常人的智商，知道大傻逼要奉献，尽管放开肚皮吃肥肉，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痴！跟中日大傻逼争夺两拓铁矿石，多累啊！既然中日的钢铁生产过剩，美国人替你买过来，屯在自已山洞里，不是帮助友好国家消耗产能吗？美国跟阿拉伯争着卖石油，多累啊！把石油买过来，干脆灌进自已的油井，油价涨时再抽点出来用，多省事！美国人甚至连成品油也建立储备，谁吃亏呢？

弗里德曼在《自由的选择》里，苦口婆心地开导没有开窍的美国人："……更新钢铁产能，投资很大；钢佚成品，储藏的成本不高；既然别人的产能大，就买进来储藏起来，到买不进来时，再更新最新的产能，这样花钱最小……美国不会同时和所有国家贸易战，某国对美国禁运，美国可以从别的国家买；美国的储备足可以让美国经济保持平稳"。石油危机没有饿死美国，证明弗里德曼是对的。

对比美国人达到正常人水平的智慧，东亚傻逼帝国的爱国愤青，却不约而同地以为，"美国产业空心化……战争潜力靠重工业，（中/日）占优势！"——>美国产业空心化，是因为有大傻逼的供应，人家封存了产能；美国的储备却是大大地实心化了。那到底谁吃亏呢？有些猪头愤青，还以为中国供应的廉价消费品一中断，美国穷人会造反，——>那些消费品挺耐用，美国人只不过放慢追新款的节奏；而已！

如果说猪头愤青是文盲，那张五常之流声称中国低人权剥削国民，对美国的出口导向是"夺取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是，美国人工作是为了生活，既然有东亚大傻逼勒紧腰带供应，让美国人"失去工作"养清福，换了你我恐怕都很难拒绝。美国人失去工作却高消费，中国人拼命工作养不活自已，张五常却告诉中国人，是占了美国人的便宜！难道，张五常也是文盲？难道中国人生活，是为了替美国人工作？

军费意义的重工业投资，可以用外交、互利降低成本

军费意义的重工业投资，可以用外交、互利降低成本；
经济意义的重工业，可以通过进出口优化组合；
重工业GDP中的隐性军费；重工业不值得"不惜一切代价"；
可以被政府操纵的"重工业GDP"，构成了可怕的毒性泡沫；

当重工业主要体现在军事价值时，就意味着可以用同等的军事要素替代。象联盟关系，可以替代部分军事投入，有贸易互利前提的和平条约，也可以替代彼此的对等军事投入。和平条约可能会迅速被撕毁，但是互利的条约，特别是对于两个私有制社会来说，就有着很高的高定性。彼此最终的联邦化，也正是因为和平的贸易的可靠性和互利性。这一替代性关系与国家规模负相关，对小国的效果特别明显。

小型如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是本身抱着进攻性欲望的话，自身实现重工业化的效益，远远不能与联盟和和平合作带来的安定性相比拟。这就是古巴比朝鲜高明之处。古巴仅仅是拒绝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朝鲜就是要把北方的政治形态，强加到南方的身上。朝鲜固然是徒劳的，承受的成本的惨烈，就远远超过了古巴。小型国家可以受惠于，甚至更适于与大国的同盟，大型国家也可从和平合作中受惠。

当重工业体现为原料供应的经济价值时，也同样可以通过外购替代，仅仅取决于成本效益的选择。对于重工业消耗不大的中小型国家，自备重工业尽管可以提供规模效益，但过剩的产能本身，如果不能找到额外的市场，就意味着巨大的代价，而得不偿失；——>这本身就意味着小型的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殖民主义倾向，而大如美国的经济体就少了殖民主义的土壤。大国自有市场，就可以承受相对大的重工业。

重工业总管披着传统文化相当然的光环，但并非是"精华"，而仅仅是"资本密集"的消耗。不存在"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工业必要；更不存在"重工业的产值就是财富"。如果不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那就假定这是一个正确的断言（不必争论），将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用行政垄断（如苏联）和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向重工业倾斜时，将意味着自杀性的人为浪费。

二战后的日本和近十年来的天朝，把超配重工业有时放到"基础设施"上，道理大同小异。很多基础设施是军事用途，而不是经济上有此需要，如纳粹德国修筑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并非等价于军事设施，但过度超配的基础设施，如果不是纯粹的浪费，确实就是军事设施。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两者的界限很难区别，在19世纪各国铁路高潮时，这种混淆就有了一种错觉，以为铁路投资终归是不会白费的。

重工业也是有边际成本的。随着重工业的供给，边际效益持续下降，直到得不偿失。重工业也是会发展的，也是会折旧的，过量的投资总会有一天达到平衡而得不偿失；是滞胀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拉动无效"。基础设施同样是会过度投资的，也同样是有折掉的。所以电厂和公路桥梁自来水厂，都需要维护费用，失修的楼房也会塌掉。这都说明，基础的投资，其效益与重工业一样都受边际客观规律的限制。

超配的重工业只有军事价值，适度的重工业仅仅是原料供应，但是在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工业产值""生产总值GDP/GNP"之中，就全部被计算在内，并且占了主要的成分，随着国进民退，甚至是越来越大的比重。而这样一些数字却是政府权力可以随意操纵的；可以通过行政垄断（苏联），也可以通过操纵货币主权的资本投入（日本，中国），甚至可以直接捏造（毛帝国）。政府看得见的手由此而被神化。

政府本身可以通过权力操纵，通过诸如凯恩斯主义，对重工业超配，就可以构筑任意的GDP/GNP数字，这些数字又可以被说成是"合法性""先进性""发展""综合国力"……，还有更便宜的买卖吗？但是，这样也就意味着，在庞大的所谓"民生"的GDP中，实际上隐藏着庞大的隐性的军费开支，也就是意味着，本来是社会消耗的政府/军事成本，被当成社会所得统计了。这样的GDP泡沫，非同小可！

国家最终由人口规模决定综合实力

私有制社会不必担心"敌国亡我之心不死"；
私有制国家最终由人口规模决定"综合实力"；
私有制国家将自然结合成联邦；公有制帝国之间难免彼此决斗；
公平的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自动地惩恶扬善；

"非暴力竞争原理"，意味着对于一个私有制的国家来说，无论其大小，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如荷兰这样的小国，而对法国这样的强国，也无非是要荷兰成为颇有特权的一个省，向法国拿破仑的中央缴点同等税率税而已；至于当时的"英帝国主义"，则是荷兰的外援，并最终援助荷兰独立，打赢了滑铁卢。帝国主义贪小便宜是会的，亡我之心是没有的，即使是1937年的日本！

