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的权力意味着君权

长子继承权和奴隶制，都向纳税人转移成本；
君主针对长子继承权的"监管""反暴利""宏观调控"；
监管是对长子继承权的"微调"，对私有产权的国有化；
监管与规范的概念异同； 监管是规范的警察权的极端化；

改革两个新凡是的原则，"凡是能自治的不监管，凡是能事后追诉的，不事前监管"，至少从文字上是写对了路子。但是只要对照一下强大的特权利益部门，能够把"去特权化"的改革，给革命成"国进民退"，还能打死不承认！不由得公民们不对这些贵族老爷的反改革能耐，肃然起敬。但是归根到底，不是这些特权利益部门的贵族老爷自利——>问天下谁不自利？而在于民众对于长子继承权缺乏认识。

当把依赖于行政力量扶持的贵族的长子继承权，从私有产权中分离出来后，整个从奴隶制到中世纪一直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就变得玲珑剔透。奴隶制对奴隶的所有权，一般而言也是长子继承权，因为奴隶主控制奴隶的成本，实际上转移给了奴隶制国家的税收负担。即使不考虑奴隶本人被视作畜牲，对于没有蓄奴的纳税人，也构成了剥削。这是这是罗马共和国（不是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贵族的长子继承权的维持，与奴隶主把控制奴隶的暴力成本转移给国家纳税人的流程，非常相似。象国资委和包括中美在内的垄断的金融体系"过分垄断，以致大得不能倒"的维护成本，同样是给国家，以"救助，帝国的长子，国家的支柱、利益、安全……"等等无穷尽的，不容小民纳税人置辩的伟大理由，强行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身上，有谁敢说半个不字，说不定就让韩德强这类毛左，打成汉奸！

所谓长子继承权就是不容破产的；如果面临破产的危机，国家（君主）是必须加以政策和资金外的扶持。反之，如果长子继承权效益好，持有的贵族是没有权利尽情享有的，否则即为奢侈，效益好的长子继承权要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减轻君主的负担。如果等君主开口就是觉悟不高，君主开口时就叫监管，"反暴利法"。这种享有长子继承权的政治稳定和暴利时相应的额外责任，就叫道德"经济学"。

如果说长子继承权的创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对长子继承权的监管就是所谓的调宏，影响大量长子继承权时就叫"宏观调控"。无论是那种说法，都是君主权力对持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的"微调"和利益的酌量回收。君主对贵族长子继承权的监管，是过多效益的回收，但长子继承权效益不好时，就要扶持，避免其破产。实在要取消没有希望的项目，也要安排贵族再就业。如特权工人的"下岗，上岗"。

当这种君主权力的监管，针对于私有产权时，就是对私有财产持有者的，个体定向性的特别税收，相当于针对性的国有化，不可能从no votes no tax中找到任何依据。由于君主负担有对自已创设的长子继承权的维持责任，（也是为了自已的政治基础），这种针对私有产权的特别税收，总是用于补贴早该破产的长子继承权。这就是国进民退。在重庆薄主教时，暴力了点儿，就叫"打黑"，"共同富裕"。

无论是对贵族的长子继承权，还是对于私有产权来说，监管的权力意味着君权。将其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的"规范"相区别是必要的。笔者以后采用以下定义：管制/监管和规范，在英语同为Regulation。但是"管制/监管"的权力授自于君权，是君主行权的形式之一；"规范"授自公共服务的警察权，依照私有制私权民主授予的共约的法律执法。权力之源授之于何处，是区分"管制=监管"与规范的根本。

在外观表现上，监管的权力表现是范围广泛的，深刻的，可以雷厉风行一言九鼎的，实际上权力是无限的；源之于警察权的规范执法，范围是针对性，小范围的，仅限民事责任的，随时可能被刁民依法反咬一口，执法者战战兢兢，……。当社会被广泛监管时，意味着警察权的扩大化，甚至极端化。采用这样的政治体制的就被称为法西斯国家，或者称"警察国家""极（端警察）权国家"。您警觉了吗？！
ps:发现一些毛左哲学家，将"君（有）权"与"私有产权"相对，称之为"公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