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对经济的伤害是双重的

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的三个互为必要的条件；
（放弃监管＋减税＋精兵减政）互为必要条件；
改革如果要成功，同步推进（放弃监管＋减税＋精兵减政）

改革两个新凡是的原则，"凡是能自治的不监管，凡是能事后追诉的，不事前监管"，暂时仅仅是口号化的原则，而不是改革的本身，因此还需要察其言，观其行，视其果。所涉300多项"传统习惯法"的监管措施的废弃，由于暂时对细节缺乏了解，更不可能逐一了解细节，因此暂时也无从详评。甚至可以肯定，其执行程度也必定是参差不齐，仅仅是从概念上的原则而言，中央改革路子，是走对了。

中央此前也提出了减税的原则，笔者同样感到无从详评。对于公有制背景的社会来说，意味着真实税负无限大。任何改革如果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必定反映为某种税收的真实减免。问题在于，减税的原则，要成为税收减免的真实，还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减轻相应的监管，以便民间能占取减税腾出的经济空间，创造更多的效益。此即两个新凡是改革原则。其次是精兵减政，减少对原额税收的依赖。

换言之改革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是互为必要条件的三个原则的真实贯彻，（放弃监管＋减税＋精兵减政），三者的总和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就是里根革命的真正的内涵，而不是什么真的增加了什么供给（学派）。放弃监管（即新两凡是）是废弃长子继承权构成的隐性税收，而无论此税收是否转化成真实的政府原有收入；精兵减政是为了避免减税成为临时的政治高利贷，而是永久性改革。

精兵简政的原则几十年前就提出过了，但是总是无疾而终！东方帝国的功臣干吏们却是越减越多，甚至令其人事系统成行成市，成了名为高考的新科举，到今天居然已经有上亿政治食利者。以往行政改革总是失败，原因是如果不能放弃监管型的经济，一个萝卜一个坑，总是需要恢复原有的机构；监管的问题总是越来越多（象腐败总是越管越多，经济越管越萧条），机构就越来越大，最后干脆国有化。

以往所谓减税也喊了很久，同样也是无疾而终。原因之一是天朝帝国的公有制，抄袭于西方私有制社会的公开的所谓税项，只是真实税负的很小的一部分。天朝臣民负担的还包括大量因为监管、管制、审批，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特色法治"批下的社会效益责任，以及大量臣民不能不缴不叫税的费（包括社保），还有大量国企不叫垄断的专营，和国企从业者不叫暴利的高效益……，统统是臣民真实的税负。

在被称为"税"的国民负担只是配角，不叫税的国民负担是主流的情况下，所谓减税不减税，其实是"是否需要隔靴搔痒"的殷勤。如同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应税的薪金只占很小一部分，多的是隐性的福利和不叫薪金的津贴；在把所有隐性的收入汇总应税以前，所谓加强对国企人员个人税征收，全属政治外交性的废话。所以对有意义的减税必须在"政府所有收入＋国民所有机会成本"的前提之下。

以往减税总是无效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成功精兵减政；如前文解释，后者又是因为公有制帝国的监管型经济，总是少不了无数干部队伍的为人民服务的吃皇粮。只要是监管型经济，就不可能精兵减政，也就不可能真正减税。只要是监管型经济，本身又因为损害了国民商业机会而构成了额外的机会成本，即长子继承权导致的资源荒废，或者说是对财政其实无益的隐性税收，对国民的损害却是真实的。

因此监管对经济的伤害是双重的，既消耗了财政上宝贵的预算，又构筑了无助于财政收入的隐性税收。可见诸如食品安全竭斯底里的公害知识分子，其危害不亚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卫道！监管导致精兵减政终归无效，也就导致由于机构支出实际上是恒定的，任何减税都只不过是跟时间的借贷，最良性的情况下也相当于国债，从李嘉图等效的意义上也就是减税无效。实际情况则常常是高利贷，过后加倍索还！