而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大国，别人亡我之心是有的，但巴结恐惧还来不及，就象天朝之于美国，美国有什么好恐惧的？既然没有在外的相称的威胁理由，那么无论是公有制，中央集权，国企，军国主义和超量配置的重工业，（此几者基本等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一点对于后进的国家来说，无论国家规模是大的还是小的，无论战略地缘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说不上是坏消息，而是天助之幸！

对于小国来说，不但可以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过度的国防开支，而且还可以通过联盟方式进一步减少国防成本，通过互惠贸易加强国家之间的共同进退，对于防止并不强大的后进的帝国，绰绰有余！不妨看看，今天在南海，中华帝国能奈南洋小邦何？——>除了让卖国愤青多几个跳楼利国利民，对中华民族来说，难道是坏事吗？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只要真的实现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就象迟早超过美国。

当两个国家之间彼此制度趋同，制度优势消失时，人口规模就成为最主要的"国家实力"的指标。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就总体经济总量上超过人口小国。这就是荷兰超过了威尼斯，英国超过了荷兰，美国又超过了英国，日本超过了德国的原因。除非中国坚持左右派愤青的社会主义或者是马尔萨斯主义，除非中国还搞计划生育（私有制不存在计划生育），中国实力超过美国几倍，是迟早的事。

笔者此处用的是"经济总量"而不是使用"综合国力"，衡量两个私有制"国家"之间"实力差距"。因为私有制国家之间，不存在非要战争的理由，因此彼此间尽管文化会有差异，历史故事中会有些心结，但私有制社会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国家意义，（如欧盟之间），更没有非要战争的理由。因此私有制社会之间的竞争是和平的，并且最终会联邦化。如同公有制帝国，终归难逃生死决斗的命运。

但是东方帝国的愤青之所以连我等这样"私有制的公民"也视为汉奸，不正是为了征服全球要卧薪尝胆吗？有一些崇拜纳粹的愤青，声称："不管私有制，只要中国强大（称霸）"，——>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长着统治阶级大脑的贱民中的愤青，总是不明白，只要中国抱着称霸的野心时，就肯定不会强大的，越是想称霸全球统一全球，就越是因为自已伤害自已，变成全世界的都可以上门开荤的腐肉。

正所谓大道无为，争为不争，不争为争；或言俯而拾者易，仰而采者难；当中华帝国的卫道没有反思五四精神国家主义的坏心肠，中国就只能在一个世界的泥淖中挣扎；当野心家"为振兴中华而革命"时，他们带给中国同胞的是哀鸿遍野的死难；当官喉自淫"强势崛起"时，却象大清帝国般衰落了；当愤青立志要东京大屠杀时，遭到愤青残杀的，遭到侵略者残杀的，就永远都是中国人!

如果客观经济社会规律，不是如此千篇一律地惩罚着一个古老帝国的霸权主义的野心，那么试问难道中华帝国真的是基因特别好，"天将降统一地球的大任于中国，必先苦中国的心志》？"，凭什么他国异族就不能统一全球？凭什么只能是东方愤青屠杀人类，就不能是西方的暴徒侵略中国？社会进化论的客观经济规律，不分彼此地惩罚所有野心勃勃的蠢材，奖励所有与人为善的民族，难道不公平吗？

纵容民粹的愚民和政府的愚昧

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酝酿着民粹冲击波；
纵容民粹的愚民和政府的愚昧；
被细节理性主义包装成斯大林主义的美国；
你被民主口号包装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忽悠了吗？

笔者预期的，当专制政体开始松动时，后进社会迸发出的"反动冲击"，即土左洋右合流的"民粹冲击波"，看来首先借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始酝酿了。很多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公害知识分子，是在出卖民众自已的利益，还抱着对免费午餐的向往，以为这些公知是"为民代言"。 政府也以为这些的人矛头只是指向民营资本家，还以为可以借此扩张权力，还以为可以转移视线。

民营富人根本承受不了举国责难之重，就算是国有化，今天与特权仍然千丝万缕的民企富人，也只不过换一身马甲，重新变成"红色资本家"，成了政治权力庇护的寡头贵族。土左洋右煽动的竭斯底里，在下层，伤害的只是小本经营的升斗小民，在上层，最终政治目标就是自以为得计的政府执政党本身！他们为之不惜一切代价而推进的革命，目的仍然是老一套的大政府，严监管，道德治国，中央集权……

怪胎民主派这些公害，可能只要是乱起来就满意了，但是他们革命所主张的，却是"高度监管的中央集权"！他们今天反政府，是因为政府还不如他们期望的极左！无论土左和洋右，是否在"革命成功"后，再来一次土左洋右的内战，至少今天在"政府还不够左，所以反政府"上，他们是志同道合。这样就令到这些人，在现实政治制度的诉求上，根本上无从分别。这一点在食品安全竭斯底里上暴露无遗。

由于怪胎民主派这些公害，他们与毛左之间，并不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原则性区别，而是公有制原则下的不同的口号的派系区别。因此，特别是在乌有之乡倒台后，土左洋右的革命阵营里，就出现了一种新鲜事物，那就是赤条条的毛左，可以在否定私有制的时侯冒充"右派"，（博友建议改称"人权私有派"），用细节理性主义的手段，把美国包装成一个民主口号下的斯大林国家！

马克思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形态，用纯粹道德语义上的所谓"民主"词藻包装起来，既讨好了怪胎，又实现了马恩毛的理想，是不是团结土左洋右闹革命的创新思维？只要背叛了个人主义，毛左使用（细节理性主义＋辩证法），连朝鲜饿死人都可以编成无限幸福的，把美国编成斯大林国家，有什么困难的？断章取义，把胡适、梁启超甚至哈耶克，都改装成"斯大林的权威"，有何难哉？？何况右装的毛左还动不动就拌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仍然保留着质问"有何居心"这种毛派特色？

实体经济学的原理是先验的，不依赖于细节的，基于个体价值观的；它意味着任何细节故事，都必须符合经济科学的成本效益原理。在此科学规律面前，任何道德滚到一边凉快去！有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披上民主外皮的马恩毛，也是忽悠不了你的。您被忽悠了吗？

食品安全监管最严厉的国家，食品变得最不安全

FDA"严厉的行政监管"是乌有之乡发创作的神话；
毛左是公害中的一小撮，马狗是公害中的极少数；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接轨"都是公害知识分子鼓吹的！
毛左马狗和各门派公害在通往奴役之路上"志同道合"；

毛左马狗肯定是公害之一，但是公害知识分子中，毛左只是一小撮，马狗只是小部分，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这些人甚至在自费的舆论煽动上，鼓动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监管）的"向国际接轨（标准）"。试问，就经济而言，还有比使用市场经济消费者选购，自然形成的产品高标准，套用中国特色的行政手段强制监管于私有的公民呢？试想用"西方的道德标准"为据，用于东方斯大林制度严刑峻法，如何？

