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暴露阻挠改革的特殊利益群体

改革初期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暴露阻挠改革的特殊利益群体；
"民主分子"冒进急躁的同时，放任利益集团跑马圈地！

正因为公有制帝国的长子继承权特殊利益群体过分强大了，因此改革两个新凡是的原则，"凡是能自治的不监管，凡是能事后追诉的，不事前监管"，暂时仅仅是口号化的原则，而不可能是改革的本身。这类符合私有制进程的"改革原则"，都不会对让现实很快改变，极可能是什么也改变不了。唯一的效果就是暴露现实中狙击私有制改革进程的特殊利益群体，到底是谁！无论原则的创设者，本来是何用意！

因此当国资委如邹宁大人，中央银行如周小川大人，他们跳出来为各自的部门的特权利益争鸣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改革两个新凡是的原则，仅仅共公之于众，就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目的。部分民主口号的诉求者，如杨恒均先生的《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会把革命的火力集中在他们眼中的"当权者"上，而忘记了美国社会的权力之源是公民的私权，而不是公有制社会贵族的长子继承权。

因此，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总统，乃是公民私权的"公仆"，而东方帝国为人民服务的长子继承权，却是公民的主子，东方帝国的领导，实际上是贵族长子继承权的公仆。世界上没有任何政治法则可以监控"君主之权"，美国人所能监控的只是他们自已的公仆，原因就在于美国社会的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而在东方帝国，如果平民大众能有效地监管着特殊利益部门的长子继承权，就不会出现"国进民退"了！

所谓"国进民退"当然只是我等体制外小民的切身感受，国资委的领导们就断言否定：根本上没有国进民退！国企效益好不是因为市场垄断，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国内外的几百强！帝国青年报中的体制内评论员，干脆就是"根本没有体制内外区别""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坏体制内"——>民粹听来舒服的哲学，实际含义就是"他们享受长子继承权舒坦得很，你们要反就反政府！反户籍制度吧！"

难怪周小川同志也有样学样，"金融垄断薪水高，不是因为垄断，是因为国有垄断金融秩序贡献大！"，自然让他们放弃垄断，特别是放弃金融垄断，他们宁愿判死吴英，也是绝不放弃垄断特权的。跟这些大人没什么好争的，不如替他们把话讲清楚：产业是要垄断的，垄断他们是不认的，小平民低薪还会失业时，他们的高薪高福利高稳定的，他们亏损的话小平民必须补贴他们，他们是不能倒的，……

顶层设计的改革者，既然是走"民主，少监管"的路，当然不可能监管利益部门的自利声音；屁股决定着大脑，国资委的邹宁，金融垄断集团的周小川，同样是国企系统的秦晖，国企垄断的受益边缘的毛左特权工人，当然也可以发出他们自已的声音，问题在那，当这些特殊利益部门在讲利益时，所谓民主分子的舆论中，却盯着"当权者"不放；不是嚷普选就是唱无私！要不就哲学，道德，传道，宗教信仰！

当国企，国资委，金融垄断部门，享受着行业准入的排他，（得益于政府监管的权力，通常监管的权力就是这些"自称不是垄断的长子们"），民营百业萧条时，享受着高薪高福利高稳定，不能倒的特殊待遇，让穷鬼国民补贴他们这些依赖长子继承权对国民经济的垄断肠满脑肥的"贡献"时，从私有制角度看，这些享受长子继承权的特殊权益的就是所谓权贵。只有权贵才有长子继承权，两者可以划等号。

但是妙就妙在，不但毛左薄粉可以把权贵，偷换成了"民营企业家""富人"，——>毛左因而称"人民（毛左）喜欢薄，（被打黑的民营资本家）权贵（不喜欢）"，从通钢杀人案到重庆打黑，无权无势的体制外平民，就此成为毛左革命中的"权贵"！就连传统文化的传教士，这些所谓民主启蒙人士，也是忽略了长子继承权，而把私有权益视为"富人没良心"。土左洋右联合革命，请问那是革谁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