特权利益阶层跑马圈地之所谓"改革"，其重要特点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向国际接轨"；但是真正经由政府"改革接轨"的，早就是各路公害知识分子呼吁了千万遍的，而且仅仅接轨了极少数。那么该怪谁呢？到底是政府"顺从了民意"，还是向国际接轨的特色，本来就是公害知识分子的导演呢？如果有人说，这是什么政府长期洗脑的结果，那么请问这些人，自已对于"政府为什么不监管"又是什么态度？

对有关食品和药品安全的竭斯底里，仍有怀疑的人，可以自行去了解，去理解美国社会的运作，看看美国的食品，是不是要申请FDA了才能卖；看看美国的是不是要拿到医师认证了，才能看病人，看看美国是不是各行各业都要拿到资格证，才能开业，那些所谓看到美国店铺摆满了pattern和资格证的，是否自已试试开业，没有这些证，是不是警察就象天朝城管一样，抓住你，要罚款？要坐牢？

无论是笔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观点，还是对FDA的介绍，都不是权威的标准答案，仅仅"I DO THINK SO ,LET U KNOW"!　有些毛左马棍，甚至指责笔者是买了伊利的股票，才为中国乳品产业说公道话。很奇妙的马恩毛的逻辑！笔者看好一只股票，言行如一，被称为"屁股决定大脑"，笔者看好小盘股，也是"屁股决定大脑"；公害卫道伪君子口是心非，反而成了马恩毛公害的美德！公害的美德！

自以为有权威的"典籍""专家""数据"，以为只有他才到过美国，只有他才了解美国，甚至拍了几份权威的手机照片"作证"的牛人，（笑笑），他们如果认为那些公害毛左之类的观点是对的，不必尝试对我们"说服教育"，直接滚进毛左的队伍就行了；没有好讨论的！他们在通往奴役之路上，本来就志同道合！别以为毛左只姓毛，别以为反政府骂毛的，就肯定不是毛左，公害卫道可以有很多面孔！

中国是世界上食品安全监管最严厉的国家，但中国的食品变得"最不安全"，本身就足以说明，如果不是"不安全"是伪的，就是"监管得到安全"是伪的。说明今天中国社会中，围绕着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并不是什么"食品质量"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煽动。对于毛左来说，意味着对政府合法性的攻击，"毛主席玩完后，现政府把食品安全搞成这样，应该让毛二代取而代之！"。

毛左是借"食品安全"为改朝换代而闹革命；海内外公害知识分子渲染食品安全的竭斯底里，也是为了抹黑政府"不作为，竟然没有监管好食品安全"，不也是为了改朝换代吗？请问世界上还有"严厉监管食品安全"的民主？美国公务员真的跑到私营工厂生产线里当质检？请问这是美国的社会，还是苏联的制度？？那么试问这些公害知识分子，当他们声称自已要民主时，是那门子民主？公害到底想干什么？

"严厉的FDA"是乌有之乡这类毛教徒缔造的，成功地对公害知识分子洗脑的神话！在乳业问题上，有些人是想当然地成了公害，但是拿FDA说事的几乎肯定都是久经考验的毛左哲学家，那怕他们装成"右派""讨论"。关于FDA和美国医师联合会，还有些文章没有整理好，但已经完成的文章足以让有疑问的读者理解。您不愿意理解，没有人能替您理解。

重工业与国企高度关联，与公有制程度正相关

重工业与国企高度关联，与公有制程度正相关；
超配的重工业是政府干预下向国企过渡的中间形态；
重工业领域相当于国民经济的"殖民地"；
公有制传统，令重工业的社会价值被高估，从而被超配；

没有国家集权的金融系统支持，很难发展起超额的重工业。如果连金融行业还被被管制，成为地方政府小钱柜，这个国家的重工业将会严重依赖于进口。 如果这个国家不幸处于军阀政治割据之中，而不能联邦的分治/统一体之中，越是小型军阀的军事投资，越是会集中在现成武器的购置，而不会从重工业系统开始做起。这就是中华民国重工业能力缺失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晚清帝国重工业能力不足的原因。

重工业与国企是高度关联的。观察世界近代历史上的国企和重工业，会发现重工业基本上是国企，国企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两者的耦合程度，随着国家公有制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公有制成分到中国的程度（包括晚清和民国在内），重工业基本上等价于国企；当国进民退把中国式体制再推进到苏联的彻底的公有制程度，工业本身就等价于国企，实际上连农业也成为国企体制的集体农庄。

在私有制程度最高的社会，如美国，超量的重工业酌配置同样得到了联邦间断性的津贴，如美国三大工业的大熊猫，还有美国的军工体系由国家保证10% 盈利，也只允许有10%的盈利（否则会削减军事定货）。按今天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苏联这些按私有制程度不同的国家中的国企与重工业比重，会显著发现重工业超配与国企，与"私有制民主"的负相关性。（日本大财阀类似国企）。

国企基本上是重工业（包括基础设施），重工业不一定是国企，可以把重工业视作普通的工业化，因军事需要，在国家干预的作用下，向国企形成转化的过渡产物。国企是产权从属于政府的法团组织。此处使用的是"法团"而非"法人"。原因就在于国企的存在，与一个国家的国家主义程度正相关，因此当现实存在的国企与社会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总是会以"国家利益"的理由向国企倾斜。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企的国家主义成分消退，国企就会因为对国民利益的侵害过于惨酷！因为社会公民利益的反弹，导致国企侵占资源的后退，此即90年代出现的"国退民进"，同时释放出巨大的国民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可以认为，国企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国家主义的需要；是国家主义的包庇纵容，才令国企有了生存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凡是与国企有关的争论，辩方无一例外会扯到民族主义上的原因。

因此国企以及其中从业的特权工人集团，是盛气凌民的"法团"，而非公民社会中责任自负的"法人"。类似地，宗教团体如国家教会（如法国天主教会）和工团主义工会，它们也是法团而不是法人。重工业则既不是法人，也不是法团，而是一个行业！当重工业依赖于政府干预的资源倾斜时，就将导致私有资本投资因为行政垄断而退出竞争。因此在政府干预的作用下，重工业很少成为"私有化行业"。

国企因为是"御用"实物税的采办单位，如同中华帝国皇朝时期出宫采购特供给皇帝的"采办"一样，它们所谓对国家（皇帝）的贡献会被无限拨高，而实际上没了他们，国家会更加富强，就连皇帝的消费也会更为丰美，而不用依赖于特供。重工业既是供应国家军事的供应商，同时又是工业体系的原料供应者。完全没有重工业，对于大型国家意味着轻工业必须的原料完全需要外购，通常意味着过高的成本。
重工业作为原料和军备的供应商，其社会价值作用在传统的国民舆论中被过度高估，这是重工业总是被政府看得见的手，过度超配的原因。"原料供应单位"真的那么高人一等吗？那就看看殖民地，难道不正是向宗主国的工业体系供应原料吗？为什么世界列国又会耻于成为殖民地呢？难道殖民地也高人一等吗？——>这样回到法国的普世帝国观！对于法国这种假民主，殖民地非常重要！这就是殖民主义！

过量配置的重工业，纯粹只为军事价值

重工业，国进民退，公有制和凯恩斯主义的"军事脉络"
过量配置的重工业，纯粹只为军事价值；
公有制传统的帝国，无法避免过量配置重工业；
苏联自败于过量配置重工业，国进民退的GDP正在步苏联后尘；

重工业与军事价值高度关联，殖民主义需要与军事实力高度关联，国企本身就是组织实物税的政府分支，现代国企基本上就是国防单位，象希腊城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会、斯大林政党，所有这些政教合一的严密的公有制意义的组织，本身又是军事化的；公有制本身就是危机管理的军事化产物，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从公有制（高危机环境）向私有制（低危机）的发展。

这一切互相关联的，环节虽多，但是脉络清晰地围绕着"危机管理的军事化手段"，足可以解释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战争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积累，滞后的社会组织形态（国家主义）因此拥有了全球化战争的能力和动力，而导致了在全球工业化国家之中，重工业比重的过分配置。由国家干预导致的重工业过分配置，也配合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几百年里的激烈战争。

更有趣的是，中央集权的金融体系，是重工业超量配置（超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凯恩斯主义依靠于中央集权的金融体系，凯恩斯主义所带动的"繁荣"，主要又是重工业GDP的产出。典型如希特勒的重整军工的"要大炮，不要黄油"；重工业并非完全是军事价值的，同时也是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商；只有过分配置的重工业，才是纯粹的军事价值。当重工业仍被视为国家精华时，超额配置，几乎无可避免。

苏联所谓强大的神话，是建筑在苏联的重工业比重接近100%，苏联工业GDP达到美国80%的数字基础上。如果把重工业视为国家工业化的精华，苏联无疑比美国还要强大，这也是苏联自以为"常规力量占有优势"的原因。但如果超配的重工业实际上是国防的成本，那么就意味着苏联更穷的国家，承担了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国防负担。但面对美国和北约"相对弱小"的常规力量，苏联却连西德也威胁不了。

这种格局意味着，苏联与美国的对抗，速战不能取胜，僵持必定要输。实际上这也是一战时面对英法同盟的德意志帝国，二战前面对西方军事实力的希特勒德国，太平洋战争时面对美国的日本的共同处境。相对而言，毛帝国的本来优越的中立性的战略地位，由于毛主席愚蠢地介入朝鲜战争，更是是错误地与美苏同时对抗，更是处于速战必定速败，僵持必定惨败的更为绝望的局面。

不明白"超配的重工业是军事性质投入，和平年代纯属浪费"的代理，马尔萨斯主义盛行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无论是被称为"四个现代化"的邓战略，还是被称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国进民退＋凯恩斯主义"的GDP泡沫，天朝帝国仍然表现了迷恋三十年代西方国家模式的愚昧、后进。所谓国进民退和GDP，实际上就是消耗民营实体经济的真实的经济利益，转化为苏联国企系统式的军事储备而已。

今天包括马尔萨斯主义"右派"在内的经济评论学家，（中国官方实际上只有"经济评论学者"），为了给国进民退涂脂抹粉，还声称"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重工业过剩的程度，还没有象日本那样不锈钢管埋供自来水"，"（严重过剩）的钢铁工业在中国仍是朝阳行业"，"高铁不是超前发展，是严重滞后"，等等。如果这些经济评论学家是对的，凯恩斯主义大政府"国进民退"，就的确不可能是错的！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这些"爱国"的经济评论学者如愿了，中国也无非是回到了比苏联更恶劣的冷战环境之中，在一步步的贫困之中"终于实现重工业化"了。要顶住苏联帝国和卫星国集团，美国只需要保持30%比例的重工业；今天整个美国与欧亚同盟集团，要顶住"新苏联模式的中国"，恐怕只需要多组织一点定货就够了。中国速战恐怕连越南也斗不来，僵持就必定……可能从此诞生N个"新中国"！

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垄断，由凯恩斯的错误，理解大萧条的真正成因

把《通论》中约翰.凯恩斯错误的话说完整；
由凯恩斯的错误，理解大萧条的真正成因；

当通货膨胀被看作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的时侯，资本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短缺的资源。这是凯恩斯主义者所隐瞒、偷换和歪曲的概念，以致于"通货膨胀有利经济增长"，居然能够被各门各派的长着皇帝大脑的天才们，感到双眼一亮的"新鲜真理"。实际上，由于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垄断，象凯恩斯主义，曲解了对短缺的资本的优化配置的市场信号，导致"利率"作为市场信号的失效。

这就是约翰.凯恩斯对米塞斯对其印钞票拉动经济批评时，诡辩称"（通货紧缩时）利率本应下跌，而实际上（利率）却在上升"（《通论》Ch17最后一段，与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一起）。尽管凯恩斯没有详细说明米塞斯错在那里，但是在理解了依据PMI/CPI的不同含义下的通缩/通胀定义，以及对金融监管和垄断背景导致的滞胀，就可以帮已故的凯恩斯先生，把他错误的话说完整了：
"大萧条PMI价格下跌时，（凯恩斯认为）资本供应过剩，利率应该下跌；但是（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小额成交的贷款利息）实际上上涨，因此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资本应该零利率供应，不惜强化金融监管"。约翰.凯恩斯先生显然搞混乱了几个关键的概念。

如果考虑到英国经济文化的主体是马尔萨斯主义，美国金融体系贯彻的也是马尔萨斯主义，即"（国家/贵族）垄断的特权不可变动，社会基层自由放任"，那就可以完整地解读，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由放任，而是国家的垄断，特别是国家对金融和重工业领域的干预，导致的产能过剩的低效配置，经过长期的积累，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下降，这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德国和中华民国的轻重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规律

中华民国是经济中等发达的弱国；
民国（封建制度弱化＋低关税）促进了轻工业经济；
民国中央集权的金融系统缺失导致重工业发展滞后；
毛主席向苏联一边倒，是蒋介石德国化的再继续；

中华民国与魏玛德国一样负担着沉重赔款责任，同样抵押了关税并限定了低关税，但因为缺乏市场经济的积累，而不得不放弃了央行通胀的政策，走上了异于德国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在晚清基础上成为世界上轻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缺乏政府担保的信贷体系，中华民国无法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即使与如日本这样并不强大的帝国竞争，也处于明显的战略劣势。

甲午战争赔款的得失，并不是中日两国实力分野的关键原因。中国的综合经济体足以支付全部赔款，而不会对综合国力构成深远的影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赔款，相当于甲午和辛丑赔款的总和！滑铁卢以后，法国的赔款总额也接近甲午赔款。清朝GDP国富民穷的弱点，甚至在赔款上也暴露无遗。号称世界第二的GDP，却几十年无法赎回海关税权；法国向民间发国债，三年内清偿欠债绰绰有余。

真正导致中日两国综合国力（战争实力而言）差别的，是日本在甲午以后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央银行系统，对财阀的注资（相当于凯恩斯主义）促进了日本重工业体系的发展；而中国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初期，都无法建立全国性的银行金融体系。因此中国连铁路建设，也必须向西方银行贷款，而不得不抵押本地税收。这样就促成了蒋介石全国政权基本建立时，中国轻工业略超过日本，重工业明显落后的局面。

蒋介石政权在建立全国金融体系以前，尽管已经确立了与魏玛德国结盟的政策，但是缺乏金融系统支持的德国化进度缓慢。全面德国化政策，是在1936年金融改革后才提速。蒋的德国化政策，与毛上帝日后的苏联化政策，性质和方式都完全相同，区别在规模上、实施时间上和深度上的区别，原因也在于蒋当时面临着需要迅速成军与日本对抗的政治要求。经济政策要"讲政治"，从来不是好事情。

毛的苏联化（工业化）完全可以看作是蒋介石的德国化的继续，甚至于毛的苏联化中完成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实际上开始于蒋介石的德国化（如武汉钢铁厂），而中止于中日战争和二战的爆发。在毛帝国建立起，苏联又用缴获的德国技术和装备，重新继续蒋未完成的德国化项目。无论是蒋介石的德国化，还是毛上帝的苏联化，中方支付方式都是国家统购的农产品与矿产品、轻工业产品的易货贸易。

由此可见，无论是蒋的德国化还是毛的苏联化，都是对重工业之于战争能力的替代。从战时后勤角度出发，基本装备实现国产化本来就是题中之义，——>除此以外，再无任何"自力更生"可称得上合理性，即使是希特勒决意建立的煤化工（替代战时原油），结果都与沙赫特的预期一样：得不偿失！今天天朝文学攻击清朝"买装备"，实际上是攻击了"引进技术"的早期阶段，清朝不想拥有重工业吗？

无法断定蒋的政策是否比毛更高明，因为毛的几乎所有政策，都是在相对宽松和平的社会环境中，把蒋介石的政策十倍百倍地付之极端化。但是蒋自已不也是这样吗？如果在抗战胜利后，蒋采纳保守主义的政策安定国内，而不是采纳更极端的党国主义前进政策，蒋政权会在短短几年内崩溃吗？亡蒋介石者，蒋介石也！得益于蒋介石自取灭亡者，毛上帝也！是对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综合概括。

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德国化处于"买技术——>买工业设施——>重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又有着日本假想敌战争的参照，因此蒋介石的德国化政策，相对显得有的放矢，而不会象毛上帝的苏联化那样漫无目标，最终导致巨大的浪费和基本上是彻底的失败。由于有此客观历史环境的区别，因此很难以结果去判定谁高谁低，只需要知道，毛的苏联化是蒋的德国化的继续和深化，两者的抱负与思路基本相同。

“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不同概念

"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不同概念；
"国有化""国企私有化""政府监管"均等效；
变换着体位瞎折腾的奴役之路；

私有制的自由竞争，相比被国企垄断或比政府管制的同一个经济领域，将创造几十倍的国民收入和几倍的财政税收。前者意味着在同样的条件下的几十倍的工薪收入，（美国同工种平均收入，按汇率计是中国的30倍，按平价物价计约是中国的100倍），或同等工资水平下几十倍的就业。后者意味着小得多的政府，和少得多的"弱势群体"，可以享有总量多几倍的社会福利。这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制度差距。

"国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不同概念，是东方帝国的臣民缺乏的识别。美国工薪阶层远远超过中国的国民/个人收入，同时享有比中国低得多也是稳定得多的生活物价，享受比中国丰厚得多的国民福利，这是国民收入的概念。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赶上了美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富有，美元储备仅次于美联储，养活20倍于美国的公务员（剔除了美国政府中80%的福利岗位）；这是财政收入的概念。

即使不考虑国企的编制，东方帝国过分庞大的政府中，也已经包含着大量的国企成分。撇除政府中必须的公共服务内容暂不讨论，而把国企特别定义为"和平时期不需要由政府控制的国民经济内容"，把国企如同东方帝国政治传统那样，看作是大政府的一部分，那么每一份财政收入，至少要消耗十倍左右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实质性减税，可以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原因。

当取缔国企取消监管后，迸发的出来的经济增长的潜能竟然是如此悬殊时，那么公害知识分子幻想"国企分红"，"股权划拨社保""政府为什么不（监）管市场"，就不仅仅是可笑，简直就是令人可恨！可能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差距实在太悬殊了，以致于这些被公有制传统毒害的公知们，已经不敢相信，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让他们理想中的任何传统社会，形同冻结中的地狱！

如果说象黑龙江政府把自然资源国有化，让国企垄断起来，徒劳地企图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亏空，是财政危机压力下，"看得见的手"监守自盗，最可能伸入黑洞摸上的第一个老鼠夹，（国企最终总是要财政补贴，而不是为财政作出贡献）；那么一些象张五常把他们洗脑的公害知识分子，他们所称的把国企私有化，或者说监管市场，"政府为什么不管"，就是专夹"看得见的手"的第二个老鼠夹。

国有化，国企私有化，政府监管（发售许可证、准入门槛、行业收费），是等效的。国企无论是否私有化，只要资源处于垄断之中，市场仍然处于监管之中（政府控制许可证实现准入垄断），那么国民收入就仍然被几十倍地压制。所谓国企私有化，只不过原来是一批工团主义，或者上缴政府，现在由一个官（中世纪时就是贵族）个人承包，盈利归此官所有；而已。这其实主是从前说的（行政）垄断。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政府，一直到中苏朝鲜的极权政府，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最小内核的、具备必要性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周边包裹了一层监管市场的爪牙，这些依靠"默认权益归于政府（君权天赋）"的权力，监管市场形成Charter，授予一个人（封建贵族）或一批人（国企，中世纪修道院，骑士团，百人队，etc），效果是一样的。中世纪的贵族特权也是由于总是亏损的，而不得不绑定为长子继承权。

国进民退的国有化是现实的危险，同样大的危险，就是把"国企私有化"视为"私有制的市场化"，又把"政府监管"视为中和市场化的中庸之道，那么（国企私有化＋政府监管）就将构成更严重的国进民退。这一新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成为"改革共识"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完全等效的国有化和"国企私有化"，却一边狗咬狗一边彼此视对方为改革，就象窑子里姑娘，变换了体位便自以为从良！

为了发泄而发泄，无穷尽的示威，终将被合理镇压

有关指令其实克制，具体执行总现过火；
春天派和寻求冲突的民众，没有反思"事出之因"；
为了发泄而发泄，无穷尽的"示威"，终将被合理镇压；

邡什事件之中，尽管海内外民主革命党，袭用半岛电视台，为革命而做谣的传统，渲染维稳警察使用暴力。类似的渲染也出现在中山的事件之中，总之是把帝国教科书中胡编乱造的五四情节，也胡编乱造到了这些事件之中。但是按笔者的了解和理解，即使是邡什事件，警察的行动在指令上是克制的；操作上按"防暴条令"办，命令应是驱散任何政府大楼前的大群聚集者。除个别武警外，总体上是克制的。

邡什和汕尾的冲突，都是本地民众与本地基层执政团体之间，就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不同观点的冲突。两者都是因为本地矿山的特许权责权利的分歧。汕毛是本地基层的执政，不是上级政府委派的，纯粹就内政分歧的冲突。邡什书记是上级空降的，钼铜矿据称是书记的动议。本地民众反对钼铜矿是无疑的，如果是居民自治体，可以用公投确定钼铜矿的定标。没有民主机制，错误的决策就无法与正常的政府职能剥离，就只好一起"反"了。

至于中山市，完全是笔者预期之中的农民工政策的遗留问题，借小摩擦引起的大冲突，是农民工团体与本地市民团体之间的冲突，政府地方当局根本没有露面！直接就向省级求援了。此时也可以看看所谓"废除户籍制度"有什么效果。不妨看看这些本地村民居民，还有什么可以剥夺的"户籍制度的福利"，看看这些穷村民，怎么养活现在数以万计，以后还会无穷无尽的外地农业移民。但冲突却已经发生了！

在这些事件之中，共同之处就是维稳单位的目标就是息事宁人，相对地克制的。但是在中山和邡什两地，反而是努力把事情搞大，希望吸引注意力的是部分民众（中山是川籍民工）。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内部宣传，以及部分武警出身的特权阶层的家庭，在具体执行上有鄙视民众，甚至仇视民众（如把民众视作黑社会），有过度使用武力嫌疑。这些行为激化了双方的对抗，是目前在邡什出现的僵局的原因之一。

广东一带的政治环境，以东方帝国的平均水平而言，算是比较开明的。乌坎事件基本上算是和平平息了，那怕尚未最终解决，（没有居民自治，不可能最终解决），汕尾的事件也基本平息，无非是坏了几辆公车；中山的四川农民工群体，情绪仍在比较激动，但闹事的确实不是本地居民。他们深为引入农民工政策所苦，也深为农民工政策不可避免带来的动乱所苦，所谓农民工贡献的GDP，就跟他们完全无关。

如果不反思内地不改革（市场经济去特权化），指望于出口导向拉动GDP，（农民工就只能往沿海跑了），引入农民工的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同时向市民居民转移代价（反户籍制度），实际上只不过是要补贴危机中的政府财政；如果不反思这些政府极端自利的政策，道德却吹嘘得无比高尚的"为农民代言"。贫贱移民与本地贫苦居民的冲突终会演变成屠杀、内战；这是世界史的惯例，包括法国！

事出虽然有因，但当事的地方政府和维稳单位，的确只是希望息事宁人。变着花样示威的一些民众本身并没有反思"事出之因"，也没有具体的利益诉求，只是反复强调对政府的不满。这种发泄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当地政治单位也希望坐来下谈出个方案，息事宁人。如果示威方仍是无穷无尽地发泄，畅想着新词老酒的乌托邦，真正的镇压就会接踵而来。邡什情况似乎表明，邡什比广东更缺乏居民组织，可能这也是局面更难控制的原因。

汕尾的民众比较理性，镇当局中止了稀土矿的特许权，事情就初步了结。邡什涉事的铜矿特许权已经中止，但是市政府前的聚集仍然目的不明地继续着。有点象六十四日期间，尽管似乎有着某种"示威的共识"，但是一百个参与者，有九十种哲学，另有十套乌托邦，就是没有一种明确的利益诉求。邡什市"保卫市府大楼"并不明智，但是民众也应冷静一下，到底要求什么呢？各界不宜再对冲突煽风点火了。

民粹冲击波的解决方案只有：１.文革/打黑；２.居民自治

大秦帝国的赵高新政为打黑创造了舞台；
黑社会/打黑是恶性循环的政治炒作；
群众事件是"开明专制不稳定"的表现；
（开明专制的不稳定＋特权卫道的反扑）＝民粹冲击波；
民粹冲击波的解决方案只有：１.文革/打黑；２.居民自治；

薄主教曾声称"黑社会迫得中央走投无路"。在世界上最为集权的帝国之一，居然有"把帝国中央逼得走投无路的黑社会"！——>如果此话是真的，则说明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连最起码的人情世故也不明白了。基层的干部，当然也不会代替领导的革命爹妈，向这些高高在上的领导提供点学前教育。所谓的黑社会泛滥，无非就是赵高同志给各郡县下的命令：各地若有群体事件，一律拿第一把手查办！

地方实际上无法对这些群众事件负责。而且越是开明宽容却未自治的地区，这种群众事件越是频繁。象今天发生在广东乌坎，中山和汕尾，以及在后薄主政的四川邡什。反而是薄主教那样宁可杀错一万，不可放过一个，这种墨索里尼平定西西里式的打黑运动，反而可以把这种"乱"镇压一段时间。这正是赵高当年收拾秦末乱局的现象：地方当局如果不是隐瞒不报（如殷通），就是拼命打黑、杀民。

所谓黑社会，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把地方"恶性事件"的责任，硬扣到地方身上的"赵高新政"促成的。这些地方真出了事，试问这一把手，除了归罪"黑社会"还有什么办法呢？地方是没有权也没有胆！象薄主教那样打黑的，这样也就为薄主教王英雄到重庆客串，提供了机会——>只有这种空降的领导，才有这种胆量，就象汉武帝派出的绣衣使者！打黑由此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炒作！

所谓群众事件是帝国中央强求维稳，无意中逼官编造的黑社会神话故事。但是公知们发扬五四精神，象炒作六十四日一样炒作邡什事件，自以为是新一茬革命故事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已全部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文革给他们洗脑的革命理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已就是他们拥护的"重庆打黑"之要打的，所谓黑社会！（群众事件）。有趣的乌龙是，大多数革命公害，对重庆打黑也是褒大于贬。

实际上越是宽容开明的地区，越多"动乱"，越是舆论宽容的地区（如广东），媒体报道似乎社会越"乱"。今天所谓此乱彼乱，正是如重庆事件以后，打黑革命弱化的相对"宽容"有关。革命分子却自以为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了。这一点可以从香港那些大陆教育培养的革命大脑发表的言论看出来。为了革命而造谣，是这些海外媒体的新闻特色。那么在中央领导看来，到底是打黑对呢，还是真的法治对呢？

站在中央政治层角度，越是开明则越动乱，狠心打黑杀几千只无辜的富猴子，社会反而能安静一段时间，——>以后洪水滔天，那是以后的事，——> 别责怪天朝帝国的治国验方就是"劫小康（打黑），用牛二（公知），保权贵"，执政者未必不知道刀下多的是冤鬼，但总比自已变成冤鬼来得强。因此当革命分子一心以为革命将近时，将近的却是薄主教这类新文革；革命分子不也多曾为重庆打黑欢呼吗？

有些人以为"文革（冬天）终于来了，民主（春天）还会远吗？"，很哲学很辩证的善良愿望。可惜却不是社会民主进程的规律，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唯一的可能性是，等到文革大革命巴黎公社之类终于过去，人心思静之时，被文革这类暴政搞得闲不聊生的小百姓还要屁民主，摊上墨索里尼这样的英主，已经心满意足了。越开明越动乱，是实体社会学中"开明专制不稳定"的表现形式。

这种因开明而发生的动乱，与既得权益的特权阶层合拍时，就会发生毁灭性的民粹冲击波。这就是历代专制政权，极少在其暴政时倒下，反而是在其开明改革时倒下的原因。对于执政者来说，文革能够把祸水转嫁富人小市民；严刑打黑能够安定一段时间，办法不赖。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当然是让地方城市自治了，但别说执政者不太懂，连秦晖周其仁也不懂！！那么，该怪谁呢？

国企是卖国坑害国民的罪魁祸首

国企是卖国的极品；
国企愤青对中国公民"大屠杀"的死亡威胁；
对国企仍存幻想的林语堂动物；
对愤青仍存幻想的公害知识分子；

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政府所能得到的税收是最大限度的税收额。国企却以2%-3%的效率，从有限的自然资源到最大化下的税基，都以极低的效率糟塌了。如同一个不屑的贵族子孙，把父祖披荆斩棘积累的家产，用极低的价格变卖了，只为旦夕之需！旧称风调雨顺时却食谷种（种子本应播种，回收很多倍的收成），古语所称的"狗崽子卖爷田心不疼"，今天所说的"杀鸡取卵"，国企大概就是极品。

国企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国企所能创造的收入的30-50倍，（以明朝、毛帝国和朝鲜来计，甚至损害达几百倍），也就把一些声称"强迫国企分红"的公害知识分子的伪善面具撕得粉碎，——>除非这些公知只是愚昧的脑残!——>但是，又有什么区别呢？有那一种公害卫道不是愚昧？有那一种极左愤青不是愚昧？乌有之乡这些毛左不也是愚昧吗？象朗咸平这种揣着明白说疯话的生意大师，有几个呢？

看看计生委这样一个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相比，它们自已的也是引剑自宫的受害者！但仅仅为了保住罚款的"国企收入"，不但要剥夺国民生育的天赋权力，连国民批评计划生育这种"科学"的权力，也给剥夺了。计生官员和他们的教授居然能够声称，"三教九流阿猫阿狗，没有资格评价计划生育"（大意），——>这种语法还有"老百姓没有资格评价毛主席"！请问这种官员教授，他们还有资格活吗？

计生委象所有国企利益集团，垄断"评价自身存在的价值（计生委就是计划生育）的权力"，自我评价国企自已"绝对是贡献大于糟塌"，把所有基于自已的国民人权的中国公民，——>是基于自已的人权，不是美国授予的"权利"——>把我们批评（评价）他们国企、计生、国土局、粮食局……的存在价值的公民行权，愤青指我等为"美国收买"的！要杀光我们！要奸遍我们公民的女眷！他们的同胞！

偏偏是这样"崽子卖爷田心不疼"，毫不怜惜地糟塌中华民族的愤青！号称未来东京大屠杀，今天却时时刻刻在屠杀着中国同胞的愤青！却能自称是"爱国""民族主义""向弱者倾斜"……！如果说这样一些霸占着国企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疯狂毕竟是屁股决定着大脑的"正常行为"，那么这些明明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公害，他们为国企，为奴役他们的国企主子卫道，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什么呢？

这些为国企卫道，为高考卫道（为筛选进国企），顽固攻击公民自治制度（即户籍制度）的公害知识分子，不知是否知道，今天的国企和公务员"老制度的老人"，同工种几倍酬却只干几分一的工作；早就是世袭旱涝保收的肥差。新入的"新制度的新人"，工资低工作重，到了三四十岁就给无奇不有的"考核"，故意全涮下来下岗去鸟！特权毕竟是有限的！特权阶层总是不断淘汰边缘者！他们知道吗？

当苏联"完成了城市化"，苏联公民都成为"国企工人"时，国企工人就不值钱了，特供制度的好处就仅仅集中在千分一的干部身上。苏联的工人阶级自作自受！全体一致地陷入经常性的短缺、排队、配给！只能从黑市的昂贵物价中才能得到必须品，——>黑市！才是苏联毛体制下真正的物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避免了苏联僵死的悲剧，但国企特权者，也就仅仅是集中在一小部分特殊利益者之中

如果仅仅凭这样一点特权工人（约4000万），他们要卫道国企特权地位，真是何其难也？要知道，连军队也是国企垄断的受害者！但是今天活跃的公害知识分子，有几个是坚决维护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有几个坚决废除国企？声称"卖国企"有多少？"强迫国企分红"的又有多少？"政府为什么不管"的有多少？——>这些人都还舍不得国企！那么如果革命分子声称革命是必须的，请问，该先革谁的命呢？

国企是对国民的重复征税，国企必须关停

黑龙江"风能国有化"在公有制宪法下"政治正确"；
私有制议会也没有权力立法"风能国有化"；
"风能国有化——>风能国企"揭示国企本身就是税收；
"国企垄断"是对国民经济的重复征税，直到国民税负无限大；

按照中世纪"默认权益归属国有资产"，黑龙江政府把风能国有化，无论是在基督教信仰帝国，还是在天朝今天的社会主义宪法里，都肯定是尽忠党国的政治正确。国家政府因此有可能更加强大（国家不包括贱民利益），就算风能开发完全给荒废了，至少也没有让贱民占了便宜，即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帝国政府也没有因此而损失一分一毫。但如果是在私有制"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计，就大谬不然了。

各级政府不能立法"风能属国有资产"，就连议会也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公民没有把"博弈风能归属"的权力，授予议会和自已的议员。这就是"没有私有制（默认归属权），就没有民主"之意。从道德上指责黑龙江政府，是没有意义的。该地政府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只不过是法盲，也是经济盲。他们没有能力利用风能，只是想风能利用收税（如纳凉费同，风车税），设一道垄断风能的国企！

黑龙江估计会夭折的"风能国有化""改革"，用实例揭示了，国企形成之初，是如何构成了对社会的重复征税，实际上是用极低的社会效率，对社会进行了一次打劫，对国民经济的营业空间加以压缩，却丝毫无利于政府财政税收的改善。黑龙江就算把风能国有化，但是难道真的能占尽"风利"吗？无非是按照已有的风力开放的模式，按固定化的模式投入（先不管那里来的）一笔钱，形成一个风能企业。

当风力发电被冻结在"固定模式"时，是不是就此把关于风能——>替代能源的新技术，完全disable了？又何来技术创新呢？如果没有商业投资，黑龙江就能够把风能变卖？所谓变卖，无非是就是卖出特许权，如果不是意味着政府另花一笔钱的扶植，就是为正当经营的民企，为变卖的风能（特许权）增加了笔成本，抬高了的行业税收，这些企业又如何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风力市场的竞争者呢？

如果黑龙江政府没有对风能国有化，那么只要有利可图，开放风能的商业投资，自然而然就会解决"投资从何来"，也解决了一批就业；如果有赢利，就有了一笔税收。反之，黑龙江政府如果是出售特许权，相当于对民企重复征税，却减小了企业从业的税基！如果自行投资，则是纳税人的负债！就算国企极高效，风能行业本来的收入，应是国民收入，而不是政府税收！即风能国有化本身，就是税收。

如果黑龙江政府没有对风能国有化，那么正常情况下，该行业所有的收入，都是国民经济体的收入，支付运营成本后的平均利润率如10%，在其中缴纳税收。而"风能国企"垄断风能后，就被政权抢劫剥离于国民经济体，成为政府的收入（税），——>黑龙江政府如果不是想收特权权费，显然没有考虑运营风能的成本。这还是在"风能国企"效率100%的前提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由于政府间接决策、投资的效率，必然远远低于自负盈亏的本行业的专业企业，（这里涉及到政府替换个体决策个体事务，是否更具效益的"信仰冲突"），因此风能国企所能提供的行业收入，必定远远低于风能行业民营化所能产生的行业收入；尽管表面上"国企收入，大于民营企业税收的上缴"（这是吸引帝国政府之处，因为没有考虑到成本）。因此实际上是国有化霸占了风能，然后低效地糟塌了！

当黑龙江这样把国民资源霸占（国有化），归由国企低效的垄断经营时，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因为失去了行业收入大了几十倍，纳税人养国企的支出也大了几十倍；政府在此领域的实际净税额则肯定是负数，不得不依靠印钞票填空黑窟窿！这还只是国企霸占行业资源时的通则，具体到黑龙江这个穷省份，黑龙江政府恐怕没有投资的资金！他们的用意估计是要做成向中央申报，骗取央行贷款的"项目"！

国企必须无偿占用社会资源才成其为为国企

国企控制内部成本有可能，但不可能衡量自身存在的外部成本；
国企在有限时期内，生产效率上可能有竞争力；
国企内部可管理的成本不同于"社会为国企付出的代价"
"天赋人权"不被尊重，就会有"天赋国企的权"；

国企作为占有垄断社会资源，经办实物税的政府分支部门。只要国民经济共同体仍然存在，国企职能就可以由市场经济，通过"税收——>采购——>转化为'实物税'"的过程完成。市场经济可以通过成本管理，在满足同样的政府用度的实物税时，其消耗的社会成本，维持在社会可承受的低水平。国企必须无偿占用社会资源才成其为为国企，因此国企控制内部成本尚有可能，却不可能衡量垄断本身的成本。

国企从生产效率上看，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达到与市场经济同样的实物税供应水平。这段时期从经济发展的跨度来看，是短暂的，国企会迅速地因为国民经济体被行政垄断取缔而造成的衰退，渐渐暴露出苏联、朝鲜和毛帝国那种价高质劣的的真面目。但是对于政策争论期来说，国企"高生产效率"延续的时期，又一般是足够长的（10年左右），同时期质量的下降，技术的落后，又显得可以忍受。

在没有明确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原则以前，私有制的"老板自私的市场道德"，始终可以成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传统卫道的攻击，用高价高档的产品水平，对成本窘迫的低价产品作"高标准严要求"的公害知识分子，就总是可以找到号召经济国企化的理由。尽管他们从来不能找到，能够成其为司法诉讼的受害人，但当他们偷换"监督政府特权"的概念，成为"监督政府不国有化"时，总是不缺粉丝。

就算是在市场经济已经为国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尽管较少监管的美国消费的产品质量也是较高的，中国这种全世界监管最多的国家，也是假冒伪劣最多的，但是公害知识分子就仍然可以通过指责私有产权，而把"侵犯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恍惚仅仅降格为此派彼派的口水之争。不是"信仰自由"吗？信仰你阁下是奴隶并付诸现实占有，也是自由吗？仅仅观念不同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须评价我们本身存在的社会成本，"我思固我在"，我用我自已的私有财产，我自已的汗水劳动，承担我自已的存在成本，因此我们要求自已的劳动成果归自已所有，除非有更有利的交换价值，经我们同意后完成自主交换。这样我们就不会贫困，也不会最终因为贫困而饿死。这就是所谓的私有制，或者说人权私有的普世的个体价值观。这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人权私有的天赋权力！

这种最基本的人权，在中国天朝却是被践踏的，被公然否定的。典型就是计划生育，居然还在惩罚性征收"社会管理费"。计划生育的所有理据，居然是要说服计生委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中国新一代公民才有生存的权利！计生委，不就已经是一个垄断了"出生权许可证"的庞大的国企吗？当计生委"计划苍生"时，请问计生委本身对国民的存在价值，由谁去评估？谁能否决？是否要杀死计生委才能否决？

国企是需要外界评价国企存在的价值的，除非明确国企是一个利益自利的集团。那就意味着国企是一个依赖于行政垄断，剥削着某一方国民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无论国企中的员工是富裕的，（可能经营也是有方），或者是贫困的，（可能是垄断项目无价值，或者经营无方）。但是一个贫困的国企（象毛时代的国企），并不等于对社会是无侵害的，因为行政垄断的成本，纳税人毕竟是支付了。

明确"国企内部管理可能控制的成本"和"国企本身存在的社会成本的衡量"的区别，就能明白国资委这些特珠利益集团的所谓"国企垄断不能废除"，声称"让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国企严格控制（内部）成本"，都只不过是基本概念的混淆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僭占国民权益的顽固不化。但是国企和计生委这些剥削阶级，却分别得到了如杜建国这类公害，和计生分子的"支持"，那么该革谁的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